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5 01: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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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阅读是人类重要的认识活动，是文化保存和传播的根本途径。阅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与文化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苏格拉底认为，只有在阅读者已知的条件下，阅读才会明晰。因为人不可能通过死的字母去获得知识 。这就是说，阅读要有一定的方式方法，阅读方法体现了阅读文化。
一、阅读文化的内涵与特性
阅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基础上，受社会意识和环境制度制约而形成的阅读价值观念和阅读文化活动。阅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性：一是时代性。文化的进化体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具体的文化活动也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二是民族性。不同地域的宗教、经济、心理、语言形成独特的民族阅读文化模式，从而阅读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三是区域性。不同区域文化模式的差异，会直接导致阅读文化的差异。
二、阅读文化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新本文由收集整理的知识信息载体相继出现，书籍的至尊地位逐渐消失。但实质上，以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所赖以建立的阅读基础，与书籍并没有差别。书籍只是让位而已，并没有被替代，这只是阅读文化发生了变迁。由于新的媒介给读者以多种逻辑思维的特性，在学术上可以更清晰表现作者的观点，在艺术表现上更容易使读者增强意境感，阅读者找到了自己新的发展空间。比如美国百年老报《西雅图邮报》于2009年3月16日印出最后一期，就告别“纸质新闻”时代，但该报仍将经营网络版，并成为美国首家只有网络版的大报，其网站将为当地人提供发表意见的空间。
三、阅读方法与阅读文化
1.阅读方法促进阅读文化的发展。阅读方法的进步不仅说明阅读活动的历史和发展变化，而且显示了人们对世界认知方式的变化，也代表了阅读文化的发展进步，从过去比较普遍的朗读、诵读到现在的默读、速读、精读、泛读等。数字图书馆与3g手机的出现，加速了阅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阅读文化的新变革——网络阅读文化，使阅读文化在时空和内涵上都赋予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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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词语 界定 分类
一、文化词语的界定
词语的界定离不开词语的意义。而词语意义都负荷文化意义的词语。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词语界定的讨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现有的语言材料中归纳出三种代表性的观点：“文化意义”“文化内容说”“文化附加义说”。“文化意义说”为代表，他们认为，词语在理性意义之外所附加的感彩、语体风格色彩以及词语的比喻义、引申义、象征义，是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在其他语言中可能并不存在或有所不同，一般无法与外族语对译，这类词才是“文化词”。
一些学者对文化词地行了界定。陈建民认为：文化词语是蕴含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文化意义则指社会所赋予词语的引申义、比喻义、联想义、象征义、感彩与语体色彩以及特有的含义。
常敬宇给出的定义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本身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文化词汇与民族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关，如象征词、文化典故词及宗教词等等。
李明、周敬华指出：汉语和英语中有许多词是文化局限词（culture-bound words） ，也就是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的情况。其中所谓的“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参杂了一些文化因素，而通常情况下，这些词语又是很难释义的。在本国人看来，能明了其中的内涵，而其他民族则很难领会其中的意境，这是因为各国的文化背景是不同的，这些背景知识蕴含在词语中，折射了一定的文化蕴义。国俗词语文化词语中最具有文化特色的，所谓国俗词语，就是别的语言无法对译的词语，或者说是别的语言中很难找到的与之相对应的“非等值词” 。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给文化词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是带有文化标记性的词语，表征词义特点，反映民特色、习俗民情，跟社会制度变革密切相关，是折射
社会生活的词语。
二、文化词语的分类
前人对文化词汇的研究主要集中文化词的分类和内在文化含义方面。但是，学术界对文化词语的分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类有：
孟子敏先生根据他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把文化词语分为三大类：1.根据感彩分为两类，即褒义词和贬义词。褒义如 “勤奋、诚恳、纯洁、伟人”，贬义如 “懒惰、肮脏、狐朋狗友”；2.根据风格意义，也分为两类，即口语和书面语。口语风格的如 “窍门儿、干吗、拖后腿、七上八下”，书面风格的如 “ 庄严、父亲、身心交瘁”；3.语言意义转化或消失之后产生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有 24类，如①动物，②植物，③人物……
王国安先生根据他对文化词语的界定把文化词语分为：1.表现中国独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如： 华表（建筑）、月饼（饮食）、八仙桌（器具）、旗袍（服饰）；2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词语。如：禅让（历史）、道（学术）、比兴（文艺）；3.表现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词语。如： 尚书、举人（职官科举）、菩萨（宗教）；4.反映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的词语。如： 梅雨、乾坤（自然词语）、流沙、戈壁滩（地理词语） ；5.反映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的词语。如： 重阳（时令）、稽首（礼仪）、卜巧、踏青（习俗）。
杨德峰先生则直接把文化词语分为15 类： 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宗教、人物、文艺、服饰、饮食、节令、习俗、礼仪、器具、建筑、成语、其他。
