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10: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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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地产？文化地产是近年来一个时常被人们提及但又实际上诠释不足的概念。
地产，除了我们能看见的一切――钢筋、水泥、高度、体量、造型、颜色等物质的东西外，还充满着符号、表情、印象、感觉等精神内涵。剔除物化的外表，地产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因为人们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处住所，而是对一种生活品位和格调的追求。当人们对居住和生活的要求达到一定程度时，即从产品价值上升到文化价值，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时，地产中的文化含量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意义。当一所房子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还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时，地产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文化地产。由此可见，文化地产正是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文化地产：
文化地产是以文化软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是用文化引领规划、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营销体系、物业服务等各个环节的系统工程。房地产传统开发模式是以“建筑”为核心，文化和概念仅作为营销手段；而文化地产是以“文化和生活方式、居住理想”为核心，用文化提升固化建筑价值，把“死建筑”变成“活建筑”；传统地产卖的是房子，文化地产卖的是生活。
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佩夫斯纳曾经说过，房地产并不是土地、材料和功能的市场，而是时代、文化和精神变革的产物，楼盘并不是钢筋加水泥，它产生于它所要求的文化和精神，一个楼盘只有注入了文化内涵，才能增加它的价值，产品本身就像是流行歌曲，很容易过时，只有附加在楼盘上面的文化，才能持之以恒。
曾经有人说过，地产市场缺的不是豪宅，而是名宅。名宅与豪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文化内涵，名宅之所以成为名宅，就是因为具有名人效应和文化沉淀，一个楼盘只有具有相应的文化，才能感召一定的目标群体，只有具有精神魅力的文化地产，价值才更有指向性，也更有冲击力。
文化地产的标准
什么样的地产才能称得上文化地产？在探讨文化地产的标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一下文化地产这个概念。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地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凡具有文化内涵或者以文化软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所有形态的地产。而此前还有一个狭义的概念，即有人把商业地产中的一种模式或产业地产中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称为文化地产，在这种狭义的概念里，文化只不过是地产的一个主题。狭义的文化地产是众多地产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而广义的文化地产是所有地产形态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这里探讨的显然是广义上的文化地产的标准。
文化地产的标准之一：文化不再是营销的概念和手段，而是建筑精神和价值的核心。房地产是消费者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在产品中提炼出其独有的价值文化，然后用它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吸引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逐步成熟，越来越多的项目无论在营销上，还是在建筑风格、售后服务上都引入了文化的概念，使楼盘具有了一种文化内涵和价值倾向，尤其是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主题文化楼盘的出现，更加使楼盘通过文化的培育，倡导了自己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氛围。对文化和品味的倡导，使业主不仅仅购买到楼盘本身，而且也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这也造就了不同项目的差异性，文化软实力成为楼盘在竞争中突现自己、争取眼球的核心价值。
文化地产的标准之二：建筑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是共生关系，而非从属关系。文化软实力成为提升建筑价值的核心。地产商为什么要做文化地产？今天人们买房，已经不仅仅是在进行物质消费，也是进行精神消费。消费者不仅要寻找一个物质的寓所，同时也在寻找一个精神的寓所。现在，建筑质量、户型、设计等硬实力方面的精益求精已经不能成为消费者接受产品的理由，仅仅是不让他们找到拒绝的理由。而文化软实力才是价值的体现，文化使冷冰冰的建筑拥有了灵魂，具有了价值倾向、生活方式倡导、个性特征，成为一个具备“思想”的房子，当然这种思想是开发商的开发思想和开发理念的映射，而当这种思想得到消费者的认同之后，他便具有了巨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关键词：文化；定义；综述；评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什么?这是文化研究无法避开的元问题，也是一个让人深感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谜”。因其答案之多、差别之殊、争议之大，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定义现象。“文化是一个重要、但又含糊甚到混乱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化作出个人的描述。”“据统计，自从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到现在，有关文化的定义已近300种，可谓蔚为大观。”学者们给出的谜底不但没有让人彻悟，反而更使人迷惑，因为谜底往往比谜题本身更加玄奥。研究文化定义，揭示文化本质，有利于消解文化定义之惑，也有利于解除文化研究之困，具有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文化的词源意义
文化的词源意义是文化概念演变的源头。如果把文化概念的演变看做一个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那么文化的词源意义内含着文化定义的基因。在我国，“文”在文献中最初是单独使用的。据考查，“文化”作为一个合成词结对出现，始于晋代之后。在甲骨文中，“文”的最初意思是指纹于人胸前的图案。“织文鸟章，白旆中央”(《诗经・小雅・六月》)，此句中的“文”同“纹”。“文”的原始意义表明，人类的始祖通过纹饰图案，表达他们对身外世界的意义理解和对美的精神追求。后来，“文”的原始意义逐渐抽象化，演变为对外界的一种思想认识。“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象传》)，“天文”是指对自然的思考，“人文”是对人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意思多指“文治教化”，既做名词，又当动词。“文化内揖，武功外悠”(《补亡诗・由仪》)，此处的“文化”做名词解，与“武功”相对。“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功，凡武之所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此句中的“文化”是动词意义上的文化，即用“文治”去“教化”落后民族或地区的人。
在英语中，“文化”对应“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起源于古拉丁词“colere”，而“colere”的意思是“居住，培植，保护，尊崇”。拉丁语“cultura”的原意是指对土地的耕作及动植物的培养。“culture”的原初意义含有通过人类实践使事物发生变化的意思。同汉语中的“文”一样，英语中的“culture”最初是由一个很具体的意思演变而来，然后抽象化，后来具有培养、教育、信仰等含义。古希腊著名学者西塞罗传承了希腊重精神和思想的传统，提出文化就是智慧和性灵培养的观点。在受宗教控制的中世纪，文化等同于宗教。到法国启蒙时代，伏尔泰和狄德罗主要强调文化的精神内涵。
二、文化的学术定义概述
(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定义概述
从18世纪后期开始，“文化(culture)”一词在西方的含义逐渐与本意脱离。韦森对“文化”一词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的概念演变过程作出了较为精当的总结。“在这个时期，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始于十九世纪后期，以泰勒的文化定义为标志。学术界公认的最早从学术角度定义文化的学者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泰勒(1832～1917年)。1871年，泰勒在其代表性著作《原始文化》中，在学术史上首次给“文化”下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这一定义被后来人视为经典文化定义，被反复引用。尽管它受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似乎是模糊之处大大多于它所昭示的东西”，但却是后来人定义文化的参照物。事实上，后来的大多学者的文化定义都没有摆脱泰勒的文化定义模式，往往只是结合具体的学科扩大或缩小了文化的内涵。
