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5 15:49:36
导语：在经济体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公路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公路运输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货物的流通和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极大地便捷，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公路运输是核心交通运输方式，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路运输作为基础产业能够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又会促进公路运输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2.公路运输会促进板块区域的发展
历史实践表明，要想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先铺设道路，道路打通了，交通方便了，能够促进劳力的流动和货物的流通。公路交通网络一旦建立起来，可以增强对投资商的吸引力度，对周边地区的各类经济发展具有辐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和公路交通的发达程度是正比例关系的，落后的公路交通则会制约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公路建设需要适当的保持超前速度。
3.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良好协调有利于社会发展
公路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创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谐稳定的社会能够增强人们安居乐业的信心，提高生产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增长。公路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公共交通设施，是解决人们出行的主要运输方式，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要求，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公路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为实现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
1.整合运算并控制好公路运输经济成本
加强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力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拉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也不能盲目过度、不计较效益的膨胀化地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往往是要以一定的牺牲为代价成本的，比如修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对农田耕地占用、对周边居民的迁移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的成本，增加可持续发展的负担。所以，在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的时候要整合运算公路建设和维护的成本，每一项工程的施工都会涉及到相关的利益体，这些利益都可以折算为成本，不管是工程前期还是勘验阶段都要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市场经济风险，并落实好工程职责，以合理、稳健推进公路运输经济规模的发展。
2.提高电子信息化管理水平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了促使公路运输经济进一步迈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就有必要采用电子信息管理手段来实现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在公路运输经济的实践管理过程中，要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特别是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将现代化的技术应用到经济的信息管理中来。电子信息化技术能够将相关的参数用数学模型模拟出来，并随着参数的变化自动得出相关的交通信息，可以更好的合理引导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正在向规模化发展，现有传统的管理手段效率低，已经无法适应管理的需求了，提高电子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利于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益。
3.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
公路运输经济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条件上进行运作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前提条件而套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思维模式来进行管理。但公路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公路运输经济具有一定公共事业性质，具有公共服务特性和非营利性质。所以，在面临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公路运输经济项目时，需要调动政府的行政力量对其加以适度的管控，以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不能让行政管理手段作为主要的管理管理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以市场经济发挥主要的调控作用，行政手段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负责公路交通运输的政府管理部门要协调运输经济的发展，承担其相关的责任，并将责任落实到位，保证公路运输经济在合理的市场调控范围内可持续的发挥作用，并配合适度的行政调控，使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不会偏离轨道。
三、结束语
（一）过于集权、门槛过高的金融支持体制一是金融体系主导权过度向大型机构倾斜。建国以来的相当长时期，我国企业的性质多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这样的经济主体需要的是由国家绝对控制的银行来提供融资支持。这样的融资体系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银行仍然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这显然不是成熟金融市场的表现。银行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也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3]必须明确的是，银行并不是非盈利组织，而是需要自负盈亏的企业。而产业发展的主体，也是企业。因此，不能指望银行放弃自己的盈利方式而完全转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的金融体系主导权仍牢牢掌握在国有银行等国家机构的手中，即使在证券市场出现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等融资新渠道，但这些“副板”的作用远远不及主板。二是存在资本使用者歧视。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活跃的创新主体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一般属于初级发展阶段，亟需大量资金但往往面临严重的融资瓶颈。目前已经存在由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资金、社会资本联合组成的创业投资基金，旨在为新兴企业在初创期和扩张期提供金融支持。虽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间接金融仍然是主导性融资体制。间接金融占据主导地位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使然，这也导致了我国金融信贷存在着国资偏好和规模偏好。金融支持国资偏好使得大量信贷资金流向国企或者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同时也会流向规模较大的企业。这样的选择虽然是金融机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为了克服融资风险的理性选择，但却造成了金融环境的人为歧视。众多存在资金饥渴的战略性新兴企业难以进一步发展，规模受限的企业仍难以获得发展资金；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或者大企业则容易获得资金，但其资金利用率一般较低，甚至部分出现二次放贷现象。这种间接金融体制引致资本使用者歧视，进而造成资金流向上的“马太效应”，不仅难以发挥资金的外部溢出效应，更造成大量战略性新兴企业求贷无门。三是信用评估建设滞后。我国银行等融资机构更倾向于以土地或房产为抵押物，因而企业以无形资产获取资金的可能性一般较低。即使企业掌握的无形资产能够获得认可成为抵押物，其昂贵的担保成本和复杂的抵押程序也成为限制企业大规模融资的障碍。信用担保技术和理念的落后使得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迟迟不能得以体现，这造成战略性新兴企业“以己之短，搏人之长”，难以获得可靠稳定的金融支持。