根据我们给文化词语界定时所讨论的，文化词语的界定都和词汇的意义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社会意义。综合以上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目前国内文化学者多采用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来进行文化分类，即把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相应地，文化词语也可分为：
1.物态文化词语。反映的是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可分为以下几类：建筑： 华表、屋桥、四合院、石库门、长城、故宫、孔庙、窑洞、皇陵、佛塔。饮食： 饺子、月饼、粽子、年糕、发糕、汤圆。器具： 八仙桌、太师椅、胡琴、花轿、毛笔、砚台、华盖。服饰： 旗袍、中山装、乌纱帽、马褂、胡服、长袍、冠冕。自然地理： 梅雨、乾坤、三伏、三九、梯田。笔者把自然地理词语归入物态文化类，是因为自然现象和物体归根结底是人类改造的对象，留有人化自然的痕迹。
2.制度文化词语。反映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以及各种组织形式。可分为：政治法律制度： 连坐、宫刑、禅让、秦始皇、魏征、丞相、封禅、一国两制。经济制度： 田赋、丁口、休养生息、屯田、联产承包、双轨制。社会文化制度： 科举、举人、殿试、宗祠、文字狱、百鸟争鸣。
3.行为文化词语。是一些反映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的词语，包括：礼仪： 稽首、长跪、万福、请安、拜堂。习俗： 闹房、踏青、赏灯、登高、赏菊、划龙舟。节令： 春节、中秋、重阳、清明、寒食、元宵。
4.心态文化词语。是指一些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方面的词语，属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范畴，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如： 道、仁、理、赋、无明、三清、五行、四书五经、楚辞、篆书、楷书、天人合一、孔子、朱熹、文明单位、狗仗人势、树大招风、一针见血、带高帽儿、小菜一碟、爱屋及乌、坐飞机、病入膏肓、暗箭伤人、冲刺、后台、开绿灯、空头支票、佛口蛇心、婆婆妈妈、红人、左右逢源、不三不四、泾渭分明、钢铁长城、雨过天晴、跳槽、纸老虎、下海等等。
历史人物的名字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根据其有所建树的领域，可以把他们相应地归入以上四类中，如，“秦始皇”可归入制度文化词语，“孔子”可归入心态文化词语。新词新语也可相应地根据其性质归类。
三：小结
以上所述，是对文化词语进行的讨论，对它的界定突出的是其 “应用性”，对它的分类侧重的是其“隐含性”或“不直接性”，对它的讲练和测试，则强调重视其“独特性”。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对文化词语的研究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以此就教于大方。（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孟子敏.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A］.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M］.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2］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A］.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3］于丛扬.文化与报刊语言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4）.
关键词：文化自觉；武术文化；传承
中国历史渊源流长，华夏文化博大精深，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部分项目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正处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艰难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自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成为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将大大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的武术文化需要传承，唯有传承才能不断延续与发展。笔者基于文化自觉的视角下，对当代武术文化传承提出一些拙见，希冀同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
1文化自觉及其武术文化概念的阐释
众所周知，文化自觉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先生提出来的。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关于武术文化的定义，国内众多的武术专家和学者各执一词。肖红征认为：“武术文化就是以攻防格斗的人体动作为核心所折射出来的人体文化。武术动作是文化的载体，武术动作内涵的文化形态，浸透着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医学、军事学、伦理学、宗教学、文艺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影响。”［3］秦志明指出：“所谓武术文化，是以武术具体的动作形态为载体，其内容具有哲理性和艺术性，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独立完整的文化形态；是指以武术竞赛为轴心内容的体育行为，竞技行为，裁判行为，观赏行为，经济行为，广告行为等各种行为的总和。”［4］著名的武术专家学者韩雪教授则认为：“武术文化应该是通过武术体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体’。”［5］
2影响当前武术文化传承的因素分析
2．1政府因素
政府有关部门对武术及其武术文化的认知程度不够是影响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国家大力倡导全民健身的今天，以武术文化为载体，积极开展各种群体活动，丰富百姓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国民体质，促进国民健康不失为传承武术文化的最佳路径。据笔者了解，目前，众多的地市社区体育设施相当陈旧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广大群众的体育锻炼需求，政府部门对武术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和地位认知程度不够，尚未意识到武术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所起的重要作用。
2．2社会因素
现如今是市场经济社会，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当代人最直接的现实，这影响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推崇，其武术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及其生活环境的变化逐渐改变了人们对武术文化的认识，不再过多追求武术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从而使武术文化的传承面临着艰难的困境。随着西方体育思想的不断冲击，传统的武术文化一度受到威胁，“表演武术”、“竞技武术”等成为当前武术发展的主流，其传统武术文化中的“身心兼备”、“天人合一”、“武德文化”等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武术表演商业赛事。古老的武术赛事已然无人问津。
