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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非遗传承的现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吕家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J607;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7)03-0036-04
吕家河民歌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是我国民歌王国中一朵不可多得的山野奇葩,也是中国汉族民歌中弥足珍贵的半坡遗址。它直接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风俗,是劳动人民交流情感、传播知识、娱乐消遣的工具[1],也是认识武当山地区民风民俗的宝贵资料,具有人文研究价值。鉴于当前吕家河民歌传承发展状况和民歌挖掘整理以及理论研究工作的实际,本文希望通过对吕家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的分析,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吕家河民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传承、保护与利用的新途径。
一、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的现状
1.民歌传承人与梯队发展情况
吕家河民歌被发现以来,当地政府组织专业人员先后对老歌手的唱腔、唱词、古词、声韵进行录音、录像,建立了电子档案;争取了政府支持,对生活困难的老歌手,政府尽量给予优先安排农村低保,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目前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非遗传承人2人,市级非遗传承人1人。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从官山镇中学选拔了12名毕业生到十堰市艺术学校进行培训,学成归来后,以12名学生为骨干组建了吕家河民歌艺术表演团,成为官山镇吕家河民歌的传唱者和守护神。
2.民歌挖掘与整理研究情况
通过邀请北京大学等多所国内知名高校在吕家河村设立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与前来实习采风的师生开展“高校师生到田园,农民歌手进校园”的互动交流,帮助挖掘整理经典民歌,先后出版了《吕家河民歌集》、《吕家河民歌研究》、《武当后花园南神道探秘》、《武当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吕家河民歌村民俗与研究》、《民歌与安魂》、《武当官山文明》、《武当后花园――官山》等书籍和《吕家河民歌・风光》VCD光碟、《武当南神道民间传说》系列丛书。为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奠定了基础。
二、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非遗传承人年龄老化,传承无序、方式单一
吕家河有非遗传承人4人,其年龄均在70岁以上,年纪较大,身体状况欠佳,记忆力逐渐衰退,传承活动受限。老一辈中没有女性传承人,新一辈中男歌手多于女歌手,四位传承人都只有三、四个徒弟,弟子尚未全部传承传承人的民歌,并达到一定高度。传承人均为文盲,不识字,在长期口传心授中,由于观察理解能力有限,仅仅靠头脑去记忆,比较困难,容易张冠李戴,发生遗漏等。据了解,愿意学习传承吕家河民歌的大都是本地人,有的是家庭内部传承,有的是拜师学习,新一代传承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培训,传承人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
2.非遗传承投入有限,民歌传承缺乏经济保障
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民歌传承后继乏力。对民歌传承人经济补贴有限,传承人为了生计仍然还要从事其他劳动,以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这严重影响了新一代传承人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信心。地方经济发展滞后,产业支窝现夭蛔悖导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生活生计外出务工,其工资收入远高于民歌所在的地方政府支付给非遗传承人的工资收入,青壮年劳动力无心于民歌传承与保护的工作,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民歌传承与保护这项工程持续的经济支出,民歌传承缺乏经济保障。
3.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歌传承缺乏相应的环境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交流的工具变得更加现代化,交流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一些生活生计问题,并实现物质交换和情感交流,吕家河民歌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和破坏,政府、民间组建的歌会渐趋没落乃至消失,吕家河民歌也逐渐丧失了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电影、电视、网络的普及与运用,彻底颠覆和改变了人们娱乐方式,人们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各取所需快捷便利下载各类娱乐节目观看、欣赏,这些娱乐节目彻底取代了人们对民歌文化的需求与传唱,民歌传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
4.民歌传承意识薄弱,自觉传唱意识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持续工程。吕家河民歌传承与保护需要一代代非遗传承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更需要一届届政府执政者持续不断的扶持;需要“运动式”的宣传与投入,更需要持续性的推介与关注。对吕家河民歌的调查中发现,经常传唱接受过采访的村民、有过学唱民歌经历的中学毕业生对吕家河民歌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了解的,除此以外,其他的村民对吕家河民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无所知的,更不必说了解吕家河民歌传承与保护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了,民歌传承意识薄弱,自觉传唱的意识不足,致使民歌传唱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5.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民歌传承缺乏整体规划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感召下,上级政府设计了对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包括GDP、年人均收入与增长比例、各产业增速与增长比例、招商引资项目数、引资总量与增长比例等等,这些考核指标难免以偏概全,这种考核指标设计的导向,必然形成地方党委、政府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重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轻人文社会环境软件建设的现象,即便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背景下,地方主政者仍然摆脱不了重经济建设、轻人文环境建设的急功近利行为倾向,其结果导致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变化无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朝令夕改,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缺乏整体规划与布局。
6.民歌表演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和时代性
传统农耕时代,人们在从事农事时身着各式农事服饰,头顶、肩扛、身背各种种子、种苗或农具,在田间地头个唱、对唱、齐唱,其歌唱内容既有体验农耕生活的辛酸劳累,也有体验采摘、收获、加工与品尝的收获喜悦,又有体验爱情、友情与亲情的喜怒哀乐,其内容涉及面广,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吕家河民歌表演在村里的民歌堂内进行,场地所限,设施简陋,表演辅助乐器少,服饰简单,作为旅游消费品对游客来说缺乏吸引力,商业化表演程度低。部分民歌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生活脱轨,缺乏时代性。吕家河民歌内容涉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社会生活等,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民俗逐渐消失,娱乐方式渐趋多样化,吕家河民歌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三、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特点是传承,发展规律是进化[1],靠传承而进化,在传承中进化。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就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2]。遵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必须正确处理好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关系,确保在传承中得到更好保护,在保护中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保护与利用中更好地发展与传承,使吕家河民歌得以继承发扬光大,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坚持投入与合作并举,实现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目标
(1)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程中,政府必须履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职责,积极争取上级政府支持,有计划地持续进行财政投资,加大对各级非遗传承人保护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各级非遗传承人经济待遇,增强新一代传承人对非遗传承、保护的信心,确保各级非遗传承人、接班人能够全心致力于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工作,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发展目标。
(2)坚持政府与民间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在目前乡镇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民间可以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开展伙伴式的合作,特许权可以是出让土地经营权、项目经营权等,通过签署合同以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实现政府与投资各方的互利共赢,这是解决上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资金投入不足、乡镇财政又难以支撑非遗传承与保护工程持续投入,实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发展目标行之有效的途径。
2.坚持发展经济与保护利用并举,实现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良性循环
(1)坚持政府与民间合作,借助社会资本,大力发展乡镇旅游
官山镇地域辽阔,山青水秀,南接房县、神农架,北邻六里坪经济开发区,东眺武当金顶,西望伏龙山,十房高速公路横贯全境,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前山学武观庙,后山听歌休闲,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得益彰[3],这种旅游产品的差异互补性非常适合发展乡镇旅游,即:建设官山镇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园区。农业观光园区既要相对集中,又要功能区分明确、相对独立,实现科技示范、科普教育、生态观光、体验和参与、综合服务五大功能。将民歌文化与乡镇旅游对接,根据各功能园区功能,结合吕家河民歌唱腔、唱词和声韵特点,演绎编写出符合各功能园区的新吕家河民歌,传承与发展吕家河民歌,在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上赋予吕家河民歌新的生命、新的含义,这既是对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与保护,也是对吕家河民歌的发展与利用,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发展经济与非遗传承、保护、利用并e,促进非遗传承、保护与利用良性循环之目的。
