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1 10:38:45
导语：在经典文学的价值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中华传统经典；诵读；价值；途径
在中华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中，有许多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经典名篇，这些传统经典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进行经典诵读已成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教材”。学习背诵传统经典，让学生在文中与先贤圣哲对话，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学生具有重要价值。
一、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内涵及其价值
1.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内涵
所谓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就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为代表，如《论语》《孟子》《三字经》《弟子规》等。真正的经典是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经历了历史长河的冶炼，具有不朽永恒的品质和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它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和象征。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它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它是以人道、人生、人心、人本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文化。总之，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是在中国历史上被大家公认的最能体现圣贤理义之学，是具有广泛、全面和深远影响的文化作品。
2.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价值
（1）诵读经典能提高语文素养
提高中学生的语文素养，并发挥语文教学的育人功能，这是素质教育和新课标的要求，把语文素养培养看成是“树人”的重要内容，其对学生的影响是深刻长远的。传统文化经典是语言和文字的精华，经常诵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例如，山水文化作为传统经典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古人常借助山水诗句言志抒情，凭借高山雄伟磅礴的气势抒发人的壮志，激发人的宏大志向，借助奔腾不息的流水引发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如，李白在《游泰山》中写道：“平明登日观，举手开去观。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李白《将进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杜甫在《旅夜书怀》中写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诵读经典还能拓展阅读视野，拓展思维，从中学到优美语言，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2）诵读经典能凝神聚气
在我国的传统经典文化中，其价值取向以家和国为本位。比如，儒家的思想就强调人应该有强健的身体和高尚的精神，应报效国家和社会，这也是古代先贤立身、立行、立言的行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其思想的精髓。再比如，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王昌龄的“黄沙北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们的爱国情怀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让学生时时诵读，能增强他们的民族志气和精神气节，使他们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
（3）诵读经典能弘扬传统文化
让学生诵读中华传统文化能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特别是年青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更应加强诵读经典，以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学好传统经典，能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如，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的内容是写登楼所观景色，其在思想上反映的是，人只有站高才能把问题看得深远。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感染力对世界各国有重要的影响力。
二、中华传统经典诵读途径
1.建设书香校园，搭建诵读平台
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学生成长的摇篮，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加强传统经典文化建设，利用墙报、标语、图画、校园网络等形式宣传传统文化，形成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竭力打造充满传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让学生时刻都能接受到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如，在教室的班训中张贴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样的古人名言，在黑板报上开辟“古诗苑”“经典名作欣赏”等栏目，让学生时时都能看到和学习经典名作。
2.开发校本课程，发挥教育功能
校园作为诵读经典的主要场所，学校应发挥经典文化的教育功能，把诵读经典纳入本校的教书育人体系，积极开展经典诵读欣赏。要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积极培养学生的经典诵读爱好，提高学生的诵读兴趣。如，孔子所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应培养学生学习经典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
3.用好教学资源，拓展诵读视野
我国的传统经典作为历史长河中的瑰宝，学校应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让学生的经典诵读成为全方位的教育活动。首先要立足语文教学、教材自身，学好、用好课本所选经典名作，引导学生去领略经典的魅力。让学生能读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诵读感受。诵读还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整合，扩大阅读视野。如，加强与历史学科的整合，用历史的眼光去品读经典。
总之，加强中华传统经典诵读，首先要了解其对学生巨大的教育价值，采取多种途径提高诵读质量，以达到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当代的媒体传播力量强大，瞬间可以让一个事物或人物风光无限，也可以瞬时将其打人谷底。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媒体与大众舆论结合，而作为大众的读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已经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体舆论对其的宣传，并在其推力作用下，文学经典的历史性被削弱，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呈现加速的趋势。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纸、影视等众多传播工具向相对众多的人传播信息。相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这里的大众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文学评论家相对的一般读者群体;一是在信息传播中文学经典的被迫阅读者。大众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扫一破了少数文学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扫一破了隐藏在经典确立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操纵，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参与阅读和批评，从而为经典的调整甚至重构提供有益的阅读经验。”③在当代有许多文学经典都是大众推崇的结果。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或者文本传播，但是在当代这个现代化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传播有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形式。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经典的接受群体范围。比如文学经典《红楼梦》《西游记》等，虽然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却对阅读人群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的要求，在它们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其接受群体大大增多，相应的其经典地位也就被更多人认同。在看到媒体舆论对文学经典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在媒体舆论的大肆宣传甚至炒作之中，更多的文学经典被了解、被建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文学经典被夸大其文学价值，或者一些并没有达到经典要求的文学作品在媒体炒作中被迅速经典化。比如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因为有大量媒体舆论的支持被冠以经典之名，但其艺术价值并不高，所以很快失去其经典地位。对文学作品经典程度的过高评价最终结果只能是经典价值的削弱，所以无论传播媒体如何发展和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播都不应忽视其文学的本质和经典的品质。
