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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证券投资
自1969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数位证券投资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获得了其桂冠。证券投资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反映了证券投资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地位，也体现了证券投资学理论研究对整个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他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assets)的研究为当代资产组合选择理论(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之先河，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时全世界的报纸普遍报道托宾：“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系数：“托宾q”系数或托宾q比率，该指标为企业股票市值对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衡量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该成果沟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公司价值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揭示了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的规律，即个人的资产积累与其生命周期阶段呈现规律性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及其投资偏好。同时，他与默顿·米勒提出了著名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方法，表明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该理论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一大基础。
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金融证券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在一个给定的证券投资总量中，如何使各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达到均衡；如何以这种风险和收益的均衡来决定证券的价格；以及税率变动或企业破产等因素又怎样影响证券的价格。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的的重要贡献是“mm定理”的及其推进。马科维茨的贡献是他发展了资产选择理论，开创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被誉为“华尔街的第一次革命”：传统的证券投资理论局限于经验性的定性研究，该理论首次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把证券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用期望收益率和方差两个指标来进行定量分析，使证券投资理论跃升为一种科学分析理论，为其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普根据马克维茨首先提出的一个模型探讨了证券组合分析的一些方法，当时称为“单一指数模型”，即现在的“单因素模型”，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默顿和布莱克—斯科尔斯的重要贡献在于期权定价理论。并将定价模型扩展到许多衍生金融品上。迈伦·斯科尔斯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利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对某一特定证券定价时，不象统计或回归分析那样，需要这种证券或与其相类似证券以往的数据，它可以对以往所没有的新型证券进行定价，这一特性扩大了期权定价模型的应用，为企业新型债务及交易证券如保险合约进行定价提供了方法。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 他们给经济学研究和证券投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此前理论人员在进行估量、预测、检验假设时，一般都按时间排列的观察周期即时间序列的形式使用数据，比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物价、利率、股票价格的时间序列趋势等，分析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趋势性。用于稳定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格兰杰和恩格尔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数据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随着时间的随机波动，具有易变性，股票和各类有价证券
的价值取决于易变性风险。大部分整体经济时间序列都有一个随机趋势，一次暂时的失调会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些时间序列被叫做“非稳定的”序列。
这些证券投资理论的一大理论特征是，它们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也是证券投资实践探索的前沿。资本结构理论、现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arch模型等等，几乎都是现代证券投资的必备工具。
除了因为专门在证券投资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之外，大量的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分别在各自的理论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理论贡献也成为证券投资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证券投资学理论发展的源泉。证券投资学的理论发展一直得益于且贡献于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合理预期理论、博弈理论、行为金融理论、激励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就业理论、公司理论等经济学各个领域。
关键词 外商 投资 产业结构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吸收国，2003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达到540亿美元。外商投资的大量涌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资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投资传统产业和相关产业，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1 外商投资带来大量新产品和新技术，形成了新的产业
外商投资企业中，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原有水平。例如，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北京市工业系统的外商投资项目中，81%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了15年左右。北京GE航卫的CT机令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生产水平前进了30年，上海英特尔引进了全球性能最优的台式机微处理器封装与测试生产设施。这种情况不仅在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普遍存在，而且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也较为普通，在轻纺等行业中从事外来加工贸易的企业，其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远远高于原来的国内企业。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IT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外商来华投资于IT制造业，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国公司，也有大量“隐姓埋名”为跨国公司从事OEM生产的台资企业，使得我国从一个电子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对国际IT产品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外商投资促使了出口产品种类增多，结构优化
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出口产品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外在反映。过去10年，我国外商投资产品结构的动态优化趋势十分明显。早期我国外商投资以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企业来华投资，机电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2002年，外商出口机电产品1 169.93亿美元，占外商出口产品总额的65%，占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74.3%。外商出口产品中，计算机、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占有重要的地位。2002年，外商出口高新技术产品606.2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6.2%。
