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2 1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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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
一、经济结构失衡，国内产能过剩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不可否认，投资和出口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蕴藏了一些隐患。
首先，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引起消费与投资失衡，国内产能过剩。目前国内产能过剩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并存。一方面是大量社会资金不断流入房地产业、钢铁、水泥、汽车和能源等传统产业，导致产能过度扩张；另一方面是一些新兴产业的备受追捧，大批企业缺乏有序规划和论证设计就纷纷上马，如风电、太阳能发电、多晶硅等新兴行业不断出现重复建设的问题。这些超级产能背后的产业很多都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核心部门。因此，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引发的产能过剩，将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易受国际市场影响。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节节攀高，但是我国出口的依然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稳定外部需求促进内部增长，实际上我国一直是以低估人民币币值、压低劳动力价格为代价的。因此，虽然出口企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面广，但是利润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面临较大压力，很容易出现“国际市场一咳嗽，国内经济就感冒”的状况。
最后，产能过剩与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困扰着中国经济。我们寄经济增长之希望于出口和投资拉动，使得政府的投资行为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当国外经济动荡、出口环境恶化时，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现象：危机前用外贸，危机来用宏调。但是，针对国外经济危机，政府每一次“救急”都会一方面阻碍落后产能的淘汰，另一方面导致国有经济的非理性介入，进一步形成过剩产能。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持续发展必由之路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决定性的。生产的产品只有最终被消费，实现了“惊险的跳跃”，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社会再生产也才能顺利进行。投资消费是对中间产品的消费，虽然在短期内能形成需求刺激经济，但是，投资也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启动环节，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消费的检验。如果投资与消费不能协调发展，那么投资形成的产品将不能被消费环节所接受，就会出现所谓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不仅投资与消费要相匹配，而且消费也应该内外需协调。强调外需固然可以弥补内需不足的问题，但过度依赖外需会使国内经济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出口受到影响，则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就会一波接一波地接踵而来。而且，过度依赖外需不利于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要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相匹配、国内消费与国外需求相协调。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三、国际经济危机倒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特别是欧洲经济目前尚处于衰退边缘，加之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不断升值，使得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虽然目前国内经济企稳向好，但这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政府投资固然可救一时之急，但也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难以根治的直接原因。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产能过剩高峰已渐次出现。而且，这次经济危机引起的外部市场的萎缩不仅是短期的，更有可能是中长期的，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经济能否持续回升不能依靠政府的持续投入。
事实上，欧美债务危机为中国加速经济转型提供了倒逼的压力：欧美的债务动荡促使中国经济加速扩大内需。内忧外患之下，扩大内需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虽然解决内需不足非一日之功，但是我们必须以这次国际经济危机为契机，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
四、经济结构调整是重点
针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必须将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首先，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严重，经济前景黯淡，使其输出技术设备的内在要求趋于加大，我国应抓住机遇，促进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加工业转型升级。其次，拉动经济增长要以内需为主，内外结合。我国应着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向更加均衡的发展方式转变。最后，扩大内需要更多的依靠消费拉动。国内需求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是我们应看到目前我国国内投资增长较快、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所以，今后扩大内需主要是更多的依靠消费拉动。
五、优化收入分配是出路
内需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5以上，分配严重不均等。因而，要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就要优化收入分配，解决居民无钱可花和有钱不敢花的困境。
首先，我国收入差距的大部分形成于初次分配领域，因此，要优化收入分配就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目前，普通居民的消费预期过于沉重，无论是生老病死、房屋购置、孩子教育等，都对其他的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社保体系尚未完善，教育、住房、医疗等缺乏充分保障，这些都成为老百姓不敢花钱的关键原因。因此，扩大内需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强社会保障，让居民有钱敢花。
参考文献：
[1]刘建国，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经济研究，1999（3）。
论文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内生增长模型
一、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概述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破解经济增长之谜一直是众多经济学家们不断研究的重点。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意味着制度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在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党的正确领到下，我国经济建设硕果累累。回顾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经济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认为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经济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西方世界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德姆塞茨指出，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
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围绕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进行的,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多元化经济向一元化经济的变迁,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化到计划化的过程,包括原始积累体制的形成(1953—1956)与运行(1956—1978)两大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从集中到分散、从计划化到市场化的过程,它标志着传统原始积累体制的终结。如表所示：
表1：中国制度变迁过程
年份
制度变迁
1949-1952
新民主主义制度
1953-1956
社会主义改造及其过渡制度
1957-1977
中央集权及计划经济缺席
1978-1992
价格体制改革及有计划的商品制度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邮政一直致力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转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9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服务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和国家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国邮政出现了严重的亏损问题。在市场竞争、内部变革等方面其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见有多少功效。本文试探从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着手,定量地研究近年来中国邮政经济增长集约度,并针对问题给出初步的应对方案。
2增长核算的模型框架
2.1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研究,可分为生产要素投入增长(指有形要素投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大部分。全要素生产率虽包含的内容众多,很难加以准确定义与说明,但它的综合品质给划分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依据。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说明经济增长的取得主要依靠了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的改善,制度、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改进,从而是典型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组织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同时也是作为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工具,因而对它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在现有的全要素生产率计量研究中,同一问题的结论大多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各项研究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数据,数据处理的方法有异。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要素分解的模型很多,但在具体应用时,一要考虑分析问题的要素,二要考虑是否有可靠的数据支持,而不能片面追求精确的数学推导和完整的经济解释。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从它的提出者索洛到现在这一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丹尼森、乔根森,再到国内的李京文、曾力生等,各有其独特的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发展至今,已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在经济学理论中,称之为“外生性”与“内在化”。“外生性”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可现的生产率增长与不可现(“内生化”)的生产率增长。应该说,在追求问题的精确上,“内生化”是有优势的。但经济运作本是一个有着极强内在关联性的大系统,内在的生产率增长依附于强大的要素投入,脱离了要素投入纯粹地分解出的生产率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一定程度上的“外生性”更科学一些。本文将以索洛余值法为模型基础,在此之上做适当改进。譬如,在索洛余值中将人力资本独立出来,摒弃其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等。
