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4 14:57:48
导语：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为交流各试点地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凝聚部门、地方和媒体等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试点地区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负责试点工作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负责人、部分新闻媒体代表参加会议。
10个试点地区负责人分别就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智慧城市等五个专题做了经验介绍。
安徽省合肥市通过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在城市里进得来、住得下、有保障，使其安心“扎根”城镇。
福建省晋江市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融得入、留得住。
重庆市扎实推进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努力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融资问题。
湖南省株洲市通过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大力推行PPP模式，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广东省东莞市以创新理念推进“三旧改造”，在操作主体、改造业态、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开发方式等五个方面探索多元化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城市更新。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核心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激活了城乡实体经济，拉动了城市消费需求。
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以特大镇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科学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等举措，扎实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
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激发农民创业热情，提高农民创业技能，并通过完善各种配套，用“城”为“产”做支撑，打造“以城促产”的特色小镇。
湖北省武汉市通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拉动大量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
广州市番禺区以智慧城市为突破口，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推动试点地区带动全国城镇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城镇化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的黄金结合点作用。
今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年，必须树立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快工作节奏和步伐。
一是试点地区要“闯”。锐意创新、率先突破，按照试点任务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集中力量、调配资源，尽快在市民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二是有关部门要“帮”。积极支持、形成合力，尽快出台已经明确的支持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协助推动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推动试点工作的合力。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一、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
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故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筹集和使用主要通过金融活动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金融服务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间关系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根据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金融功能的实现,而这离不开金融发展。
自熊彼特提出的金融发展重要性之后,麦金农和肖通过深入研究在1973年建立了金融发展理论。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主要由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构成,且理论分析主要局限于研究初期。谈儒勇(2004)将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体系朝好的方面变化,所以,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体系是否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论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期该类研究主要在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就金融拟制和金融结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其立脚点是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大都基于金融服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假设下或计量验证影响因素。后期研究开始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Levine(1997)以作用渠道为研究目的进而证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而Granger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被大多数学者用于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研究该类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有全局、区域和农村,其中基于农村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或农民收入增长)间的关系在随着新农村建设提出得到更深入研究。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路径中,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可分为农村金融深化和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两种。其中,基于金融深化框架下研究主要探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贡献,通过数据分析找出重要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结论。而农村金融中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则突出农村金融功能发挥,试图解释金融服务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具体研究中,张春喜、孙伟(2007)从金融演进的内在关系及更长的历史视角下以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为背景和李政(2009)用实证的方法证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并通过因果检验得出相应的结果。而方金兵、张兵、曹阳(2009)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选取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替代指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并指出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李广众、陈平(2002)利用我国1952-1999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VAR系统研究分析了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出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效率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丁晓松(2005)研究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同样认为金融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有存在双向作用。姚耀军(2004)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根据1978-2002数据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利用因果检验法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影响到农村经济增长。
二、模型构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从实证角度进行,尽管视角不一,但均得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因此,在现有经济体制下为更好的建设新农村,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是最优选择。然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若想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应先确定两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构建则探讨两者之间均衡的可能。
(一)分析方法及指标设计说明