(2)坚持既有景点与规划景点统筹协调,逐步凸现民歌文化价值
对于文化遗产,既要保护,更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开发利用是为了更有效的保护,这样才能逐步凸现民歌文化价值。地方党委、政府要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准确定位民歌村乃至官山镇经济发展方向与目标,统筹规划,制定吕家河村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的长远目标,坚持既有景点与规划景点的统筹协调,把武当南神道、大明峰等项目开发建设与吕家河民歌村旅游景区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民歌村民歌与武当山旅游产业的对接,以及官山镇旅游项目、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错位发展,让游客体验到“走武当大峡谷,游武当南神道,观武当后花园,听吕家河民歌,事田间地头活”的休闲度假情趣[3],让民歌村民歌成为游客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凸显官山乡镇旅游在武当山旅游经济圈的互补优势,使吕家河民歌适应“大武当”旅游发展的需求,成为鄂西北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闪亮明珠。
3.坚持民歌普及与队伍建设并举,促进民歌、民歌文化发扬光大
(1)持续开展民歌“四进”活动,不断扩大与强化民歌传承群众基础
扎实开展以民歌进家庭、进校园、进机关、进观光园区为主的“四进”活动,形成人人学唱民歌,个个能唱民歌的良好氛围,使吕家河民歌得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4]。利用节假日、旅游重要节点举办民歌大赛、青年民歌手大赛、民歌演唱会等,不断发掘新人,鼓励年轻一代学民歌、唱民歌,把现存的曲调都唱熟唱会,把学唱民歌、会唱民歌与文明家庭、劳动模范、青年能手评选结合起来,强化民歌传承保护人文社会环境,扩大民歌传承群众基础,为各观光园区乃至“大武当”区域内景点景区源源不断培养输送民歌歌手。
(2)持续开展传承人队伍建设,培养民歌传承保护接班人
为确保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后继有人,每年要有计划选拔一批对民歌演唱有兴趣、传承有潜力、保护有信心、学成回得来、工作留得住的中学生赴省、市音乐学院进行民歌、乐理和导游知识培训,签订培训与就业协议,提高学生在读、在训期间的费用补助标准,让就读、参训人员安心学习、潜心学习,学成归来后要有计划实行结对拜师,师从各级非遗传承人,把非遗传承人演唱表演的技艺传承与门下弟子民歌演唱表演与整理挖掘的工作结合起来,实施年度绩效考核,确保快速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把各级非遗传承人的演唱风格传承下来,使之成为吕家河民歌的传承者、保护者、守护神。
4.坚持媒体推介与营销包装互补,逐步扩大民歌村、民歌的社会影响
(1)实施全方位媒体推介,强化民歌村民歌的影响
吕家河民歌被发现以来,市、县两级政府先后组织多家国内有影响的新闻单位进行采访报道,多个国外媒体对吕家河民歌进行宣传、推介,但这些宣传推介缺乏力度和深度,且推介形式单一。信息技术时代,媒体推介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灵活多样快捷之特点,既要加强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周刊(杂志)宣传,更要重视新型媒体如互联网、手机、户外路牌和灯箱广告等宣传;既要加强重点节日、节点的“狂轰式”的宣传,更要重视持续性的全方位多踊的推介;既要面上应景之类报道,更要重视点上的深度报道,这样才能产生持续的效果。
(2)实施营销包装策略,强化民歌村民歌对游客的影响
营销包装是产品营销的一种策略,讲好民歌村与民歌的“故事”,向社会推介民歌村民歌,需要对民歌村民歌进行适度的包装。必须准确定位民歌村民歌功能,按民歌以及民歌所衍生的产品服务功能进行科学分类,在定期持续实施媒体推介的基础上,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延伸民歌村民歌产品及其服务,适时向社会宣传推介,让消费者走进民歌村,购买民歌文化系列产品,体验传统农耕时代的农事,学唱吕家河民歌,在学唱与体验中逐步扩大民歌村民歌在鄂西北生态旅游圈乃至秦巴地区的知名度,使吕家河民歌逐步走向全国。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由于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的环境随之也发生巨大变化。吕家河民歌虽然得到了国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吕家河民歌列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有限、地方经济发展滞后,仅靠地方政府经济投入难以支撑民歌传承与保护,民歌的文化普及、宣传等工作难以落实到民间,致使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与利用工作只停留在肤浅的认识层面上,本文通过对吕家河民歌的传承、保护与利用的剖析,探讨出民歌传承、传统文化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主旨在于:寄望于各级政府、民间组织遵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正确认识、处理吕家河民歌传承、保护与利用关系,使吕家河民歌得以继承、发扬光大,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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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传统手工艺;旅游文创产业;脱胎漆器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乃至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活态遗存。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人工造物的智慧与内涵,在发展、传承中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
脱胎漆器作为福州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突显了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是在继承几千年中国髹漆技艺的基础上创立的。凭借脱胎成型和表层髹漆的鲜明技艺特点,福州脱胎漆器自1898年以来,先后在五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奖。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传统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让国人重新认识脱胎漆器技艺,但是申遗不等于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传统手工艺如何适应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在保护中传承、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一直是福州脱胎漆器申遗后不断探索的问题。而在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类非遗活态化传承中颇有成效的文化创意旅游,如果与非遗传统手工艺相融合,是否能找到对双方都大有裨益的发展模式,这是本文力图探究的内容。
一、福州脱胎漆器传承现状
脱胎漆器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它是福州工匠沈绍安还原失传已久的“夹”古技法,并在手法、材料上有所创新的一种新型漆工艺。福州脱胎漆器以木、泥或石膏塑造器物模型为“胎”模,然后层层裱布刮灰,阴干后打碎或脱离“胎”模成型,故名“脱胎”,接着继续在胚面上完成髹饰艺术效果。这样制作而成的福州脱胎漆器,坚固、耐温、耐腐蚀、不变形干裂、色泽光鲜经久不褪。[1]福州脱胎漆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轻。不论器物造型如何,其体质都以轻、薄、巧、精取胜。由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间福州成为全国漆器的生产中心,“福州脱胎漆器”自此闻名全国。
福州脱胎漆器曾历经很长时期的辉煌。一方面,旧时作为当地民众钟爱的必需品,脱胎漆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吉祥陈设及宗教造像,都有过较高的产量和销量;另一方面,外贸的需求也为脱胎漆器的生产提供了颇多发展机会。[1]但随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民众渐渐远离传统民俗,工业化大生产让塑料制品等新型材料,凭借其低价和便利,占领福州原来的日用品、手工艺品市场,给脱胎漆器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工艺产品、工艺技术和传承人是民间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紧密相连的三个必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州脱胎漆器的发展现状,大致呈现以下情形:
(一)产品尝试推陈出新,但市场化程度不够
福州脱胎漆器的传统产品大致可分为实用和欣赏两大类,包括花瓶、屏风、餐具、茶具、盘、碟、罐等。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当时的脱胎漆器共有18类2987种花色品种。脱胎漆器产品门类虽然较全,但由于器形和纹饰的设计缺乏现代感,且造价较高,90年代末期以后,脱胎漆器的生活必需品价值被廉价的现代文化衍生物所代替。福州的两家国营脱胎漆器厂相继停产倒闭,脱胎漆器产业开始转向私人经营,并以小作坊生产形式为主。大部分漆器生产者对自我定位不准,缺乏品牌意识,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精品出产率低。[2]
近年来随着专业院校对漆艺专业的复兴,学院派艺术风格为漆器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线生机。以“80后”为主的脱胎漆艺新生艺术家、美术院校毕业生为主力军的工作室,跳出福州脱胎漆器一味的仿古传承,结合文化创意,迸发出漆与现代生活融合的O计新思路。但是,由于脱胎漆器的制作周期长、工序繁复的特点,再加上艺术创作的时间和智力成本,其价值和价格目前仍只能在小众的文化圈先流行起来,市场化的道路还举步维艰。
(二)技艺保护力度不够,传承环境有待加强
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在21世纪以前一直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从生漆炼制、胚胎制作到髹饰工艺,完整的生产链和持续的传承发展使民间工艺保持旺盛生命力。可惜现今脱胎漆器产业链几乎被完全破坏,各个生产环节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2]
首先,脱胎漆器所使用的天然大漆原料,要经过加工或精炼才能满足漆器制作不同工艺需求。目前福州生漆原料制作工厂仅有一家,炼制技术因条件艰苦且耗时,正面临后继无人的严重危机,一旦炼制技术失传,脱胎漆器髹饰技术将无法施展。其次,脱胎漆器器形设计制作的技艺缺乏传承和发展环境。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的脱胎漆器厂设立设计室和大师工作室,保证专人负责产品设计开发。[2]改革开发初期,也曾经采取奖励制度来鼓励技师进行设计创新。市场经济时代,取代国营企业成为漆器产业主角的私营企业顾不上抓产品设计,很快,大量旧产品器型遭到淘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的漆器工坊虽然意识到解决福州脱胎漆器滞销,必须设计出新,但因为缺乏胎型设计的技术,在器形变化的尝试上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虽然相比器形设计,保护和传承的效果更显著,然而随着行业的衰败、从业人员的不断分散,全行业工艺水准大大倒退,许多只能运用于漆器髹饰的独特技法纷纷失传。而福州的艺术院校漆画专业的发展则成为髹饰技艺传承保护的最后一块圣地,艺术教育者们研习传统脱胎漆器髹饰技法,并将之运用于漆画创作,这使福州脱胎漆器髹饰工艺免于全军覆没的惨状,而在漆画使用范畴外,差不多其他所有髹饰技法种类都面临极其严重的传承危机。
