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4 14:57:47
导语:在政治哲学与文化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政治知识是以课本知识为基础的,所有事例的分析都是依据课本来的,而且高中政治与初中政治不同,高中政治的知识点都是灵活的,而且分析的事例都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进行更新不断变化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注重基础的把握,最好是对必修课本的基础知识都能做到倒背如流,而且能够列举出知识体系。这样的能力才可能在做新的案例分析时尽可能多的得分,更透彻的分析问题。
1.每个模块的知识都要进行整合归纳
高中政治要求学生必修的有四个模块,经济、政治、文化与哲学,这四个模块是高中三年学生需要透彻掌握的知识,而且每一个模块,尤其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模块,都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考查的。高考之前,教师都会根据往年的高考内容,对试题内容进行预估,但是,这三个模块能够预估到的概率特别小,因为,这三个模块都是根据材料进行分析的,而材料大都是社会热点或者是社会时事,每一年的高考出的题目都不一定是哪一年的材料。所以,教师无法精准的为学生预估高考题目。
另外,高考中政治是和历史、地理综合在一份卷子上,时间是两个半小时,这相对于以前的政治学科单独考试,时间缩减了很多,学生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做政治题目。所以,在考试过程中,如果学生对课本的基础知识没有全面的掌握,不能熟练应用基础知识,那文综考试就会更加棘手。
由此,我认为,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要注意基础知识的整合,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去整理,高考考查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各个模块都是分开的,但是,材料呈现的不一定是限制于一个单元,有可能是运用整本书里的重点知识。拿文化模块来讲,每一单元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材料可以用任何一个单元的符合题目要求的理论去解释,文化模块第一单元讲的是文化的传播,之后根据这一基础,有引进西方文化的意义途径,文化创新、文化交流、中华文化、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有很多都是相似的,如果学生不能够理清每一单元对应的知识,在给出材料让学生分析的时候,就很难答到点上。为提高政治解题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最多的分数,学生在学习完所有的基础知识后,就要开始整合作业,不能放松。整合工作的进行可以在课间、课堂或者是周末自习,这些工作学生可根据时间的长短去进行。
比如,课间休息时间比较短,学生可以拿出五分钟时间进行一课内容的整理,或者是列举一个单元的知识大纲。说起知识大纲,有些学生不明白该如何有效的去整理,这里我想说的是,政治课本每一单元每一课都是非常有逻辑性的,每一单元的大标题,每一课的小标题,这些标题学生可能都忽略了,但在考试中,这些简练的标题内容都有可能是一个得分点。有些学生只要答出标题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得分点,而有的学生写了一堆,却没有得分点。所以,利用课间休息时间,按照课本给出的顺序,进行整理,有了主干,再进行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记忆,而且在考试时可以帮助自己不重复的去考虑知识点,可以节约考试时间。
2.哲学模块初学阶段与复习阶段应有的不同
哲学是高中政治学习的最后一个模块,在新授课阶段,哲学应该是学生公认的最难的一个模块,但是在学完之后,进入复习阶段,学生慢慢了解了哲学的理论,就会知道哲学是最容易得分的。在初学阶段,很多学生会搞混知识的分类,整体来讲,新授课阶段,大部分学生以一种迷茫的态度去学习,哲学的单元顺序是唯物论、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顺序。尤其是学完唯物辩证法后,很多学生混淆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因为哲学题目考查都会明确要求运用唯物论还是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所以总体学完之后学生很容易得分。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初学阶段,学生不懂唯物论、违心论,形而上学法这些概念,这时候,学生只要根据教师的节奏,听从教师的安排,把基础知识背熟练。我认为政治的学习讲究的是"死去活来",只有先把知识背死才能灵活运用,这并不是说每个阶段都这是这种方法,只是尤其在哲学模块的学习上,一定要先把知识记牢。在学完全部基础知识之后,学生的哲学能力相对于初始阶段会有很大的提高,因为在这一积累过程中,学生会接触很多生活现象,慢慢理解现象之后的本质。而且学完全部之后,学生的学习方法就要发生改变,这时候学生的主要方向是跟随老师的节奏,但是细节内容要自己进行安排,唯一不能出错的就是不能把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搞混,这是基本的哲学素养。
3.政治知识要与社会相联系
教育对于政治学习的意义就在于,教育能够通过传播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促进政治社会化,高中阶段的学生大都具备一定的学习判断性,抛开政治是一门学科,学生还需要了解很多政治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学习政治时,学生要改变自己的意识,不能把政治学科纯粹的当作是高考内容,它更是学生了解国家以及社会形态的一本参考书。
大部分的高中学校都是一个封闭化管理的教育场所,由于高考压力,学生不能随意带电子产品到学校,尤其是手机,所以很多学生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可能对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动态不了解。针对这种情况,政治教师就要时常的向学生传达政治要闻,或者可以根据课本知识,筛选社会热点,将素材拿到课堂,让学生运用所学进行分析。
政治学科所学的知识在应用时是需要灵活转换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事关国家的,还是文化的,只要能够与政治学科所学的知识联系上,都有可能成为考查的范围。所以,在日常学习中,对课本中给出的事例要认真对待,比如反腐问题、文化交流问题,有可能描述起来不一样,但是学生要将课本中给出的事例,对应的理论位置,都要搞清楚,在哪一知识点后出现的,因为这些大致相同的事例在考试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只要熟悉在课本中的知识方向,考试时就可以迅速的联想到对应的知识。