1.分析方法。由于单方程的OLS法会出现自变量内生性问题,加之在非平稳变量上的OLS法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而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的方法能较好的解决OLS法的不足。因此,本文在分析方法采用上借鉴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的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2.指标设计。一般研究,将两者关系置于资金供给、需求和成效角度上进行。所以,在设计指标时主要考虑农村经济增长衡量和金融发展的供给及需求。具体研究中,设计农村经济增长指标、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结构指标和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等四个指标。在对指标界定中:将农村人均GDP(RPGDP)作为衡量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哥德史密斯在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时指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深入,我国大部分学者开始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RFIR),其中张兵等(2002)在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将农村FIR确定为农村金融资产和农村GDP之比。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 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王志强、孙刚(2003)认为,可以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故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LD)可定义为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 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将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比率衡量金融发展结构规模。
(二)模型说明及数据处理
1.模型说明。安翔(2004)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出发,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创建农村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农村金融深化是解释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结论。同样的方法还被王莹(2006)和邱杰、杨林(2009)所采用。本文主要就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性,目的在于判断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影响方向,故直接设置若干个指标进行衡量。
2.数据处理本文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未能获得完整数据针对部分数据缺失的事实,在实际处理中仅选择1988-2007年份数据且主要分析1993-2007年数据。同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根本是农业,本文在指标计算中利用所得的数据进行一些替代操作。如在计算农村人均GDP时,在未能获得足够可信的农村人均GDP数据下,本文采取了用农业GDP除以农村人口进行替代,张兵等(2002)同样采用农业GDP代替农村GDP。受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影响,我国农村金融资产主要是农民在银行的存款,所以,在处理RFIR时用农民存款与农村GDO之比计算。农村存款余额和农村贷款余额在1978-1986期间主要在已给出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加总计算,在计算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时受条件所限,数据来源主要是《金融年鉴》和《统计年鉴》的数据未能完全描述农村金融机构的贡献。
三、基本分析结论
通过运用EVIEWS5.0处理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农村人均GDP逐年增长。但与RLD、RLTL之间并未有之间的线性关系,剔除掉替代、CPI等影响本文认为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均衡关系至少在93-07年间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农村经济增长却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基本上形成以国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为主,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补充的体系,从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看,虽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但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金融发展状况的格兰杰原因,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证明了邱杰、杨林(2009)的观点。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看,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姚耀军,2004)。实证得出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将会严重制约农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所存在的均衡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上述关系。这也说明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已经逐步向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内生式增长模式转变。麦金农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在我国就表现为金融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鉴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的事实,加快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在农村经济增长初期,应进一步强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主导供给作用,适度放开竞争,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曹啸,吴军.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和特征分析[J].财贸经济,2002(5).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思想
古典大师通过劳动价值学说确立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地位。其中配第把武器装备的损失与人类生命的损失进行的比较，被认为是首次严格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斯密、李嘉图等阐述过有关人力资本的思想观点，马尔萨斯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将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认为劳动报酬是工资，资本报酬是利润。至多是在比喻意义上认为劳动也是一种资本，但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它当作资本。承认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但是却反对使用这种方法做任何计算。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思想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中，资本是指物质资本，虽然没有提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它引入了技术进步因素，并强调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长期来看可称之为唯一因素，而技术进步从广义角度而言，体现为设备更新、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制度创新等，这些是由于知识的增加及应用所决定，因而教育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却把它看成外生变量，理论本身无法对劳动力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不满意于经济增长的外生驱动，开始致力于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一系列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1986)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1988)为标志，使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将人力资本因素结合进严谨的经济数学模型，使得能像生产函数方法分析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样分析人力资本，从而提出了一些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罗默和卢卡斯的模型中，不仅将人力资本纳入进去，并且使其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阿罗、罗默、卢卡斯、雷贝多、阿洪等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四）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关注于经验含义以及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国范围内研究人力资本是否影响经济增长、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方向等。特点是多采用回归方法进行多国比较或在一个国家和多个地区之间进行比较，试图找到有关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或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1.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争议的。尽管在理论上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实证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上大量证据表明教育能够使收入显著增强，而在宏观层面上Klenow (2000)、 Mankiw (1992)等学者用招生率等相关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GDP)有明显的正效应。而和Pritchett (2001)、Spiegel (1994)等发现运用受教育的平均年数等数据却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无关甚至是负相关。即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例如， Sala i Martin (1995)发现入学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而平均受教育年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两者的非线性相关方面。Johnson (1995) 以及Papageorgiou(2002)利用回归树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来解释两者的多重关系。Kalaitzidakis (2001)利用半参数估计法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关系。