（二）过度干预及资源整合不利的科技支持体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发展多为战略上的宏观考虑，而微观和战术层面考虑过少。且科技管理存在过重的行政干预色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层面虽然是国家层面，但产业链及生态圈的二次划分却由各地方政府决定。由于缺乏沟通以及存在利益纷争，地方政府选择进行人才引进和技术支持的产业门类出现重复，这导致科技资源的重复利用和资源浪费。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组织架构仍沿用传统工业的科技体系布局，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导致出现科技倒挂现象。[4]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支持绝大多数还来自于政府控制的研究院所，企业掌握的民间智库和研究团队稀少且能力薄弱。这样的组织架构固然能将一些尖端技术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对于民资新兴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科技成果难以满足不同领域的企业的具体要求，有时必须进行二次研发，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更浪费资源。除此之外，多头共管、层级冗杂的组织架构导致科技组织内部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技术研发和流转成为政府控制力下的权利。科技立项、批准及资源调配的整个技术研发链条都受制于复杂低效的体制限制。科技人才的缺失也是科技体制落后带来的又一大弊端。科学技术的演进离不开人，尤其是具有高附加值创造力的科技研发人员。当下的科技体制缺乏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全周期培养，过分重视末端培养，而没有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导致尖端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始终不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一）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一是建立顺应周期的分层次、结构性税收体系。对推动指定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和并购投资等资本运作行为进行减免税收的优惠，以此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税收优惠，鼓励更多在针对性领域活跃的企业进行深入开拓；对于传统能源集约型、资源集约型和不符合“两型社会”要求的企业开征更高的环境税和资源税，以此逼迫传统企业实现转型，将市场更多让与新兴企业；进一步分层次地推广“营改增”，以满足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对于处于不同周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根据其发展特点对财税优惠政策进行微观调整，以适应其演化需求。二是对购置无形资产和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目前，对于企业为了快速掌握技术优势而购置的专利、版权和技术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尚缺乏相应的财政补贴。所以应当建立无形资产购置补贴专项资金，给予能够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产业环境具有改观作用的技术等无形资产专款专用、一款多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新固定资产，应鼓励其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其更新固定资产。[5]三是均衡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市场尚未形成、原始积累尚未完成的初期至关重要，能够盘活企业的资金流，并为新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和及时修正提供便利。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采购本土研发生产的、具有战略性特征的新兴产品，出台强制性的政府采购保护性清单，突破过往仅对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进行政府采购的限制，利用政府掌握的工程建设项目充分向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一代通信产业倾斜，利用民生项目向生物医药产业倾斜，利用公务用车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倾斜。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一是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国外机构对企业进行贷款审查主要通过5C评估机制，即品格（Character）、能力（Capacity）、抵押（Collateral）、资本（Capital）、状况（Condition）。这比我国仅基于企业实体资本规模确定借贷规模更为科学。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多于实体资产，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于拓展融资渠道显得格外重要。由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只能以预期现金流为担保，所以对于资金供应方来说风险相对较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借助政府主导的政策投资银行的金融协助，建立类似日本“信用补充制度”的协同担保体系，整合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信贷协会等方面的力量以分化风险。同时，除了直接与政策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外，应加强知识产权流转管理机制及其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行市场化操作，以利资金良性循环使用。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先导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高风险性导致融资市场接受度较低，而政府先导基金作为政府设立的按照市场化运行的非盈利基金，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小企业投资促进计划（SBIC），经过严格筛选挑出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占据能力的企业进行种子期和成长期的扶助，相继培养出Intel和苹果等著名企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联合牵头，以国家政策性银行为纽带推进政府先导基金发展。政府先导基金不是直接在市场运行的基金，并不直接作用于具体项目，而是创投基金的投资基金，主要功能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政府先导基金应注意对金融市场的培育，杜绝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寻租行为，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基金退出机制。三是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活化金融市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金融环境最能适应以民资中小企业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开放垄断领域，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降低民资市场准入门槛。同时引导民间资本专注稳定投资，减少短期行为，树立长期投资的思想。
（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是整合资源以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小企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绝对主体，而最迫切需要科技体制支持的也正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和更细化的政策支持。对于有能力自主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做好相关辅支持，例如开放国家级实验室和相关基础性研究资源；对于尚无能力完成自主研发的企业，政府应当担任科技研发项目牵头人，整合包括政府、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各企业在内的诸方资源，以项目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提供全程科技支持。二是革新自主创新机制。包括两个维度，即内在革新与外在吸纳。具体来说，包括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机制、技术逆向突破及再创新机制、国际分工合作机制、集成创新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政府应当引导建立一种主体以民资企业为核心，机构以研发机构为关键的自主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民资、外资等诸方面的作用，根本上增加科技实力。三是加大高等院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学科的设置，重点培养交叉学科的关键人才，在具备条件的院校、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实验室。同时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建立起中学、大学到继续教育的全过程培育，着重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科技型人才，避免人才二次塑造。四是建立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研发相关保护性法律法规，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重点维护；将对科技成果的保护放在未来一段时间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位置上。同时，支撑起保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设备引进、人才吸纳、专利保护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论与展望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农户与村干部的演化博弈是一个由如上微分方程系统描述的农户与村干部群体的模仿者复制动态系统。令上述两模仿者复制动态方程均为零，得到博弈系统的平衡。据张宏斌2011年在浙江省的调研结果，仅有49%的土地征收补偿收益被分配于农户，也就是R2约为R1的50倍。此外，强拆造成的风险损失S包括被拆人员的伤亡损失、社会安定影响损失等，因此折合为货币的损失之后，其数值是较大的。在微分动力系统中，根据上述各参数的数值大小判断出雅克比矩阵的行列式和秩的数值正负，进而求得各平衡点的稳定性特征为：平衡点E2和E3是稳定的，是演化稳定均衡策略；E1和E4为不稳定的平衡点；E5为鞍点。图1为该演化博弈系统的相图。由不稳定平衡点E1、E4和鞍点E5所连成的折线可看成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分析以上相图，我们可以发现：（1）初始状态位于折线左下方区域的点将稳定地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1，0)，现实意义是：部分村民不满意村委会的补偿方案，会采取各种斗争策略，村委会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任务，在谈判中不得不作出妥协让步，这就是当前常见的“先拆迁者有奖励”措施。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农户逐渐认识到并学习这部分额外收益，最终博弈将趋于所有村民采取支持策略，村委会付出一定成本完成宅基地置换。（2）初始状态位于该折线左上方的区域的所有点将收敛到演化稳定策略(0，1)，现实意义是：由于大量补偿收益被少数几名村干部所吞噬，农户对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程度较高，部分强硬的农户采取了游行、上访甚至自焚等抵抗置换拆迁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传染性，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支持宅基地置换。在无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最终将趋于虽然村委会支持、但是村民并不支持甚至过激抵制的困境。