总而言之,在高中的日常学习中就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政治学科的社会性意识,同时每一模块的学习都要注意整合归纳。
从考查内容方面来看,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考查的主要是关于《生活与哲学》中的内容,很少考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如果命题者想借用古诗词或成语考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那么在设置试题时多以古诗词或成语为引子来进行考查,即古诗词类的内容只起辅助作用。从考查形式方面来看,政治选择题的形式一般是题干+设问+选项。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的题干一般由古诗词或成语组成,在这些古诗词或成语中,一般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生活与哲学方面的原理。设问一般是考查题干中给出的古诗词或成语体现的哲理,设问中一般用“揭示”、“说明”、“体现”等指向性的动词。选项也就是有关哲学道理的叙述。从考查目的方面来看,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能综合考查考生运用《生活与哲学》《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知识对古诗词或成语进行领悟和鉴赏的能力。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考查的内容来源于教材但又不局限于教材,注重考查考生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
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题干中给出一句(个)古诗词(成语),下面四个选项中给出的是哲学道理,让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与题干中的古诗词(成语)蕴含哲理相符的一项。另一类是题干中给出一句(个)古诗词(成语),下面四个选项中给出的也是四句(个)古诗词(成语),让同学们找与题干中的古诗词(成语)蕴含哲理一致的选项。第二类试题的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知道题干中古诗词(成语)蕴含的哲理,还要一一弄清楚四个选项中古诗词(成语)蕴含的哲理。
一、常见的古诗词及其蕴含的哲理
1.“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2.“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矛盾具有特殊性,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受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制约。
4.“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5.“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6.“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看待一个事物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7.“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8.“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9.“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10.“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同一事物人们的反映有差别。
11.“冬青树上挂凌霄,岁晏花凋树不凋。凡物各自有根本,种禾终不生豆苗。”――事物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
二、解答技巧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解答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的一般方法:“三审”(即审题干、审题肢、审题干与题肢的关系)“三排”(即排误、排绝对、排重)法。掌握以上一般的方法之后,同学们还必须掌握解答这类试题的特殊方法。了解特殊方法之前应先知道这类试题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古诗词类政治选择题涉及政治和语文两个学科的知识,是一种综合性试题。正确解答此类试题的前提是同学们要有较好的语文功底,借助语文知识来正确理解和把握古诗词(成语)的含义。所以同学们在平常的学习或复习中要加强对这方面的训练,提高对文言文阅读和诗词名言的鉴赏能力。能正确理解古诗词(成语),还不一定能够选出正确答案。最重要的是,还要熟练掌握、理解哲学知识,找到古诗词(成语)与哲学知识的结合点。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政治哲学;公民政治;现代价值
政治哲学是一门关于政治生活整体性的学问,它一开始就同人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共同体追求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来探讨政治生活的本质,也就是政治真理。阿伦特这种政治哲学思考既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的反思,也是对西方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反思。阿伦特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政治问题,政治是一个公众共同关注的事物,是涉及到政治共同体利益的事物。在这种政治共同体中,我们不是被动参与者,而是主动政治行动者。无论阿伦特诉诸于古希腊城邦,还是她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论证体间性关系,这两者都是在回答我们通过沟通交流和行动才能真正成为具有政治权利的自由人;只有在我们彼此协商中,政治共识才是可能的;只有我们积极行动才能推动政治朝向共同幸福目标。因此,阿伦特政治思想对于当下西方政治具有启迪和矫正功效,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也有积极现实意义。
一、西方政治自由民主非政治化过程需要公民政治参与来矫正
