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6 09: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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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自治运动；社会结构；商业化
现代法治起源于西方。作为还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要深刻认识现代法治社会生成规律就必须追溯现代法治生成的源头，来挖掘其中具有规律性的共性。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方法治社会生成的历史梳理来进一步挖掘其中的规律，为中国现代法制转型提供借鉴。
一、中世纪商业复兴到城市自治运动的出现
西欧地区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多元权力景观，威权粉碎为其政治特征的。从封建社会到西欧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全面发展，中间经历几个重要阶段。
首先，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世纪，西欧进入到中世纪。七世纪开始，地中海商业受到阿拉伯帝国扩张，迅速衰落，到八世纪末以后，西欧已退回到一种纯粹的农业状态。[1]到了九世纪西欧封建制得到确立。这时，西欧出现了独特地多元权力景观：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使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有了自主发展的机会，教权与皇权分离了。新建的蛮族王国王权式微，文化低下，急需教会的支持和正名，而基督教的普世性和教会影响力覆盖原罗马帝国版图，因此可以跨越多蛮族王国，建立起庞大的教会体系，成为宗教，经济、政治、军事的混合体，[2]更是因文化的优势，教会垄断了西欧的精神生产。王权和教权并存分立，有时甚至凌驾王权之上，是独特的历史现象。
西欧的封建制的确立，由于层层封建，威权粉碎，公共权威衰微，形成一批有势力的贵族集团，贵族本人成为行使公共权威的真正领主。这样“王座只保留了一个空洞的宗主地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而国王被缩成一个阴影而已。”[3]领主与附庸的关系以相互义务的契约为基础。这样，王权、教权之外又出现了一个贵族权。
这是一个多元权力景观。每一种权力都可以拥有一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有着一定竞争性。
在这个权力架构背景下，西欧确立了封建农庄经济，商业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态。商业组织、技术和规则的可能因此而停滞。万幸的是在这种时代，威尼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威尼斯是意大利的较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它是由被蛮族驱赶出家园的难民在海沼之中建立的城市。该城无土可耕，唯有以渔盐之利，发展贸易，且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限制，经商遂成这一城市的生产方式，资本因而愈做愈大。
从9世纪来，威尼斯与非洲和叙利亚建立起的商业关系，即使教皇禁止的铁器、木材也被输入到伊斯兰教区，贩奴贸易也照干不误。[4]该城市市民的社会差别完全由财产决定，形成了商人阶级。[5]这的确是中世纪欧洲的少有亮点。威尼斯虽不是各种商业技术的创始人，但却是综合吸收各项商业技术并予以改进的人。“股券”和“复式簿记”都为其吸收。[6]威尼斯的商业承上启下，对中世纪的商业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也正因此西欧商业技术能得以持续增进、商业规则能持续发展。
如果说威尼斯只是僻处海疆一隅，影响力有限。紧接着一个关键性环节出现。十世纪下半叶，翻山越岭的商人为安全之计，寻求城堡的保护，并在旧城堡日益拥挤的情况下，又在附近建造新城堡。这种城堡最初均为商人，随后工匠们也住进来了。新城堡使旧城堡失色，这样原指旧城堡的人的“市民”一词被引伸至新城堡的居民――“商埠人”。[7]他们形成了一个基本脱撤离土地的阶级。乡村工业转入城市工业，使工业获得了日益发展。这样，在分裂的，多元权力景观、背景的西欧大陆，市民阶级开始形成。
新的生产关系必须获得一个发展空间，能够足够成长，创制符合他们的法制和精神。最迟在十一世纪初，萌芽商法产生了。这是商业活动的一些惯例，但却在当时法院中无法接受，商人们为此成立了商人法庭。注意：能允许商人自己成规模的创制自己的法制，这是商人获得发展空间的关键。现代法治，简而言之，就是平等主体之间进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而商业的本质也就是平等主体的交换关系。以这种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反映就是现代法治的体现。商品经济究其本质而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发生的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的持续增进。创制符合自己实情并能让自己利益得以维护、获得长期发展，这乃是一种富有效率的生产关系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个关系最佳的表现就是中立司法和商人自己创制。借助这一平台，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才得以发展。商人把注意力逐渐集中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来。
城市自治运动逐渐展开。城市市民阶级以其在城市中举足轻重地地位取得了司法自治和行政自治权。世俗的诸侯对城市采取了一种亲善的态度，因为这能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教会则竭立反对城市运动。城市自治继续发展，它们相继获得特许状，制订自己特有城市的法律，自我管理，并在特许状和在此基础上的集体宣誓的方式构成民主管理景观。自治中的城市就仿佛是自由市民的契约社会。据1151年的《圣康坦建城章程》的记载，市民以宣誓方式宣称：“遵守共同的准则、服从共同的权力、维护共同的防务。”[8]以后的社会契约论在启蒙时期被一再宣扬，只不过是这种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这一城市自治运动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城市自治使法律成为市民共同意志的产物，促使市民自觉遵守自己参与制造的法律，依靠法律程序解决纠纷，而不是依靠与权力远近关系或者自上而下的权力意志来解决纠纷，这为法治社会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行为习惯基础，并促使人们进一步关注规则的制定，而不是执政集团的更替，从而摆脱人治的状态。
2.城市法律的立宪性特征为运动的到来进行了预演实践，而立宪主义、契约社会的思想也在其中酝酿着。
3.中世纪城市法确立的理性、社团资格权利平等、参与立法、客观司法程序等原则与理念，都与近代西方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的一些结构特征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是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的源头之一。
4.城市自治为市民阶级进一步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为城市市民阶极向近代市民阶级的转化埋下了伏笔。
二、从近代市民社会形成到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和近代法律形式主义运动
作为城市自治运动的结果，西欧封建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力量：城市市民阶级。在贵族、教权、王权之外又新添了一个力量。城市市民阶级随着商业的增长，越来越不满足自身城市的狭隘，希望清除市场壁垒，建立统一规划，维护社会安全，保护贸易自由等等之类。这一切既非孤立的城市市民阶级独立能完成的，又非贵族和教会能办到，王权就成了唯一选择。“国王与市民阶层―在英国、法兰西及其他国家―这种结合，井然有序地促进了贸易，而双方互利。”[9]历史表明，欧洲王权的增长，极大程度上是新兴市民阶级支持的结果。这样，王权迅速增长并朝民族君主国发展。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庄园经济，使贵族出现了分化，许多贵族本身就成市民的一员。这更有利于王权的集中并战胜封建割剧势力。
这样，民族君主国开始出现，王权成了国家公共权力。而城市市民阶级则成为了国家资产阶级，近代市民社会走向成熟。
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法律形式主义运动也得到持续发展 。11、12世纪西欧商业资本主义不断扩展，零星地商业惯例已无法满足商业活动，出于利益计算，商人集团特别关注经济活动的安全性、可计算性，关注商业活动的安全保障，而法律的功能使法律受到商人集团的青睐，韦伯正确指出，城市市民就是用市民的法律意识来谋求他们的军事和税收利益的。[10]通过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成为商人们的共同心声。实际上，在西欧多元权力和城市自治的背景下，那种企图贿买行政权力的、共同渔利的方法根本行不通。只有法律才能为形式平等的商人接受。但是，商人集团需要的是适宜自身情况的商法。泰格和利维在其专著《法律与资本义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十一世纪专业法律人员和适应商人需要的法律进入意大利，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而作为最具有商业精神的罗马法最初也是沿着贸易路线产生。哈罗德・丁・伯尔曼也认为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但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经过意大利各地市的实际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伯尔曼甚至肯定地认为商法最初主要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11]在这种条件下“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 [12]威尼斯作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并记录。商事争议也可由商业法庭依法而断，律师则提供各项法律服务。“可计算的法治系统”在威尼斯已然成形。[13]可见形式理性的法律和文化是西欧商业文明长期累积的结果。商法硬是由商人集团主要凭自身努力酝酿而出了。这种在商人集团内部逐步发展起来的商事规则惯例汇集而成的法律体系具有：规范的客观性、准确性和专门性，适用的普遍性、统一性所显示的跨国特征以及对权利的互惠性原则的注重。[14]总之；新的商法作为商业活动精神和要求的体现，只是再次表明商业运动的历史力量。
与此同时，罗马法获得复兴。当然教会作为中世纪知识垄断者对罗马法的系统整理以及教会法体系向罗马法靠近，强调理性和良心，使得法律也导向理性形式主义，形成了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诉讼程序，在欧洲大陆引起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治增添了积极力量。
此外，各城市大学将法律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法律形式主义运动提供了法理养分。同样重要地是，法学家阶层和职业法律阶层在研究和实践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开始形成。律师受商人阶层托请，去营造新诉讼程序，策动法律合理化发展，[15]在法律合理化之时也对法律形式主义运动进一步体现市场经济的平等、契约自由、私权神圣等精神提供了帮助。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商业力量，教会主导的法律形式主义完全可能体现另一种精神。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新生的市民阶级营造了适宜他们的精神世界，它们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集，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受，也强化了罗马法中的私法精神，并为市民阶级的法律意识和观念中注入了人文精神和理性因素。
这一切合力作用加速了西方近代法律形式主义发展，并为市民社会改造国家奠定了基础。
王权曾经因与市民阶级的结盟而获得张扬，现在市民阶级在民族君主国扶养下已成长为资产阶级，已不能容忍王权的恣意了，公权力为谁服务以及权力和权利的分野问题被提出。社会契约论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方案被启蒙者一再宣扬。要在国家范围内彻底实行法律形式主义，使法律成为社会的最高权威，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最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予以完成，但这不过是一连串演化的结果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形式主义运动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英国普通法的繁锁和形式主义成为英国人抵制专制权力肆虐的武器。1600年以后普通法律师与商人结盟开展了限制王权的司法改革斗争，“确立大陪审团、重申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 [16]等新的合理化诉讼程序为市社会权利平等保护，限制公权力恣意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在大陆国家，法律形式主义与罗马法复兴结合在一起。古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严谨的法律体系和逻辑分析以及对商品活动的高度法律抽象成为大陆国家商人集团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社会的商业化产生了市民阶级，而商业交易的本质使市民阶级选择了法律，而且是形式理性的法律，以保证行为的可计算性。“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由于他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7]”