2.2数据处理在确定了基本的分析方法后,就涉及到基础数据的采集问题。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主要的变量是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在研究中国邮政经济增长因素时,由于其经济核算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不仅与西方的SNA体系有一定差距,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为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国际可比性,有必要对有关变量的指标选择进行分析和调整。(1)产出增长指标。本文采用产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产出增长的基本指标,基础数据取自《邮电统计资料汇编1991—1997》,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2)资本投入增长指标。资本存量的估算是一项艰巨繁琐的工作,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估算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在估算资本存储量的数据方面作出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但至今尚未取得获得一致公认的权威性的结论。关于资本存量所应包括的范畴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分歧,李京文的研究中资本存量由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金两部分组成,而Chen等认为,资本存量不应包括定额流动资金。国外还有一些学者突出的强调不同年代的投资积累体现了技术的进步过程,因此要考虑资本存量的制造年代等等。本文将使用永续盘存法对中国邮政资本投入进行估量。《邮电统计资料汇编》中与资本存量相近的是基建投入、技术改造措施投入、邮电共用投入,三者之和基本上涵盖了当年新增资本存量。由于永续盘存法与邮电财务会计在统计上有一定的区别,因而《邮电统计资料汇编》上的数据需经过处理才能在我们的测算中使用。测算1991年—1997年邮政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的1990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并非由《邮电统计资料汇编》给出,而是根据1989年数据估计而来。往年余额取1989年邮电固定资产净值(我们的测算指标之一为固定资本折旧,则选用固定资产净值;倘若为固定资本重置成本,则须选用固定资本原值),并按邮电分营固定资本分离时邮政所占12%的份额划分。由于邮电经营中,流动资产所占份额较少且仅在当年有效,而在试算期间,有一半以上的年份包含流动资金与否对产出的贡献率的差别不大。故本文估算中暂不考虑定额流动资金。我们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资本存量:（式略）资本分离时邮政所占12%的份额划分)。δ是固定资产折旧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固定资本投入按用途分为房屋及建筑物、设备、其它3类,综合《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中关于邮政运营中各要素的折旧年限后,我们定房屋及建筑物投入的折旧年限为30年,设备投入为8年,其他投入为7年。由固定资本投入Kt1、Kt2、Kt3在这3部分所占的份额分别加权计算出各自的折旧年限,然后再按各种投入在本年总投入Kt中所在份额加权求出的固定资本综合折旧年限。(3)劳动投入增长指标。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如果严格按照理论的要求,应当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它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而且还与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的质量等因素有关。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的质量、时间、强度一般是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们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历年年平均职工数(因农民工使用的不确定性,此处暂不考虑农民工使用量)作为劳动力投入量指标。同时,将人力资本从其中独立出来测算与分析。人力资本的计算由于1995年以前的数据缺少各不同职称级别的科技人员具体数目,故只能按照当年邮电系统总的科技人员数变动计算人力资本增长率。
3增长核算的结论
首先根据《邮电统计资料汇编1991年—1997》与《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1998年》所提供的原始数据,按照本文第2节所阐述的数据处理方法核算,得表1。在经济运营中,不同的产出偏弹性将引起产出增长方向上的差异。为更加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趋势,我们将摈弃“规模效益不变”与“技术进步为Hicks中性”的假设。根据我们的推导(详见附录B),计算各类偏弹性（表略）。（式略）1991年到1997年中国邮政业务总量年增长率均高出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许多,其中1993年高达22.08%。但之后很快丧失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缓冲,仅仅4年后其增长率已下降了三分之二。同期,资本投入却一路攀升,1995年终于超出业务总量的增长近一个百分点,1996年又将这个距离拉大。1997年中国经济低迷,内需锐减,中国邮政绝大部分业务的业务总量与资本投入都大幅度下降,但后者仍高出前者0.76个百分点。而在绝对值上两者差距也以惊人的速度缩减。1991年以来,产出与资本投入绝对值之比为1.9225∶1,2.0867∶1,2.0885∶1,1.9246∶1,1.5363∶1,1.3278∶1,1.0475∶1。到1997年1单位的资本投入仅取得1.0475单位的产出。表明1991年—1997年间中国邮政产出的增长对资金的严重依赖。1992年—1993年对中国邮政而言是个转折点。1992年的成本产出弹性为1.366,绝对收益递增。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与劳动力、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弹性也分别达到最高点:0.96,0.405。自1993年起,整个行业收益递减,1997年成本产出弹性已降至0.32。投入的无效率性相当严重。行业的实际边界已远远小于形式边界,现存规模的绝大部分(近70%)并不产生效用。由于通信业实施的“零增长”的用工制度,在业务增长的同时劳动力没有相应增长,反而持续下降,93年和95年后为负增长,97年更是以3%的速度减少。然而,人员负增长的同时科技人员的增长率却没能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0.0776降至1997年的0.027。与之相应的是1991年—1997年邮电行业的R&D(研发经费)投入占总投资的份额为0.8%,0.7%,0.4%,0.5%,0.7%,0.32%,0.37%,而1980年为1.2%。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迅速降低的同时,为企业运作增强内动力的R&D投入占总投资的份额却不断减少,这严重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中国邮政产出的低层次。各种增长率变化曲线见图1。由图1可见,1991年—1997年间中国邮政产出增长率具有先扬后抑的变动轨迹,93年时达到顶峰,以后渐缓。在91年—94年间与之同步的是资本投入增长,而后资本投入力度依然强劲,95、96年间又攀新高,对产出增长的衰减有直接而有效的延缓作用。但96年后,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势头不再,产出增长率迅速直线下降。劳动力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在核算期内总体无大的变动,缓慢下滑。因其产出弹性较小,对产出增长变动影响不明显。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与产出增长在时间序列上相异,95年后尤为明显。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俱乐部收敛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经济学家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差距。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落后国家(地区)与发达国家(地区)间的差距仍越来越大。本文将依据经济增长收敛的最新进展，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进一步寻找缩小地区差异的突破口，为我国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收敛性研究进展
经济增长收敛研究最早始于Ramsey(1928)，其后，Abramovitz(1986)和Bau-tool(1986)等进行了创导性的探索，把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推向了高速发展阶段。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以来，围绕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关于收敛性的论述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amsey(1928)、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等；二是新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omer P.(1990)以及Barro和Sala-I-Martin(1995)等。
1、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论。地区经济差异的研究可追溯到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Frank Ramsey(1928)的“储蓄的数学理论”，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次则反映在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7)的著作中，但对现代增长理论的影响不大。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地区经济差距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的索洛一斯旺增长模型(1956)，此模型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其后，Swan(1956)、Cass(1965)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作了完善和扩展，并在Ramsey最优储蓄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Ramsey-Cass-Koopmans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从而完整地建立了经典的新古典增长收敛模型。此后二三十年理论界一直没有新的突破，直到Mankiw、Romer D.和Weil(1992)引入人力资本建立著名的MRW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才得到显著的发展。
2、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论。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定的质疑，导致收敛性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保罗・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为标志的新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既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又将其看成外生变量排斥于增长模型外的局限。