自由民主假定的自然法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等,在现实政治结构中由于大国原因,代议制和政党制度成为支撑政治活动的主体。现代这种政治结构在沃林看来就是一种颠倒的极权制度。“颠倒的极权主义”虽然它是一种渴望总体性制度,但它是被一种关于成本效益而非一个主子民族(统治民族)的思想意识、被物质而非理想所驱动。”①[1]729极权主义把一个动员政权强加给它的公民,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化过程;而颠倒的极权主义则竭力使它的公民非政治化,因此虚情假意地恭维以前的民主化经验。
这两者本质都在于他们否定了政治中公共领域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都在于使原子化个人无法形成他们共同拥有的政治性共同体,他们是纵、代表而积极、消极的地服务于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从阿伦特公共理性角度来分析现代政治社会的问题就是力图摆脱非此即彼的政治概念遮蔽的现实,而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来重新认识不断出现的新的政治问题,公民要能够以政治参与的责任来构建政治共同体,如果我们绝口不谈政治问题,只是关心对自己的生存利益和人身自由等问题,而弃世界不顾,那么对自己生存利益和人身自由的追求就变得毫无意义。从公民政治的角度出发就是公民从自由民主的选民身份转化为有责任的政治参与公民。更为关键的是能够以公共理性的思维来认识和理解政治问题,从而推动政治行动更加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构建一个自由的政治共同体。
二、阿伦特公民政治对中国“现代化范式”的启示
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进入现代性的世界结构之中,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认识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目标,中国人开始决定“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态度来抛弃传统,开始导入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线性发展中,并以此来重建中国政治社会。中国学术界认为这样的“现代化范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勿需设想这种“现代化范式”在每一个中国论者头脑中都具有清晰的形式,或者已然得到了明确且系统的阐释,因为我们通常见到的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即在中国论者思想深层次之中,这种“现代化范式”往往被视作当然而不被追究,而且也确实地在其思考和研究取向中反映出来。”②[2]106国人对于西方现代的认识长期以来,甚至现在都是一种工具论思维,他们认为凭借现代化价值就可以重建国家、恢复民族生存地位。因此,在现代化问题上中国知识界很少进行批判性反思现代性产生的问题,而是在“其支配下生产和再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③[2]107原因在于这是中国发展方向,是不能否定的价值目标。因此中国知识界在针对西方现代性问题上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我们在一个没有现代实践经验的文化社会中来建立政治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反思隐含在“现代化范式”背后的理论困境,我们没有彻底检讨西方现代化所隐含的内在的冲突。正如施特劳斯分析那样,西方生命力在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两者之间的紧张,也即顺敬生活与哲学生活之间的紧张。“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紧张与复杂纠葛,到了17世纪似乎决出了胜负。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科学兴起的西方世界,在理性化的驱动下不可逆转地走向“现代”。西方现代性本身也就是理性化,这是人类思想的进步,也是在面临“世界魅”之后,世界多元化导致的人类精神危机的问题。西方的哲学从尼采以后就一直在反思批判现代性价值缺失维度,在试图重新塑造一种精神力量来代替上帝缺位之后的思想真空,这些西方文明自身逻辑演化导致的,相对于中国知识社会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缺乏对现代性存在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冲突进行认真探究,而是以工具性的思维来直接建构自己理解的现代化。这种缺乏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对于理论本身如何在异域文化中生成进行认真检讨,将会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各种无法克服的困境,也就是我们最终会忽视中国人“身份”和未来命运。我们研究西方现代性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引进“民主、法治、自由、正义等”这样政治概念和基本原理,而是深入探究在这些概念和理论背后所关注的人们价值追求目标以及实现这种目标的内在机制。
三、阿伦特的政治实践思想为我们重新审视政治提供了新视角
在研究政治问题上,我们往往从复杂的西方理论中抽取一部分来阐释或者构建中国政治模式,而忽视了政治问题本质。阿伦特政治实践哲学再次提醒我们,政治活动不是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实实在在的共同生活经验。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支撑,我们就缺乏对于政治生活最基本理解。阿伦特政治实践不同于奥克肖特的实践知识,奥克肖特主要谈及政治活动中对特殊性问题人们所具有的政治智慧,而阿伦特则认为政治活动本身就是其目的,这里没有政治必然知识,而是在理性的分析基础上来传承历史经验,是在共同行动中产生对于政治的理解。在中国这样缺乏政治实践的文化传统中,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构建现代民主政治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阿伦特对于“两希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解释,以及她对美国政治实践的阐释,都说明在西方文化蕴含着政治实践。尽管极权主义破坏了历史传统,摧垮了人们的政治道德信念,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在中断之后,它以其历史惯性重新会衔接起来。如果说阿伦特政治哲学是一种基于西方文化自身演化而来的思想体系,那么在中国社会中应如何来构建基于政治实践文化体系,这是我们政治构建和发展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政治文化没有基于政治实践的传统,中国文化本身要实现一种文明转型,制度引导文化应该是一条通达之道。正如我们再次回到古希腊一样,当时希腊民主化进程也是依靠梭伦改革赋予了平民政治权力,而且设定了政治活动场所,正是这些制度建构才使人们具有了政治实践空间。