2．3学校因素
学校是文化教育与传承的圣地，各级学校均是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战略基地。众多高校纷纷开设武术专业教学，高薪引进武术专业人才从事武术教学和研究，但高校武术教学多为竞技武术教学，传统的武术教学少之又少；中小学尽管开设武术课程，但也是竞技武术占据主导地位，再加上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大力引进，对武术文化的传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2．4自身因素
武术是中国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与田径、三大球等项目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求中庸和谐之道，武术文化蕴含了这一深刻哲理，缺乏一定的对抗性。西方的体育运动项目充满了一定的暴力色彩，符合现代人的观赏心理需求。因此，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西方体育文化与传统的东方体育文化相比要略胜一筹，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代表，不免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继而影响其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
3文化自觉与武术文化传承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遗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以及各种环境的威胁，正面临逐步消亡的危险。我国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面临着这种危险，其武术文化也不例外。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消失将是极大的损失，作为华夏儿女和炎黄子孙，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将武术文化继续传承与发展下去。对武术文化传承进行文化自觉式的研究，是促进武术文化走上文化自觉道路的助力，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继承的重要实践。
4文化自觉视角下武术文化传承的路径
武术文化的传承是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也一直是国内众多专家和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众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向、视角和层面对武术文化传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很多意见。笔者根据多年的习武和教学经验，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基于文化自觉这一视角下提出一些促进武术文化传承的路径，旨在促进我国武术文化的良性传承。
4．1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积极引导，高度重视武术文化传承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中国经济向中高端迈进，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政府。”政府积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管办分离，推动体育运动项目及其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各级体育部门要提高对武术文化建设与传承的认知，积极引导，出台一系列促进武术文化传承的措施，建立武术文化传承机制，不断推动全国各地武术文化的传承。
4．2以赛促传，秉承传统，积极传承武术文化
赛事既是推动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体育项目文化传承的得力措施。武术文化要想得到有效传承必须借助武术赛事这一平台。通过举办武术赛事宣传与推广武术文化，尤其是传统武术赛事的举办，对于传统武术文化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是武术的发源地，武术流派众多，其拳法也高达数百种，定期举办武术交流大会，百家拳法相互切磋交流，彼此共同提高，这对于繁荣和传承武术文化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3武术进校园，积极推广段位制，提升校园武术文化内涵
校园是推广体育运动的理想场所，也是培育体育文化的最佳场所。积极纳武术进行校园，在体育课程中大力推广武术运动，这对促进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也是有益的。“武术段位制是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对长期从事武术工作和参加武术锻炼的人员在专业技术职称、运动员等级以外的全面衡量他们在武德和专业技术等方面的统一标准。”［6］在高校推广武术段位制，能够帮助当代大学生更加了解传统的武术文化，充分了解武术运动的锻炼价值，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提高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积极构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提升校园体育文化的内涵。
4．4整合资源，发展武术产业，开发武术文化旅游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鼓励地方根据当地自然、人文资源发展特色体育产业，大力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扶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鼓励开发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休闲运动项目。”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武术之乡比比皆是，各有千秋，应充分整合各地武术资源，大力发展武术产业。近年来体育旅游已然成为体育产业的重中之重，发展武术文化旅游，诸如登封可发展少林武术文化旅游、开封可以开展宋朝武术文化旅游等等。
4．5丰富武术文化理论研究，提供武术文化传承理论载体
“武术文化要长远发展，必须走科学化、现代化之路，必须以科学研究作为后盾。”［7］武术文化要传承与发展，必须加强科学研究，为武术文化传承提供理论载体。高校是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学科齐全，利用进行武术文化研究，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对武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进行全方面、深层次的研究，进而丰富武术文化传承的理论成果。
5小结
