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4 18: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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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形制分类
根据形制差异，我们将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分为三类：
第一类 正面像，头戴冠，梭形眼，蒜头鼻，一般耳下部饰环。这类玉雕像又可以分为三种造型：
A型 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带有平冠，耳下部的环内穿孔（见图1）。
根据已的考古资料，这种造型仅见于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32，雕像布满白色土沁，整体为三棱形，正面前凸。嘴部上下伸出獠牙，头部饰有弯角为其最大特点，显然是人与兽的结合体。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中也出现有这种造型的玉雕像，与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32的造型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新发现的这件尖角造型复杂，向两边伸出，平冠的两边也变窄出角。
B型 无獠牙和角，带有平冠，近似于常人（见图2）。
大部分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像都属于这一型，总计13件。包括石家河遗址出土的1件，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6∶14和W6∶41的2件以及罗家柏岭遗址除T20③B∶16外的T20③B∶1、T20③B∶3、T20③B∶18、T27③B∶1和T7①∶5等10件为代表。
C型 无獠牙和角，所戴冠的帽檐下弯（见图3）。
荆州枣林岗遗址WM4∶1、钟祥六合遗址W18∶1和石家河遗址W9新出的1件玉雕像为代表。
第二类 浮雕于玉管表面，梭形眼，蒜头鼻，头部造像形似头发盘成圈状在脑后挽成发结或系于头部的装饰品（见图4）。
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W7∶4和石家河遗址瓮棺葬W8中新出的1件为代表。
第三类 为侧面人头像，梭形眼，蒜头鼻，头部有冠。
A型 有一首侧面人头像，以肖家屋脊W6∶17和罗家柏岭T20③B∶16为代表（见图5）。
B型 连体双首玉雕人像（见图6）。
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中W9出土的连体双首玉雕人像为代表。
此外还见一类仅有眼睛没有其他五官的造像，张绪球先生将其定名为“抽象人头像”，亦归入玉雕人像之列[17]，以肖家屋脊W6∶38（见图7）、W6∶9为代表。但由石家河文化诸多玉雕造型来看，其为人面像的可能性不大，推测应为动物或其他造型。因为出土人面像的眼睛都为梭形眼，这些抽象造型仅有两个左右对称的眼窝，俱为圆形。石家河文化和枣林岗遗址发现的虎头像多为圆形眼（见图8），和此类雕像有相似之处。尤其是W6∶9造型更像是眼下部雕刻一长喙，接近于鸟形。同时玉雕像一般为片状和弧凸状，肖家屋脊W6∶38、W6∶9横切面为多边形的造型。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差异，故将肖家屋脊W6∶38、W6∶9类玉雕像排除在玉雕人像之外。
二、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与其他玉器文化玉雕像的联系
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已发现的屈家岭遗址中，并未发现有玉雕人像出土。由于石家河文化玉器多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而石家河文化晚期与早期在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溯源问题较为复杂，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
石家河文化大抵与龙山文化同时，关于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来源，杜金鹏先生认为“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的石家河文化，产生出山东龙山文化类似的神`形象，当不无可能”[20]，并提出一类A型玉雕人像也可能“原本就是龙山文化之物”[21]。但是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雕人像并不多见，杜金鹏等先生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临朐县西朱封遗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其两侧有堆成的六个弯角，与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弯角造型大体一致。张绪球先生也提出“石家河文化中带獠牙的人面像、鹰和透雕的抽象虎头像，在山东龙山文化中都有发现。……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都擅长用减地阳文和透雕方法。……因此，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在渊源关系上，应是前者接受后者的传播”[22]。 已有的考古资料中一类A型玉雕人像仅发现两件，除一类A型外石家河文化其他造型的玉雕人像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未有发现，所以石家河文化玉器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应有一定的交流，但是石家河文化玉雕像是否在山东龙山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还有待考证。
就辽河流域而言，红山文化尚未发现与石家河文化相似的玉雕人像作品。红山文化牛梁河遗址女神庙曾出土有一件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23]，女神的造型较为具象，与今人无异，这与石家河文化玉雕的造型差距较大。不过女神头部也有形似平冠的造型，这可能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冠饰作用相似，体现出新石器时代人们观念上的共性。就长江流域而言，良渚文化的神面纹玉饰自成系统，神人与兽面的搭配较为独特，在玉器上多为阴刻，与一类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在造型上难以找到共同点。凌家滩玉器的整体形象与石家河文化差异也较大，以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比较有代表性的M29出土的玉雕人像来看，其有人物的整体形象，头部有冠、蒜头鼻，眼眉刻画层次不清，大嘴微闭，双手置于胸前，膝盖弯曲，似呈蹲踞状[24]。这与石家河文化仅做出玉雕人像的头部和多用片雕等的造型也完全不同。综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受到上述三者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上文中提到一类A型石家河玉人雕像应该是人与兽的结合体，是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的一类B型的变形，可能是一类B型和兽面形象相结合而成的，这种推测在石家河文化玉器内部就可以找到根据。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见图9）、肖家屋脊遗址W6∶15与肖家屋脊遗址W6∶60（见图10）一般认为是虎头像，但我们看石家河玉虎头（见图8）的耳尖处上翘都不明显，而且眼睛圆鼓，是相对写实化的动物形象。而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肖家屋脊遗址W6∶15与肖家屋脊遗址W6∶60的兽头耳部都明显上翘，眼睛为梭形。所以从整体造型来看，将这三件玉雕定为玉兽头更为准确。将一类B型玉雕人像与这些兽面形象结合就是一类A型的造型，所以一类B型玉雕人像在周边文化中找不到较多影响关系时，兽面形象则在许多新石器文化中都有发现，找到与石家河文化玉兽面相似的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兽面造型可能是探索石家河玉雕像相关问题的又一个思路。山西襄汾陶寺墓地M22出土的兽面形玉饰头上有三凸冠，同时有一对对称的弯角，双眼近似梭形[25]，这与湖北钟祥六合遗址W6∶1玉兽面的造型几近一致。而就陶寺兽面形玉饰的整体造型来看，比临朐西朱封遗址M202出土的玉簪首更接近于一类型石家河玉人雕像的造型。当然陶寺墓地M22出土的兽面形玉饰也可能是石家河文化向西北传播的产物，即便是这样，也表明陶寺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玉器存在有交流。
由上述的分析来看，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应该与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关系密切，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玉雕人像则与石家河文化的差异较大，对其影响较小。
三、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证
新石器时代起，玉器就被先民赋予了通天礼神的灵性，并被认为能够保护人的肉体和灵魂，因此产生了以玉殓葬的习俗。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与其他玉器一样，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原始的因素。具体来说，不同造型、不同发现地点和数量中应还包含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其中。
关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考证，杨建芳先生认为：“这种神像并非某一地区个别小人物的造型，而应是石家河文化居民及其后裔长期共同信奉的神o或祖先崇拜的偶像。其性质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相似。”[28] 邓淑萍先生认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29]，“神祖”的形象取自于现实中的人，加上一些表示神灵的符号如獠牙、鸟羽等。从一类A型玉雕人像上下獠牙外露、头部有角、带有平冠等特征来看，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人类，是一种神化的人的形象。所以杨、邓两位先生的观点就一类A型玉雕人像的身份解读来说是可信的。但一类B型与一类C型玉雕人像无獠牙和角，所戴冠为平冠或帽檐下弯，二类与三类的玉雕人物形象也相对平实，接近于常人形象，所以将这四类人像与一类A型的身份都作为神人形象似有不妥。要考证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身份还要提前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玉雕人像被人为地做成了几种不同的造型，而且每种造型的数量比例差距较大？其中一类B型13件，一类A型2件，一类C型3件，二类2件，三类A型2件，三类B型1件。由于相关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还在陆续发现中，即使考虑到考古资料的不均衡性，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一类B型是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主流，且在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遗址三处主要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而其他的几种类型相对较少。结合以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这种数量的较大差异，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一类B型玉雕人像身份即使低于一类A型玉雕的神人地位，但在石家河文化中有着很高并相对特别地位，而一类C型、二类、三类A型和三类B型这几种的地位可能是低于一类的A型和B型的，处于附属地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一类B型玉雕人像是一种类似于常人的形象，出土数量最多。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人像仅发现于石家河文化遗址，是一种独有的造像。在一类A型玉雕人像是神人形象的基础上，一类B型玉雕人像的身份可能与之不同。推而广之，一类C型、二类、三类A型和三类B型被做成各种造型应该也不能简单地像邓淑萍先生认为所有人面都是“神祖”那么简单。不同的造像可能具有不同的人物身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一类A型玉雕人像是一种石家河先民想象的神的形象，是一种自然的神o，是可以保佑部族不受侵害的神灵。而一类B型玉雕人像则更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祖先或者首领形象的造型，在其部族的内部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其他的各类形象则可能是石家河文化部族的其他A层的造型，相对于一类A型与一类B型玉雕人像，他们的地位较低。但不同造型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群体被分作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阶层。
具体来看，第三类的玉雕人像都为侧面、戴尖冠或高冠甚至双首的形象，背后应该也有一定的寓意。由于其身份地位低于一类A型与一类B型玉雕人像，一类A型为神灵的象征，一类B型掌握着类似于王权的统治权力，结合第三类较为奇特的外形和部分具有双首的形象，推测其最有可能是具有通神之能的巫师形象。第二类的形象中，头部没有冠的造型，学界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冠已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故推测第二类现发现的3件玉雕的地位在所有玉雕人像中最低。
综上所述，我们推测出的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级排列大体是：第一类最高，是神人和掌握着统治权即王权的人；第三类为巫师的造型，是具有通神职能的人；第二类则相对较低，接近于平民。这种推测可以从玉雕人像的出土墓葬和随葬品中得到佐证。邰鑫成先生通过整理所属石家河文化的多座墓葬，分析其墓制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提出“石家河文化社会分为四个级别”[30]：一级为统治阶层，有指挥、统治民众的权力；二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有限财富，为中间阶层；三级为有的少量社会财富，社会地位不高，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四级为社会最为低下的赤贫阶层。石家河文化社会已形成了一个从高到低的金字塔状社会。邰鑫成先生的观点与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等级排列是大体一致的，印证了石家河文化的等级制度可能就是产生不同玉雕神像的根本原因，也就解释了各种玉雕人像的出现为当时社会阶层的反映，其数量与等级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玉雕人像发现数量较少，文章并未对其进行历时性的分析，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将来或可对此另文探讨。
注释：
[1]a.湖北省文管会.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J].考古通讯，1956（3）.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J].江汉考古，2016（1）.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4（2）.