从这一过程看，社会结构的商业化发展需要一个足够发展空间和时间。社会商业化是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前提，而法制现代化则为社会商业化持续增进，最终使社会由封建体制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体制提供了必要保证。而工业革命则是生产力在适宜的生产关系中得以飞跃的结果。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商业化和法制现代化的关联关系。正是在社会商业化和法制现代化关联互动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社会。这是西方现代化合理的历史结论。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商业化程度对现代法制转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现代法制又是保证社会商业代突破传统体制的必要条件。传统社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适宜商业化，是决定该国法制现代化的根本因素。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商业转型，法制现代化则很难做到名实相符。而如果抽去了现代法制的市场精神、商业内容，那么这样的法制还能被认为属于“现代”的吗？因此法制现代化的成败关键在于现代法治的本土根基的构筑。社会结构的商业转型、支撑现代法治的民众力量则是现代法制的本土根基。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变革概念，是生产方式、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发生史无前例地飞跃的变革过程。社会结构的商业化是生产关系层面的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是的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就生产力层面现而言的，三者互有关联。一个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否适于商业转型，是决定该社会现代化难度的关键因素；法制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伴随着特定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以社会商业化、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固有的法制系统向以形式合理性为精神向导，体现市场经济价值追求的法制系统的转换过程。其基本功能在于保证社会商业化、工业化过程的顺利进行。一般说来，一国的法制是以法的形式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秩序的总的确认。离开了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秩序，侈谈法制是一种荒谬和妄想。法制现代化也是如此。它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法制系统。因此，对于象中国这样外源型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应更加注重现代法治本土根基的构筑以免使法制现代化浮于表面，名不副实。其次，现代化是一个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运动过程。现代化是世界的，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多地国家，不管愿不愿意都被纳入这一进程；以货币为纽带的全球商业化挟大工业、高科技之势令非现代国家无法抗拒。现代工商文明已突破地域界限， 不再象古文明深受地域限制从而只能是地域性文明。工商文明可以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虽然最终的表现形式不同。各国或地区的现代化起点即内、外部条件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民族特色。这种条件，不仅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背景，更是指传统社会结构对于工商文明的容纳度。这决定了该社会转型的模式和难易、快慢程度。法制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页。
[2]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中）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页。
[3] [美]詹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耽淡如，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页。
[4] [5] 参见[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16页。
[6] 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第81页。
[7][8]分别参见[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一章、第39、48页。
[9] [英]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混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10] 转引自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第175页。
[11] [13]参见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十一章。
[12] [14]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83、84页
[15] 参见[英]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119和155页
[16][英]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56～257页
[17][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按照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解决群从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周密防范，齐抓共管，切实加强治安防范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提升人民群众对治安状况的满意率，进一步把平安创建活动引向深入，为创建平安石桥，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二、目标任务
建立健全群防群治长效工作机制，达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
三、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不断增强做好群防群治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各村、各单位要从维护全镇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局出发，把群防群治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来抓，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感和群众意识，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周密布署，认真实施。一是要明确组织体系，将群防群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定期研究解决群防群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加强各种治安防范力量建设，将必要经费纳入预算；二是严格责任机制，建立健全防范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确保群防群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二）建章立制，多措半举，健全群防群治工作长效机制。
群防群治贵在坚持，实际工作中，要坚持打防并举，以防为主，标本兼治的工作方针，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在全镇范围内实行镇领导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制度，认真组织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工作。一是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警务室建设和民警巡逻，保证足够警力，指导群防群治工作的组织开展，督促各村、各单位、重点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安全保卫责任制，明确防范职责和防范重点，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二是强化镇专业巡逻队伍建设，镇专业巡逻队将聘请有军事训练经验的退役军人任教官，对联防队员实行军事化、集中化管理，统一服装，严格工作纪律，坚持全天在辖区内进行巡逻，深入镇辖区各街道的每一个角落，对行踪可疑人员、车辆进行认真盘查，同时要经常深入到单位、村组督促群防群治工作开展情况，确保各种防范措施落到实处；三是各村必须建立专职巡逻打更队伍，加强巡逻力量，加大巡逻密度，深化“治安承包责任制”，根据需要在进出村庄的要道口设立治安卡点，同地要帮助组干部落实每个组的义务打更放哨，每天晚上要组织5—10户为一组进行打更放哨，并根据每个组的户数、实际情况一月进行一排班，张榜公布，做到我为群众打更放哨一晚上，大家为我打更放哨一个月。四是大力推进农村技防入户。实现以自然村为单位技防设施覆盖率达50%以上，其中电子防盗报警绳索（俗称气死贼）入户率达90%，十户联防报警器入户率达60%，并切实发挥作用，五是每个村、组都要配备必要的打更器械，配齐红袖章、巡逻棒、手电筒和巡逻号令器，并做好打更交接班工作。
（三）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大群防群治经费保障力度。一是将经费纳入预算，二是按宛龙[20__]8号文件精神，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由各单位、业主商户、住户共同出资筹集治安防范经费，三是建立群防群治基金会，接受热衷于群防群治的组织和个人的捐助，四是将群防群治工作推向市场，通过市场来调节、规范、解决经费问题。
（四）强化群防群治组织管理，完善督导奖惩运行机制。一方面镇里由综治委牵头，班子成员带队，组成4个督导组，定期、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群防群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进行评估，半年一总结，全年一总评，考核结果作为衡量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和晋级评先的重要依据，对因工作不到位，措施不落实致使辖区案件高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以及治安混乱的实行综治一票否决，并追究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在检查中发现的缺岗、脱岗的领导干部要当场兑现罚金10至20元；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有功人员要给予表彰奖励。
（五）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深入开展创建规范化治保会活动，整顿软弱涣散、没有活力的治保会，建议撤换一些不称职的治保主任或成员，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治保人员要全力推荐担任治保会领导；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各级治安保卫组织，协调落实必要的经费保障，确保治保组织做到组织健全、力量到位、运转顺畅、工作落实、作用发挥，把治保组织真正建设成为各辖区群防群治工作的主体。
四、工作要求
1、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充分利用公开信、标语、过街联、有线广播、电视、宣传车等有效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群防群治工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本次群防群治工作，各村、各单位要悬挂过街联5幅，刷写固定标语5条，张贴标语200条。
一、活动目的
（一）、为了协助百色田阳县长高小学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
（二）、发挥大学生的智慧，全面贯彻“爱心传递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宗旨，开展山区励志助教实践活动，支持山区小学，帮助和鼓励更多的热爱读书的小朋友认真学习，培养他们自立自强的信念。
（三）、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锻炼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励志大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回报社会。
（四）、促进城乡学生的交流。
二、活动主题：爱心传递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三、活动时间： 7月9日— 7月14日
四、活动地点： 田阳县玉凤镇长高小学
五、参与人数：12（老师1名 学生志愿者11名）
六、活动内容：
（一）。教学（有积极性和趣味性）：数学（趣味数学）、英语、语文、国家新闻、人物传奇、历史回顾、手语（感恩的心或其他励志歌曲）、手工制作、音乐（需要的器材：1、自备）
（二）。娱乐：武术、篮球、街舞、吉他 、笑话集、演讲表演等。
（三）。带小朋友到学校外游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组织小孩子玩游戏，培养他们团队合作精神，开展励志交流（以讲故事的形式开展）。
（四）。走进山村，和家长交流，实地调查当地孩子的上学率以及家长在孩子受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五）。自立、自强训练活动：让小朋友学会坚持不懈的精神，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念。
七。日程安排
日期
活动安排
7月9日
早上出发，下午到！准备好住宿等，以及学习当地习俗、备课、熟悉学校环境
7月10日
安排教学工作和各项娱乐活动
7月11日
带小朋友在学校外面游玩，养他们团队合作精神，开展励志交流（以讲励志故事的形式开展）自立、自强训练活动
7月12日
安排教学工作和各项娱乐活动
7月13日
走进山村，和家长交流，实地调查当地孩子的上学率以及家长在孩子受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7月14日
各项娱乐活动，下午准备回去
八。其他事项：
1.组织助教队伍学习实践地点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要求同学们尊重当地人民及当地风俗习惯。
2.加强组织纪律培训，增强同学的组织纪律观念，认识到实践活动的严肃性、重要性，要求同学们统一行动、听从指挥，对于擅自离队及其他违反纪律的同学回校后给予纪律处分。
3.布置好出发前各项任务，分头落实各项具体的方案，做好实践前的准备工作。
4.要求同学们了解走访农村注意事项及社会实践的必要知识，实践结束后每位同学作个人总结和体会，写出一份实践报告。
5.工作组做好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影像资料的收集及整理工作，制作成册；并开展暑假山区励志助教交流和报告会，同时根据情况进行表彰。
6.队员工作时应配带工作证，按作息时间工作与休息。
7.队员必须注意维护学校与社团形象，不做与身份不相符的事情。
8.队员做事要善始善终，要做就做到底，不找借口。
9.注意言行保持中立，不介入村民纠纷，不轻易许诺，但有诺必行。
10.队员要有良好的团队精神，互相帮助，团结协作，亲密配合。
11.队员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尊重当地人民，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12.今日事今日必毕，每天晚上必须进行交流和讨论，并对第二天工作进行分工安排。
十一、结语：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同学们利用所学知识帮助长高小学，帮助更多的小朋友热爱学习，积极为社会、人民服务，让同学们全方位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努力锻炼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用的当代大学生。我们将竭力提高山区励志助教活动的服务水准，努力把暑期山区励志助教建设成为爱心大本营与百色学院大学生自强社工作的一个品牌，通过社会实践，锻炼青年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山区励志助教活动把先进的文化和学术以新的形式传播到长高小学。大学生自强社开展暑期山区励志助教活动，发挥大学生的知识智力优势，开展内容丰富的活动，为贫困山区学校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注意问题：1.必须有一个人全权负责整个过程，不能出现“你教你的，我的问题”。2.教学要有积极性和趣味性，内容新颖。
3.考虑学生接受能力。
4.课堂排练，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5.需要一个负责人，负责煮饭、做菜，全权管理吃住包括采购食品的问题。
附件：