2.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udson (2000)研究发现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正相关的，但是统计数据证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复杂。Fatimah(1994)通过研究亚洲地区的不同水平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发达国家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的影响，而中级教育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而中级教育起着负面作用，高级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在发达国家不明显。这说明不同经济水平下，教育投资的作用也不一样。同样Mamuneas 等(2006)通过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得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图，发现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经济中，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也较小；人力资本存量处于中等水平的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提高了；高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的经济状况下，其投资回报是均衡而稳定的。此外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教育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例如, Kimko (2000) 研究发现, 国际性考试成绩与接受教育的年数相比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当然，也有学者否认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Pritchett (1996)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几乎不能解释跨国经济增长差异；Temple (1999)认为，1960年以前的韩国对教育投资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反却带来了劳动报酬的降低和较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
3.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度量问题。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那种理论上强烈正相关的关系与实证结论不一致，通常这种实证分析与理论的偏差被认为只是统计测量误差造成的 (Portela，et al， 2004)；然而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变量的测量问题被广为质疑(Judson, 2002)，一些像“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规模”等常用变量并不能反映教学质量的差异性，不同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论：Steedman (1996)指出社会受教育程度水平在OECD国家并没有可比性。Mulligan (1995) 认为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可能具有误导作用。Krueger (1999)讨论了测量误差问题，认为主要的困难是规范建立一个利用受教育程度变化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变量的一阶差分将削弱该变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证明该论点，Krueger (2000)考察了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相关系数很低，所以如果利用教育的变化去解释增长往往是低估了他们的影响。
4.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研究。Bits (2000)在验证学校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Toya(2004)为了证明Bits的观点，对两个国家建立了双向因果关系的方程，利用 1960―1990年间登记入学人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利用自然灾难的作用倾向作为结构变量，通过改进的C一D生产函数估计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使用结构变量后得到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的系数比单纯用OLS方法得到的系数偏大，并且发现人力资本是内生决定的。Glewwe (2004)发现受教育的需求与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存在正相关关系，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
综上所述，从舒尔茨提出一般人力资本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把对一般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和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分析，使人力资本的分析具体化、数量化了，这给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分析方法。
尽管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已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目前尚能从宏观上定性地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贡献，而定量分析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由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力资本原有存量有很大的相关性，因而在实证研究中，要判定人力资本贡献率高低一般应采用横向比较，比较时应取相同方法计量的结果做参照。另外在实证研究时，由于人力资本计量问题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差异而导致结论不一致的情况很多，因此很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去开发出一套合理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度量指标。
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普遍较关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数量而没有对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我们除了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外，更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投资的技术和制度选择等因素，这些都影响着经济增长的绩效。
参考文献：
许和连,元朋,祝树金. 2007.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述评 ［J］. 财经理论与实践，28(145)：87-90.
(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 现代产权制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九五”期间就提出来了，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两个转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为什么十年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转变？为什么现在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什么来推动？笔者试图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一、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践发展经济学在不同的时期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属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实际，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特别重视研究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属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笔者试图把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结合起来说明，作为经济发展初期的手段，劳动和资本的作用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已出现递减，潜力不大，而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和所依靠的手段。
（一）贫困的恶性循环论与引进外资和政府投资
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上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这两个循环相互影响，使经济增长难以实现，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之中不能自拔[1]。
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模型如下：
低购买力低收入低储蓄
投资不足生产率低资本形成不足
该模型的含义是：资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