二、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
一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利争夺、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代子L会这种权利的争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裸。当今社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子L会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建构出现新的力量的制衡。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的销售数量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尺。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文学特征和经典品质外还要能迎合大众消费的要求，给商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流行性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商品，而印刷、出版等部门成为一部作品从文本变为商品的中间力量环节。传统作家更多的是为自身的思想排解和艺术追求而写作，目的比较单纯。当代的许多作家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商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单纯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是开始或多或少的注重作品的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家开始与商家合作追逐共同的经济利益。作家接受商家的宣传包装，逐渐“明星化”。而一部文学经典在当代的建构中自身也要成为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商品。在文学经典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印刷出版等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可谓是费尽心思。比如当代出版的文学经典作品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装帧越来越精美。为了吸引消费者，商家不仅在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上做足了宣传，而且在出版的经典作品中以精美的文字排版、插图，甚至配上影视剧照来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虽然有时候商业力量对作家、作品的包装推崇会造成部分文学经典化的假象，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一部装帧完美的文学经典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说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离不开商业力量的推动。
三、总结
一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给出的方向来变化的。
一般说来，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显现。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才会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文学作品呈现出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将其奉为经典。席勒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马尔库塞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在异化的社会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从而为生活艺术化的社会之到来做预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预设，即文学艺术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精神。因此，所谓文学经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够充分展示特定时期人类乌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说乌托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那么，文学经典也就是人类之梦的话语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乌托邦、人类精神之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性范畴，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及其内涵的界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就常常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曾经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核心话语，曾经激励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些概念便转化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了。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
二
如前所述，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文学经典的地位迟早会受到挑战，而且，社会文化变化程度越大，这种挑战也就越严重。就中国而言，“五四”时期，唐诗、宋词这些经过千百年考验的文学经典被视为“贵族文学”、“隐逸文学”、“山林文学”而受到贬斥。相反，倒是杂剧元曲、《西厢记》、《红楼梦》之类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压制排挤的文学作品渐渐被奉为圭臬，成为新的文学经典。随着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时期的结束，旧经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魅力，新经典也继续受到人们推崇——这种现象说明，尽管在文学经典的谱系中会常常出现新成员，但原有经典却很难被完全遗忘。
但是，今日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却较之“五四”时期更为严峻。“五四”时期文学经典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随着这两种价值观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学经典面临的挑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学经典，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经典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在图像文化远不如书写文化发达的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曾经长期承担着知识阶层业余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作品层出不穷，举凡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艺术类型或风格，无论是雄浑豪迈的，还是淡远飘逸的;无论是清新自然的，还是华丽绮靡的;无论是含蓄蕴藉的，还是古朴直白的;无论是金戈铁马的，还是晓风残月的;无论是哀婉凄迷的，还是诙谐滑稽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足堪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机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有一些时间留给了阅读，却又冒出了许多侦探的、武侠的、科幻的、个人隐私的等等文字书写来与文学经典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此类作品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那些经典的。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
其次，大众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构功能摧毁了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蔑视权威，蔑视经典，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将某种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和冯小刚的贺岁片系列中，古今中外，无论是神佛的庄严宝相还是圣贤的醒世箴言;无论是客观无伪的科学知识，还是神圣严肃的道德信条，一律可以作为笑料而用之。诸如反讽、戏拟、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在这里都变成了解构经典的有效手段。在大众文化面前，文学经典就像一个自尊自贵的书生面对一群泼皮无赖的顽童一样束手无策。