新增长理论主要存在两个分支：一是引入广义资本的模型。主要以Romer P.(1986)、Lucas(1988)为代表。Romer P.(1986)继承了Arrow(1962)的基本假设，在1986年提出新增长理论模型。认为从纵向考察各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上升趋势；从横向比较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日益扩大。而Lucas(1988)引入人力资本对Uzawa(1965)的最优技术进步模型进行扩展，且假定规模报酬不变。Lucas(1988)认为经济不需要依赖外生力量，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二是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模型。主要以Romer P，(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和Barro、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为代表。Romer P.(1990)抛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构造了著名的知识溢出模型，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采用Spence(1976)的生产函数并假定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最终预言了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
(二)实证研究综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是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间存在条件收敛，而新增长理论中的大多数都否认了收敛性的存在，从而导致二者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的争论。
1、实证研究的开端。真正从实证角度开始探讨收敛性问题的是鲍默尔。在“生产增长，收敛和福利：长期数据显示了什么”一文中，根据7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3年间的GDP数据，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情况，发现其相互之间的水平越来越接近。还采用Maddison的数据对16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8年的人均数据加以回归分析，认为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非常明显。同时，使用1950～1980年的人均产出数据，表明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间存在明显的收敛，但不发达国家没有收敛趋势。但Delong(1988)通过两个疑问来证实鲍默尔研究收敛结论可能存在问题：一是模型中实证样本的时间跨度太长；二是实证检验误差太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认为所得出收敛现象是不准确的。同时，Delong在鲍默尔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无偏样本，在加入7个新样本(阿根廷、智利、德国、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和减去日本后，收敛性几乎下降了一半。在纠正选择误差和估计误差后，Delong的计量分析认为不存在收敛现象。而Baumol承认自己样本选择的错误，但认为其结论没有错，随后进一步明确了俱乐部收敛概念，将72个国家按收入水平分组，仍得到了组内收敛的结论。
2、实证研究的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收敛性研究的拓展，收敛性问题的实证研究就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取得显著成果的有Barro和Mankiw的从绝对收敛过渡到条件收敛。Barro等(1991)在对绝对收敛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模型的改进，发展了相对收敛的形式。在否定假设各国具有相同的经济稳态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和OECD各国的98个国家集合。结果显示：在所考察时期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OECD各国分别呈现显著收敛态势，而且收敛速度均为每年2％。但没有证据表明收敛是样本数量为98的各国家集合的一种增长态势。Mankiw等(1992)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蕴含的是有条件的收敛思想而非绝对收敛思想。在考虑对各国均衡状态产生决定性影响因素后，对三组不同国家样本集合的可能收敛
态势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与Barro研究类似的结论：各国均衡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致，各国均衡状态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数量较大，经济收敛只能是某种有意义上的条件态势而非绝对态势。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收敛性问题的关注主要从建国后开始，但真正对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主要采用新古典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引入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
(一)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由于和改革开放两大冲击对建国以来趋于收敛有重要的影响，大致以1965年和1978年为分界点，可将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格局分为两阶段：中央计划时期(1952～1965)和时期(1965～1978)。
1、中央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中央计划时期区域经济呈现弱收敛性，内地、沿海及东北的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研究者对这一时期收敛的解释是，前两个五年计划在沿海和内地较为平衡布局，对内地的工业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但魏后凯、张胜等利用1952年以来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对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绝对收敛经历了相当大的波动，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2、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时期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发散，区域差距明显扩大，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已达极致，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市场配置完全被阻断，代表官方资源配置的内地三线建设非但没有缩小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而且具有相反的效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的经济差距很明显，大多数学者通过引入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方法，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要存在B－收敛，B－收敛和俱乐部收敛。
1、B－收敛。魏后凯(1997)、贾成林(2004)等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δ－收敛性进行了研究，都认为1978～1990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δ－收敛，而1990年以后不存在δ－收敛。而申海(1999)通过对1978～1996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区域存在较明显的δ－收敛，且人均GDP收敛快于人均收入收敛。鉴于以上对δ－收敛的研究都是一种“绝对”的δ－收敛，没有涉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林光平(2004)通过对δ－收敛定义进行扩展，引入“条件”收敛的概念。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林光平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前，我国省区经济间的δ－收敛状况与原始状况相比基本上没太大区别，但是标准差的绝对数值有所下降，各地区间的趋异性在下降。
2、δ－收敛。Chen、Fleisher(1996)的分析表明：1952～1978年间，我国省际人均产出呈发散状况，在投资率、FDI、沿海地区等的作用下，该时期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年均速度分别为0.9％和5.7％。魏后凯(1997)认为，我国省际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存在B收敛趋势，但居民人均收入不存在收敛性。而申海(1999)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在1978～1996年存在B收敛趋势，而人均收入比人均GDP收敛得快。蔡叻、都阳(2000)在考虑人力资本等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量之后，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绝对收敛，但存在着条件收敛。王志刚(2004)在重新考察中国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异后，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条件收敛，但并不排除地区内部的条件收敛性。罗仁福等(2002)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存在条件收敛趋势，收敛速度约为4.5％，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达到或接近稳定状态，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在其均值附近波动的特征。
3、俱乐部收敛。在研究全国范围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学者对东、中、西部地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进行了研究。蔡叻和都阳(2000)、张焕明(2004)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区出现了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而刘夏明、魏英琪(2004)的分析认为，九十年代地区差距呈上升趋势，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和内陆地区，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但李国平、陈安平(2004)运用Bernard、Durlarf(1995，1996)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通过对各省人均产出序列的协整检验，发现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而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