泰勒的人类学文化定义提出后，对20世纪的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思想的地平线上突然喷薄而出，帮助解决了如此多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它似乎也能解决所有根本性的问题。每个人像抓住那使阿拉伯神话中的宝藏洞开(‘芝麻开花’的咒语)一样抓住它，把它当成是打开新的实证科学的钥匙，当作是可以在其上建立一套新分析方法的中心概念。文化概念的突然流行和声势显赫是由于每一位敏感而活跃的思想家都采用它，在各种学术环境中，为各种目的运用它，并采用无论是进一步抽象或是派生的方式去发展它的内涵。”
继泰勒的文化定义之后，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给文化下了五花八门的定义。1952年，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鲁伯(A.L 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ek－hohn)在他们共著的《文化：对其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评述》一书中，共收集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在1871年至1951年间所下的162条文化定义，并把这些定义归纳整理成描述性定义、历史性定义、心理性定义、结构性定义、行为规范性定义、遗传性定义、不完整性定义等七组(见下表第1～7条)。在书中，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综合以往文化定义后，给出了他们自认为标准的人类学文化定义：“文化由明确的或含蓄的行为模式和有关行为的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取和传递。它涵盖该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由传统(即历史上获得的并经选择传下来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所附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下一步行动的制约条件。”
后来，加拿大多伦多教授D・保罗・谢弗进一步扩展了文化定义的内涵。他按照学科的分化区分了哲学的(传统的)、艺术的、教育学的、心理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生物学的、宇宙学等十种并存的文化概念。其中，
生物学文化概念和宇宙学文化概念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概念，将文化扩大到了物种范围(见下表第8、9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学科边界日趋模糊化。在此背景下，D・保罗・夏弗教授提出了一种总体视野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能动的总体。它关涉到人们观察和解释世界、组织自身、指导行为、提升和丰富生活的种种方式，以及如何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为了克服文化的多元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鉴了D・保罗・夏弗教授的总体文化定义，在1982年举行于墨西哥的文化政策会议上，给文化下了一个更宽泛的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她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这个文化定义在糅合了人类学、社会学等以往文化概念所指称的文化内容的同时，强调了文化“与众不同”的差异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文化产生的动力和源泉。人通过实践将自身确立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世界。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的本质是人化。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文化就是人化，起源于劳动。
(二)国内学术界的文化定义概述
以后，西方的文化思想传人闭关已久的华夏大地。“文化”一词原本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相去甚远，但随着西方学术著作和思想的输入，西方文化概念，尤其是作为分析性范畴的人类学文化定义逐渐被我国一些具有开放心态的学者所接受。在译介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文化”成了一个与英语“cuhure”一词相对应的名词。1908年，鲁迅在他的《文化偏执狂》一文中认为，“文化”一词除了包含文明的智力方面这一一般含义之外，还指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如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类型等等，可以看作一个分析性的范畴。鲁迅对文化含义的分析既有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子，也带有明显的社会学文化定义的痕迹。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他的这一文化定义与泰勒的文化定义具有相似性，只是他的文化定义所指的内容更加广泛，“一切无所不包。”台湾著名学者钱穆的文化定义就带有明显的人类学色彩。他指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生活。……文化是指集体的、大众的人类生活”。
1949～1976年之间，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我国学术界消隐，文化被看成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是为政治服务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我国掀起了一个文化研究热潮，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的西方文化定义重新被学术界广为接受，其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对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第三版)把文化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指应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关于文化的本质，我国大多数学者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即文化的本质是人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文化成了一个研究热点，文化心理学、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蓬勃开展。但是，在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同时，我国学术界的文化定义五花八门，文化概念十分混乱。“文化部门主管‘文化’，主要指领导艺术、文博、图书馆等单位，这种习惯性概念，与教育、学术等又有区别；再广一点的理解，便是在理论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般的‘文化’定义，指观念形态，就是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可以说是文化；更广的定义，则是文化学者所使用的‘文化’概念，里面无所不包，政治、经济、军事的问题都涉及，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通史’的同义词。”
三、关于文化定义的评析
学术上的文化定义肇始于西方的人类学文化定义，此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相继作出了学科性的文化定义。其中，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数量最多，也影响最大。人类学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定义文化，把与人类行为有关的一切都囊括到了文化定义之中。社会学则从人的社会性角度，把有别于自然的一切人类社会行为和结果均纳入了文化范围。西方的文化定义的内涵包罗万象，形成了开放的大文化观，有利于多向度地研究文化。但是，西方文化定义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文化定义因学科因人而异，过多过滥，随意性大，甚至相互矛盾；第二，把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等同于文化本身，没能揭示文化的内在本质；第三，文化定义与人们的日常理解相距甚远，文化定义过于学院化，脱离大众的理解；第四，把文化等同于文明、财富、社会等概念；第五，把文化概念演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且高度抽象的概念。
根据西方学者的学术定义，与人的活动及其活动结果有关的一切都是属于文化的。文化成了一个什么都是却又什么都不是的高度抽象的概念，文化概念的形式和内容都被抽象掉了。西方的文化定义使人深陷文化诸多困惑之中，例如，如果说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财主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谁才是文化人?所有的劳动产品不都是文化产品了?一切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岂不都是文化生产了?既然说文化是财富的总和，那用财富来替代文化，岂不更加明确?如果“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个社会所做、所思的事情(见前表中的不完整性定义)”，那么贪污、贩毒、走私等犯罪行为不也都是文化了?如果不受学术定义的影响，也许一般人在心里都对文化概念有一个自明性的把握，而参阅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定义后，就不知何谓文化了。