武术传承的文化自觉，任重而道远。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剧和传统文化日渐消亡的今天，如果有效传承武术传统文化成为当务之急。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武术产业和推广武术段位制，丰富武术文化传承理论研究成果是眼下推动武术文化传承的最佳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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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交流过程中，茶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有着不可或缺的文化交流意义。虽然西方茶文化归根结底源自中国，但在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中西茶文化之间逐渐出现了很多差异，譬如说在语言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只有进一步了解中西茶文化在跨文化对比上的不同之处，才能更好地了解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让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又好又快进行。本文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中西茶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
关键词：
跨文化；茶文化；交流；对比
茶对东西方的饮者来讲，不单单是生活中的一种重要饮品，更承载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方不同的茶文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碰撞和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西茶文化多元化共存现象。在对其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东方和西方在历史文化、民族性格、政治国情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茶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对中西茶文化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助于我们对茶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内涵有更加深入的认知。
1中西茶文化在语言文化上的对比
首先来看看中西茶文化在“茶”这一词汇读音上的历史渊源。现代汉语的“茶”字发cha音，这是中古汉语时代所形成的读音。在上古汉语时代，“茶”为“荼”音，古籍《神农本草经》里面记载道，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多种毒草，后来“得荼而解”。据历史学家考证，里面所说的“荼”，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茶”。那么，我们的汉语是什么时候把“荼”变作“茶”的呢？据学者研究，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乱华等历史事件的发生，我国首次出现民族大融合的现象，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就导致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我们的汉语也从上古汉语时期来到了中古汉语时代，很多词汇在发音上都出现了变化。所以有人推测，关于“荼”的读音，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逐渐发生变化，并被人们所普遍认同和接受，而读音上的变化必然会带动文字上的变化，所以“荼”的汉字也就变为“茶”的写法。唐代著名茶学家陆羽在其《茶经》中，首次把“荼”改为“茶”，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在唐代之前人们就普遍读“茶”的音了，而书籍和文献有一定的滞后性，其在规范一种事物的写法和读音时，必定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所普遍认可和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西方茶文化主要是在英语语境下形成的，所以我们研究西方茶文化的语言文化时，基本上是在英语文化圈的范围之中。与汉语中“茶”的发音不同，英语中茶的写法为“tea”，从读音上看，似乎看不到其与汉语中“茶”的发音有什么渊源，但实际上英语中的“tea”的确是来自于中国。在大航海时代，最早出海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先于其他国家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西方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中西的商贸中，茶与丝绸、瓷器被一同带往欧洲。由于荷兰主要与福建沿海等地的茶商进行贸易，所以他们以闽南语发音来称呼茶。而葡萄牙则主要与广东一带的茶商进行贸易，因此他们以粤语发音来称呼茶。这就导致了一开始茶在欧洲出现两种读音，分别是闽南语的“Te”和粤语的“Chaw”，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和变化，英语才逐渐用“tea”来规范地称呼茶。因此，现在西方茶文化中对茶的读音，从源头上讲是来自于汉语的一个借词，而且借的是我国方言语系中的闽南语读音。茶在中西茶文化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认知意义。通俗地来说，就是说在中国茶文化的语境里，茶只是一个名词，代表了一种事物。而在西方茶文化语境下，茶不仅是一个名词，同时也可以作为动词和形容词，同时有了很多的转义和喻义，这是中西茶文化在语言文化中的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在与茶有关的词汇上的差异。我国茶文化语境中，有着大量的与种植茶、生产茶的词汇，譬如说“茶树”、“雨前茶”、“炒茶”等，这反映出我国是茶的故乡和原产地。而英语中则基本没有此类词汇，因为茶叶和茶文化对于西方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他们接受的是制作好的茶产品，而非其种植和生产过程。二是茶的用法。中国人说茶，指的就是茶这种事物，茶在汉语中只是一个名词。但是在英语语境下，由于受到英语俚语和其它语言的影响，茶从单一的名词逐渐演化出动词的属性，举个例子，汉语语境下会说“下午四点我们一起去喝茶”，茶前面会有“喝”等动词，但在西方茶文化语境下，会这样来表述：“weteaatfour”，这里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名词，而是直接把茶当做动词，有“喝茶”之意。
2中西茶文化在社会性和人文性上的对比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将茶从单一的饮品升华到了一种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的文化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有着十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它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西方茶文化也对其社会有着很深的影响。中西茶文化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概括起来可以从社交功能、社会风俗等方面来对比和研究。首先说说中西茶文化在社交功能上的差异。中国人饮茶，一方面是自饮自酌，通过饮茶来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就是以茶会友，把茶当做社交的载体。因为茶具有让人头脑清醒、平和静心、思维敏捷等功效，所以中国人很乐意和朋友一起饮茶聊天，来进行思想和观点上的交流，更好地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因此，无论是古代的茶肆、茶馆，还是今天的茶楼、茶艺厅，都是茶文化社交功能呈现的载体。而谈到西方茶文化的社交功能，就必须要重点说一说著名的英国“下午茶”。