(三)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主要有两个：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收敛)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技术普及和转移导致收敛)。刘强(2001)对新古典收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地区间存在经济增长的收敛，但新古典收敛机制并没有起作用。夏万军在Dowrick和Rogers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同时分析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修正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981～2005年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既有新古典收敛机制的作用，又有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收敛机制在发挥作用。曹宇等(2006)通过对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的研究，认为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机制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中没有自动发挥作用。邓翔(2003)提出，国家和地区经济收敛存在四种机制：资本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一体化。但并没有深入探讨这四种机制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马瑞永(2006)对已有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三个要素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结合已有的经验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收敛机制，即资本收敛机制：资本收益递减一资本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技术收敛机制：技术扩散一技术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劳动生产率收敛机制：要素流动一劳动生产率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评述
以上学者的论述丰富和加深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认识，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但就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已有的文献关于经济增长差距及收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收敛省区间及东中西等层面，以都市圈为研究领域来研究城市增长收敛性的文献基本上是空白，所以都市圈内的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有待深入研究。
(二)目前大多数收敛性的研究都是讨论区域经济的收敛性，而对经济增长收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在此方面，没有形成一个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完整的逻辑框架，许多的结论仅仅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单纯经验分析，对收敛假设和经济增长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少贡献。
关键词能源消费；GDP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灰色关联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1-0030-05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消耗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而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只占世界的1.2%，原油储量占2.2%，煤炭储量占11%，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8%，人均煤炭资源占世界平均值的42.5%，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不仅人均能源占有量低，且能源使用效率较发达国家也较低。以美国为例，每千瓦时电可产生GDP8美元，而我国连8人民币都不到，我国吨钢能耗也是美国的2倍。当前我国用电平均增速超过15%，而相应的GDP增长率约为9%。国民经济增长对电力的消耗是超常的，因此，确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展低能耗，高产出的产业，充分利用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自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后，能源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便成为热点。当时人们探讨最多的是关于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以及从长期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问题。Kraft（1978）运用美国1947年至1974年的数据，分析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1]。Yu和choi（1985）采用标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通过实证证明了韩国存在其GDP到能源消费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2]。然而，Akarca和Long（1980）、Yu和Hwang（1984）等学者分别采用不同时间段的数据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对象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却表明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3-4]。Masihet（1997）运用多变量协整分析与VAR修正模型，对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进行了因果关系研究。从此基于协整分析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5]。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也将因果检验法用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之中。林伯强（2003）应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技术研究了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GDP、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电力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6]。马超群等（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GDP与总消费、GDP与煤炭消费之间具有协整关系，GDP与天然气消费、GDP与石油消费、GDP与水电力消费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7]。赵丽霞、魏巍贤（1998）在C-D 生产函数中加入了能源这个变量，并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8]。齐绍洲，罗威（2007）研究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研究发现我国东西部人均GDP差异存在收敛，并随着人均GDP差异的收敛，东西部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9]。李韧（2010）将综合能耗纳入C-D生产函数，运用我国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实证证明了综合能源消费与产出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10]。
灰色系统理论（Grey Theory）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主要用于解决一些包含未知因素的特殊领域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灰色系统理论已经用于各领域的分析与研究。刘跃（2006）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人力资源进行了评估，同年，梁川（2006）也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甘肃省农林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11-12]。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动态分析一个系统内各因素间关联度的方法，它可以根据一个不确定系统的“贫信息”、“小样本”，进而充分利用部分“部分已知信息”了解和分析系统[13]。由于研究宏观经济的数据样本相对来说数据量较少，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度来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比较合适，能够弥补数据样本小的局限性以及系统内各因素间的不确定性关系的局限性。
综上可知：国外对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相对比较广泛，值得借鉴。而国内学者虽然也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关系研究，但从总体看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商榷：①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由于研究数据和对象的不同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研究时未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及协整分析，而导致数据对结果造成的不良影响。②先前学者的研究也有运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他们所选用的数据一般都是从1978年为起点，虽然时间跨度较长，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主要集中于最近20年，所以选取以1978年至今的数据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相对来说不够稳健，且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值得商榷，因此本文打算选用1990年到2011年的数据。③先前学者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能源总量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得出两者关系后，并未进一步深入探讨两者的内在关系。有的学者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是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经济产出总量也增加，而反过来随着经济的增长，能源消费总量也不断增多。由于能源是稀有资源，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经济的发展却是无止尽的，因此，为了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在不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的新能源）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本文将能源消费分为三大产业，从而进一步探索低能耗高产出的产业，拟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对能源消费进一步细分，并通过分析得出低能耗高产出的产业。
本文余下内容在结构上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第三部分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最后是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 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模型的构建
4. 变量的协整分析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ny，lnk，lnz是同阶平稳的，下面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排除“伪回归”的可能性。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且无论是协整检验的迹检验还是协整检验的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存在一个协整方程。这也就说明lny，lnk，lnz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且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这种关系具有线性趋势。
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文得出lny，lnk，lnz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变量之间也一定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三步：
第一，应用Eviews软件建立lny，lnk，lnz的VECM模型，选择包含截距项和有线性趋势的确定性趋势，检验的滞后阶数选为2.