既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接受城市文化、生态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营销等表述，那么它们一定暗合了人们对文化概念的心理认同，也就是说，它们有共同的本质。定义因学科、因人而异，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但文化定义必须具有统一性或者说普适性。“文化不应该和任何专业化概念混为一谈，不管它被称为医学文化、文学文化、哲学文化，还是科学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所谓文化概念，就是按其本来面目对文化进行思考，而不加任何限定词。”
四、文化定义之我见
在学术史上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文化定义中，笔者个人认为，雷德菲尔德的文化定义是深有见地的：“文化是由社会传递、并由社会各阶层所分享的知识。它包含实际存在的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知识，并体现在器物和行为上。”这一文化定义简明扼要，揭示了文化即为知识的本质，并且把文化的内在本质和文化的表现形式区分开来了。
【关键词】文化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03-02
文化之于教育，是一种包含着“精神”、 “观念”、“意识”的影响力，它以独有的价值追求、精神品质、兼容并包的意识，形成学校发展提升的内在动力。培育校园文化需要正确把握学校文化的内涵，从而理清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一、文化之内涵
研究校园文化首先需要了解文化的内涵。首次给文化下完整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将“文化”一词界定为：“从广泛的种族意义上来理解文化是指一个包括知识、信仰、 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许多其他能力和习俗的复合体”。自泰勒后西方学界对文化内涵的阐释没有停息，至今观点趋异，岐见纷争。
国内关于“文化”定义之争也亦然，虽然近代很多学者对“文化”的内涵做过诸多探讨，但其界定至今仍无共识。“文化”一词，在汉字字面上就对文化概念作了高度的概括。“文”的内涵可能意指：礼仪风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观念思想等。而“化”字则可解释为事物的普及流传、蔚然成风等，又指事物对人的感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等。所以《辞海》将文化定义为：“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既有“文”的内涵，又有“化”的意义。即强调人类活动方式（动态）和活动成果（静态）的统一，又反映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综合上述对“文化”界定的阐述，笔者理解的基本观点是：“文化是对人的教化。”因为教育对人的培养就是借助于“文化”这一包含着人类精神、思想、价值内核的整体，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来实现的。教育是文化的传乘，而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实施以价值引导精神建构的过程，便表现为学校的文化宿求。
二、校园文化之内涵
西方，尤其是美国教育界对“校园文化”的理解，大多数从“文化”的基点来阐述，兼容实用主义的精髓，观点颇丰。国内学术界对“校园文化”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异见纷纭。 以下分述之。
1.西方之观点
“校园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威拉德·W·华勒在其所著的《教育社会学》提出。 通过研究学校内部以及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交互影响，威拉德把“校园文化”定义为“学校中形成的特别的文化”。该概念的提出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产生了许多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其内涵不断丰富。
美国学术界为了摆脱“文化”概念多样性的困扰，试图在一定实用的框架内来解释“校园文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有：（1）约翰·塞菲尔和玛修·金(John Saphier & Mathew Kine)认为，学校文化是对行为意图的理解和所应遵循的行为的认同。大卫·斯图瓦德(David Stewart)也指出，学校文化即“人们在校园环境中的行为方式”，这也反映出学校成员一般所认同的价值和信念[1]。（2）鲍尔·E·赫克曼(Paul E.Heckman)认为：学校文化是由其历史背景和组织中的“人”所塑造的，学校文化存在于“教师、学生共同拥有的信仰”当中[2]。特瑞·迪尔(Terry Deal)和肯特·彼德森(Kent Peterson)从这个角度提供了更为经典的定义。他们把文化简称为“内在实体”(Inner Reality)，是“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关于价值、信仰和传统的深度形式”。罗宾斯和艾维(Robbins & Alvy)进一步明确了该定义的内涵：“这一内在实体反映了组织成员所关心的、他们想花时间去做的、和他们经常所谈论的内容。[2]” （3）还有一种观点表征一个学校的信仰、态度和行为，以及其文化孕育学校成功的动因。如瓦格勒(Wagner)把学校文化定义为校内外共享的经验（惯例和礼仪）、集体感、归属感和团队意识[4]。据此，盖瑞·菲利普（Gary Phillips）把校园文化进一步归纳为“基于学校人际关系、协作关系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基于以上观点，他们把校园文化界定为“一定历史阶段上，包含着由学校团体所理解和认同的标准、价值、信仰、象征、典礼、仪式、礼节、传统和传说等组成的意义传播形式。这个系统通常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3]”。（4）还有观点认为：学校文化即学校个体价值和标准的凝练，学校文化“就是许多个体价值和标准的积聚和融合[4]。
综上，笔者认为，就其基本形式而言，校园文化是“学校群体成员处理周围事情的方式”，包括群体的目标、期望、认同和习惯等。同时，加上盖瑞的观点，校园文化还指通过它的风俗礼节、象征逸事和语言文化等“人为因素”来彰显学校的风气和特色。
2.国内之论说
关于校园文化的内涵，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对校园文化概念作了种种界定。综合看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下列几种“论说”。
（1）“组织论”。认为校园文化的内涵是包含在“文化”这个大概念之中的。校园文化严格地说，是一种亚文化，即“组织文化”的一种。（2）“社区论”。持此观点者是以社会学理论来阐释校园文化的。他们认为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校园文化应该是学校特区中生活的每个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现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3）“氛围论”。持此观点者认为校园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它是在校园这个待定范围中的小环境、小气候。研究校园文化就是要从人和环境的辩证关系来探讨人和环境的互动。（4）“补充论”。认为校园文化是学校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完善。（5）“精神论”。持此观点者指出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精神、传统、作风和理想的综合体现。它能促使学生受到良好风气的影响、熏陶和感染，使良好的传统和作风演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道德观。（6）“综合论”。持此观点者认为校园文化是长期为全体成员认同遵循并带有本校特色的价值现念、行为方式、学校风气、校园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和思想意识等因素的综合。
关于校园文化的内涵，国内学术界还借划分“二分说”、“三分说”、“四分说”等来界定。所谓“二分说”是将校园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所谓“三分说”是将校园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四分说”是将校园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关于以上“分说”观，顾明远教授在其《论学校文化建设》一文中做了总结性的阐述：“二分法指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三分法指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四分法则是在三个层面之后再加上行为习俗层面。而其核心是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意识[5]”。
三、结论
关于校园文化的要义，综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就是指使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统一体。同时认为，了解校园文化内涵有利于我们了解提高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学校文化建设的实践。