开展此次活动存在的问题：
1.小学那边不能给我们提供住宿，而且山区离城镇路途遥远。
2.去助教不知道去几天合理，我们计划天数六天，人数十二个人。
3.吃方面我们需要拿过去：大米、油或干粮等。
4.他们的教程我们没有，难以备课。
5.孩子们的情况不了解。
由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决定去实地考察！
步骤：
1.和学校的老师详谈，了解相关的教学情况，向那里老师借课本等相关学习资料。
【关键词】 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低视力患者；横断面研究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4.004
中图分类号：R7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4-0242-04
低视力指患者的双眼即使经过手术、药物等治疗和普通的屈光矫正后仍存在功能性损害，其矫正视力小于0.3 (6/18) 或视野半径小于10°，但尚有利用剩余视力做某项视觉活动的潜能者［1］。低视力分为两级：好眼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1而小于0.3者为低视力1级，好眼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05，小于0.1者为低视力2级［1］。我国1987年进行了全国性的低视力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低视力患病率为0.58%［1］。
视力的损失毫无疑问是一个负性应激源，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及采取的应对方式在应激-反应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研究表明，充足的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应对方式具有缓解挫折打击的作用，有利于心身健康［3-4］。本文调查低视力患者的心理、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并探讨了它们间的相关性，以为临床护士对低视力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2007年2~10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住院接受治疗的低视力患者。入选条件：患者双眼中好眼最佳矫正视力在0.30以下，等于或优于0.05；年满18岁，具有中文听说和理解能力，自愿参加本研究者。排除有精神病史者。共110名低视力患者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2份。其中男性61例、女性41例；年龄19~83岁，平均（58±13）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64例，高中22例，大专及以上16例；职业：农民49例，工人18例，干部16例，其他19例；患者视力范围为0.05~0.2，其中低视力1级 59人，低视力2级43人。白内障合并视网膜脉络膜病35例，白内障合并视神经萎缩10例，角膜病11 例，眼外伤 13例，结膜病17例，青光眼16例。
在我院体检者和职工家属中，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配对选取对照组。入选条件：双眼视力在1.0及以上，年满18岁，无精神病史者，具有听说和理解能力，自愿参加本研究者。共110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99份。
1.2 工具
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和视力、病因等眼科学资料。
1.2.2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5］
SCL-90能够反映精神病人和有躯体疾病病人的心理症状及严重程度，用于测量低视力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按0~4级评分，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6］
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3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好。
1.2.4应付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CSQ）［7］
该量表包括62个条目6个应对因子：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其中解决问题和求助属于成熟型的应对方式，退避、自责、幻想属于不成熟型的应对方式，合理化为混合型应对方式。每个条目以“是”（计1分）和“否”（计0分）作答。
1.3 资料收集
调查前首先取得医院的同意。培训3名眼科护士为调查员。给予所有被调查者相同的指导语。查阅病例记录后选取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征得患者的同意后进行视力检查。用国际标准视力表，在充足照明或自然光线下，遮盖一眼，分别测试患者双眼配镜后的视力。最初患者距视力表5m，当视力低于0.1时，嘱患者逐步走近视力表，按0.1×（d÷5）算出患者的视力(d为被检者看清该行的距离)。
视力检查后发放调查问卷，1小时后统一收回，并及时检查问卷填写是否完整。部分低视力患者视力差无法阅读，由调查者将问卷逐条读给被调查者听，让被调查者选择最适合他（她）的答案，由调查者记录。
1.4统计方法
对人口学资料以及SCL-90、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等采用均数、标准差和百分比进行描述。用t检验比较低视力组和对照组SCL-90、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差异,用Pearson等级相关分析方法对低视力组的SCL-90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以及应对方式各因子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2结果
2.1 两组各量表得分比较
低视力患者SCL-90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将低视力患者SCL-90各因子平均分的高低排序，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抑郁、强迫、恐怖因子、人际关系和焦虑。躯体化因子得分最高的前三项分别是头痛、恶心或胃部不舒服以及一阵阵发冷或发热；低视力患者主观支持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均低于对照组；低视力患者应对解决因子分低于对照组，而应对自责因子分高于对照组(见表1)。
2.2 低视力患者SCL-90与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低视力患者SCL-90总分及大多数因子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得分、成熟型应对呈负相关，而与不成熟型应对呈正相关（见表2）。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SCL-90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抑郁因子的平均分最高。说明低视力患者心理健康普遍较差，并且情绪反应以抑郁最严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8-11］。视力损害产生心理应激，同样对患者的躯体造成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容易出现头痛、恶心及胃部不适以及发冷发热等症状。人类90%的外部信息是通过视觉输入的，视力受损将影响患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严重的必然引起患者的心身反应［11］。因此，在一些可能影响视力的慢性眼疾病的早期，如白内障、屈光不正/弱视、沙眼、角膜病、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的早期，护理人员就应该给予患者必要的心理干预［10-11］。此外，除了眼部疾病的护理外，眼科护士还应注意患者是否有其他躯体症状，如头痛等，严重的要给予对症处理。
社会支持是个体面对应激时从外部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以及客观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亲友对低视力患者的物质和精神支持、鼓励与帮助越多，低视力患者的心理越健康。然而本研究结果表明低视力患者感觉到的社会支持，即主观支持明显低于对照组。此结果与宋锦平等人［12］的研究结果一致。社会支持是通过人际交往实现的，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低视力患者的客观支持与人际关系、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等因子呈低到中度负相关。低视力患者具有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等心理特点［10］，影响了他们的人际交往，使他们不善于觉察和寻求已有的资源和帮助，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本研究结果提示护理人员在护理低视力患者时，应注重他们的主观社会支持的情况。一方面作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减轻他们的抑郁、焦虑和人际敏感，使患者积极看待并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同时护理人员还要认识到他们也是患者社会支持的来源，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积极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
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的保护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的心理症状与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呈低度正相关，表明不成熟应对方式可能加重应激造成的心理紧张情绪，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自责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自我还要承受自责，使自尊和自信降低，减弱了控制环境的动机，干扰了其他可控制结果的学习，使无助和无望感泛化［13］。因此自责可能使患者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加剧了不良心理。
视力可以通过训练而得到提高，许多人可以通过学习而更好的使用他们的低视力，并能够在视物模糊或只能看见部分物体时而能识别出该物体或字迹。低视力患者尚保留一定的残余视功能，仍有潜力应用视力去做各项工作。如果低视力患者在确知自己将面临失明或低视力时，能够自觉应用一些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那么他就有可能够自觉进行心理调节，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重返社会。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比正常对照组更少地利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更多地应用自责等不成熟应对方式，这与国外Lee & Brennan的研究［13］结果一致。因此临床护理人员在护理低视力患者时，应注意他们的应对方式，主动发现病人消极应对措施的采用情况，说明这些措施的不良后果，尽量指导病人减少或避免采用这些不成熟的应对方式。
视力损害作为负性应激原将对患者的身心造成影响，如患者能获得充足的社会支持，应用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有可能化解应激，尽快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无论对患者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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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福利；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经济增长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Social Welfare Effect in the Open Economy
Ye Jing-yi, Chen Feng-xi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normal studies about IPP and social welfare effect in the open economy have shown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main subject of innovation, requir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nsumers of innovation, to raise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but this policy can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welfare of both themselves and the whole world. Besides, as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welfare, the respons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to the IPP of South-Country is also uncertaint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de, FDI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ll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cluding 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one important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IPR; social welfare; technology diffus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nomic growth
作者：
叶静怡(Ye Jingyi)(195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经济学博士。从事发展经济学、知识产权、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电邮：yejingyi@pku.省略，电话：13683045688，010-62754425。
陈凤仙（Chen Fengxian)(198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知识产权研究。电邮：，电话：13811085240。
作者联系方式：叶静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