第二，进行短期格兰杰因果检验。基于VECM的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采用Wald ？字2检验。
基于VECM的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得出，D（lnk）和 D（lnz）同时都是D（lny）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D（lny）又分别是D（lnk）与D（lnz）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换言之，在短期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固定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同时都是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GDP又分别是固定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第三，通过考察误差修正项参数的显著性，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D（lny），D（lnk），D（lnz）的误差修正项系数在10%水平下是显著的，即lnk，lnz是lny的长期原因；lny，lnz是lnk的长期原因；lny，lnk是lnz的长期原因。由此可得出结论：GDP、固定资本存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两两之间均存在双向的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 灰色关联度模型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末，邓聚龙教授首创的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该理论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研究“贫信息”、“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目前，这种理论已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由于其对数据样本容量及分布没有特殊要求，而本文数据样本又有一定局限性，因此，运用该方法对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数据样本上的欠缺。建立灰色关联度数学模型步骤如下：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扩充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运用1990年至201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①不论在长短期中，GDP与固定资本存量，GDP与能源消费总量都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②从短期来看，固定资本存量与能源消费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在长期均衡中，它们之间也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基于此，通过对能源消费总量的细分，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更进一步探索能源消费与GDP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结论：①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对能源消费总量影响程度最大，而其对我国GDP的贡献却相对较小；②以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仓储为主第三产业对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影响程度最小，却对我国GDP的贡献最大；③以农、林、牧、渔、水利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对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情况和对我国GDP的贡献程度都是介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因此，从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倡发展低能耗、高产出的第三产业，降低能源消费相对较高的第二产业的工业的比重进而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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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自然增长率；经济长波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2-0010-06
当经济增长接近“自然增长率”水平时，经济运行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存在大量“自然率”命题，例如“自然增长率”、“自然失业率”和“自然利率”等 (Blanchard,et al，1989)。同时，当经济运行与“自然率”水平出现显著偏离时，不仅产生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形，还会导致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干预 (Ginsburgh,et al，199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例如出现了1990年至1992年的经济低谷、1996年实现的经济“软着陆”、2003年开始的经济“软扩张”(刘金全，2003年)。步入2008年后，中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名义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双重膨胀，在通货膨胀加剧的同时经济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段已经30年的快速增长和迄今仍然存在的持续增长预期，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区域，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自然率水平”形成并稳固起来。为此，我们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属性和经济长波特征进行描述和检验，并对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给出重要的对策建议。
一、接近和保持“自然增长率”是实现增长型长波的基础条件
“自然增长率”水平一定对应着经济增长的某种“自然”状态。在此“自然状态”下，经济增长过程的某些动态属性具有和谐与稳定的特征 (Apel，et al，1999)。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此进入了经济转轨时期的快速发展轨道。在大量投资和无弹性劳动供给条件下，中国经济开始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快速形成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过程。显然，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的膨胀，都将带来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长达30年之久的快速和持续增长，其间至少经历了六个增长型经济周期的转换，这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具备了形成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和经济基础，这也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接近或达到“自然增长率”的增长途经。
显然，在不同的参照标准下，经济系统存在多种“自然率”状态，这些经济状态都与“自然增长率”有关。在物质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状态下，经济中的某些资源应该能够得到充分和可持续的利用，社会福利水平也应该得到最大的改进，经济效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等；在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状态下，劳动力市场应该在没有“非自愿失业”下达到“出清”，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摩擦”或者“障碍”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金融资本以合理的利率水平进行租赁和出租，资本市场供需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此时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协调一致，呈现出“自然利率”特征。显然，经济系统中的一些“自然”状态是彼此相容或者不相容的，相容时可以同时出现或者彼此促进，不相容时则彼此冲突或者制约。因此，当稳定性的经济增长长波出现时，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属性基本上达到整体上的协同和匹配，这样经济系统才会在接近均衡状态下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
经济长波与“自然增长率”的内在关联主要出自于“自然增长率”的属性。新古典宏观模型中总供给曲线中出现的“自然率”是指实际产出的“自然率”水平或者“自然增长率水平”。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供给函数经常采用下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或者Lucas供给函数形式 (Phelps，1967)：
πt=α(yt-y)+πet(1)
这里πt和πet分别是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率，yt是实际经济增长率，y是“自然率水平”。菲利普斯曲线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假设短期内无法及时调整资本要素，则劳动力投入是实际产出的主要要素，此时的“自然率”水平也对应着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自然率”水平；当经济个体能够形成通货膨胀率的理性预期，并且该预期在短期内是完全可预见的，即πt=πet，则此时经济能够达到“自然率”水平。“自然率”假说与理性预期假说的结合是必然的，因为经济接近“自然率”水平被认为是理性预期的一种必然结果。
如果理性预期条件满足，则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可以表示为：
yt=β0+β1yt+εt(2)
其中εt=πt-πet是通货膨胀率预期中的“惊异成分”，yt是某个时期内的增长率“均值”，表示一个阶段内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表明，在经济长波轨迹上，经济增长将围绕着“自然增长率”进行，此时非预期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率“惊异成分”对经济增长产生妨碍作用，如果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率预期高于真实通货膨胀率，则提前采取的紧缩性政策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宏观调控的社会福利损失。这意味着政府在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期诱导时，绝不能夸大通货膨胀预期，应该尽量降低通货膨胀“惊异”的作用。
显然，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机制所蕴涵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与经济稳态路径要求的“自然增长率”水平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围绕“自然增长率”水平，宏观经济总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这才形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基础，也为经济政策干预提供了工具选择依据。
如果经济没有接近或者达到“自然增长率”水平，那么在长时间内将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收敛或者趋同现象，即初始人均产出较低的国家将出现快速经济增长，并最终向人均资本―产出水平收敛，这种经济增长规律被称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Barro，et al，1995)。虽然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收敛性假说”的成立需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资源初始条件，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成立，那么经济增长的收敛过程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因而这种收敛轨迹也将形成追赶型的经济长波轨迹。因此，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也揭示了收敛过程中“自然增长率”与经济长波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保证了经济增长速度向“自然率”水平接近，而向“自然率”水平的接近则必然导致经济长波的出现。