2有监管下的宅基地置换演化博弈分析
如果上级政府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监管，带来的变化是：将村干部侵吞的宅基地置换收益返还农户，并对侵吞农户收益的村干部予以行政或经济处罚。那么，在有上级政府监管的情况下，如果农户和村干部均支持置换运动，补偿收益将完全分配给农户，村干部不仅不能获得额外收益，还将因无监管时侵占农户利益而受到惩罚L；如果村民积极响应置换运动，除获得全部收益R外，还获得额外奖励K，而对于村干部，只要置换运动开展且有上级政府监管，就获得不了任何额外收益，并且会因无监管时侵占农户的利益而受到惩罚L；如果村民不支持宅基地置换，需付出抗议代价M，而因为宅基地置换运动依旧开展，所以村干部的收益亦为-L；如果双方都不支持宅基地置换运动，那么双方都不能获得任何收益，而村干部因未完成上级政府的置换任务而受到惩罚C。博弈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监管方式有全程监管、间隔监管和抽查监管三种形式，以下基于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行为的三种监管方式。
2.1全程监管模式全程监管模式，是指在宅基地置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县市、乡镇等上级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权益、保证宅基地置换运动顺利地进行，而派遣专员进驻当事村，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进行监控的方法。通过对违规侵吞农民权益的村干部实施撤职、罚款甚至刑事处分等惩罚，从而保障农民权益，保证宅基地置换运动得以平稳推进。全程监管模式的实施依赖于足够数量的特派监督专员长期进驻于当事村，因此人力成本非常大。在全程监管模式下，农户和村干部之间的博弈始终按照表2的支付矩阵而开展。则农户采取支持策略和不支持策略的收益分别为。通过判断雅克比矩阵的行列式和秩的正负，得到：平衡点E4是演化稳定均衡策略；E1、E2、E3和E5为不稳定的平衡点。在全程监管模式下，演化博弈相图如图2所示。为了直观的看到博弈模型的演化结果，对全程监管下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数值仿真，设定参数的数值如下：R=4,K=0.2,T=5,M=1,S=20,C=80，同样假设初始时博弈双方支持置换的人群比例均为50%，在惩罚程度分别为20和80的情形下，仿真结果为图3。仿真结果表明，在全程监管情况下，全部村干部都会非常快的选择支持置换，而且惩罚的力度越大，村干部支持的倾向越强；由于权益得到了保障，全体农户也一致性地支持了宅基地拆迁置换。在全程监管模式下，宅基地置换收益补偿的博弈双方最终都收敛于“支持拆迁置换”，因此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全程监管是有效的。
2.2间隔监管模式全程监管模式要求上级政府必须为每一个行政村委派至少一名专员进驻该村，成本是巨大的。间隔监督模式，是指在宅基地置换过程中上级政府对村委会行为实施间隔性的监督，也就是在置换全程中每间隔一定时间去现场监查一次。采取间隔监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上级监管部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压力，灵活多变、操作因地制宜。间隔监管模式下，农户和村干部按照一定频率间隔地开展博弈，没有监管时按照支付矩阵1博弈，有监管时按照支付矩阵2博弈，记间隔频率为w。对博弈模型进行数值仿真，仿真参数依然设置如上。限于篇幅，本文仅用图4来表示实施监管频率为0.5-5的演化结果。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监管频率下农户对待宅基地置换的态度演化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只有在监管密度强至监管1次后至多不监管3次时，农户才能演化至均支持宅基地置换。由于监管越密集，监管的成本越高，因此3被视为最佳的监管频率。此外，随着惩罚力度的加大，农户支持宅基地置换的倾向性增强，但是在惩罚强度达到40以后，惩罚力度的继续加强对农户的态度几乎不再造成影响，因此对村干部的最佳惩罚系数是40。
2.3抽查监管模式在面对群体较大、违规行为较难发现的情况时，全程监管和间隔监管都将出现困难。抽查监管模式，是指在宅基地置换运动过程中，县市、乡镇等上级政府对自己所辖区域的村庄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实现对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监控。在抽查监管中，每一个村庄被抽到的概率相同；而且一旦被抽查到，违规的村干部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也就是，在被抽查到的情况下，农户和村干部也是按支付矩阵2开展博弈，但在惩罚力度方面有所加重。记抽查率为λ，在仿真过程中，间隔监管模式是针对每一个行政村都展开间隔性的监督，按支付矩阵2博弈一次，再按支付矩阵1博弈w次，如此往复演化，而抽查监管模式是对全部群体以t的概率进行抽查，t的个体按照支付矩阵2、1-t的个体按照支付矩阵1同时进行博弈演化。仿真过程中各参数如下。仿真结果表明，在惩罚系数为40的情况下，农户支持置换的概率出现较为明显的“起伏变化”，且抽查比例越小，起伏越大，最终支持宅基地置换的概率也越小。在抽查比例至少为0.3时，概率起伏的变化才明显减轻且最终收敛的数值大于0.8。也就是，在惩罚系数为40的前提下，抽查监管的最佳抽查比例为0.3。
3结论
当然除了这些主要数量指标以外，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与19世纪在金本位制下所达到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也有质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入这场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地区更多，更广泛，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所涉及的领域更多，更深入，层次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企业的全球化过程，跨国公司的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是空前的。我习惯于用公司一体化的概念来概括这一过程（corporateintegration）。根据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把公司一体化分成若干层次，我们这里不去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但概括地讲，全球范围内公司一体化网络的建立，使得从R&D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整个价值增值链的各个环节，被按照最有利的区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再加上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盟，又大大扩大了企业（公司）一体化的外延。企业的国际化、一体化的这种趋势，已经使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正象微观经济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纯净的市场机制所涵盖的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小。世界市场已经由跨国公司这一只只“看得见的手”给组织起来了，变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产品出现了。这种产品，由于它的价值增值链占据了世界各地最有利的区位，所以在它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全球的集合优势，而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
这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理论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特别是以要素禀赋论为核心的经典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这样一种全球化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很难用反映一国区位优势的要素禀赋论来解释。如果做实证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理论对当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释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终商品的出口国或许只具有加工组装方面的优势。
第二、对企业的经营实践的影响。全球化商品的出现，使那些没有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被推到绝对被动的境地。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进行发展，它的产品充其量只能具备这个国家的区位优势（具有国家特征的优势）所赋予的竞争力。如何与集全球优势于一身的那种全球化商品相竞争，是可想而知的。过去人们所关心的是企业具备了哪些优势才能开展跨国经营，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跨国经营本身就是企业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这些企业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个办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对外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寻求发展，这条路显然不合潮流。
另一条出路恐怕只有在开放条件下去寻找。既然国际生产已经形成越来越密集的全球一体化的网络，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找到自己的位置，变成国际生产一体化网络中的一部分，找到这样的位置再谋求发展，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举例来说，我们说中国的汽车行业在短期内难以在整车的出口上有所作为，但是可以选择发展零部件生产。但是这显然有个前提，就是要先将自己纳入世界汽车行业国际一体化的网络中去，否则你自己生产出来的零部件是为谁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规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合资合作乃至于与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更是生存竞争的需要。为了得到政府给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而去寻求合资合作，与上述这个主流不合拍。