[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4]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5]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J].江汉考古，1987（2）.
[6]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J].江汉考古，1993（3）.
[7]周光林.浅议石家河文化雕塑人像[J].江汉考古，1996（1）.
[8]叶舒宪.石家河新出土双人首玉i的神话学辨识《山海经》“珥蛇”说的考古新证[J].民族艺术，2016（5）.
[9]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玉器[J].江汉考古，1992（1）.
[10]刘德银.石家河文化的玉器[J].收藏家，2000（5）.
[11]郭立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Y棺葬研究[J].四川文物，2005（3）.
[12][16]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16.
[13]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7.
[14]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35.
[15]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9.
[17]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概述[J].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
[18]湖北省荆州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18.
[19]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3.
[20]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4.
[21]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9.
[22]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概述[J].石家河文化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9.
[23]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J].文物，1986年8）.
[24]古方.中国古玉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1.
[25]古方.中国古玉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68.
[26]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J].江汉考古，1987（2）.
[27]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27.
[28]杨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渊源探索――兼论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影响的研究方法[J].南方民族考古，1987（1）.
[29]邓淑萍.再论神祖面纹玉器[J].东南玉器，1998（1）：56.
[30]邰鑫成.石家河文化墓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04.46.
作者单位；
刘亭亭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
一、群众文化活动的现状：
近年来，xx市以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社会为指导思想，不断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和方式，群众文化活动如春潮涌动，群芳竞秀。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每年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达 500余场次，有300余万人参加近20种的群众文化活动。民间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数不胜数，群众性文化活动遍及城乡大街小巷、农家院落，形成“百花齐放”的喜人格局。
1、群众文化活动体系健全，文化服务活动丰富频繁，为群众文化产业化营造了浓厚的市场氛围
xx市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和文化室四级群众文化体系健全，网络覆盖面广，从城市到乡村，每一级都设立文化服务机构，活动场所达标，文化设施完备，从业队伍不断扩大，活动种类不断增加。全市现有市级群众艺术馆1个，县（市）文化馆8个，乡镇（社区）文化站x个，村级文化室x个。市县级广场x个，有村级文化广场xx个。2012年，全市共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x场次。其中，市本级大型广场活动x场次，参与人数达x万人次；县（市）区级中小型群众文化活动x场次，参与人数达x万人次；市县两级文化部门组织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x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x项，参与人数达x万人次。每年参加各类群众文化艺术培训班的人数均超过xxx人次。
2、群众文化活动基层化、品牌化、特色化，为群众文化产业化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近年来，xx市群众文化活动以“服务基层，服务大众”为目标，文化工作者们在立足地方特色、服务大众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找到了发挥艺术才能的舞台，激发了创作灵感，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同时，广大群众通过参与各类文化活动，理解和领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交流信息和感情，文化品位、艺术修养和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升，文化人才的积极引导和广大群众的热情参与为xx市发展文化产业，参与文化竞争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一）群众文化活动基层化。一是xx市坚持开展“文艺小分队”下基层活动。xx市群众艺术馆现有馆办业余文艺团队6个，每年深入农村、社区、校园、军营、敬老院等场所进行文化服务不少于300场，活跃了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二是开展“建基地，种文化”活动。自xx8年起，各级群众文化单位在按照全国和省送文化（艺术）下乡的基础上探索了适合群众文化(艺术)需求的新路子，实现了由“送文化”向“种文化”转变的要求，深入到乡村、社区和基层单位开展文化艺术辅导，建立文化艺术普及教育基地，把文化艺术的种子播撒到山乡沃土，为发现和扶持文化艺术新苗，为专业艺术群体输送高素质文化人才，为扩大从业队伍奠定了基础。三是开展“一对一”活动，激活了专业文化单位的工作活力。针对基层文化馆（站）服务水平较低的现状，市级群众艺术馆实施“一对一”服务工程，每人承包一个县（市）区，常年开展指导、培训和辅导活动，在加强艺术馆与基层文化单位业务交流的同时，切实提高了群众文化队伍的整体水平，为群众文化活动有特色出亮点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二）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化
多年来，xx市始终坚持发展品牌文化的思路，以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为先导，着力擦亮老品牌，打造新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文化活动的连续性和巨大影响力，实现了“活动创品牌，百姓得实惠”的最终效应。一是“庆佳节，闹元宵”，“秧歌赛”、“太级表演”等节日文化品牌活动；二是“庆‘五一，游龙山’少儿才艺展演”品牌活动；三是“xx之夏”群众广场文化品牌活动；四是行业主题宣传教育文化品牌活动。各县（市）区也都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活动，如西丰县的“鹿城欢歌”，xx县的“北山广场群众大舞台”，xx市的“文化周”，xx县的“优秀文艺节目展演”、xx的“群众艺术节”等。这些品牌活动既带动引导了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开展，也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品牌活动越来越市场化，更为群众文化活动创品牌提供了物质支持和保障。
（三）基地建设特色化
xx本身就是一个地方特色极其鲜明的地区，群众文化活动也遵循特色化发展的道路，着力放大特色，打造特色文化基地，以点带面，因势利导，目前已建立剪纸、撕纸、版画、葫芦雕、根雕、石雕、书法、工笔画、手指画、摄影、文学创作基地x个，为保护、传承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特色文化活动的发展更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形成产业效应的前提。
二、群众文化人才队伍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xx市现有业余群众文艺团队xx个，秧歌表演队xx个，舞蹈队x个，民乐队x个，演唱队x个，合唱队x个，二人转表演队x个，京评剧队x个，模特表演队x个，各类健身舞、健身操表演队x个，瑜伽、太极扇、太极剑队x个，工笔画培训班x个，手指画培训班x个，剪纸（撕纸）培训基地x个，葫芦雕培训班x个。专兼职群众文化人才x人，其中学术专家x人，各类文化行业人才x人，文化经纪人才x人。
群众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五个问题：一是人员学历偏低，知识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二是人才培养力度较弱，专才较少;三是年龄结构老龄化，40岁以下的专职群众文化人才几乎为零，队伍结构有待优化；四是文化经营管理人才比较缺乏，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五是对群众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无法适应新时期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急需培养、充实的一批业务强、素质精、年纪轻的群众文化人才。
三、群众文化活动发展方向
1、把群众文化活动与重大节会活动相结合，促使大型节会产业链更加丰富和完善
节会活动是展现城市形象和综合实力的良好载体，多元化的节会活动正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我市拟将群众文化活动注入现有节会资源，并创新节会产品，形成新的文化产业效益增长点。
2、结合书画行业专家众多的人才优势，以人才培训和艺术教育为目标，培养带动大批群众艺术爱好者投身到艺术学习和艺术创作中，营造良好的艺术创作氛围，推动书画等创作产业链快速形成。
xx的工笔画、手指画等艺术作品不断在全国各类大赛夺金纳银，民间艺术作品走向全国，群众参与热情高涨，这类作品潜在的市场空间十分巨大，但由于一切的产业都要以量为前提，而我们的艺术作品的生产能力远远不够，要想推动书画创作产业链快速形成，急需加强文化艺术作品的普及和加大培训创作人才的力度，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通过参加各种展会、比赛和活动，提高艺术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普及书画等艺术创作知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创作生产。三是要以各类艺术培训基地及学校为中心，加大后续人才的培训力度，逐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欣赏品位和理解能力，培育潜在的文化市场；四是利用各种展会活动，通过多种方式推销地方特色书画作品。五是建立专业创作村、镇（社区），集中生产和展示创作成果。
3、将群众文化活动与普及二人转、小品、小戏相结合，打造地方特色名牌，为娱乐演出产业链推波助澜。
二人转、小品、小戏是xx的名片，是扎根于民间、扎根群众的艺术形式，群众文化活动也要以此为重点，采取政府投入、企业赞助或市场运作等方式搭建一个大众化、娱乐化的展示平台，将其推向市场，为娱乐演出产业的形成推波助澜。
关键词：联盟；组织文化；信任；关系治理
引言
建筑业不同于一般的工业行业，其依赖涉及异地（off-site）制造（包括设计和采购）及场内（on-site）生产装配和服务支持的中小型企业的比率较高[1]。过多的市场化参与主体，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复杂的施工技术和多样化的业主需求，建筑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联盟中来（比如业主与设计、施工单位联盟）。基于学习方法和知识、社会资本、形成网络管理等原因，建筑领域的企业之间可能会保持联盟合作关系[2]。
但有一些联盟并没有满足合作伙伴的期望，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失败了。有学者指出忽视联盟伙伴的组织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s）是导致联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另外，一些研究指出利用合理的联盟治理模式（如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来平衡联盟伙伴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的提高联盟成功的概率[4]。相对于股权联盟，非股权联盟在建筑行业的应用更加普遍，联盟伙伴之间的合作主要通过联盟契约内容来体现。由于联盟契约的不完全性，加上契约双方对于交易结果只能在事后观察，因此，实际的履约过程更多的依赖关系治理。关系治理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5]，它是一种非成文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来说，是更适合中国人的管理。