在18世纪前后，随着中国出口欧洲茶叶量的剧增，来自东方的茶叶也从之前的价格昂贵变得更加亲民，这就让饮茶成为英国不同阶层尤其是底层人民都能承受得起的饮品。在当时的英国，喝茶一开始是和早饭一起进行，唤作“上午茶”。但是因为当时英国社会普遍重视早饭和晚餐，而午餐却很简单随意，因此在午后很容易出现饥肠辘辘的现象，于是一些贵族主妇便想到了在下午五点左右一起喝茶吃点心的主意，便开始轮流举办“下午茶”宴会。这种风气渐渐流行到了民间，成为英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并渗透到了英国的社会文化当中。从现实意义来看，下午茶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交载体，让人们以此为平台，与他人在谈笑风生间进行交流和沟通。其次谈一谈中西茶文化对社会风俗的影响。中国茶文化对社会民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生活上面，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朋友来家拜访，主人会以茶待客；家中无论是盖房，还是红白之事，都会把乡邻招呼到一起，喝茶谈事。其中尤其要提的就是茶文化对中国婚姻的影响。中国民间在婚姻上素来有“三茶六礼”的风俗，这里面说到的“三茶”，说的是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以及同房时的合茶。从中可以看到茶文化对我国社会习俗的巨大影响。与中国茶文化不同，西方茶文化对社会民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穿着服饰、社交礼仪之上。在此以英国为例，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些贵族之间举办的茶会对参会者的服饰穿着有着很严格的要求，比如说要身穿燕尾服，帽子要选用黑色高帽，衬衣多为白色等等，并且衣服要干净整齐，以没有异色和褶皱为佳。英国的这种茶文化其实能够代表西方茶文化对社会礼仪的影响，体现出的是西方茶文化所蕴含的人文涵养。西方茶文化对社会风俗最著名的影响应当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绅士风度”，这一点在英国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西方的茶文化与中国茶文化一样，都要求饮茶者要沉稳而平和并具有必要的礼貌，譬如，在饮茶时，要轻拿轻放，禁止任何的鲁莽行为，并保持环境的静谧。另外，男士要有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意识，在他们需要帮助时，要随时准备伸出援手。这种茶文化的内涵，从饮茶活动中逐渐走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西方人生活中的一种人文特征，具体呈现为以礼待人、沉稳庄重、文质彬彬而善于助人等。
3中西茶文化在经济性上的对比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西茶文化在经济性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先来看中国茶文化，从现实来看，我国的茶企业很多还是以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为主，究其原因就是我国产茶历史悠久，茶类品种繁多，工艺复杂，很多都是一个家族祖祖辈辈来种茶和炒茶，具有不同的工艺标准和口感。这种现状好处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一种茶叶传统的口感和外观。弊端就是只能各自为战，很难形成固定的产业标准和工业化流水线量产，也很不容易形成当代商业所要求的行业统一标准。具体来说，我国茶叶经济在产业发展上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茶树种植和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举例来说，很多种茶者过于追求产量，却忽略了茶叶的质量，在茶树种植中还是采用已经落后的“密植免耕”种植模式，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产量，但是长期以往，极易因为通气性差而引发茶树产生一些病虫害，并且过量的种植还会让土壤变得贫瘠，进而形成茶叶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第二是品牌上的单一。我国的茶叶种类尽管丰富多样，但却因为各自为战，缺乏高档且具有辨识度的茶叶品牌，这就严重影响了我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认可度。第三是茶企业之间的联合度和组织化程度较低。在这方面首先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比较分散，布局也较为随意，在前期的投产时缺少科学的规划。其次就是很多茶企业仍然停留在卖茶叶的原始阶段，缺乏现代化的营销思维和方式，很难从文化、精神、历史、功效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营销，对市场脉搏和消费者心理的把握能力较差，导致了我国茶叶经济的附加值很低，影响了我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但反观西方茶文化，其在发展茶经济上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一，西方茶文化所蕴含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被很多西方茶企业所发扬光大，他们在进行品牌定位和产品推广时，首先是从大众消费这个基本立足点出发，从而在最短时间内赢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而我国很多茶企业却将自己的产品定位为奢侈品，甚至用一些高档礼品茶来作为噱头，如此不接地气的经营思路，必定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第二，一些著名的西方茶叶品牌，往往追求的并非是茶叶质量的不断提升，而是把质量和口感的稳定排在第一位。他们首先会确定一个产品质量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去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以英国“立顿”茶产品为例，无论我们在世界各个国家购买其同样的产品，其颜色、香气、口感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产品质量上的稳定就会给消费者极大的品牌认同感和品牌辨识度。中西茶文化在经济性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与两种茶文化背后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人文品质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习惯作坊和家族式的生产模式，因此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很多企业也会延续之前的传统经营模式。而西方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其文化特点是务实、低调、合作，这是一种充满工人阶级色彩的人文精神。而西方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因此西方茶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浓厚的西方文化，因此在茶产业发展上也更加注重品牌化、标准化、合作化。另外，中国茶文化本身蕴含了很多历史文化内涵，加上中国人饮茶往往有喜欢追求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很多中国茶企业就投其所好，给茶产品增添很多华而不实的噱头，进而获得更多利润。而西方茶文化则更加务实和世俗化，追求的是外观和口感上的美妙，这与西方茶文化产生于工业革命的背景有很大关系。
