HI,欢迎来到好期刊网!

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

时间:2023-11-22 11:06:02

导语:在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

第1篇

田芬(1986-),女,湖南张家界人,贵州财经大学2011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管理。

摘要:本文在探讨货币政策与我国通货膨胀及真实GDP传导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S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及真实GD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动态关系。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SVAR模型

一、引言

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是货币政策专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货币政策的调节过程是通过货币总量、总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作用来实现。因此,通过一个向量动态模型可能会更精确地反映出通货膨胀在一个互动的系统内受到一个随机冲击后持续的时间跨度,从而清晰地表现出通胀惯性的货币政策滞后效应。

二、VAR和SVAR模型分析框架

VAR模型的推广始源于著名计量经济学家Sims1980年的著名文献。此模型是多个方程的联立,模型中每一个方程的内生变量对整体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滞后项进行回归,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表示为:

即便VAR模型广泛应用于多元时间序列中,但因其当期相关关系隐藏在误差项的结构中,各种信息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导致脉冲响应函数的经济含义模糊不清。然而采用结构VAR模型(SVAR)包含了变量当期之间的关系,能够显示出隐藏在模型误差当中无法解释的相关结构,通过对模型做一些简单假设,能够更好地提供模型系数的结构解释,其方法是通过对数据施加约束条件对变量的冲击进行识别,并得到相关变量对系统冲击的反应方向与强度。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估计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代表货币政策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GDP增长率分别代表通胀率和真实GDP。设变量LNM2、LNCPI、LNGDP分别表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通胀率和GDP增长率的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数据统计中选取了1997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共60个数据。

2、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了保证该模型的有效性,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序列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NM2、LNCPI及LNGDP序列均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M2、LNCPI和LNGDP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为平稳序列。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利用了VAR模型来进行系数显著性检验,可以用来检验某一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阶项是否对另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当期值有影响。通过检验可以得出结论:GDP的增长率与CPI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

4、VAR模型估计

估计VAR模型,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的确定。滞后期太少,不能完整地反映变量间动态关系,滞后期过多会导致自由度减少,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滞后1-5阶VAR模型最优自回归阶数P的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指标中有四个显示为滞后二阶,采用“多数原则”,即超过半数以上的可用判断准则指向的滞后期数。因此,该模型选用的滞后期数为二期。

则估计出的VAR模型为: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结构VAR模型对1997一2011年的货币政策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由SVAR模型关于各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情况来看,广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动态关系。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变量当期的变动影响要小于对于他们滞后期的变动影响效应。鉴于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上具有滞后的作用,在调控把握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滞后期的范围以及国内对于政策实施的预期效应,才能更好的稳定市场。(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金泉、刘志强,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J].吉林大学学报,2002.

[2]刘斌,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间的互相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

[3]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觉[M].东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第2篇

水利效益不同于其他建设效益,具有一定的延后性,需在建设项目完成后一段时间内才能体现,在水利统计的过程中,水利经济效益往往容易忽略。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将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人民、国家发展的中心,水利是人们生活、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条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水利经济学是用于研究水利事业的经济活动规律与关系的科学,在水利工程建设的每一阶段均能得到应用,能够优化水利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等多个阶段,水利事业作为基础的公益性事业,研究水利经济活动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为水利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水利经济学在国内国外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2.1水利经济学在国内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水利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水利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社会基础结构之一,具有行业经济特点、社会经济特性。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不断的发展,现阶段已形成一套富有我国特色的水利经济理论与体系,水利经济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等也会作出相应的转变。根据水利行业的发展特点,水利经济市场化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的局限,在水利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还需参与一系列公益,例如防洪、抗旱等。我国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普遍具有公益性、经济性效益的特点,在水利工程经济特性的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良性的水利运行机制,有助于推动我国水利事业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关水利经济研究人员对水利经济运行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由于我国水利经济运行机制比较复杂,再加上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水利经济运行机制不能满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需要,严重制约了我国水利工程经济运行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不断的深入,结合国外优秀的水利经济运行理论与技术方法,不断研究与摸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利经济学管理体系,我国陆续颁布相关的水利经济规范及文件,为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评价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依据,我国水利工程改革逐渐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2.2水利经济学在国外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二十世纪初期最早的经济学概念由美国提出,人们首次认识到经济、时间、价值这三者的关系与作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基于工程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美国整治与修建水利工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是水利工程项目第一次建设资金少于其整体经济效益。随后美国政府连续修复和完善相关的水利工程条例,制定了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评价标准与内容,提出水利工程建设应从国民经济出发,对水利工程管理进行综合研究与分析,不断优化建设方案,并指出水利工程建设的目标与方向。水利工程建设应能够改善国民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注重经济、时间、价值这三者的协调关系,资金与时间形成科学、规律的换算值,能够对整体水利工程建设的效益作出评价和分析。一九六五年计算机技术面世后,随即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水利经济学采用计算机技术及工程理论,不断推动了水利工程建设的改革与发展,在水利事业改革期间,为准确的体现出水利工程建设的效益,提出水利工程建设的新概念,即能够反映出区域经济、资源、居民工资、市场汇率等,并将其纳入水利工程计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等阶段中,基于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下,制定科学合理的水利工程建设方案与方法,由此建立了可行性高的水利工程建设方案评价体系。

3水利经济学在水利工程中的发展方向

加大水利经济学的研究力度,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水利经济学作为水利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依据,不仅有助于协调水利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还能优化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每一阶段,降低整体工程造价,提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发挥出水利工程最佳的效用,保证水利最大限度的利用率。二十一世纪以来,水利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水利经济学附属分支学科也逐渐丰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水利规划经济学、水利灌溉经济学。水利经济学的研究也会朝更精细、更全面方向发展,例如不断衍生出水利经营管理经济学、水利施工经济学、水力发电经济学、防洪经济学、水库移民经济学等。根据我国实际的国情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水利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应着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的目标与地位、水利效益指标、水利事业的性质、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筹集渠道、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等。水利效益是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目标,水利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由于水利效益具有一定的延后性,还需加强对水利效益的定量计算研究、基层水利统计的调查与研究等内容,水利效益的综合计算需要各种数据、信息的支持,数据的采集、分析、处理、计算方法等有待加强。在实际工作中,还需相关研究人员制定长期、短期内的水利经济学研究规划,并严格按照水利计划,实现水利经济学在水利工程中科学的、合理的、高效的应用。

4结束语

第3篇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 教学改革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1-0243-01

引言

发达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起步早,其学者概括产业经济发展规律性的理论著作问世也较早,产业经济学理论在国外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虽然产业经济学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但是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形成比较晚[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西方产业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西方的产业经济理论逐步传入我国,并且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热门学科。

1.产业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目的

1.1学科性质

产业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用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新兴的应用经济理论,是一门介于宏微观之间的中观经济理论。本学科以“产业”作为研究的焦点,探讨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等规律以及研究这些规律的方法,进而分析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各种均衡问题,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我国主流产业经济学偏向于借鉴日本的学科体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理论部分(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关联、 产业发展)和理论应用部分(产业政策)。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围绕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互为决定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 升级、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产业间的空间分布关系、单个产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进化过程等问题展开的,各个基本理论研究都具有明显的现实问题导向[2]。

