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3 17:48:13
导语：在税收的财政原则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全面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
（一）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全面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力争2010年底前，地方各级执收单位全部实施改革；经清理整顿后继续保留的收费、基金，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彩票公益金等非税收入要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要在2012年底前将改革推进到所有执收单位和所有非税收入项目。
（二）省级财政部门要在做好省本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工作的同时，加强对地（市）、县（区）改革的指导，推动省级以下财政部门按照中央和本省改革规范化要求有序推进改革。
二、规范和完善非税收入收缴方式
（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体系，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后，所有非税收入收缴都要在统一的收缴管理体系中运行，其中的收缴方式包括三种：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收缴非税收入；通过就地缴库方式收缴非税收入；通过财政与其他部门的横向联网系统收缴非税收入。三种收缴方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和不同管理要求的非税收入收缴，应按照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目标要求逐步完善。
（四）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完善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收缴非税收入的方式，并将其作为非税收入收缴的主要方式，不断优化收缴流程，更好地满足缴款人和执收单位的需求。
（五）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对涉及多级政府间分成且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实施难度较大的非税收入可通过就地缴库方式收缴。对偶尔发生、没有明确规定执收单位、执收单位对信息反馈要求不高的非税收入，也可通过就地缴库方式收缴。
（六）由税务机关征收或代征的非税收入，可通过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收缴。研究将适合横向联网系统收缴的非税收入通过横向联网系统办理，实现收入收缴信息在财政部门与执收单位之间共享。
（七）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要求，建立统一的收缴信息反馈机制，确保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及执收单位及时掌握收缴信息。
三、健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八）省级财政部门要按照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的总体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健全全省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九）省级财政部门要完善政府间分成的非税收入收缴制度。对应上缴中央财政的分成收入，通过财政之间上缴的，要按规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流程；通过执收单位之间上缴的，要加强规范化管理，条件成熟时应转为通过财政之间上缴；采用就地缴库方式上缴的，应研究改进信息反馈方式和反馈内容。省级财政部门要重视并研究规范省级与市、县级分成收入的上缴、下拨方式，保证按照规范、统一的渠道解缴。
四、规范非税收入收缴账户管理
（十）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选择非税收入收缴银行原则上实行招投标制度，应参照《中央财政国库集中收付银行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按照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做好银行选择工作。
（十一）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与规范财政资金专户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将各类财政资金专户统一归口到同级财政国库部门管理。各级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或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应尽量归并，原则上在同一家商业银行只开设一个财政专户。
（十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设立的非税收入归集性账户尚未归口财政国库部门统一管理的，要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归口管理。确有必要新设立非税收入归集性账户的，原则上归口财政国库部门管理。
五、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建设
（十三）省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深化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提升系统管理功能和收缴效率，并加强系统安全管理，切实保证非税收入及时、准确、安全收缴。
（十四）省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业务基础数据规范及维护管理办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做好非税收入收缴业务数据口径及编码规范工作，要按照中央财政统一要求和《财政业务基础数据规范》内容对现行系统进行改造，实现省级财政与中央财政以及省以下各级财政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及时传输。
（十五）省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和系统建设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银行先进支付结算工具，研究建立以电子信息为基础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支持POS机刷卡缴款、网上银行缴款等新型缴款方式。
六、加强非税收入收缴执行情况分析
（十六）省级财政部门要研究建立全省非税收入收缴执行分析制度，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本省非税收入规模、结构和收缴情况，科学分析影响收入实现的因素。
（十七）省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部规定的非税收入收缴执行分析报表格式、口径和时间要求，及时报送本省非税收入收缴执行分析情况。
七、强化非税收入收缴监管
（十八）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管理，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审验、核销机制，实现系统自动核销电子票据和人工核销纸质票据的有机结合，切实发挥《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以票控收”的作用。
（十九）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非税收入收缴银行综合考评制度，并切实抓好落实，促进银行更好地履行委托协议，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关键词：环首都经济圈；减税政策；有利影响；弊端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1
一、“环首都经济圈”实施减税政策
为吸引首都产业的转移和聚集，河北省将单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于环首都经济圈建设，实施减税政策以及地价差别政策。根据《关于加快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河北省计划以“13县1圈4区6基地”的发展规划打造环首都经济圈，计划到2015年生产总值达到4784亿元，年均增长31%以上，城镇化率上升到60%，年均增长5.4个百分点。依照河北省的这一规划，将主要与北京的产业及居住需求对接。
“环首都经济圈”具有很大意义，可以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首都经济圈作为生产要素富集的载体，成为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区域经济中心。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首都经济圈，目前，很多国家的首都经济圈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国家生产总值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加快京津冀区域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首都优势，增强首都辐射效应。
二、减税政策分析及其有利影响
减税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通过降低税率，取消或停征某种税种来减少税收收入，降低税收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重。减税会增加企业以及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达到扩张需求的目的。
(一)减税政策的背景及现状分析