(作者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注释:
① [美]谢尔登S沃林著;辛亨复译.政治的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29.
② 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性图景”时代的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6.
③ 邓正来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性图景”时代的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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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研究
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胜任力状况及培训对策研究 (56)
经济·管理
多元化用工制度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个案分析郑湘娟 任春晓 郑春牧 (61)
国外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的十大启示李庆梅 聂佃忠 (67)
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模式转变:从经济效率型到公平正义型欧斌 (71)
基于战略地图的战略性绩效管理研究——以GW公司为例阮平南 邵亚平 (74)
法律·社会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规律及制度性应对思考——对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的反思吴传毅 唐云涛 (77)
五四青年教育探析——倡导者的青年教育特点李毅红 (82)
论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的立法完善吕华红 (87)
哲学·人文
存在决定意识基础上对学术和政治统一性的关注——高校师生思想变化特点探求李凯林 (90)
科举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吴惠巧 (94)
数十载融会贯通 曾几番启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胡喜云 (98)
吉田松阴“巡狩”的视野与日本近代化政治资源的整合鲁霞 (104)
海外学术
确保俄罗斯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思考特鲁尼·维克托尔·伊万诺维奇(俄) 孙玉秀(译) (109)
关于行政学院加快四大体系建设问题周文彰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调研分析石亚军 (6)
社会复合主体与城市治道变革——以杭州市为例毛寿龙 李文钊 (11)
政治·行政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颜佳华 朱逢春 (15)
从古希腊到近代德国的整体国家观解析舒绍福 (20)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ABSTRACTS (128)
“面向实践的当今哲学:西方应用哲学”国际学样研讨会征文启事 (F0004)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再理解王南浞 (13)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径——以“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案例张盾 (23)
何以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邹诗鹏 (30)
哲学
儒学与哲学会通的审视及反思王锟 (36)
“实事求是”思想的湘学渊源李佑新 陈龙 (42)
中国哲学
儒墨两家之“孝”、“丧”与“爱”的区别和争论郭齐勇 (48)
意义世界的生成杨国荣 (56)
道教“农道合修”思想考论盖建民 (66)
外国哲学
论语言现象江怡 (73)
从剧本的视角看名与指称周北海 (79)
弗雷格之谜和信念之谜的关联主义解决方案叶闯 (86)
《物理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存在论的批判(下)聂敏里 (92)
科学哲学 技术哲学
时空实在论与非充分决定性论题郭贵春 程瑞 (99)
当代分析的技术哲学之“难问题”研究潘恩荣 (107)
美学
试论艺术与审美的差异董志强 (113)
动态
唯物史观的当代审视——“全国第六届哲学创新论坛”述评李春火 (121)
“日本新”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暨第四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周嘉昕 (125)
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孙正聿教授商榷段忠桥 (3)
西方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用“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王雨辰 (11)
西方的意义和局限张立波 (15)
“后”:西方的后现代转换周凡 (18)
哲学
从哲学到批判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理论的后哲学解读汪行福 (22)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维度孙道进 (28)
马克思“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生成及其当代意义段文灵 (33)
中国哲学
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及诠释框架柴文华 (39)
道学话语的形成、发展与转折——以宋代“定性说”的展开为中心朱人求 (47)
中国古代关于“家”的哲学论纲张再林 (56)
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蔡方鹿 (64)
从“重生轻死”到“生死齐一”——道家死亡观的哲学维度海波 (70)
论孔子善恶混存的人性观冯兵 (76)
外国哲学
关于克里普克模态性的一个自然主义解释叶峰 (81)
