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8 15:26:29
导语：在经济增长周期理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2]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
关键词：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周期；格兰杰因果关系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106-06；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
一、经济增长与FDI关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上对于经济增长与FDI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几十年来在理论方面的探索一直存在较大争论，主要原因是缺乏实证方面的支持和检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便捷，也凸显了FDI的重要性，再加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又为FDI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因此，使得关于FDI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又重新回到了经济学理论的前沿，成为各国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说，从实证角度看关于经济增长与FDI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认为FDI的流入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代表人物主要有Chen（1995）、V.N.Balsubramanyam， M.Salisu和D.Sapsford（1996）、De Mello（1997）等。二是认为FDI的流入会阻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代表人物主要有Saltz（1992）、Easterly（1993）、Rodrigue—Clare（1996）等。以上两类研究是关于经济增长与FDI相关关系的研究，他们在一定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模型、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结论，所以说这两类研究结论都是客观存在的。[1]
如果按照经济增长与FDI的因果关系划分，研究成果主要有四类：一是认为FDI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即FDI的流入带动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不是吸引FDI的原因，也许廉价的劳动力或者丰富的自然资源才是主要原因。二是认为经济增长是FDI的格兰杰原因，而FDI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成功吸引了FDI流入，而流入的FDI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认为FDI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四是认为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确定。[2]
虽然，国内外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纷繁复杂，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支持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仅有少数学者持相反观点。[3]至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结合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具体研究，所以研究结论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二、中国和南非FDI与经济增长状况的宏观比较
（一）中国FDI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状况
中国对外资的利用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FDI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的FDI存量已由1980年10.74亿美元增长到5788.18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流入规模最大的国家。如图1所示，1980年—2010年，中国的FDI存量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的过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现价
美元。
图1 中国1980—2010年FDI存量尤其是1995年存量的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
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
图2 中国1981—2010年经济增长率1980年—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为正，而且增速较高。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FDI的流入密不可分，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金短缺严重，FDI的流入大大缓解了这种资金压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步。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又吸引了大量的FDI流入中国。[4]
（二）南非FDI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状况
如图3所示，南非FDI存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规模比较小。1980年至1998年每年的存量不超过200亿美元，最高的2010年为1323.96亿美元，与当年中国的5788.18亿美元相比，还不到中国的1/4，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南非利用FDI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常性地出现资本外逃，在1980年至2010年共出现了9次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特点也与其他金砖国家稳定的FDI流入有着显著差别。
南非的FDI利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1998年为第一个阶段，特点是FDI总体规模较小，但比较平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
现价美元。
图3 南非1980—2010年FDI存量呈现出先缓慢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趋势。1999年—2010年为第二个阶段，特点是FDI规模有显著提高，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行列后，它的FDI流入应该会继续保持这种趋势。
与FDI一样，南非的经济增长也有自己的显著特点。总体而言，1980年以来，南非经济整体上保持着稳步增长的趋势，但存在个别年份GDP总量下降的现象。1981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2%。
由图4可以看出，南非经济增长的波动频率较高，且幅度较大，甚至有7个年份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南非的经济增长形势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受到国内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从南非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来看，南非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如果按照波峰年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
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
图4 南非1980-2010年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计算，从1981年到2010年，南非29年间已经经历了4个经济周期：1981年（5.4%）至1984年（51%）为第一个周期，1984年（5.1%）至1988年（42%）为第二个周期，1988年（4.2%）至1996年（43%）为第三个周期，1996年（4.3%）至2007年（56%）为第四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6.5年（26/4）。如果按照波谷年的经济增长率计算，南非29年来也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83年（-1.8%）至1985年（-1.2%）为第一个周期，1985年（-1.2%）至1992年（-2.1%）为第二个周期，1992年（-2.1%）至1998年（0.5%）为第三个周期，1998年（0.5%）至2009年（-1.7%）为第四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6.5年（26/4）。
本文采用按照波谷年计算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在南非经济增长的前三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波动频率较高、幅度较大，而且多次出现经济负增长。在此经济增长不稳定的背景下，FDI的存量规模一直比较小，也出现了多次的资本外逃。南非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波动频率和幅度都有所下降，而且经济增长的扩张期（9年）要远大于收缩期（2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经济周期内，南非FDI的存量也开始持续性较大幅度的上涨，仅在2008年有所回落。
通过以上对两个国家FDI与经济增长总体状况的分析，可以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就1980年两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市场规模来看，中国FDI与经济增长的起点相对较低，但都保持了持续性的正增长；南非FDI与经济增长的起点相对较高，但发展趋势不稳定，正增长、负增长都存在。
（2）中国FDI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势头优于南非，发展至今中国的FDI存量和经济规模已远超南非，但也不能说明中国对FDI的吸引力要强于南非，因为还要考虑各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及经济结构。
（3）中国和南非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至于二者之间谁促进谁的增长还需进一步检验。
三、中国和南非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
（一）模型设定及指标选取
为了研究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首先要设定一个经济增长模型，本文采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yt=A（t）k（t）αl（t）1-α （1）
其中，y为产出水平，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水平，l为劳动力与人口总量的比例（为了便于分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假定l、A为一常数），t为时间，0
下面求产出增长率，先对（1）式左右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出：
ln yt=ln A（t）+α ln K（t）+（1-α）ln l（t） （2）
生产函数演变成产出和资本之间的方程，本文用GDP表示产出水平，数据选自世界银行以2000年不变美元为基准统计的南非GDP；用FDI表示资本水平，数据选自UNCTAD统计的南非FDI存量。因此，依据方程（2）可以设定以下经济增长模型：
lnGDPt=c0+c1 ln FDIt+t （3）