在一个普遍注重人情关系的国家里，企业在组建联盟时，对于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往往不是严格按照联盟的特定目标对大量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评估，而是直接将目标锁定为朋友、熟人等特殊关系群体，实际上这些特殊群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初始善意信任关系。初始善意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伙伴间的交易风险，进而影响着企业联盟契约的选择[6]。之前的一些研究将信任看作是单方面信任[7]，而联盟伙伴彼此相互形成的初始共同善意信任才会最终对伙伴之间的沟通、交流等产生决定性影响。
因此，本文依托相关研究理论，以关系治理为因变量、组织文化差异为自变量、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为调节变量，构建它们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运用202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以期得到为建筑行业联盟管理层提供联盟伙伴选择及关系治理实施程度决策参考的研究成果。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组织文化差异与关系治理
组织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组复杂的价值观、信念、承诺和符号，解释一个企业管理交易的方式[8]。本文专注于可以由观测结果证实的相关维度，包括交易伙伴在管理风格和组织反应上的差别性[9]。
管理风格是组织管理层或个人文化的组成部分[10]，包括管理团队对风险的态度、决策方式、控制和交流方式。比如有的企业依赖正式规则制度和严格的控制，而另外的企业则注重经验法则及保持灵活性。管理风格对每个组织都是唯一的，如果联盟伙伴之间的管理风格存在较大差异，当企业加盟时，联盟管理风格就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要么不确定、要么反映折中方案、要么偏向强势伙伴的风格[8]。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管理风格差异，都可能会导致沟通交流困难，甚至引发冲突的发生，不利于联盟关系治理。因而提出：
假设1 管理风格差异对关系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组织反应指的是一个企业对外部实体和环境中发生事件的反应。不同组织的成员对外在环境的态度是不同的[11]。联盟伙伴对外部环境反应的不一致性给关系治理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企业的思想是开放的和信任他人的，当其合作伙伴在与他人交易中是猜疑的或虚伪的时，双方可能不会保持互惠互利，共同的愿望难以实现。合作需要态度和信息的交换[12]，当伙伴在分享信息或接受外人建议的倾向不同时，他们之间会变得不信任和拒绝承诺，不利于联盟企业间的团结合作及信息交流，甚至使联盟企业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于是，得到：
假设2 组织反应差异对关系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1.2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是相信联盟合作伙伴彼此都是善意的、有责任的、可靠的和正直的[13]，其程度越高，伙伴彼此间的互相调整和协调将变得容易，这样有利于信息等资源的交流共享，从而可以有效的避免冲突，节约企业和联盟的交易成本。相反，在联盟伙伴组织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伙伴间缺乏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他们就会暗地里采取一些不正当或不公平的行为，不愿意与对方分享信息，甚至故意做出一些对合作伙伴不利的行为，使伙伴间的冲突进一步激化。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出现可以使联盟成员增强沟通，及时解决冲突，融合各自的利益目标，克制自己的投机行为，从而降低伙伴间的关系风险[14]。我们得到：
假设3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管理风格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假设4：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组织反应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组织文化差异、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与关系治理的概念模型（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及数据分析方法
以重庆、成都、深圳、广州等几个城市的建筑行业的企业联盟为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网上调查、MBA班学员调查等形式，共发放问卷800多份，收回319份，回复率约为39.88%。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对收回的问卷从多角度就其有效性进行判断，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202份，问卷有效率为63.32%，有效问卷的数量达到了研究方法的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SPSS17.0和AMOS18软件包进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利用SPSS17.0进行研究假设的验证。
2.2 量表设计
针对变量的每个测量指标所对应的问题都采用Likert5级量表法量化，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2～4代表的同意程度依次增大。
①因变量――关系治理（RG）
参考Heide和John[15]等相关研究对关系治理进行刻画和测度，包括灵活性（FL）、信息交换（IE）、团结（SO）三个测度。
②自变量――组织文化差异（OCD）
参考Lavie， Haunschild和Khanna[9]等人的研究成果分别对管理风格差异（MSD）和组织反应差异（ORD）进行测度。
③调节变量――初始共同善意信任（IMGT）
参考Zaheer， McEvily和Perrone[16]等的研究成果，用4个指标对初始共同善意信任进行测度。基于可操作性、联盟双方的善意信任差异的思考，利用公式IMGT=IGTF+IGTP-|IGTF-IGTP|进行计算[7]，其中IMGT代表初始共同善意信任；IGTF代表本企业的单方初始善意信任；IGTP代表联盟伙伴的单方面初始善意信任。
④控制变量
由于所收集的调查数据来源于多个地区，因此，将区域（AREA）变量加以控制，引入0-1虚拟变量。另外，规模的差异性（SD）资产专用性（AS）也会影响联盟治理，因此均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具有一定可靠性和效度的量表是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表1中的Cronbach s’α系数均在0.7以上、CITC大于0.5，说明量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量表大多采用文献已有量表，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表2显示，各指标的因子载荷（除AS3和IE4外）均大于0.71、个别项目信度（除AS3和IE4外）均大于0.5达到要求，AVE均大于0.5的推荐值，CR基本达到0.8的建议值。虽然AS3与IE4的因子荷载及信度未达到要求值，但基于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予以保留。在表3中，所有变量AVE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与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满足判别效度条件。
3.2 模型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在调节作用检验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① 组织文化差异对关系治理的影响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关系治理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各模型的F值均在0.001水平之上显著，模型回归效果较好。
由Model1得到，控制变量规模差异和区域对关系治理影响并不显著，而控制变量资产专用性对关系治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odel2中关系治理对管理风格差异和组织反应差异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6（P>0.05）和-0.226（P
②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分析
Model3在Model2的基础上加入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变量，Model4则是在Model3基础上加入管理风格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以及组织反应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实证结果显示：当在Model3的基础上加入交叉项后，Model4的R2为0.275，提高了0.049，说明Model4比Model3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管理风格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组织反应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081（P>0.05）、0.177（P>0.05），因此，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组织反应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管理风格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假设3未通过验证，假设4通过了验证。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建筑行业非股权联盟的组织文化差异对关系治理的影响以及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
第一，对于建筑行业的非股权联盟而言，比如工程建设方与承包方具有相似的对外反应态度，合作伙伴彼此会更容易被理解，沟通顺利、信息通畅，利于信息交换和团结合作。相反，合作伙伴之间如果组织反应差异性过大，由于文化的粘性，使联盟伙伴彼此调整固有的文化风格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受到阻碍，不利于关系治理。而管理风格差异对关系治理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联盟成立初期合作伙伴彼此很难识别出组织内部管理风格上的差异，或者由于非股权联盟的合作程度较低，合作伙伴只要对外反应保持一致性即可，对于伙伴内部管理风格上的差异，大家并不关注，或者认为也没关注的必要。因此，在建筑行业建立非股权联盟的管理者应认真考虑联盟伙伴对外部环境反应的组织反应差异性，不应选择差异较大的企业作为自己的联盟合作伙伴。
第二，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当联盟双方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管理风格差异时，不会因为各合作主体之间存在较高的初始共同善意信任而降低关系治理的程度。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不能降低客观存在的管理风格差异不同，由于组织反应本身包括企业对外部合作伙伴的态度及信任水平[9]，组织反应的差异会因较高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存在而被降低，因此其调节作用是显著的。作为深深的嵌入在企业内部的管理风格，难以通过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去改变长期积淀被企业全体成员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精神世界，其调节作用是不显著的。因此，对于建筑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在联盟初期，如果能与联盟合作伙伴建立较高的共同善意信任关系，那么组织对外反应差异对关系治理的负向影响将会有所减弱，所以，企业在建立联盟前，应加强与拟合作伙伴的沟通和交流，尽可能提高初始共同善意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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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术；村落武术；村落体育文化；文化变迁
当前中国的中心文化都是现代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始终处于这一中心的边缘[1]。但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2]。就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3]。武术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草根文化”形态，而当前对我国武术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地域依然主要集中于“城镇”；另一方面，对武术的研究则以宏观性的研究为主，扎实的、微观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极有必要采用一种“眼光向下”的“平民化”姿态，将武术研究的视角置于“村落”这一社区生态空间之内。
为了从理论与实证的双向维度对我国村落武术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式，通过对一个自然村落武术活动 “地方性知识”的考察来分析村落武术的变迁。其实把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曾是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家努力进行并取得有世界影响的一项工作[4]。先生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指出：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单位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5]
1 操作性定义
1.1 村落