3 外商投资提高技术开发能力，促进了技术进步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外溢效应”通过三种途径促进了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第一条途径是产品的扩散与竞争，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是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大量新产品投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培育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与生产同类产品提供了示范，移动通讯市场的扩张与制造业的发展就是明证。第二条途径是外资企业对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大大提高了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使其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企业国内增值率和国内采购不断提高，形成了跨区域的采购网络，同时，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产业特征明显的产业聚集带。第三途径就是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广东省通过与外资合作，结合广东的实际，建立了一条依据国内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中心，使大部分科技活动进入企业的科技体制改革之路。这种科技生产一体化适应机制开始与发达国家现行机制相接近，成效显著，使广东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企业的科技活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4 外商投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外商投资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高速增长。1998～2002年，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超过24%，高出全部工业产值15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到25%左右。200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工业生产值突破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2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677亿美元，增长45.7%，高出全国外贸出口增幅达23.4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占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占申请专利数的2／3，占出口值的3／4，这个趋势随着我国外资引进的不断增长而加速发展。
5 外商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整体上的升级换代
产业结构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产业内部农业、工业、第三产业这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虽然经过40多年的发展建设，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沿着世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发展，即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开始发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仍然低级、僵化，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外资的大量涌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换代，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已越来越符合世界产业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其具体表现是，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农业结构调整和质量的提高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工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且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以轻工业为主导、90年代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以后，轻重工业之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之间不协调的矛盾得到基本解决，提高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第三产业主要是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建筑业得到较快发展，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
外商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也很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广东省依托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首先成为了香港密集性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经营模式，即生产在广东，决策、销售、设计在香港等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三来一补”则成为广东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家电业。与此同时，广东依托港资成为全国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的重要基地。90年代中期以后，广东承接全球信息技术浪潮，大力改造原来的工业结构，在台资的带动下，一些地方如东莞等地迅速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的转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电脑外设生产基地。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30％为外商投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经济占到整个地区经济的80％以上，外商投资成为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的重要原因。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据统计，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每增加100亿美元，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将下降0.217％，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将下降2.9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上升3.12％。
近年来，江苏省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迅速崛起，大有赶超广东之势，这与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是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江苏省许多地方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苏州工业园、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成为吸聚外资的典型。一些港台企业移资北上，台湾的几大电脑以及电脑相关设备厂商都开始在江苏投资，从1991～2001年，台商总共投资江苏427.6万美元，其中投资电子及电器产品制造业166.9万美元，占总投资的39％。有人预计，三年之后苏州可能取代东莞成为世界电脑硬件生产的首要中心。与此同时，许多跨国公司进入江苏，进行投资，带动了江苏产业结构的升级，如菲利普、西门子、富士通、东芝、爱立信、三星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江苏电子行业投资了31家企业，协议外资金额达5.85亿美元，仅荷兰菲利普公司就投资了5家企业。
综上所述，外商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我国经济发展较落后的省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以湖北省为例，近几年来，湖北省吸引的外资大量增加，2000年达到了9.4亿美元（直接投资），但与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和地区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促进力量，湖北省要想提高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硬软件措施相配套，加强吸引外资，使外资输入的规模和质量上一个档次和台阶，以促进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促进湖北省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婧．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j].统计与决策，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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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 过度投资 收益 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134-02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与迅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壮大,一些内部和外部的问题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其一便是在我国现阶段的高职发展投资中,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忽视了对高职院校投资收益的评估,致使高职教育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现状。