方程中变量指标都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可以更好地体现线性趋势，并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分别用lnCGDP、lnCFDI表示中国GDP和FDI，用lnSGDP、lnSFDI表示南非GDP和FDI。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建立时间序列经济增长模型之后，为了考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和解释程度，需要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回归的前提是所有的时间序列变量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因此首先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考察经济变量是否具有时间趋势，进而确定是否采用协整分析法。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分别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μ^t～I（0）。表明lnGDP和lnFDI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建立的协整方程是合理的，协整向量为（1，0.21），长期均衡协整方程为：
lnSGDPt=5.98+0.21lnSFDIt
通过以上对两个国家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1980年—2010年中国和南非的GDP与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就是说FDI流入存量对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另外，长期均衡协整方程表明中国和南非的FDI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国FDI流入存量每增加1%，中国的GDP就增加0.44%，南非FDI流入存量每增加1%，南非的GDP就增加0.21%，说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南非。
（四）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检验结果，中国和南非的FDI、GDP指标都是1阶单整变量并且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为了更好地解释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需要利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即变量中包括原始值和差分值，因此本文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建模。VEC模型的原理是，从短期看，被解释变量的变动由一个较稳定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共同决定的，上文对南非GDP总量和经济周期性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短期内对于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的大小直接导致了波动幅度的大小，从长期看，协整关系式起到引力线的作用，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6]
建立VEC模型的一般检验方程：
ΔlnGDPt=c1+∑ki=1αiΔlnGDPt-i+∑ki=1βiΔlnFDIt-i+λ1Et-1+φt （6）
ΔlnFDIt=c2+∑ki=1α^iΔlnGDPt-i+∑ki=1β^iΔlnFDIt-i+λ2Et-1+γt （7）
lnFDI和lnGDP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假设是：
（1）H0：β1=β2……=βk=0，即在短期内lnFD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2）H0：α^1=α^2……=α^k-=0，即在短期内lnGD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
lnFDI和lnGDP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假设是：
（3）H0：λ1=0，即在长期内lnFD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4）H0：λ2=0，即在长期内lnGD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
根据AIC（赤池信息准则）确定中国、南非的VEC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两个国家的VEC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由以上估计结果可以得出：
1.在GDP回归模型中，中国与南非的FDI滞后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短期内两个国家的FDI不是该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另外，中国与南非的误差修正项也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内两个国家的FDI也不是该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在FDI回归模型中，中国GDP的滞后项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南非GDP的滞后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短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是FDI的格兰杰原因，而南非的经济增长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另外，中国与南非的误差修正项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内中国和南非的经济增长是FDI的格兰杰原因。
2.在GDP回归模型中，中国与南非的误差修正项系数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值为负数，完全符合误差修正模型的反向修正机制，说明当中国与南非的GDP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FDI将分别以0.2%与7%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但是两个国家的调整力度都不大，其中中国的力度更小。
在FDI回归模型中，中国与南非误差修正项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因此说，长期内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的FDI流入，其中，中国经济增长对FDI的吸引力达到0.09，而南非的吸引力达到2.54，说明长期内南非对FDI的吸引力要优于中国，当然这种吸引力是相对而言的，仅代表了该国在吸引外资中的区位优势，并不是说吸引力强所吸引的FDI总量就多，这要与东道国的经济总量及市场的规模相匹配。
3. 从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来看，中国和南非的FDI流入与其国内的经济增长缺乏互补性，仅存在经济增长对FDI的吸引力，说明两个国家的FDI利用并未与国内经济发展结构相适应，融合程度不高，吸引投资的政策及投资环境都需进一步改善。也就是说，外商只选择符合自己风险性及成本-收益要求的行业进行投资，而政府大部分情况下只是被动的接受投资，没有制定出合理高效的FDI利用规划，致使FDI不能与本国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大大减小了FDI带来的溢出效应。
四、中国对南非投资情况及启示
（一）中国对非洲及南非直接投资情况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主要是亚洲、欧盟等地区，对非洲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量的比例非常有限，一般仅比大洋洲略高。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非洲经济整体发展滞后，可投资领域狭窄，主要集中在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和采矿业等行业，当然这些行业也是中国对其他地区投资的主要行业，但由于非洲消费市场规模有限、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以及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使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整体规模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非洲政府缺乏与外资利用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加大了企业投资者的经营风险，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虽然以上两方面原因影响了非洲对外资的吸引力，但同时也说明非洲市场潜力无限。为了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中国政府自2000年以后逐步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力度，2010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1.1亿美元，较2003年的7481万美元有大幅度增长，占中国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3.1%，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金）、尼日尔、尼日利亚等国家。2010年底中国对非洲投资覆盖率达到85%，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1955家，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等国家。[7]以上数据说明中国对非投资总体规模不大，而且分布较广。
综合中国对南非的投资情况来看，也是自2000年以后投资额才逐渐扩大，2008年达到顶峰的48.1亿美元，占到当年中国对非投资流量总额54.9亿美元的87.6%，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降到4159万美元。2010年中国对南非的投资流量为4.1亿美元，虽然总量不高，仅占对非投资的19.4%，但与2003年的886万美元相比，已有较大幅度提高。另外，2010年末中国对南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1.5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3%，位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国家中的第八位。总之，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明珠，在中国对非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2008年，竟占到了中国对非洲投资流量总额的87.6%。可见，中国在南非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而且投资领域也相对成熟，这些都为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南非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对中国投资南非的启示
根据上文分析得出，自1980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1992年以前其经济增长周期伴随着较大幅度的波动，自1993年至2008年经济增长率都保持正增长，而且波动幅度也较小，如果排除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南非经济下滑的外部性影响，可以说南非经济自1993年以后就步入了稳步增长时期。结合本文对南非经济周期的划分，2007年南非开始第五个经济周期，周期长度将达到9—11年，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009年的波谷之后，如果世界经济形势能够逐步好转，那么南非经济将保持7—9年的增长趋势，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出现波动。通过研究南非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我们得出南非的经济增长将吸引大量的FDI流入。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有可能到2017年，南非将成为外资的主要流入地。所以，中国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发挥自己在南非投资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加大对南非的投资力度。另外，2011年南非也正式加入了金砖国家序列，中国政府应该利用金砖国家这个平台，与南非磋商建立政府层面的资本合作机制，拓宽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的领域，由制造业、采矿业向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环保业等行业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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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95.