1.2学科目的

我国高校设置产业经济学课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产业经济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产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的能力,并领会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相应政策的内涵。通过课堂教学和实验、以及作业与案例讨论等方式使学生初步具备应用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产业发展规律的能力。

2.产业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缺乏规范适用的教材

一本合理适用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国内的产业经济学教材内容和结构普遍借鉴国外不同发达国家,不同教材之间其内容和结构安排不同,教材内容混乱,案例陈旧,缺乏一本内容安排合理、案例时效性强、同时结合中国发展实情编写的适用教材。

2.2教学与考核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高校产业经济学的教学还是沿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采用内容相对不变的教材,以老师“填鸭式”的讲授为主。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与现实产业发展严重脱节,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达不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中,对于学生的最终考试成绩往往采取平时成绩占20%左右与期末考试成绩占80%左右的方式加权求和。考试的命题方式以名词解释、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六大题型为主。考核手段仍旧停留在对课堂知识的考试这一环节上。

2.3教学实践环节不足

由于产业经济学和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其口径宽、涵盖内容广泛,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得到极大拓展。目前我国许多高校还不具备建设经济学模拟实验中心的条件,即使建有实验室,很多实验室只能是采用模拟贸易操作、模拟谈判等方式针对某一个课程的操作,至今也没有出现一种良好的解决办法能够让学生真正了解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3.1创新教材体系

在目前我国的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首先,应该大力鼓励教师自己根据对课程前沿理论的跟踪,将最新的理论研究热点以及自己主持或参与的相关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作为课程内容的丰富和补充,提高教材的研究层次和实验特征;其次,应该鼓励教师通过多年来自己对本学科教学经验的积累以及知识的融会贯通所形成的讲义作为教材,有效弥补产业经济学现有教材知识比较陈旧的缺陷。

3.2改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我国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教师必须改变单一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实验器材等现代教学设备,将“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向“以问题导向型”的素质教育教学方法转变。同时可以通过制定奖励机制,引导学生积极发言,踊跃讨论,增强学习兴趣,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

3.3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改善考核方法

现阶段我国高校的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过于单一,不能真正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与运用能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必须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将课堂考核与课外考察相结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学校和学生及其家庭多方面的共同作用。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走入社会、融入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的机会,从而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和发掘生活中的产业经济学案例事实。

参考文献:

[1]水.产业经济学(第二版)[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4~35

[2]柯颖.我国高校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初探.[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68~169

第4篇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实体经济市场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以来,经济学市场领域是市场调节为主还是政府调控为主是一直争论的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政府都从未完全停止调控行为,放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就我国而言,虽然本届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努力回归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但是宏观调控手段在我国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就货币政策而言,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以直接或者间接调控货币数量为主,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却相比较少,即便在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T提出后,国内外非常多的理论也在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常数。

所以,本文意在对我国实体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其变化的因素,验证其变化是否稳定,并进一步揭示其变化的趋势。从而在货币流通速度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自威廉配第开始就将货币流通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配第在其《货币略论》中,提出货币流动速度和货币流动数量方面呈反比,是互补的关系,并第一个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函数。

魏克赛尔(1915)找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中最重要的5个变量:第一为人们对货币交易的需求,第二为人们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第三为贸易信誉,第四为银行的信用,第五为货币利率与自然率的差值,以上几个方面决定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小。

费雪(1911)提出了清晰的货币流通方程式MV=PT,反映的是在某个时间上,货币周转和商品周转的关系。为了使得交易价值总量PT和名义货币量M相等,所以在货币存量M上乘以V即货币流通速度,代表在时间段中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

收入说主要是针对在费雪方程中一般价格水平比较模糊的缺点,同时结合宏观领域国民核算的进展,庇古提出了收入方面的货币流通交易方程式MV=PY,其中Y代表的是国民收入,而V代表的是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且在此方程中,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比较容易观察和计算的变量。

现金余额说的代表是剑桥的现金余额方程式,主要是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等人提出的,其表达式为Md=KPY,其中P乘以Y是代表名义国民收入,而Md代表的是对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或者称为是现金需求,K所表示的是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比的大小。不同于前两者的货币供给理论,现金余额理论从货币需求角度入手,在货币均衡的时候货币的需求等于外生的货币供给。

相较于国外理论研究,我国对货币流通理论研究较少。基本可以分为,制度方面的研究和市场方面的研究。在制度方面,易纲(1996)将原有费雪方程式MV=PY中加入货币比例系数λ,得到新的交易方程MV=λPY,他认为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货币化进程的加快。曾利飞等(2006)认为随着金融的发展,货币流通速度会上升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在市场方面,冯菲(2010)认为交易流通速度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并说明2000年前后交易流通速度和收入速度出现了分化,原因是金融交易引起的货币需求。胡正,秦娟(2012)运用1978-2009年数据分析得出随着1992年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虽然我国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但虚拟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在加快且已经超过前者下降的速度。

三、理论分析

传导机制分析:实体经济的增长理论上会促进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而金融投机市场投机的增加可能会对实体经济货币产生替代作用,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市场利率的增加会增加储蓄意愿减少信贷需求,从而减少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

建立理论模型: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持有理论有,并联立庇古的国民收入货币流通速度方程MV=PY,有(货币流通速度约束)。效用最大化下的新凯恩斯曲线,在其货币流通约束下解得:

(1)

(2)

通过分析方程(1)可以研究得出:

命题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预期到的国民收入上升时,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增加的,这说明人们在预期到经济趋势向好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会增加;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交易性和谨慎性需求k增加时,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降低的。这可能是由于在经济环境一定的情况下,交易商品的方式方法发生改变,或者交易性需求和谨慎性需求综合作用,使得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对下降。

命题二:投机需求h的变化要受到对经济增长预期的影响,当预期到的经济向好时,小于0,投机需求的增加导致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增加。说明在预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人们预期实体经济市场的回报率会上升,所以相应提高该市场的投机需求,从而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相反在预期经济预期衰退的情况下大于0,投机需求的增加导致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这可能是由于预期经济衰退,所以投机的领域集中在金融投机市场上,从而减少了实体领域货币的流通速度。

通过分析方程(2)可以研究得出:

命题一: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市场利率的增加会导致实体经济市场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这主要就是因为人们储蓄意愿的增加和企业信贷意愿的降低所致;反之市场利率的降低则会提高货币在实体经济市场的流通速度。

四、实证分析

1.测算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速度

根据庇古的收入货币流通速度方程MV=PY,可以得到MV=GDP。但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所以名义货币量M要减去两个方面的数据:其一为金融投机市场上的货币量,本文用流通股票的市值代表;其二为法定存款保证金,这部分资金只是存放在央行的沉淀资金而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且名义货币量用M2表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包括进入实体经济市场的资金。

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通过选取国家统计局我国1993年-2003年的数据和人民银行1993年-2003年数据计算可以得出:

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是一个常数,而是大致在0.9-1.6之间,而且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自1993年以来有先加速再减速再加速的趋势。

2.我国实体经济市场货币流通速度和预期经济增长、市场利率的计量关系

由于预期经济增长率比较难以衡量和估计,本文假设人们可以根据本年的经济增长率大致估计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即用本年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预期下一年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并带入我国1993年-201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并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可得:

Y=1.38+1.51X1-0.06X2

(5.1)(-51.5)

F=1328

(其中X1代表我国GDP增长率,X2代表我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得:

经济增长率和市场利率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显著,从数据得出在我国,国民收入GDP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增加1.51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市场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减少0.06个百分点。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模型中预期国民收入的增加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有促进作用,而市场利率的增加则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有抑制作用。

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说明了三点:

第一,通过计算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判断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并非是一个定值,也并非平稳,而是在一个范围(0.9-1.6)内波动的。这种波动可能来自于实体经济增长方面和市场利率方面。

第二,通过计量分析,进一步在数据上说明了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央行利率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有统计影响的。其中我国国民收入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着促进作用,而市场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着抑制作用。

第三,结合第一点和第二点分析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货币流通速度非平稳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经济周期和经济的波动,还有货币当局央行的频繁调整利率货币政策。使得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自1993年以来呈现先加速再减速再加速的趋势。

五、政策建议

1.在不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增发货币量同时保持市场利率不变时,名义货币量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增长,而且国民收入增长会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从而促进国民收入进一步的增长,产生螺旋上升效应。

2.在不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不仅增发名义货币量,而且同时还降低市场利率的时候。则是对经济的一种强刺激,两者共同作用,可以比较迅速的提高国民收入。

3.在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市场利率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机制虽在也在发挥作用但有可能会减弱。因为有一部分货币量进入到金融投机领域,使得实体经济领域中的货币量减少或者流通速度减慢,从而减少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所以,在我国整体的经济环境下,不仅要从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方面考虑货币政策的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实体经济市场和金融投机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分配和稀释”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费雪.货币的购买力.商务印书馆,1934.

[3]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6(12).

[4]冯菲.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分析-理论,逻辑,结构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

[5]曾利飞.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与货币流通速度.世界经济,2006(8).

第5篇

关键词:会计研究;经济学;新常态;前沿探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拓展,社会经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动态演变。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抓住当前新的战略发展机遇,以创新驱动发展进而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尤为关键,而会计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导向也将必然在经济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三十多来会计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将会计研究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与经济的互动中找到会计发展的内在逻辑,促进会计研究的繁荣。财政部于2016年10月最新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1]中明确提出,会计研究应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及会计工作实际,深入开展会计学术理论创新,推动会计改革与发展。本文正是基于对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及会计研究进展的分析,试图透过经济学视角,对传统的财务会计研究进行细致深入剖析,旨在更进一步丰富财务会计相关研究的同时,通过新思想方法与政策建议的提出以探索未来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方向与发展前沿,服务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目标。

一、会计学的演变、研究方向及现状概述

会计学的发展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从文明古国对会计活动的独特记载,到近代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对复式记账原理的阐释,以及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诞生的财务报表、成本管理会计等新理论及方法的出现,直到现代会计使得会计发展步入了成熟期,每个阶段都离不开经济进步的催生作用。而由于规则具有普遍性与公认性的特征,因此对于现代会计学的定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出台过程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基于当前会计研究最新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通过对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进行相应修订,对当前会计准则的修正及实务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进而使得会计学研究向纵深一步发展[2]。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作为现代会计学的两大分支,在服务对象、反映内容、核算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共同促进着会计学的发展繁荣。财务会计服务于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通过提供企业相应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指标,使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相关的目标;而管理会计则偏重于企业内部管理,且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需要又出现了将成本核算与管理会计相结合的成本管理会计这一新视角。由于管理会计是在20世纪中期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的,因此两者在差异化的基础上又必然反映着一致的相有机交互的会计信息系统。当前我国高度重视会计领域改革与实践,着重培养高素质型会计相关人才。会计领军人才、会计名家培养工程、中国会计学会会议等,无不作为高层次交流平台促进着中国会计界的繁荣进步,以加快我国会计的国际化接轨进程。

二、经济学方法论及其对会计研究的引领

西方经济学含义较为宽泛,按不同方式可进行多种类别划分,这里我们选择应用较广的以经济理论的考察研究为标准,将其总体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门类,具体可细化为包含多种部门或领域的研究对象与成果,如资源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且其中适当穿插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等内容。微观经济学主要将市场经济中个体单位的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着重行业、厂商的行为及其交互作用;宏观经济学则研究总体经济活动如国民经济的现象与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到兴盛,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作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其后的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从边沁的简单功利主义出发,论证了基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与赋税理论,促进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19-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逐渐发展起来。马歇尔作为新古典学派创始人,局部均衡与边际分析理论作为其代表性经济学说在《经济学原理》予以充分阐释,建立起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而同时期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也逐渐发展起来,包括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理论,并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价格机制无法解决的需求不足问题。20世纪至今,以保罗•萨缪尔森、曼昆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确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等理论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西方经济学,反映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与经济学应用领域的扩大。经济学现象无处不在,所以某一特定会计行为背后可能涉及远不止一种经济学理论,而是能够用不同经济学观点予以阐释,对于会计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也受到学界较大关注。阎达五等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经济理论应用于会计中的发展阶段及成果,并以理论等为例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会计学视野中拓展会计新领域工具的作用[3]。葛家澍则通过对马克思、亚当•斯密和科斯三位经济学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包含财务会计的相关部分进行探讨,认为经济学是财务会计的基础[4]。在会计现象的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中,以经济学方法体系作为研究工具来解释现象、分析成因、提出对策等具有较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撑。运用SPSS、EViews、Stata等统计软件进行相应的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结合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等知识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目前已成为会计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应用广泛。