另外，大众文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并不像以往文化变革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通过改变价值观念来贬低旧经典，确立新经典，而是并不树立敌人，毫无竞争的姿态，甚至还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大众文化在摧毁文学经典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文学经典的影响面。以往只有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有关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审美的知识，也会通过大众文化而为广大百姓所了解。这表明，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轻率地予以评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还应该深入到对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追问之中。
三
如前所述，文学经典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现象，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与知识阶层的整体状况直接相关，因此，从知识阶层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角度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从客观效应而不是主观动机角度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学经典都可以看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那个特定知识阶层或精英集团价值观念的显现，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们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诗经》是如何成为经典的。首先，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被儒家士人推崇为“道”的载体，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阶层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阶层社会身份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即“道”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象征性符号。孔子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把为天下制定价值规范，即充当天下的“立法者”作为自身社会角色的基本定位。《诗经》既然是“道”的文本形式，当然就在整个士人文化的语境中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反过来说，《诗经》成为经典也就意味着士人阶层拥有了文化领导权。
如果说从先秦至两汉文学经典的形成主要与士人阶层政治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直接相关，那么，魏晋六朝以降，随着文学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精神活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各个门类都呈现出独立化、成熟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业已获得稳固地位的士人阶层，因为各种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开始向着纯精神空间拓展了。对精神空间的拓展在客观上使这个已然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其领导者身份。如果说玄学是在形而上领域确立他们的话语权，清谈是在交往方式与时尚方面强化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那么，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则是在审美层面上凸现他们的精神贵族品位。这些精神活动的共同效应是使知识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也包括靠武力获得政权的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从而彰显其对于精神文化领域不容置疑的绝对领导地位。诗文书画的“雅化”追求与玄学的探赜索隐一样都是这个阶层自尊自贵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只要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阶层的身份性标志。
虽然六朝时期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士族文人是贵族化了的士人，与汉代以及隋唐以后的士人阶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拓展出来的精神空间却为后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们也同样把文学艺术作为自身特殊社会身份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身份特征的作品。由于两千多年中士人阶层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经典也具有某种稳定性。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经典是由文学作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可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然而，只要认真看一看“五四”以来近百年间不断出现的对经典的重新选择与确认，我们就不难看出经典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经典与言说者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复杂的一面，文学经典本身难道没有某种可以超越历史性限制而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因素吗?例如唐诗宋词，过去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性标志，可是现在依然为人们所欣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具体的社会逻辑来看，文学经典的确具有确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社会身份的客观效应;但从文化逻辑角度看，文学经典又是人类探索并展现精神世界的产物。正是后者使之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可能性——只要人类精神上还存在某种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惊叹的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所在。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今人与古人之间的那种“相通性”会越来越小，与之相应，以往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也必然会越来越小。从理论上讲，任何审美趣味与评价标准都具有历史性，就其产生并获得主导地位而言，必然与某个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但由于它们同时关涉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意义空间，故而其影响力往往并不随着其赖以产生的社会阶层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知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阶级在文化史上都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大拓展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曾经为他们所垄断并成为其身份的确证方式，后来贵族阶级消失了，但他们创造的许多精神文化成果却长期为人类所共享。文学经典也同样如此，它们无疑与身份、权力相关，但并不与之共进退。