参考文献：
[1]Stewart，D. Tomorrow’s principals today[M].Palmerston North：Kanuka Grove Press，2000.49.
[2]Robbins，P.& Alvy, H. The principal’s companion [M].Thousand Oaks, CA：Corwin Press，1995.
[3]Wagner,C.School culture analysis[A].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anitoba Association of resource eacher.Winnipeg,Manitoba,2000,(10).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着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新晨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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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塑造法则一：品牌塑造要占领消费的心智。
占领消费者的心智就是在消费者第一印象中给予认知与肯定，市场营销是一场争夺认知的而不是产品的战争，在进入市场之前应该率先进入心智。某种认知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它，这就如同在正面进攻已经牢固设防的敌人一样艰难。通俗一点讲占领消费者的心智就是在概念挖掘上弥补消费者心中缺失的不足，如消费者喜欢口感柔和的白酒，我们就给他提供柔和概念的系列产品，如消费者喜欢淡爽型的我们概念可以挖掘为淡雅系列产品。
品牌所造法则二：物质层面提炼是品牌塑造的核心支撑点。
物质层面的概念挖掘是对酒水品质的支撑与诠释，物质层面塑造可以包括:水源、原料、窖池、酿造工艺等。水源：茅台挖掘的是赤水河的河水、汾酒是取自神井水、郎酒取自郎泉、泸州老窖取自龙泉井井水；原料：五粮液概念是五种粮食、四特概念是整理大米为原料；窖池：泸州老窖是百年古窖、扳倒井是井窖；酿造工艺：郎酒的洞藏工艺、杜康的分区窖藏等等。这些物质层面的概念是品牌塑造的基石，是企业品质背书的有力保障，没有物质层面的支撑品牌塑造就是空中楼阁，没有稳固的根基，随时有崩塌之险。
品牌塑造法则三：精神层面凝结是品牌塑造的灵魂。
关键词：文化消费 消费文化 文化生产 物质生产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209－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日益重视，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迅速增长，业已成为我国消费领域的热点之一。但相比现实生活中快速发展的文化消费，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却相对滞后，不仅数量较少，而且难见有影响的成果。虽然文化消费概念被频频提起，但真正对其内涵进行阐释的还不多，也不充分，尤其是与物质消费、消费文化、文化生产等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基于此，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作一点补充，以利于对文化消费的深层理解。
一、文化、消费与文化消费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不同的学科视野、学术立场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对于文化的理解必然是复杂多样的。故迄今为止，对“文化”一词做出不同解释的有上百种之多。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将“文化”复杂化和神秘化，实际上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总结各种“文化”定义，可以发现，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概念仅针对于精神方面而言的，包含精神文化类产品和精神文化类服务及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一般意义上来讲，文化消费就仅限于狭义的文化概念。
相对于文化来讲，消费的概念要简单一些。《辞海》中这样定义：消费是“人们消耗物质资料以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人们生存和恢复劳动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人们劳动力的恢复，又是保证生产过程得以继续进行的前提。生产决定消费，它为消费提供对象，决定消费的方式，并引起人们新的消费需要；而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消费在广泛的意义上还包括属于生产本身的生产消费。”[1]显然，这里的“消费”已经成为对一种经济行为的描述，主要是被作为经济学范畴使用的。
文化消费则是一个交叉概念，跨文化和经济两个领域。文化消费，顾名思义，即是对文化的消费，表明了消费的客体是文化。对文化消费这一概念的理解，虽侧重点不同，但可归纳为：文化消费主要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消费精神文化类产品和精神文化的行为，换句话说，文化消费就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其实质是对社会及他人提供的精神财富（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消耗。
文化消费具有多种内容和形式。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文化教育、书法、绘画、雕塑、影视、戏剧、音乐、舞蹈、杂技以及文物、出版读物、音像、体育、健身等等。文化消费的形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物质形态和劳务形态。前者如音像制品、文化用品及娱乐设施等；后者如杂技表演、音乐演奏、综合文艺晚会等。
文化消费是分层次的，一般说有普及型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和提高型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有自娱型的文化消费、专业型的文化消费；有基于生存需要的文化消费、基于发展的文化消费。此外，有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享受型文化消费、社交型文化消费、发展型文化消费和智力型文化消费等。这其中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属较低层次，享受型、社交型、发展型和智力型文化消费属较高层次[2]。
二、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
文化消费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消费，如洛威尔所指出的：“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原因是，确切地说部分是，它们满足的需要来自幻想而非肠胃，……精神的需要与物质需要不同，当所需的商品满足需要的时候，商品并不总要用完。满足物质需要的商品的变化程度，的确取决于它们被使用时消费或消耗的程度。房屋比汽车的使用寿命长得多，而汽车又比（比如）食品的寿命长。但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的数量都和商品的损耗有一定联系。文化产品的变化则取决于它们满足‘来自幻想’的需要的能力与它的物质形式之间的密切程度。这类产品，比如绘画或雕塑，很久才会损坏，它们的使用性与消耗没有直接关系。”[3]尽管他的这种表述有些晦涩，但也说明了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及与物质消费有不同之处。
具体来说，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的不同之处表现在：（1）二者的目的不同。物质消费主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人的基本生理需要，而文化消费主要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与人的心灵诉求和文化交流息息相关。（2）二者的消费特征不同。一般物质的消费具有明显的器质型消费特点，消费的过程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有形耗费和无形耗费，而文化消费却不是价值的纯粹耗损，它主要消费的不是其外在的物质载体和物质性的构成因素，而是它内涵的精神因素和深层意义。这也使两者消费效果的持久性出现差异，物质消费，随着物质损耗殆尽，对人的作用效果也就终止。文化消费，消费过程终止，但它对人的作用效果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甚至对人的一生都在发生作用，它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心灵和行为。（3）二者的消费作用、效果不同。物质产品属性决定了消费作用效果的同一性，不同的人消费同一物质产品，其作用效果是基本相同的。例如，食物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但是，不同的人消费同一文化产品，其感觉效果会发生差异。如观看《红楼梦》，“经学者看见《易》，道学者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4]可谓各得其所，各取所需，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消费者的社会阅历、文化水平、地位、心境、爱好和兴趣等的差异造成的。（4）二者对消费能力的要求不同。消费能力，是指消费者所具备的关于如何消费、如何使用消费对象的知识和才能。在物质消费活动中，一般说只要拥有物质实体，就能消费。但是文化消费不同，它要求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即必须具备与文化消费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和理解力。一个想要得到艺术享受的人，他本身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这说明文化消费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文化消费能力强的消费者，能够消费深奥的文化产品，而文化消费能力弱的消费者，只能消费浅显的文化产品。