国家实行减税政策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涉及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包括以下几方面：(1)合并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内资企业税率由33%降到25%，减轻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2)流转税制改革，重点是增值税，实现了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者增值税的转型，增加了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抵扣，降低了企业税负。(3)提高出口退税率，目的是刺激出口。(4)降低车辆购置税，由以前的10%下调至5%，刺激汽车行业的需求。
(二)减税政策的效果分析
从理论上讲，减税政策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不论是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上进行论述，还是从企业的投资决策上进行论证，均可得出国家减税政策对经济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减税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然而，根据我国的投资完成额和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投资额变动较小，只是在短期内存在上升现象，并且当时间跨度变大时，投资额的增长趋势愈发不明显，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减税政策的实施而有明显的增长。由此得知，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如理论分析一样乐观。
(三)减税政策的方向分析
第一，从宏观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减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模型之一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其具体含义是指降低税收会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从中国的现实角度来分析，目前，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加，资本存量水平较高，但是投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导致生产过剩现象的发生。以目前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减税政策若继续只针对于投资，而不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过剩还会继续。
第三，从居民自身角度来分析，中国居民储蓄额居世界之首，但中国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很低，形成一种低收入人群无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不敢消费的现象。因此，刺激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消费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也是减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
三、减税政策的弊端
税收原则是国家在设计税收制度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判断一项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的基本理论标准，其主要原则为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财政原则。笔者就这三个原则的角度来分析减税政策存在的弊端。
(一)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指税收负担应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税收公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从税收制度本身来看，税收公平对维护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转极其重要。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普遍原则和平等原则，根据普遍原则，只要有应税行为，就产生纳税义务。根据平等原则，具有相同纳税条件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交纳相同数额的税款，不能因为特殊条件而使其少缴税款或免税。此外，税收公平除了税负的公平分配以外，还包括税收征管公平。这就说明，即使设计出可以公平分配税负的税收制度，如果税务管理上存在漏洞，那么税负分配也容易有失公平。由此可知，税收减免管理难度很大。
(二)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包含分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和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税收的行政效率是指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例，由于税收减免难度很大，一方面在征收时占用了大量资源，提高了税收成本；另一方面，免税减少了税收收入，降低了税收的行政效率。税收的经济效率是从税收对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减免税收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税收的减免导致行业的社会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利润上升，资本大量进入行业，使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失衡。因此，税收应当保持中性，不应影响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
(三)财政原则
从税收的财政原则上讲，税收减免一方面使得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使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的不匹配，不利于税收对财政的支撑。因此，不合理的减税政策不符合税收的财政原则。
因此，我们应该全面看待减税政策，适当运用，在运用过程中要辅之以其他措施，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单一减税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以“环首都经济圈”的发展为例，就是在运用减税政策的同时施以差别地价的政策，这样将政治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来促进经济圈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小勇.“环首都经济圈”规划及对相关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当代经济管理,2012(01).
一、现行分税制的财政收入功能及其缺陷
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财税改革基本上是遵循放权让利的思路进行的， 导致了财税体制的收入功能逐渐减弱。 以实行财政大包大干的1988～1993年为例，中央财政每年从收入增量部分中取得的收入基本被包死，既不能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也不能与财政总规模的增长同步，致使中央财政收入不断萎缩，赤字逐渐增加，中央财政缺乏应有的回旋余地。
从1994年起，把承包制改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分税制与承包制相比，其财政收入功能明显增强，一是根据财政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分税，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共享税，将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种。二是对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大大增强了税收收入功能。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具有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的税源，并且收入入库及时，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规范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保护了税基；扩大了资源征收范围，开征了土地增值税等新税种；清理取消了许多不规范、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三是为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分税制体制的顺利实施，分设了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分税，中央财政建立了稳定增长的运行机制，一改过去依靠行政手段层层下达税收计划的办法，减轻了工作难度。
现行财税体制经过4年的运行，已基本进入稳定运行期， 其收入效应正在积极释放。中央财政相对地方财政增长少一些，但是进行纵向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中央财政增长的规模和幅度是很大的，对于缓解中央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现行体制也大大调动了发展地方的财源和加强收入管理的积极性，地方财政的大幅度增收减轻了地方对中央的依赖。
在充分肯定现行财税体制收入功能增强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财政收入占gdp下降的势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1994年为11. 2％，1995年为10.5％，到1996年为10.7％。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能同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何在？我们扼要分析如下：