这个理论真实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是缺乏资本。有没有办法呢？有，政府集中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有效路径。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资本在初期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与纳克斯的理论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外力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借助政府力量进行集中投资。来自这两方面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讲“从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没有造就许多与中国经济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于是问题就变成：在微观经济基础上看来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何以保持高速增长？结论只能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与外企投资”[2]。但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外资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外资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经济的安全隐患，这可以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总量影响和对某些行业的垄断控制进行判断。商务部测算，如果按照现在的招商引资速度，到2009年直接外资依存度，即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将达到50%，若按投入产出比1:1计算，一半GDP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外资反客为主，左右的我们的经济，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行业看，目前外资已在我国的一些行业形成了垄断，控制了定价权，从而控制了这些行业，造成了对消费者不利的局面。明显的是啤酒、水泥、感光材料和汽车，这是外资带来的利与弊。中国因为传统体制的惯性，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以7年积极财政政策为例说明其利与蔽。
政府投资以1998―2004年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为例，中央政府共发行了9100亿人民币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环境保护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债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平均每年8-9%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2%来自国债投资。但是巨大的国债造成财政安全存在隐患。因此，无论从财政安全上考虑，还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政府投资。不仅外资和政府投资不能无限依赖，任何资本都不能作为长期的无限的经济增长手段，可以永远依赖，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目前发达地区已出现了明显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因此，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一味依赖资本就会出问题。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来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晚几年，也属于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要宽。该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只是资本，还有劳动，并且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换，二者的比例由市场上两种要素的价格比决定[1]（P30）。即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替代资本的低成本之路，实现经济增长。这无疑对劳动力丰富的中国是很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另一方面企业采用劳动替代资本，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低成本、加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比较优势的悲怆。商务部统计数字显示，出口工业创造的利润中中国只获得了8%，其余92%都归外国了 [4]。尽管如此，反倾销此起彼伏。我们气愤，但我们更应该反省和深思。长期依赖劳动的比较优势，以农耕经济的心态忙于计算如何以更大量更低的价格占领地球另一端的低端货铺，却不知道这种做法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脱身，一旦国际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一旦对方不乐意，死亡的可能性就很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贫困的恶性循环论都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理论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对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很适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现象的出现，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早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以技术进步为主推动的经济增长路径。
（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与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
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索洛提出来的，库兹涅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率=资本贡献率×资本增长率+劳动贡献率×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 [1]（P31）。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阶段越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技术进步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因此，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国在引进外资、增加政府投资、充分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时，深知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的因素潜力还较大，另一方面技术研发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因此，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倡导进口技术和市场换技术。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的选择是理性的，但结果却是悲凉的，总体上说，付出很大、收益较小，虽然既有企业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但是，它告诉我们别人的技术不能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杠杆，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内源型的发展之路。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传统要素的潜力越来越小，主要依靠自有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共识。但是，除技术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
（四）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与产权制度改革
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又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其含义是经济增长除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以外，还取决于技术、制度、人力资本、知识、生产规模等。其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带来的增长率+全要素经济增长率。即全要素增长率是指除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带来的经济增长率[1]（P32）。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反映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的高低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综合指标。我国以农村土地和城市公有企业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举世瞩目的。目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促进提升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等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潜力是巨大的。
二、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通过前一部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更新经济增长理念
库滋涅茨对经济增长下的定义是最经典的，其含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6]。该定义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提供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即经济增长不是单纯的供给量的增加，而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能力具有持久性，抵抗外力和不确定因素的能力较强；其二是经济增长需要的条件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思想意识的进步，即经济增长表现为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
3、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人力资本的积累等
经济增长对科学技术的依赖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而加深。我国从总体上说处于工业化中期，一些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科学技术的作用愈来愈显著，自有技术成为支撑微观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同志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目前，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因素既不是人才，也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科技体制。因此，进行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产研结合的体制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因此增加对农民的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分析了美国200多年农业发展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农业的成功在于向农民投资，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受传统农业约束的人，不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很多粮食，节俭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农业的落后性。”“发展特别是农村、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实物资本的投入，更需要在农民身上的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7]。。这些真知灼见对农业人口庞大的中国意义更大，如果我们不加大对农民及其子女的投资，就会导致“盲流的子女还是盲流，民工的子女还是民工”，集约式增长的后劲就不足。