三、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
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是两个不同指向、不同涵义却在某种程度上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文化消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文化产品或其服务的消费。一方面指对文化文本的消费，如生活中读什么书、看什么报、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另一方面还包括对产品文化内涵的消费，比如说我们消费一件产品时，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它代表的意义。消费文化是物质消费文化和精神消费文化的总和，它是受消费者消费心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习惯偏好等影响和约束的，是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追求的一种情调和氛围。尹世杰认为，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5]王宁认为，“所谓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这种消费符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消费行为，它是一种符号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这种在消费活动中呈现出来的行为和物品符号体系，就是我们讲的消费文化。”[6]肖浩辉则指出，“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指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在人们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7]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关系的理解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但总体可归纳出三种观点：一种是“包容说”，即消费文化包括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只是消费文化的重要论题之一；另一种是“区别说”，即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相对独立，消费文化是消费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文化消费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第三种是“交叉说”，即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虽相对独立了，但又存在互相交叉的内容。
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简单地从概念上分析，消费文化是消费社会的文化形态，是以文化为形式，以消费为目的的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存在的特定方式，不同层面的文化都渗透在消费之中而形成消费文化。而文化消费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主要特征、而非单纯或主要为满足物质需求的消费。相比较而言，文化消费是具体的，而消费文化则是笼统的、更多是观念上的并具有消费哲学的意味。
四、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
关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最为著名的是马克思的具有辩证色彩的“同一性”论，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8]也就是说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是消费，消费也是生产；生产与消费互以对方为媒介，相互依存，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就是说消费使得生产得以完成，成其为生产，同样，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在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成其为消费[8]。
文化消费相对应的是文化生产，文化生产又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同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一样，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同样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理论的延伸。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所论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9]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实质是指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精神文化生产。而且，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每一方以对方为媒介，互为依存：“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8]这充分说明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同样具有相互作用的同一性，即文化生产直接是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直接是文化生产，两者密不可分。
五、文化消费与物质生产
文化消费是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活动，传统上人们理解的文化消费更偏重于文化学意义，即关注的是具体的文化内涵，如读了一本什么书，看了一场什么戏或者是听了什么歌，而往往忽略这种消费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学意义，即读书、看戏或者听歌，不仅仅是对文化内容或各种文化文本的消耗，更要注意到读书首先要买书，看戏听歌首先要买票，实现文化内化的前提必须以一定数量的金钱支付为前提，而这种经济意义上的消费才是商品经济社会中文化消费的本质内涵。
正是基于人们关注视角的不同，使一些人产生文化消费与物质生产无关的观念误区。即可能会认为文化消费和与之对应的文化生产是少数人如艺术家、作家等人的事，与社会生产尤其是物质生产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实质上，文化消费与物质生产关系密切，具体表现在：
首先，物质生产生产出文化消费得以实现的载体，是文化消费的前提之一。文化消费虽然是以无形的文化或文化内容作为对象，但其载体往往是物质的，如书中的内容是无形的，书籍本身却是物质的，无形的内容必须以有形的物质作为载体才能得以实现；又如书法绘画艺术，人们欣赏的是其构图与用笔及其表现的内涵思想，但其载体也是一定的笔墨纸砚等用来书写的工具。
其次，文化消费带动了相关物质类生产。文化消费是对文化类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它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类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更带动了相关物质生产，包括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吃穿住用行等都会受到影响。如在旅游消费中，则与旅游密切相关的旅馆业、饮食业及交通运输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看戏消费中，也不仅仅是单一形式的消费，而有许多配套消费，最为显著的是饮食业和一些时令物品等等。同时，这也充分说明文化消费绝不是单纯的纯文化文本的消费，不是仅停留在精神享受上的心理满足感，它的背后是以消耗大量的物质为实现前提的，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行为。甚至可以说文化消费带动或促进了一些物质生产，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尤其在市场经济日益盛行的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背后所蕴涵的经济机遇，常常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战略之一。
收稿日期：2011-06-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化消费研究”（10XJL0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秦开凤（1979-），女，山西长治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从事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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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connotation