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6]。在我国，村落可以分为2种，即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指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后者是指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而确定的乡（镇）下边一级的管理机构所管辖的区域[7]。由于行政村与自然村常常是重叠的，因此，本研究中的鲍屯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
1.2 村落武术
村落武术是以村落民众为主要参加对象，在村落环境下传承、发展的武术活动。
1.3 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主要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功能（意义）与结构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8]。
2 村落武术的变迁及启示
2.1 社会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组织系统，它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结构等方面。而所谓的社会变迁，便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变[9]。我国的民间武术文化是一个集合的文化体，对村落武术而言，社会的变迁是导致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当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民众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 [8]22在贵州安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发展和变迁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贵州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鲍屯便座落于此，历史上安顺地区的屯堡村落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尤其以明朝时期的屯军活动影响最为明显。在贵州安顺周边，包括普定、平坝、镇宁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着数以百计这样的村落，这些村落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命名，隐含着这些被称之为“屯堡人”的由来。清朝道光年间《安平胰志》记载：“屯堡即：明洪武时，军之住所”。《安顺府志·风俗志》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屯军堡人，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鲍屯就是这样的屯堡村落之一。由于村民大都是明朝入黔的军、民户后裔，屯军习武于依山傍水的屯堡村寨，因此，屯堡人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明清军事文化的遗存，其村落也具有明显的军事武术印记。特定的军屯历史背景，加之特殊的外地移民身份，致使鲍屯村落民众在实际的生活中，除了应对频繁的战事活动之外，还要应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敌意，正因为如此，鲍屯自古习武成风，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明代屯军裔嗣”崇尚武术，在安顺鲍屯考察发现，时至今日，鲍屯村落民众对传统武术、军傩等活动依然具有高度心理认同，一种渴望保留传统文化的心态，至今依然成为村落民众强大的内聚力，并顽强地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
明以后，随着起伏动荡的社会变迁，清朝屯田制的废除、填南移民的涌入，村落里的武术活动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当大明王朝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封建王朝一样土崩瓦解之后，加之冷兵器的逐步消亡，由于明代军事战略而遗留的屯堡村寨的军事武术活动也逐步衰退，甚至丧失。在鲍屯，发轫于军事战争母体的村落武术活动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逐步渗入到村落的其他民俗文化活动中，如庙会中的武术表演、地戏中的武术打斗套路等，并逐步演变成为村落民间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在明代，鲍屯的村落武术是作为当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主体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军事征战”“保家护院”而存在，而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村落庙会等武术活动则成为村落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村落武术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变迁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目前，鲍屯的村落民众依然还在传上传习下来的独特拳术，因其传承区域仅局限于鲍姓村落而称之为“鲍家武术”或“鲍家拳”，但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这偏于一地的“鲍家武术”也陷入“无人问津”和“自生自灭”的窘状并逐步失传，偌大的村落里武术的传习者已寥寥无几，仅有鲍姓第二十代孙鲍灵佑与其徒弟鲍安洪、鲍灵斌还在苦苦维系，武术的传播空间也仅存于村落活动中的庙会表演中，曾经的繁荣和盛况已难以再现，只是存活于村落老者的记忆中，但是通过查阅当地县志、族谱，以及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屯村落的武术活动的个性特征却依稀可见。考察发现，鲍屯村落传习的武术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自身特征，具体表现为：1）兵器和套路多，内容丰富。鲍屯村落传习“鲍家武术”的整个武术系统使用的兵器多达数十种，可谓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器械有短刀、大刀、钝鞭、虎头钩、拐、捎子、炮锤、手棍、绳镖、绝鞭、短棍、鞭杆棍、青龙刀、蛇皮鞭；2）武术技术动作的战斗性、对抗性较强，具有较浓厚的军事色彩，武术套路多以对练为主。鲍家武术的套路和动作，较多以实战要求进行编排和设计，演练的过程仿佛置身于战斗训练和演习中，通过斗智、斗勇、斗技、斗谋等对抗性活动来展示武术套路，具有较为显著的军旅特色。演练的套路有三禁枪、三会苗子、二会苗子、双刀破苗子、五虎刀、杀四门十八刀、大刀破苗子、白手夺大刀、虎头钩、和平拐、捎子、六棍、连锤、单枪、青龙刀、四平剑、梅花九节棍、炮锤拳、手棍绝鞭、流星锤、花枪、短棍、鞭杆棍、蛇皮鞭数十个套路；3）与军傩地戏密不可分。在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家武术经常与军傩（傩戏的一种）结合在一起，用来歌颂和表现战争中英雄人物高超的军事武艺。在独具特色的安顺地戏中，以武术的器械作为其道具，以武术的套路、动作作为其表现形式。在鲍屯，武术与地戏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与村落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在鲍屯，规模较大的民俗活动有每年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戏和“迎汪公”。庙会的举办为鲍屯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独特的武术文化传承空间，并一度成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传承与发展的直接社会动因。
2.2 文化主体需求的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着的[10]。一般而言，当社会或者自然环境发生变迁的时候，文化主体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迁[11]106，当然，这种变迁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
贵州自古称为“化外”“蛮夷”之地，在明朝初年，当地土司占地为王，不尽服之，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其势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诸省。为一统河山，“洪武十四年（1368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军征云南。次年二月云南平，政府设军卫以屯戍之。”[12]平息战乱之后，如何保持平定以后的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长治久安，大明皇帝实行了让军士屯田的举措，“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不仅完成了明王朝镇压反叛的目的，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数十万征南将军的命运，曾经的军士开始拿起锄头开垦土地，亦兵亦农，“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出于同一目的的同一命运同一生存需要，聚族而居，逐渐形成有别于当地民族和其他汉族的特殊群体——屯堡人[13]。据史料考证，洪武十四年入滇的明军数量有30万之众，洪武年间安顺地区的移民以军卫移民为主，构成了独特的军事移民社会。由于明朝战略需要而形成的大规模军事移民，也带动了贵州地区民籍人口的迁入，这就是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明代设屯，军民居住上有区别，如名为‘屯、堡’都为军户住所，名‘村、庄、寨、院’为商民户住所。”[14]鲍屯无疑属于前者，时至今日，虽历经600余年岁月的洗礼，鲍屯村落里的古雕堡、演武场等遗迹依然随处可见，整个村落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军事征战色彩。
从鲍屯村落武术来看，在明清时期 ，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展得很红火，主要的社会动因是村落武术承载的功用价值能够有效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之后的匪患，以及当地土著居民对外来者的反抗，武术很大程度上成为村落民众“保家卫国”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在当地独特的“军傩地戏”中似乎有着某种暗示。关于鲍屯和安顺地区的“地戏”，《续修安顺府志》有这样的记载：“黔中民众来自外省，当草莽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失生疏，含有养兵于农之深意。迄今在安顺境内，盛行不衰。
有这样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即便是今天看来，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其地戏活动依然带有显著的军事色彩。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地戏演出的内容全部为金戈铁马的战争，剧中人物没有生旦净丑之分，角色主要以将为主；其二，地戏表演时使用的兵器有2种材料，其中之一便是“真家伙”，也就是真刀真枪的表演，场面勇猛逼真，犹如置身真实的战争场面。事实上，早在1988年法国巴黎艺术节上，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的“地戏演出”就曾经引起巴黎的关注，这不仅是因其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更因其显著的“武术”特色让人惊奇，地戏中的“空拳对”“扭脖劲”“鸡打架”“左右栽花”等徒手技艺；“打黄金棍”“打背板”等棍棒技艺；“梭枪”“抛枪” “杀转枪”“耍刀”“飞刀”“理三刀”“围城刀”等刀枪技艺均含有大量武术的成分。当然，今天进一步探讨当地的“地戏”，或许可以推断当年的地戏活动具有“养兵于农”的内涵，但绝非仅此，实际上，“地戏”也就是当地那种戴面具戏，当地也称之为“跳神”，只是近些年来由于其不设舞台，在地上表演，故称之为“地戏”。实际上， “地戏”是一种傩戏，其早期的主要的功能是祭祀，是一种祭祀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傩的形式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傩的主题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驱鬼到娱神再到娱人的发展[15]。
同时在村落武术的调研活动中还发现，建国以后，鲍屯和其他的村落民众都把习武当作跳好地戏的第一要务。在今天看来，“跳好地戏”、参加正月与七月的地戏表演反而成为村落民众参与武术活动，促进村落武术发展的直接动因。目前，在鲍屯所在的大西桥镇，有较为流行的地戏16堂，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四马投唐、罗通扫北等，每年正月和七月2次多日演出。
通过查阅地方县志等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在明清时期，整体上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变迁幅度并不太大，这反映在鲍屯村民对村落武术活动的需求上。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其一是“保家卫国”的实际需求；其二是“寄托精神”“祭祀亡灵”的心理慰藉，如民俗活动中的地戏、庙会等。由于村落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并契合这时期村民的需求，因而，在那段时期，村落武术发展的社会推动力较大，故较为红火。
但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社会法制逐步健全，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原本用于“保家卫国”的村落武术价值已几乎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国加速进入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市场化大规模的渗透到村落的各个领域，我国农村村落的整体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的小农经济开始并逐渐瓦解。经济体制的变迁影响到农村村落的方方面面，村落民众不再需要依靠“神灵”来乞佑风调雨顺，村落民众不再局限于宗亲和姻亲，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大大降低。由于急剧社会变迁之下，村落民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而导致村落武术活动与村落民众需求出现紧张和不和谐，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始衰落的根本动因便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这势必导致村落武术活动日益衰微，甚至消失。