作者：马晓莉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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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稚秀,孙云.西方茶文化溯源[J].农业考古,2004(2):327-333.
1、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实践活动
伊安·昂首先从文化研究的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问题切入。她谈到了几次理发时候的有趣经验。理发师经常问她是干什么。当得知她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接下来的一般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之间的交谈终止了。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感到情绪沮丧，感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与普通大众的隔绝。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
伊安·昂认为，令人尴尬的沉默部分起因于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意义的普遍无知。她指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文化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超常的东西。它要么与艺术同义，是某种象牙塔中的东西，要么指’其他人’，诸如移民或者土著居民"。前者是对于文化的经典美学界定，后者则是对文化的人类学理解。而在当今学术界，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摆脱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分离，从而革新了对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指的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与商谈，而这种产生与商谈是个多元的、常常是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所有社会活动领域，比如工地、界、媒体与国际关系领域、甚至理发师的沙龙。文化既不是机构、不是文本，也不是行为，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复杂的相动。换言之，"文化不仅是非常日常的，它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实践，因为它内在于了解与管理世界的方式之中。"也就是说，争论世界应当如何管理总是包含一种关于表征的政治学（a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在这个特定的政治层面上，意义与价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因而必然包含基本的文化纬度。总之，"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建构性因素，而不是什么外在于或附属于生活的东西。
【关键词】视觉文化 视觉营销 大众传播视像
视觉文化作为一种高度视觉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景观，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及社会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何为视觉文化，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定论。米尔佐夫认为视觉文化就是后现代文化，是后现代文化中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是将存在图像化或视觉化的现代趋势，并不依赖于图像本身，当文化成为视觉性时，该文化就具备了后现代特征。”①美国学者斯特肯认为视觉文化包含了多种媒介形式，从文化艺术、电视电影、报纸广告到诸如科学、法律和医学领域里的视觉资料等。这些与媒介密切相关的领域，构成了一个文化域。②由上可见，视觉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丰富多元的，对于其认识有不同流派，而且在不同语境中也具有不同含义。
一、视觉文化的发展历史
视觉文化是19世纪初欧洲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形态或文化发展趋势，是一种高度视觉化的文化。较早使用“视觉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匈牙利电影美学家巴拉兹，他用视觉文化进行电影研究，在《电影美学》中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进一步对视觉文化研究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他认为机械复制时代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变革，传统的审美景观已经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震惊”效果，渗透了其关于视觉文化的深刻洞见。在此之后两年，海德格尔提出了“世界图像时代”的概念，他指出：世界图像时代就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从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角度，论证了电子媒介文化的到来，将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整合起来，凸出的表现是电视的出现给人们带来的视觉经验超过以往任何一种媒介。③19世纪80年代起，视觉文化概念在西方学术界逐渐被普遍接受。
2002年6月中国第一个视觉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成立，该中心是全国最早关注视觉文化传播的研究机构，并正在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镇，标志着我国视觉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开始起步。同年孟建教授《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指出：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着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此文章将视觉文化传播和研究学结合起来研究，开拓了视觉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开启了国内视觉文化研究的大门。④2004年5月29日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中国首届视觉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视觉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对视觉文化传播的发展历史、科学实践、相关理论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高度关注。
二、视觉营销基于视觉文化的营销