QIN Kai-feng
(Humanity journal,Shanxi province social science academy,Xi'an 710065,China)
近几年来，物理教育工作者从文化角度对物理学和物理教育教学已经作了一些趋于系统化的研究，但一个现实问题是至今对“物理文化”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就目前已发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出现的对物理文化的定义来看，大多都是站在文化学角度，将“物理学”装在“文化”这个什么都可装“框”里边。
这样的处理，从完善科学文化学研究角度上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于物理教育教学来说，不易起到拓展思路的作用，至少可以说没有发掘出物理文化潜在的教育价值。因此，我们认为，不能脱离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和物理教育而单从文化学角度去定义物理文化，否则，会掩盖物理文化应具备的一些文化价值及文化特性。本文就是基于对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物理教育教学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分析已有众多定义的文化概念入手，重新界定了物理文化，并探讨其对物理教育的启示。
二、物理文化定义
1.文化
对文化的定义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美国文化学者A·L·克娄伯和C·克鲁克洪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对当时能搜集到的160多种文化定义做了详细研究并予以分类，具体概括为列举和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和遗传性的六种类型。造成这种文化定义混乱繁杂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是人类文化本身具有复杂多样性；其二是研究文化的学者有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其三是即使是同一学科背景的学者，由于其研究的角度和目的不同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考察众多的文化定义，对于文化的外延存在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综合式的文化定义，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种综合式的文化定义实际上是从外延上明确了文化的范围。按这种文化定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财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社会产物都可以冠之以文化概念。这种定义最大的缺陷是容易让人把文化看成静态的成果，而忽略了文化的发展特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化能够“化人”——即塑造人——的重要特性。另一种是整体式的文化定义，如泰勒的文化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惯在内的复合体。这种整体式的文化定义并不是指出了文化的外延，而是说明文化的组成部分，强调的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文化。按照这种文化定义，整体中包含的部分如信仰、艺术等不能称之为信仰文化、艺术文化等，而只能称之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倾向于整体式的文化定义，但同时又反对穷尽外延式的宽泛的定义，他们引用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群体”，从而避开了关于整体的文化定义所带来的逻辑矛盾。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是相对于人类群体而言的，是由人类群体所编制的意义的网络。不同的人类群体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即不同的符号和意义的网络，不同的文化又代表了不同群体所具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这种文化定义在近代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并得以发展，如英国学者A.布洛克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由一个民族（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通过预见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果）在他们特殊生活条件下不断发展的活动中创造并且（虽然经过各种程度不同的变化）从一代传向一代的物质手工艺品（工具、武器、房屋、崇拜、政府、娱乐、场所、艺术品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制品（各种象征、思想、审美观念、价值标准等）以及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的总体”。
2.物理文化
国内已有的对物理文化的定义，基本上都是综合式的文化定义，如解世雄先生在《物理文化论》一书中将物理文化定义为“物理文化是世界历代物理学家在创建物理学过程中，发现、创造和形成的物理思想、物理方法、物理概念、物理定律、物理语言符号、价值标准、科学精神、物理仪器设备以及约定成俗的工作方法的总和”。这些关于物理文化的定义，是以建立物理文化学这门学科为出发点的，所以研究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是以文化学研究为范例的。由于综合的文化概念自身的缺陷（如前所述），容易限制对物理文化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研究。
要对物理文化做出较准确的界定，究其困难，除了来自文化这一上位概念定义的因素影响之外，还有着更直接的原因。对“文化”这一词汇的定义，由于主要目的是区分“文化”与“非文化”，于是要从众多文化现象中抽象出来代表着众多文化现象的本质的（起码是普遍的或共同的）性质，因而它必然是高度抽象的和泛指的。而“物理文化”的实在性，又要求它是具体的和特指的，要能区分“物理文化”与其它具体文化，譬如“科学文化”、“数学文化”等。而要想从本质上而非简单地从字面上区分物理文化与其它具体文化，则需要考察物理文化从起源到基本形成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文化形成的一个标志是文化共同体的确认，也就是该文化的稳定的创造群体的形成。作为物理文化的创造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它的形成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以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产生为标志。众所周知，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物质结构及物质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起源，内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外源于人类生存和生产力的发展。从古希腊先哲对物质本原的探索（如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到亚力士多德对力与运动关系的思考，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到墨家对力与运动的本质的认识等等，都是古代物理学的成就。其特点是：研究者大多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猜测和思辨的阶段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其结论缺乏广泛的认知群体。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拉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人们逐渐开始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研究方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培根的经验归纳法、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伽利略的实验和数学结合的实证法等）。随着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和得到公认，在科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此后，随着物理学理论和物质性成果的发展、扩展和其辐射作用，使得不但物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性逐渐增强，而且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认知群体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物理文化的发展。
考虑到物理文化的整个形成过程，我们借用“群体”以及“意义网络”两个基本概念，将物理文化界定为：物理文化是由物理科学家群体在认识物理世界和相互交往中自觉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处在这个意义网络中的有物理科学研究者、物理科学语言符号、物理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成果、精神与价值观念及其共享群体。这里，物理科学共同体是由物理科学研究者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物理文化的创造主体；物理科学语言符号是用于物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相互间的交往以及成果的表达工具；物理科学方法是物理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借助的并导致了成果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是物理学的理论、实验和实践性产品；共享群体是物理文化所辐射的广泛人类群体也是物理文化的受用主体。