1.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存在一些税收“真空”，如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军工产品、出口产品、福利企业和校办企业生产的产品等，这些产品都计入gdp 中，并占有不小份额，而这些产品都享受不征税，免税或退税待遇，没有税收贡献。
2.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属于粗放型的，投入多，产出少，效益低，只注重产值而不顾产品是否适销对路。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对商品税和所得税的贡献低是必然的。
3.由于在对地区、行业和企业的考核中过分侧重经济增长规模和水平，虚报gdp的现象比较普遍，人为夸大的分母带来了占比的下降。
4.分税制存在不规范，不正确之处，如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属于传统体制做法，又如把具有增收潜力和攸关经济稳定的个人所得税划为地方税。
5.现行税收体系还不健全，税制设计还存在不合理之处。
6.财经秩序比较混乱，税收征管不严，偷税、骗税现象时有发生，税收流失严重。
7.预算外对预算内的冲击较大，各种收费、基金侵占税基。
8.制度外收入比重逐年增加，中央三令五申，始终不能消除，大量侵蚀了税基。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导致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原因是复杂的，需要探求多种政策措施。但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对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
1.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不清楚。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是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些本应由地方承担的事务却由中央来承担，一些本应由中央来承担的事务却由地方来承担，还有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等现象的发生。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楚，必然导致财权划分不清楚，事权和财权划分不清楚，就留下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导致地方把一部分精力盯在上面，而不是把精力完全放在加强税收征管上，无形中加剧了税收的流失。
2.地方政府之间税收收入划分不规范。分税制改革，在中央与省一级分配关系规范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省以下各级财政的分配仍很不规范。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财政只是和中央“分了税”，大多省以下各级财政并没有“划分税种”，有的实行包干体制，有的实行总额分成体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也就是说，省以下财政体制并没有按照分税制改革的要求去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税收收入划分很不规范，仍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旧体制的痕迹。由于地方收的税有可能不归本地所有，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地方征税的积极性。
3.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在事权和财权没有划分清楚的情况下，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可能规范。现行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仍然是按收支总额来确定，税收返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更是五花八门，专项补助透明度也不高，造成地方注意向上而不是向内。
4.财政系统与税务系统之间，国税系统与地税系统之间的运作不协调。1994年在国税系统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之后，有一些地方又实行县级地税局的省、“垂直领导”。这样县级政府对县地税局的管理能力基本丧失，不时发生县税务机关向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讨价还价的现象。按理说，地税局作为地方的征税机构应依法征税，有税必征，但“垂直领导”以后，出现了地方税务机构以征税努力程度为要挟，多要补贴，多要经费等不正常现象，变成了县政府、县财政求县地税局征税，导致税收收入流失，财政收入没有保障。
此外，还有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之间的扯皮与摩擦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税收征管上，比如国税已核定的流转税税基，在地税征收城建税与附加税时认为核定有误时，双方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二是在人员待遇上，同为税务人员，经费情况、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却有很大不同，造成互相攀比。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完善
为了保证税收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1.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应有助于减少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现象的发生。要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首先必须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范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承担以下职责：（1）负责提供公共产品， 如国防、外交等；（2）帮助提供混合产品，混合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又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如教育、医疗、卫生等；（3 ）直接控制或者管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电话、电力等；（4 ）对具有外部效应的产品进行调节或控制；（5）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地区发展差距；（6）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具体到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 大体上可依据以下三个原则来确定：（1）受益原则。也就是说， 凡政府提供的服务，其受益对象为全国民众，则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凡受益对象为地方居民，则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2 ）行动原则。也就是说，凡政府公共服务的实施在行动上必须统一规划的领域，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凡政府公共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的，其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3 ）技术原则。也就是说，凡政府公共活动或公共工程，其规模庞大，需要高度技术才能完成的公共项目。则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否则，应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2.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税收来源。在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事权划分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分税制要求中央与地方都应有比较稳定、规范的收入来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自要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也就是说各自财政都应有自己的主体税种。如果税收收入划分清楚，税务机构的征税积极性必将得到很大的提高。在主体税种的选择上，应主要考虑以几个原则：（1）效率原则， 该原则是以征税效率高低为划分标准。一般来说，所得税由于所得地点流动性强，中央政府就比地方政府征收有效率，而财产税由于财产地点相对固定，地方政府征收就比中央政府征收有效。（2）经济原则， 该原则是以该税种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为划分标准。如果该税种有利于经济稳定，调整产业结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象所得税，消费税就应划归中央政府，否则归地方政府。（3）公平原则， 该原则是以该税种是否有利于税收公平负担为划分标准。如个人所得税是为了调节个人收入，公平税收负担而设立的，这种税如由地方政府来征收，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本级财政收入，就有可能擅自降低征收标准，搞税收竞争，不利税收的公平负担，所以个人所得税应归中央政府。
关键词 非税收入 征管建议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一、强化预算管理，实行弹性预算
按照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强化财政预算约束监督，提高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水平，将预算单位所有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对非税收入形成的可用财力实行统筹安排。按照政、事分开原则，实行收支脱钩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执收单位收取的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列入财政预算收入；执收单位履行职能所需支出，通过编制部门预算由政府财政统筹解决，防止政府非税收入利益部门化。财政部门不但要在部门间对非税收入实行统筹安排，而且还要在执收单位间进行调剂使用，提高非税收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对非税收入超收，原则上当年不予追加支出，对其成本补偿，实行弹性预算，作一次追加减。