一、引言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简称TRIPS）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核心议题，目前已成为WTO的三大支柱之一，它要求所有成员国或潜在的进入者都必须达到最低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它的提出源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抱怨，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通过贸易项目、贸易模式以及阻碍其技术转移等使他们蒙受巨额经济损失。长期以来，研发方面处于弱势、倚重知识产权消费国身份而非生产国身份的发展中国家，担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会牺牲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倾向于实施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推进，南北之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这种南北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诉求上的差距和矛盾越来越突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是实行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还是实行南北有异的保护强度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及世界整体福利增进？自1994年TRIPS签订以来，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本文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试图为研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与外国创新技术引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理论和实证借鉴，并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
二、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规范研究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福利
按照Nordhaus（1969）的观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赋予技术发明者和知识发现者一定垄断权，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但从长远看会促进发明者的创新积极性，带来创新激励的长期动态收益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弱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社会福利，但不利于形成长期动态的创新激励；强知识产权保护则能带来创新激励的长期动态收益和社会福利，但不利于消除技术垄断所形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社会福利的得失成为评价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全球视角看，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上的优势，是世界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主体；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处于劣势，是技术创新模仿者和引进者，同时存在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发达国家从创新主体利益角度，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保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和世界福利水平？如何在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福利得失中取得平衡？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性认识。从既有的文献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既不利于南方国家也不利于北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增进。对于南方国家，IPR保护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会增大国内企业的模仿成本，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创新产品垄断高价，从而降低南方国家的消费者剩余（Chin 和Grossman ，1990)。即使当技术扩散存在的情况下，南方国家的这种福利损失也不会改变（Helpman，1993）；对于北方国家，新技术的长期垄断可能会导致创新者减少研发投入，从而降低北方国家的创新率（Sergerstrom和Dinopoulos，1990)。
第二，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南方国家，但有利于北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增进。知识产权保护从技术发明国（北方国家）扩展到消费国（南方国家），伴随而来的是北方国家创新企业市场垄断力增加、发明国福利增加和南方国家消费品价格攀高、消费国福利损失。由于技术创新激励作用是递减的，南方国家福利下降可能大于北方国家福利增加，知识产权保护从发明国扩展到其他国家可能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总水平下降（Deardorff,1992)。
第三，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福利水平的影响不确定。主要分为三种情形：其一，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起的作用高度依赖于技术转移的路径。如果FDI是唯一技术转移途径，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产品创新率与技术转移率；如果国际贸易是唯一的技术转移路径，那么这一政策将起到相反的作用（Edwin L―C.Lai，1998)。其二，如果允许南北国家采用不同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存在技术溢出的情况下，南方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北方研发效率：当研发效率较低时，放松知识产权保护将增进南方福利，但使北方受损；当研发效率较高时，允许双方分别采用不同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使南北都获益（Zigic，1998）。其三，在FDI技术扩散分析框架下，技术差距、模仿能力、溢出效应、自主研发效率和研发投入等因素，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福利效应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按照行业特征选择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实现总体福利的最大化（易先忠、张亚斌等，2007）。
第四，允许南方国家自主选择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将会增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如果南方国家根据北方国家的保护情况采取自己的保护策略，在考虑相对市场规模、创新能力及工资率的影响后，双方福利最大化的纳什均衡解为：北方国家选择强保护，南方国家实施弱保护。诸如TRIPS等强行采取统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南方国家福利为代价使北方国家获利(Grossman和Lai, 2004)。此外，对于渴望外资及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总是有利于本国福利增进的：一方面可以促进FDI对技术密集程度低的产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对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产业进行研发投资（Naghavi，2007)。
我们对代表性文献的研究假设、分析方法、知识产权保护假定和福利变化做了简单归纳（详见表1）。
注：“――”是指原文中并未明确讨论。
（二）知识产权保护增进社会福利的传导机制：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在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南、北方国家和全球福利水平的两个最重要传导机制，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1、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快速增长，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南北国家技术创新，进而影响社会福利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具体影响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国家的创新都不利。在北方创新、南方模仿情况下，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自身模仿率，北方国家的创新率在最初虽然有所提高，但在长期均衡中，这种由创新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弥补南方国家因模仿率永久性下降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这一政策还将在长期内降低北方国家的创新率。因此，从长期看，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既不利于南方国家模仿，也不利于北方国家创新（Helpman，1993)。在南北方国家同时从事研发活动的情况下，由于一国初始的技能水平制约其技术吸收能力，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长期内可能会降低其模仿率，不利于吸引先进技术流入；同时这一政策也因抑制北方国家的技能积累过程、加剧国内工资不平等而对北方产生不利影响（Parello，2008）。
第二，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北方或南方技术创新。Mondal和Gupta（2008）在北方创新、南方模仿的框架中引入跨国劳动力流动后，发现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对北方创新率产生正向影响并推动南-北劳动力迁徙，后者又会进一步提高北方创新率。Chen和Puttitanun（2005）在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都可能从事技术创新框架下，引入南方国家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此时，南方国家将在模仿北方技术与激励内部创新之间做出权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导致模仿外国技术难度增大，但会促使南方国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长远看，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不仅有利于北方国家，而且有利于南方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2、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分为市场化扩散和非市场化扩散，前者指通过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许可等渠道实现的技术扩散，后者指技术外溢。技术扩散是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吸收、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新产品、生产率提高、成本降低、产品质量改进、或产品种类增加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通过影响技术扩散的路径，会显著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
Taylor(1993) 、Markusen(2001) 及Javorcik(2001)较早地把“OLI”理论(Dunning，1981）运用于南、北方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的分析，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lization)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产生不同影响，导致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的技术扩散路径。Taylor(1993) 假定跨国公司对创新产品的独占程度是内生的，构建了一个包含贸易及技术扩散的南北模型，考察了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企业技术扩散渠道选择影响。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弱化东道国企业的模仿威胁，强化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因此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出口。Markusen(2001)在一个包含两期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型中，通过比较FDI与技术许可发现，跨国公司在弱知识产权保护国家进行技术许可的成本很高，因为被许可人可能很快模仿、学习并创建本土企业与投资者直接进行竞争，侵蚀其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因而，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跨国公司有更强激励选择FDI，以强化其内部化优势。但在Javorcik(2001)的分析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弱知识产权保护却会使FDI受挫，原因是其增加了技术被模仿以及子公司技术人员违约的风险，导致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弱化，进而降低了在东道国的内部化优势。在面临技术被模仿的风险下，跨国公司只能不断拓宽其投资模式，例如采取合资等形式进入东道国。