显然，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在某个时间区域内接近或者达到“自然增长率”，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出现稳定趋势，也随着形成增长型长波轨迹。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自然增长率”也具有时变性。不同的制度条件、资源条件和技术条件下，经济系统能够达到的“自然增长率”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较长时间地保持在“自然增长率”附近，这样的经济增长才能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长波轨迹。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不断地向“自然增长率”靠拢，并且不断地增强“自然增长”的惯性，这样才能为经济长波主体区位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当经济处于稳定性增长阶段时，该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更清楚地揭示“自然增长率”的属性。
二、中国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水平
由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存在，经济增长在收缩期和扩张期之间进行转换，这种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变化，为判断和估计“自然率”水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由于在长期持续快速增长阶段，“自然率”的出现也意味着均衡经济增长的实现，此时的经济增长也对应着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 (刘金全 等，2005)。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具有马尔可夫区制转移的均值―方差模型 (Krolzig，1997)，描述出经济波动性较低的区制状态，然后计算这些区制中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并将其当作“自然率”水平。
此时，我们假设经济增长率满足下述回归方程：
yt-μ(Ct)=∑pi=1i［yt-i-μ(Ct-i)］+εt(3)
其中，Ct=1表示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Ct=2表示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参数约束为：μ(1)＞μ(2)。假设随机误差εt的方差也具有区制状态，即εt~N（0，σ2(Vt))，Vt=1表示经济处于“较高波动性阶段”，Vt=2表示经济处于“较低波动性阶段”，参数约束条件为：σ2(1)＞σ2(2)。可以计算上述增长率过程相应的均值与波动性之间的取值概率和转移概率，并且据此判断和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态势。
图1 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实际增长率轨迹
图1给出了中国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的实际GDP增长率轨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进行了整理，其中光滑曲线是利用H-P滤波获得的趋势曲线，而柱形图表示对应的波动成分。从增长率轨迹来看，整体上呈现一种“U型”特征，既有1992年至1996年的显著波动和快速增长，也有1997年至2002年的缓慢增长的“蛰伏”阶段，还有2003年至今开始的“软扩张”。虽然这三个周期中的平均增长率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平均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10.55%，改革开放30年来的后半程构成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轮增长型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
利用上述实际产出的季度增长率数据，我们可以估计上述具有均值和波动性双区制转移的回归模型，得到“低波动率”区制对应的估计结果（见表1）。从估计结果中可知，在经济周期“低波动率阶段”，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72.4%)大于经济出现适速增长的可能性(27.6%)。在保持稳定性的前提下，快速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11.2%，而适速增长的平均速度为7.7%。
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波动性比较稳定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比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软着陆”后出现了两个波动性平稳的经济周期，一个是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周期，
此间平均经济增长率
表1 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估计
波动性增长速度估计值出现概率“自然率”水平低波动阶段适速增长快速增长
0.0770.1120.2760.7240.083
为8.6%，波动率为0.8%；而进入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软扩张”周期后，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1%，而波动率仍然保持为0.8%。同样是波动率稳定的两个经济周期，平均增长率上却存有2.4个百分点的差距。
我们计算所有属于“低波动性”阶段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均值，则可以得到经济稳态路径所要求的“自然率”估计，该估计数值为8.3%，这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并能够形成经济长波轨迹的“自然增长率”水平。
图2 1993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的波动率轨迹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然增长率”、经济波动的稳定性与经济长波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我们利用时间序列的滚动标准差来获得中国实际产出序列中的条件波动率。选取滚动时窗为12个季度，即三年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得到图2给出的波动率轨迹。
从图2给出的波动率轨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在“自然增长率”附近徘徊和经济长波主置的延伸，中国经济波动率呈现出明显的平稳迹象，已经由1991年的2.5%逐渐降低到2008年的0.3%，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性最为明确的体现。
三、中国第一轮增长型经济长波的期限结构和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率”水平，是一个国家稳定快速增长时期必然出现或者接近的“理想”状态。接近并保持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在经济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要求下，我们初步估计出中国经济长波主体区域的“自然增长率”为8.3%，我们暂且假设这个自然率水平在短期内是不变的。为了描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期限结构和持续性，图3给出了1978―2007年的年度增长率轨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在图3中，我们利用水平线标示出“自然增长率”水平，于是柱形图表示经济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偏离。为了划分经济长波轨迹中不同区位的特征，我们利用阴影将30年的期限结构划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对应着具体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阶段。
图3 中国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初始和主置
第一，从图3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开始的前13年，即1978年至1991年，构成了这轮增长型长波的初始阶段。这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经济增长速度数次穿过“自然率增长率”直线，并且曾经在1989年和1990年分别降低到4.1%和3.8%的最低水平。由于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面对总供给的“瓶颈”制约，经济总量的形成主要来自总供给的拉动，因此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经济增长的“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市场处于供给短边状态，宏观调控以总供给管理为主。由于该阶段也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初期，供求关系的市场调节机能尚不完善，因此宏观经济波动比较明显，经济周期分界清晰。但是，正是在经济长波初始阶段总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改善，彻底解脱了社会总供给瓶颈的桎梏，为后来经济长波的延伸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长波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主体区位。从图3中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自然增长率”水平，并且一直处于“自然增长率”之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第二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而第一个快速增长周期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经济周期的结束便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导致的经济“软着陆”。在此期间，无论是总供给还是总需求都十分活跃，为此我们称这个阶段为“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双重扩张，不仅促使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了显著的通货膨胀。正是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政府采取紧缩性宏观调控，致使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刘国光 等，1997)。这个阶段应该是中国经济长波过程中的一个“黄金周期”，此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卖方市场为主的总需求管理时代。
第三，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中开始陆续出现总需求不足的现象，从而经济长波开始进入“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在此阶段持续的能力是经济长波延续的重要基础。从已经完成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在此阶段具有相当强的持续能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后工业化进程和深广的市场等重要特征。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在这个区位完成了两个特点迥异的经济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周期。从图3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增长率几乎贴近或者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上。虽然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惰性十足，但是这个阶段却开始凝聚了经济增长在自然率水平上的稳定性，由于总需求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政策效应，因此这个阶段采取了短期期限结构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则来自于“自然增长率”所具有的抗跌性和惯性。第二个周期则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的经济“软扩张”周期。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3年起，中国经济开始持续加速，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轻微上扬，再次稳定在两位数水平上，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快速增长周期，并形成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端倪 (刘树成，2007年)。这个经济周期与前面的快速增长周期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性显著提高。任何快速经济增长都是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双重作用实现，因此伴随着实际产出的快速增长，在这轮经济周期内又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受到了石油价格急剧动荡、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在2008年结束这轮具有“软扩张”特点的经济周期。