[7]2010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http：//.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FDI i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FAN Shaohua
（Capita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 总需求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周期指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一般分为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四个阶段。对于经济周期研究，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周期时间和理论，如基钦提出的3-4年短周期，朱格拉的9-10年中周期以及康德拉季耶夫的50-60年长周期，理论方面又产生了因货币供应量造成的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投资过度理论，因消费品需求赶不上消费品增长造成的消费不足经济周期理论等。国内学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本文意在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波动的状况和原因，并提出一些启示。
二、改革开放后经济波动状况
1、1978年-1981年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GDP增速达到11.7%，投资过快、盲目投资、是造成当年经济过热的主因，此后政策迅速收紧，至1981年，GDP增速仅为5.2%，这一阶段是经济周期收缩期。
2、1981年-1990年是经济整顿年。1982年GDP增速回升至9.1%，此后经济快速恢复性增长，因投资过热， 1987年GDP增速达到11%，CPI升至8%，价格与工资双双大幅攀升，货币政策却是相应宽松，信贷的大量投放引发1988年CPI升至罕见18.8%。1989年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社会购买力被压缩。1990年GDP增速减缓至3.8%，形成经济周期波谷。
3、1991年-2001年。1990年的大规模投资让中国经济在1991年走出低谷，随后GDP增速达到14.2%，1993年开始回落，一直下降至199年的7.6%，2000年有所反弹，但2001年又降下至8.0%。将近10年的经济下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都属罕见。
4、2002年-2009年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2003年之后，GDP增速实现两位数的增长，2007年达到峰值11.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下滑至9%，随后进入2009年调整期，当年增速为8.7%。
三、造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一）投资需求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首要因素。
投资波动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不同的时期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呈现不同的影响特点，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投资波动始终是决定总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分析，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速与GNP实际增长的相关性达到79.5%。名义投资于名义GNP相关性达到99%，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消费需求影响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此后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升发展层次，转变发展战略，投资和外需所起作用有所增强，1979年至1999年这20年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均大于投资，除1993年和1998年这两年以外。这都说明消费的波动对总体经济的波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政府需求影响不容小觑。
社会总需求其中一部分来自政府支出，进而政府支出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影响。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所经历的四次经济周期无不受到政府需求的影响。1987年的高通胀让政府采取了抑制总需求的措施，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国务院提出要压缩社会总需求，1990年经济增长下降为3.8%，造成那轮经济周期的波谷。1990年后，政府又出台"以适当增加投资作为启动，搞活经济的调整措施"，于是我国经济从1991年开始再次进入扩张周期同道。
（四）全球经济冲击尤为严重。
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总需求比重逐年上升。90年代前，我国外贸依存约为30%，出口依存度弱于进口依存度。1990年至2000年期间，外贸依存度40%，出口依存度超过了进口依存度，自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全球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小觑，如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造成我国第四季度GDP增速跌至6.6%。
四、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启示
（一）适当抑制投资增速过快。
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任务是控制投资出现过快增长，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投资出现爆发式增长，2009年投资对GDP贡献超过90%，许多行业经历了4万亿后，产能爆发式扩张，如水泥、钢铁行业等，当未来需求进入下滑恢复时，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情况，适当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是当前形势下必要措施。
（二）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稳定物价。
2011年，消费物价指数CPI最高达到峰值6.5%，很多商品和服务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上涨。随着物价的攀升，人们将存款转移至投资品，如楼市、股市，尽管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有一定的承销，但是股市资金的膨胀，市场上货币流量的增多，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在保持稳定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实施一定紧缩的经济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物价上涨。
（三）优化经济结构以建立良好经济运行机制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经济结构优化为基点，确保经济的适度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在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促进经济快速的、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实现速度、利益、结构三者协调发展，借助于宏观调控力量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流动性周期 经济增长 金融扩张 频谱滤波
一、绪论
本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促使学界和坊间认识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对于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基于金融危机触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深化了各国对经济增长干预程度，综观各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从美国的各级量化宽松政策到欧洲央行的注资再到中国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充分证明了依靠注入流动性阻止经济衰退的主要政策意图。但是截止到目前，以注入流动为主的刺激政策不仅没有促使经济显著复苏，反而诱发了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失控及金融系统潜在的巨大风险，也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隐患。在此意义上而言，在当前金融扩张和金融系统已占据经济体系中关键地位的条件下，重新厘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已成为现实之需。基于此，本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关键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经验事实，最后即是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关键文献述评
已有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揭示，一个经济体系内的流动性运行特征不仅受到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客观制约，同时也受到政府和金融扩张政策的干扰。