三、会计行为及动因的经济学原理阐释

通过对CSSCI和核心期刊里收录的经济及管理类期刊中开设栏目的分析研究,根据会计研究方向的差异,总体将会计行为划分为会计信息、公司治理及其财务行为以及其他方面三大研究主题,而各大主题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与趋同的一面,以下展开具体阐述。1、会计信息方面会计信息研究主要包括对信息质量要求、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探讨。市场经济中,根据“经济人”假设及有限理性原理,企业在成本-收益规则下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极易造成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如会计信息失真、信息披露滞后等现象。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企业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等逐渐提上议程。如2015年举国震惊的天津港爆炸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瑞海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收买有关负责人,使其,以便在港口审批、监管方面打通关节,造成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责任险的缺失。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超出某一效用水平后,边际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出下降。对于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环境资源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通过确定其消费倾向与行为偏好,在一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最优商品组合使其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以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规范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行为。2、公司治理及其财务行为方面公司治理及其财务行为是会计及财务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经济学理论应用最为深入之处,主要指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具体包括IPO、资本结构、股权变动、内部控制、高管薪酬等方面的分析。公司刚上市时为确定其资本结构及相应财务指标,其往往倾向于不负担一揽子支付而享受市场低价的好处,带来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当价格大于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时,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无法实现,此时的一般均衡模型是低效率的。在企业不断扩大经营规模、逐步占据市场、着力提高其营运能力及盈利能力的过程中,可能会通过某些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以获得并维持其市场地位,而且这种“寻租”活动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强而不断增大,厂商所付出的寻租代价在实际中远远超过经济学理论中探讨的“纯损”三角形。企业经营过程中,其财务管理结构的不合理很容易造成外部性问题的产生,而解决由经济的外部性导致的一系列消极逐利行为不仅可通过政府采取公共政策予以管制,作为企业主体,也能够通过私人对策最大程度地使外部性内部化。除了通过采取道德约束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明晰企业内部财产关系的做法以防止暗箱操作。科斯定理认为,在产权清晰界定的前提下能够达到社会应有效率水平,然而其假设条件是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且适用于当事人较少的情况,因此应用起来仍存在一定困难。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公司治理当中也较为普遍,针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交易者策略行为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企业的财务及会计活动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如政府、所有者、证监会、社会公众等,如何采取有效手段以满足这些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可以看作是企业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行为。以所有者(股东)为例,由于管理者比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掌握更多内外部信息,所有者难以有效监督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并评估其对企业的影响。因此,所有者无法依照管理者的表现对其进行全面、准确的奖励和惩罚。这样,管理者就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有损于所有者利益的决定。因此,股东往往通过采取一些激励手段,如高管薪酬的方式,来有效缓解在公司治理中形成的委托-问题和信息不对称,进而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存在着非均衡的博弈行为,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而各主体间也要根据其他方的反应来选取自己的决策行动及策略组合。如企业的股权变动、内部控制等行为必须考虑到其他各方的态度与行动,如何做出最优决策进而达到纳什均衡,以及使自身成本与收益水平位于预算线规则约束之下等等,都是公司治理所需面对的重要问题。3、其他方面新常态的主要表现之一在于新的制度条件,即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市场经济中,政府在基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机理,引入短期价格粘性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以最大程度降低使财政政策实际效果削弱的挤出效应,进而维持经济稳定。通过政府行为及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由经济的负外部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明确市场主体的经济责任。会计诚信缺失、舞弊行为的出现等现象,正需要发挥政府管制和证券市场监管职能,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政府通过在效率产量水平上向污染者课征经济激励性质的“庇古税”,当企业增加单位产量时,通过缴税的形式最终达到MPC=MSC,避免资源的无效配置;此外,排污许可制度的设立也可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实践,由于污染权的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因此可通过给定减排数量R*,使得不愿支付相应单位污染权均衡价格P*的企业自觉选择最优排污数量。通过发挥财政职能的对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配置、分配及稳定作用,以有效解决公共选择中的出现的逆向选择等问题,矫正竞争的不完善,保证会计记录、计量及报告的客观性及可靠性。当然,学界不乏对会计研究方向的划分展开较为专业详尽的评述探讨,笔者在此侧重于透过会计现象审视其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哲理思考,因此只是通过调查与分析式研究从宏观层面指出了研究取向,缺乏实证研究与准确的数据分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具体指标下不同的具体情况及某一大类下不同项、款等的具体表现形式,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更科学的规范性实证研究。

四、新常态下基于经济学思考的会计研究前沿探索

新常态作为当前及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主题,对会计研究的进展提出了时代要求,而基于经济学思考对会计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洞察会计行为背后的动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由此,对会计研究的前沿探索将从企业财会部门、政府及会计领域研究者三大主体展开分析,以期更好地促进会计研究的繁荣与创新。1、企业财会部门的改革深化。作为会计活动的直接承担者,企业财务部门的会计领域改革深化势在必行。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做到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快速应对市场变化,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利于不败之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应当在科学合理的会计规则的约束下,制定完善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客观性,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开展对会计活动的内部审计与外部监督,真实反映企业价值及经济发展动态;加强财会部门中各岗位职责的链条对接,加强企业管理流程体系及信息化建设,构建会计诚信体系。2、政府政策的有效引领。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引领者,其财政政策及改革实践对会计活动影响巨大。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多变放缓,我国经济处于总体仍处于上行阶段,但多以效仿其他国家先进研究模式方法为主,缺乏机制体制的改革优化。政府通过实行有效的财政政策以加快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通过提供税收等支持会计电算化、信息化进程,加强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主的数据驱动的创新,畅通会计信息的市场传递机制与供给渠道。同时,还应与当前生态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相适应,如长三角率先启动的中国排污权交易积极影响的产生,从而以会计行为方式切实提高环境质量。3、会计研究者的开拓创新。一方面,对于会计领域的教育者而言,应当积极探索会计研究的创新发展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较受关注的例子如钱颖一教授提出以会计专业型硕士取代学术型硕士,以与会计学科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与清晰的就业行业相配比,培养学生的综合管理能力。未来应当在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让高学历会计型人才有机会深入公司内部营运与管理等实践操作当中,切身感受经济发展浪潮,以创业家与实干家的精神推动会计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会计领域的学者而言,要以会计专业知识的深厚扎根为基本,在深入了解其背后蕴含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创新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培养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树立全球视野,彰显出当代大学生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战略思维与素养,探索未来会计发展的新模式与方向,以不竭的创新之源促进会计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作者:史梦鸽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通知(财会[2016]19号)[Z].2016.

[2]黄晓韡、黄世忠: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修订热点问题综述[J].会计研究,2016,37(1):25-30.

第6篇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1

进入新时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已经应用到了计算机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及新型材料技术,林业管理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林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在生态环境建设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公众对林业各个方面有了更加细致深入的了解。众所周知,林业正在向着现在化林业方向迈进,进入迅猛的发展阶段。因此,为林业实践输入新的血液,满足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需求,增强理论方向创新指导,从而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是当今林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意义

作为资源、生态和环境与经济科学交叉学科的典型代表,林业经济和资源环境等学科近年来的进展飞速,佐证了经济和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大众普遍认可并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世界科学发展也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的趋势。所以,这一类学科也在拓展传统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林业经济管理作为该学科领域的核心关键,需要进一步致力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有助于学科发展,提升总体学术水平,并且对现今形势下的国家生态环境和林业起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增强该学科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高国家声望。

我国现今倡导可持续发展政策,但事实上林业经济方面极度缺少对实践方面的理论指导建议。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环境中,需要林业和生物环境建设的理论科学来和谐发展与资源和环境,实现两者的协调。从该角度考虑,建设加强经济管理学科是当今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现实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存在的主要不足

近年来由于我国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进行的改革,以及在学科上的调整,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布局变化很大,一些高等院校已经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和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减弱了整体力量,并且也对相关的科研试验与学科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理论体系建设迟缓。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时期并不利于当时该学科的孕育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出身就决定了它的先天不足,不利于后期的发展壮大。传统上我们把学科大体分为关注林业经济学、林业管理学和林业政策学三大部分,核心研究内容有森林资源的最佳利用、林产品市场与贸易、经济因素对林业经济影响。可是现在,它还涉及了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与林业相关的大多数研究领域,学科边界愈发模糊,造成了其“交叉学科”特征更加明显。不单单是这样,对宏观和政策方面问题的关注也变得愈发重要,甚至对于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按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主导,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上建立起来的林业经济模型有着严重的不足,因此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就需要把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理论综合运用起来。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构建工作跟林业经济实践相比,存在着滞后问题,这样在进行相关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等工作进行展开时,缺少系统理论的支持。

2.缺乏国际参与意识。造成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世界学术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我国不重视林业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在世界上竞争力不足等。

3.人才培养工作与实践脱节。人才培养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要责任。为林业经济决策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保障。而实际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学生对本专业并不认可,林业领域就业情况并不理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人才培养和实践工作发生偏离,学生学习的知识并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林业领域,因此,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优化。

4.科学研究不适应社会实践。在林业相关领域上,林业 经济管理学科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学科的影响力有待提高。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目的是为我国林业政策、规范法规等提出建议,评定林业管理部门的发展及收益,管理林业生产经营方式方法等。目前的科学研究往往忽视了林权改革的目标与实质,导致现有的科研成果不能作为林业政策、规范法规的科学依据。