大众文化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以及语言文化到视觉文化的转向，为视觉营销在消费社会中提供了契机和温床。有学者认为视觉营销从广义上看,是商家在视觉文化背景和新的营销理念下通过市场营销的诸多环节共同作用而实现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直接可视的视觉形象传播，而是一个涵盖了信息接受者心理意向生成过程，与意义、概念的消费相关的泛化的视觉说服过程，与当前的视觉文化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还有学者以营销语境为立足点，以符号学的角度解读视觉文化，比如研究者以当下视觉营销中“中国元素”之“中国红”为例进行演绎。他指出在视觉营销中恰到好处地借用了“中国红”符号的暗示意义，表达隐藏文化内涵，实现了社会经验与集体情感的凝聚化和对象化，使无论是方正的“点亮中国红”还是百事的“敢为中国红”都对品牌营销极具意义。⑤还有学者以DIESAL平面广告创意为案例进行研究，该广告以鲜明的后现代风格作品打造自身品牌个性，关注形象和形象风格化视觉传播塑造传达后现代精神，成功塑造和深化了品牌形象，达到成功的营销目的。
三、网络媒介研究
近年来，网络媒介凭借其技术和传播优势迅猛崛起，对当前视觉文化传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有学者研究视觉文化传播在网络媒介中的生成原因，研究者认为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绝不仅仅只是文化领域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人类追求享受的本能欲望、消费主义的社会理念、现代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共同催生了一个视觉文化传播的新时代。有学者认为，随着网络视频传播越来越规范化、商业化和品牌化之后，新媒体视频会取代电视，但当媒介受众越来越细分化，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整个传播格局乃至视觉文化生态的影响将是异常强大的。⑥还有学者通过分析视觉语言和网络广告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从而找出合理解决网络广告视频传播的方法和理论依据。
四、大众传播视像
有学者从影像传播的技术、内容、方式、价值、意义和国际竞争等方面分析视觉文化时代影响传播的新内涵；有学者从电影影像的理论建构、策略和运作范式上研究视觉文化⑦；还有学者从视觉景观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分析研究视觉文化下的国产大片，目的希望未来的国产大片能在全球化中有自己的地位。⑧有学者从审美化身体形象批判方面对视觉文化进行研究，研究者指出在当代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有学者认为在视觉文化时代，大众视像传媒促进了身体在当前的凸现，展现了完美无缺的身体图景，但这同时又是个扭曲的过程，完美无缺的身体图像是权利的目光所塑造身体的标本，诱迫人们按照这一标准来监督和管理自己的身体，在消费社会时代驯顺地献身于物。⑨
五、视觉文化的历史叙事问题研究
有学者对“海角七号现象”个案研究，采用话语分析与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海角七号》意义的阐述和解读，借鉴现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对其叙事策略及各方围绕电影建构的意义体系进行分析，力图对历史叙述阐释与解读问题化，借此揭示流行视觉文化在调用历史资源进行叙事或在现实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促进历史、媒介、文化三者互动。⑩
六、视觉文化传播引发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科技的进步是文明的象征，当代视觉文化转向使得视觉呈现方式发生了转变，影像文化逐渐取代和冲击了印刷文化，有学者对视觉文化转向问题进行了思考，研究者提出电视视觉传播的负面效应。电视的图像引导作用使人们习惯于视觉的满足，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被人们渐渐漠然视之了，浮躁、肤浅已蔓延成了侵蚀人们精神的“世风”⑾有的学者对视觉文化泛滥情况下广告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者认为广告泛滥的景观会加速消费社会的进程。文章认为由于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广告传媒根据市场促销的需要。制造和传播大量广告信息，成为现代视觉文化中最显见的事实。⑿
有学者认为网络视觉文化将是视觉文化在互联网上的拓展和延伸；将对民族文化结构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⒀
总的来说，视觉文化传播在我国的研究还不到十年，还有很多未挖掘的内容，伴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更新，视觉文化传播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成果必将进入另一个研究。■
参考文献
①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②陈龙：《视觉文化传播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
③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④孟建，《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现代传播》，2002（3）
⑤杨筱，《解读“中国红”的符号演绎――以视觉文化下视觉营销的视角》，《作家杂志》，2009（1）
⑥于德山，《我国网络视频传播的崛起与当代视觉文化生态》,《媒介研究》2009
⑦裴磊、叶彤，《视觉文化时代影像传播的新内涵》，《新闻界》，2009（5）
⑧董晓，《视觉文化下的国产大片》，《集美大学学报》，2009（3）
⑨陈旭红，《视觉文化传播中的审美化身体形象批判》，《湖北社会科学》，2009（4）
⑩李琼杰，《视觉文化中存在的历史叙事问题》，《国际新闻界》，2009（12）
⑾任重，《视觉的迷宫――兼谈电视传播的负面效应》，《新闻爱好者》，2003（5）
⑿王伟明，《适应与忧虑――对广告视觉文化的思考》，《当代传播》，2008（2）
⒀陈婷婷，《国内视觉文化传播研究综述》，《新闻爱好者》，2009（7）
饮食文化孔府饮食孔府菜要孔府糕点
一、孔府饮食文化
“品食孔府宴，胜过活神仙一、搿不食孔府宴，枉来曲阜游一，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流传己久的俗语，表达了中外佳宾对孔府饮食的高度赞誉。在游客眼中，圣城曲阜不仅以其悠远深邃的儒家文化享誉世界，还以其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吸引着八方游客心驰神往。游客们在瞻仰儒圣、欣赏古迹之余，品尝独具特色的孔府饮食，不但可以大饱口福，更可从中领略孔府饮食文化乃至中华饮食文化之精妙，获得精神方面的极大满足。如今，以孔府菜为主打的孔府饮食文化，已经成为孔子故里文化产业领域的一张独特名片，成为饮誉中外的一个金字招牌。
二、孔府菜肴研究
孔府菜是在孔子的嫡系后裔、历代衍圣公接待皇帝，向皇帝、皇太后进贡，欢宴钦差大臣，达官贵戚和举行家宴、喜宴、寿宴及日常生活的过程中，遵循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遗训，由孔府历代名厨精心创制，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味的典型官府菜。经过历史的淘汰，官府菜真正能够完整流传下来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孔府菜是由于孔府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而保全下来的。在中国各大菜系中，孔府菜经历的年代最久，系统最完备，文化品味最高，拥有制作精深、风格独特的烹饪技艺和浓郁的艺术文化特质，是鲁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饮食文化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和意义。