四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文学经典产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逻辑，也看到了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善待经典。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以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解剖经典产生的社会原因，揭示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从而揭去蒙在经典之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经典之于今日的价值。经典生成的深层逻辑及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与它们拥有的精神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李后主那些脍炙人口的词作，无疑是出于身世的巨变而发出的哀怨与叹息，完全是个人的情感表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牵动后世无数多情之人的心弦。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它们生成的原因的。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经典，我们都应该抱有充分的敬意，因为它们的确都从各自的角度开拓了人类精神空间，提供了无法取代的意义之维。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一改韩剧“苦情戏”风格的《浪漫满屋》同名小说于8月19日登陆北京图书大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日已销售326本，日均销售32本，比余华的《兄弟》日销售还高出7本。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文学经典进入消费文化语境时，必然要面对给自己重新价值定位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欲望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娱乐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当然经典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其价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学经典究竟应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代文学能否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9]也有学者指出:“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凡此种种观点都说明了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大话”这个词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自1998年《悟空传》网上流传到2003年《沙僧日记》出版，唐僧师徒全部经过了“大话”洗礼，在一个个网络的笔下，《西游记》由经典走向“非典”。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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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关键词】高中语文；经典诵读；价值；途径
一、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价值
1.时代对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的呼唤
在这个物欲横流、利益至上、价值观混乱的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基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人在混乱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这股思想意识的混乱也波及到学生的意识形态，面对纷繁变幻社会现象和巨变的社会结构，许多学生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奋斗方向，仅仅将学习和升学、生存联结起来，造成学生精神家园荒芜、人格存在缺陷、道德底线不断溃退、人生境界仅停留在求生的高度，削弱了学生的民族、社会责任意识，也影响了学生的自身发展。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通过展开中华传统经典的诵读，从青少年开始重新构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2.诵读中华传统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其中的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民族基因的最高智慧，凝结了古人对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社会责任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观察和思考，流传至今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指导高中生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不但能够拯救现阶段的民族文化衰落、弥补中华文化断层，还有助于学生接受优秀古诗文的熏陶，不断充实精神生活，从古人的思想中汲取朴实而永恒的人生元素，实现心灵的回归，重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和青少年的精神家园，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提高人生境界。从语文学习方面而言，诵读经典能不断提高学生的语言领悟能力，提高学生语言的敏锐性，丰富学生的积累，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不断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
二、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途径
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沐浴文学之光、启迪人生智慧、丰富语文积累、提高语文能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诵读经典活动，力求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外校内相结合。让诵读经典活动，不但成为语文学习、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培养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抓手，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伴随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成为学生人生的“伴侣”。
1.每天定时进行文学欣赏
经典诵读和语文教学方向不完全等同，它在语文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又高于语文学习，更注重利用文学元素浸润学生的灵魂。语文教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学习方法的指导、解题技巧的培训，相对比较枯燥；而经典诵读则注重对古诗文赏析，学生从文学性、艺术性、情感的表达，或从古诗文描绘的意境、语言的气势或精美等角度进行赏析，提升学生对文字的领会、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责任等，是更高层次的语文学习。教师每天利用课前或课后十分钟，或教师、学生讲解，或观看赏析古诗文的视频，以此为学生指明诵读经典的方向、示范诵读经典的方法。这些文学经典可以是来自高中《语文读本》的作品，也可以是电视热播的讲坛对象。比如，以《山鬼》为例分析屈原诗歌中“香草美人”形象，理解作为委婉设喻、曲折表达对明君的呼唤，以及暗喻自己高洁的情操和远大的抱负。也可以选择于丹讲论语的视频播放，引导学生从生活的角度去解读经典，理解古人的行为准则对当下的进步意义，从而带动学生的课下阅读。
2.课外阅读实行“任务”和“个人爱好”兼顾
目前的高中生学习、升学压力极大，很少有人能主动去阅读经典、汲取其中的营养，因此，教师布置“任务”就成为展开诵读经典活动不可避免的手段。但是，不是每个学生对每部经典著作都感兴趣，部分学生制度某部经典中某一份内容感兴趣，如果教师强迫学生阅读不感兴趣的东西，不但不能达到阅读经典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学生的畏难心理和敌对性。因此，教师在推进诵读经典活动中要坚持布置任务和个人爱好兼顾的原则，教师为学生划定阅读范围，给学生留下自己选择的余地。比如，教师可以安排某个阶段学生课下阅读《论语》。至于学生是阅读原著还是阅读翻译的文本，还是观看于丹讲论语的视频，就由学生自己选择，只要能达到了解其思想精髓的目的即可。
3.定期展开诵读经典集体活动
诵读经典活动不但需要渗透到每一天，还需要定期举办学校、年级或班级的集体活动。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就某一经典著作展开讨论，可以是阅读经典的心得感受，可以是和阅读经典相关的演讲活动，也可以是古诗文朗诵、背诵比赛等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旨在出发学生的兴奋点、掀起诵读经典的浪潮，推动诵读经典活动的深入、持续发展。
4.鼓励诵读经典活动由校内向校外延伸
诵读经典活动不是课外作业，更不是学生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而是阅读习惯和爱好的培养。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的大块时间进行经典诵读。为促使诵读经典活动顺利进行，教师可以配合学生的家庭作业和假期作业进行。比如，布置和经典阅读有关的日记和作文题目；鼓励学生观看“百家讲坛”讲解经典的节目，游览历史文化公园、和历史名人有关的名胜古迹等，这些活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促使阅读经典活动成为学生的内心需求，实现由校内向校外的延伸发展。
三、经典诵读活动是语文教学的“回归”
古人提出的“文以载道”已明确了文学作品的育人功能。而经典诵读活动正是从古诗文的“文学”角度入手，注重以文化的浸润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探究欲望，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让学生自由从作品中汲取营养。在文化元素的浸润人文精神的熏陶、感染中，不断丰富学生的积累，逐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敏锐感知，丰富学生的情感，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经典诵读活动是超越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学的回归，是实现语文学科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潜移默化实现育人功能的有效尝试。