三、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建议

1.学科和学术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术梯队的建设是学科点的核心。要充分利用各种方法,通过多种途径,使本学科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优化师资结构,培养出一批在国内外有较高学术影响的中青年专家;启动人才工程,主要任务就是要引进和培养一些学术骨干,重点发展一些尖子,使他们成为学科界有影响力的学术领头人;制定鼓励制度,鼓励科学研究,努力建设和发展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2.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稳定并长期发展的主要责任,要运用多种方法和各种途径,使人才培养的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让本学科点早日成为为国家培养高质量、高水平人才的重要基地,以培养既精通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又强,并且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全面发展型人才。对人才培养进行整合并且使之优化,满足当前的人才培养需求;优化软硬条件,对实验室进行重点关注,采购一批先进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软硬件的改善两手都抓。3.科学研究。针对目前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热门领域,应强化森林生态的建设发展与政策、区域林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重视森林资源的环境经济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方向,将森林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将林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及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将森林资源经济、现代高科技技术运用在林业上来。4.实习基地建设。通过建设实习基地的方式,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发展,为学科建设提供技术基础。应用高科技技术,建设林业经济管理教学实习基地,全面提高教学水平。

四、结束语

总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学科稳定、健康、高效发展。为了有效促进学科发展,应该建设高素质学术团队,重视人才培养,开展科学研究,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选择、学科理论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符的新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

参考文献:

[1]孙荣江.浅谈我国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J].民营科技,2011(08).

第7篇

关键词: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公平与效率 税收优惠政策

一、引言

当前,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我国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国家之一。据民政部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5%。预计到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到2030年前后我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在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实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法。但是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着缴费率低,替代率低,“空账”严重等问题。这一切从客观上也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包括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多层次补充型养老保险体系。

2008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 “金融30条”,该意见提出了“研究对养老保险投保人给予延迟纳税等税收优惠”的议题。国务院于2009年4月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要“鼓励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会同上海市研究具体方案,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

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概述

(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定义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income tax-deferred pension)即个人养老金计划,是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在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税款。

(二)个人养老保险的征税模式

个人养老保险一般面临三个涉税环节:(1)雇员在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是否允许从应纳税得中扣除,免征个人所得税;(2)购买的养老保险在取得投资收益时是否征收所得税;(3)雇员退休以后,按照保险合同领取养老保险金时是否征收个人所得税。基于上述三个环节,个人养老保险金征税模式存在如下组合:(见表1)

表1:个人养老金征税模式及组合

(三)各种征税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般情况而言,表中的极端模式是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所采纳的。因为EEE过于偏向于纳税人的利益,给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的影响,而TTT模式又过于侧重税收的利益,从而使个人购买个人养老金计划丧失了积极性。

从对国家发展个人养老金计划的激励效果来看,延迟纳税模式的激励效用超过了非延迟纳税。因为在这一模式下,第一环节是免税的,这样就很容易诱导个人参与养老金计划的积极性,实践证明,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选择了延迟纳税模式。

由于延迟纳税有三种模式,即EET,ETE和ETT,下面主要就这三种模式所产生的不同经济效应进行分析。

1.从税收优惠角度来看,EET要高于其他两种组合。EET模式是对员工在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进行征税。实际上,由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率,而且一般情况下员工在退休后的收入水平要比在职的大部分时间要少,从而使他们在领取养老金时所适用的边际税率要比缴费阶段来的低。

2.从财政压力角度来看,表面上看ETT对财政压力来的最小,毕竟它是双层征税,但在某些情况下倒也不见得。就我国而言,如果对投资收益环节征税,由于我国在现行情况下难以掌握个人确切的投资收益信息,增加了这一环节征收的成本,冲抵了所获得的财政收入,而且投资收益本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对于员工来说,政府对投资收益收税,也会打击他们购买个人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保险业的发展,政府也丧失了保险业营业收入所带来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所以,总的看来,采用EET模式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最小的。

上述的比较说明,EET组合不失为延迟纳税模式的最优选择。下面通过一张表格(见表2),比较EET,TEE,TTE,ETT这四种养老金征税模式在相同的条件下,最后的养老金净收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EET模式对员工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吸引力。

表2:四种养老金模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注:假设个税率25%,投资年收益率10%,投资期限为5年,不考虑通货膨胀

三、基于美国个人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分析

在实施延税型个人养老保险的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401K计划。按该计划,企业为员工设立专门的401K账户,员工每月从其工资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不超过25%),而企业一般也为员工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员工自主选择证券组合进行投资,收益计入个人账户。员工退休时,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分期领取和转为存款等方式使用。

401K计划它的税收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享有延迟纳税的税收优惠政策。美国的401K计划它所采用的模式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最优模型EET,仅在个人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对所领取的养老金征收所得税。

(二)每期投资的扣除限额。由于税收的优惠政策,所以高收入职员比低收入职员更愿意将更多的收入存入个人养老金账户来避税。因此,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当期政府税收大量流失,在401K计划中,对员工采取定额限制,员工最多可存入15000美元,超过50岁者可存入20000美元,同时规定最高免税额不能超过工资的25%。

(三)资金的稳定及使用时间上的限制。个人退休账户内的资金是为了保障员工退休后的生活,通常资金一旦存入了账户就不能再作他用,包括投保金额和在此期间获得的收益将一直保存到员工退休时才能支取出来,如若有提前支取的需要,则必须缴纳10%的惩罚税。

从美国的个人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来看,有几点经验是值得我们国家学习的:

1.政策出台前必须得到税务部门的支持。从美国对于个人养老保险投资的扣除限额中可以看出,这一额度肯定是得到了美国税务部门的支持的,并且在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2.税收优惠政策设计必须体现激励性和公平性。一方面,如果扣除的额度太低,就会打击员工参与个人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扣除的额度太高,就会产生不公平,使高收入者能更大限度的合理避税,从而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

3.严格的监督是个人养老保险发展的保障。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内的资金状况,使这一部分资金能处于稳定的状态之中。

四、未来我国个人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

当前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属于非递延型养老保险,个人购买的养老保险不能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但同时在领取养老金时也是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从上面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EET模型,所以这一模式也是未来我国发展个人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必然选择。但对于延税模式的具体做法,目前世界上的主流做法主要有三种,下面就我个人的理解来加以阐述。

方法一,全额扣除法,把个人收入中用来购买个人养老保险的部分予以税前扣除。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最大限度调动老百姓购买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所存在的养老金替代率低问题;同时,随着未来养老问题的解决,当前我国面临最大的经济问题即如何拉大内需也会迎刃而解。

从政府的财政压力角度上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剖析。一方面,由于允许员工将购买个人养老保险的收入予以税前扣除,当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数额会减少,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这是它的负效用;另一方面,由于调动了老百姓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使保险业的营业收入大幅度增加,营业税的增加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替代个人所得税所带来的损失。

方法二,限额扣除法,这一方法的参照模型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采取比例限制(规定缴费占工资的最高比例),也可以采取定额限制(直接规定允许免税的最高缴费额),也可以采用两者的混合限制。