康德批判哲学视野中的审美与自由申扶民 (90)
指称理论的语用维度金立 (95)
科学哲学
时空实在论与当代科学实在论郭贵春 程瑞 (100)
逻辑学
从现代逻辑观点看印度新因明三支论式张忠义 张家龙 (108)
书评
道教文化探索的新视域——卿希泰先生《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读后盖建民 (115)
动态
中、西哲学的对话与创新——第四届“哲学创新论坛”综述李嘉美 万健琳 (118)
当代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庄友刚 (121)
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综述韩连庆 邓波 (124)
ABSTRACTS (127)
关于“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延期举行并继续接受投稿的通知 (F0004)
词汇选择与哲学思考:财富的来源、性质与功能——《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与施蒂纳分歧的文本解读魏小萍 (3)
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叶汝贤 (10)
中国哲学
论两宋理学家的历史哲学范立舟 (19)
刘逢禄《公羊》学的意义黄开国 (28)
蒙文通之道家、道教观评析朱哲 万翔 (37)
先秦儒家道德教化的不同范型之分析詹世友 (42)
外国哲学
“自然主义谬误”:从摩尔到胡塞尔颜青山 (48)
目的论视角与历史意义问题周建漳 (54)
简析伊斯兰哲学中的“存在单一论”王希 (60)
政治哲学
超越权利限制王立 (68)
当代英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建构论陈德中 (75)
治理理论的内在矛盾及其出路王诗宗 (83)
科学哲学
复杂系统的因果观和方法论——一种复杂整体论范冬萍 (90)
从方法论重构到先验旨趣分析——论现象学科学哲学中科学说明研究的范式转换徐竹 (98)
美学
浅谈20世纪初美学空间的变异及其意义——以现代绘画为例冯雷 (106)
宗教哲学
南北朝佛教思想变化与佛像风格演变的内在关联——以“张家样”造像风格所体现的涅柴佛性思想为例林伟 (112)
逻辑学
归纳逻辑在现代的发展熊立文 (117)
动态
“现代德国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家莲 (123)
多元对话与哲学创新——“对话与和谐——纪念伽达默尔逝世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付长珍 鲍永玲 (125)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的扬弃俞吾金 (3)
卢森堡思想研究
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关于马克思、卢森堡、列宁的一个比较研究何萍 (12)
卢森堡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历史回应——一种政治哲学的考量李佃来 (23)
卢森堡的政治哲学及其历史效应熊敏 (29)
国外
政治生态学代表了的未来吗?——评阿兰·利比兹的政治生态学唐正东 (33)
论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说王凤才 (41)
中国哲学
国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家园李景林 许家星 (51)
论人性能力杨国荣 (58)
《老子》“躁胜寒,静胜热”释义新探——以郭店竹简本为依据白奚 (66)
从出土文献中的“贤”字看先秦“贤”观念的演变高华平 (71)
《近思录》新论方旭东 (77)
外国哲学
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生 (85)
易、他者与自我——循于连、德勒兹与伽塔利而道于奇智 (94)
论当代法国哲学中的语言问题——兼评杨大春新著《语言 身体 他者》江怡 (101)
科学哲学
数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及其意义——从弗雷格的语义分析谈起康仕慧 (106)
逻辑学
逻辑是可修正的吗?任晓明 曹青春 (116)
蒯因论逻辑真理的哲学性质何向东 王磊 (121)
ABSTRACTS (128)
国际普世对话学会第八届世界大会稿约 (F0002)
《历史唯物主义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理论研讨会》征文通知 (F0004)
ABSTRACTS (128)
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第13期正式班(法哲学)招生简章 (F0004)
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20周年庆典公告 (F0004)
确立历史评价科学性的理论基础的三个重要逻辑环节叶险明 (3)
哲学与现代纯粹哲学阎孟伟 (12)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广松涉:物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像》解读张一兵 (21)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历史光 (31)
国外
人道主义伦理批判的实质和局限——论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吴友军 (41)
中国哲学
牟宗三“中国哲学特征”论评析李翔海 (46)
《庄子·内篇》关于“梦”的哲学逻辑周海春 (52)
外国哲学
直指人心的人性善恶论——康德人性善恶论的层次分析舒远招 (60)
客体性:康德“先验演绎”中的未解之结宫睿 (67)
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的介入主义方案孟强 (72)
科学修辞学对于理解主客问题的意义谭笑 刘兵 (80)
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
杰克逊的“知识论证”错在何处?程炼 (86)
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黄华新 徐慈华 (93)
宗教哲学
从智颉、知礼对《观音菩萨普门品》的诠释看天台宗的解经学龚隽 (99)
当代道教主神的结构体系论——兼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宫哲兵 (106)
伦理学
核伦理学研究的转型与走向李建华 冯昊青 (110)
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探析袁银传 (118)
书评
道学话语的分析与解读——读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何俊 (123)
ABSTRACTS (127)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同英语具有亲缘性