总之，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活动，既是时代的呼唤和需求，也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语文学生的延伸和提高，是实现语文育人功能的良好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经典意识的缺乏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于事物的接受耐性越来越低，一味追求效率导致心态趋向浮躁，缺乏经典意识，对经典文学表面崇敬，却很少真正投身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学生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放在英语学习上，对国外语言和生活、消费等都极为推崇，缺乏一定的自我辨别能力，反而对自己国家的经典文学不甚了解，甚至嗤之以鼻，以为陈旧。如此不和谐的心态以及不正确的价值观，导致经典文学渐渐淡出学生的生活，在语文学习中的地位越来越低。
2.教育体制的弊病
由于浮躁的社会心态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逐渐蔓延，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日渐显现。在学校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味追求教学任务的完成，或者追求教学效果的提高，但这种提高仅仅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唯一衡量指标。教师在课堂上机械传输文学知识，学生不仅没有真正领会经典文学的内涵，甚至容易出现反叛心理，排斥学习。正是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病，导致经典文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高中语文教学被教师、家长和学生忽视，对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也有消极影响。
3.教师方面
教师作为教学的直接实施者，对学生的影响极大。教师不仅仅要对自身专业有一定深度的把握，更要懂得如何强化语文学科的性质，引导学生摆脱浮躁，挣脱功利的枷锁，能够真正学习经典文学，学习语文知识。首先，教师的功利主义影响着经典文学教学。教育行业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公益行业，追求名利本身无助于教育的开展，稳定的教师待遇使得部分教师安于现状，固步自封，脚步停滞在自己原有的教学方法上，或者只追求眼前的利益，一味专注提高学生成绩，无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正确构建，无视人类经典文学的继承。其次，教师自身文学素养也不一定全面。长期的教学任务压力，导致部分教师专注于自己的职位晋升、职称评选，缺乏经典意识，而且忽略学生的文学关怀。加上教师本身无暇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精读，无法将自己的真实感受传达给学生，更谈不上经典文学教学了。再次，教师教学方法有待改进。经典文学固然给人古老、陈旧、枯燥的印象，但这与教师灌输式、填鸭式、僵化的教学模式也不无关系。教师往往善于使用自己的教学技巧，让学生进行语句的训练和段落总结等，但较少引导学生从用词和作者当时的心态去感受，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这无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也使得教学效果不佳。教师较少将经典文学作品背后隐藏的深刻含义，与当下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导致学生对经典文学关注度不高，无法引起学生情感的强大共鸣，同样导致经典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下降。
4.学生方面
高中生在面对即将来临的人生转折点———高考的时候，更容易缺乏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经典文学的学习不是短暂的抱佛脚就能应付，而是需要长时间的阅读积累和情感碰撞，需要心灵的沉淀与情感的升华。高中生对语文学习往往过于自信，认为母语无需再次学习，即使在完全不复习的情况下考试成绩也不会很差，所以语文学科总是得不到英语、数学等学科那样的重视。经典文学需要时间，功利心变强的学生无法分出宝贵的学习时间来拜读经典文学作品，单纯喜欢的人少之又少，而且缺乏教师的细心引导，效果不佳。学生在进行经典文学的阅读过程中，非常需要教师的帮助，他们需要教师进行有效指导，指明正确的方向。
二、经典文学教学的措施
1.提高经典意识
意识的转变或者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更多时候要靠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教育部门要大力推广经典文学素养的培育，将现代多媒体传播应用在经典文学意识的提升上，以人们喜欢的方式来改变经典文学观念。
2.完善教育体制
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病已日益显露，但想要彻底亦非一日之举，也非明智之举，毕竟“应试教育”有其独有的优势和效率，不能一言以蔽之。国家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完善教育体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与空间去学习经典文学，不再一味追求所谓的成绩，抛却学习的功利心，懂得真正静下心来品味经典文学之美，从优秀的作品中品尝生活的真谛，培养健康、良性、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出高水平的审美情趣。
3.教师方面
教师的行为直接影响学生，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语文教师身负重任，不仅需要讲授基本的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人生情操，做好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明灯。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热爱教师职业，对学生有很强的责任感和爱护感，愿意全身心投入教育。作为高中语文教师，按时按量完成教学任务是工作基础，还要注意多多提升自己，以自身的热情和涵养去感染学生。教师要尊重经典文学作品，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带领学生真正走进经典文学的领域内，以作者当时的心态与心情去体验，与作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教导学生读后能够拥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引导学生自主思考问题，并且学会批判性地接受不同的观点。
4.学生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普及渠道与途径也随之发生变化。许多西方文学经典作品都是通过电影、电视或者网络游戏得以广泛传播，发行量也随之猛增。以至于在文学界，有一批悲观的学者忧心忡忡地表示，“文学已死”。传播媒介的变异，导致很多作家在创作时脑海中构思的不是语言的外衣，而是一幅幅视觉画面。经典文学作品的营销方式，也变成了先影视后纸质文本的秩序，文学经典似乎已沦为了影视作品的衍生产品或者附属物，文学从“读书”进入了“看图”时代，即使作为文学专业的学生、从业者，也未能幸免。甚至有作家、学者认为图像确实优于文字，美国作家亨利•米勒说：“电影是一切手段中最自由的，你能用它来创造奇迹。确实，有朝一日电影取代了文学，不再需要阅读，我会举手欢迎的。你能记住影片里的面孔和手势，你在读一本书时，却永远无此可能。”[1]289由此看来，西方经典作品无论多么伟大，它都不能拯救如今大学生进入读图时代的脚步。正如布鲁姆所认为的：“‘我要读什么？’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影视时代里读书人已经寥寥无几。实际问题已经成为：‘什么是我不必去费心读的？’”[2]415
诚然，在现代社会中，由数字技术等工业技术所建构的社会文化网络体系中，西方文学经典已由小众化的文学殿堂走向公共视野，褪去了其神秘的面纱，文学的影像化趋向更使西方文学经典得以直观化与普及化。但影视图像的精神来源于西方文学经典，前者似乎只是对后者的一种解说。换句话说，对影视图像的经典式阅读可以阐释并压倒图像文本；而对西方经典的影像化阅读只会削弱西方文学经典的力量，或者如果我们可以隐忍，那将是达到某种荒诞效果的反讽。
西方文学经典的现代教育转向
自从林纾以“信、达、雅”为基本信条将西方文学经典译介到中国以来，其介绍与传承的方式一直被精英知识分子的权威话语持有。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著名作家集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翻译西方文学经典的两项职能于一身，著名的作家也通常是翻译家，如鲁迅、矛盾、巴金、戴望舒。从创作到译介，其主导者的身份与理念已然决定了西方文学经典具有了崇高性、殿堂性与严肃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经了整个九十年代的市场化发展，国人日常生活的主导观念已经完成了由“埋头苦干”向“张扬外显”的转型，原来的艰苦朴素已经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消费热潮所替代，很多人的生活仿佛在消费欲望和满足消费冲动之间轮回，在消费话语的背景下，“一切公共话语都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4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当今的文化生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即通俗艺术、电影文化、即兴剧、多媒体声光节目、摇滚音乐以及其他新文化形式勃兴。“在桑塔格、费德勒及其他一些人看来，这些发展超越了诗、小说等先前艺术形式的局限。在许多领域内、艺术家们开始混合各种媒介手段，并把庸俗作品和大众文化溶入到他们的美学创作当中。如此一来，同现代主义相比较，这种新感受就更具多元性而缺少严肃性和说教性。”[4]13