这一方法从激励效应上看,它没有第一种方法来的那么好;从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压力方面,比第一种来的更加的温和和富有弹性;当然第二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考虑了收入在分配的公平性,避免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至于对于具体的抵扣限额,我们既可以参照与个人所得税一样的方法即全国统一标准,也可以让国家给一个扣除额的上限和下限,让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维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费以及保险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来决定具体的扣除额。这一方法的好处在于避免了“一刀切”问题,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的差异。

方法三,延期缴库法。这是一种保守的做法,缴费的时候暂不缴纳所得税,但是先确定未来个人应缴纳的所得税,在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再补缴。这一做法仅仅是在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上发生了改变,没有改变纳税义务。但是这一做法存在的一定的问题,它会降低未来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从而违背了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初衷。

综合上面三种模式,限额扣除法相对而言是最为妥当的,它一方面考虑了这一方法对老百姓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积极性方面的调动;另一方面它也考虑了我国财政收入压力方面的问题,而且限额扣除法能够适应我国目前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避免给予收入过高者过度的税收优惠,从而扩大收入差距。

五、结束语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以及社会对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为我国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式,上海即将作为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试点城市就说明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考虑到目前我国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一旦实行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首先如何解决我们税收体制和保险体制存在的监管问题,从而保障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这部分资金的问题和安全;其次,分类所得税制如何调和的问题,我们是对用工资薪金所得用来购买个人养老保险的部分允许扣除还是对其他收入所得都允许扣除;还有既然政策制定上要考虑到公平性问题,那政府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如何保障本来就够不到个税起征点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他们未来的社会保障如何去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的政府去解决的。本文只是曾基本层面上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作了初步的分析,并对该制度的具体选择进行了解释,希望能为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早日出台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张云鹏.关于建立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探讨[J].改革与开放,2009,(7):32 ―33.

[2]王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基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考[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0(1):73- 77.

[3]梅哲群.美国401 K 计划对我国年金保险制度的启示[N].中国经济时报,2007-11-26(5) .

[4]冯晓曾:《应实行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两会专题

[5]陈庆华.美国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世界经济,2007年3月

[6]乔潮:《个人养老保险问题的思考》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董巍峰(1988.3―)男,浙江宁波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国民经济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经济体制与政策研究.

第8篇

【关键词】股票指数 宏观经济 利率

引言

考虑到股票价格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股市的发展状况,研究在一定市场规模下的股票价格指数与货币供应量、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我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对国民经济有重要的作用,可以更深入地探究我国的利率及货币供给量等的货币政策是否对股票市场有重要影响等,这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股价指数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应用到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如协整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进行分析研究。

一、检验方法介绍

(一)ADF检验

ADF检验将DF检验从AR(1)扩展到AR(P)的形式,即:

若拒绝零假设,则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若接受零假设,则时间序列式非平稳的。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在多变量的协整分析中,较常用的方法是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该方法主要包括两步: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检验协整关系的个数;第二步就是做统计推断。

在第一步中,运用了矩阵代数的知识。设γ代表Π的秩,这一步可以用以下形式描述:

首先考虑H00。如果原假设不能被拒绝,那么我们得到结论,不能拒绝系统内的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相反,如果这个原假设被拒绝,则暗示系统内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在拒绝H00的情况下,接下来继续检验H01。如果H01不能被拒绝,则得出结论,γ=1。相反,如果H01被拒绝,那么接下来继续检验H02依次来推。

在第二步中,Johansen提出以下两个统计量,

其中, 指的是矩阵Π的特征根的估计值,T是有效的样本大小。Trace统计量中的“Trace”就是矩阵的迹,而“Maximal Eigenvalue”的意思是“最大特征根值”。如果统计量 或者 显著不为0,则拒绝对应的原假设H0,r。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用来检验某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项是否对另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当期值有影响。

考虑一个含2个变量的VAR(p)模型,即:

基于以上系统,如果上式中y2,t-j的系数都为0,则我们说y2t不是y1t的因果关系,即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应的原假设是:

备择假设是这些系数中至少有一个不为0。

(四)脉冲响应函数

单位残差脉冲响应函数,衡量的是变量序列在残差变化一个单位后受到的动态影响。利用VAR模型的VMA(∞)形式:

这个表现形式暗示着下列关系式:

对应的单个变量的形式可以写成:

其中刻画了第j个随机扰动因素(εjt)在时期t发生一个单位变化对VAR模型中第i个变量在时间t+h对(yi,t+h)的影响情况。

二、变量与样本的选择

(一)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拆借利率R、工业增加值IP来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对象。选取上证综合指数SZ来代表股票价格指数。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期间取2008年第1月至2012年7月,共55个月。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金融年鉴》、东方财富网。

三、实证分析

为了减少数据的剧烈波动,先对各变量数据就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各变量符号分别为:LNM2(广义货币供应量)、LNIP(工业增加值)、LNR(银行间拆借利率)、LNSZ(上证指数)。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如果对变量直接回归,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必须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4个变量分别作ADF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注:DLNSZ表示SZ的一阶差分,其他类同

由表1可知,序列LNSZ、LNM2、LNR、LNIP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4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4个序列的一阶差分的ADF值都小于相应的1%和5%临界值,因而都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各变量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方法检验SZ、M2、IP、R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如表2:

从而得Johansen检验的标准化的方程为:

LNSZ=LNSZ-0.114690LNR+0.332469LNM2-0.341592LNIP+ξ

由上式可知,上证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根据上面的长期均衡关系,上证指数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呈负相关关系,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呈正相关关系,这都与前面的讨论相一致。而此式显示上证指数与工业增加值呈负相关关系,这与前文的讨论不一致,具体原因在下文中进行分析。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LNSZ、LNM2、LNIP、LN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

注:以上检验中结论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做出的检验滞后阶为2。

由表4可知,至少在97%的置信水平下,LNR是LNSZ的格兰杰原因,即可以认为利率是引起股价指数变动的一个直接原因;而至少在90%和84%的置信水平下,LNM2和LNIP不是LNSZ的格兰杰原因,即可以认为货币供应量和工业增加值不是股价指数变动的直接原因。

(四)平稳性检验

VAR模型稳定性要求所有单位根都在单位圆之内。从图1可以看出,模型是稳定的。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图2给出了变量间冲击的影响。横轴代表追溯期数,这里为10;纵轴表示因变量对个变量的响应大小。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两条虚线代表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上面3图可以看出,股票价格指数受到工业增加值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冲击后,股价指数上升,第2个月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缩小,在第6个月趋于平稳;股价指数受到利率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冲击后,先逐渐变小,在第6个月达到最小值,然后逐步回升;股价指数受到货币供给量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冲击后,先逐渐变大,第2个月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变小,第3月后趋于平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经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股票价格指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如下:

1.我国股票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利率与股票价格指数是负相关关系。并且利率是引起股价变动的一个原因。再者,利率的变动对股价指数的影响是较为长久的。

2.货币供应量和工业增加值与股票价格指数是正相关关系,但它们不是引起股价指数变动的直接原因。而且它们只会引起股价指数的短期波动。

(二)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经济晴雨表的作用,作为管理层应该努力消除各种不良因素。

一是应该积极鼓励优质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在推动优质海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的同时,积极引进外国优质公司来境内上市,并大力推进亏损公司退出机制,清楚市场中已无发展能力的公司,从而提高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二是加快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倡金融混业经营以促进社会资金在银行和股市间的合理流动,拓宽股票市场货币量的进入渠道。同时,加强对公众投资理财的引导和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理财意识,提升股票市场的参与度。

三是调整政府角色,减少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建立和健全股票市场的规章、制度,增强股票市场的透明化、公开化,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创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参考文献

[1]程健晖.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股市价格行为影响探讨[J].财经界,2009(5)45-46.