二、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思想认识
统一认识，确立非税收入监管新理念。要加大非税收入概念的宣传力度，加强非税收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社会各界，特别是各单位主要领导对加强非税收入管理重要性的认知度。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非税收入“谁收、谁用、谁管”的传统作法，把非税收入视同税收一样，将其征收管理权限集中于财政部门，明确代表政府管理一切财政性资金是部门的基本职责，强调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管理的唯一主体。把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与加强税收征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提高各级各部门按章办事、服从监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同时，坚持公开收费和罚没项目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营造良好的非税收入征管环境。
三、强化预算管理，规范支出行为
坚持彻底改变对非税收入按比例返还、收支挂钩的管理模式，除有特定用途的非税收入或个别需要补偿征收成本支出外，非税收入原则上应由政府统一安排使用，进入政府预算体系，不与有关部门的支出挂钩，不再结转下年使用。建立非税收入使用上的预算项目申请与评估、预算定额确认和授权审批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规范性、科学性，使监督工作与财政资金运行同步化、程序化，强化民主决策，增强政府预算的刚性。在财政内部形成内部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相分离，预算管理与监督相结合的预算运行机制，从制度上保证财政内部监督的经常化、规范化。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支出，进一步加强各用款单位资金使用过程的控制，强化审核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提制政府非税收入支出中的不规范、不合理现象，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实行资金统筹，增加非税收能力
要按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作用，增强政府对非税收入统筹的调剂能力。要将所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财政综合预算管理，对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实行统筹安排，适当调剂。按照政、事分开原则，实行非税收入使用的分类管理，改进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办法，真正做到非税收入的征收与使用分离。要积极探索非税收入按项目安排资金的新型预算管理方式，实行非税收入分配权集中于政府财政的管理目标。财政部门要在年度间对非税收入进行调控，而且在部门、单位间也要进行调控，并积极摸索非税收入在项目间进行调剂的新路子，努力提高非税收入的资金使用效率，加快非税收入管理体系建设步伐，实现依法管理非税收入，为消除“按需取费”“收费养人”提供法律保障。
五、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网络化征管
税收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政府征税究竟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呢？从税收发展史看，虽然在任何时期，人们对税收原则的看法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拓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税收原则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仍将继续下去。
税收原则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平均税负的朴素思想，对土地划分等级分别征税；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管仲则更明确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原则，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来确定税负的轻重。西方则在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就已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税收原则，如重商主义后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初步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的原则。但一般认为，最先系统、明确提出的税收原则是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的原则。此后，税收原则的内容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集大成者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税收四方面九原则”，即财政原则，包括充分原则和弹性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包括税源的选择原则和税种的选择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包括普遍原则和公平原则；以及税务行政原则，包括确实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原则即节省原则。而在现代西方财政学中，通常又把税收原则归结为“公平、效率、稳定经济”三原则。
实际上还有多种税收原则的提法，但要数上述三种影响最大。这三种税收原则理论，不仅代表和反映了人们在三个不同时期对税收的认识，而且基本展示了税收原则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脉胳。根据上述各项税收原则的内容，结合税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们从社会、经济、财政、管理四个方面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公平、效率、适度和法治”四原则。
一、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历史上，也多有强调税收公平的论述。在现代社会，税收公平原则则更是各国政府完善税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税收怎样才算公平，在不同时期，往往标准不同，理解也不同。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税收公平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公平转变到相对公平，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经济公平的发展过程。
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公平问题历来是影响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分配，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在征税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利益的对立和抵触，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如果政府征税不公，则征税的阻力就会很大，偷逃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矛盾乃至政权更迭。
税收的社会公平，最早指的是税额的绝对公平，即要求每个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同数额的税。在税收实践上的反映，就是定额税和人头税的盛行（人头税和定额税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瓦格纳将公平的标准从绝对公平发展到相对公平，即征税要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纳税能力大的，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的则少纳税。它要求税制应实行累进税率。如今，在理论上，相对公平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简单地说，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应相同，纳税能力越强，其承担的税负应越重。那么，怎么判断纳税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实际支付的大小等作为判断依据。（注：以纳税能力作为公平标准，在理论上称为“能力说”。如何判断纳税能力，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付能力等客观指标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或者纳税后的边际效用相同。公平标准，除“能力说”外，还有“受益说”，即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多少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从政府公共服务中享受相同利益的纳税人，意味着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因此，应负担相同的税，以体现横向公平；享受到较多利益的纳税人，则具较高的福利水平，因此，应负担较高的税，以实现纵向公平。现实中对公路的课税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往往有所体现，但在许多情况下受益水平是不好衡量的。）现实税制中，财产税按财产、所得税按所得累进征收，对低收入者免税，允许家庭赡养扣除等都是这种公平观的反映。