西方文学经典作为文化消费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娱乐至死”的大语境之中。西方文学经典在被图像化的同时，也被无可挽回地消解与庸俗化了。在当下，通过娱乐化的方式了解西方文学经典已成为社会的主流风尚，这种现象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尤为突显。即使在现代教育机构里，也充斥着理想主义的愤世者。“回避或者压抑审美在所谓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是普遍的风气。”[2]16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西方文学的教学中，为了达成较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更接近经典，专业教师或者以影视为媒介，阐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造诣的经典性。但这种教学方式本身在传达经典的同时，也将经典由语言文字所带来的审美性矮化了，大有影视导演和编剧的意图主导对西方文学经典阐释的势头。从西方经典到影视作品，实际上意味着从一部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作品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作品了。在以当下社会大众为目标指向的改编目标，或者导致现代价值观的融入，或者导致改编同一表述对象的切入点的变化，由西方文学经典主导的审美教育被影视作品所置换。这样的审美教育会导致学生吸收的是间接的经典，既背弃了文学原著，又偏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尤其是在名著改编的之风日益兴盛的今天，“戏说”、“穿越”等改编方式，已经将传统西方名著的精髓丧失殆尽，在这样影视作品为基础的文学名著的解读中，学生面对的经典已经名存实亡了，更何谈文学教育及审美教育呢？
西方文学经典的传承与审美教学的回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网络上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年轻人已经把文学视为“垃圾专业”，很多优秀生弃经典而去，弃文学而去，专注于实惠型与实用性更强的学科与专业。尤其是近几年，随着西方文学经典被视图化、被娱乐化，文学教育者似乎在时代的巨变面前节节败北。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文以载道”，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与教育价值，希望教育者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找到社会公众普遍奉行的道德和政治观的根源，甚至在文学教育中有同行刻意避开文学经典的审美领域。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这一段时期，甚至有学者、文学教师将审美降低为意识形态，或者是哲学化的理念图解。其实，文学经典的教学不是服膺于社会主流意识的一种方式，而是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审美力量。
经典的最初意义是指权威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而美国著名学者布鲁姆认为，西方文学经典的崇高性与严肃性来自于它的“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2]2而原创性的魅力又恰恰来自于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其审美性是建构西方文学经典的基石，即文学经典必须具有相当的艺术高度和价值。这就要求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中在传承西方文学经典的同时，注重其审美性。或者换句话说，也只有注重西方文学教学过程中的审美教育，才能更好地传承西方文学经典。
关键词：大众文学；精英文学；话语权；颠覆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69-03
目前学界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探讨甚多，基本趋向两种观点：一是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强调大众传播优势和对精英文化造成的冲击力，主张精英们要摈弃“闭门造车”，学会变通；①二是站在精英文化立场批判大众文化的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等弊端，主张大众文化应当由精英文化来引领和规范，强调精英文化肩负着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重任。②近年来两种观点呈现 “中和”趋势，即主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在强调大众文化传播优势的同时也注意其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的一面；在呼吁精英和精英作品通过大众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同时也强调精英文化的独立性，要求保持其科学性和审美性。随着这种探讨的愈来愈深入和细致化，对“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界定和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界定与划分
大众文学是流行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其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因而它所包罗的就不仅仅是通俗的、可复制性、娱乐性的市民文学，也包含以新形式“包装”的高雅文学与古典文学。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学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一般都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追求文学形式到内容的纯正性、 规范性， 倡导无功利的审美创作，表达特定生活中的审美理想，呼唤社会的人文精神等。
大众文学冲击着“文学是无功利无目的性的”这一传统或学院式观点，它以消费为目的，满足大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又与文化大生产相关联，影响力相当广泛。大众文学的特点有二：首先，大众文学突破了以往依赖于文本符号的局限，更多借助于文本符号的重新编码，加入“境遇”符号等多元素让读者身临其境；其次，大众不仅是鉴赏者，更是参与者和创造者。以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为例，大众的参与程度确实是以往文学发展所不及的。
大众文化（艺术、文学）与精英文化（艺术、文学）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表现”，是拥有权力话语的阶层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的发言，从文化发展历史事实来看，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非但子虚乌有，而且毫无必要。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国的四大名著当时都属大众文化的范畴，但经过若干年后，无一不被奉为精英文化的代表，这就说明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并无实质的划分，真正执着于将精英与大众区分开的，恰恰是以往掌控文坛、制定文学时尚、规范审美趣味、筛选和修订文学经典、控制文学走向的精英们。
精英们力图将文学精致化、高雅化、抽象化乃至将艰深视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以便和大众保持距离。这样的结果使得精英们越来越难以为广大受众理解，精英的学术、精英的创作都成为高不可攀的东西。但在传媒时代，这种局面被打破了，传媒呼唤精英们走出书斋，将曲高和寡的文学经典以大众的方式阐释给大众听，百家论坛、世纪大讲坛就是例子。经典需要大众的理解和传播，精英们也需要获得大众的支持才能捍卫其话语地位。网络技术更是加快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界限的消泯。网络文学这种自由化、民主式的文学样式，颠覆传统文学的传承和接受方式，它以其独特的超文本表现形式展现出内容的丰富性、文本的多义性、阅读的开放性，充分显示了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在网络的世界，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谁也左右不了谁，精英们不能再自诩为大众的“代言者”，大众可以自己“立言”、“代言”，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传统精英文学的权力话语
历史不过是成功者的话语，文学在过去只是精英的话语，而现在，精英们垄断的文学资源（首先是经典文本）变得不再神圣不可得到，精英所依赖的传播渠道也显得捉襟见肘，这个话语拥有者的身份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精英们掌握着文学的知识与技巧，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一种权力，“知识越是被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就越有可能让在其中发言的主体根据冲突严格的阵线进行划分，就越有可能使这些如此对立的话语像在总体战略中（这里不仅仅是话语和真理，而且还有权力、身份、经济利益）的不同策略整体那样发挥作用。”[1]这种权力的强大迫使其对立的非精英话语保持沉默或被排斥，如古代小说尽管萌芽很早，但一直被视为“小道”，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2]汉代有九流十家，“小说家”居十家之末，可见地位之低下。古小说被排斥在正统文学的圈子之外，上层文人不屑为之，特别是白话小说，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由于对白话小说的歧视往往弃之不录。在文言小说中，传奇类文言小说也因多属虚构，正史书目也多不予著录，唐宋以来的许多著名文言传奇小说如《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谭意歌传》、《流红记》、《王幼玉记》、《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便多不见于正史书目。这种有意识的筛选符合精英话语规范的作品，淘汰“不入流之作”，成为文人集团或上层精英的共识，他们所需要的是符合其上层身份、维护其文学地位和权力的规范话语，对于通俗的流行的大众文学话语，无论怎么喜爱也只采取镇压、排斥一途。