从职业教育的历史来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呈现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强内部发展动力,同时适应经济高速发展对高层次技能性应用人才的迫切要求,大力满足求学者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中央决定在部分省市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在2000年以后,又在20多个省市推广。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迅速,据2007年5月教育部《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11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867所,成人高等学校444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720所,高职(专科)院校1147所,可见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中已占半壁江山。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高职院校发展呈现“高职院校短缺――加大高职院校建设――高职院校富余”的螺旋式上升的局面,这一局面给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以1999年为例,在国家作出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决定后,高等教育招生市场出现了需求高速增长的局面,一改以往高等教育招生市场适度增长的局面,出现了更多教育需求、学子渴望上学的情况。2000年高校招生市场出现了更大的教育需求,尽管国家扩大了招生规模,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广大求学者的需求,高校短缺仍然相当严重。对此,一些实业家看到高等教育市场这块“蛋糕”的巨大经济利润,纷纷投资高等职业教育事业,于是一大批高职院校便应运而生。随着这些院校加入招生市场,极大地改变了高校的招生市场的格局,冲击了高校招生市场,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近两年,由于普通高校的大学城建设,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加之生源的减少,致使一些高校出现了生源不足的局面,这一局面对高职院校影响更大,许多高职院校呈现了招生困难、招生不足的状况,这一切均表明我国高职院校富余的局面已经出现、高职教育过度投资的状况已经凸显。
追求投资收益、经济利润是每一高职投资者热衷于投资高职教育的根本原因,但任何一个理性个人都明白,如此多的高职院校建设将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笔者借用经济学中收益、博弈论的观点,从新建高职院校的投资收益、静态博弈两个方面入手,分析驱使投资者以如此大的热情投资建设高职院校,以至造成我国高职院校建设过度投资的成因。
二、高职院校投资的收益分析
假设某地区适龄青年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除了普通高校招生之外还剩余Q'人,若每所高职院校每年招生为q'人,这些生源仅够N'所高职院校招生,才不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状,则Q'=q'N'。设新建N所高职院校以满足求学者的需求,且新建高职院校每所的招生人数为q人,则Q'=qN,若每所高职每年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为C(含校舍、仪器每年的折旧),各高职院校学生的学费F是固定不变的,生均成本为V,P是每所高职院校的投资收益,即利润。
则得益函数为:P=q'F-q'V-C=q'(F-V)-C
或P=qF-qV-C=q(F-V)-C
如上所述,若每所高职院校每年招生为q',这些生源仅够N'所高职院校招生,才不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状,则盈亏的临界函数为:
令P=0,即q'=C/(F-V)
从这个函数,可知,不同的招生人数对应的高职院校的利润有所不同:
1.当N=0(无新建高职院校),则P=0;
2.当N=N'(新建高职院校等于所需高职院校的缺口),由于剩余生源总Q'不变,即q'N'=qN,则q=q',P=0;
3.当Nq',P>0,这表明各高职院校的招生人数大于临界点的招生人数,所以在此情况下,投资者得到更多的投资收益;
4.当N>N'(新建高职院校大于所需高职院校的缺口),由于剩余生源总Q'不变,即q'N'=qN,则q
为了易于理解,笔者将其赋值并进行计算,设Q'=50000人,F=5000元/人,V=4000元/人,C=1000000元,
则q'=C/(FV)=1000000/(5000-4000)=1000(人),
N'=Q'/q'=50000/1000=50(所)
可知,当每所高职招生1000人时,有50所高职院校参与招生,才不会出现投资过度的状况,这也就是说新建的高职院校的招生人数每年都不能少于1000人的规模,一旦少于1000人,势必给该所学校带来亏损,因此,各投资者要取得收益就应该使实际的招生人数大于1000人,同时新建高职院校要少于临界值50所,这样才不会引起高职过度投资。那么从个体理性出发,如果某一高职院校不满足当前现状而扩大规模时,其他高职院校没有根据最佳反应函数主动降低招生人数时,此刻其他高职院校就面临着一种“囚徒困境”局面,即要么降低招生人数,要么就是扩大招生规模加入争夺生源的博弈中。但无论何种选择,博弈的结果是达不到最佳纳什均衡点的,博弈方中有些院校因基础设施好、建设早、美誉度高,招到更多的生源,收益将提高;有些院校就可能招到少量的学生,出现收益减少或亏损,最终造成高职过度投资的状况。
然而现实许多的高职投资者正在纷纷投资高职院校建设,完全不顾生源不足,报到率低的风险。在这一情形下,各高职院校从个体最优的角度从发,为了吸引生源,抢占先机,必定会扩大招生规模,就会致使一部分高校生源严重不足,校舍闲置,出现过度投资的状况。
三、高职院校投资的博弈分析(下转第136页)
(上接第134页)
从上述高职院校投资收益分析可知,当新建高职院校超过盈亏的临界点、平均每所高职院校招生人数少于盈亏人数时,将出现投资收益为负、过度投资的现象。在信息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投资者将不会选择进入市场。但由于目前我国的高职院校投资者看到是巨大的生源市场、超额的经济利润,没有意识到近年来新建高职院校的规模和普通高校的大学城建设对生源的大量吸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结果将导致高职院校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就是否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展开博弈。
为分析方便,这里用两个高职院校投资者的具体例子进行阐述。设某地区每年有5万高中毕业生,这些毕业生除了被普通高校招生之外,每年还有2万高中毕业生供高职院校录取,建设一所高职院校需要100万元,假设有A、B两个投资者有意愿投资建设高职院校,招生高职学生。在高职院校学生的学费F固定时,若A、B两个投资者仅有一个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则投资者盈利400万元;若A、B两个投资者都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则收益各位-100万元。这样A、B两个投资者就陷入了一个静态博弈状况,面临一种囚徒困境局面。A、B两个投资者的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在该模型下,共有4种组合方式:A、B同时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并进行招生,收益各为-100万元;A投资建设、B不投资建设,A收益400万元,B收益为0;B投资建设、A不投资建设,B收益400万元,A收益为0;A、B均不投资建设,收益均为0。
这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理性状态下,(0,400)、(400,0)为纳什均衡解,即若A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则B不投资建设高职院校;或B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则A不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博弈的结果是市场供需平衡,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现实这种情况可能很少,更多是两个、甚至是多个投资者同时博弈的情形,即投资者看到高职教育的丰厚利润,纷纷建设高职院校。由于高职院校建设通常带有群体模仿性的特点,为争夺高等教育市场的丰厚收益,投资者群体性兴建高职院校,这造成了投资者与投资者、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之间信息的不完全,也就是说究竟有多少新建高职院校不明确,导致招生市场份额无法确定。但由于博弈开始时生源有太多剩余,新建高职院校易于抢得更多的资源优势,因此越先建成的高职院校被关停的可能性越小。为抢占先机,投资者积极进行高职投资决策,并与其他高职院校博弈,博弈的一个最终可能的结果是:高职院校纷纷建立,致使高职院校的数量呈现富余现象,在这一状况下,只能驱使各高职院校投入到生源的争夺战中,各高职院校的收益很快会因竞争而消失,最终导致各高职院校陷入过度投资陷阱,处于亏损状态。与此同时,巨大的投资和大量的耕地等不可再生资源却被完全浪费掉了,高职院校还可能因此负债累累,甚至出现倒闭、停办的危险。
四、结语
高职院校迅速发展、高职录取报到率低是影响高职过度投资的主要因素,从以上分析可知:
1.在院校短缺、求学者对教育的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新建高职院校可以解决一部分求学者上学需求,在适度的院校规模下,高职院校能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或是投资收益。然而,如果有大量的非理性资本涌入,大规模地建设高职院校,将会使部分院校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致使其投资收益降低,最终引起大规模的高职院校倒闭,或负债经营的状况。
2.教育主管部门不及时公开生源数量、招生院校方面的信息,由于信息不完全,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间博弈的结果将驱使投资者投资建设高职院校的热情,易于引起高职院校的过度投资。
3.教育主管部门未能核定最佳的参与招生高职院校招生的数量,因超额经济利益吸引多个投资者投资兴建高职院校,参与招生的状况,引起的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间的博弈,致使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减少,甚至出现高职院校过度投资的状况。
因此,从根本而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需求的旺盛,是造成当前高职院校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从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应该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引导投资者对高职教育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增强投资者风险投资意识,避免造成投资过度。
注:Q,是除了普通高校招生数量之外还剩余高中毕业生人数;q’即每所高职院校每年招生的人数;N,即剩余生源仅够高职院校招生的院校所数;N新建高职院校所数;q为新建每所高职院校的招生人数;C为每所高职每年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含校舍、仪器每年的折旧);F是生均学费;V为生均成本;P是每所高职院校的投资收益,即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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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关键词】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血管生成 肿瘤 预后 治疗 综述文献
A
血管生成是指活体组织在已存在的微血管床上牙生出新的以毛细血管为主的血管系统过程。血管生成与实体瘤的发生、转移密切相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目前已知的作用最强的促血管生成因子之一［1］。肿瘤细胞通过合成分泌血管生成因子，诱导肿瘤血管形成、协助肿瘤细胞进入脉管系统，促进肿瘤侵袭转移［2］。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VEGF的高表达不仅与肿瘤发生，发展有关，而且与预后也密切相关［3，4］。随着肿瘤研究的深入，对刺激肿瘤血管生长起重要作用的因子VEGF也日益受到关注。
1 VEGF家族及其结构
1.1 VEGF家族 VEGF最早是1983年由Senger等［5］从line 10荷瘤豚鼠的癌性腹水和瘤细胞培养液中提炼出的某种能增强微血管通透性的物质。1989年Gospodarowicz等［6］从正常牛垂体滤泡星形细胞培养液中发现存在某种能明显促进某些内皮细胞有丝分裂的物质，后证实为VEGF。VEGF是一具有多种功能的细胞因子，为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超家族的重要成员。除VEGF外，尚发现了一些与VEGF结构、功能相似的多肽，包括VEGFB、VEGFC、VEGFD、VEGFE及胎盘生长因子（PIGF），构成了VEGF家族。VEGF家族成员与不同的受体结合增加了血管通透性，刺激了脉管形成或生成［7］。
1.2 VEGF结构 VEGF是一种与肝素结合的糖蛋白，有两个亚基以二硫键结合，分子量34 42?kD［8］。VEGF基因位于6p21.3，全长28?kb，编码VEGF的基因约14?kb，由8个外显子和7个内含子组成。RNA不同的剪接方式形成VEGF不同的单体，根据其所含氨基酸的数目，分别命名为VEGF121、VEGF145、VEGF165、VEGF189及VEGF206，编码VEGF121者是外显子1 5及8，编码VEGF145者是1 6及8号外显子，编码VEGF165者是1 5及7、8号外显子，编码VEGF189者是所有8个外显子，编码VEGF206者比编码VEGF189者多一段插入片断。但通过cDNA扩增分离纯化的仅有VEGF121、VEGF165及VEGF189，同源的2个单体通过二硫键连接构成相应的VEGF亚型。VEGF与细胞膜或基底膜上的含肝素蛋白多糖结合，结合程度决定于VEGF和肝素的亲和力。一般VEGF121不与肝素结合，故呈游离态；VEGF165与肝素亲和力较弱，部分以可溶性方式分泌到细胞外；而另外三者与肝素亲和力较强，常呈非游离态。肝素、硫酸乙酰肝素、纤维蛋白溶酶等可促使VEGF脱离结合位点，进入体液，发挥生物学效应［9］。
2 VEGF在肿瘤血管生成中的作用
Folkman提出“肿瘤生长与转移依赖于血管生成”的观点，认为对于实体瘤而言，其生长分为两个 阶段：无血管长入的血管前期和血管期。血管前期的肿瘤组织生长慢，且长到1 2?mm3（106个细胞）后便不再持续，只有血管化的肿瘤才能生长到具有临床意义的大小。大量的研究表明，肿瘤的生长依赖血管新生，转移很少发生在血管新生之前，肿瘤的转移及其在转移部位的生长也依赖肿瘤组织的血管新生。肿瘤新生血管有重要作用：（1）输送氧气、营养，转运代谢产物，满足肿瘤组织无限生长的需要；（2）内皮细胞本身对肿瘤细胞有旁分泌刺激作用，它产生生长因子、细胞因子促进瘤细胞生长转移；(3)肿瘤的血管化使癌细胞易于接近血管系统；并且肿瘤血管的结构缺陷（缺乏基底膜、内皮细胞间常有裂隙）更有利于肿瘤的血管播撒［10］。此外，Riedel等［11］发现头颈鳞状细胞癌中的肿瘤血管形成可以使肿瘤细胞凋亡减少，从而加速肿瘤生长速率。肿瘤的血管生成受血管形成促进和抑制因素的影响。根据HamHan“血管形成有关平衡假说”，血管形成促进因子的增多或抑制因子的减少，会打破平衡，使血管生成处于开放状态，引发血管新生。在众多促血管形成因子中，VEGF是一种强效的内皮细胞转异性有丝分裂原。它是一种分泌性糖蛋白，可由肿瘤细胞，肿瘤间质中的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淋巴细胞等分泌，作为胞外信息分子与靶细胞上的受体（Flt1和Flk1）结合，通过胞内信号传导途径使靶细胞产生多种生物效应，包括特异性地诱导内皮细胞分裂增殖；增加血管通透性，促进血浆蛋白渗出形成新基质；诱导内皮细胞合成大量的蛋白水解酶，降解血管基底膜［12］。因此，VEGF在肿瘤血管生长的各个环节中均起重要作用。此外，VEGF不仅通过促进血管新生提供营养直接加速肿瘤生长，而且可以增加血管通透性，诱导内皮细胞产生蛋白水解酶，降解基底膜向间质浸润和远处转移。通常认为，VEGF特异地作用于内皮细胞上的两个受体VEGFR1，（Flt1）和VEGFR2（Flk1/KDR）而发生作用。KDR的表达局限于内皮细胞。但Neuchriot等［13］用免疫组化方法和RTPCR在头颈部鳞癌细胞株和肿瘤标本中证实VEGFR2 肿瘤细胞内的表达，VEGF不仅通过旁分泌环路作用于内皮细胞促进血管新生，也可以通过自分泌环路作用于肿瘤细胞促进其生长。
3 VEGF在头颈部肿瘤的表达
近年来关于VEGF与人类乳腺癌、结肠癌、肾细胞癌、膀胱癌、恶性胶质细胞癌等的研究表明，肿瘤组织VEGF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织。且与肿瘤血管化程度—通常用肿瘤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fy，MVD）定量检测，淋巴结转移以及预后有关，并认为VEGF、MVD可作为独立的预后指标。
3．1 体外实验证实头颈部鳞癌VEGF的表达及其生物学活性 1996年，Benefield和Petruzzelli等建立了头颈部鳞癌细胞培养，验证了它们的血管生成因子和这些因子促进血管生成的两个步骤：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次年他们在活体和体外实验证实了头颈部鳞癌组织能够产生内皮细胞有丝分裂原，VEGF参与了癌细胞诱导的内皮细胞有丝分裂。之后，Michi等［14］在人类口腔鳞癌细胞株的实验研究证明，该细胞株通过表达VEGF和上调受体FL1在内皮细胞的表达促进血管形成。而Shemirami等［15］建立的鳞癌细胞株产生的VEGF和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2（FGF1，FGF2）显著地促进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增殖和刺激其浸润穿过一个重构的基底膜。Yoo等［16］研究了头颈癌在体内外模型的演进，发现永生化人类牙龈角质形成细胞（IHGK）的转化导致与血管形成有关的VEGF的活化，IHGK细胞被致癌剂转化后分泌的VEGF显著增多。以上体外实验均证实VEGF在头颈部鳞癌中的重要作用。
3.2 肿瘤组织内VEGF的表达 Eisma等［17］用免疫组化法研究了63例原发头颈部鳞癌患者VEGF的存在和定位，并与9例悬雍垂成形术对照。结果63例均有VEGF染色且癌细胞和微血管内皮细胞VEGF总蛋白平均水平高于对照组。VEGF水平的高表达往往提示疾病易复发和预后不良，认为VEGF与头颈鳞癌的转移预后有关。国内梁业民等［18］、黄国森等［19］分别检测了46例和40例鼻咽癌患者的VEGF和MVD，其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与颈淋巴转移、T分期、远处转移、复发等不良临床预后呈正相关。鼻咽癌放疗前血清VEGF水平高于正常人，并随病情进展而升高；放疗后VEGF的水平较放疗前明显降低。董频等［20］及黄国森等［19］分别检测了下咽癌和鼻咽癌的原发及淋巴转移组织的VEGF及MVD。发现在原发灶中VEGF及MVD显著的增高，但在淋巴结转移中，MVD明显降低，认为由于淋巴结中不能形成微血管，MVD比原发灶中明显减少，促使血管生长因子释放增加。杨艳等［21］检测20例新鲜喉癌标本，切缘组织及远离肿瘤的正常喉组织中的VEGF基因表达，结果，对同一患者，VEGF在肿瘤组织、切缘组织、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肿瘤组织中，VEGF的表达与年龄、性别、病变部位、T分期、病理等级无关，而与喉鳞癌淋巴结转移有关。
转贴于
Sauter等［22］分别建立了头颈部鳞癌的实验模型和临床模型以研究VEGF表达、MVD及其与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的关系，结果在多数鳞癌细胞株内均有VEGF表达增多，在大多数低分化鳞癌伴有淋巴结转移者中均有强的VEGF染色，而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头颈鳞癌则无强染色。VEGF表达低分化鳞癌比癌周正常黏膜更高，在早期癌也比癌周黏膜高。MVD随着浸润前病变的演进而增加；在实验性肿瘤中VEGF表达和MVD均直接与肿瘤侵袭相关。以上提示，VEGF在临床和实验性的头颈部鳞癌中均有作用。