（作者杨宏翔系绍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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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五常.经济解释[M].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0.9
[6] 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4
关键词:VAR模型;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木范畴也是国民经济总体构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角度来看,它们分别属于生产和消费环节,产业结构与消费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决定的关系。因此,有必要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研究的比较多,而进行实证研究的还比较少,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转换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把消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分开来研究。如杜俊平、叶得明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动态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会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文启湘、冉净斐通过建立了消费与产业结构两者的和谐矩阵,测算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度;柯军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联动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则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文章运用动态计量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对安徽省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动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为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及消费结构转变提供理论依据。
一、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产业结构指标:本文采取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设某区域有n个产业,将这些产业由高层次到低层次加以排列,所得的比重分别记为q(j),则该区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q(j),该式实际上是对三次产业的比重进行加权求和,按三次产业的层次高低依次赋权。W越大,则该区域结构层次系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该指标考虑到三次产业之间相对结构的变化,因而较劳动力、产值结构指标方面更为全面,且反映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信息。结构层次系数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反映某区域某年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绝对水平,而主要在于进行不同区域之间和不同时间之间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比较和结构高级化变动状况的考察”。
消费结构指标: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为八项,如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住房支出等,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为了着重分析安徽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用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EC),即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
经济增长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反映安徽省经济增长,为了消除物价水平的影响,用安徽省历年生产总值指数对GDP进行调整,得到按可比价计算的生产总值,计算公式如下:实际GDPt=■,其中GDP■表示197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生产总值,It为历年以1978年为100的生产总值指数。
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的《安徽统计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由于安徽正处于工业化初级向成熟转变阶段,所以三次产业按二、三、一顺序排列,按照结构层次系数公式,对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加权求和得到结构层次系数,由于是比重关系,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以当年价计算,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经过处理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NGDP,LNW,LNEC,输出结果由Eviews5.1实现。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LNGDP)产业的结构层次系数(W)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EC)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关系,以及在给定单位变化条件下各变量系统内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反应,建立由这三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的具体形式为:
Yt=A1Yt-1+…+Ap+Yt-p+εt
t=1,2…,T
其中,Yt=LNGDP■LNW■LNEC■,A1,A2…,Ap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P是自回归滞后阶数,εt白噪声序列向量。
(二)单位根检验
考虑到序列可能存在高阶自相关,我们采用单位根(ADF)检验法检验序列LNGDP、LNW、LNEC,及其一阶差分序列LNGDP、LNW、LNEC,是否存在单位根。根据水平序列与差分序列的时序特征,水平序列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和线性时间趋势项,差分序列检验方程仅包含常数项,同时根据AC和SIC准则确定检验模型的滞后阶数,具体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LNGDP、LNW、LNEC(即水平序列)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时间序列。根据一阶单整的定义:过程不是平稳的,而它的一阶差分却是平稳过程,记为I(1)所以原序列LNGDP、LNW、LNEC,都是一阶单整的。
(三)协整检验
利用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性检验时,由于在建立VAR模型结构的时候,需要确定变量的滞后区间。依据AIC,SC信息准则最小化,并考虑样本容量较小的情况,初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AIC=-13.04305,SC=-11.6032)建立三阶滞后的VAR模型,并进行稳定性检验,所有根的模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表示模型稳定。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CE)仅有截距,不包括常数和线性趋势,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列于表2。
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着性水平下,序列LNGDP、LNW、LNEC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在研究数据期间的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系统未来能够将新息变化带来的冲击加以吸收,使系统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运行。用方程来表示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令其等于vecm得:
Vecm=LNGDP+3.4459LNEC-4.90221
LNW-16.2546
[15.4561***][-13.8562***]
为验证序列vecm的平稳性,对其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3。
由于检验统计量-4.9179小于显著性水平为0.01时的临界值-4.3743,因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平稳,表明回归方程各项统计检验通过,序列LNGDP、LNW和LNEC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间的短期与长期的综合变化,需要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由Eviews 5.1输出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可以看出VECM的整体效果,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函数值足够大(调整前为206.0812,调整后为215.6348),同时AIC和SC值分别为-13.8181和-12.0761,都较小,说明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将估计结果写成矩阵形式可以清楚地看到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影响:
ΔY■=ΔLNGDPΔLNWΔLNEC=0.04310.02060.0032+-0.08830.0778-0.1283vecmt-1+0.6292 0.7589 0.38010.0541 0.0742 -0.1973-0.1476 -0.6459 0.2302ΔYt-1+-0.02380.22410.2244-0.2169-0.16060.00820.1057 -0.4771 0.3019ΔYt-2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综上可知,原序列LNGDP、LNW和LNEC,虽然不平稳,但都是一阶单整且存在协整关系,因而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4。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是通过检验有限制条件回归和无限制条件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是否发生显著变化来实现,因此检验统计量是F统计量,对于第一、第四零假设其F统计量分别为1.07174、0.48179,相应伴随概率为0.30974、0.49354,大于0.1的显著水平,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认为消费结构(LNEC)不是引起经济增长(LNGDP)和产业结构(LNGDP)的格兰杰原因;在0.1的显著水平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双向因果关系,同时经济增长是消费结构的单向因果关系。
(六)方差分解
格兰杰因果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可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表5中给出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值,可以看出:GDP对变量ln(GDP)的影响较,且GDP的冲击影响是递减的,在第10年到达50.8912%;而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冲击影响是递增的,在第10年分别到达33.5726%和15.5360%。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大于消费结构的变动,而且其冲击基本保持增长趋势;同时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表现出持续增强趋势。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相对于消费结构,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忽视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当前在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对拉动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结论
运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VAR分析方法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构表明:
第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在0.1的显著水平下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馈关系,亦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两者互为促进。
第二,消费结构演变并未引起产业结构的改变: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安徽省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变,但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拉动作用不明显,分析原因,是因为安徽省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因此,企业要根据消费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规模、投资方向、产品结构等,要按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从而使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相互适应。
第三,消费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在0.1的显著水平下,安徽省的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人们的消费结构从单纯的生理物质需求向追求更高的精神需求层次转变,但是,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方差分解也表明消费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小于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原因可能是一部分消费需求被压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消费需求还未得到释放,以及传统落后的消费观念制约。因此,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从调整收人分配结构入手,缩小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提高收人水平,为消费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引导居民把更多的购买力更多地引向劳务消费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上去如文化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从而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杜俊平,叶得明.基于VAR模型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产[J].湖南农业科学,2008(5).
2、文启湘,冉净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和谐性及其测度[J].中国工业经济,2005(8).
3、柯军.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8(11).
4、靖学青.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增长[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关键词：公共投资；经济增长；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02-02
一、引言
江苏省是处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投资呈现了一种什么变化趋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如何？这些都是关系到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选定
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支出以及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支出；其次，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内生经济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产出的增长可以看做是劳动力投入增长、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是广义的，同时属于希克斯中性，则相应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有如下的形式：Yt=AKαtLβt
其中，Yt、A、Kt、Lt分别是一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技术进步状态、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α、β分别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α+β=1。
如果将固定资本分为公共投资和非公共投资（私人部门投资）两部分，则相应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KαtsLβtPtγ
其中，Kts、Pt分别为非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γ为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α、β分别为非公共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α+β+γ=1。
三、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1.江苏省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从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有两种分类可以用于区分公共投资和非公共投资的方法：一是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分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等16类。虽然这些行业已经有了民间投资的进入，但由于这些部门通常被认为是公共部门，其资本积累仍可以看做是公共资本，这样得到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公共资本；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投资资金来源上分，可以分为政府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其中政府预算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可以被看做是公共投资。
2.实证模型的确定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我们除了测算公共投资整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还具体分析了公共投资内部各投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为达到这一目的，将公共投资按照其性质作如下的分类：第一类为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第二类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包括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第三类为教育与科技事业，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第四类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从而，实证过程中的估计模型有如下形式：
其中，i=1、2、3、4分别为公共投资的四大类，ε为残差项，Y为经济产出，Ks、P分别为非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L为劳动力投入量。
为了进一步计算公共投资及其各类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对上面的实证模型进行进一步变形，对上面两方程进行两边求导，可得：
率，即各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与该自变量变化和产出变化比值的乘积。
3.基础数据的获得