在西方税收中，公平通常是指社会公平，即社会公正原则。而在现实中，政府征税，不仅要遵循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上的公平。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从事经营的纳税人，包括经营者和投资者，要一视同仁，同等同待，以便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增值税的盛行、公司税税率以比例税率为主等都是这种公平要求的反映。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说大体公平的客观的竞争环境。这两个层次，也相当于社会公平中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税收公平，特别是经济公平，对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税制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我国通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平均分配不等于公平分配），收入档次已适当拉开，但同时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现象，因此，如何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就成为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发育还相当不健全，存在不公平竞争的外部因素较多，同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税制更具公平，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是我国进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税收政策的运用和整个税收管理，都是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税收不仅应是公平的，而且应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二是经济效率，就是征税应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至少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
税收行政效率，可以税收成本率，即税收的行政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率来反映，有效率就是要求以尽可能少的税收行政成本征收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即税收成本率越低越好。显然，税收行政成本，既包括政府为征税而花费的征收成本，也包括纳税人为纳税而耗费的缴纳成本，即西方所称的“奉行成本”。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所得出的“便利、节省”原则，实质上就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便利原则强调税制应使纳税人缴税方便，包括纳税的时间、方法、手续的简便易行。这无疑有利于节省缴纳成本，符合税收的行政效率要求。而节省原则，即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所称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它强调征税费用应尽可能少。亚当。斯密说得很清楚，“一切赋税的征收，须使国民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这里的所谓费用，实际只限于政府的征收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税收的征收成本和缴纳成本是密切相关的，有时甚至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项税收政策的出台，可以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但它可能是以纳税人的缴纳成本的增加为代价的，或者相反。这说明，税收的行政效率要对征收成本和缴纳成本进行综合考虑，才有真正意义。在现实中，如何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是税收征管所要解决的重要目标。
税收的经济效率是税收效率原则的更高层次。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税收分配必然对经济的运作和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这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但税收对经济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的程度如何、范围多大则是有争议的，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反映到税收的经济效率方面，则有不同层次的理解。首先，它要求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所谓税收的额外负担，简单地说就是征税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它是税收行政成本以外的一种经济损失，即“额外负担”，因此，相对于税收行政成本，通常又将之称为税收的经济成本。因此，政府应选择合理的征税方式，以使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那么，怎样的征税方式对经济的扭曲更小呢？通常认为，要保持税收中性。
税收经济效率的第二层次的要求是保持税本。税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政府征税应尽量避免税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发挥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瓦格纳提出了税收的国民经济原则，包括税源选择原则和税种选择原则。为保护和发展国民经济，使税收趋利避害，政府征税应慎重选择税源。原则上，税源应来自国民收入，而不应来自税本。税本，就是税收的本源。通常认为，国民生产是税本，国民收入是税源，原则上税收只能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不能伤及国民生产。这犹如树上摘果，果是源，树是本，我们只能摘果，而不能伤树。
税收经济效率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它要求通过税收分配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基于对税收调控作用的积极认识。认为税收不只是消极地作用于经济。由于现实中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有必要政府进行干预，而税收分配就是政府干预的有效手段。
从税收经济效率的不同层次可以看出，税收是否有效率，必须结合经济运行本身的效率来考察。如果经济运行本身是高效率的，则应以税收不干扰或少干扰经济运行视为有效率，即以税收的经济成本最小作为判断税收效率的依据；而当经济运行处于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状态，则税收效率应反映在对经济运行的有效干预。
总之，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税的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经济效率，则是税收的高层次要求，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税收调控作用的认识的提高。
三、适度原则
税收适度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兼顾需要与可能，做到取之有度。这里，“需要”是指财政的需要，“可能”则是指税收负担的可能，即经济的承受能力。遵循适度原则，要求税收负担适中，税收收入既能满足正常的财政支出需要，又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和同步，并在此基础上，使宏观税收负担尽量从轻。
如果说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是从社会和经济角度考察税收所应遵循的原则，那么，适度原则则是从财政角度对税收的量的基本规定，是税收财政原则的根本体现。满足财政需要是税收的直接目标和首要职能，因此，不少学者都将满足财政需要作为税收的首要原则。
其实，适度原则并不排斥收入充裕的要求。拉弗曲线就是反映了这一原理，即税收收入并不总是与税负成正比的，税负（率）越高，不等于收入越充裕，而可能是相反，即当税负（率）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实际所实现的税收收入可能反而下降，因为，税负过高会导致税源的萎缩。作为理论上的原则要求，从性质上说，适度就是兼顾财政的正常需要和经济的现实可能，从量上说，就是力求使宏观税负落在或接近拉弗曲线上的“最佳点”。
四、法治原则
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经济体发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历史，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财政税收；成本
所谓财政税收成本，指的是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所发生的税务费用支出。此类支出分为两类。一、税务行政费用，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税收计划以及向纳税人征税过程中所投入的资金。比如：税务机关人员的工资、奖金；政府办公楼、室内设施以及日常办公用品；向纳税人发放的征税凭证；向社会广泛发放的宣传资料；改革收税体制所需的投入资金等等。二是税收奉行费用，指的是在纳税过程中，个人或纳税单位所支付的费用。其中包括：办理税务登记、填写申报表的劳动耗费；纳税人缴纳实物税所发生的运输费用；聘请税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的酬金等。我国目前在财政税收过程中发现财政税收成本普遍存在偏高的问题。
1.财政税收成本偏大的原因
1.1我国现行税制与税收政策的不完善