与以上基于OLI理论的分析不同，Grossman和Helpman(1991) 、Glass和Saggi(2002) 、Yang和Maskus (2001)等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是影响发达国家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在产品生命周期框架下，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的技术扩散途径的影响可能不同。Grossman和Helpman(1991b)运用Vernon(1966)有关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讨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的问题。模型假定创新只发生在北方国家，北方国家每成功研发一种新产品，便同时推广到本国市场及南方国家市场。南方国家企业通过 “逆向工程”式的学习和模仿，逐渐掌握了新技术后，结合劳动力成本优势来垄断新产品的生产，迫使北方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分析表明，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将降低其模仿率，而且会引致北方国家更多劳动力转移到生产部门，使得研发部门的劳动力相对稀缺、创新成本上升，最终因创新受益的减少而使其长期创新率下降。在Grossman和Helpman(1991)看来，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创新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变，推迟技术扩散。Glass和Saggi(2002)在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中，进一步把创新、模仿和FDI内生化，讨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将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降低了跨国公司被模仿的风险，有可能促进跨国公司进行FDI；另一方面使得南方国家的模仿成本上升，需花费更多的资源进行模仿，对FDI形成挤出效应，从而减少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FDI。有关许可生产决策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如Yang和Maskus (2001)在内生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对技术许可的分析。研究表明，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减少许可技术被模仿的风险，降低北方国家的许可成本，提高北方企业获得许可租金的份额，因而有利于促进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技术许可，进而提高其创新率。
三、开放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实证研究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影响：增长效应
上述规范研究中得出的知识产权对社会福利影响的不同结论（见表1），很难从实证研究中得到直接支持，很大的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很难被量化。虽然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和福利提升，但前者是后者的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些实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福利效应的近似。我们发现，相关的实证结论是不一致的。有些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如David M. Gould, 和Willian C. Gruben( 1996) 使用95个国家1960~ 1988 年间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程度、市场结构和开放程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市场竞争程度越充分,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经济开放度越大, 知识产权保护与新知识生产关联越大。
有些研究则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该国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如Thompson和Rushing（1996)采用阈值回归方法，对112个国家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比如该样本中的人均GDP达到3400美元），知识产权保护才对其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Thompson和Rushing（1999)进一步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方法，对5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进行扩展分析。结论显示只有在相对富裕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才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继而促进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Park(1999)对不同收入的国家进行分组，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影响：贸易、FDI及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另一实证思路，是估计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贸易、FDI及技术转让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通过贸易、FDI及技术转让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都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
大部分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有利于该国吸引到更多的贸易、FDI与许可生产。但存在一定的产业差异。
国际贸易方面，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会增进国际贸易，但不同贸易品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程度有所不同。Lesser(2001)运用44个发展中国国家1998年的数据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进口量之间的关系。根据他的分析结果，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每增加1点（约10%），一国的进口将平均增加89亿美元。一些研究则进一步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如Coe, Helpman和Hoffmaister (1997)运用77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0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多种包含外国先进技术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可以促进其生产率的提高的结论。Maskus 和Penubarti(1995)等人利用1984年22个OECD国家28个制造业部门的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大国和发展中小国的制造业的出口都有积极影响。Fink等（2005）运用88个国家1989年非能源和高技术贸易的横截面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基本结论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非能源贸易，但对高技术贸易没有显著影响。
FDI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FDI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度因国家类型、行业类别而有所差异。一些研究表明国家类型的重要性，如Lee和Mansfield(1996)运用Mansfield(1994)对美国跨国公司的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与FDI流入量呈正相关关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两者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类似的，Seyoum(1996)引用27个不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专家的调查数据，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整个样本而言，三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版权、专利和商标）保护对FDI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按国家类型分类的子样本而言，只有版权对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内的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如余长林和王瑞芳（2009）利用1976―2000 年6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FDI的影响受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政策等多项东道国特征的制约。就南北国家总体而言，检验结论取决于样本分布：一些研究则表明产业类型的重要性。如Mansfield(1994)对美国六个行业的100家制造企业进行调查，概括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投资决策影响的两个特点：其一，知识产权强度对美国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因投资所在生产经营环节而异，对投资于R&D机构的影响最大，而对投资于销售和配送渠道的则无关紧要；其二，因投资所在行业而异，对投资于化工、制药和电子设备行业的影响较大，但对投资于运输设备、冶金和食品行业则影响很小。类似的，Smarzynska(2004)通过分析24个转型经济体的FDI构成，发现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阻止跨国公司在高科技行业的FDI，技术密集度越高的FDI对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依赖越大。
技术转让方面，大部分的文献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技术转让，同时会影响转让技术的质量和结构。其一，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转让量的研究表明，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使北方研发成果的流入。如Bosworth等（2000）对中国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专利法的颁布，西方国家流入中国的专利、商标以及工业设计活动显著增加。Yang等（2004)运用23个国家1985、1990和1995年度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其支付给美国企业的特许费和许可费的影响时也支持这一结论。一些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知识保护促进技术转让的机制，如Yang和Maskus（2004）将其归结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减少技术被模仿的风险，降低许可成本，从而对技术许可具有正向影响。Carsten Fink和Keith E . Maskus(2005)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其二，接受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影响技术转让的质量和结构。Farok (1980)通过研究美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许可协议样本，发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远远落后于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保护较弱。Mansfield(1994)对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影响其他国家对其进行的技术转让，尤其是对高技术企业，如化学、药品、机械等的影响更为明显。
四、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有关开放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的规范研究，多是在新古典分析框架先展开；结论比较不稳健，模型基本假设某一方面的改变都可能使结论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创新类型是垂直型还是水平型，创新过程是内生还是外生，创新主体只是北方国家还是包括了南方国家，南方国家的市场结构是竞争还是垄断，等等；在大多数理论模型中，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都将降低南方国家自身的福利水平，但这种福利损失并不一定能够“换来”北方国家及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福利水平的两个最重要传导机制，其对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也存在不确定性，只在跨国劳动力流动条件下或允许南方国家自主实施知识产权下，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才可能同时促进南北方国家的创新；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不仅影响着北方国家在贸易、FDI、技术转让等技术扩散方式上的选择，而且有可能推延技术扩散，这样既不利于北方国家创新，也不利于南方国家模仿，会对世界福利水平形成负面影响。与规范研究结论多异议性不同，有关开放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无论是基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无论横截面数据还是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比较一致，即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转让均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因一国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品、不同行业类别和技术类别而有所差异。
我们认为，可以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福利影响的研究。规范研究上，可以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跃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比较思路，从减少贫困和失业的发展思路构建理论模型，讨论发展中国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福利效应；实证上，可以首先研究一定时期内不同产业（行业）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弹性，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行业增长的差异影响，然后，结合不同国家GDP的行业贡献份额，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总收入及其所表征的社会福利的影响。整合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我们有可能从收入、贫困、就业和产业结构变迁等方面估计出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影响，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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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暴力；原因；社会工作；防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56-02