孔府内宅有一座高大宽敞的三层建筑，叫做内厨房，这是专供衍圣公及其家族日常饮食的地方。第一层是炊事操作之处，第二层是配制凉碟和堆放干鲜果之所，第三层是存藏火腿、香肠、腊肉以及山珍海味的库房。除了这三层建筑的厨房外，还有5间南屋专制馍馍和点心，北屋则是内厨账房。衍圣公在明清两代是世袭“当朝一品官"，权势显赫，他上要迎接圣驾，下要接待各地来祭孔的达官显贵，还要定期向皇帝和皇室迸贡，逢有喜庆寿日，则上京朝贺。因此，除内厨院落之外，府内还设有“外厨"，专门负责接待外客宴饮和祭祀等事，也给孔府衙门的师爷、管家、账房等人做饭。内厨共分3班，每旬一班，共7―10人，每班一个“灶头”，往往由技术高超的名厨担任。外厨分成两班，半月一班轮流，每班10人左右，有灶头领班。
在由中国孔府菜研究会编著的《中国孔府菜谱》中，孔府菜被划分为珍品类、鸡鸭类、鱼虾类、肉类、甜菜类、其他类六大类别。孔府菜既承袭了鲁菜的传统，以之为主体与基干。又将清代江南和内地的烹饪技法广采博搜，融为一炉。它不仅品类繁多（菜肴即达170余种，尚不包括主食的花色品种在内），而且自成体系，有一整套严密而科学的制作、配菜方法，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用料广泛，要求精严。烹调技法全面，尤以烧、炒、煨、靠、炸、扒见长。做工精细，善于调味。形象完美，讲究盛器。菜名寓意深远，历史文化气息浓厚。
三、孔府糕点研究
孔府糕点，同孔府菜一样，也是一类源远流长、世代相传、风味独特的食品。孔府的糕点讲究现烤现吃，求其色、香、形俱佳。其中黑芝麻糕、元宝酥、如意饼、寿桃等糕点，制作十分精巧且形色优美，为一般点心所不及。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孔府糕点比当时北京市面上出售的名点还要好得多。
孔府糕点分外用、内用两大类。外用糕点主要用于进贡、馈赠、思赏。进贡的孔府糕点，以“枣煎饼”和“缠手酥”为主。“枣煎饼一是选用上好红枣、芝麻、小米精工制成，用金属长方听密封，外加装饰，其特点是香甜酥脆。“缠香酥”的特色则是制作精巧，形薄如纸，香脆可口。按照定例或遇有喜庆大典，孔府每年几次向皇宫进贡的贡物和贺礼中，就常有孔府糕点。内用糕点主要是孔府平常自己享用或在待客时和宴席上使用。宴席上使用的配套糕点，技术要求更为严格，文化内涵更为丰富，何种宴席配何种糕点，都有定制。例如在迎宾宴上多使用孔雀酥、桃酥、卷酥等；在喜宴上多使用千层糕、百子糕、如意酥、同心卷等；在寿宴上多使用寿桃、长寿糕、金丝卷、长寿面等。
孔府内用糕点又可分为应时糕点、常年糕点、到门糕点、宴席糕点、节用糕点几类。应时糕点有桂花饼、藤花饼、荷花饼、饼、薄荷饼等，是在各种花卉盛开的季节精工制作的。如桂花饼，在桂花喷香时采集花瓣加以处理，配以青红丝等为馅，用上好的豆粉、蛋清为皮，候火过油即成。其特点是外酥脆，内香软，桂花鲜艳如故，令人赏心悦目。另外，还有春秋时令的萝卜饼，夏令的绿豆糕、栗子糕、凉糕，冬令的小水晶包、豆沙包、火腿烧饼。这类糕点，根据季节变化随时制作，应景应时食用。例如绿豆糕点是将绿豆煮后去皮，配以各种解暑清凉的佐料，最后用各种水果形的特制模具造型而成的，解暑清心，凉爽可口，极适宜夏季食用。常年糕点有大酥合、酥、百合酥、麻团、黄糕等。到门糕点，顾名思义，即客人到门之后，宴席之前上的糕点，有“梢梅”、“一口蛊”、“棉花桃”等。这类糕点以制作精巧、形象逼真、色彩优美著称。
节用糕点包括火腿、冬菜、海米馅的月饼，各种馅的元宵等，其中尤以孔府巧果为最佳。巧果糕点是用传统的模具制成的，它品种繁多、工艺精细，花色图案十分丰富：有吉祥的孔雀、展翅的小鸟、小石榴、小花篮、仙桃、金鱼、寿字、福字等。每块糕点图案皆精巧美观，形象逼真动人，不仅味美可口，又具有观赏价值，十分惹人喜爱。
四、孔府饮食文化的特点
孔府饮食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通过前面对孔府饮食文化的分类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源于优越独尊的历史背景，丰厚富裕的物质经济基础，道德文章文化的熏陶，加上圣人之后的指点、历代厨师的辛勤劳动和传承创新而形成的包罗万象、具有完整而系统的饮食理论体系的孔府饮食文化，除了具有中华饮食文化中的某些共性外，更多的是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价值取向。
1、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府饮食文化的最高代表
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孔饮食文化是我国饮食文化体系中延续时间最长、历时最久的官府饮食文化，其一脉相承的延续关系远远超过了历代宫廷，能够传承2500多年而至今不衰，这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中，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中
也是罕见的；二是作为孔圣人思想传承的代表和象征，衍圣公一直接受着极高的荣誉和恩宠，以至于达到了“同天并老一、“安福尊荣”、“与国咸休”的至高地位，其尊荣显贵除了历代帝王之外几乎无人可与之相俦；三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使孔府在较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高到迎圣驾，低到一般家宴便饮的完整饮食体系，且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的审美特征。这是封建社会除宫廷饮食文化以外，任何贵族之家所达不到的。
2、是一个雅俗共赏具有多向性和多重价值的集合体
孔府饮食文化在古代社会中，是远离大众的贵族饮食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宫廷饮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在清朝年间，由于孔府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宫廷的来往和交流甚为密切，皇帝给予了衍圣公极其显赫的待遇，孔府也就相应地成为高不可攀的贵族官邸，享受着“钟鸣鼎食”的奢侈生活。然而，孔府毕竟还是一个家庭，在其饮食活动中又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许多生活的情趣和浓厚的家庭色彩，而诗礼世家的自省与约束，又使它遵守先祖孔子的遗训，带有谨慎、朴素的民间倾向。于是，这就形成了孔府饮食文化多姿多彩、雅俗共赏的多向性特点。它既具有高高在上的贵族文化特色，又不乏朴素内敛的民间文化色彩，豪华高贵的宴席可以用来迎接圣驾的幸临，山珍海味无所不具，而粥饭面食、豆腐野蔬，乃至腌菜渣菜，亦为衍圣公所食，充盈着日常精雅之趣，毫无奢侈饕餮之态。以宴席为例，雅的、俗的、大的、小的、高贵的、低级的、政治的、礼节的、喜庆的等，一应俱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可以觅到。
3、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气息
饮食其实是特定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生动体现，孔府饮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无论从形成，到发展，从菜品的制作和命名，到饮食活动的进行，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和包裹下的。孔府饮食文化发源于孔子饮食卫生、养生之道等方面的言论，更离不开孔子的思想体系和他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整个孔府饮食文化，就是儒家“礼食”思想的完整再现。
参考文献：
[1]李殿元.孔子养生之道述评.重庆三峡学院学报，1995（1）.
[2]王子辉.中国饮食文化根本之道.中国烹饪研究，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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