赋、词的出现和流行就能说明这种改革。从保留大量民歌形式的屈骚到士大夫的赋，从敦煌曲子词的粗糙素朴到文人创造词集《花间词》的雅正典丽，显示的是上层文人对民间文学的吸收和改造。这种改造也进一步强化了权力话语的不可抗力，大众文学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被选择的命运。
敦煌文献记载的民间词，其实是尚未成熟的大众形态的作品，形式上字数不定，韵脚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内容上素朴无华，富于生活气息等，都说明其草创阶段的自由和“不规范”。当唐诗走向极致无法突破创新时，文人不得不从大众汲取养分，转向另一种文体，这种称之为“符合文学内部规律的变革”，实际上是出于“修正”目的以维护自身话语地位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是被迫的。
这种被迫主要表现在对新兴话语和话语拥有者的轻视，如文人改造过的词，仍然地位不高，欧阳修谓作词不过是“以其余力游戏”，“薄妓，聊佐清欢”，可见作词当时虽已盛行，却仍不登大雅之堂，无法与“言志”的诗歌相提并论。因而苏轼对词进一步革新，不仅形式，内容上也大加改造，力图将一切诗歌能表现的东西借由词来抒发，然而事与愿违，苏轼的创作当时并不被人认可，其弟子也认为不合词的“本色”。这种“修正”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文人利用自己的权威性进行了筛选，但筛选的结果只是非精英的文学披上了上层文学的外衣，而无法改变其本质。
除了轻视，这种被迫还表现在对话语拥有者的限制。以柳永为例，底层文人的通俗之作，纵然受到大众欢迎，广为流传，但在上层文人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为与大众话语相区别，力图将言辞表达上层化、贵族化，从晏殊、欧阳修、周邦彦到姜夔，一直在努力。到姜夔，词的改革已臻成熟，词的雅化，将创作群体限制在文人圈子里，使得话语的拥有者限定为少数，于是代表精英或文人集团的话语体系之一的文体特质就显示了这一时代的文学性。
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集子和作品成为筛选机制下的胜出者，读者无法选择，除非读者本身成为精英或权威，再编纂符合他审美规范的作品，但这种重新编纂仍然是在精英的权力话语规范之内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经典的流传首先有赖于经典文本的获得，而面对已经由权力话语筛选过的经典，大众自然只能无条件地接受被保留下来的部分，而忽视被剔除的部分。
三、大众文学对经典的传承
在精英的权力话语下，大众文学显然是不入流的，被高雅文化排挤和压制，但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传媒语境下，高雅文学被动卸下了贵族化的神圣光圈，变得越来越大众、平民，文学精英们也走出书斋，融入市场，借用大众传媒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不妨将传统精英文学与当今的大众文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大众文学对经典的传承利弊。
传统精英文学掌控传播手段和渠道如书本、戏剧、讲演等，读者主要接受的是由精英筛选的文本；与此不同，在传媒时代，受众与经典文学文本之间往往隔着符号、媒介等，这种接受方式可以理解为二重接受。接受的是被改造后的新意象和新文本意义。改造者不仅仅是导演、编剧之类的人，还有更多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介入。
传统精英文学接受主要运用的是文本符号，传媒时代则不仅利用文本符号，且更多构建“境遇”符号使得更具生命力，更为大众所喜爱。
传媒语境下的大众文学对经典的承继具有“变相”特点，但总的来说仍具积极意义。
1.利用或保存经典的影响力，使经典更广泛地为大众所接受。不论是对原著的曲解还是解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利用并保存了经典的影响力。《西游记》等经典文本的不断注释和现代解说如《西游记与中国政治》《唐僧情史》《沙僧日记》等，《西游记》文本不断翻拍成电视剧如《新西游记》等，都会引起受众对西游记的关注，一方面，“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想抛开他人（电视或电影导演）强塞给自己的形象，希望从这些原文的阅读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重新塑造自己的主角形象，这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消费。另一方面，受众在对比中会发现原著的艺术性与注解、影视的纰漏之处，在参与批评和重新解说、创作之中，受众的审美能力会得到一定提高。
2.注入了现代意识，更符合时代审美需求。如新版《西游记》注入了很多人性意识，相比老版突出孙悟空的斗争精神，新版刻意描写孙悟空在唐僧的熏陶下变得人性化的一面，如孙悟空被唐僧误会后被赶回花果山遇到徒子徒孙被猎人捕杀，想起唐僧说过“人与妖在呼吸之间”等话语，放了被俘的猎人，这便是突破原著的现代意识。
3.部分意义及精神被保存并传达，显示了经典的超越性。如《解读西游记》《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传》等阐释文本尽管时代视角不同，对于孙悟空斗争精神、保持自我的肯定，由西游记众多角色复杂关系启发人际关系学的思考等都是经典文本中值得传达的部分。
四、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权力话语的颠覆
精英文学面临的最大困境，不仅是在传媒语境下正统文学流于平庸化、通俗化、媚俗化，更是话语权的丧失。因为大众文学是自给自足的，精英则总是面临衰弱和枯竭。精英文学不一定代表大众文学方向，却一定需要从大众中汲取养分，获得支撑，否则将面临干涸和无法承继的困境；而大众文学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接受的程度方面都无须顾虑。当一种大众文学体式无法承继下去时必然会有另一种新兴的样式代替，且这种代替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更显迅速。
从表2可以看出，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话语权威具有颠覆意义。这种颠覆主要表现在方式、目的、过程及结果几方面，精英权力话语被大众逆向、相反、颠倒的逻辑以及各种形式的戏仿、异化、滑稽改编消解、弱化甚至解构，大众文学的平面化、可复制性是以消解文学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大众文学追求的平民化、平均化无疑与大众不同的审美价值诉求形成悖论。大众虽然不具备话语权力，但以大众为服务对象的传媒却是一种技术权力。大众传媒本身就具引导作用，握有重要的话语权，且它们的范围广泛，影响深入持久，又不需要大众太多的智力与创造参与，这便成为了冲击传统权力话语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福柯的言论中，这种技术权力，“不是针对肉体的人，而是活着的人，针对类别的人”。这种权力使人大众化，使人成为整体，而不是个人，人一旦被归纳为大众，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过程，被这种权力技术所控制。
五、传媒时代下精英文学的定位问题
如何看待这种权力话语的颠覆状况，并正确定位精英文学的发展，许多学者和批评家积极呼吁文学及文学批评要保持其独立性，不迎合传媒的商业性和庸俗化、低俗化；另一方面，又表示不应退守书斋，刻意远离传媒，而要自我开放、“与时俱进”。事实上，就操作而言，这两方面之间的“度”，很难把握。文学作品人文精神的丧失，作家、批评家艺术品格的滑落、大众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等，都是屈从技术权力付出的代价。
对大众文学进行引领和指导，不仅仅是要指出文艺批评家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更应该区分传统文学的批评对象与传媒语境下的批评对象的不同特质，进而明确两种批评不同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原因，从中找到契合点。
第一，我们应当走出将大众文学纳入精英的价值判断体系的误区，不应在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对大众文学展开批评。
第二，不能因为大众文学的内容驳杂而否定其传播中的积极效用及大众化优势，更不能否定大众文学也具有审美特质。
第三，精英文学必须进一步楔入生活，参与传播，发掘现代生活与经典范式的共通点，因为经典不在于载体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内涵和实质。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艾略特曾指出：“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大众文学的迅猛发展不可能动摇经典的传承价值，经过时间的检验，现在的大众文学也有可能沉淀为经典。
第四，精英们不必为话语权力地位的弱化而感到焦虑，精英文学应继续保持审美品位和自我，将阐释的无限可能给大众，由大众分辨和继承。
综上所述，传媒时代到来之前，尽管精英文学掌握话语权，大众文学必须得到精英文化的认可才能上升为权力话语。但大众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影响精英上层对文学的评价，大众无意识非组织的筛选和淘汰制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大众文学的传播方式和旺盛生命力也引起精英上层文学的反思，当一种精英文学走向衰微之时，大众文学往往为之提供形式上的借鉴和内容上的养分。
在传媒时代下，大众传媒加速了精英权力话语的消解，大众文学得到广泛重视。大众文学的兴盛和发展对精英文学具有颠覆意义，大众文学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学话语模式，允许多种话语权的出现，不再有单一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5.