家庭暴力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各个领域的理论实践者都积极投身到这个影响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的研究中。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专业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型学科，提供了解决家庭暴力的新视角。
一、家庭暴力概念简析
无论在文学影视作品还是人们的印象中，家应该永远是那个让人感到温情和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但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它不仅破坏家庭，伤害家庭成员，也阻碍了人类文明进步。我国每年的解体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而百分之九十的受害者是女性。
由于人们的认识程度、社会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研究角度及侧重点不同，至今仍没有形成对家庭暴力公认的标准。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1]，可分为四类：身体暴力、言语暴力、经济暴力和性暴力。（本文仅指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已成为困扰全球实现男女平等和各个家庭实现和睦稳定的重大障碍之一[2]。
二、家庭暴力原因分析
（一）封建男尊女卑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思想根源
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女性是男性的私有财产甚至奴隶，丈夫可以对妻子为所欲为。“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3]，打老婆是丈夫的权利，女性地位极为低下，任凭男性操控却不能反抗。
（二）经济收入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根源
经济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往往成为发泄的对象，且百分之九十是女性。一方面，很多女性不够独立自强，委身于丈夫[4]，对丈夫百依百顺，有了委屈也不敢说。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女性在就业上遭受各种歧视，经济地位相对低下。遭遇家庭暴力时，她们首先不是寻求法律保护，而是认为自己没工作或工资低，靠男人养活，底气不足，一味隐忍迁就，助长了施暴者的戾气。
（三）成长环境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隐性原因
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行为可追溯到幼时，那时直接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的人，成年后有可能成为施暴者。受家庭成员施暴的影响，使他们认为暴力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有效方法，却不知除了殴打和谩骂外还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沟通。
（四）法律不完善是家庭暴力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目前关于家庭暴力事件的处理和制裁在法律中并没有具体明确规定，缺少对受害者的法律保护机制，而且很多人认为，家庭暴力是一个家庭的私事，法律工作者应该少干预。可见，法律不完善，家庭暴力的处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执法不严，家庭暴力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社会起不到应有的告诫作用。
（五）受暴者的心理纵容让家庭暴力事件不断恶化
遭受家庭暴力后，很多人往往忍气吞声，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使家庭暴力存在很大的隐蔽性。一些受害者即使求助了，也只希望施暴者受到思想教育，不愿对方受到严厉制裁，这明显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
（六）心理辅导机制的缺失是家庭暴力恶化的内在因素
我国目前心理辅导涉及家庭暴力这一领域还比较少，一是缺少专业性的心理人员和辅导机构，二是不论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没有寻求心理咨询的意识。殊不知，心理疏导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他们的心理障碍，认清各自存在的不足，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三、社会工作视角介入家庭暴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社会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应用学科，其介入家庭暴力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家庭暴力的危害性
其一，家庭暴力严重伤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受暴者不仅遭受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上也受到摧残，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甚至会出现精神疾病。其二，家庭暴力破坏了子女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氛围，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耳濡目染家庭暴力的成员长大后很可能成为新的暴力实施者。其三，家庭暴力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后，很多人选择自杀、凶杀或恶意杀害他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遭遇，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传统的家庭暴力处理手段存在很大缺陷
一方面，很多人遭遇家庭暴力后，不是忍气吞声就是态度温和，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另一方面，目前缺少完善的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体系，施暴者气焰嚣张；另外，社会救助机构和资源没有为受害者提供必要倾斜，受害者往往求助无门，迷茫困惑。
（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家庭暴力的优势
首先，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自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服务活动，家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长期遭受身体、心理和社会压力，显然属于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其次，保密与案主自决的社会工作伦理符合受害者的心理要求，不仅保护了案主隐私，也使他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三，社会工作有一套科学的方法体系，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构成的方法体系可以有效缓解家庭暴力问题，帮助服务对象更好地生活和发展。
四、社会工作视野下家庭暴力的防治
从社会工作视角防治和解决家庭暴力，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点。
（一）个案工作介入
关键词：人本主义德育 高校 核心价值观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17.025
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是当代西方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德育学说。它脱胎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结合道德教育实践阐发的一系列教育见解。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是重视人的本性、动机、潜能、经验以及价值的心理学研究，代表人物有卡尔・罗杰斯，戈登・奥尔波特，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人本主义德育模式对我国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很有启迪意义。
1 重视人的自我发展与健康人格的价值追求
人本主义德育理论注重人的内在价值，主张人性向善，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注重人性潜能的发掘。“自我实现”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最核心概念。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原为哲学和伦理学中的概念。在哲学上主要指实现人自己的本质;在伦理学上则主要指人的德行在个人行为中的实现，以达到“内在的我”与外在事物的完美统一。最早自我实现概念是由德国医生哥尔德斯坦在他的《机体论》中提出的。在此基础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各自都提出了自我实现理论。马斯洛自我实现心理学是由人性观（性善论）、价值观（潜能论）和动力观（动机论）三大理论支柱。性善论说明人性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乐观的;潜能论说明人的价值是内在的、固有的、有倾向的;动机论则说明人的活动是有追求的、有动因的并有内驱力的。三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的直接基础是他的动机理论。他把人类需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本需要，指个体不可缺少的普遍的生理和社会需要;一类是成长需要，指由个体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趋向所激励的需要。他认为如果人的生理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更高一级需要将会起主导作用，作为主要动机支配人的行为。马斯洛为了揭示这种自我实现的机制，把人的需要自下而上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他又增加了认知和审美两种需要，将这两种需要安插在尊重需要之后，自我实现需要之前。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某些需要的先后顺序会出现逆转，几种需要会同时起作用。自我实现在马斯洛看来就是完满人性的充分实现。罗杰斯提出了人类有机体最基本的动机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倾向不仅是人类所具有的本性，在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上，是一切生物都具备的基本倾向，是最能体现生命本质的生物特性，人的各种不同需要的满足也是自我实现需要的部分满足。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知觉世界，自我概念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个体直接的机体经验，另一方面取决于别人的评价，所以说一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直觉、态度等实际上是一个人自己的集体经验和别人对他的行为评价相结合的产物。自我概念直接影响个人对世界和自己行为的认知。一个人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越接近，他就越感到幸福与满足，这是人格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罗杰斯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完整的人”，即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会一体的人，也就是知情合一的人。这种“完整的人”就是“自我实现的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从哲学的角度审视“价值”，它是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范畴，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客体的存在、属性、作用及其变化与主体需要相一致、相适应的性质和程度。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主体在不同的阶段和状态下也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因此价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客体固有的属性对价值起着客观的决定作用之外，主体的需要往往影响其对客体价值的判断。大学生的价值观是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态度和观点，它支配和影响着大学生在实践中的决策过程和行为选择。在高校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不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多完善，如果把教育过程仅仅看作是对学生施加外部价值影响的过程，所灌输的价值内容和方法缺失人性的本质内涵，把价值观教育的“理解”过程等同于智育的“认识”过程，忽视了德育“它还要经由人的自我意识建构才得以凝聚形成个体的德性”，那么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就流于形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既不能把它单纯地看做外在的施加影响的过程，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仅仅是内在的需求而引发的动机而致，应该把它放在人性的维度或者说人的发展角度去理解。人本主义自我实现理论启示我们，重视个人的需求、满足合理的需求、引导高级的需求是价值观教育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方法。“高层次需要是教育对象在社会实践、环境影响和教育培养中形成的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需要系统，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持久性、不变性，不断地向上向前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我们在分层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既有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纵向有机整体，也需要从横向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引发学生的高级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把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要把个人的需要和利益融入到社会要求和利益中，在满足社会要求的过程中满足个人需要，体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2 主张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结合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就是把外在的价值观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价值观认识，再由个体内在的价值观认识转化为个体外在的行为，然后再作用于社会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在价值观的内化形成过程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主体的认知因素，二是主体的情绪因素。认知因素强调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接受能力，而情绪因素则是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情绪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这种需要直接关系到主体对价值观接受的意愿程度及行为取向，因此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有效的关键和难点。价值观教育要促使个体形成一种稳定的价值观，不仅要重视其理性层面的提高，更应加强其情感层面的认同，唤起其情感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首先从感情上关心或者关注某一事物，才有可能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衡量和判断，进而才能把价值判断变为自己的行动。因此，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增强实效性，就必须与情感教育相结合。