(三)传承人培养机制体制改善,传承人群数量逐年攀升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说到底,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单靠个别艺术家单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让脱胎漆器技艺传承并发展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工序和髹饰技法十分繁复,培养一个漆器工匠至少要五六年时间,使其技术纯熟则要十几年。人才的产出效益低,投资回报周期长,传承人群的培养的发展必须依靠相应的机制体制,显然,政府的重视能起到不小的作用。2004年,福州的脱胎漆器从业人员不足2000人,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取消了漆器专业,而福建工艺美术研究院也仅存一名漆艺研究专家,几乎无力生产和研发新的漆器品种。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得脱胎漆器行业得到一定发展。2012年,福州获得“中国脱胎漆艺之都”特色区域荣誉称号,全市漆艺产业从业人员上升至5万人。在政府的倡导下,艺术院校也在脱胎漆器传承人的培养上担负起重任。闽江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相继开设漆艺专业,并通过文化部、教育部主办的脱胎漆器非遗传承人群培养、漆艺大师班等项目对漆器从业人员进行技能提升。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自2015年7月首次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培训班以来,已开展三期培训,共毕业学员180人。
时至今日,福州脱胎漆器的保护和传承相比申遗前的状况,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只能是一种助力,脱胎漆器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展还要凭借市场的力量,漆器重回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审美生活、休闲生活才能赢得市场,而旅游文创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产业,与脱胎漆器非遗的发展方向有极高的契合度。
二、旅游文创产业是非遗活化的有益(创新)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因此,福州脱胎漆器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在对其开发、利用、创新时应保持其与社会同步进化的过程,找到它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发挥其在当代社会中应有的作用,这既是对它最有力的保护,也是保证其发展创新的机会。[3]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也称旅游文创产业、旅游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在旅游领域的传承、延伸、集成和重组,代表着高端旅游业态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特点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1.文化是创意旅游的根基。[4]文化为创意旅游提供资源,也是创意旅游者出游的动机、消费和体验的对象。[4]福州脱胎漆器的造物精神是建立在福州先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基础上,是与福州地域的自然、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产物。福州脱胎漆器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脱胎漆器生活器具和仙佛塑像的创造本质上是对福州本地文化的释与表达。因此,根植于福州文化和民俗的脱胎漆器技艺,可以依托文化创意旅游的形式载体,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达中实现脱胎漆器传承的目的。2.互动式学习与体验是创意旅游的实现路径和形式。[4]创意旅游强调参与的重要性和交互式的体验过程,主张旅游者积极参与创造过程,在与从业者、目的地居民的互动中形成独特的旅游体验。[4]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核心组成部分――制作技艺及其实践过程,恰好是能实施互动式学习体验的内容。将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设计开发为游客的互动体验项目,能够扩大脱胎漆器知识技能的受众面,不失为非遗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有益尝试。3.实现自我发展和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是创意旅游的目标所在。[5]创意旅游能激发旅游者的创意潜能,促进个体个性塑造和自我发展。[4]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全民关注和努力,例如,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内涵丰富,创意旅游者在脱胎漆器文创旅游的过程中,可以透过技艺体验、作品设计或是主题式策划参与的形式实现自我发展。与此同时,漆器产业与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能够实现目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双赢。
三、脱胎漆器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模式
(一)跨界资源多元整合,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
旅游产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产业,不框限于六要素的行业范围,而用创意吸纳转化各类产业资源为旅游资本。跨界融合是创意旅游的普遍特性,为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整合渗透提供了基础。[5]“旅游+非遗+”能突破传统旅游业和非遗文化产业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实现奇妙的组合变化,多产业形成合力,创造新经济形态。
例如,“旅游+非遗+博物馆”,整合实体博物馆空间、虚拟博物馆平台和VR技术,建设展示脱胎漆器髹饰技艺的活态展示馆。展示馆可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同时开放,由器物展示、制作展示、技艺参与体验、脱胎漆器衍生销售等几部分组成。器物展示展现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脱胎漆器物质形态;制作展示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脱胎漆器制作工艺及其原生态环境;线下技艺参与体验可让游客现场参与制作,线上体验则可借助动漫游戏形式实现;衍生销售凭借工艺品销售产生经济效益,推动脱胎漆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旅游+非遗+教育”,非遗项目本身即承载着遗产文化教育的使命,旅游则可以实现遗产地与非遗传播对象的对接。由此,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资源可以针对不同教育对象,推出多种主题游线路。例如,针对高校的美术专业学生推出“脱胎漆器技艺修学之旅”,从修习专业技能的角度出发,安排大师讲座、技艺学习和福州文化行旅等活动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推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体验游”,组织他们参观脱胎漆器活态展示馆、展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宣传非遗保护的途径和方法,激起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旅游+非遗+互联网”,互联网与旅游和非遗的产业融合,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例如,旅游产业对互联网、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可以实现庞大的旅游消费者客户资源的分类管理。旅游经营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集结对非遗文化、脱胎漆器传统手工艺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媒介发展脱胎漆器同好社群,搭建交流的平台,组织脱胎漆器非遗主题旅游、沙龙活动。其次,脱胎漆器非遗可以与旅游电子商务运营模式融合,在旅游门户网站建立非遗旅游商品、艺术品商城,在旅游中体验脱胎漆器非遗文化的魅力,旅游之后还能在线延续购买周期。
(二)依托旅游文创,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
旅游文创产业强调在对现有遗产类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同时,重视创造力的发挥,着眼于未来,创造新的旅游吸引物。福州脱胎漆器在恢复和保护古老技艺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科技发展和人文环境,在设计、技艺和功能领域运用创意,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给它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对脱胎漆器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进行剖析解读,可以将其内涵诠释为功用、质美、技艺、本土、传承、原创、体验和人本等精神,而这些精神永远都不会与时代相冲突,只要在秉承它们的前提下,就能不断创新发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文化,并同时为未来储备当今文化遗存。至于承载的形式,不妨尝试开发脱胎漆器相关节庆主题旅游产品,把节庆活动培育成展示地区特色的文化名片,既能保证造物精神的延续,又为未来创造出综合形式的未来非遗。
(三)回归生活,引领脱胎漆器生活方式旅游消费潮流
创意旅游注重对潜在旅游需求的激发和市场消费潮流的引领,创造新型旅游市场、培育旅游消费群体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本导向。[5]脱胎漆器曾经源于民间生活,又被新的民俗所淘汰。在脱胎漆器蓄势待发、准备再次回归生活的时候,旅游文创正是强有力的推手。旅游文创与非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文化为依托。最新型的旅游产业不仅仅要提品或服务,更要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创意旅游的发展思路是以旅游产品创造有效的休闲方式,引领生活方式。脱胎漆器使用的大漆原料天然无毒,制作过程环保节能,成品器皿可持续使用,完全体现环保生态的现代生活理念,古典与当代设计的碰撞尝试刚好符合中国人新中式的审美诉求。由此可以设计脱胎漆器生活体验馆,展现福州本土生活文化,从衣食住行体验漆器物质生活,成为旅游看福州的另一扇窗口。
综上所述,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宝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应该走活态化传承的道路。旅游文创产业与福州脱胎漆器在本质上都以文化为依托,且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核心特征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故我们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脱胎漆器为代表的非遗传统手工艺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的模式,即通过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回归生活,引领和塑造旅游消费潮流,为脱胎漆器非遗传承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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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遗产地;金坛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特定区域。自2007年设立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至今我国已建立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和1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虽然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江苏省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进行研究,总结文化生态保护区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以期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发展实践