（一）流动性：宏观经济效应
学界和坊间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周期四个阶段的研究早已形成定论，概括而言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主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其独特特征，其对流动性的影响也独具一格。
Irving 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隐含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Fisher（1933）研究指出，在宏观经济环境所引致的负向冲击对微观企业的资产价值形成侵蚀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理就是折售其持有的资产以满足当期的债务清偿，但是资产的折售行为进一步引致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企业资产状况恶化；同时企业的债务存量也会被通货紧缩效应放大，进一步引起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这一循环引致的结果就是企业进入了债务—通货紧缩周期。Bernanke，Gertler（1989）的代表性研究认为，当外部负面冲击引起企业净值下降形成既定事实时，企业抵押资产质量就会下降，进而银行对企业融资行为就会表现出风险厌恶选择，这一结果就会显著的侵蚀企业再融资能力，企业的进一步融资限制就会极大削弱企业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就会面临流动性紧缩的困境。Kiyotaki，Moore（1997）通过对农耕者的土地出售及去杠杆化所形成的价格螺旋的研究，指出土地价值的缩水直接或间接的引致土地所有者净值及投资下降。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引致资产价格缩水，而相关金融机构的风险预期引致的折现及收紧流动性的行为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缩水。而这一逻辑也得到自2008年以来针对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负债表收紧流动性的研究文献支持（Kashyan，Stein（2000））。Holmstrom，Tirole（1998）从预防性流动性需求角度研究认为，基于微观企业或银行理性预期行为，二者会形成现金窖藏的行为，而这种现金窖藏行为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流动性需求，但是这种窖藏现金行为能否起到平滑微观主体流动性波动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McCandless，Weber （1995）代表性研究证实，长期内经济发展状况表明货币供给的增加与经济体系产出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随后Taylor（1998）研究进一步明确指出，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Michael Bordo（2009）基于美国历史经济危机演化状况认为，刺激经济复苏的量化宽松政策应当适时退出，并且退出的时机选择也影响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Hagen，Jean Pisani-Ferry，Jackob von Weizsacker（2009）的关键研究指出，在经济危机末期阶段及复苏初期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当回到常规渠道，但其退出的力度要配合恰当的政策。间接地反映了以向经济实体注入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戚自科（2004）研究指出，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渠道选择依赖于信贷和货币两种途径。但其实质就是通过两个渠道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Philippon（2008）的研究通过分析股票收益率与经济发展状态之间的关系，其指出微观企业资金流的净值预期缩水是引致经济运行衰退的主要根源。
（二）流动性：金融扩张效应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其干预的手段就是通过相机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释放或收紧流动性，进而引导经济运行。经验研究和实践表明其收紧或释放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扩张或收缩得以实现。Diamond，Dybvig（1983）研究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担资金期限转换及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创造，并相应地承担对应的风险。Kashyan，Stein（2000）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净值的缩水和资产质量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引致其信贷供给的控制及信贷收缩现象，最终引致通过银行贷款渠道的流动性紧缩现象。He，Kang，Krishanmurthy（2010）的经验研究揭示，2009年以来，银行通过可能的贷款收缩行为大幅度提高现金持有存量（Ivashina，Scharfstein（2010））。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宏观经济危机引起经济体系中流动性紧缩的可能性。Caballero，Simsek（2010）研究认为，其他银行尤其是银行交易对手的偿付能力的波动也会引致银行现金窖藏行为。但是这种银行现金窖藏行为被始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致的经济危机放大，Aeharya，Shin，Yorulmazer；Brunnermeier，Salmikov（2010）和Diamond，Rajan（2010）等的研究对宏观经济危机与金融机构现金窖藏行为及其引致的流动性问题进行探索。Shleifer，Vishny（2010a）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经济繁荣阶段乐观预期形成的激励效应对银行的理形成冲击，引致银行的信贷扩张及高度的杠杆化经营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是经济危机就会引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度理性回归，其去杠杆化行为和过度收紧流动性的措施造成显著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和降价折售行为引致市场流动性紧缩出现。
综观已有的研究，虽然代表性文献对于流动性与经济运行及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进行直接或间接分析，但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撑以下2个问题：问题（1）在金融扩张条件下，流动性存在周期性吗？如果存在周期性，那么其与经济周期关系如何？问题（2）在以上问题的基础上，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能有效地解释流动性周期性波动吗？针对以上问题，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也正是本文研究现实意义所在。
三、研究设计
（一）周期性测度及模型设定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研究核心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饶为民，孙剑，2010），我们采用频谱滤波分析框架中的带通滤波（BP—BK）对我国流动性及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并在分解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基础上给出二者频率响应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进而分析二者运行的实际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分布状况，也即是针对上文问题（1）进行分析。
结合频谱分析的数理原理，我们假定流动性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近似于随机过程{bt}，其线性变换形式为：
ht=■■a■*b■ （1）{1}
针对（1）式，利用BP线性滤波延迟多项式中内生的延迟算子进行线性变换为：ht=G（L）*b2t{2}。在此基础上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的谱功率可以表示为：
fh（c）=|G（e-jc）|2*fb（c） （2）
其中我们定义（2）式中的G（e-jc）为e-jc=cos（c）-j*sin（c）的指数函数，其被定义为：
a（c）=G（e-jc）=■■a■*e-ijc （3）{3}
结合谱分析有关知识中的随机过程迭代计算原理，我们给出带通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的频率响应函数：
aBP-BK（c）=aL2（c）-aL1（c） （4）
则通过频谱滤波分解的数理过程可以看出，结合经济时间序列的随机过程特征，时间序列在频率域中的结构表现为不同谐波之间的叠加，而不同谐波的组成体现了近似不相关的周期（频率）分量的叠加，因此可以利用频谱滤波分解原理对具有随机过程的变量序列进行周期（频率）分解，进而剥离出随机过程波动特征。
基于频谱滤波分解的优点从周期（频率）的角度而言，固定长度对称滤波（BP-BK）中则带通滤波可以近似的定义为：
BPn（D，H）=LPn（D）-LPn（H） （5）
其中频率循环周期是测算公式为：CC=■。
在给出周期性测度数理基础的条件下针对问题（2），结合已有的针对流动性、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4}我们在检验三者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三者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进行经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波动因素和金融扩张波动因素对流动性的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二）变量设定及样本数据选取的经验解释