现行税率过于复杂。差别税率是我国目前采取的最广泛的方式，此外累进税率也应用广泛，这导致税制的复杂性大幅度提高。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有多种：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适用于20%的比例税率，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即只征收70%的税额；劳动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股息、利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适用于20%的比例税率。采纳累进税率虽然使税负公平在一定上提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使计征税收提高，征税成本相应提高。此外，高边际税率也由此而生，此举让逃税、避税成为大多数人油然而生的想法，纳税成本也相应提高。
1.2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制不合理
税务机构设置不协调。我国于1994年进行税制改革以后，设置了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此举虽然为国家提供了满意的税收收入，但与此同时，使征收成本也相应提高。税收稽查分局、相关服务厅及征收分局等的建立，花费了一部分税收成本，而且纳税人就必须亲自去服务厅办理各项事务，使纳税成本也相应提高。
1.3我国政府机关没有树立良好的成本观念意识
计划经济以及粗放型经营方式在我国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由于政府部门拥有上级或中央拨出的一大笔资金，而相关人员又认为投入的多，所得的成效也大。这就导致了政府机关认为成本投入大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其实不是。相反，如果资金分配的不合理，则易造成贪污、腐败。政府只关心最后的成效有多大，而忽视了资金的合理配置，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而且繁琐重叠的规定也给纳税人增加了困难，进而提高了纳税成本。
2.财政税收管理时应遵循的原则
2.1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历来是设计和实施税收制度的重要原则。这是因为，税收公平才能调动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否则， 税负不公平，必然会使一些负担重的纳税人对税制失去信心，并可能因此而千方百计地逃税以至抗税。所以，税收的公平对维持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转是十分必要的。再者，通过公平税负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和悬殊，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也是必要的。其中，税收公平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也就是说，公平是相对于纳税人的纳税条件来说的，而不单纯是税收本身的绝对负担问题；二是指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要保持均衡，也就是在各个纳税人之间合理分配税收负担问题。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税收公平就是要做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和纳税条件相同的人应缴纳数额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和纳税条件不同的人影缴纳数额不同的税。
2.2税收经济效率原则
税收经济效率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总收益，这叫做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二是税制须简单，征纳双方的费用要节省，提高税务的行政管理效率，这称之为税务行政效率原则。在不影响税收负担的前提下，实现税收收入的最大化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基本要求。“帕累托效率”是解释经济效率的一种常见手段。“帕累托效率”指的是，在资源配置达到某种状态的情况下：如果不管怎样调整，其他人境况愈下，使任一人境况转号，次效率达到资源配置的最大值。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就说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是最佳的，还可以再调整。可以看出，由于通过政府征税把社会资源从纳税人手转移到政府人手，这本身就给私人部门带来了税款负担，会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限于征税数额本身，则为税收的正常影响或正常负担，如果这种影响还干扰了社会经济的最佳决策和资源的最佳配置，经济活动因此受到了干扰和阻碍，社会利益也受到了削弱，那么这种损失要大于交纳的税款负担，便产生了税收的超额负担。因此，国家征税应当遵循这样一原则：即必须使社会承受的额外负担最小，并以最小的额外负担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率。
3.应对财政税收高成本的措施
降低税收成本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税制建设、机构布局、税源涵养、税收征管等多个环节加以考虑。具体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控制税收成本：
（1）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政策，建立简繁适度的税制体系。首先要调整税率。对累进税率应在坚持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上，适当简化税率的档次。可逐步缩小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的税率级次，拓宽应税收入级次；区别勤劳所得与非勤劳所得适用税率，以体现社会公平。
（2）精简税务机构并调整其布局，实现减员增效的目标。首先可以根据经济区域划分来合理设置税务机构。应当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对一些地理上相邻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落后地区，可逐步将其征管机构予以合并以减少征收成本；而对于征管力量相对不足的经济发达地区，应进一步充实其征管力量并加强征管，避免税款的流失。然后要实现国、地税机构工作的协调统一。同一地区的国地税可联合成立一个办税服务厅，使纳税人可在一个地方按次序完成国、地税的纳税申报；建立国地税的联合稽查制度，以避免对纳税人的重复稽查。这不但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也可大大降低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
（3）培养税收成本观念，净化税收征纳环境。通过形式多样的税收宣传，提高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加强对各级党政领导的税法宣传解释工作，力争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行为；切实遏制部门争利、税费不分和以费挤税等现象的产生；提高税务人员的执业素质，规范税收执法程序，确保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加强与工商、银行、海关和公安等相关部门的配合，建立较为完善的协护税网络。税务机关必须牢固树立全面的税收成本观念，通盘考虑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和税收负效应。首先，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管理时必须考虑到税收成本问题，完善相关制度，并作好充分的分析、预算；然后，有必要把税收成本作为衡量业绩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对税务工作人员加强管理，合理分配各项资源，完善奖惩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税务效率。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对组织税收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两者矛质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悦是组织收入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枕才能阅满地完成收入任务，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税成为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指令性税收计划对税收行政执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矛盾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显现。如何严格坚持和推进依法治税、如何处理好组织税收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盾
(1)“收人中心说”带来的治税观念的误区。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对税收收人实行计划管理，强调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在税务部门形成了“唯收人论英雄、唯收人论成就”的观念。税务部门任务观念很强，将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调剂税收收人，确保收人计划完成上，相对而言，法制意识较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