金坛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地处长江中下游流域,属水网地带,境内河流纵横,圩乡村落人口占全境总幅员的80%以上。当地村民通过筑圩成村、以村兴圩的千年农耕实践,形成金坛古老而特有的圩村文化。以圩文化为特色,金坛于2015年9月通过江苏省文化厅批复成立江苏省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经过近6年的发展,实验区已通过遗存保护等方式,使金坛刻纸等国家级代表作名录项目得到提升性有效保护、朱庄马灯等濒危项目得到抢救性保护和完整恢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与传承
金坛区共普查项目140多个,经过发掘和申报,目前已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94项,基本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结合区域文化生态分布情况,划定天荒湖流域、长荡湖流域、丹金溧漕河流域三个非遗密集区为保护实验基地。在天荒湖流域,以直溪巨龙、董永传说为主,通过民俗表演、遗存保护等方式,让龙文化、孝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在长荡湖流域,以柚山放灯节、诸葛八阵图村、金坛面塑为主,通过民俗节日展演、艺术节非遗展示等方式,让渔文化、水文化、儒家文化得到更好展现。丹金溧漕河流域在以金坛刻纸、金坛抬阁为主的基础上,恢复了朱庄马灯,通过非遗展演、文化展览等方式,让其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实验区自设立以来,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对各级非遗名录项目加以保护。以金坛刻纸为例,实验区以构建各级传承人的传承机制为重点,采取学校传授、师徒传授等传承方式,形成群体适度、结构科学、梯次合理的金坛刻纸传承体系,并建立传承、保护、生产、管理金坛刻纸的志愿者队伍。同时,陆续建成儒林镇长荡湖水城非遗博物馆、东方盐湖城刻纸展示馆等非遗馆,建立以段玉裁实验小学刻纸培训基地等实体基地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体验中心,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在保护、保存、传承、展示和宣传非遗等方面的作用。实验区还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金坛区文化艺术节等大型节庆和文化主题活动,推出金坛非遗重点特色项目集中展演,不仅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参与,也引起了省内外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让实验区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得到较好的宣传。
(二)机制和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金坛区政府及主要负责部门编制了《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出台了《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责任单位暂行管理办法》等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文件,各项政策紧密配合,执行状况良好,有力保障了实验区有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合理规划实验区建设周期,各阶段目标内容具体、系统可行,不同阶段重点突出。加快完善实验区组织管理制度建设,成立实验区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专门工作机构。设立非遗专项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促进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开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实验区遵循“尊老扶幼”的原则,尊重和保护年事已高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鼓励老一代传承人通过带徒弟、辅导培训等方式培育新一代传承人。出台并实施《金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激励条例》,做好各级非遗代表性继承人的认定和命名工作,从场地、资金等方面资助传习教学、交流分享等活动;采取生活补贴、助学奖学、表彰奖励等措施,保证“老人”权益,促进“新人”成长。完善知识产权立法,维护文化遗产原创者、传承者的合法权益。
(三)自然环境、人文遗存的整体性保护和有序开发
深入分析实验区文化资源与文化生态的整体特征,始终厚植整体性保护的工作思路。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文物古迹、自然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结合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等,开展有利于圩村文化遗产存续的区域整体性生态建设、生态培育、植被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实验区将非遗项目与三星村人类遗址、华罗庚纪念馆等重点景区和特色景区相结合,以旅游景区为文化生态物质空间载体,以旅游活动为传播介质,扩大圩村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提高其知名度,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保护和展示金坛人文历史文化。实验区选择金坛刻纸等能在生产中创造经济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产品的生产经营相结合,进行生产性保护利用,开展保护性生产经营。发展创意产业,整合金坛民间文学资源,形成一批文化创意企业,打造演艺作品和艺术品创作中心。
二、“三维协同”的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高质量发展实践经验江苏省金坛圩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整体环境的营造、主体责任的划分和发展思路的规划三个维度,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助于其更好地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建设目标。
(一)环境维度:持续深入营造整体环境
突出区域文化特色。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综合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资源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等其他文化资源与文化生态情况,针对文化生态资源的区域特色,突出非遗重点项目,促进“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创建非遗传承环境。实验区对各级非遗名录项目进行因地制宜、分层分类的保护、保存。如:重点保护具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并能集中反映当地原生态圩村文化的项目;扶持性保护已采取措施抢救、状态较为稳定的项目;抢救性保护仅存续于个别家庭、个人或面临濒危状态的项目。针对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不同的传习方式,建立不同的传习、传承情景和系统,形成传习体系,规范传习路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营造节日民俗环境氛围。利用技术手段记录或进行情景复原,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传统节庆相结合,以端午、春节等传统节庆为节点,开展各类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以国庆等重大节庆为契机,组织各类文化展示活动。与主题活动相结合,推进实验区文化形态互动,丰富民俗节日表现载体,让民众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和内容来满足内心需求,激发民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和文化活力,增进民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觉。
(二)角色维度:扎实落实主体责任划分
坚持政府主导地位。政府及主要负责部门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项目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传播传承等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将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对实验区进行合理规划,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和办法,健全实验区组织管理制度,为实验区提供资金等必要支持,保障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展开。突出传承人关键角色。为确保非遗项目有效传承,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应以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保护对象,提升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出台相关保护激励措施,做好各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对于相关技艺传承、教育教学等活动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制定合理有效的奖励办法,对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给予奖励,增强传承人的责任感,实现非遗传承的良性循环。
(三)条件维度:积极完善发展思路规划
加强文化生态环境修复。正确处理城乡一体化拆建与保存古村落的关系,让当地的文化遗迹、遗存、遗址及古风貌得到可持续保护与传承。注重重点区域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生态保护,不得随意改变和破坏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类项、文化遗产与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实现多种文化表现形式的综合性保护。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加快创建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环境和机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提升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接待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水平,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旅发展中的作用,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次内涵和价值,实现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及双向驱动,让游客在感受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魅力的同时,带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以旅游的市场化运作反哺文化事业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挖掘非遗产业附加值。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挖掘其附加值,发挥其品牌效应,促进文化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对传统手工技艺进行生产性保护,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脉络的有机延续,让部分劳动力凭借传统手工技艺获得生计,改善生活,形成良好的自身造血功能。