人本主义德育理论倡导的正是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发展出人本主义的课程，主张开设“并行课程”，包括：一是学术性课程，是指理解和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知识的课程。二是情感课程，是指健康、伦理及游戏这一类旨在发展人的非认知能力的课程。三是体验课程，是指通过人事与情感的统一旨在唤起学生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以实现整体人格发展的课程。主张认知学习必须与情意、情感相结合，心智发展必须同情绪发展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态度、品德、价值观念等。同时在教育中建立一种接受气氛，让受教育者在情感体验中表达自我情感，教育者接受并理解各种情感。然后，组织受教育者鉴别和追求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实践中实现情感参与和渗透。最后，受教育者主动探索自己所爱的事物，并做出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要把握理性教育和情感教育的辩证关系，对于割裂或忽视某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方面，要注重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另一方面，要把握大学生的情感的特点与表现，要充分调动和激发大学生愉快、信任、感激、热情等积极的情感体验，将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融入大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中，意识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行事，能为自己成长成才起到指引和推动作用时，大学生才会在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唤起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并将正确的认识转化为自觉行为。因此，我们要遵循大学生情感心理过程的规律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才能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情感、情绪倾向和状态，才可能启动其情感，才可能强化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自身政治认知和道德认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并升华为相应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同时外化为政治行动和道德行为，避免出现因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导致出现认知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情绪抵制的现象。
3 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师的促进作用
人本主义德育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教育者的促进作用。罗杰斯认为学生都具有内在的学习动力，教育应该是鼓励而不是压抑，就好比给予求知的种子以自由舒展的土壤、阳光和空气，一旦条件具备，就会自主地发芽生长，而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营造这种促进学习的气氛。教师不是专家，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习的促进者”。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不取决于教师“教”的水平，也不取决于教学的客观条件，而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态度特征，其中最核心的几条态度就是真诚、关注和同理心。真诚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间的以诚相待，对方都应将其真实的思想、情感坦率地显露出来，促使学生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即对他人的理解）。关注意味着教师必须对学生有根本的信任和认可，教师对“作为具有他自身价值的一个独立个体”的学生的完整性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同理心意味着教师不对学生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品性作判断，不对学生作定性评价，而只表示同情、理解和尊重。在创造这种新型的气氛和人际关系中，还要有一套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主要是：第一，主动倾听。对学生表达思想或情感作出积极的反馈，使学生觉得教师正在倾听、关心、理解着他的感受。第二，理解和把握教育过程。教师必须设法保持教育过程的自然性，从而使对学生的教育和学习成为仿佛是碰巧发生的事，教育过程中要注意避免作出过分的指导和过分地作出概括、总结和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有着丰富内容的价值体系，如果直接照搬这种“非指导性”的教育主张，缺失了价值内容，必将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那么这种模式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意义何在？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关于人的行为、教育目的、学习过程、师生作用、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新观念中。罗杰斯曾指出，“非指导性”教育“不是一种方法或教学技巧”，它代表的是一些普遍原则，是“一些并不那么容易获得的价值观念。它强调个人尊严、个人选择以及责任的意义和创造的乐趣。它是建立在民主和个人权力基础上的哲学”。因此，人本主义德育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要积极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知识信息爆炸、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学生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知识，主体性在日益增强，教育者的权威感正在日益受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该与这种民主平等的时代特征要求相呼应，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挥，需要教育者成为“促进者”而不是“道德执法官”，建立一种真诚、关注、理解的人际关系。罗杰斯认为，在教育中坚持这样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但教师如果坚持真诚的态度，与学生襟怀坦白，真诚相待，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会出现珍贵难忘的心灵交融。教师借情感的基础，以完整的人格、整体的精神，参与到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之中。这样，教育的力量才能真正地作用到学生精神的整体发展上，学生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得到发挥，有助于完整的人的培养。
4 结束语
当然，对于人本主义德育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主张对其理论的回归和追随，而是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汲取营养以发展当下的教育。因此我们在对人本主义德育的借鉴中也要认清它理论流派的不足之处，如它以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作为理论依据，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过分强调个体，难免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自由化的教育，忽视计划性和领导性，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等。因此，我们在价值观教育中借鉴西方教育模式应该要有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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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贵州省某地区中小学校长160人，使用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小学校长总体工作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考试升学的压力最大，人际关系的压力最小；中小学校长心理健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积极应对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压力直接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主观支持通过中介作用影响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主观支持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间接影响。
关键词 校长 工作压力 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 心理健康
分类号B849
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持续改革与发展，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和工作压力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中小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核心人物和特殊的教师群体，不仅承担着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同时还担负着学校管理工作，面临着较高的社会期望和职业压力。因此，中小学校长的心理健康和工作压力问题便凸显出来。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校长具有较强烈的工作压力感，且工作压力是影响校长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有研究认为，虽然中学校长的工作压力大，但自身心理素质相对较好，因而中学校长的身心健康状况良好，其身心健康状况平均高于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这种结果与中小学校长自身良好的人格特征有一定关系，大多数中小学校长情绪平稳、乐群热情、性格外向、态度温和、自我克制能力较强。但除人格因素之外，国内有关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内在心理机制的探讨比较少见，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会中所获得的来自他人的各种支持。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心理障碍的症状就越少，社会支持在中小学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应对方式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应对方式对个体心理健康也具有影响作用，有研究表明，与普通教师相比，校长的应付方式最为成熟，负性生活事件的受影响程度反而低于普通教师。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虽然有研究者关注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对学校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但目前尚未见到有研究将多个变量同时引入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系统考察多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本研究拟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分析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心理机制，为探索降低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途径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以贵州省某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班的培训学员为研究对象，利用培训学员上课时间，采取整群取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80份，回收有效问卷160份。其中男性校长156人，女性校长4人；正校长86人，副校长74人；专科学历122人，本科学历36人，2人数据缺失；小学校长110人，初中校长42人，完中(初中和高中)校长7人，1人数据缺失；乡镇和农村学校校长152人，城市学校校长8人；35岁以下校长96人，36～45岁校长54人，46岁以上校长1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问卷(Principal Job Pres—SUFe Questionnaire)
共9个项目，分别反映校长的总体压力及考试升学、工作负荷、社会监督、人际关系、主管领导、问题学生、生涯发展和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的工作压力。采用5级计分(没有压力、有点压力、中等压力、较大压力和压力很大，分别记1～5分)，分数越高表明压力越大。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为0.87。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 Rating Scale，SSRS)[9]