高中思想政治课主要分为:经济学常识、政治学常识、哲学常识和文化常识等部分。其中经济、政治、哲学三者,如果我们追寻其根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本身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所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哲学理论中,其最初都是用英文完成的理论,继而再转译成中文。所以,很多概念在翻译的过程中流失了其最根本的内涵和特质,这就造成了学生难以理解。因而,思想政治课必须回到英文的语境中,找到这些概念和理论最初、最根本的内涵,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洞悉它的最原本的涵义。politics(政治学)其实是polis(城邦)学。亚里士多德认为statecraft(治国之术)是最重要的技能。经济学其实起源于家政学,在古希腊自由民是不屑一顾的,从事这些的往往是奴隶。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身为自由民,却家徒四壁,天天受到老婆的责骂。而哲学来源于希腊文Sophia(智慧),所以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哲学家是仰望星空的人群。由此可见,英语同政治教学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去认真探讨政治课的双语教学。
二、双语教学对学生视野的培养
西方的教育模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条块分割的现象非常严重,所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不同学科之间是孤立的,甚至在相同学科内部也有非常明确的分工,比如医学就包括了内科、外科、骨科、神经科等等不同的分支。所以,政治和英语在很多人眼中更是不相关的两个学科。我们要打破这种割裂的知识观,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政治教学中就有必要采取双语教学,以培养学生一种融通的知识视野。另外,在当前的知识世界中,英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用英语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和阐发问题,这样才能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才能融入知识界的话语体系。这对政治学科的教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举例说,很多同学搞不清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分。课本上所讲的爱国主义往往谈的却是民族主义的东西。用爱国主义的衣裳进行民族主义的教育。如果我们追溯到英文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就不会再困惑了。民族主义对应的英文是(nationalism),“nation”(国家)和“state”(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注重彼此的民族特点,那么我们就明白了民族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差异,美国为什么要打阿富汗,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民族主义是因为差异而引起的仇恨,其基本上是在贬义的语境中运用。而爱国主义对应的是patriotism,patri-在希腊语中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爱国主义它强调的是对于自己国家的爱。通过这样的讲解我们就明白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很严格的区分,学生的视野一下子就拓宽了。
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
中等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为高等教育输送优秀的生源。那么优秀的标准为何?我们过去比较注重的是扎实的基础知识,这诚然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通过自身的经验观察发现,那些在高中学习是佼佼者,进入大学之后就成为泯然众人矣的人也不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教学方式和中学教学方式的格格不入,学生适应不来,因而造成了文化休克。造成文化休克的原因中有一点就是,学生会发现大学里面纯英文的教学会慢慢增多,特别在计算机、生命科学、经济学等等学科。国内比较知名的院校基本上都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因为这样可以最完整地学习到最前沿的知识。如前所述,高中政治课堂内容同英语的亲缘性,所在政治课堂采用双语教学是可能和恰当的,这可以让学生感知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对于英文的教学方式有所了解,从而避免了文化休克。中等教学不但要符合高考,同时也应该服务于学生的“后高考时代”,关注学生的持续发展。所以,采用双语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文化;取向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乃是创新发展中的审视和梳理。它以实践要求为根据,人文发展为背景,又以思维转型为依托,同时也是基于传统理路的局限以及对克服这种局限的理论逻辑要求。尽管传统的认识模式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实现超越和转换则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理性自觉。
一、实践要求的理性自觉