三、结语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突出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明特色,在环境维度上突出区域文化特色、创建非遗传承环境、营造节日民俗氛围,在角色维度上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突出传承人关键角色,在条件维度上加强文化生态环境修复、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挖掘非遗产业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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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非遗实践基地;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6)02-0127-05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组织模式,与传统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比较,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宏观政策制定与实施,引导地方创新活动发展方向;同时,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利用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锐嗅觉及时调整创新活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社会创新资源,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提升地区发展竞争力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各地纷纷建立非遗传承和实践基地,基地在发挥促进非遗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遭遇了创新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利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推动非遗实践基地的建设,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一、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内涵
(一)政产学研用内涵界定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政产学研用分别代表着政府部门、企业集团、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五个方面,或者说,从构成要素而言,包含政、产、学、研、用五个部分。[1]“政”———政府部门。企业进行创新需要政府营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创新氛围,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重点开发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创新活动进行整体规划,制定与实施一系列人才政策、激励政策、监管政策等,对各类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创新模式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产”———企业行业。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于社会需求和市场变化反应灵敏,是各类创新活动的主体。它能及时有效地聚合各方资源力量,并将创造出的最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推动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因此,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关键。“学”与“研”———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主要进行原始创新,即创新人才的培养,科研机构更偏向于科学技术创新。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政产学研用结合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挥科研创新优势,通过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先进技术的研发,联合企业将科研成果付诸生产实践,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用”———目标用户。如何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活动要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各创新主体发挥资源优势,紧密结合,各尽其能。“用”又具有“应用”的含义,即科技成果的转化,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创新只有通过应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
(二)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吕静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协同创新(SynergyInnovation)是指集群创新企业与群外环境之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2]从各类创新模式发展现状来看,协同创新大多表现为各创新主体间紧密结合形成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互通共享体系,各主体拥有一致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依靠协同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多样化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是一种聚合各方资源力量而进行的创新活动。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指通过集聚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目标用户等各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与目标用户的市场导向作用,通过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活动持续发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过整合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等各方所具有的资源和优势,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各主体间紧密结合、互动合作、各尽所能、协同创新,促进各行为主体向有效协作的方向发展,力取“1+1>2”的合作效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模式。
二、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对非遗实践基地的作用
(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也纷纷建立非遗基地以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系统化发展。就全国范围而言,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或传承基地建设,为众多非遗项目提供保护传承的平台,为传承人提供传道授业的舞台。二是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旨在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例如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布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三是非遗保护研究基地或教学基地建设,目的是提升我国非遗保护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非遗教学实践的开展。四是非遗宣传展示基地建设,集中保存和展示当地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弘扬一地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公众在参观学习中认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有利于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唤起民众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代表性的有“天津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基地。这些基地在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地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国家扶持力度不足虽然在我国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的重要角色,积极推动基地发展,但仍存在法规建设不完善,扶持政策、资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制约着基地创新发展。2.参与主体过于单一一直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主要由政府推动完成,由政府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进行保护,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这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缺少各方力量的支持。作为政府业绩的衡量指标之一,部分基地建设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缺乏企业、高校科研、行业协会等创新主体的参与,缺乏民间力量的投入,更缺乏全民性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观念。3.外部可利用资源匮乏目前,大多数非遗实践基地缺少与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协作,加之其自身活动范围狭小、管理水平低下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其文化传承与保护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出现诸如过度开发、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
(二)“政产学研用”在非遗实践基地发展中的具体作用
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协同创新模式的提出,有利于更好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企业行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目标用户各创新主体的作用,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政府是协同创新模式的引导者。这体现在:通过成立相关部门,对非遗实践基地发展进行整体规划,聚合创新主体,整合优势资源,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协同平台;通过激励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引导科技创新人才与资金流动;通过知识产权等政策法规的制定,一方面为协同创新模式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化解各主体间内在利益冲突提供依据。企业是协同创新模式的主体。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的协同创新模式中,“产”则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企业及文化事业单位,例如工艺美术厂、博物馆、展览馆等。企业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社会需求了解清楚,能及时地察觉到市场反应的变化,是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能明确市场变化,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把握协同创新发展的方向,才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学”“研”是协同创新模式的智力支撑,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拥有众多的科研人才、良好的科研环境与最新的科研成果等优势资源,“学”与“研”发挥着培养创新人才、研发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大学与研究机构承担着培养非遗传承与保护专业人才、推进非遗保护研究、为政府政策提供信息咨询等职能,“学”“研”等创新主体的参与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资源保障。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模式的目标与导向,满足用户需求是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明确市场需求有利于促进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非遗实践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应以目标用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利用研究机构进行科技创新,通过企业实现研究成果快速向实用技术转化。