在进行测算时，经济产出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这是国际公认的反映经济增长比较有效的指标，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投资按照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获得，劳动力投入量按照从业人数来计算，从业人数是按照从1990年的调整数据，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江苏统计年鉴》（1991―2004），样本区间为1990―2003年。
4.实证结果及分析
按照上面的模型及数据，首先估计一个不区分公共投资具体类型的方程，然后再估计区分公共投资各具体类型的方程，其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投资增长对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巨大作用，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499，也就是公共投资额每增加1%，经济产出值就会增加0.499%，显著地大于非公共投资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0.206。可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公共投资所起到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非公共投资，这也说明了要保证公共投资增长的重要性。在表2中，将公共投资具体分为四大类，可以看出，公共投资中的教育科技事业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为0.299，即教育科技事业投资每增加1%，经济产出就增加0.299%，其次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值，虽然其t统计量不很显著，但是零假设检验表明该数值明显不为零。
通过上面的估计结果并结合贡献率测算公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测算出公共投资及各具体类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经计算，由表1中的数据可得，非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47%，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48%。由表2中的数据可得，非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69%，在公共投资各具体类型中，以教育科技事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39.47%，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小，仅为17.16%。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利用生产函数模型，我们评价了公共投资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产出弹性系数大致为0.5，贡献率达到了45%，都比非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可见，公共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从该结论中，可以得出，政府在支配各种公共财政时，政府投资应逐渐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或行业，重视对公共部门或领域的投资，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公共投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更加合理的利用公共资本，使其效用发挥到最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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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弗里德曼并不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足以带来在所有环境下的人类自由，甚至常常是产生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增长也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方式，从各主要国家的实际例证中，弗里德曼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当公民们的生活水准上升时，社会就更加可能取得道德进步，而当生活水准停滞时，就更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弗里德曼事实上指出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人民的重要性，“如果经济增长要孵化社会和政治进步，那么它就必须具有广泛的基础，这种进步要求一个国家的人口中有足够广泛的群体能享受到正面的经历。”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弗里德曼忧心忡忡地指出了近二十多年来以美国社会为典型的问题根源所在，“美国在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多流向了一小部分美国人”。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就是“最近美国社会上显著存在的不断上升的不宽容、缺乏公民意识，以及逐渐减弱的大度和开放性”。其原因就是“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最后1/4的多数时间内生活水平停滞的结果”。弗里德曼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美国人民一直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大致同步的获益，这也是促进美国社会各项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过去的30年却是个例外。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大多数人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表象的经济增长仍然呈现高歌猛进之势时，危机已经近在眼前了。弗里德曼由此得出结论：美国经济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于漫长。
果不其然，这本书问世两年后，危机就降临了……
《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
作者:(美国)(Benjamin M.Friedman)弗里德曼
译者:李天有
关键词：进口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DOI：10.19354/ki.42-1616/f.2016.17.92
一、我国贸易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出口贸易水平不断提升，大量国货被运往世界各地，出口贸易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但是进口贸易相比于出口贸易水平便是相差较大，一方面在国家政策层次来说我国对出口贸易实施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非关税限制措施等给出口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契机和便利，而对进口贸易方面相关政策较少，另一方面在总结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更多的将重心放在了出口或者是贸易顺差，而忽略了进口贸易的贡献，所以个人认为在贸易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应统筹全局，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二、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情况分析
（一）外国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一些国家想要经济平稳发展，进出口贸易是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将国内经济整体水平又上升到了一个层次，主要就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扩大进口，创造了“低通胀、低失业、高逆差、高增长”的新经济模式，通过美国的事例可以看出进口贸易对国家的发展的影响。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日本，当时日本企业竞争非常激烈，一方面国内新兴企业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商品量也十分庞大，同时国家实施低关税和高进口战略，在这样的国情下日本企业的发展反而更好，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带领国家的经济实力水平的提高。通过对美国和日本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进口额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 进口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国际竞争力的加强以及获得更好的中间产品来实现的，进口贸易的实施情况也直接关系着人民就业率与幸福指数的高低。
（二）中国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我国学者对进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总体上普遍认为进口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下图为我国1952年至2001年GDP总量与进口总量表，根据1952年至2001年我国进口总量和GDP总量数值可以发现，两者的
pearson相关系数达到了0.9887，表明进口量与GDP紧密的关系，一方面进口增加可以带动GDP增长，另一方面GDP增长也可以影响来年的进口数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合作，通过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对进口贸易有着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随着进口贸易的持续发展，可以预测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贡献率是很大的，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进口贸易使得要素供给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生产企业的发展，而由于每个国家内的资源都不是能够完全供应本国生产生活，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半成品来满足本国的需求，而这种模式就可以在弥补本国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利润率，一方面满足本国内人民生活，另一方面给企业和国家也能带来较大的收益；而欠发达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一些设备和技术欠佳，则可以向发达国家购买设备和技术，以求提高生产效率，达到共同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总结：进口贸易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觑，进口贸易同样也是新时代新背景下符合潮流的必然趋势，与出口贸易共同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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