学者刘大椿在《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错位》一文中提出了“知识大全的幻象”,用这样的话语描述了当代哲学教育存在着刻板性和独断性,“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为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从现实来看,这种反思性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教育的反映,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实写照,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体遵循着应试教育的规则,以“传授知识”为价值取向,教育活动追求以知识为本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运作反映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状况(不完全性反映),它迫使学生对其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澄清和综合,而教师则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教育内容表达趋于经验科学化的倾向,即关于所认识对象的范围判断,存在可靠性、真理性和客观普遍性及其确证、价值等知识问题,通过对知识分析追求内容及其表达的严谨性和明晰陛,从而为命题即知识提供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框架。这样只能导致:第一,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把握是抽象的、思辨的,并试图在知识阐述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和程式,追求其绝对本质、绝对来源和绝对标准,从而致力于探究知识、真理绝对可靠性、普遍性和明证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把其放置在社会生活实践存在境域去考察它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文历史意义和标准;第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把握是直观的、机械的,总是在某一端寻找一个最终的根源和答案。显然,这种把握方式不能传达出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层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丰富的人文感。这就造成了自身改革的两大实践困境:一是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教育的价值取向,而是陷入了“知识循环”移动的怪圈,即创新和改革变成了知识体系的重新划割,造成有限突破和实效难成的问题;二是泛科学理性实证,往往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限于工具理性的追寻中,结果使自己寓于机械式服务的狭窄功能之中,最终将消解其知识图景中的人文价值意义与根基,导致改革不但不具有实在意义,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相对立的问题。
对实践困境的消解和超越,一是要有对自我理解的自觉;二是以理念为背景的转向的自觉。以“人文价值”的文化理性来表达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视角凸显了当代人类理念的内涵,即凸显了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观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文化观内涵。以“人文价值”的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转向所凸显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一方面,它是一种“拒斥”传统工具主义教育观的自觉,也就是以“文化转向”为标志,讨伐任何试图借助科学理性对他者的征服过程,反对用“实用的技术旨趣”的“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思想体系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的教育观自觉,即把教育活动“定位”为关于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的文化意义理论的自觉。在当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物质丰富与“人的物化”等深刻矛盾,都合乎逻辑地提醒我们以“人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考量来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切,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时念,也必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题性转换的落脚点,进而实现对人类、对社会更深层的关切。
二、理论发展的理性自觉
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高扬了知识和技术的作用,也带来了工业文明。人类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不断扩大着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范围,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膨胀,由此产生了知识盲目乐观和技术绝对崇拜,人类陶醉在至上性和英雄主义情愫中不能自拔,反映在近论上则有弗兰西斯·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以及肇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用科学消解意义,用实证瓦解理念。当然科学本身也是文化事象,但科学不能涵代文化,在人类确信科学技术、工业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盲目之中,理论思维就发生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模式转换,把世界的存在物归为两类:“思维的东西和具有广延的东西,进而把自我设立为主体,而把世界上一切具有广延的东西设定为自我的对象即客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是主宰,人作为主体在自己的对象中印正自己的存在,在对客体的征服中体现自己的能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主客二元论模式极度夸张主体的活动能力和决定性作用,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占有”,而他人作为自我活动决定的对象,则“合乎逻辑”地遭到统治和贬低,其结果无疑会走向人我之间的相互排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由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到思维方式的主客二极走向,都作为文化内容直接地表现为当代教育所遭遇到的尴尬,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