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思路，相对于已有的对流动性广义界定（鲁政委，（2006）；任碧云，王越凤，（2007）；曾康霖，（2007）等），本文对于流动性界定是基于实体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标准，如果货币供应规模高于实体经济需求规模，则是流动性过剩；反之则为流动性紧缩。基于此，本文利用广义货币余额（M2）的增长率（Mg）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相对差率（（Mg-g）/g）表征我国流动性运行状态（LIQ）。其次，结合我国银行机构信贷创造的特征及相关的货币银行学理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余额（M2）和狭义基础流动性规模（M1）之差表征我国信贷规模存量，进而利用信贷规模存量的增长率捕捉我国金融扩张取向（EOF），相对于传统的利用M2与GDP比率而表征金融深化变量而言，文章基于以下两个因素选取（EOF），其一就是本文综合分析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之间内在关联，因此如果选取M2/GDP会引致可能变量高度相关进而引起拟合回归偏误；其二就是M2与M1差额能更好的映射出金融机构创造信贷的能力和金融在实体经济中扩张规模；最后本文承接既有的研究选取经济增长率（g）捕捉经济运行状况。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经验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的1992～2013年度中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产业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提出价格因素的干扰，我们选取对应时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GDP进行微调，借以反映我国真是GDP运行状况。
四、经验分析
（一）周期性测度
依据前文周期性测度经济学原理，本节我们对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周期进行分解。首先，由于变量特征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有必要针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饶为民，孙剑，2010），其检验结果如下表1。{5}
则由检验结果来看，变量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是在计量意义上变脸序列统计分布具有平稳性特征。
在数据平稳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流动性变量（LIQ）和经济增长率（g）进行频谱滤波分解，依据前文分析的滤波分解的经济数理过程及构建频率响应函数过程，我们对流动性及经济增长1992～2013期间季度运行状况进行频谱滤波分解，结果如图1所示。
则从BP-BK滤波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1992～2013期间经济增长存在1995～1998、1998～2001、2001～2005、2005～2009四阶段的短周期波动；同时存在1995～2009的长周期波动现象；样本期内，针对流动性而言存在1996～2000、2000～2003、2003～2005、2005～2008和2008～2011五阶段短周期波动现象，同时存在2000～2010长周期波动现象{6}。从分解结果看，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运行，整体上流动性周期运行均滞后于经济增长运行，虽然无法精确判定是否是经济运行周期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性波动，但至少可以肯定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流动性周期波动。进一步从二者的频率响应函数看，二者实际运行均偏离了其理想水平，并且二者偏离趋向和幅度近似。
（二）脉冲响应分析
在周期性测度基础上，结合问题（2）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对流动性、经济增长率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Granger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和金融扩张，同时金融扩张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则结合VAR相关原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Johansen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摘录如下表3。
则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表明流动性、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基于问题（2）和周期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基于VAR模型分析框架的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表2。
则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看，当期给予金融扩张一个单位冲击，流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第四期达到其稳态；同样若当期给予经济增长一个单位冲击，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在第2期达到底部后开始上升的趋势，同样在第4期达到原均衡路径。与此对应，若当期给予流动性一个单位的冲击，经济增长表现出上升并在第3期达到峰值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基本在第4期回到均衡路径；而金融扩张呈现出先下降并在第3期达到底部后上升趋势，也基本在第5期回到其原均衡路径。综合分析可知，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对流动性初始影响互为补充，其影响效应持续时间均为4期，而流动性对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二者初始影响呈现互补效应，但效应持续5期左右。但从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相互冲击影响效应来看，二者影响效应相反，但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冲击影响持续效应高于经济增长对流动性影响的持续效应，同时流动性与金融扩张之间相互影响与此类似。
五、研究启示
虽然诸多的代表性研究对于经济增长与金融扩张之间关系基本形成共识，同时实践也验证了金融扩张、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但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系统性量化分析并没有取得一致。本文通过测度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周期性特征及在其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流动性及金融扩张三者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初步系统性量化研究，经验分析揭示，首先，样本期内流动性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中流动性的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均滞后于经济增长短周期波动和长周期波动，同时经济增长可以Granger引起流动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流动性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同时金融扩张也是流动性产生的Granger原因。其次，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均形成对流动性短期冲击效应，但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相反；与此对应的就是流动性对金融扩张和经济增长冲击效应分别与二者对流动性冲击效应形成对偶性状，并且流动性对二者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高于二者对流动性的冲击效应持续时间。基于此，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活动和金融扩张所产生的流动性规模，同时也更应当注意流动性的产生对经济增长波动和金融扩张的影响。这也正是未来研究所要关注的命题。
注释
{1}其中ai表征测度的权重序列，在本文中为{bt}移动平均权重。
{2}其中G（L）=■■a■*Li。
{3}式中i满足i2=-1为虚数，G（e-jc）被定义为G（L）中的Li利用e-ijc置换所得到的结论。
{4}已有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间存在可能的内生关系，而文献针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权威共识，因此文章承接已有研究，假定三者之间存在内生关联。
{5}限于篇幅，摘录关键检验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以下同。
{6}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饶为民，孙剑，2010））以波谷为标准判断周期性运行，波谷更具稳健性，以下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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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应性[J].金融研究，2006（01）.