此外，Dengart等［23］发现在口腔和喉部重度不典型增生及浸润性鳞癌中，VEGF及其受体的表达显著增加，它们可能在与这些病变相关的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Guang等［24］对鼻咽癌的研究得出，可通过检测癌组织中MVD和VEGF的表达来评估鼻咽癌组织的转移潜力和患者的预后。
以上研究均证实了VEGF在人类头颈部鳞癌的生长转移中有重要作用，并肯定了VEGF或MVD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认为它们可作为头颈部鳞癌的预后参考因素。
但也有不少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Tae等［25］在肿瘤组织中未发现VEGF和MVD与原发癌的部位、T分期、吸烟及分化有相关性。Canlilie等［26］甚至对口腔正常组织、不典型增生和鳞癌标本的研究发现，所有正常黏膜和不典型增生者其VEGF表达相似。而鳞癌与正常黏膜，因使用不同的VEGF抗体和标记物而得到相反的结果，他们认为在口腔黏膜中VEGF的表达可能起到生理性作用，似乎与血管生成无关。
4 小结
肿瘤的发展、转移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过程，影响肿瘤预后的因素也很复杂。而从VEGF到肿瘤血管生成再到肿瘤的演进，联系三个方面的两个环节并不是唯一的确定关系。首先，肿瘤血管生成是多种因素调控的复杂过程，VEGF不是促进肿瘤血管生成的唯一因子［15］，在头颈部鳞癌中，VEGF低表达或不表达者其肿瘤血管生成可能主要受其他促血管生成因子调控，如IL8，FGF等；肿瘤血管生成固然是肿瘤生长发展的关键环节，但它不是影响肿瘤浸润转移的唯一因素，还有肿瘤细胞内在的侵袭能力等因素［10］。此外，在不同种类的实体癌中，不同的促血管生成因素调控血管生成，许多因素共同影响决定着肿瘤的发展及临床预后。所以，联合检测头颈部肿瘤中多种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或肿瘤血管定量检测结合形态学检测判断其预后将会更有临床意义。在抗肿瘤治疗时，根据患者具体的肿瘤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敏感者及表达者实施相应的抗血管生成治疗，将会提高疗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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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ouck KA， Leung DW， Rowland AM， et al. Dual regula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bioavailability by gonetic and proteolytic mechanisms［J］. Biol Chem， 1992， 267:2603126037.
［10］ Lukits J， Timar J， Juhasz A， et al. Progression differerce between cancers，of the larynx and hypopharynx is not due to tumor size and vascularization［J］. Otolaryngol， 2001， 125:1822.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学专业；人才需求；人才培养
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时，根据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提出以互利共赢为目的的跨国战略合作构想，即“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所谓的“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广东省“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投资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对外经济贸易最发达、最具市场活力和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广东省具有“空港”、“海港”的区位叠加优势，这些优势让他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时能够发挥“排头兵”的作用。2015年，广东省政府公布《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并提出“提升对外贸易合作水平、加快产业投资步伐、拓展金融业务合作”等九方面的合作设想。广东省良好的对内、对外以及创业投资环境，为投资学专业的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
（1） 广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在对外投资的规模上也一直占据国内各省区的榜首位置，根据广东省商务厅的数据，2015年，广东省核准境外投资新增中方协议投资额242.6亿美元，同比增长119.7%；对外实际投资83.1亿美元，同比增长9.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9.3亿美元，同比增长37%。同时，广东省政府还构建了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各级扶持资金的境外项目融资促进模式，大力推进境外投资项目的发展；（2） 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创新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内外资投资管理体制，促进贸易与投资的便利，通过简化贸易手续，提高政策管理等手段为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环境。（3） 国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并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广东省是国内创业投资行业发展较早的省份，当前已成为我国创业投资发展最为迅速和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并且创业投资的环境不断完善，能充分发挥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支撑作用。
在当前环境下，广东省需要大量的具有全球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投资人才以适应广东省经济的发展。而国内培养专业性的投资理财人才还刚开始没几年，目前，全国共有54所大学开设投资学专业，其中，广东省只有9所院校开设了此专业，人才数量及质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对强劲的投资学专业人才的需
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投资学专业人才应具备素质
在最新公布的国家十三五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而这一战略思想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除了要求投资学专业毕业生熟悉国家有关投资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熟悉国内外企业投融资制度等专业知识外，毕业生还应具备较强的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创新创业意识。
（一）夯实专业基础。扎实的专业基础是人才立足于就业市场的根本。投资学专业是一门融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统计学、保险与风险管理等多门学科于一身，交叉性和应用性很强的专业[1]。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要根据专业特点，结合市场需求，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明晰专业定位。提高教学质量，夯实专业基础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建良好育人环境。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建立一支优质、高效、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内培外引”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即“对外引智”，招收海外知名院校、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优秀留学生；“对内培植”，对已有的教师进行双语/全英授课培训，并鼓励他们出国进修，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大力培养 “双师型”教师，让教师们将行业经验融入到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学生为本，提倡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重视案例分析和效果反馈机制，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2）加强学风建设，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可以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来加强学风建设。例如开学初的专业介绍，让学生一入学对自己的专业就有所了解，并明确自己在大学期间应该要掌握的知识及技能；安排专家或者是企业家为学生做专业讲座，让学生了解行业的前沿动态及发展；举办专业技能竞赛，让学生在参赛的过程中更好的对专业知识加以运用。这些活动的举行都能很好的增强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及了解，从而激发学习的主动性。除了开展学术活动外，学院还应建立学风建设的相关制度及实施细则，并注重制度的贯彻和落实，常抓不懈。（3）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投资学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从业人员具有应用投资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公共投资、项目投资等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投资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注重实践教学，一方面应加强实验室建设，保证实验设备和仪器能够满足实践教学环节的要求，并加大综合性、创新性实验的比重；一方面应注重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特别是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开展合作交流，共建实训平台，让学生实习中积累实战经验，开拓视野。