(2)税收计划制定的不科学性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障碍。从理论上讲，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有调控作用，所以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应是一致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呈波浪型的规律，税收收人计划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编制，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数增长法”，其公式为:税收计划二基数x系数+特殊因紊，即每年国家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这种方法具有明白直观、简便易行、连续性强、较为稳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各地的客观经济状况，对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基数对计划的影响程度较大，基数越大，税收收人任务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着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务越重，实际上是一种“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减轻以后年度的任务压力.出现了有税不收等现象。第二，基数与依照税法有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宏观调控。在税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税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长收“过头税”，导致“寅吃卯粮”。第三，系数的人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对税源全面、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财政预算反推出来的，可依据性较差，只考虑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从而容易导致税收什划的增长偏离实际税撅、税收任务崎轻畸重等悄况，会给执行税收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晌。
（3)过度强调组织收人导致了对征管质量的忽视。组织收人固然是税务部门应尽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过度强调收人任务导致了税务部门对征管质量的忽视，有悖依法治税的原则和规范征管的要求。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税撅充足，税务部门完成当年度税收收人任务后，放松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企业欠税大幅度地增加，压欠措施不到位，查处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超越权限要求税务部门特别是地税部门违法实施税收减免和制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企业的欠税、偷税的风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的提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脱离税源实际，片面迫求政绩和地方收人规模的最大化，税务部门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计划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征“过头税”“空转税”“以票引税”等税收违法现象，有的地方为完成“屠宰税”“农业税”等收入任务强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头来计征屠宰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不用提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了。
（1）正确处理好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组织收人的基础和保障，组织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税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结果，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始终。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圆满地完成收人任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组织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缓解、解决两者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克服单纯追求收人的观点。在“依法治国”已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今天，应重新对“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进行定位。从理论上讲，税收计划是由财政机关和税务部门制定的，是税务部门内部的工作计划，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税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及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违反税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再者，从当前形势上讲，虽说组织收人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却不是唯一职能，特别是我国加人WTO后，税收更注重的是体现一种“公平”和“中性”的原则，与国际接轨，“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法”就是“税法”，“税法”才是全部税收工作的依据，而不是“税收收人计划”。组织收人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而所谓依法治税，其内涵就是“应收尽收”，就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通过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税款解缴人库，实现税款从纳税人到国家的财产利益转移，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税收收人任务收“过头税”。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两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税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完成税收收人计划。
(2)改变现行不尽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制定方法。税收与经济是木与本、水与源的关系，不能脱离经济去追求税收增长，更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侈谈什么税收增长。所以，税收计划的制定应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要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特别是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CDP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考虑运用GDP来编制税收收人，主要有弹性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和税收负担率法(税收负担率是指税收收人占GDP的比重)两种方法。
(3)改变税收工作考核办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对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多样化，税收收人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在税收计划执行阶段，应当将税收计划作为预侧性、规划性、指导性计划，而不是强制性、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对税收工作的评价应该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要求。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当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由税收计划的数量考核逐步转变为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将重点放在考核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真实率、催报催缴率、税款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违法行为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指标。衡量税收工作的优劣，不应单纯看收人总童的多少，关键是看是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缩小应征与实征的差额。
(4)切实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税收计划是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在财政预算上必须坚持“量人为出”的原则，彻底改变当前财政支出制约税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者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部门，这样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税收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和交易额的急剧上升,理应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实际上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其结果一方面带来传统贸易方式的交易数量减少,使现行税收受到了损失;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是个迅猛突来的新生事物,税务部门还来不及全面研究制定相应对策,造成“网络空间”上的“征税盲区”,本来应该征收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大量流失。例如:美国函购公司一个公司搬迁到Internet上之后,政府就损失了约3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国内税务署署长玛格丽特·米尔纳,在1996年12月举行的国际税收第九届年会上,对无约束的电子商务可能导致的全球性政府收入的流失表示出了担心。