共10个项目，包括主观支持(4个)、客观支持(3个)和支持利用度(3个)等3个维度，分别反映被试主观感受到的支持、实际得到的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以总分反映被试社会支持的总体状况。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2。
2.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共20个项目，分为积极应对(12个)和消极应对(8个)2个维度。每个项目按照不采取、偶尔采取、有时采取和经常采取进行4级评定。本研究中积极应对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2，消极应对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1。
总体工作压力、考试升学压力、工作负荷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和生涯发展压力与心理健康水平均具有显著负相关(p
2.2.4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elf—Rated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SRHMS)
该量表包括正向情绪(5个)和心理症状与负性情绪(7个)2个子量表，共12个项目。其中正向情绪正向评分，心理症状与负性情绪反向评分，每个项目从0到10共11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好。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
2.3 统计方法
数据运用SPSS 11.5软件进行录入，进行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运用Amos 6.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中小学校长总体工作压力平均分为3.14±0.96(理论范围0～5分)，在考试升学、工作负荷、社会监督、人际关系、主管领导、问题学生、生涯发展和社会地位等方面，考试升学的压力最大，平均分为3.03±1.00，人际关系的压力最小，平均分为1.99±0.89，排在压力前3位的分别是考试升学、问题学生和工作负荷压力。结果显示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处于中等水平。中小学校长心理健康平均分为84.28±14.28(理论范围0～120分)，从结果来看，中小学校长的心理健康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极应对与心理健康水平均具有显著正相关(p
3.2 不同组别的中小学校长心理健康水平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状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本研究分别将被试按总体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各维度和应对方式各维度分数由低到高排序，分别取两端27％的被试作为低分组和高分组，对两组被试的心理健康分数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在总体工作压力、主观支持和积极应对3个因子上，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p0.05)。
3.3 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相关研究文献和各变量之间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做出以下假设：工作压力直接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主观支持与积极应对通过
4 讨论
近些年来，中小学校长成为心理和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不足之处是普遍注重定性研究，缺乏定量分析。本研究以西部中小学校长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社会中介作用影响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主观支持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间接影响。根据上述模型假设，本研究首先建立工作压力、主观支持、积极应对和心理健康的饱和模型；其次，使用Amos6.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把饱和模型中路径系数不显著的路径删除(从总体压力到积极应对的路径)，得到如图l所示的结构模型，即主观支持与积极应对在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该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理想。
以上研究模型假设基本得到证实。进一步路径分析，将同一条路径中的系数相乘之后(如工作压力一主观支持一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为一0.16×0.18)，再将不同路径的系数相加(如工作压力对心理健康有三条不同的路径)，分别得到总体工作压力、主观支持和积极应对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一0.275、0.212.0.152。
支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小学校长总体工作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与廖传景等人研究结论比较一致。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与中小学校长自身心理素质较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小学校长在学校环境中经历多年的个人奋斗，培养了良好的性格特征，大多数中小学校长性格外向、乐群热情、情绪平稳；同时善于利用来自于社会、家庭和同事的社会支持，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用于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间接地提升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可能与被试取样有一定关系。贵州省地处我国西部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总体上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在升学考试、生涯发展和工作负荷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低于发达地区。因此，中小学校长总体工作压力相对不高。
在工作压力的具体方面，本研究考察了中小学校长在考试升学、工作负荷、社会监督、人际关系、主管领导、问题学生、生涯发展和社会地位等8个方面的压力情况，结果显示，考试升学的压力最大，其次是问题学生和工作负荷，而人际关系的压力相对最小。这种结果一方面反映出当前社会对学校的过高期望和上级部门对升学目标的考核给中小学校长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升学率是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指标，教育管理部门考核升学率，学生家长重视升学率，升学率决定学校的发展，这些问题在当前教育中并未改变。与此同时，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问题学生的转化问题，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如开行政会、处理常规工作(巡查校园、整理文件、接待上级检查、接待家长、教师谈话和整理文件等)、处理突发事件，均让校长感觉“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我国西部地区中小学校人际关系的氛围比较和谐，校园工作的人际环境相对较好。从工作压力的得分情况来看，与地处中东部地区的湖北省中小学校长的工作压力水平相比，地处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水平普遍较低。这一结果反映出不同地域的中小学校长的工作压力存在一定差异。
本研究发现，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显著。也就是说个体工作压力越大，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而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更多采用积极的方式应对困难与挫折，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尤其是个体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更加积极。关于社会支持的作用，多数研究者认为感受到的主观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观现实，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中介)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
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压力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内在关系比较复杂。其中，缓冲效应模型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和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的消极影响；中介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是介于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媒介；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独立于压力之外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动态效应模型则统合了主效应模型和缓冲效应模型。依据温忠麟等人的观点，我们同时检验了主观支持在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通过对主观支持调节效应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主观支持的调节效应不显著(R2的变化只有0.006，第二层回归分析主观支持×工作压力乘积项中B=0.084，p=0.284)。因此，主观支持对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依据文献分析和变量问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建立了工作压力、主观支持、积极应对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通过对主观支持中介效应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4个变量间的5条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
参考文献
1 汪颖，湖北省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硕士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2 马雪玉，王景芝，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中国公共卫生，2010，26(5)：581—582.
3 汪小琴，任春亮，中学校长心理健康状况与人格特征的调查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15(6)：564.
4 廖传景，中学校长身心健康及其影响与保护性因素，心理科学，2009，32(9)：1508—1510.
5 张福建，中小学校长人格特征的比较研究，山东教育科研，2001，(10)：37—39.
6 闻吾森，王义强，赵国秋，等，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24(4)：258—260.
7 邓远平，罗晓，教师职业压力、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关系探析，集美大学学报，2011，12(1)：44—48.
组织实施
根据当地卫生局、教育局文件，与学校及幼儿园取得联系，确定接种时间，拟定实施方案。中心成立预防接种工作小组，确定人员，明确分工。
宣传发动
向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发放预防接种知情同意书，说明接种疫苗的名称、目的、要求、注意事项、禁忌证、接种时间，二类疫苗要求家长填写接种自愿书，决定是否愿意接种，以确定需接种人数。通过电台、网络、报纸、板报、宣传单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扩大影响面，将预防接种知识送到千家万户。
站点设置
每个接种点至少准备三间房屋，一间为登记、接种室，一间为接种后观察室，另外单设一间接种反应处理室，以免因恐慌心理造成。接种室要求光线明亮，每室要有醒目标示，观察室要贴温馨提示，如接种后请留观30分钟，无反应时方可离开。
接种场所显著位置张贴以下提示：①预防接种工作流程；②接种疫苗品种、免疫程序、接种方法、作用、禁忌证、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③二类疫苗要公布服务价格；④接种服务咨询电话。
根据学校、幼儿园接种人数的不同，配备相应的接种人员：现场组织员1～2名，负责与校医、班主任联系，通知接种学生，负责现场的组织协调工作。现场记录员2～3名，由社区全科医生及防保科医生担任，负责询问应种学生的健康状况、有无禁忌症、过敏史、疑似发热者测量体温，有禁忌症者做好相应记录，对接种学生做好核实、登记工作，接种完后负责数据的汇总与上报。现场接种员4～6名，由取得相应的预防接种资格证书的护士担任，负责对应种学生进行接种，两人一组，一个负责接种，一个负责药物准备，以提高效率。现场急救员1名，由临床医生担任，负责接种异常反应的处理，保证接种的安全。所有在场接种服务人员，接种前均应接受相关培训，熟知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接种后的各种反应，发现问题，能迅速及时有效的给予处理，这是做好安全接种的根本保障。
安全注射
开始接种前，接种室用紫外线灯进行空气消毒，室内准备接种台，接种前后均要用消毒液擦拭台面，接种时台上铺设无菌治疗巾，形成一个相对无菌区域。
准备好接种用物，如治疗盘、75%酒精、注射器、砂轮、棉签、锐器盒、污物桶、体温表、听诊器、压舌板等。
备齐抢救物品，1:1000肾上腺素针剂、抗过敏药物及其他常规急救药品、糖水、充满氧气的氧气枕等。中心配备的急救车随接种小组出发待命，以备不时之需。
接种人员按要求穿好工作服，戴好口罩、帽子，每完成一名学生的预防接种，即用速干手消毒液消毒双手，免交叉感染。根据药物，选择正确的注射部位与深度。严格实行一人一针一管，使用后的针具毁形后放锐器盒内，接种完毕，将医用垃圾与锐器盒一同带回中心，按要求处理，接种室地面用1:500mg/L含氯消毒液清洁消毒。
冷链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等要求，进行疫苗冷链储存、运输和监测。中心根据接种学生人数，领取疫苗，按2～8℃要求存放于中心冰箱，并做好收发登记工作。根据当日上午或者下午需接种学生人数，将疫苗用冷藏包运输存放，保证冷藏包内温度2～8℃。接种点疫苗现配现用，保证疫苗的质量。
讨论
本文总结近年来在2所中小学校及5所幼儿园，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所采用的临时接种点的设置与管理方法。结果，通过科学设置临时接种点和规范管理，共计接种12306人次，无一例接种事故发生。
根据国家免疫规划的要求，有时会对学生进行群体性的预防接种，以获得相应疾病的免疫力，在学校及幼儿园设置临时接种点，只要做好了组织实施、站点设置、安全注射、冷链管理等环节管理，进行群体性的预防接种，是安全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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