第三、关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民族经济的概念也要进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们上面提到的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国籍的观念已经淡化，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学柳剑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其个体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西方早有一种说法，判断一个企业的归属问题不仅要看它的shareholder(stockholder)，而且要看它的stakeholder。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从更广的意义上，所有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归属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来中国经营，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国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还是美国的？这也是个问题。当然跨国公司与其母国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将成为全球化的。这种竞争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每个政府在它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通过提供一整套制度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这种服务的提供是通过“准市场化”的机制来实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国民待遇”的原则下，以税收作为代价来购买这种制度，以获得在这个领土范围内发展的机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机会，不是给予某些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所能比拟的。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间竞争的一个特点。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直接的目标：一是税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财富的创造过程具体是由什么人在组织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只要财富为这个领土范围内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
当然根据这两个目标，政府也可以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但是需要注意，政府鼓励的是某个产业的发展，那么为此而制定的优惠政策应该惠及所有有意投资于这个产业的投资者，而不仅仅是外商或者内资。既然要扶持的是一个产业，而不是哪一类的投资者，那么所有投资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外商还是内资，也不论是国内的国有经济成分还是非国有经济成分，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创造真正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二是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加快重点产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基本点需要重申，政府要扶持的某个新兴产业，而不是哪一类人，哪一类投资者。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
（1）知识经济中最基本报生产要求是知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认为知识已灰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时间的最终替代物。
（2）知识经济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下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富有的资源替代稀有的资源，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完善，使财务会计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作为实用科学的会计学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
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
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综观会计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主要是反应性，即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对现有的会计产生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可以从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知识经济中企业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是企业的知识资源。而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组成的。在传统的会计中资产是指被企业控制或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这就对传统的会计计量产生影响，要求对资产这一概念扩展其内涵。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四大会计假设，知识经济的到来也对它产生影响。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会计主体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企业可在网络上根据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组企业的人员，形成“网络公司”这一“虚”的实体。另一方面公司之间存在着许多以联营公司，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松散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这种“虚”“实”实体的共存，就对会计主体的界定带来困难，应重新对它进行定义，并以“相关利益联合体”来定义较为合理。
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把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存在作为前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随时都有发生破产清算的可能，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持续经营假设可解释为“相关利益联合体的存续期”。
持续经营假设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分期假设。另外，“网络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会计实务中较多的估计成为障碍。因为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加速折旧和市场瞬间万变的情况会给公司带来意外的收益，这样一来就无法对会计收益和成本进行配比。而用“网络公司”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更无从谈起会计分期。
网络交易的增加，使得货币计量成为交易中的一个累赘。因为人们要求更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种统一的电子货币。这样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许多的时间。而电子货币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币值的稳定。
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知识资源，它是企业资本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它属于无形资产，用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即用取得该资源的成本作为其计价成本不能体现知识资源的真实价值。
四大会计假设和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学大厦的基础，知识经济的到来不可逆转地对以传统观念为基础的会计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具体的会计实践中已经有很多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例子。我们应当对其加以总结，使之理论化、体系化、从而构建更高层次的适应知识经济的会计学。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1、对基本会计概念和范畴的影响
第一，对资本制度的影响。
现有的会计理论是以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为基础的，不确认智力资本。这一资本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1）实体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主要动力；
（2）实体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雇佣劳动制，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实体资本为中心的结构，即实体资本出资者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剩余（利润）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因此，现有的会计信息主要是为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服务的，其基本任务是站在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记录企业发生的经济事项，反映企业实体资本的运动状态，帮助他们进行风险决策和业务监控，从而保证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