三、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进非遗实践基地建设举措
(一)与政府部门的协同创新
在协同创新体系中,非遗实践基地建设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在资金、项目计划上的支持外,更多的是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由此可见,政府在行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科研创新与传承、人员激励、信贷融资条件等方面的支持对基地建设有着积极影响。因此,非遗实践基地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政府部门也需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非遗实践基地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合作机制,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力量,鼓励更多的创新资源汇集。文化传承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由政府发挥“领头羊”作用,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平台,由政府部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等组成,旨在突破各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使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充分释放,推进各主体间深度合作,营造有利于创新活动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氛围。同时,通过完善政策、培育市场、规范中介等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政府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主导者,应不断完善关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建立非遗保护长效机制,维护与改善非遗生存环境。同时对非遗实践基地建设实施政策倾斜,加大财政投入,严格管理国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减少审批层级,简化审批手续,避免因审批时间过长、资金不到位等情况造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滞保护。积极扩充资金渠道,吸引社会力量注入,对非遗传承人的非遗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给予实质性的物质资助和政策激励。另外,对于非遗实践基地建设,政府要做到扶持与管理并重,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实施动态监管,积极组织、调动、引导各方力量参与,保证基地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与文化企业的协同创新
文化企业主要包括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的企业与其产业链中的供应商及同类竞争对手企业,还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有利于企业大幅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变化有着灵敏的嗅觉,非遗实践基地与企业间的合作,有利于及时了解市场变化,发现存在的技术问题,同时,直接从事非遗生产的企业可为基地发展提供技术创新支撑和市场反馈,进而改进技术方法,促进非遗创新,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传承,创造出的新产品反过来又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而选择与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合作,更是企业提升自我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间接地为非遗的丰富与创新注入活力。由此,文化企业间的协同不仅能分享到同行业内部的技术、知识和信息,还能进一步衡量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并更好地做到与其差异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以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为例,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北京市荣宝斋、江西省景德镇古窑瓷厂、山东省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绵竹年画社、自治区藏药厂等均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公示名单。这些企业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一方面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而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一方面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可作为高校各类非遗参观学习活动的实践基地,同时,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利用学术优势进行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促使科研成果更快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品牌。
(三)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作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源泉,能极大地促进基地开展创新活动。一般而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能够为实践基地输送各类专业人才,高校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开设民俗学、文化资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专业课程,也可设置通识选修课程供感兴趣的学生选修以增进对非遗的认识;同时,积极组织编写、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材,将相关课程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还可利用已有的教学资源,结合市场需求与就业前景,有针对性地开设具有发展前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毕业生。高校应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作用,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宣传活动,使更多高校学生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识、知识甚至是技能。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基地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浙江海洋学院为例,基地近年来在海洋民俗、海洋文学、海上丝绸之路、海疆海防、海洋文献等方面展开了系列教学与研究。开设海洋民俗、海洋美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非遗教学效果显著。开展非遗进校园,多次组织舟山市非遗传承人、各地非遗研究专家前往学校开展表演与讲座。2007年,邀请舟山市“侯家班”木偶戏团前往学校进行表演。“侯家班”木偶戏团是一个家族式木偶戏表演团,班主是“侯家班”第三代传人侯雅飞,当时,“侯家班”为同学们表演了武戏《少年英雄杨文广》与文戏《周文宾卖子救母》,激发了同学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大兴趣。2012年,又邀请“翁州走书”进校园,再一次增强了同学们对非遗的感性认识。另外多次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知识、政策的宣传。带领学生参加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辩论大赛,表现出色,喜获亚军,团队成员荣获“最佳辩手”称号。每年多名学生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充分发挥了高校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人才与知识资源整合作用。高校以人力资源为纽带,能为非遗保护研发工作提供场地、设备等资源,使其间接参与到创新活动中,还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直接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高校优秀研发团队进驻基地开展创新活动,或与高校联合设立非遗研究室用于新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从而进一步提升实践基地的创新能力。例如2013年落户于武汉纺织大学的武汉汉绣产学研发展中心,现有数名研究生致力于推动汉绣研究保护、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因此,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可为基地发展提供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为实践基地协同创新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四)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
满足目标用户需求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与目标用户的协同创新更多体现在与用户的信息沟通及用户的反馈作用上,对于非遗实践基地而言,可将社会大众视为其目标用户。作为实践基地的体验者,社会大众对基地创新成果拥有最直接的发言权,并能对其创新发展能力作出客观评价。因此,重视用户的反馈信息、加强基地与用户的协同,不仅能帮助实践基地有效识别市场需求,促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也有利于传播非遗知识,增强社会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意识,为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与教育部门合作实施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计划,在中小学设立非遗教学传承基地,通过课堂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将民间文化传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大力开展非遗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接触非遗,增进对非遗的了解,代表性的有南锣鼓巷非遗体验基地,该基地由南锣鼓巷商会与北京丝路新图文化创意公司联袂打造,15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集体入驻,开办以刘海戏金蟾为主题的“北京财神”专卖店,设立免费的“非遗公益大讲堂”,旨在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弘扬传统文化。非遗体验活动的兴起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契机。另外,可充分利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吸纳社会资金,利用非遗实践基地所掌握的人才和技术资源,建立非遗学院和民间技艺学习班,非遗学院主要针对日后从事非遗研究的专业人才设立,民间技艺学习班则多设在农村,吸引更多对非遗感兴趣的社会人员学习非遗技艺。