[2]刘洋,戚祯.股票价格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11(6)104-106.

第9篇

林张之争以特定学科的特定学派的视角为出发点,是多种讨论方向之中的一种。但是,由于两位学者具有影响力,所以各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解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之上。比如,即使顾昕以大批量地介绍不同学科的经典文献的形式加入论战,间接地提示了讨论产业政策的不同方向,各界的思考仍然主要围绕特定的议题进行。考虑到产业政策的复杂性,这种锁定效应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

三种讨论方向:经济学、政治学与管理学

现实中的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因此,重要的是如何设定讨论的起点、协调不同学科的研究的关系。实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可以有三个起点:一是将经济学(特别是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作为起点,假设在解决了经济学问题之后,政策当局自然会决定取舍进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是将政治学作为起点,强调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何种产业政策,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如何规定了政策选择的空间;三是将管理学作为起点,认为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后进国家必然推行产业政策,所以如何抑制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

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侧面,理想的讨论格局是三种方向并存。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的基本形态。但是,林张之争及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部分政治学家的意见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问题意识,管理学者则基本没有发出声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相继推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论战难以结束的背景下,认识产业政策的政治背景是进行讨论的前提,从管理学的角度提高政策收益是讨论的关键,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讨论未必合宜。

经济理论:难以结束的论战 丰田代表了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模式(图为丰田汽车博物馆)

林张之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这场争论只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政策之争的一个并不典型的组成部分。

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两位学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认为,由于企业未必能够解决外部性和协调失败问题,所以有为政府的协助可能是有益的。进一步来说,他试图以有为政府和潜在比较优势的实现过程为支点,构筑新结构经济学。相反,张维迎从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出发,认为政府不但难以识别哪些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且介入必将扰乱市场机制并引起寻租活动,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巨大,在理论层面也比较接近。就前者而言,林毅夫一再表明,他只是主张政府在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活动之后进行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尽量不要以补贴的形式进行。在进行这种澄清之后,两者的距离已经缩小。从后者来说,如果以是否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来区分经济学流派,那么两者都属于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家。但是,既然政策层面的差别并不明显,又具有相近的理论背景,为什么这场论战会长期持续?

实际上,尽管都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经济哲学不同。林毅夫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他的经济哲学以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主体的理性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认为由理性官员组成的政府可能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张维迎的经济哲学更接近奥地利学派,对于官员的理性以及有为政府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正如经济哲学的差异导致张维迎推崇的米塞斯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新古典经济学色彩的兰格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核算论争难以结束一样,林张之争长期持续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哲学的不同。

如果说经济哲学的不同让肯定市场机制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在产业政策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那么对于市场的不同认识则是世界范围的产业政策之争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林张之争中,张夏准的身影隐约浮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张夏准是最为典型的产业政策论者,他主张的产业政策远超林毅夫界定的范围。张夏准的产业政策论的出发点是市场机制在后进国家无法实现资本形成,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接下来,他主要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论证产业政策可能推动经济发展。[1]由于张夏准和张维迎代表了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极端,所以我们以假想张维迎和张夏准之争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关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争论难以平息。

从张维迎的角度出发,无害的产业政策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政府只能在企业已经进行生产,并且遇到难以克服的问题之后才进行介入。第二,介入所引发的寻租成本必须等于零或趋近于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寻租成本的大小基本等于政府投入的政策资金的规模。所以,这意味着政策资金等于零或趋近零。第三,政策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资金的机会成本指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时可能产生的收益。一般来说,只有在政策资金的规模等于零或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才为零或趋近于零。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张维迎将会对张夏准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能够以完全不投入或只投入很少政策资金的形式推行产业政策?第二,如果介入以投入大量资金为前提,那么如何以主流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论证政策的合理性?

从上文对于张夏准的分析思路的介绍来看,不伴随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政策基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同时,既然出发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怀疑,张夏准也就无意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张维迎和张夏准都将难以说服对方。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相持不下的原因,与本文假想的二张之争难以结束的原因大体一致。

但是,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必须回应从张维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尖锐问题。笔者认为,回应的要点在于跳出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作为张夏准理论基础的激进发展经济学,引进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回到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

与通常的分类不同,产业政策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基本不花钱的和花很多钱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符合寻租成本和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的严苛标准,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的可行性则可以在政治学、管理学框架之下进行讨论。在产业政策之争中,产业政策的支持者没有明言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引起了诸多误解;同时,他们没有将政治学和管理学引为援军。因此,这些学者既难以用反对者们可以接受的逻辑说服他们,也难以用反对者们难以挑战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主张。

政治逻辑:被忽视的背景

产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一方面,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基于政治逻辑而出现;另一方面,在某些产业,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因此,政治逻辑是后进国家讨论产业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这个背景在林张之争中并未出现。

首先,在政策实践之中,产业政策出现的契机往往是政治逻辑。凯恩斯曾经提及,看似自由的政策制定者其实不过是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经济思想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但经济思想内化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同时,政策实践表明,产业政策的出现未必以经济学的突破为前提。在战后日本,最早的产业政策是所谓“倾斜生产”。当时的情况是,启动生产活动的瓶颈在于煤炭和钢铁的供给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接受有泽广巳的建议,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向煤炭和钢铁部门,首先恢复它们的生产。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显然是“生产手段部门优先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接受了左派政治经济学。同样,韩国政府大规模推行产业政策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证明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而是由于当时的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追赶意愿。类似地,在启动市场化转型的1980年代,中国借鉴日本的经验不是因为支持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战胜了反对派。实际上,产业政策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被政策部门接纳,一方面因为政府志在赶超,另一方面因为产业政策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预留了空间,更容易为传统上倾向于宏观控制、同时又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计委系统接受。在现阶段,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完全放弃产业政策不具有可行性。

其次,由于产业政策往往基于政治需要而出现,所以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未必是单一的。在这个问题上,京东方的案例具有启发意义。过去十年间,京东方从零开始,成长为世界第五大液晶企业。其间,投资总额超过两千亿元。这一投资规模是中国工业史的纪录。无疑,这些投资和政府介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于这个案例,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是,政治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键的视角。

近二十年来,随着生产技术日益被整合进生产设备,液晶产业的竞争焦点已经转向投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企的京东方如果发挥投资能力的优势,不但可能继续提高市场份额,而且可能将日韩、台湾地区(液晶产业的主要集聚地)的相关企业置于自身的影响之下。直白地说,如果京东方成为世界最大的液晶企业,那么东亚其他液晶企业将不得不听命于京东方。对于关注产业政策的政治学者来说,在东亚地区存在复杂的经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这才是京东方的战略意义之所在,罔顾这种产业政策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意义,只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进行收益分析可能是短视的。

在中国,介入产业政策争论的主要是熟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因此,社会各界可能认为产业政策首先是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这个认识未必准确。