2.3 文化变迁与适应：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
人类学认为文化的变迁是文化的常态现象。文化的稳定和均衡是相对的，变化与发展则是绝对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变迁史，文化变迁记录下了社会发展的进程[11]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对我国的农村村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地触动与震撼。这种震撼和触动表现为：在经济结构上，以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经济逐渐崩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被引入农村，小农经济不复存在；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基础逐步退却，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连土地都已经不再是农民的根本。
德里达指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在于自身的解构[11]107，在大规模文化变迁背景下村落武术未尝不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自身变革”的含义。这种变革可以表现为村落武术在功能、内容，以及形式实现“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例如，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的解构与重构。明清时期和解放之前，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主要表现为“练为战”的军事功用和“保家护院”的自卫手段。之后，随着法制社会的完备，村落武术活动发生新的解构，村落武术用于实战的功用大大降低和减少了，转而使“为了跳地戏”而成为推动村落民众习练武术的社会动因，更进一步说，村落武术中所承载和隐含种族凝聚力、种族认同感的隐语功能又得到突出和增强。在市场经济、城镇化建设逐步加快的今天，鲍屯的村落武术毫无疑问地面临着新的解构与重构过程，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不断调适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文化变迁是历史的必然，村落武术的发展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不被湮灭，同样也必须适应文化主体新的文化需求。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形态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死去”的文化遗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馆中。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大力开展和建设新农村的社会大背景下，鲍屯正在组织申报“鲍家拳”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承担着村落民众健康需求、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寄托种族认同等功能的村落武术馆校“鲍家拳馆”业已成立，并发挥着新的社会功能。
3 结束语
村落武术作为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在村落传承发展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调试性和适应性。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态的变迁是致使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而村落武术活动衰落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村落传统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在构建村落体育、塑造村落体育文化、维护村落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6]，因此，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便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而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与适应，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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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电视剧制作方有着很高的拍摄热情，但是就播出情况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错误的市场定位和盲目的拍摄制作，都无法从真正意义上使茶文化电视剧受到观众的认可，制片方和地方政府应该从这一问题出发逐步推动茶文化电视剧的发展。本文首先就茶文化电视剧的定义和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然后在此基础上，从电视剧传播角度分析了我国茶文化的两大特征，希望对我国茶文化电视剧的制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
电视剧；传播角度；中国茶文化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电视剧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人们通过收看电视就能够得知古今中外的各种信息，从而增加自己的见识，拓宽自己的视野。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必须传承下去。然而，就现阶段而言，国内文化缺失现象较为严重，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漠视我国传统文化，很显然这不利于国内文化事业的发展。由于电视剧制作单位属于媒体范畴，有着加速信息推广和传播的作用。茶文化通过电视剧的传播，可以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茶文化，从而有利于我国茶文化的繁荣发展。
1茶文化电视剧概述
近年来，茶文化成为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素材。当然，茶文化电视剧的形成和传播受到了我国传统茶文化的影响。茶文化电视剧属于我国文化产业，国内很多茶区对茶文化电视剧的发展十分重视，并以此为平台宣传本茶区的茶文化和茶叶特点，从而提升本地茶叶品牌的知名度。茶文化电视剧有利于茶区文化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促进茶区茶业经济的发展。四川是我国的重要茶区，然而国内却并未出现以四川茶文化为主题的电视剧，不得不说这是一大遗憾。相比之下，北京不是产茶地区，但其茶文化十分浓郁，很多电视剧中都借鉴了北京的茶文化场景。据调查统计显示，我国茶文化电视剧的产量较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大型茶区对于茶文化电视剧的重视程度不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茶文化电视剧的筹划和拍摄工作。从电视剧题材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茶文化电视剧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茶文化电视题材囊括古今中外的茶文化内容。当然，茶文化电视剧的取材也受到当今电视剧潮流的影响。比如最近，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收看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因此，以都市题材为主题的茶文化电视剧在所有题材电视剧中是数量最多的。虽然茶文化电视剧的题材涉及范围较广，但是诸如传记题材和军旅题材等题材的电视剧均没有出现茶文化因素。事实上，我国茶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其与社会各个方面都结合紧密，而电视剧筹划人员并未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导致国内茶文化电视剧仍旧存在遗憾之处。就电视剧的内容来看，茶文化电视剧表现的内容较为丰富，比如爱情、成长、生活、家族以及友谊等。当然，对国内茶文化电视剧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茶人茶事主要是此类电视剧的切入点。也就是说，电视剧并没有单刀直入地向人们阐释什么叫做茶文化，而是借助茶人的事迹和茶事活动进行串联，从而向观众呈现出更加真实生动的茶文化内涵。我国近年来拍摄了很多有关茶文化的电视剧，这些茶文化电视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了茶文化的地域特征和内在魅力。例如，《张三茶庄》借助茶庄的茶事活动向人们展现了国内茶人的精神面貌；国产电视剧《茶花女》讲述了“千两茶”传人的故事，使观众从中体会到革命时期茶人的艰辛；《老铁茶坊》从简单的生活场景出发，向观众勾勒出茶文化的脉络。不同的茶文化电视剧的切入点都有所区别，使观众在收看电视的过程中感受我国茶文化之魅力。
2中国茶文化电视剧传播的现状
虽然我国茶文化电视剧的数量较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内茶文化宣传的热情低。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支持茶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一些电视剧制作方则选择以茶文化为主题制作电视剧，这些事实都是对茶文化推广热情的一种反映。虽然国内电视剧制作方有着很高的拍摄热情，但是就播出情况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说，茶文化电视剧只在一些地方电视台播出，而无法在卫视台播出，因此其受众面可想而知。就众多国产茶文化电视剧来看，其主要受到茶区政府和制片单位的委托，因此电视剧中出现了很多茶文化地域特色，但是这种设计并不能为其赢得国内的广泛观众。茶文化电视剧对于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有利于茶叶品牌的开发。错误的市场定位和盲目的拍摄制作，都无法从真正意义上使茶文化电视剧受到观众的认可，制片方和地方政府应该从这一问题出发逐步推动茶文化电视剧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电视剧制作方应该与文艺工作人员相互合作，并在电视剧中将茶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就有利于提升茶文化电视剧的口碑，从而使此类电视剧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
3基于电视剧传播角度的茶文化特征分析
随着茶文化的不断传播，茶文化电视剧的发展是情理之中的事。茶文化电视剧不仅受到茶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还会反过来影响到茶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为了使茶文化电视剧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品味，电视剧制作单位在拍摄电视剧之前就需要进行市场调查，从而了解观众的真实想法。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剧影响着观众对于事物的看法，并间接影响着观众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换句话说，电视剧不仅直接向观众传递着各类信息，同时也达到了心理暗示的目的。收看电视剧之后，观众会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电视剧所要传达的内容。就国产茶文化电视剧而言，茶文化是其重要创作题材，观众收看电视节目后会进一步了解我国的茶文化特征。
3.1我国茶文化丰富多彩
从国内诸多茶文化电视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国内茶文化有着丰富多彩的特点。茶文化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茶艺表演、茶事活动、饮茶历史和茶人精神等，这些因素成为国产茶文化电视剧的重要内容。我国茶叶品种较多，包括红茶和绿茶，还包括黑茶和白茶等。当然，茶人在饮茶活动中会与茶艺活动以及茶事活动相接触，从中领略茶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饮茶在古代被看作一种高雅的象征，文人雅士的饮茶活动对市民阶级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我国茶文化历史名人对于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其历史事迹也被作为素材应用到茶文化电视剧中。以电视剧《茶颂》为例，其主要讲述的是近代西南地区的茶马互市历史。在清朝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茶叶经济受到英美帝国的打压，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却带领众人在茶业领域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观众在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不仅会对清朝末年的茶政制度有所了解，同时还能够对西南茶区的茶文化习俗有所认识。除此之外，《绿茶情缘》这部电视剧则以20世纪50年代的国内“南茶北引”的事实为背景，山东茶农突破重重困难最终使绿茶在当地成功栽种，从中观众可以体会到我国“南茶北引”的困难和艰辛之处，从而对国内茶叶商品倍加珍惜。
3.2我国茶文化有着浓郁的时代感