3.物理文化精神
就字源上来说，精是提炼或挑选之意，神是能动的作用之意。从此角度讨论，一种文化的文化精神应是在该文化发展过程中被筛选出来的，且被共同体所认可的一种具有内在动力功能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概念。其集中表现于文化共同体对价值取向的追求和行为的方向。也正是这种文化精神指导该种文化不断前进。
[关键词] 文化经济；知识经济；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
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新概念。近几年来，我国的浙江、广东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相继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并首次把“文化经济”作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实践课题。“文化经济”概念的提出既充分体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特征，又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契合。积极发展文化经济，将有力地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社会的和谐。那么，文化经济产生的背景是什么，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怎样，如何发展？现对这些问题试作探讨。
一、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文化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经济日益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
伴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不断地向经济活动渗透，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决定着资源的开发、组合，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检验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推动着先进价值体系的形成，协调着市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比经济力、政治力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被接受程度和价格的高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经济发展中观念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等文化要素大量进入，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成了经济的重心。与之相呼应的是，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工与“蓝领”工人的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百分比已上升到65.5%。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的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1]（P3）。
伴随着文化经济化，文化日益进入市场，进入产业，其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对企业的兴衰、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流行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还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商品属性日渐显现，从而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明显。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DP的70%，加拿大GDP的60%。迪斯尼公司产业规模及赢利均进入世界前十强，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全球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经济价值[1]（P18）。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互动，将构成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打造文化经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转变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合理选择。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靠政策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靠环境优势，21世纪靠的是文化优势。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以及文化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最终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21世纪，各地区经济的赛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2002年5月13日发表的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经济”这一概念。张德江在讲话中首先精辟地概括了新世纪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新世纪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文化和经济出现加快融合乃至一体化的趋势。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然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自此以后，文化经济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赞同，虽尚未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但却有取代“知识经济”之势。
二、“文化经济”的涵义及其与“知识经济”的异同
（一）“文化经济”的涵义
文化经济，是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含量十分丰富。概括地讲，文化经济就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之后的又一种经济形式。文化经济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的现象，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文化经济是对知识经济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文化经济”的要点是:(1)精神生产上升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系统。(2)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而且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3)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文化以其人文格调和高科技含量，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文化的精神要素和技术要素高度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高度统一，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人类的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4)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当代形态，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日益具有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范围不断拓展，包括了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等诸多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原来在知识、技术之外的文化要素作为生产力要素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过程，其势头迅猛，潜力巨大，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发新的产业群，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5)文化在政治运行和治理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政治运行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政治理念融入大众文化之中，政治内容通过文化形式生动表达[2]。