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就是说，知识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拥有者应享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因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对智力资本地位的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而被认为是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
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而且智力资本能比非智力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会计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体现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的新的会计体系。
第二、对利润含义的影响
与上面的观点相联系，现有的会计理论认为利润是实体资本创造的，因而属于实体资出资者，员工，无论是高智力的员工还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被看作是被雇佣者，其回报仅仅体现为工资费用，利润表只站在实体资本所有者立场反映其投资回报。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利润是智力资本和非智力资本共同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资本创造的，在智力产品的价值组成中，物化劳动者转移价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员工可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这些员工和他们的智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就要求会计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明确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
第三，对资产概念的影响
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始终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国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业，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对人才智力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其作为资产的地位。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被认为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有形资产，所创造的价值也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无形资产，特别是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而对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其价值几乎全部体现为它的人才智力资源，房屋、设备等有形资产显得毫不重要。不正视这一事实，而仍将人才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的资产形态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环境相背离的。
2、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
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基本观点下，包括人才智力资源在内的许多经济现象都无法在会计上得到反映。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人才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与此相关的会计学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人力资源会计学日益受到重视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两大基本内容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但是，受基本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局限和影响，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和产出价值的计价等问题。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试图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人们低估企业价值，但由于不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存在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因而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溶为一体，始终游离于财务会计体系之外，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
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确认和计量的研究，这势必对现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
传统的会计工作主要是会计人员运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手段，对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存储和检索，最后输出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和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的经济信息。
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经济业务数据的日常处理占用了会计人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的普及和成熟，会计人员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帐凭证、登记总帐和明细帐、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以及在必要时查询凭证数据等工作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在客观上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的、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参与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使会计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经济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确立会议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广大会计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具备相关的信息处理知识、管理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增强参与经营、参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2、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稳步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认为会计电算化将会继续向下列方向发展：
（1）由单项处理向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电算化会计核算系统多数是一些单项的数据处理系统，如帐务处理系统、工资核算系统、材料物资核算系统等。但是，随着电算化应用的成熟和总体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单项或独立的多项电算化应用已不能满足企业单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单项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能独立进行数据处理，又能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
（2）由单机应用向计算机网络应用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单位的会计电算化是采用单机处理，随着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独立的单机应用不能满足信息处理和使用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采用计算机网络。Internet更是加快了计算机网络化的进程。
（3）由单纯的会计核算向管理会计应用方向发展
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部分。目前我国的电算化会计系统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数据体系与财务会计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侧重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因此其处理方法与财务会计有所不同。
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使用了更多的数学模型和方法。显然，计算机不仅仅能完整财务会计的各项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预测、分析和辅助决策等各项管理会计的工作。