[2]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大学教育提倡对人的价值追求,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者的完美兼容,是重在体现人的全面价值的一种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的灵魂与核心,通过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使得大学生能够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弘扬生命意识,彰显出个性与价值。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有在大学教育中渗透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才能培养出具备时代主体精神的优秀人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盛行,外界激烈的竞争环境严重冲击着人们内在精神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向世俗化与功利化转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明显下降。人文精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濒临消解。一些人面对诱惑不知该何去何从,道德意识薄弱,出现了狂热的拜金主义倾向。在生活中,精神极度空虚,缺乏崇高理想的支持,导致自身信仰的丧失。马加爵与药家鑫事件的出现,严重拷问着人们的灵魂,为一些人文意识淡薄,人文精神匮乏的人敲响了警钟,同时人文精神面临的危机也可见一斑。大学生是国之栋梁,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肩负着国家振兴的伟大使命。大学生人文精神素养缺失的现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一旦大学生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将会造成价值失范以及信仰危机,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下面,我们就造成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首先是外界大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市场经济下,中外交流日益广泛,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物质性、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理念充斥在社会的角角落落,严重冲击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就业形势所带来的就业压力难免会让大学生们感到力不从心,功利心的驱使一时让大学生们难以抉择。过于功利化的价值衡量标准形成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现象,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学只是用来供茶余饭后消遣的,使文学一度从“实用之学”的巅峰沦落至“无用之学”的深渊。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催生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人群,使得人文学科得不到重视,导致了人文精神被冷落遗弃的现象。
其次是高校的教学理念对大学生的影响。高校的生存是由生源维持的,为了获得充足的生源,而学生选择学校看重的就是学校的就业率,因此,学校势必会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搭建好平台,以此吸引学生就读。以此为前提,高校在专业的设置上多倾向于应用型专业的开设,人文学科是作为辅助专业而开设的,学校对人文学科没有足够重视,学生也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人文学科的地位,造成很多学生对学习人文学科的兴趣不足,热情不高,之所以学只是为了多拿些学分。很大一部分学生读大学就是为了找到一份稳定的好工作,而学校投其所好倾向于安排实用性较强的热门专业与课程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出现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种浅近功利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再次是教学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受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的影响,学生对知识的获得处于机械化的记忆、被动化的接受,不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以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学中,人文内涵缺乏。人文学科的教学形式单一,政治说教的性质过重,缺少人文内涵的挖掘与延伸。教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自我体验与感悟力的忽略。人文学科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极具艺术美感,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珍贵的文化资源。人文学科的魅力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切身体验才能体会的,教师对学生自我体验与感悟力的忽视,是关闭了学生发现美的一扇窗口。在教学中,缺失活跃的课堂气氛。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生能够做到深入地理解知识,而把学生当成“靶子”进行单项的知识传输,其结果只能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从而使文学的教育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不利于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二、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重塑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求人们具备健全的人格与良好的内在修养。当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使得人们责任感缺失,道德水平滑坡;心理脆弱,承受能力不足;生命意识淡薄,人文素质降低。种种现象都显示出人文精神的缺失,面对这种现状,国民人文精神素养的培养就显得极为迫切。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重塑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些文人,如张炜、韩少功等人曾与1994年前后,就人文精神展开了讨论,猛烈抨击了“价值失范、道德滑坡”的现象,并致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塑。现当代文学课程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应承担起人文精神建构的责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奠基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之上,并吸纳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精髓,从而幻化出现当代文学的核心内涵,即“人的文学”。它体现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追求,极富人道情怀。例如,周作人的作品,宣扬人道主义思想,抨击“非人的文学”。鲁迅先生鞭挞国民的劣根性,提出“立人”思想主张。梁实秋的作品展示的是光辉的“人性”,和梁实秋反映同一主题的还有沈从文先生在“希腊小庙”中供奉的“人性的真善美”。孙犁的作品推崇人性的自然与美好。莫言、余华的精彩作品,展示的是对生命与人性的哲思与拷问。他们的作品各有千秋,又同为人文精神的典范。现当代文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题上看,都可称得上是人文精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
2.1现当代文学教学应立足课堂,多角度挖掘人文精神的内涵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独特审美体验,人文精神就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的,因此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要多角度地对人文精神进行挖掘与渗透。在教学理念上,转变旧的教学理念,将文化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进行迁移,注重引导学生掌握作品中所蕴含的各种文化知识,开阔学生视野。首先从作家生平与时代背景中汲取养料。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充分理解作家创作的特殊环境。比如鲁迅小说中的“立人”思想,要结合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进行讲授,有助于学生对主题思想的理解。其次要结合现当代文学学科特点,引导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容涵盖广、跨度大,折射了20世纪人们思想观念、价值情感以及生活状况的全貌。在对作品进行讲解时,势必会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从而拓展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挖掘作家身上以及作品中彰显出的人文精神。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要让学生尊重并热爱生命,树立崇高的生命意识,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命。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及作品都是人文精神的典范和经典。例如史铁生,身残志坚,面对突然的变故所带来的生命的残缺以及伴随着的虚无状态,他的态度不是躲避,而是用手中的笔与残缺和困境坚强搏斗,最终获得胜利,证明了人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坚强的斗志以及普世的悲悯情怀。他根据切身经历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以及生命的叩问,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极其有益的。他的《命若琴弦》,强调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为一些心理脆弱,承受能力差的人树立了榜样。在教学方法上,应以教师为主导,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代表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以及情感态度,对作品进行阅读就是在进行一场与作者及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的心灵交会,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进而品味作品的深刻内涵。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等多种教学设备,拓展学生获取知识的内容与形式。播放录音,可以让学生借助想象的力量去弥补作品提供的艺术空间。播放视频可以使学生更加直观地观赏到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人物的境遇。通过播放录音、视频等方式,可以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动机。同时,教师又要注意到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自主欣赏由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如《骆驼祥子》《家》《芙蓉镇》等,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写出心得感受。
2.2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要注重文学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高校要想肩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责任与使命,就必须赋予高校教育以“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传播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净化学生心灵,健全学生人格。首先,学习经典,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现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个光辉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现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以此为突破用作品中的经典重塑出当代的经典。教师要善于捕捉作品中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民族情感以此唤起学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除此之外,教师还应抓住作品中的对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的弘扬,让学生懂得真善美,能够恰当地进行待人接物,从而培养起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次,延伸经典,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审美观。一个人的内心是美好的,反映在行动上也是积极的,一个人一旦具备了积极健康的审美观,就会不由自主地以真善美的标准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大学生具有一定审美体验,也都形成了一定的审美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审美观都是积极的,例如,有些人的审美就只注重外在而忽视内在。积极健康的审美观的形成要求学生在平时的阅读中多接触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延伸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再次,运用经典,铸造学生坚强的心理素质。人们都以为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但是现实中大学生却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对工作力不从心,对生活迷茫困惑。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经典,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安慰。作品中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人物形象启迪着大学生自立自强,正视压力与挫折,为大学生走出困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运用经典,努力铸造学生坚强的心理素质,让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向困难低头,坚定信念不迷失,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心。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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