我国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朝代的茶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区别。现阶段，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因此茶文化事业在国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茶文化电视剧反映了茶文化的深层次精神内涵。就我国目前的茶文化电视剧而言，观众从中可以发现我国茶文化有着浓郁的年代感。比如说，国产电视剧《老铁茶坊》借助简短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当代茶人的精神面貌，这种真实而简单的信息传达方式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当然，茶文化电视剧《十八香》的主角是一群“90后”的小伙伴，制作人通过展现他们的言行举止向观众传递着当前青少年对于茶文化的传承问题。再比如说，《远方来的茶客》这部电视剧涉及到国外饮茶元素，观众通过收看电视不仅可以了解中西茶文化之间的异同，同时还会就目前人们对于茶文化价值的认同问题产生深思。当然除此之外，《功夫茶王》这部动漫主题的电视作品也深得青少年的喜爱。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发展。《功夫茶王》既满足了青少年的精神需求，同时还从侧面向他们普及了茶文化知识。虽然茶文化电视剧有虚构成份，但是其内容主要来源于现实生活，所以茶文化电视剧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我国茶文化电视剧都具备一定的时代特征，因此使观众感受到茶文化本身的时代感。
4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内众多茶文化电视剧中，茶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观众通过收看茶文化电视剧可以对我国茶文化特征进行认识和了解。我国茶文化电视剧由于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电视剧制作方应该与文艺工作人员相互合作，提升茶文化电视剧的口碑。我国茶文化电视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不仅有利于我国文化价值观的重塑和构建，同时还有利于使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我国茶文化的伟大魅力。
作者：张帆 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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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茶文化；旅游；北方；融合
随着我国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休闲游需求也日益提高，文化与旅游资源的结合也势在必行，成为当代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我国北方如何将本地茶文化资源与北方旅游资源融合在一起，形成北方独具特色，囊括文化休闲与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文化游，已成为北方茶叶产地及旅游地人们思考的问题。
1茶文化旅游重要性及北方茶文化旅游资源
所谓茶文化旅游，就是茶叶产地以当地茶文化、茶资源为主题，与本地旅游资源密切结合形成的新型的文化休闲旅游方式，其立足于茶叶经济及茶叶文化，依托当地茶叶种植及生产环境以及茶叶悠久的历史文化，结合本地茶叶风俗习惯而形成的集文化、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多功能性旅游，对当地旅游经济及茶文化宣传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1.1茶文化旅游的重要性
首先，茶文化旅游是当代社会重要的经济形式，有助于当地旅游文化及经济的发展。茶文化资源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与旅游资源密切融合，必将成为当地旅游经济的龙头，将茶叶产地、茶叶消费、旅游消费结合串联到一起，既能促进茶叶消费也能以茶文化旅游，带动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尤其为当地剩余劳动力解决大量的工作岗位，对解决农村问题具有极大帮助。其次，茶文化旅游能满足现代游客对文化旅游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旅游参与者不仅重视物质资源的消费，更在乎文化在休闲旅游中的欣赏和品位，文化已经成为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内容。茶叶产地的茶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组成，不仅能满足游客对历史经典文化的知识需要，也能丰富旅游文化内涵，促进游客对文化的参与。最后，茶文化旅游能够形成对当地茶叶文化的深度思考。利用茶叶文化与旅游资源的融合，能为茶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传统茶文化的认知，茶文化习惯的养成，茶道思想的深入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1.2北方茶文化旅游资源
首先，我国北方地大物博，自然环境特点明显。虽然北方的茶产地相较南方来说，规模较小，茶叶种类有限。但是我国北方如河南、北京、山东等地自古以来就有种茶、产茶的历史，尤其在河南拥有南北过渡性气候，生态环境适宜茶文化及茶叶旅游业的发展。再如山东地区暖温带的湿润，让山东地区四季分明、雨量和日照都充足，为茶叶生产及茶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北方茶叶在我国茶叶栽培及茶文化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茶圣陆羽就曾在《茶经》中对北方名茶如河南毛尖、山东诸城、日照的绿茶、尤其山东日照的江北地区直到现在仍被认为是“江北绿茶之乡”。北方茶叶品种虽少，但是茶叶品质不逊于南方，在全国具有较高的市场认知度。尤其河南毛尖绿茶，无论是色、香、味还是影响力都比南方名茶有过之而无不及，多次在国内外茶叶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可见北方和南方相比，同样具有茶文化必备的茶叶资源基础。再者，我国北方从90年代起，逐渐开始茶叶博览会暨茶俗文化宣传活动，如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已经举办大型茶叶博览会及茶文化节不下30次，北方茶博会、茶艺茶品展等文化宣传促进了北方茶叶及茶文化的发展，为茶叶旅游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北方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无论是孔子之乡山东、首都北京或是河南信阳大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具备丰富的旅游基础。如山东日照具有独特海文化，再如天津、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茶俗文化基础，能让游客既能体验到特定的茶文化，也能感受独特的旅游资源。
2北方茶文化与旅游融合现状
虽然北方具备了开展茶文化旅游的文化基础与旅游资源，但是由于消费者对北方茶文化、北方茶产地规模的误解，以及茶文化和旅游业长期的独立发展，使得北方的茶文化旅游没有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并未形成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北方茶文化与旅游缺乏融合意识
由于北方茶叶产地规模较南方有很大的劣势，导致消费者及茶叶产地对北方茶文化资源缺乏正确的认识。虽然北方也具有悠久的茶文化及丰富的茶叶资源，但是我国北方过度关注本地旅游资源的挖掘，在意识上没有重视本地茶叶及茶文化资源。例如，我国首都北京，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首都文化的宣传，但是对北京茶叶、茶叶市场及茶文化的开发程度不够，对大碗茶这一极具北方特点的茶文化只是作为旅游附属项目。再如，河南信用虽然具有“茶都”的基础，但其茶文化一直脱离旅游文化的范畴，产业开发没有游客参与茶文化作为发展方向。
2.2北方茶文化与旅游融合形式单一
当前，我国北方虽然已经逐步开展茶文化旅游，但是在两者的结合模式上，仍将茶文化作为附属产品。我国北方目前的茶文化旅游，各地实质性的内容雷同，大都以品茶、购茶、茶叶观赏等初级旅游融合方式，茶文化的实质性融合程度不高，尤其是没有形成游客参与、体验性的多层次文化旅游结构，部分茶文化项目稀释了北方茶文化旅游内在的核心价值。理性高雅的、代表北方茶叶文化的消费内容至今仍没有占据旅游市场，导致北方茶文化与旅游内容的融合略显表面化和低俗化，影响了北方茶叶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高度融合，更影响了北方茶文化的影响力。
2.3北方茶文化与旅游缺乏基础设施
茶文化与旅游资源的融合需要的不仅是茶旅游经营性设施，更包括茶文化及旅游的配套设施，如茶主题餐厅、酒店及交通、服务设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北方茶文化旅游的发展。甚至某些北方城市单纯为旅游考虑，在生态上缺乏对茶产地及茶文化资源的保护，造成茶叶产地及茶叶资源的生态污染。如在山东日照和诸城，虽然旅游基础设施能够满足一般旅游项目，但是却没有为茶叶文化旅游开展相关建设，茶叶旅游景点缺乏基础交通设施，茶叶旅游服务机构缺乏专业服务人员和设施，茶文化酒店和主题餐厅等经济实体与南方旅游城市相比非常稀少，导致了北方茶文化与旅游因缺乏基础设施，而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影响了北方茶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3北方茶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策略
3.1树立茶文化与旅游资源融合意识
北方地区要促进茶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必须对北方茶叶及茶文化资源形成理性的判断，充分认识北方茶叶及茶文化的优劣势，尤其是与南方、华南、西南等茶叶产区相比，挖掘北方优势点。北方地区的茶叶行业、旅游行业及政府机构，应该积极地参与到茶文化与旅游资源融合的研究过程中，对茶文化及旅游资源内容和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对北方茶叶、茶文化、旅游资源、配套设施等内容进一步研究并有机结合，才能真正的找到北方茶文化与旅游资源结合的切入点，既能宣扬北方茶叶文化也能符合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划。
3.2推进北方茶文化宣传
虽然北方具有丰富的茶叶及茶文化资源，但是相较南方、华南等茶产地影响力稍显逊色，主要是因为北方茶文化宣传的力度不够，宣传形式单一。如山东、河南、北京、天津等北方省市，由于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旅游资源，在宣传上过分倾向于历史和物理环境的宣传。所以要想促进北方茶文化的影响力，首先必须改变宣传思路，在原有旅游宣传基础上，突出茶文化的主体地位，将文化宣传作为旅游业的名片。其次，利用北方茶叶集散地的优势，举办茶文化博览会等形式的文化宣传活动。北方城市还必须投身于茶文化旅游的推介活动中，以宣传活动吸引茶客、游客等消费者的共同关注。最后北方茶叶产地应利用现代新媒体，如手机、电脑等数字媒体，将茶叶、茶产地的自然资源以多渠道进行宣传，才能让潜在的茶爱好者转变为茶文化的欣赏者和参与者，从而树立北方茶文化旅游的新品牌。
3.3完善北方茶文化旅游的配套设施
由于北方受到气候和茶叶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在茶文化旅游环境及配套设施上很难与南方等茶产区相比。要想让游客在北方的气候和茶叶文化背景下，参与茶文化旅游，必须以更加完善和人性化的配套设施以及服务机构吸引游客。首先，北方茶叶产地应该加大对主要茶产地基础实施的投资，在交通、住宿、餐饮等方面既要考虑到游客生理舒适性，也要考虑其心理文化需求。在茶文化及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应该将茶产区和茶文化体验区进行区别对待，让游客在不同的环境下获得不同的服务体验。其次，建立北方茶文化旅游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北方茶文化旅游地应该积极探索文化旅游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以茶文化体验、茶文化讲解、茶艺等服务与传统导游内容结合在一起满足游客对文化游的要求。
4结语
总之，茶文化与旅游资源的融合不应局限于南方等主要茶叶产地，北方地区应该充分认识当地茶文化资源及旅游资源，在抓住文化旅游发展的机遇，努力地提高自身对于茶文化与旅游资源融合发展的认识。在茶文化旅游发展的意识基础上，北方地区应该积极地对北方特色茶叶、茶文化进行宣传，以品牌形象吸引茶爱好者转变为茶文化旅游的参与者，同时加大对北方茶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实现茶文化与旅游资源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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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意义
音乐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音乐教育指在生产生活学习过程中一切音乐教育形式，狭义的音乐教育则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手段和目的进行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甚至已经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达到了西亚和欧洲。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茶不但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而且逐渐形成了灿烂夺目的茶文化，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不论是广义的音乐教育还是狭义的音乐教育，其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功能都与茶文化异曲同工，这使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融合具有可能性。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融合在历史和当代都有特殊的意义。
1.1茶文化与音乐融合的历史
中国的茶文化发源于周，兴盛于唐宋，历史悠久，兴盛不衰。茶文化与音乐的关系由来已久。饮茶时听音乐能益茶德能发茶性，正如白居易在《琴茶诗》中所说的“琴里知音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茶与琴同在，是文人的情思所在。清幽的环境，古雅的音乐，都与茶文化的雅趣相吻合，茶与音乐相得益彰，使看似寻常的烧水煮茶喝茶达到了艺术享受的精神境界。茶文化在历史上与音乐相依相伴，真正达到了“融合”的境地。