事实上，随着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会计信息系统应同时具备分析、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责任评价等功能，即朝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方向发展。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还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系统在预测、分析、决策工作中的应用是今后会计电算化发展的方向这一。各种类型的专家系统可望为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诸如会计工作法律法规咨询、成本分析与控制、产品结构、市场分析与营销策略等多方面的帮助。
3、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更加强调科学性和
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传统会议在确定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标准时，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之间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债券摊销方法，虽然实际利率法比直线法更科学，便后者更为简便，因而实务中一般选择直线法。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会计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计算的繁简程度已不再成为评价一个会计方法是否应该采用的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4、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
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以便作出相应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职责之所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业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对于目前比较复杂的物价变动条件下的会计信息，提供起来也将极为方便。
5、会计组织的弱化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加强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技术的提高，目前由会计人员输入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将改由业务人员直接输入，并由计算机自动处理，这将大大提高会计核算工作效率，节省核算时间，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舞弊的手段也会越来越隐蔽。因此，为减少各种弊端，会计的内部控制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内部审计机构将得到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6、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要更为迫切
前面讲到，知识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会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阻碍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和统一。目前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在着手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但无论从规范强度还是从规范范围，都是不够的，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冲击
由于知识经济带来会计环境的变化，因而对环境所决定的会计理论也产生极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1、对会计目标的冲击。对财务会计目标的认识；不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经营责任观”，都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并未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情况。会计目标的确定，应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为矢的。
美国AICPA的企业报告特别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题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的综合报告中认为，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对企业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及其权益性证券做出判断;债权人的主要目标是评价一个企业承担与当期或未来债务或其他金融工具有关的义务的能力。从他们的目标出发，信息使用者要逐个分析有不同机会和风险的企业分部，掌握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着眼于企业未来，掌握管理部门意图，要求企业报告信息相对可靠，了解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的业绩，及时了解影响企业的重大变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对这些方面的要求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对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信息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因而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使用者对企业资本、物质等财务资源的增长和创造的兴趣，也要满足他们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信息需求。
2、对历史成本原则的冲击。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历史成本原则将会对不断涌现的新的会记事项感到束手无策。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历史成本原则已经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知识资本作为企业资本源泉，以知识创新作为其发展动力。对知识资本的计价，按照传统计价原则，可能只是几本书的价钱，或是委托培养费以及其他各种取得知识的可证明的实际支出，这无疑会极大歪曲知识资本的价值。
3、对资产概念的冲击。资产是一个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计量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企业的经济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指物质或财务资源，通常表现为有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两部分构成，其中人力资源是知识的载体；知识通过人的积累、运用、创新而发挥作用，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源泉和动力。把人力资源和知识纳入企业资产的范围，无疑是对会计观念的重大挑战，它意味着传统的资产概念将被赋予新的含义。资产范围的扩展，将为会计的核心问题之一——资产计价带来新的课题。
四、知识经济要求会计创新
面对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迎接时代的挑战，认真研究会计的科学框架、进行会计创新，以满足信息经济时代使用者对会计的新要求。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好会记创新工作：
1、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现有的会计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势下，它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会计目标、会计观念、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体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与知识经济格格不入的倾向。
例如自创商誉在传统的会记系统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知识创新而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加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会成为一种较普遍现象。而且企业的合并或解体也会经常发生，如不在市场交易前确定自创商誉价值，那么在市场交易时的价值确定就会显得“离谱”。
会计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对会计模式的各个组成要素赋予新的涵义。
2、研究和引入新的计量手段。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会计计量重心要从财务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会计计量问题。传统的计量手段已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因而在计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变化。在会计系统中引入多重计量手段，因不同会计事项性质而选择不同计量手段，似是一条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社会由五彩缤纷的事物组成，强调独一无二的计量手段，只能使会计陷入困境。
3、尽快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经济理论、会计理论以及会计计量等一些“”问题，它仍然未登入财务会计大堂。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劳动主体是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的知识价值如何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是该时代财务会计的重要内容。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知识资本的时间、空间范围将比财务资本要宽广得多，财务会计要跟上这种要求，就必须拓宽自己视野，把知识资本延伸到企业外部范围的内容都纳入核算的范围（如环境报告等），才符合知识经济的要求。
4、变革财务报告。现行的财务报告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可确认，而在其他财务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不予确认。美国学者韦尔曼针对这种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个彩色模式（colourmode）。