可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利用传统手工技艺致富,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为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促进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的结合,2015年5月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以传统工艺为中心,借助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目前该计划已顺利进行了研修与普及培训工作,共有23所试点院校举办了33期研修班和普及培训班,培训学员1700人,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在非遗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各主体应建立有效的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政府部门作为引导者,制定配套的政策制度,营造良好环境氛围;以企业为主体,为非遗实践基地发展注入活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积极配合,为实践基地提供人才供给和技术研发支持,帮助其提升创新能力;坚持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增强社会大众非遗保护意识与参与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赵娜.五位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合作策略研究[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12):97-9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化;活态传承;工匠精神
早在2006年,及教育部就已经将9月定为每年的“传承月”,希望通过该手段能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学校学生中的宣传教育。江阴作为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政府及文化部门积极响应,多次尝试将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带进校园,采用不同的形式开展校园活动,因其形式丰富多彩,展出作品颇具特色又精致少见,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校园文化的方式传承逐渐体现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1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现状分析
近年来,江阴市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精神的活动开始逐步地走入校园,长泾实验小学就开众学校之先河,率先推出了“口袋书”文化,这些“口袋书”只有扑克牌大小,刚好可以装入学生的衣服口袋,十分的便携,内容丰富,涵盖了《衍纸》《剪纸》《超轻粘土》《发禄袋》等校本教材。[1]校长濮亚娟表示,在近几年教学教改期间,学校发现孩子们对这些传统手工艺十分感兴趣,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所以存在着一定的探索障碍。恰恰是这几年,基础教育体系中,劳技课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没有一个合适的课程体系,多数都是通过购买现成的材料进行简单操作,学生觉得无趣,老师也觉得没有意义,加上偶尔还被语数外常规课程占用,孩子们能锻炼动手能力和思考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长泾实验小学的领导班子思考着将传统手工艺和劳技课结合起来,编写了一套具有非遗特色的校本教材,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
传统的课本,学生在接受程度上存在着不足,甚至有些学生刚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角色转换并不到位,因此对常规书籍存在抵触心理。长泾实小在编写教材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推出了这些模块化,主体化,图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的口袋书,这些小册子包含了作品赏析,学生作品展示,制作过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学生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无法获取的知识,都能从小册子上找到答案。编写“口袋书”体现了长泾实验小学劳技课的地方特色,也引领了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基础教育校园文化的潮流。然而,这只是长泾实小劳技课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小小缩影,学校致力于挖掘地方文化,引导学生把自己成长的环境每一处都作为学习的场所,把蚕种场,叶飞园艺,张大烈民俗文化作为实践基地,还阶段性地邀请传承地方手工艺文化的民间艺人匠人到学校来,聘请他们作为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让每个学生能参与进来,希望通过努力,在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自豪感的同时,培养和开发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将本土传统文化“活态化”传承。江阴市长泾镇在传承本土传统手工艺的体验中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品质,从小树立起工匠精神,不失为一举两得。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本土传承与实现途径
2.1 基础教育阶段的“参与性”传承
江阴作为连续几年的百强县之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青少年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连能掌握吴语方言的青少年队伍也在逐渐萎缩,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大量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学校在课程教学外组织学生深入本土非遗文化生存的环境采风,融入环境,理解背后蕴含的文化因素,让他们从了解到认同,进而传承,使非遗发展延续的纽带在基础教育中得到良好的延续。
在不久前刚落下帷幕的第一个非遗纪念日里,南闸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就在南闸实验学校举行了工艺《百寿图》非遗传承进校园系列活动。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应当是一种“活态化”“可持续”的传承,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其实现途径主要要突破三个方面:一是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形成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现有课程相结合。其次基础教育阶段还是以最终的升学为目标,因此将传统文化的校园传承融入学生的教育、活动中去的同时,不能增加老师和学生的额外负担。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多元化的实施渠道,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以一个文化形态再现者的角度主动地理性地去亲近传统文化。
2.2 高校教育阶段“专业化”传承
专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已被纳入了学科建设规划之中,一方面可以培育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才,另一方面还能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相关课程也逐步被高校纳入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博士点硕士点陆续通过审批,可见国家在培养复合型非遗保护的管理人才上不遗余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传承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的更新换代推动着文化本身的更新再造,高校应当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合理架构,为静态型数据到动态化转变奠定基础。
高校不仅要维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思考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平台上提出创新,高校有着大量的优秀学术研究群体,可以凭借学力量作为支点,推广传统文化的传承,让更多人关注到传统文化,认可传统文化。
“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2]这一特殊性要求高校教育阶段的非遗传承突破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开辟资金通道,鼓励师生田野调查,深入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调研一线资料,丰富原有课题成果,近年来,不断有各地的高校开展“非遗周”、“非遗行”等一系列活动,并成功申报了一大批以非遗为主题的教科研课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次落实校内外学术讲座与学术研究,增强师生和民众的非遗文化传承认同感,如江阴学院的师生联合当地政府相关文化部门拍摄了数量可观的非遗数字纪录片,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学校教育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广大学生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和支撑。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手艺“工匠精神”的当代校园培育
溯本追源,我国的工匠文化源远流长,历代能工巧匠对于历史的文明创造功不可没。作为一个以实用技术见长的民族,我国的丝绸与瓷器早在千年以前就享誉海内外,这无不体现着每个领域工匠的高超技艺,这些精湛的技术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西学东渐近代工业化的迭起,半自动全自动工业制度逐渐替代了传统手工艺制度,大量优秀的传统工匠技艺走向衰败甚至失传。
3.1 搭建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性平台
受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影响,现代学徒制逐步被引入我国职业教育模式,为培养学生往高精尖技能的方向发展,这对“校企结合”的联合办学机制的诉求更为迫切。纵观本土校园的教学硬件,往往困难重重,资金不到位,设备陈旧,管理体制的缺陷等等原因让学生失去了更多实践技能培养的机会。拿高校来讲,学生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做精致的PPT,演练如何在众多专业老师面前侃侃而谈,或是用充满视觉刺激感的展板,数万字的长篇大论赢得成绩册上一个漂亮的分数,我们的学生不能只有伶俐的口齿和良好的表达能力,他们需要有善于发现的大脑和忙于执行的双手,校园为培养的是能工巧匠,不是空洞的演说家。从这个层面上讲,切实有效的搭建实践性操作平台,在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也培养成功成熟的技能操作能手,这是一条必须经历的道路
3.2 培养具备合格“工匠精神”的师生队伍
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品牌企业各技术部门中薪酬最高的,往往不是管理层,而是老技术工人,他们甚至可能没有大学文凭,但是论经验和解决实际状况的能力无人可及,而这些个体化的知识和积淀无法从课本中汲取。因此政府和学校应当支持鼓励工匠们走进校园,长期与各专业建立起实际性的合作,引领工匠精神的示范,与专任教师及学生建立严密的团队,从自身专业,传统艺术工艺特点结合现代化发展趋势,不断突破,同时,应当从职业技术认证的角度思考,强化职业资格认证,提高职业水准和职业荣誉感。对手艺与匠艺的尊重,既保护了传统手工艺技术又同时提高了其社会地位,让师生在社会和学校大环境的鼓励和倡导下有序地组织起来,在自己所归属的领域持续创新。
3.3 弘扬“工匠精神”与工匠作风的校园氛围