随着网络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大,网上税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对网上纳税问题也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方案。一是网上贸易就要交比特税,二是网络暂不征税。
前一种观点认为,网上的消费行为、服务贸易、电子商务使许多企业和个人逃避了应尽的纳税义务。一个高税率国家的消费者只要付出很少的上网费便可从另一个低税率国家购买到比本国便宜得多的商品。Internet的电子贸易的特殊之处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数字化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的本质。对政府来说,本质上的交易行为都是应该纳税的。另外,Internet上聚集了大量蕴涵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它们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法规的保护,而网上贸易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的享用几乎是无偿的,因此,政府对其征税无可非议。加拿大税收专家Arthur Cordell和荷兰马斯特里克特大学教授Lue·Soete于1994年就此提出了改革税制的建议——征收比特税(Bit tax),即对全球信息传输的每一个数字信息单位课征比特税。
后一种观点认为,面对网络贸易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网络贸易和电子商务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对网络贸易征税显然为时尚早。此外,目前不能对网络贸易征税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网络贸易由于缺乏明确、清晰的地理路线(而这种地理路线正是传统有形贸易的重要特征),网上交易很难确定买方、卖方和交易地点,尽管可以对通过Internet订货而最终由水路、陆路或空运完成交易的货物征税,但却很难对通过网络实现交易全过程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收税。
笔者认为,如果政府对电子商务的税收放任自流,就会因电子商务交易额的急剧增大、传统贸易方式交易额的相对变小而使国家的税收利益大大受损,政府会因此而减少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和对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支持,这些因素势必构成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如果政府开始对电子商务征税,其征税依据、征税规则、征税的技术手段还有待改进和完善,如果对实施电子商务的企业征税过重,也会影响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能力和积极性。
由此看来,政府如何制订合理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存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一问题解决好了,当然可以促进电子商务的长足发展;解决不好,就有可能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制约。怪不得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讲:“国家既是人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人为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
笔者认为,由于全球网上贸易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网络征税应在按照鼓励、扶持的政策思想指导下,制定相应的征税原则,包括:
1.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从而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或社会带来超额负担。所谓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对纳税人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的中性就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税收中性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成为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讲,税收中性原则的实际意义是税收的实施不应对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延缓或阻碍作用。从促进技术进步和降低交易费用等方面来看,电子商务和传统交易方式相比具有较大优势,代表着未来商贸方式,应该给予支持,至少不要对它课征什么新税。另外,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按人口平均在全球是较低的,信息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网址资源甚少,基本上属于幼稚产业,极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因此,在税收政策上,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初期阶段应给予政策优惠,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征税,并随电子商务的发展及产业利润率的高低调节税率,进而调节税收收入。
就世界范围而言,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已成为对电子商务征税的基本共识。1996年11月,美国财政部发表《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报告,认为税收中性指导电子商务征税的基本原则,不通过开设新的税种或附加来征税,而是修改现有税种,使它适用于电子商务,确保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会扭曲税收的公平。1997年4月,欧洲委员会也公布了《面对电子商务:欧洲的首选税收方案》的报告,接受了美国人的观点,认为应该努力使现行的税种、特别是使增值税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不是开征新的税种。
2.财政收入原则
电子商务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必须遵循财政收入原则,要与国家的整体税收制度相协调和配合,保证国家开支的需要。就电子商务而言,财政收入原则有两重要求:第一个要求是通过对电子商务的征税与其他产业的征税共同构成的税收收入能充分满足一定时期的公共支出的需要;第二个要求是对电子商务征税要有弹性,要使税收弹性大于或等于1,从而保证财政收入能与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同步增长。
3.尽量利用既有税收规定原则
美国在其财政部文件中认为,电子商务和传统交易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了避免对经济活动的扭曲,税收中性应是最重要的对电子商务的征税原则。欧盟部长理事会也基本持相同的看法。关于中性原则,美国财政部文件进一步指出,运用既有的税收原则来形成对电子商务征税的规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形成国际共识的最好方法。在1997年11月OECD在芬兰召开的名为“撤除全球电子商务障碍”的圆桌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税收中性原则和运用既有税收原则这两项原则。2000年6月,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助理、普林斯顿大学罗森教授在北京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交流时也强调指出,网络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要对现有的财政税收政策做根本性改革,而是尽可能让网络经济适应已有的财政税收政策。国外的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及国际机构的这些主张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制定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就是电子商务课税要尽可能运用既有的税收规定。比如,中国香港税务局就没有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特别加入电子贸易一栏,要求公司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4.坚持国家税收主权的原则
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电子商务领域,这就意味着我国将长期处于净进口国的地位。所以,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跟在他们后面,步步亦趋,而是应该在借鉴其他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在制定网络商务的税收方案时,既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又要考虑到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国家利益。比如,对于在中国从事网上销售的外国公司,均应要求其在中国注册,中国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付款将汇入其在中国财务的账户,并以此为依据征收其销售增值税,再如,为了加强对征税的监督,可以考虑对每一个进行网上销售的国内外公司的服务器进行强制性的税务链接、海关链接和银行链接,以保证对网上销售的实时、有效监控,确保国家税收的征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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