第二章是核心章，作者立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三个方面，对当前我国经济所处周期阶段进行分析。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比较是判断周期阶段的基础，作者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分析，探索出经济周期阶段的变迁过程，认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又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加以说明，进而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率，发现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体现，是市场力量和合适的政策组合共同作用的产物，足以证明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
对失业率的分析，作者认识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失业率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一般规律是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但是在我国，由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失业问题十分严峻，失业率指标有些特殊和复杂，失业率难以像西方国家那样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况，难以灵敏地反映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尽管如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周期阶段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失业率高低这一指标。作者认为当前总的说来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自2004年开始，就业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根据奥肯定律，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为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佐证。
关于价格指数，作者写道：“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第88、89页)可见作者对价格指数在判断经济周期阶段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通过对这些年各种价格指数的分析，可看出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提到的是：作者观察物价并不圃于传统的一般的市场价格，提出还要密切关注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如果综合考虑消费物价、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是很明显的，因此从价格指数来看，也可证实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已进入繁荣阶段。
通过以上方法和工具的分析，该书所得中心结论是：“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彻底从5年前的不稳定的复苏阶段走出来了。”(第92页)当然，作者又辩证地认识到，说繁荣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歌舞升平，其实宏观层面的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但是仍可得出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确实正位于繁荣阶段的结论。
为了给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分析进一步提供佐证，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中国经济波动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探索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密切。
【关键词】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校准法;帕累托最优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是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DGEM),通过分析代表性微观主体的效用和生产等行为函数而建立的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假定代表性个体是理性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分析范式,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经济的周期波动可以看作是微观主体对外在技术冲击做出的一系列最优反应。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一经Prescott 和Kydland(1982)提出就引起了宏观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不仅其具备的坚实的微观基础使模型有着良好的内在一致性,在两人对美国1954年一季度至1982年四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了模型模拟数据与真实数据之间的惊人的外在一致性。
一、RBC模型的提出及其产生的背景
经济周期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在目前的几乎所有的正统经济学教材中都可以找到专门为它开设的一章,情况并不是一直如此。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界还是在政府等经济管理部门都占据着绝对主流的位置,凯恩斯在《通论》中阐述的政府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的经济干预主义的思想,产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背景,指出经济之所以会陷入衰退是因为社会的总需求不足导致,社会总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构成,由于人类自身的一些特性使得消费具有一定的“惯性”。从二战结束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的理论在对付经济波动方面表现的还是很成功,七十年代开始的油价高企等供给面的冲击因素造成一种被成为“滞胀”经济困境,凯恩斯理论对此表现的无能为力。从此开始,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仅关注社会经济的需求方面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或许供给的因素才是经济波动的真正原因。
上个世纪七十年生的滞胀,只是提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产生的一个现实原因,同样发生于七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一次大争论则提供了其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希克斯(1937)以IS/LM的形式完全阐述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从此经济学也就偏离了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而转去关注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产出的决定。在希克斯的模型中,通过确定代表消费和投资IS函数、代表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LM函数、一个生产函数和一个劳动供给函数,社会总产出就可以表示成系统外生变量的简单函数。卢卡斯(1976)在其文章中对这一“简化方程”提出了质疑。卢卡斯指出,IS/LM中的效用函数、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决定取决于微观主体的消费、投资决策,传统的IS/LM分析则省略了这一优化过程,在讨论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对产出决定如何作用的同时,此政策也改变了对微
观主体储蓄和消费的激励,改变了消费和投资函数。
二、RBC模型的贡献与不足及相关争论
任何理论或模型都会因为其自身的不完善之处而饱受诟病,像RBC这样影响力巨大的经典模型更是如此。RBC模型从提出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经由Prescott 和Kydland及其同行的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模型自身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许多知名的经济学者都在很多的方面对其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的事实并不是全盘否定RBC模型,相反,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流派的批评的声音促进了RBC模型的不断向前发展与完善。
(一)经济周期中长期与短期的争论
米切尔(1923)考察了美国产量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并将经济周期描述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产量的扩张和收缩。他将数据描述成一系列的周期,由衰退、低谷、繁荣和高峰等四个阶段组成,尤其强调转折点(低谷和高峰)的存在。这就是最初期的关于经济周期的经典描述。在索洛(1956)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卢卡斯(1977)用一种与米切尔不同的方法来看待经济周期,他把经济周期看作是与长期增长趋势相比较时,经济变量表现出的短期相对波动。
对于在实际经济数据中发现的明显的短期波动,有着各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就是存在两种相互独立的过程对经济发生作用:决定产出长期增长的索洛模型所描述的增长过程,在几个年或者更短时间里导致暂时短期波动的独立的过程。这种解释是那些相信“经济周期”确实存在的经济学家们喜欢的解释(曼昆,1989;托宾,1996)。第二种解释是增长过程本身存在着很大的随机性,它导致明显的短期波动,根本独立的短期理论就没有任何必要。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流派的纳尔逊和普罗瑟(1982)指出,如果技术冲击是持久,短期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将被纳入同一个框架,传统经济学中长期和短期的两分法将被抛弃;如果技术冲击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是随机的,实际产出轨迹随机游走的特征就类似于经济周期,产出的波动是产出自然趋势的波动,并不是什么对长期平滑的增长轨迹的偏离,每一次生产率的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Campbell 和Mankiw(1987)的检验结果也表明技术冲击发生之后的产出波动一般在同一方向上跟随着技术冲击。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将增长分析与波动分析分离,在纳尔逊和普罗瑟的模型中,既然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动力是一样的,都是技术冲击,两者并无差别,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完成了对增长理论与周期理论的整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倾向于第二种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
(二)关于“货币中性”的争论
Prescott 和Kydland声称建立模型的最初意图是为了研究“货币冲击”的传导。但当在模型中代入实际冲击进行临时模拟时,意外地发现模拟数据对真实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性质,并能很好解释经济周期。这说明,“货币冲击”是经济的冲击来源之一是被广泛接受。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初期,经济学家们都强调用货币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坚信真实冲击不会大到能导致可观测的经济周期。
在70年代,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凯恩斯货币主义者(Keynesian monetarists)的观点,认为政府能够用积极的货币管理政策来影响产量水平。另一种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Friedmanite monetarists)的观点。认为政府没有实施有效的积极货币管理政策的足够信息,政府只能确定一个稳定的货币规则,理性预期革命则对货币政策的功效(虽然并不是对经济周期是否由货币冲击导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理论指出,微观经济主体会对货币当局的“货币规则”做出理性预期,虽然可能在预期中犯错误,错误是随机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货币供给的增长的效果就会被价格水平的同比例提高所抵消,货币当局不能影响产量。货币错觉就可能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根源(卢卡斯,1972)。关于货币当局能否影响产量水平,两大阵营进行了一场经验的(经济计量的)的争论,其中不同的观点可参见巴罗(1981)和米什金(1982)。