可回避的悖论性文化现象: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业文化道路,即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支配下的工业文明设计了统一流程式教育过程,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标准的规模化“生产”,规格化知识结构、标准化目标预设、集约化群体培育,僵硬化教学活动和单一化人才模式,而人的差异性、丰富性、多样性文化内求难以达成,其文化特质不能彰显;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受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严重影响,形成了一种主客对立式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如对教学的认识上,或立足于教,或立足于学;对师生的关系上,是主体——客体的对应关系;对课堂活动的安排上,是单向式纯知识的输出,或纯知识的接受。甚至就连本来完整意义上的人,也被二元分割为生理和心理、理性和感性、认识和情感等。这种极端僵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现实教学模式中,使我们不自觉地走人了误区:一个明显的误区是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教师单主体论;另一明显的误区是学生单主体论;再一个误区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表现为受动的客体(教师是社会的客体,学生是教师的客体)。受制于此,必是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历史丰富性、现实生动性和理论深刻性的文化特质。
当然,传统文化模式的局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超越自我的最大障碍,因此,瓦解传统文化模式局限的锁绊,在“文化”意义上弱化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需要,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的客观上要求对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及其思维方式所做的理论追问。淡化一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理性上必须实现两个自觉:一是对文化判断和反思的自觉,形成批判的文化模式;二是对新的一种文化重构的自觉。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就开始了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业文明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解人文价值理念造成全球性危机等悖论性文化样式的警觉和讨伐,许多学者建立起了对超越性文化理性的内在追求和对理想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的执著寻求,这一耘的趋向是超越顾此失彼式独断,“走向生活、实践、交往、历史、文化与价值等人的存在境域中生成的“理解”。
因此,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式理论思维模式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人的主体性(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实践,已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主体问性即“主体一主体”模式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伸展由此而衍生出来,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存在。由此,人与它者(自然、社会、他人)等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某种深层的革命,开始向复合统一式发展,以复合统一式即“主体一主体”思维模式为文化前提的理解范式,在现实层面上,应实现对转型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范式进行理性的设计与重构,即建构民主的、双向活动的理想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变革,更是社会文化转向在教育中的折射。
三、人文担当的理性自觉
从“文化”的词源学历史考证来看,对“文化”一词的确定是极其艰难的,这是一个定义最多、观点最难一致的问题,在古代西方英语中“文化”一词cul—ture源于拉丁语cuhura,这个意思是耕作土地、载培庄稼、饲养家畜等。而中文“文化”则被表达为文治和教化。这时“文化”一词的涵量还很窄。“文化”获得丰富的内涵,是它成为显性问题被人关注之后。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学科分类,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兴起,文化概念才成为人们研究的关注点,学者们从功能、结构、特征、心理、历史等不同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使其一直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现有教科书中却常从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来确定,广义文化一般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文化则指精神领域,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风俗、宗教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因此,为了能够把握文化概念的确切意义,需要从一定的思维视域对文化进行梳理,或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是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方向去探究,惟此,我们才能获得领域明晰,范畴准确的研究。本文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把文化放置在哲学的解释力范围中,因为,哲学乃是一切学科的方法论和思维基础,惟有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才能把握其更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