（二）加强全球意识及跨文化沟通能力培养。 “一带一路”政策是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不仅仅是与国际接轨。为了让投资学专业人才更好的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商务活动中，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全球意识和胸怀，能够在全球化竞争中把握机遇的人才。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首先要过语言关。英语是当今世界上通用的商务语言，因此，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的同时，要加强英语学习，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除此之外，学生还应主动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文化习俗。有条件的学生更应大胆的“走出去”，以留学或者是研习的形式直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活和学习，实地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学成之后才能更好的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
（三）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不断进步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将来。而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有利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全面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大学生通过创业还可以将自身的兴趣与职业相结合。2013 年， 我国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构想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等思路和举措，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要求大学生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增设创新创业类课程，并且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大学生们加入到创新创业的队伍中，通过创新创业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实现创业创新。
三、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将引领广东开放合作新格局，这为投资学专业人才面临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培养投资学人才的过程中，我们要时俱进，结合市场需求，培养出能够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黄德权，邹新月.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创新 “三型” 投资理财人才培养模式-以广东商学院投资学专业 投资理财方向为例[J].金融经济，2012（16）：129-131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再次，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资源最优配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关注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努力创造信息资源合理流动的外部环境，提高信息技术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认识，协调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带动功能，以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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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则可：《对付欺诈的学问——信息经济学平话》，中信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经济人
有限理性
展望理论
价值函数
一、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动因及兴起过程概述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又称为“心理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限理的，并且，经济人偏好不总是稳定的。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决策
1．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的偏差
一个基本偏差是：小数法则。例如，当一位投资者观察到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中的投资业绩好于平均情况，就会得出这位基金经理比其他经理优秀的结论。
2．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展望理论
莫里斯.阿莱最先提出实际情况中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并由此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阿莱悖论。如，给定一组选择，a：以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没有收益。此时，被实验者往往会选择a选项。给出第二组选择，a：以25%的概率获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没有收益；b：以2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没有收益。与第一组选择相比，两个选项获得收益的概率同时减为四分之一，但此时被实验者往往放弃a而选择b。
卡尼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在此基础上，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即展望理论。
在展望理论中，相对于各种选择下效用的绝对水平，决策者重视各种选择所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 U=U[，I]-U[，0] 即效用值 U[，I]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的变化量，如果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 U[，I]增加，则 U取正值，反之若见小，则 U 取负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 U [，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 U[，b]，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决策者会选择A而放弃B。Σp[，a] U [，a]＞Σp[，b] U [，a]
（1）
价值函数V（ u）的解释：
价值函数V以效用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该函数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损失。比如说，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以80%的概率损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损失，损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确定损失，所以应该选择后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宁愿冒一下险，选择前者。因为如果幸运的话，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体现了损失上的风险偏好。
（2）
决策权重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为经济学思想想到的对投资问题贴现模型的改进
给出两个选择，a：在未来十年里，每年可获得1.2万元的现金流，总贴现值收益为10万元；b：立刻可以获得9万元收益。现实生活里，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因为相对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万元，贴现10万元的收益还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
所以，在传统投资贴现模型中添入一些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偏好因素及风险因子。并且，传统投资贴现模型假设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相同，而实际经济每年在发展变化，客观经济环境也在变化，利率、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变化，结果可能未必相等。