（二）“文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异同
“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由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的，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被众多政府当成了自己的发展战略，至今仍在学术界占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智能型经济，是一种区别于过去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与文化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文化与经济互相渗透、交融的文化经济相比，高度相似，但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第一，都注重精神因素的作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这些传统经济都只重视物质因素的作用，是在单一地、尽可能多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取更大利润。文化经济和知识经济则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十分注重精神因素的作用，在利用物质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文化、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人文环境等精神性资源，注重创新能力和高素质人才的价值。
第二，资产投入都有无形化的特征。传统工业经济需要大量资金、设备和自然资源，有形资产起决定性作用。而文化经济和知识经济则主要依靠知识、智力、信息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它们也需要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甚至需要风险资金投入，但若没有信息、知识、智力作为支撑，它们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关键词：空间设计；场所精神；设计思路；实例分析
0 前言
中国作为具有灿烂文明的大国，有深厚的历史文脉的积淀，但在空间设计的相关领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大量西方夸张诡异的空间结构形式的引进给人带来的仅仅是视觉上的新鲜刺激，这些形式并非是由本土科技和文化演进而来，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对人性漠视，有必要探索“以人为本”的空间设计理念，用空间体验连接起空间的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从而激发人们内心的归属感和存在感。
1 空间设计与场所精神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哲学和科学都与“时间”密不可分，这是广义的空间概念。空间设计中的空间是相对于人的尺度而言的，是人们可以感知和体验的场所空间。“空间的本质是限定”，即通过各种手段将无限的三维空间限定于一定的区域，给人造成一种空间“场”的感受，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的空间。空间设计，就是依据特定功能，美学等各种需求，对空间的整体结构，色彩，材质，光线等进行相应的处理，具体设计包括建筑、景观和室内等方向。
1980年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舒慈在其著作《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中提出场所精神的概念。场所与物理学广义的空间概念和原生自然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由人与环境长期的相互作用并建立了复杂联系的基础上，思想和情感上产生了对特定地域的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因此综合形成的概念。人们对于场所本质的精神记忆，便是场所精神。
通过对场所概念的解读，将场所结构分为“空间”和“特性”两部分。“空间”包括空间结构、形态、色彩和材质等要素，具体到空间设计，指的是建筑空间、景观空间及界面的质感和色彩等物质属性，具有客观性。“特性”是指特定空间所具有的气氛和特质，反映了人的心理感受，具有主观性。空间设计营造场所精神，是通过人对三维空间及相关要素的综合体验，产生情感要素，继而引发人对于场所特性的思考，最终在体悟场所精神的同时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2 场所精神下的空间设计思路与方法
场所精神下的空间设计有两种思路和具体方法：
一是“求同”。首先，要把握场所整体的历史文脉，对城市空间、建筑、街道的肌理结构进行图底分析，使得城市空间形态和肌理得以延续。其次，要注重对形成场所整体“氛围”至关重要的历史印记和老旧建筑进行保留和继承，包括空间形态、装饰艺术、历史事件等要素。例如，吴良镛教授主持设计的北京菊儿胡同建筑改造工程，从宏观上准确把握了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和肌理，用现代单元式住宅的空间形态完成对于传统四合院空间的结合和创新，从北京传统民居上提取其建筑的色彩、造型、材料等要素并加以运用，在保留传统建筑历史文化符号的同时通过置换的手法，更新了老建筑的使用功能，赋予其新“生命”，重现了老北京四合院的场所精神。
二是“存异”。场所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人的体验是场所存在的必要前提，这决定了场所并不是一直不变。时代的变化，空间的变化，人的改变，都会使得场所本身及精神发生演变。“存异”的思路，是摆脱对于城市历史文脉延续的惯性思维，通过对于场地精神的深度挖掘，真正尊重特定场地本身具体而细微的精神实质，以发展的眼光发现和把握场所精神的演变。例如，中山市的岐江公园项目，并没有延续其作为著名“侨乡”的历史文脉，而是通过对场地内粤中造船厂场所精神的深度挖掘，体现出红色年代人民吃苦耐劳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塑造了一个人民公园。从深层次来说，和中山市城市精神相契合。
3 实例分析与思考
随着场所精神理论传入中国，立即得到了中国城市、建筑、景观和室内等空间设计领域设计师的响应和共鸣，并将其运用到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中去，在体现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空间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并非完美。主要体现在为了“场所”而场所，外在形式上模仿和再现特定历史场景，缺少对于场地精神的深度解读，无法唤起人对于场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免流于肤浅和媚俗。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优秀案例的分析和思考，总结经验为当代中国空间设计提供有益启示。
江南大学文浩馆新馆由杨茂川先生主持设计，很好地体现了“求同”的设计思路。首先，对老馆的形式特征、空间形态、装饰艺术、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取体现老馆场所精神的历史印记，融合在新馆的建筑设计当中。其次，也要与新馆所处的新校区的整体氛围相契合，如新馆“复制”了老馆半圆弧玻璃拱顶采光天棚的中庭空间，保留了老建筑的精华特色，不同之处在于新馆入口空间采用轻盈通透的现代玻璃幕墙，与老馆的实体墙面的厚重产生对比；将老馆“四大发明”的主题壁画和程文浩先生的半身雕塑整体“移植”到新馆的相同位置，并用新的科技成果为主题的壁画与其相对应；将文浩馆历史大事刻于墙面和雕像后部等。新馆的建筑通过对老馆历史印记的保留和继承，延续了老馆的场所精神，带给人们“似曾相识”的场所体验，现代元素的运用，实现了与老馆的对话，使新馆统一于新校区的场所氛围之中。
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超级线性公园的设计则完美地体现了“存异”的设计思路。丹麦作为历史悠久的“童话王国”，城市的空间形态和肌理具有鲜明的特色。该项目却没有延续丹麦的城市文脉形象，而是通过对于场地精神细致入微地挖掘，塑造了一个体现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公共空间。超级线性公园长约800米，其位置处于哥本哈根市一个多民族聚居并且治安不佳的地区，项目正是准确抓住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场地精神。用来自60个不同国家的物质文化展品，与当地居民的国籍相对应，并置在由红色块状空间与白色流畅线条叠合的线性公园场地中，营造了一种极具人文深度的场所精神，引发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思索，也为这个相对古老和封闭的城市空间增添了一抹鲜活的亮色，这正是“存异”思路的魅力所在。
4 结语
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空间设计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都是“带着枷锁的舞蹈”，然而真正高明的艺术，却让人感觉不到“枷锁”的存在，达到“似是而非”的艺术效果。因此，场所精神下的空间设计，不应流于形式地模仿和再现，而是要通过对场地精神的深度理解，创造能让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精神家园，这也是时代赋予每个中国设计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诺伯舒慈（挪威）.场所精神[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 徐磊青，杨公侠.环境心理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