综合上述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基本勾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增长型经济长波的期限结构和相应的持续能力。中国经济长波的初始阶段大约持续了13年，经济长波的主体区间已经持续了17年，按照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规律、长期趋势和长波对称性等标准来观测，经济长波的尾部阶段至少还有13年至15年的过程。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仍然处于经济长波的期限之内，这也意味着这个期限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维持在“自然增长率”上，这样的预期增长轨迹完全能够符合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刘金全 等，2003)。因此，2008年和2009年都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年份，只有尽量延伸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才能够为经济长波尾部的拖长和稳定提供支持，才能够为宏观经济调控寻求更为宽松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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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atural Rates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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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in quan1 ZHANG Ying1,2
（1.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2.Changchun Taxation College, Changchun 130117）
关键词开放经济 内部均衡 外部均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也在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就内部失衡而言，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局部过热；就外部经济失衡而言，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归均衡发展乃是当今中国经济非均衡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内外部均衡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涵义
1、内部均衡
内部均衡是指一国国内经济运行所达到的理想状况，因此其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对内部均衡与否的判断标准与人们对经济运行的理解有密切的联系。随着人们对经济运行看法的改变，对内部均衡的界定和理解也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提出内部均衡这一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划分为生产贸易品的贸易部门与生产非贸易品的非贸易部门，那么，内部均衡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即非贸易品市场处于供求均衡状态。或者简单地说，内部均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给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各种不同的组合，那么内部均衡概念就进一步解释为菲利普斯曲线上的某一个最优点，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最优组合点。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与米而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假说背景下的内部均衡就是指国内的失业率水平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状况。一般将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归为内部均衡目标。
2、外部均衡
由于没有类似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具有社会福利意义的参考指标来衡量，外部均衡比内部均衡更难定义。许多国内外学者（最早是米德）和宏观决策者将国际收支平衡当作外部均衡的目标，但实际上，国际收支平衡不一定意味着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部均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国际收支平衡是指在某一段时期内，一国对外货币收支的正好相抵，不存在差额。国际收支平衡是一静态概念，它是动态性质的外部均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外部均衡应该是一个国家理想的国际收支平衡或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它不但表现为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佳规模状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而且表现为内部均衡基础上或以较小的调节成本为代价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部均衡或国际收支均衡总目标又被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于是，经常帐户差额、贸易帐户差额、外汇储备帐户差额以及资本与金融帐户差额等均被列入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所以，外部均衡可以理解为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短期的各项目收支平衡的概念，而是长期的、动态的各项目收支差额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二、内外均衡的性质
一般均衡。从以上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与一国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就业状况、资本流动、货币汇率、国际储备等宏观经济变量有密切关系的综合性的经济概念。因此，内外部均衡不应是局部的均衡，而应是一般均衡，亦即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的共同均衡，内部均衡是基础，外部均衡反作用于内部均衡。
长期均衡。内外部均衡不应只是一年两年的短期均衡，而应是一个较长时期(中长期)的均衡，而且短期的内外失衡也并不一定影响一国中长期的内外均衡。影响一国经济短期内外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我们只有分析较长时期起作用的因素才能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实现了内外部经济的均衡。
动态均衡。内外部经济均衡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属于动态均衡的范畴。静态均衡是某一时点的存量均衡，而动态均衡则是一定时期内流量的均衡，即宏观经济各个经济变量合理运动、在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运动中达到和谐一致。
总量均衡。内外均衡的目标往往体现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目标，因此，内外均衡首先表现为总量均衡，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结构。并且，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
结构均衡。内外均衡除了表现为总量均衡外，也要表现为结构上的协调。如果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即使在总量上达到平衡，但存在供求的结构性差异，那么国内经济就会出现一方面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出现投资过热的局面。同时，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从而使外部经济亦出现失衡。
优化均衡。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应当是一种优化的均衡。事实上，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存在着究竟是高水平均衡还是低水平均衡的问题，只有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的内外部共同均衡，才是高水平的、理想的、最优的经济均衡。
刃锋均衡。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外失衡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便是一种刀刃情况。也就是说，优化的内外均衡其实只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而已，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现实中的内外经济运行状态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上下波动。
三、内外均衡的“神秘四角”间的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这三个内部均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一外部均衡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以上四个目标合标“神秘四角”），由于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国目前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指标，所以我们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内部均衡决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会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即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物价的稳定状况，会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帐户余额起到决定作用，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或赤字，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均衡之间关系的最终表现，正是上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内部均衡状况对外部均衡状况作用程度更大，而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的反作用力很可能被加强，所以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1、假设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供求平衡
根据吸收论（Absorption Approach），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的关系可通过以下关系式联系起来：国民收入（Y）＝消费（C）＋投资（I）＋［出口（X）－进口（M）］，移项得：X－M＝Y－（C＋I），其中将贸易收支差额（X－M）用B表示，简称为经常项目差额，将（C＋I）用A表示，称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由此，国际收支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即B＝Y－A。当国民收入大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逆差；当国民收入等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平衡。并假定一经济体系初始状态为内外均衡，即B=Y-A=0。