设Pi为投资者对于每年现金流的心理偏好权重，即每年现金流相对于投资者的价值体现；每年现金流为Ci ；n年里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为 i；每年现金流可得性风险为Ri，实际的总贴现值对于投资者个人的价值体现为V：
V= Pi （1-Ri）
投资者会潜意识的依据自己偏好，根据贴现值在自己心理账户中的价值体现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来判断投资决策。
最后，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否定传统经济学，而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自身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逻辑理论模型。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会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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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讨论，集中于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和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王显润认为，教育经济学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李志远、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经济论》，也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派别，也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然而，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材教法是三个主要方面，成人教育应从“教育投资的社会性与市场性，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着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2.成人教育经济效益与投资。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我国成人教育的投资机制，体现并遵循了“谁投资，谁受益”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成人教育消费的主体――成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势必成为成人教育投资和受益的主体。受教育者支付的学费已经成为成人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此处的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指个人为接受成人教育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收益研究，成为近期成人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创新点。利用经济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进而分析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对象是特指个人投资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完全涵盖了成人教育投资收益这一部分。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办学主体投资，共同开发成人教育资源的要求与趋势日渐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办学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办学单位的经济收益称为微观效益或内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包含了经济效益)；获取适当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成人教育发展是有益的。此外还探讨了成人教育规模与效益、质量与效益、办学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与成人教育发展等问题，指出应建立科学的成人教育效益观，确保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3.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成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成人教育的程度结构要适应经济部门的劳动技术结构，成人教育的管理结构要适应经济体制结构，这是成人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政治结构也影响到成人教育的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据供求情况，调整成人教育资源在部门与空间等之间的转移，最终实现成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结合个案研究，有关学者对于城乡成人教育资源的科学化配置进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发展，围绕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成为一些学者跟踪的重点。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培养人才和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识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人教育与经济是怎样在辩证统一关系作用下，发挥能动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对于成人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成人教育要在办学思想和观念、教学方法与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发展成人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和广泛应用，导致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成人教育是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过使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促成各层次人才的流动，通过优化成人的人格和个性而促成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通过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创设成人社会流动的条件，通过职后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成人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各类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将通过发挥引导各类人口流动取向、提升各类人口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促进各类人口的有序流动、协同开展各类人口的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并提升社会人口流动中的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5.成人教育与现代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教育与培训，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参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成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等对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等观点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探讨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提出了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教育的问题。
6.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组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对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关系。丁兴富在其《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研究了远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资效益以及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应经济数据的比较。冯少舟的《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指出了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滞后远程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联合。结合成本与效