首先,在研究史上,产业政策可以上溯至李斯特和格申克龙,而他们的研究难以归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李斯特和格申克龙在总结早期工业史的基础上,主张以包括政府介入在内的制度性手段启动工业化进程,发挥后发优势。尽管没有直接使用产业政策这一术语,但是他们的工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后进国家是否能够形成关于经济发展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是开启工业化进程或实现后发优势的前提。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之中,产业政策不过是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依据这个逻辑,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首先是政治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

其次,可能让很多读者意外的是,推动产业政策正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学家;推动相关研究持续发展的主要也是政治学家和具有政治学问题意识的学者。正是这批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者的学者的研究使得产业政策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获得市民权,主流经济学家只是在1990年代之后才介入这一领域。不过,尽管发展型国家论在世界性的产业政策争论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中国版产业政策争论之中,发展型国家论很少被提及。[2]

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研究具有共同点。发展型国家论者认为,发展意愿是政府启动产业政策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高柏关于发展主义的研究值得一读。[3]很明显,发展型国家论者所说的发展意愿或发展主义和李斯特、格申克龙强调的积极的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同义语。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的理论结构具有共同点:他们都将产业政策视为由经济意识形态决定的因变量。进一步地,冲本・丹尼尔的研究表明,特定的经济组织结构推动了具有发展主义倾向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和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一起规定了产业政策的形态和效果。在这里,是否推行以及推行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处于由经济组织结构、经济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组成的逻辑链条的末端。[4]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产业政策论只是对历史事实的堆砌,没有严格地论证产业政策是否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发展型国家论存在两个研究传统,而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之下的产业政策研究截然不同。

管理实践:被悬置的要点

正如批评者们指出的,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主流研究试图以列举政策措施的方式来完成关于政策介入和产业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论证。但是,发展型国家论者的一批被忽视的研究则构成了另外一个研究传统。在这个研究传统之下,分析的重点是政府介入如何推动了企业能力的形成。这种研究方向以阿贝格兰的著述为开端,以阿姆斯丹的研究为代表,也存在于金麟洙的著作之中。近年来,这种研究和演化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史家的产业政策论逐渐合流。更重要的是,这组研究和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叛者关于信息不对称、后进国家企业的成本结构的发现过程等问题的理论模型相互支撑。由于这些研究都关注企业的生产过程或管理过程,所以这些研究的发展可以称为产业政策研究的管理学转向。在世界范围内,这种转向正在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热点。[5]但是,在中国版产业政策争论之中,这种变化被忽视,管理问题被悬置起来。

在国际学术界,上述转向出现之前,大量研究集中在政策资源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换言之,主流研究主要关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否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推动了产业发展。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等常用的统计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准确地测度。第二,正如下面的案例所表明的,在政策实践之中,政府介入和企业能力之间的关系未必能够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体现出来。

约翰逊曾经将产业政策区分为两种:企业合理化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这样的分类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及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企业合理化政策主要指在企业层面提高企业能力的政策,涉及协助企业引进先进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稳定劳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产业政策完全被遗忘。近年来的企业史研究表明,这种政策所需资金极少,以下案例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6]

众所周知,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精益生产方式之中,而组装厂和配件厂的高效合作是精益生产方式的要点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在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50年代初期,丰田竞争力不强。在这一时期,丰田不重视企业间技术合作,负责对配件企业进行技术支持的只有三人;配件企业技术水平不高,难以配合丰田。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丰田系企业提供了管理咨询。咨询涉及配件企业的管理体系以及丰田与配件企业的协调机制。政府系管理专家依据当时汽车产业最先进的管理原则,对配件企业在具体业务环节的表现以记分的形式给予评价并提示了改进方向,指出丰田负责与部件厂联系的采购部应该增加人员并强化技术指导能力,建议增强组装厂与部件厂之间的信息交流。在这次咨询之后,丰田强化了和配件企业的技术交流。同时,政府系管理专家建议将协丰会(丰田系列配件企业的组织)的功能从联谊变为信息交换。另外,当时的丰田缺乏足够的资金切实地支持配件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而配件企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汽车的质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在1960年代为配件企业提供了规模不大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解决共性技术问题。考虑到在后来的精益生产方式中企业间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换的重要性,可以说,上述管理咨询和有限的资金支持为精益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部分基础。

上述案例中的政策实践基本符合关于产业政策的严苛经济学限定,其本质是以极低规模的资源协助已经进入特定产业的企业解决能力形成中的关键难题。这类产业政策存在于东亚的政策实践,正在成为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学习东亚经验的新重点。但是,这类产业政策基本没有进入中国各界的视野。

在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之外,也存在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往往体现为政府以提供大量资金的形式推动企业进入某个新兴产业。在林张之争中,焦点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京东方的案例。

由于投资金额巨大,所以政府支持京东方的过程之中或许存在某种程度的寻租成本,巨量资金的机会成本自然也是庞大的。从产业政策支持者的思路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液晶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难以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完成如此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这类产业政策不符合主流经济学为产业政策设定的条件,难以为产业政策的批评者接受。

不过,管理学能够为论证这种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供参考。产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企业能力发展的结果,而企业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依据这个思路,有学者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以技术研发和生产活动为中心,细致地勾勒了政府介入和京东方的企业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7]尽管关于这类产业政策仍将存在争论,但是上述管理学研究无疑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另外,关于如何抑制寻租成本,已经存在大量值得政策制定者参考的研究。

现实选择:三种讨论方向的综合

林张两位先生围绕产业政策的多轮交锋打破了学术界回避争论的惯例,以理性的辩论的形式让一个重要政策议题出现在舆论场的聚光灯之下。但是,如果在林张之争或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范围内画地为牢,不但会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可能出现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局面。所谓复杂问题简单化指将本来具有丰富的政治学背景和管理学内涵的产业政策问题简单化为纯粹的主流经济学问题;所谓简单问题复杂化指争论的长期化导致政策制定部门无所适从,连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难以采用。

强调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用意不在于解构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实际上,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存在大量问题,张维迎的批评有其意义。同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持续发展有可能为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正如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的意义难以被完全解构一样,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价值也无法忽视。当下的局面是,在主流经济学主导的讨论方向上,我们难以对于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做出明确的判断;产业政策的政治学揭示了产业政策出现的背景、对于评价产业政策是不是个好东西给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产业政策的管理学则可以对产业政策进行全新的分类,有助于提高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好东西的、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的政策收益并降低其政策成本。

厘清产业政策的三种讨论方向的意义之后,现实的选择或许应该是综合三种讨论方向,具体地分析两种产业政策。首先,应该积极推进符合苛刻的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其次,对于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争论取得进展之前,考虑到政治逻辑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这种政策,更有意义的思路是结合管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找准企业能力形成的关键点、相应地设计政策措施,尽可能地使这种产业政策成为好东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1]Ha-Joon Ch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Macmillan, 1994;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关于发展型国家论,可以参考朱天飚主持选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3]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Daniel,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James Christian Abegglen,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Japan,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TBS Britannica, 1970; Mario Cimoli, Dosi Giovanni,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Stiglitz,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2(1986); Ricardo Hausmann and Dani Rodrick,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2(2003); 尾高煌之助、松茂著:《幻の政策振法:分析とオラル・ヒストリによる解明》,日本新社2013年版; Ohno, Kennichi, Learning to Industrialize: From Given Growth to Policy-aided Value Creation, Routledg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