从内部经济决定外部经济的角度看，国际收支盈余往往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外在表现。当国内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国内需求旺盛，如若超出本国的供给能力，则需要增加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此时,即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缩小甚至出现逆差，同时也会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生产，提高供给能力，因而资本项目会出现顺差；相反，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国内需求不振，于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此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缩小或出现顺差，而资本项目则会出现逆差。当国内价格水平较平稳或较低时，外贸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同时外资大量流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会出现双顺差；相反，当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出现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能会出现双逆差。从外部经济对内部经济的影响或反作用看，一般而言，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会增加有效需求，在国内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会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提高了国内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提高厂商的利润率，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和投资，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反之，国际收支逆差会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在国内需求不变时，会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降低国内的价格水平，尤其是降低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会降低厂商的利润率，进而抑制国内的生产和投资，严重时会促使经济衰退。
2、 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供给约束
一般而言，对于“供给约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假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内部均衡对外部均衡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与经常项目余额之间的关系一般具有负相关性，即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常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常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而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项目余额之间往往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资本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国内价格水平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之间则常常表现为负相关性，即国内价格水平稳定或较低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双顺差，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存在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则顺差减少或出现双逆差。
视而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现在的进口比之出口，一点也不逊色。
进口总额世界第三进口增速超过出口
1980年，我国商品进口额仅为200.2亿美元，在世界商品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为0.98%，在世界商品进口国排名榜上居第21位。2004年，我国商品进口额增长到5614.2亿美元，在世界商品进口总额中的比重达到5.9%（2003年为5.3%），在世界商品进口国排名榜上的位次跃升至第3位。24年中，我国商品进口规模扩大了27倍！
从1981年到2001年,我国进口贸易年均增长12.8%，而同期出口平均增幅为13.3%。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进口贸易增长势头强劲、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入世3年来，我国进口货物总值达12694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32.1%，比出口年均增幅高出1.5个百分点。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联密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进口依存度很低，1980年仅为6.6%，这表明当时我国国内经济基本上仍在传统的封闭经济框架下运行，外贸进口的宗旨是调剂余缺，进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极为有限。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我国外贸进口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外贸进口从传统的调剂余缺模式转变为满足国内产业升级和需求变化，大量国内亟需的先进设备和半成品、原材料的进口支持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的进口依存度提高到34.1%，显示进口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了大幅度提高。
工业制成品进口上升 初级产品进口回落
我国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较为丰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进口额为69.6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34.8%。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扩大，2004年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增加到1173亿美元，是1980年的16.9倍，但初级产品在当年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却下降为20.9%，与1980年相比减少了13.9个百分点。
与初级产品进口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相反，工业制品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1980年工业制品的进口额为130.6亿美元，在当年商品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为65.2%。2004年工业制品的进口额增长到4441.2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了33倍，占当年商品进口总额的79.1%，较1980年提高了13.9个百分点。
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比重高
消费品进口比重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中，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中间产品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成左右，且呈上升趋势。2004年我国进口中间产品4168.6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6.3倍，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74.3%，比1992年提高了3.9个百分点（表1）。
[关键词]进口贸易经济增长机制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2.创造有效需求
一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能够由国内的生产所能满足，如果没有进口商品，有些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不能最终形成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外商品的进口，尤其是新产品的进口，会培育国内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刺激进口国国内该种商品的国产化趋势，同时也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需求，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产业中，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通过进口获得，使本国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生产进口替代品，随着对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再加上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竞争优势，产品由以前的进口变为出口，一国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强大。进口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4.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贸易,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帮助当地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进口发展现状
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目前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从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随着关税的降低及部分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取消进口贸易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进口额分别达到7916.1亿美元和9558.2亿美元增长率均高达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商品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仍与入世前相当，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一是国内短缺的投资类、资源类商品进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2429.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进口增长迅速，铁矿砂增长达61.6%，原油增长达20.1%。二是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增加。以决定一国现代化程度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为例，到2007年进口总额高达4125.1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亿美元，增长了15.5%。
对能源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资本设备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潜在国际风险。
三、对我国进口的若干建议
1.重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现在急需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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