1.2茶文化对音乐教育的促进
茶文化的核心是茶道，茶道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的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主张中国茶德用“理、敬、清、融”来概括，将中国的茶道融入音乐教育中，意义重大。首先，茶中的“理”是指饮茶之人，气定神闲，和气明理。音乐教育同样要求学习音乐的人平心静气，心无旁骛。钢琴家演奏的时候表情是忘我的，他们仿佛完全融入到音乐之中了，这就是平心静气，心无旁骛的表现。同理，中国古典乐器演奏时那份从容淡定，恰如饮茶之人的气定神闲。就连流行音乐的歌手和乐器演奏者，他们在演唱和演奏过程中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即使他们的音乐分贝够大，他们的心却是专一的。音乐教育更是如此，沉不下心，学不好音乐。这就是茶文化对音乐教育的启示。其次，茶道中的“礼”是指以茶为媒，以礼待人。不论是祭祖还是待客，甚至朋友聚会上级视察，端杯热茶都是必不可少的。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礼节的含义。敬茶的人明礼，而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同样，音乐教育也离不开“礼”的培养。只有心存敬畏，心存感恩的人才能学好音乐。音乐之所以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时空，震撼心灵，是因为音乐的表现力能够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知识背景甚至不同生活习俗的人产生共鸣。地域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语言，却都能听懂同样的音律。音乐教育首先强调做人的教育，而为人处世，没有“礼”的底蕴寸步难行。这也是茶文化对音乐教育的启示。再次，茶道中的“清”是指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以茶代酒，曾是古代官员的清廉之举，如今，它也成为提倡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现在的很多重要会议上，与会人员每人面前清茶一杯，寓意不言而喻。“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茶的保健作用被人们认识已久，已故的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同样，音乐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虽然学习音乐不需要清心寡欲，但是古人操琴必先净手、焚香，正襟端坐，可见其清心健身的要求。即使在现代的音乐教学中，没有廉洁清白，清心健身的心志，也同样不可能学有所成。这同样是茶文化对音乐教育的启示。最后，茶道中的“融”是指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不论是茶话会上还是亲朋相聚或者团体协商，清茶在手，笑语欢声，其乐融融。这样的气氛同样有利于音乐教学。融洽的师生关系，融洽的同学关系都有利身心，利于学习。音乐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心境一种态度。学习音乐不论目的如何，都要有平和的心境，否则事倍功半。这还是茶文化对音乐教育的启示。
1.3音乐教育对茶文化的推动
1.3.1音乐教育能陶冶情操
音乐教育重在培养人的高尚情感及审美情趣，其应让学生充分享受一切美的音乐让学生体会理解音乐的内涵，这一过程与品茶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欣赏名曲《二泉映月》，学生会产生苦闷、哀伤、希望等不同的情绪变化，又如欣赏《梁祝》时，学生们则会产生轻松、愉快、心旷神怡的感觉，这正像绿茶的清冽红茶的浓重给人的不同感受。人们在烹茶、品茶的过程中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的逻辑思维、审美情趣和处事原则。这就是人们在品茶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欣赏茶艺时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但是大多数人眼里音乐的感染力是直接和生动的，茶的作用就隐晦得多了，懂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懂茶的人却成了“人中龙凤”，在音乐教育中提倡茶文化，培养茶文化，完全可以体现出音乐对茶文化的推动作用。
1.3.2音乐教育能启迪智慧
音乐教育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和情趣，许多的民间史诗就是通过歌唱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尤其是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歌唱几乎是他们学习本民族历史的最好形式。当然，不论对什么样的人而言，歌曲里的故事都是一种知识，唱歌对启迪智慧作用非凡。同理，弹奏乐器，使弹奏者手、脑、眼、耳并用，可以锻炼他们的协调能力和创造能力。与音乐形式相仿的是，茶叶从种植到采摘其乐无穷，从冲泡到饮用难点重重，品茶文化中的智慧与音乐教育中得到的智慧相得益彰，边唱歌边采茶是许多地方的风俗，博白客家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茶戏茶腔音乐。
2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实践
2.1展开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理论研究
对茶文化的研究和挖掘是近年才开始的。中国的茶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由于近现代社会历史和人文经济原因，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出现了断层现象。由于相同原因，中国的音乐教育也出现了“西乐东进”的发展模式。音乐教育从德奥音乐到苏联音乐再到欧美音乐的模式几乎抹杀了中国的本土音乐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茶文化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都被重新提上日程。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还很薄弱，要真正做到两者的有机融合，理论研究至关重要。只有积极开展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理论研究，才有可能让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大众化。
2.2在音乐教材中适当引入茶文化
和所有的教学模式一样，教材在教学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书上说”成为一种权威的模式。要想推进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融合，必然要让茶文化在音乐教材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并不是说从此音乐教材不再印歌词和五线谱，而是说，让茶文化和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观点在教材中占据一席之地。
2.3展开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教学实践
单纯的理论研究无异于纸上谈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相融合到底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果还是要靠实践去检验。因此，必须展开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教学实践。实践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展开这一教学实践，或者鼓励社会教学力量开展教学实践，建立相应的有音乐演奏条件的茶楼，或者在音乐演奏场合附近设立简易茶楼，让大众体会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意义，从而提高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认可度。总之，能够开展教学实践的方式很多，但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推动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发展才是他们共同的目的。
2.4注重师资力量的培训
茶文化博大精深，音乐教育又自成体系。民间懂茶又爱音乐的人或许有，但是这些人放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就显得少之又少了。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认识到接受再到身体力行的过程或许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不光是高举旗帜的倡导者，更需要身体力行的指导者。缺乏师资力量是当务之急。茶文化分为理论上的茶道和行动上的茶艺，音乐教育也分为音乐理论说唱和演奏乐器，两者在知识体系上却有相似之处，同时，学音乐的人在数量上要多于精通茶艺的人，所以，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当前的音乐教师中选择可以胜任的人学习茶艺知识，用作师资力量的储备。
3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展望
3.1充分认识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特别是古典音乐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茶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早在唐朝中国的茶文化就已经趋于完善了。作为炎黄子孙，传承茶文化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民众对于茶文化的认知还不深刻。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如果传承茶文化能被广大民众认同，那么，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融合，特别是茶文化与古典音乐教育融合的重要性将被大众认同，只有那时，茶文化与音乐教育融合的进度才会加快，国人的素质也将有大的提高。
3.2确立部分服务茶文化的音乐教育目标
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融合可以看作是茶文化与整体的音乐教育的融合，但是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音乐都必须完全地与茶文化融合。部分音乐教育可以适当地借鉴茶文化，部分音乐教育可以大量地吸收茶文化的精髓，部分音乐教育则可以完全为茶文化服务。比如说，可以适当地设立服务于茶艺馆的音乐教育形式。当然，这样的教育角色不一定要专业的院校来担当，民间教学力量完全可以量力而行。
3.3实现茶文化的传承与音乐教育的有机融合
曾几何时，一壶清茶一张古琴，对月而坐，悠然自得是文人雅客的标配，茶与音乐几乎不可分离。这样的画面在当下已经可望而不可及了。其实，只要人们有足够的认识，茶可得，音乐同样可得。实现茶文化的传承与音乐教育的有机融合并非遥不可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放慢匆匆脚步，听听心灵的声音，那时，茶文化的传承和音乐教育的有机融合也就触手可及了。
4结语
茶味有甘、苦之分，乐曲也有风、雅之别，品茶和音乐都是开放的艺术，都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今的音乐早已不是一千年前的音乐，当今茶叶的种植管理和采摘也都有了时代的特色，因此，只要无伤大雅，茶文化和音乐都可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茶文化和音乐的融合曾经是古人的选择，只要它们的融合有益于我们陶冶情操、提升品位，这种融合就会被现代人接受。当然，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融合任重道远，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作者:康雪 刘旭东 单位: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茶文化；环境氛围；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思路
在当前中西方交往不断深化的今天，高校体育教育不仅需要重视技能和素质教育，同时也要充分注重文化内涵的必要融入。
1当前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状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现阶段，高校教育机制日趋成熟和完善，无论是高校体育项目，还是高校体育场地设施，都实现了极大提升和完善。但是通过对当前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状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
1.1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状况分析
对于大学教育来说，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完善的文化知识，同时也需要培养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培养其形成健全完善独立的人格。而体育文化建设正是为了培养学生形成完善的精神理念。加强体育文化建设，不仅能实现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有效培养，同时也能确保将学生的体育行为、价值取向、性格个性等各个要素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协调发展。高校体育活动是集体性和学生个性相结合的教育活动。通过开展体育教学，不仅能有效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同时也能有效激励学生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从而确保学生形成独立、完善个性。因此，各个高校不仅注重完善体育活动开展，也逐渐完善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活动。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建设，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1.2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随着当前高等教育机制发展不断完善，现阶段无论是教学设施，还是教学理论与以往相比都有着实质性提升，特别是在多元文化融合程度进一步提升的今天，各种现念之间互相借鉴、学习更加明显。尤其是当前人们对健康成长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因此体育活动开展日趋全面化、体系化。但是通过对我国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其最大的问题和不足在于文化理念的缺失。对于学生培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形成独立的文化意识和理念，尤其是培养学生以正确的思维看待其学习过程。而目前整个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活动中，更多是将重点放在了体育项目教学上，忽视了对学生正确思维理念的有效培养和合理引导。随着现代教育发展不断完善，必须从文化建设入手，解决当前高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2传统茶文化的内涵认知