所谓彩色模式是将财务报告的内容分为5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即符合可定义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计量性的传统的会计报表内容；第二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可定性、相关性和可计量性的事项（例如自创商誉等）；第三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计量性的事项（如顾客满意程度等）；第四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靠性和计量性的事项（如风险等）；第五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的事项（如知识资本等）。按照彩色模式，可以较全面地报告与企业相关的各类信息，从传统财务报告的墨守成规中“解套”，较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对会计的要求。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1.浅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总体思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格局的逐渐铺开，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诸多产业项目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新科技、新工艺、新管理模式的促动下，以及在体制改革的推进下，其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及其发展仍不够成熟，需要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断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并建立其独立的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国家农业经济发展依赖其自身的管理体制建设与适度改革。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强势格局的显露出来，国家整体经济环境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改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给我国各行各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农业始终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必须持续性推进的核心产业，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行业特点来看，农业既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又是一项基础产业，关乎到民生以及国力。可见，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属大势所趋。事实上，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其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不容小觑，在改革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需要依据国家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3.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延伸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改革步伐的加快，而且，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我国农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高效的管理措施，来保障农业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在实践管理中，要正视农业生产在我国整体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农业生产及管理的重视程度，从而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落实各项基础的农业生产环节。同时，还需要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在原有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逐渐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渗透其中，强化农业集约型生产管理的总体效能，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挥出应有的管理作用。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1.改革并实施管理体制，强化农业经济管理的独立性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未来规划中，管理体系的运行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其剔除了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当中存在政府职能干预的部分内容，从而强化了在实际工作中的组织地位，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协调之下，逐步增强农村农业产业项目的实际生产效能，形成农业经济管理的市场化调整机制，有利于农业体系当中资本的流通，促进农业发展。
2.将多种农业经济形式与农业改革相契合，构建符合时展的农业科技服务框架。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而言，将科技兴农、服务兴农等多种管理体制与实际产业项目相整合，鼓励多渠道发展农业经济，令其在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之下，积极引导国家非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具体的情况来看，科技手段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融合，对于该领域改革来说十分关键，尤其是诸多规模化农业生产项目的执行，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及其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基地，都陆续引入了带有服务职能的项目，以及启动了相关的配套机制，从而激发出农业经济管理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实质上，这就是目前所能实际操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有效策略，在执行的过程中，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启示。
三、结束语
摘要：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对提高银行的经济效益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充分认识和肯定其增值功能，并积极开发利用。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遵循管理三大环节中能够为银行整体价值的提升提供持续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功能；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增值型内部审计
1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内涵
增值即为增加价值。增加价值：“组织的存在，是为其所有者、其他利益关系方、客户和顾客创造价值或谋取利益”。增值型内部审计，即能为组织增加价值的内部审计。增值型内部审计并不是新生的一种审计类型，它是内部审计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和以前的内部审计没有严格的分水岭。
增值型阶段是现代内部审计的一个革新性阶段，它是内部审计的一次重大变革。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审计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审计人员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而且更要善于解决问题，并积极向管理当局推销自己的内部审计产品；在这个发展阶段，审计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广泛采取“参与性”的审计策略，被审计人员参与到内部审计中来，强调与被审计人员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在这个发展阶段，审计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一致，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就是内部审计的目标；在这个发展阶段，内部审计关注的焦点就是组织的风险，识别、防范、降低组织风险就是它自始自终的使命；在这个发展阶段，内部审计的目的就为组织增加价值，为组织增加价值就是内部审计自身存在的价值。那么增值型内部审计和传统内部审计在价值增值有什么区别呢？增值型内部审计和传统内部审计在价值增值不同的是：
（1）过去传统的内部审计不注重为组织增加价值，它开展的许多活动相对于增值型内部审计来讲是不增值，或者虽然增值，但由于所耗费的资源和成本大于增值所带来的价值，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是不增值的。而增值型内部审计全面转变审计观念，不增值的审计业务尽量少做，能增值的传统审计业务尽量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成本，重点在大力拓展高增值的审计业务。
（2）传统的内部审计部门是一个资源消耗者，是一个费用中心，它不直接给组织增加价值。而增值型内部审计是一个价值增值者，是一个利润中心。它在消耗资源的同时，通过给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直接给组织增加价值。
（3）过去传统的内部审计为组织间接增加价值的事实往往受到忽视。人们的计量记录只有内部审计花出去的钱，由于其只是一个费用中心，不计量收入。而增值型内部审计有所不同，由于其是一个利润，成本的耗费有记录，为组织增加的价值也因该有衡量和记录。
2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性的分析