(三)短期波动是对长期均衡趋势的偏离吗
凯恩斯主义者相信,长期里,经济会按照索洛模型里描述的长期增长趋势增长,但短期内,由于需求冲击的影响,产出水平会偏离这种长期的均衡水平。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描述的那样,政府通过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对冲掉需求冲击的影响,使得产出回到长期的均衡水平上去,这样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RBC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波动乃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完全信息、厂商和个体的同质性、理性预期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做出的最优反应,是帕累托最优的,即经济波动并不是对均衡趋势的偏离,波动自身就是均衡增长趋势的轨迹。政府的干预政策是完全不必要,会降低社会的福利水平。普雷斯科特(Prescott)指出:这项研究(RBC模型)的政策含义是,为经济稳定性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产的,经济波动是对技术进步速度的不确定性的最适宜响应。
三、RBC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龚刚和Willi Semmler(2003)最早在国内期刊上对标准的RBC模型进行了介绍。他们的研究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引入到RBC模型中,描述了非均衡引入后的家庭决策、厂商决策的变化,讨论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中交易行为的变化,并考虑了不同的非均衡实现法则,大大缩短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标准的RBC模型模拟了中国1952年～2001年这50年的经济数据,认为中国50年经济波动的80%可以由技术冲击加上政府支出冲击等真实冲击来进行解释。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研究了引入供给冲击后的RBC模型――太阳黑子模型。在没有供给冲击时,模型退化成RBC模型,研究技术和政府支出冲击的效应,引入供给冲击或需求冲击时,模型校正为太阳黑子模型。陈昆亭与龚六堂(2004)指出,传统的单纯以物质资本利用率为基础解释波动机制的观点不足以解释波动的形成,在引入人力资本及其利用率之后,连同物质资本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波动机制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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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昆亭,周炎,龚六堂.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4(10)
[3]汪祥锋,费剑平.RBC理论:批判与质疑[J].当代经济.2005(4)
[4]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 分析[J].世界经济.2004
过去两年A股下跌30%，但A股市场融资额却是全世界第一。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只有融资、没有退市。发行制度表面看是市场化的机构询价，实质上一、二级市场严重不对等，有市场化之形，却无市场化之实，导致发行价畸高。长此以往，就像一个游戏，如果总是某个固定团体获益，其他人只能选择离场，游戏也就结束了。
世界经济危机此起彼伏，美国次贷危机余波未平，欧债危机又来势汹汹。经济的不稳定也伴随着政治动荡，希腊、意大利总理相继去职，中东和北非甚至爆发革命。保持稳定高增长的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然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未给中国股市带来持续增长，2010年A股市场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今年A股表现仍不如人意。展望2012年，A股市场震荡仍是主旋律，大牛市两三年内未必可见。
嘉实基金：
把握经济周期方有所为
月有阴晴圆缺，经济也有盈亏涨跌。关于经济周期的探讨是市场上历久弥新的话题，有关“周期”的理论也一直在升级换代。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周期理论的集大成者，在熊彼特看来，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周期不像扁桃体，可以割掉，周期就像人的心脏，是整个经济体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要学会预测周期，分析周期，应对周期，顺应时势，方有所为。
综合看来，我国经济仍处于长周期中的衰退期，未来一年，市场出现系统性机会可能性较小，但结构性机会可能占据主导。一些传统的周期行业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周期启动的大背景下，以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为主要驱动力，将焕发新的增长活力。此外，一些和传统周期行业升级紧密相关的新兴产业，兼顾了周期和成长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周期成长股，也将在整个转型期内有好的表现。
大成基金：
新兴产业值得继续看好
大成基金认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是导致A股近日表现不佳的重要因素。从国内方面来看，货币政策已现松动，国内经济超预期下滑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股市仍然受到新股融资冲击以及房地产市场走弱的负面因素影响。
大成基金指出，日前爆出的意大利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其国债收益率水平已经超过7%。因此，意大利政府是否失去国债一级市场融资功能、政局是否稳定、债券违约是否波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均是市场深感忧虑的问题。国内影响市场的因素中，大成基金认为流动性状况是主导，近期外汇占款下滑的预期以及对A股扩容的担忧，短期流动性可能面临一定冲击。
融通基金：
准备金率仍有下调空间
对于央行11月30日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融通基金认为，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重要原因是通胀接近目标区间、经济增长快速下行，但基本面难以根本改善，市场仍将保持震荡，未来形势或更加复杂。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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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和周期波动是经济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成长；从短期来看，这两个问题就变成经济总量的波动问题和产业结构的短期调整问题。
（一）经济周期理论
现实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宏观总量）总是围绕着其自身稳定的增长趋势呈现循环往复的起伏波动，即经济增长是在经济扩张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中实现的，这种现象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波动阶段一般可划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波峰和波谷是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衰退或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了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的偏离与调整过程，但在现实经济中，对经济的均衡状态难以给出准确的描述和度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切尔和伯恩斯在1946年对经济周期给出了描述性定义：“经济周期是在主要以工商企业形式组织其活动的那些国家的总量经济活动中可以发现的一种波动形态。一个周期包括许多经济领域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扩张，接下来是同样一般性的衰退、收缩和复苏，后者又融入下一周期的扩张中。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反复发生的，但不是定期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20年不等，它们不能再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更短的周期。”
（二）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和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一般以产业产值占GDP中的比重和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来表示。
关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比较著名的研究首先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分布会由第一產业依次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配第—克拉克定理”阐述了一个基本规律，即随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其自身产业结构会由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的形态向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大的形态转化。
罗斯托通过研究提出了主导产业及其扩散理论，还有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他从一个经济体中主导部门的作用变化以及主导部门交换更替的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主导部门的增长、扩大同时也影响了其他部门的的增长、扩大。同时，罗斯托根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成长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直观的反映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即：一是高技术对经济贡献率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主要动力是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二是金融资本对经济贡献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金融资本投资和运转。三是设备制造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支柱产业。四是一般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力量。五是能源、原材料生产、加工工业是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力量。
发达国家普遍处于第一、第二个层次，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第三和第四个层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般处于第五个层次。
（三）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产业结构是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结构。各产业增长率的波动，构成整个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由于各次产业增长率的波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各次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将影响整个经济波动的状态特征。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产业结构，决定着一定时期内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状态特征。
一般来说，第一产业的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小，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所以很不稳定；第二产业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来就根源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第三产业的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小，一般又不受自然条件的太大影响，所以较为稳定。