从唐代开始，饮茶就逐渐发展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习惯，在饮茶风气不断形成之后，茶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我国独立文化内涵的茶文化体系。我国传统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无论是文化元素，还是其中所包含的内容，都不是其他文化体系所能比拟的。尤其是传统茶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更是整个茶文化体系中所具备的独立的精神理念。通过对传统茶文化的内涵进行有效认知，不难发现，传统茶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对我们个人行为、思想价值的有效约束。传统茶文化体系中有很多积极向上的精神倡导，比如谦让。作为传统茶文化的重要内核，茶道文化中倡导以礼品茶，整个品茶的过程都充满了道德和礼仪。可以说，传统茶文化就是一种文明，一种价值理念，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内核最有效的传承和最全面的认知。对于学生成长而言，传统茶文化有着发自于内心的驱动力和影响力。一直以来，我们在对传统茶文化认知和继承过程中，更多的只是将重点和精力放在了传统茶文化体系中的物质内涵认知上，忽略了传统茶文化体系中所包含价值理念的有效认知。传统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其中所包含的精神理念和价值需求，如果能够有效挖掘，并且将其融入到高校教育体系中，势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当前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最大的缺失和不足就是其文化内涵和行为意识的缺失，高校体育活动有了推广和普及，但是高校体育文化活动始终缺失。
3当前高校体育文化发展建设的全新要求分析
随着现代教育体制不断成熟、普及，如今人们对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有了新的认知，其整体建设有了相应重视和完善。参考当前其他国家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状况，以及学生成长出现的全新问题，当前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发展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到：首先，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必须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成正确的认知。随着当前全球文化交流融合不断深化，如今各种文化之间形成了广泛传播，尤其是各种西方文化陆续融入到校园之中，而很多大学生对西方外来文化有着极高推崇度。但客观地讲，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完善继承的精神理念。但是目前在多数人看来，西方文化更具有优越性，因此，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学习兴趣，都更关注西方文化。在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就必须针对学生的错误文化理念，通过融入全新文化内涵，从而形成符合我国价值规范的文化理念。其次，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必须充分重视培养学生形成积极、坚强、勇敢的体育精神。精神的价值是突出的，尤其是积极精神的作用，当前学生成长所面临的环境日益严峻，尤其是学生在面对就业和生存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于学生来说，其想要实现自身顺利成长，不仅需要其掌握扎实的文化知识和专业能力，同时也需要其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因此，在开展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融入相关精神理念的教育，通过完善引导学生，从而实现教育价值。最后，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必须与高校体育活动开展、高校教育相结合。事实上，想要实现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效果，就不能单独开展该文化建设，而是应该将整个文化活动与体育活动、教育活动相结合，通过互相融合，相互融入，不仅能够优化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同时也能实现整个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活动的最佳效果。对于当前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效果，就要尝试将传统文化中所具备的精神内涵与整个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活动完善结合，通过系统化结合，不仅能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能实现对学生行为理念的有效引导。事实上，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一种意识引导，想要实现其教学效果，就必须在相关教学活动中予以融入，通过行为示范加理念融入的方式，从而实现高校体育文化建设。
4茶文化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的具体建设思路
我国是传统茶文化大国，无论是茶文化内涵的完善度，还是整个茶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内涵，其都充分反映了茶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和人们精神理念的客观影响。随着当前我们对传统文化建设认识程度日益提升，如今茶文化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可，在茶文化环境影响下，开展高校体育文化需要做到：首先，必须引导学生和老师转变对传统茶文化的理念认知，引导师生认识到茶文化学习对整个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作用和价值。只有学生认可传统茶文化的价值，才能实现传统茶文化与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之间的体系化融合。通过学生对传统茶文化的有效了解，从而实现对当前体育文化建设的有效弥补。现阶段，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和不足，就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缺乏正确认知，尤其是未能认识到传统茶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因此，我们必须从传统茶文化资源中寻找到能够与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具体内容，从而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引导。其次，必须注重完善对学生健康精神理念的有效培养。要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积极健康的精神理念，同时也必须让学生认识到乐观精神对其成长的价值和作用。客观地讲，高等教育作为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核心和关键，完善开展高等教育活动，不仅要充分重视高等教育内容的选择，同时也要注重营造良好的高等教育氛围和环境。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不仅是知识和技能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行为理念上的影响。因此在开展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精神理念的有效融入。最后，想要将传统茶文化的内涵与整个高等教育学生培养体系化结合，就必须选择适合学生学习的载体。随着当前高校体育教学活动机制不断完善，想要融入传统茶文化内涵，就必须结合当前文化传承和行为理念影响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载体，提升学生对茶文化内容的认知度。比如在高校体育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不仅要开展相关体育项目教学，还要补充相关体育礼仪知识，增强学生人文素养。
5结语
随着当前教学活动发展不断成熟，尤其是整个教学体系改革活动开展过程中，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乃至整个教学活动，具体理念的融入，都需要充分注重予以调整和完善。虽然我国高等体育文化建设实现了一定发展，但是其在文化内涵上的缺失，引导理念上的缺乏，都大大影响了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实质效果。因此，通过有效融入传统茶文化，不仅能弥补当前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理念缺失，同时也能从根本上完善高等教育内涵，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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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志勇.人文奥运背景下的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J].文体用品与科技,2013(4):229-235.
[3]高国炜.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3(15)：76-81.
[4]侯晓艳.高校体育文化建构与促进学生身心和谐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4(21):222-226.
1. 以中国传统文化·茶文化为载体，以学习茶知识为主体，以有奖竞猜的形式，向广大的同学们传播茶文化知识，让同学们在了解茶文化的同时能更深刻的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激发起广大同学对茶文化的学习热情，为中国茶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2. 喝茶可以减肥、喝茶可预防蛀牙、茶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喝茶提神醒脑，使人精神振奋，增强记忆力、茶叶是肠道疾病的良药。喝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茶，了解茶，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茶和茶艺术方面的知识。
3. 在活动中检验协会工作的成效。也作为协会对本届助理能力考核的一项活动之一，为协会理事层提供锻炼自己的平台，提高协会理事层成员的工作能力，为日后更好的为广大同学服务。
4.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为协会的理事层及会员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二、 活动预期效果
让更多的同学认识茶文化协会，了解茶文化的相关知识，对茶文化、对茶文化协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宣传。让饮茶成为更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希望茶让大家更健康，同时也是茶文化知识的一种传承。
三、 活动内容简介
活动名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茶文化协会茶文化知识有奖竞猜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尧山校区食堂中央及东区东园餐厅
活动对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全体同学
活动策划小组：茶文化协会全体理事层人员
尧山负责人：梁欢欢
东区负责人：蒙湘
注：尧山的在食堂拉线或用展板，东区的使用展板。
四、 活动各项工作安排及主要流程
1. 前期工作安排
主席团：
1) 监督，指导和协助各部门的工作；
2) 把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明确的安排到各部门部长处，再由各部长做具体安排。
宣传部：
3) 设计和制作2款圣诞卡片和4款书签样式（我们可以设计和制作，打上赞助商的信息，要以外联的情况而定）
外联部：
1) 为活动拉奖品和宣传单的打印的费用，奖品可以是：茶叶，笔，糖果哦，圣诞卡片和书签（我们可以设计和制作，打上赞助商的信息）等。外联要在20日晚确定下来。
2) 申请活动所需的桌子，用于兑奖。如果用到展板，还要负责借展板。23日前确定。
3) 负责与赞助商的接洽。
财务部：
1) 准备小礼品，看外联的前况而定，具体在另行通知，23日之前确定好。
2) 负责打印东区的“茶文化知识小百科”传单100份和100题竞猜题和答案集，由秘书处和宣传部提供。
秘书处：
2) 打印“茶文化知识小百科“传单100份。
新闻部：
1) 负责拍照，记录本次活动。
茶艺表演队和网络技术部：
配合各部门工作，活动当天负责发传单，引导同学们来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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