益评价，提出提高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在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7.农村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农村成人教育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合理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等等，担负着重要职责。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现代新型农村，农村成人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缺失
归纳分析过去6年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经济政策、经济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沿着归纳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成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培训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到绝大多数。由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特殊属性（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一些创新点，例如对成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的论述等。从数量、宽度、创新性和实用性等要素来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尽管成人经济学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们会看到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还没有做到真正成熟，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够健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观探讨多于宏观研究。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点展开，结合实践进行论述，而从建立“成人教育经济”学科的广度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研究则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经济学”为题的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出现。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强。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较大比重，而且重复性研究也较多。能像“教育经济学”研究那样宽基础、重深度，是人们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期待。
摘 要：本文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了简要阐释，然后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对此前金融危机中的若干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同时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政府干预及其有效性进行了解析。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共识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2）新凯恩斯主x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假说，只是拒绝“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1）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2）新古典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关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效率工资模型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但新
效率工资是指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水平，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人特征的相关信息不完美。工人的行为不能够被企业完全地观察到，因此，劳动质量和生产效率（因而企业的利润）就有可能因为企业支付更多的工资而上升，人员更替也会因为工资上升而减缓。正是因为意识到降低工资可能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人员更替，从而减少利润，所以，企业面临大量失业时，并不一定降低工资。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上也有很多企业，企业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企业是工资的制定者。如果出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
2、资本市场的不完备
资本市场不完备起源于信息不完美。在企业经理人和潜在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股权配给”。 股权配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投资或者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借入资金。即便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面临不可忽略的风险，包括破产风险。
3、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
货币政策起作用时，它并不是通过调整个体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通过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来影响经济活动的。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如果某一家银行决定减少提供贷款，那么，市场上一定不会存在其他的潜在贷款提供者可以对这笔贷款进行完全的替代。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
三、金融危机中部分经济现象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1）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
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股权限制模型中，投资的波动要大于产出的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来临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迟投资是企业在财务状况恶化时，能够采用的所有降低风险的决策中成本最小的一个。如果由于需求冲击，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那么，此时增加新的投资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边际风险会显著地上升。企业能够随时间积累资本意味着平均而言，此种风险会随着时间减少。
（2）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实际工资的确像现实中一样呈现出顺周期变动，原因在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削减工资对企业而言反而是不利的。高工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通过激励出更多的努力程度，或者是降低劳动替换率来增加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的存在又使得工人在面临劳动需求变化时离开劳动力供给曲线。这导致就业水平较大变动，而同时实际工资变动较小，对短期调整而言尤其如此。
四、各国政府应对策略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1）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起初，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而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波动是无规则的和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政府试图“精确微调”的宏观经济行为。
（2）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工资削减也不是有效的，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应该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就业，减缓经济衰退的有效举措。2008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比较一致。
五、结论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对2008年这一轮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对于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能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提供了理论分析，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也基本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很好的解释了“滞胀”问题，并且为金融危机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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