根据产业比重的变化，经济的周期波动可以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中度波动。当第一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小时，整个经济呈现为中度波动；二是剧烈波动，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且超过第一产业比重时，整个经济就容易呈现出剧烈波动；三是平缓波动，当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均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经济的波动会呈现平缓趋势。
结合上文产业结构理论，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将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且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经济波动将逐渐平缓化，即经济周期呈现“微波”化。
二、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国际比较分析
（一）美国产业结构演变
1.经济阶段的划分及特征。战前发展期（1884～1944）。美国在1884年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工业产值迅速增加，跃升至世界第一。此时期，钢铁、石油等产业快速发展，制造业比重逐渐增加。
缓慢增长期（1945～1990）。美国经济一家独大，工业仍占绝对主导地位。但此时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经济总量在世界中的占比逐年下降。
平稳快速增长期（1990～2000）。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全面结构性调整，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1992年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加快，私人消费与投资及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低通胀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强调发展制造技术。
加速复苏期（2000以后）。2002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经济增长由消费拉动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IT产业开始成为经济增长引擎。
2.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特征。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大约40年的时间。1900年，美国工业品总值达到农产品总值的2倍。1900年美国基本上成为工业国，1920年前后，工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工业革命后至20世纪50年代，农业地位日益下降，工业地位日益突出，制造业一直保持上升势头。这个阶段第一产业下降到28%左右，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占53%左右，第三产业占19%。
工业化阶段。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大约30年间。此阶段，第一产业下降到14%左右，第二产业也下降到37%左右，第三产业变主导产业占50%左右。
工业化后期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约20年间。该阶段第一产业所占劳动力和国民收入份额的比重不断下降。1960年，美国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减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超过半数，劳动力迅速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
非工业化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30多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除了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保持着领先势头外，美国对一些必不可少的传统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用新技术、新工艺来改造传统工业，使其传统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继续保持较高的竞争力。此时期国民经济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重心向高技术工业转移，且以尖端技术对制造业现有设备进行改造。90年代以来，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经历了迅速下降之后，逐渐稳定，第二产业也在经历缓慢下降之后稳定下来，第三产业则迅速发展，比重超过70%。此时期美国服务化经济特征明显，三次产业结构基本稳定。
3.小结。通过对美国产业变迁的总体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产业结构有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美国经济增长完全依靠第三产业发展来支撑；从产值角度，美国目前主要通过高附加值第三产业产值的提升来带动第三产业整体产值的提升进而带动GDP增长；虽然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逐渐提升，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在下降，这也使得美国又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
（二）中国产业结构演变
1.经济阶段划分及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并不是以近10%的高速直线增长的。从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来考察经济增长率波动，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3次上升与回落的波动过程。第一次上升是1982～1984年，GDP增长率从1981年5.2%的低谷上升到1984年15.2%的高峰，上升了10个百分点；第一次回落是1985～1990年，GDP增长率回落到1990年3.8%的低谷，回落了11.4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6年。第二次上升是1991～1992年，GDP增长率从1990年3.8%的低谷上升到1992年14.2%的高峰，上升了10.4个百分点；第二次回落是1993～1999年，GDP增长率回落到1999年7.6%的低谷，回落了6.6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7年。第三次上升是2000～2007年，GDP增长率从1999年7.6%的低谷上升到2007年14.2%的高峰，上升了6.6个百分点；第三次回落是2008～2015年，GDP增长率回落到2015年7%的低谷，回落了7.2个百分点，下行调整了8年。“十三五”开局之年即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面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速已连续8年处于下行调整中，是改革开放以来3次回落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我国经济结束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2.产业结构演变历程。198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最主要承接区，西方国家传统制造业的转移从日本、德国进一步向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推进，形成了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从中国的产业结构上看，体现出以下演变特征：
第一，农业GDP占比持续下降。1980年，中国农业GDP占比为22.8%，到2010年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下降到5.4%。
第二，制造业GDP占比始终在30%以上高位运行（1990年例外），一枝独秀。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19.8%∶19.4%）。中国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规模、资源投入、低成本、投资和全球化，有些优势无可替代，还会维持相当长时间。
第三，服务业、金融和贸易业GDP占比总体保持了持续上升态势。1980年服务业、金融和贸易业GDP 占比分别为8.9%、8.0%，而后持续上升，到2010年，分别为18.7%、19.8%，二者总和为38.5%，增速分别为110.0%和147.5%。内部结构上，以传统产业，如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为主，在GDP增加值中占比超过40%，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生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行业水平较低，比重约为20%。此外，建筑业和运输业1995年以前则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之后维持在11.5%左右的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与配第-克拉克定律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吻合，同时由于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经济波动逐渐平滑化。
3.当前发展阶段的国际比较。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高位平滑化与增速换档。事实上中国在走一条赶超的道路，在相当长时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面临着相当高的贸易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实施扩大内需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政策，面临着国际贸易和投资“双保护”的挑战，经历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市场“双过剩”，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双约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同时制造业也正经历着东南亚国家的“低端压力”和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高端压力”。
与美国相比，从GDP增长阶段来说，大致相当于美国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平稳增长期的阶段，社会生产力正面临大调整，旧工业、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所体现的“夕阳”工业不景气，改造需要时间，新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所体现的“朝阳工业”成熟与形成新的生产力也需要时间，扩张性财政政策所积累的问题开始显现；从人均GDP来看，大致相当于同等收入下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美国人均GDP于1970年达到10383.00美元，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综合考虑两者，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大致美国20世纪70年代左右。
4.未来产业演变趋势。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产业结构上逐渐发生了一些调整：消费性产业稳定发展，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性有降低趋势，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经济开始向集约型、低碳型经济转型。
综合前文的产业结构演变阶段和美国的产业演变经验，可以预计中国未来也将按照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发展：加强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型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逐渐赶超传统工业。具体来说，中国产业结构要努力实现以传统工业生产向高新技术产业生产为主的转移，制造业重心逐步向高技術工业转移，以尖端技术对制造业现有设备进行普遍改造，服务业也要实现高技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填补传统服务业的衰退。未来的中国必然要从高投入式发展向高技术式发展转变，科学技术将会愈发重要。在未来，计算机产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的发展将会是中国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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