精神教育只有通过体验才能产生感受,通过每年固定的宣传日发动讲座组织学生进行纪录片的观看仅仅是对以非遗传统手工艺为载体的工匠精的了解,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当同心协力将这些技能或手艺拼纳入教学教育中,强调“学技能,练技能,比技能”。工作与学习中强调工匠作风,踏实肯干、认真细致。带动工匠精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学习钻研的态度,指导学生们自发的组成小组,“一带一”,“一带多”的形式形成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小团队,求精求实的开展学习和工作,把从传统匠人那里带来的优秀品质传播在校园里。作为学校的领导层更应该看到这样的启示与力量,以真切的工匠精神引领工作,以务实的工匠作风开创事业,传播校园正能量。
4 结语
几经反思,在国家大力宣传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以及工匠精神的信仰,背后更多的是时代竞争带来的劣势,提到中国,人们无不联想到廉价劳动力,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却无法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还随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究其根本,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内在精神世界的匮乏。民间技艺,民间美术等民间文化是传统精神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它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随着社会的推进,年轻的一代对于经过历史长河淘洗沉淀的传统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传统收工技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是历经无数劳动者磨练之后的民族文化精髓,是人民群众心手相连的艺术,守住传统文化,才能守住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校园是指引社会新生力量的圣地,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传统优良精神的传承延续,责任重大,我们还在践行的路上。
参考文献:
游客到丰都县游玩,总会尝一尝这些当地的正宗小吃,有的游客还会买一些带回家,当作礼物送给亲戚朋友。
其实,这些丰都县美食并非在当地才能吃到或买到,但这并不妨碍游客对它们的喜爱。
细究背后的原因,这些美食大多与丰都县数十项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游客与其说是在品尝美食,不如说是在感受这些美食所代表的文化。
事实上,近些年来,丰都县很多非遗项目正结合时代的需求,尝试产业化,以进一步传承丰都县城市文化的文脉。
传承之困
2016年12月15日,丰都县包鸾镇包鸾村,66岁的村民张茂银和妻子正在编织竹席。
夫妻二人配合娴熟――对格、送篾、打压,只听“唰”的一声,一根细长的竹篾便紧紧嵌入席面。
张茂银17岁时便跟着姑父学习编竹席。那时,每年白露过后,他便和姑父带上镰刀,背着背篓,到屋后的梁山上砍竹子。
成家后,张茂银又将学到的编竹席的手艺教给了妻子。“那时,编竹席就能养活一家人。”张茂银说。
据了解,包鸾竹席因其特有的原材料和工艺,在上世纪80年代曾享誉全国。那时候,全村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20多岁的青年,几乎人人都会编织竹席。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潮兴起。由于编织一床竹席至少要十来天时间,且售价比机器生产的竹席贵上几倍,这使得包鸾竹席很难成为消费的主流。于是,很多人放下编织手艺开始离家外出打工。
“那时候,两个儿子宁愿在外面打工,也不愿回来跟着我一起编织竹席,我特别担心这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回忆往事,张茂银深感无奈,心里也隐隐作痛。
“2010年,包鸾竹席在成功申报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传承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和保护,但仍存在传承人不多且年纪偏大的情况。”丰都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何廷鹰表示。
这样的情况,在丰都县众多非遗项目中同样存在。
何廷鹰介绍说:“非遗传承是活态传承,其最大特点是人在艺在、人亡艺绝。如何传承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探索新路
目前,丰都县已有列入国家级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1项,列入市级遗产名录的10项,列入县级名录的44项。
这些非遗项目都是丰都县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它们在保护和传承中,除面临传承人不多且年纪偏大的问题外,还给丰都县增加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压力。
“这是传承保护与财力、人力之间的矛盾。”何廷鹰表示。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2015年,丰都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一条解决思路:利用有经济价值的非遗项目来发展产业,从而增强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内生活力。
“简单来说,就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业链之间,有一条相通的文脉。 找准文脉并让它通畅起来,就能找到一条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相生共荣之路。”何廷鹰这样理解。
如何才能找准文脉?丰都县首先在“龙孔戏牛舞”“麻辣鸡块”“包鸾竹席”等十多项非遗项目中进行了探索。
丰都县龙孔镇等山区乡镇有养牛的传统,“龙孔戏牛舞”因此成为当地人代代传承的文化活动。
近年来,丰都县的肉牛产业发展迅猛。在探索用产业发展来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之路的过程中,丰都县将“牛文化”放在“牛产业”中进行延伸。
一方面,组织人力挖掘“龙孔戏牛舞”文化,培育新的传承人。在生产加工环节,则在养牛场、加工厂内配套建起观光旅游设施,把“牛文化”延伸到旅游业中。
另一方面,“牛文化”则被做成了丰都县很有影响力的“美食文化”。“鬼城牛肉”“恒都牛肉”等牛肉美食店在丰都县随处可见。
就这样,非遗项目将“丰都牛”延伸成了一条产业链。
非遗之变
在这些探索以及政府的努力推动下,很多非遗传承人开始感受到压力,有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感。
“如果不能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就将成为空谈。”“丰都剪纸”的传承人田婵娟感叹说。
但同时,田婵娟又感到很矛盾:“搞产业化吧,担心失去了传统的东西;不搞产业化吧,可能未来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几十年来,田婵娟不仅用剪纸这门技艺供养孩子读书,保证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还通过授课帮带,获得了不少社会荣誉。
“现在我做两手准备,一部分是做传统的剪纸,另一部分是走产业化路线,以此来获得关注和生存。”田婵娟说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包鸾竹席”的传承人张茂银在这方面找到了平衡。
最近几年,张茂银与时俱进,在传统的编织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比如,在竹席上面编织出水波纹及老虎、狮子等精美图案,使得竹席不但适用,还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同时,他还在县里组织的培训班上授课,教授编织技术,并在已经返乡的儿子帮助下,通过网上订单销售模式,组织大家编织一些适用普通人家的产品,效果相当不错。
“@些传承人,基本都把非遗项目传承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用各种方式把非遗项目的种子撒得更多、更远,而不再是以前那种‘只传自家人’的传统观念。”何廷鹰说。
撬动未来
2017年3月30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都庙会”开幕。
庙会上,麻辣鸡块和它的传承人范淑英受到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关注和欢迎。
50年前,范淑英的爷爷自创出麻辣鸡块制作工艺后,便一直传了下来。
1993年,范淑英与丈夫承接过这项制作工艺,开始生产麻辣鸡块,先是在路边摆摊卖,后来开了店,创办了公司。
“最好的保护是发展,最有效的传承是产业。”范淑英说。
2014年,“麻辣鸡块传统技艺”进入市级第四批非遗名录。范淑英便利用这一工艺把麻辣鸡块延伸为一条集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同时,她也开始依靠产业培育新的传承人。
目前,已培育出“麻辣鸡块传统技艺”传承人上百名。而在丰都县,用这一传统工艺进行工业化生产的厂家和作坊就有上百家,在这条产业链上就业的人员有上万人。
据统计,目前丰都县利用十多项非遗项目探索发展起来的相关产业,年总收入已经超过10亿元。
“非遗项目产业化,使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实现了双赢。”何廷鹰说。
电影《百鸟朝凤》里的一声唢呐,唤起人们对民间文艺生存现状的几多反思。一管唢呐、一首“大歌”、一枚墨锭,对民间匠师来说,不只是养家糊口的技艺,还是情感的寄托;于受益者而言,也带来丰富的艺术享受。民间文艺,凝结着匠心匠意,浸透着生命体验,传递着文化因子,最终给人深沉的文化关怀。在各地的“两会”中,有人大代表强调,“民间文艺是中华文化的亮丽瑰宝和鲜明标志,坚守民间文艺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坚守和传承民间文艺,人才是关键。当年,一大批民间文艺工作者深入、青海、新疆等地边远农牧区,风餐露宿,一干几十年,有的专家为此奉献了毕生精力,搜集整理和翻译《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才使这“三大史诗”广为传颂,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相形之下,当下有些民间文艺的传承却很有隐忧。《湖南日报》报道,在长沙非遗嘉年华主题活动上,年届八旬的中国陶艺大师雍起林坦言,传承人问题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近几年相继收过一些徒弟,但没几个能坚持下来。”近日媒体聚焦某地传承千年的制墨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墨厂工人年龄普遍偏大,尽管熟练工每个月可以挣到五六千元,但依然y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
民间文艺为何后继乏人?一方面,民间文艺最突出特点是其民间属性,“生于民间、兴于民间、藏于民间”,但城镇化的推进,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后人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手艺绝活缺乏感受、理解、认同,有时想接也未必一定能接得下来;另一方面,有些民间文艺是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智慧结晶,注重“中规中矩”,强调“原汁原味”,一项技艺可能需要学习者在成千上万次的模仿重复中不断地熟悉、体会、领悟,而一些学习者则希望减少环节、缩短时间、早出成果,有时看似接下来了,可总让人觉得少了某种味道。尤其是后一种情况体现出的浮躁心态,往往使一些人遇到困难便退缩、面临诱惑便动摇。对此,很多老文艺家感触颇深,如雍起林曾对媒体感慨:“能沉下心来、苦心学习技艺的人太少。”
如何解决一些民间文艺后继乏人的问题?首先还得从“人”上下功夫。传承民间文艺不可能一蹴而就,成为民间文艺家更非一天两天的事儿。它是一项“慢活”,不是三年五载就可以出师,有时可能需要十来年才能入门,因此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韧劲。它也是一项“苦活”,不是站着看看就能学成,只有放下身段苦练功才可能由技入道,因此需要有攻坚克难、砥砺拼搏的精神。它还是一项“灵活”,不是一头扎进技艺中就水到渠成,只有多思考、多交流才能不断生发灵气、融会贯通,因此需要从生活中汲取智慧。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要健全机制,如重视师徒传承,做好传承人特别是高龄传承人的保护,做好受承人的培养和扶持,加强青少年人才培养,推动民间文艺学科建设。近年来,很多富有价值的民间技艺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很多民间匠师被授予“非遗传承人”与“工艺大师”荣誉称号,年轻的传承人队伍正在建设之中……这些实实在在的努力,必将鼓舞那些坐得冷板凳、下得苦功夫的文艺“种子”专心致力于传承、创新、发扬民间文艺。
古人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民间文艺是“活着”的文化遗产,让它在现代生活中充满生命力,需要播撒更多传承的“种子”,因为,民间文艺有传人才能活起来、传下去。(责编 孙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