银行管理的基本目的是使银行的资本市场价值增加达到最优化水平。但是银行报表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却是按照所谓账面价值计算的。因此，充分与准确地估计银行的市场价值是客观评价银行管理的依据。如果某家银行的股票在有效运行的股票市场上市，并且交易非常活跃，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市场价值。就账面价值而言，银行的账面资产等于银行的账面负债（）与银行的账面价值（）之和：．就银行市场价值而言，银行的市场资产加上银行的无形资产等于市场净值与银行的市场负债之和．银行的的无形资产包括存款保险的价值，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银行的注册价值以及其他的非账面资产。因此以市场价值计算的银行价值为：
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银行在账面上其净值为负数，但以市场市场价值计算，其净值为正数；或者说，银行的无形资产往往可以抵消银行净值的账面价值。
在很多情况下，银行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银行账面（）与市场价值（差距时，该银行存在所谓的隐藏资本或未入账资本，银行隐藏资本由两个来源：银行账面资产和市场资产的差距，银行资产负债表外项目。这就时1990年凯恩和尤兰尔使用了一个简便的计量公式来测量银行的隐藏资本，这一公式被称为统计学的市场价值核算模式（）。即：市场价值（）银行账面（＝隐藏资本。
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实际就是隐藏资本的最大化，而隐藏资本包括无形资产和未入账资本，提高隐藏资本的价值就要提高商业银行在公众心目的价值和对未入账资本的风险管理。未入账资本主要是表外业务，所以商业银行应加强表外业务的监管。
提高隐藏资本价值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内部审计活动的开展，促进商业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防范风险。良好的公司治理、健全的风险管理系统和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公众心目中形象和减少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从而增加收益。这和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定义关于内部审计的增值作用是一致的。
3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领域的增值途径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主题主要是两个方面，即控制的有效性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以下几方面为：评估控制环境，对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测试；评价管理层执行控制过程的有效性；对风险控制系统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对管理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评价；执行审计委员会的欺诈分析和特别调查；对高层基调进行独立评价。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公司治理作用除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这些“硬控制”之外，还涉及到组织的“软控制”，也就是组织的“高层基调”。在这里着重讨论内部审计如何评价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软控制”。
3．1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结构
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中，管理层执行风险和控制的措施，并向董事会报告其工作状况，董事会为了证实管理层报告的真实性，授权审计委员会对其进行验证，审计委员会利用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职能对管理层的风险、控制的管理与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证实，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将检查、证实的情况向审计委员会报告。这样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对风险管理系统和控制系统进行充分的监控，对它们的监控直接有助于组织达成其目标。
3．2内部审计与审计委员会
近年来，针对改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立法和建议提高了审计委员会的地位，巴林银行倒闭后，对审计委员会的重视将会继续加重，同时对审计委员会的期望也会日益上升。正如美国国家公司董事联合会指出，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角色，审计委员会是确保财务报告和控制信息质量以及风险管理和识别的重要因素。内部审计是审计委员会进行公司治理直接工具。
3．3内部审计与管理层
管理层是公司治理的主要力量，管理层设定高层基调处理组织的日常经营事务，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部审计为管理层提供各种验证和咨询服务，同时又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工具，对被治理的对象管理层的控制与风险管理业绩进行验证。这使得管理层也很需要内部审计对自身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业绩进行验证，使之以内部审计的验证报告为依据对信息真实性提供个人保证。内部审计的验证服务直接关系到高级管理层就上述责任承担的风险大小，所以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验证服务与管理层的利益是一致的。验证服务是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共同需要的，而且，内部审计师为管理层提供许多增值服务，它只不过是作为顾问和咨询者的身份，并没有参与决策，决策仍然由管理层来执行。
3．4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合作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的合作对提高验证信息的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内部审计师可以通过有关商业过程和活动，以及对组织面临风险的深入了解，来帮助外部审计师有效地进行财务报告的鉴证，而且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共享风险分析的信息。
4商银行内部审计增值功能的具体措施
4．1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提供增值服务
（1）评价治理环境。好的治理环境为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提供了文化、结构和政策基础，直接关系到治理的效率。内部审计通过评价总体治理结构和政策、评价治理道德、评价审计委员会的活动、评价风险管理结构与政策、评价内部审计的组织与结构等措施，以达到优化公司治理环境的目的。
（2）评价治理过程。治理过程是支持治理环境的具体活动，内部审计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措施是：评价舞弊控制和沟通过程、评价薪酬政策及其相关过程。评价财务治理过程、评价与战略规划和决策相关的治理活动、评价治理业绩盼计量。
（3）评价治理程序。治理程序是关系到治理过程效率的至关重要的步骤和实践，它是利用评价内外部治理报告程序、评价提升和追踪治理问题的程序、评价治理的改变和学习程序、评价支持治理的软件和技术等手段来达到优化治理程序的目的。
4．2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提供增值服务
国外最新研究认为，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是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功能的新内容。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中，内部审计可通过提供鉴证和咨询服务来增加组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部审计师可通过评价风险管理过程、评价关键风险的报告、检查关键风险的管理等措施，就公司风险管理活动的效率向董事会提供客观的建议，促使关键的经营风险得到恰当的管理，确保企的内部控制系统得以有效运行；另一方面，内部审计师可以通过为风险的鉴别和评价提供便利、指导制定应对的风险管理措施、协调企业风险管理活动、强化对风险的报告、维持和开发适合银行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协调制定有待董事会批准的风险管理战略措施等，更好地为风险管理提供咨询服务。
近年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以“参与风险管理，提供独立评价和建议”为内部审计重新定位，并写进了公司内部审计章程。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将其参与风险管理明确写入内部审计章程，以有利于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提供独立的评价和建议，有效发挥内部审计划于风险的控制作用，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但是，为确保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受损害，内部审计师要注意不能设置风险偏好和对风险管理过程施加影响，不能代为决定风险应对措施，也不能按管理者的意图执行风险应对措施和承担风险管理的责任。
4．3在商业银行遵循管理方面提供增值服务
所谓遵循管理，指的是在各部门及雇员遵守法律法规、银行发展战略以及内部规章制度方面的管理。合规性、遵循性审计是内部审计的传统职能，在这里无需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内部审计在保证商业银行按所设定的目标经营，确保遵守银行内部的政策和程序，忠实于对利益相关者的承诺等方面具有效率评价和持续监测作用。
必须认识到，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遵循管理中提供的增值服务，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风险管理的实施要以遵从和遵守为基础，良好的遵从、遵守可帮助风险管理的实施；公司治理围绕着风险管理和遵从、遵守而展开。把这三者进行有效地整合将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增值功能、实现增值目标提供更大的空间。而内部审计通过深入参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遵循管理。可以达到促进完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持续支持和保障组织整体价值提高的目标，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内部审计自身价值的提升。
参考文献
1肖元真．新世纪全球科技与经济发展大趋势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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