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0 11:34:55
导语：在提高生育率的措施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近年来舞蹈专业的办学规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而不断扩大，各类舞蹈学校也争相扩招，越来越多舞蹈专业的学生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如何让舞蹈专业学生能更好的适应就业岗位，提高舞蹈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闻一多先生说过：“舞蹈是人的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简单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这种表现方式应该说是最美丽和最自然的方式。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对编导和舞者本身的表达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同时对于音乐、舞美、灯光、道具甚至观众的契合度都有较高的要求。这种非常专业而又有限的因素无疑提高了舞蹈专业学生就业的难度，如果再一味强调舞蹈专业的这种专业化就业性，这种做法将会严重影响舞蹈专业学生的就业率，而保证就业率的根本因素就是就业去向。
一、就业去向分析
从舞蹈的专业特点来说，舞蹈专业学生越早接触专业方面的学习和训练越好。因此，在从附中到大学的七至八年甚至更长的可谓十年寒窗中成长起来的专业学生们，都舍不下这份专业，都会选择从事与舞蹈相关的工作。据调查，他们一般有以下几种就业渠道：
1、进入各级专业演出团体
这类学生多数是舞蹈表演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形象、身材和专业素质都很好，无论身材扮相都让人赏心悦目，因此他们不必担心找不到工作。而且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能进入各省、市、县级歌舞团和较好的艺术团体当演员。
2、进入各级院校
这类学生多数是舞蹈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这类学生较前一类学生而言，只能说是形象、身材和专业素质较好，相对前一种学生而言，除专业外，学院侧重培养他们的文化等综合教育素质，毕业后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教育行业， 进入各省、市、县级院校从事舞蹈教育教学工作。
3、进入各级群众艺术馆
这类学生较以上两种专业学生而言，身体条件和专业素质相对一般，因此他们选择进入各省、市、县级群艺馆从事群众文艺辅导工作，带动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普及文艺工作，相对前两类学生要求低些。
4、考研
这类学生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家庭条件较好，毕业后会选择考研或通过其它途径继续深造，另一种是专业技能一般，面对专业好的学生不具备竞争力，因此，他们想通过考研来提高自己，从事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避开热门报冷门来保证自己的就业岗位。
5、临时兼职
这类学生大多数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自身专业素质和各方面条件一般，通过跑场和带班来保证自己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谋生手段，它没有长久性和持续性。
6、改行
这类学生属于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都较差的一类，毕业后他们会选择改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改做一些其他行业的工作。
7、自主创业
由于舞蹈专业的局限性，剩余的这类学生无法找到工作，于是便选择自主创业，他们要么办培训班，要么开店等，以保证自己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8、待业闲赋
最后一种情况，这部分学生因形象、专业素质、文化素质都很差，又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只能待业在家无事可做。
二、影响就业去向的因素
就业去向是保证就业率的根本，根据以上就业去向的分析，舞蹈专业学生，大多数选择的职业是专业舞蹈演员和舞蹈教师，但受目前扩招和诸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不均衡因素影响，使得舞蹈专业岗位都处于饱和状态。这种局面从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舞蹈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当然， 影响舞蹈专业学生就业率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大致可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1、内在因素
（1）不同专业的情况不同
比如舞蹈表演专业和舞蹈学专业，如今表演专业的要求不再是单一性的，提倡的是编表合一，即编导和表演合二为一，这种专业的学生既要掌握编导基础和编导技法，同时还要有表演方面应有的素质，舞蹈学专业则主要是侧重于文化素质和舞蹈教育方面，两者的要求不同，培养的人才去向也就不同，在当今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前提下，表演专业的学生自然就比舞蹈学的学生就业率高。
（2）相同专业的情况不同
在相同专业内，外形条件好的学生就业率相对较高， 男生就业率又比女生相对较高。这既反映了目前我国就业情况的普遍性，又体现了舞蹈专业的特殊性。舞蹈专业学生最大的就业途径就是当演员，外形条件好是必备的首要条件，在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必定就会成为行业中抢手的人才。还有舞蹈专业在招生时，报考的男生就比较少，进校后人数自然就少，这就使得舞蹈这一行业内男演员紧缺，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男生比女生就业率高这一情况。
2、 学生的就业适应性差
由于舞蹈专业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学生在校期间只注重编导、舞蹈学、舞蹈表演方面的专业学习，而忽略了其它如文化素质、人文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学习，这就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在以上几种就业渠道饱和的情况下，学生们对其它专业的就业适应性就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目前的用人单位都存在一个普遍问题：那就是注重学生的各方面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不高，不能适应当今其他就业岗位的需要，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3、外在因素
对于所有艺术类专业来说，影响学生就业的外在因素不外乎市场需求。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毕业生就要能够适应这样的要求，当今社会需要的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一性很强的人才，无论是高校还是毕业生都应该适应当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岗位，因此我们在扩招的前提下应该考虑到就业的适应性，权衡好扩招与就业率的比重，谨慎行事，不要盲目。
三、提高就业率的措施
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怎样提高学生的就业率，让更多的学生能找到工作，是我们学校和教师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以下几点措施仅供参考。
1、学校措施
（1）正确对待学生就业适应性问题
当前对舞蹈专业学生就业适应性问题，在一定的程度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其一：重招生而轻就业。尤其是在扩招的前提下， 学校的重点工作都围绕着招生来制定计划，安排工作， 而学生的就业问题常常是交给就业指导中心负责， 其它部门就很少介入。其二是对就业指导工作实施得不够具体，平时就很少安排一些有关工作，只是到了学生临毕业前才临时抓一抓。其三是把就业适应能力的培养问题看作只是学生个人的事情， 似乎围绕着就业指导所做的事情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并不是学校工作的重点。这些观念不转变， 学生就业适应能力的培养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1］
（2）教学改革应以就业适应为依据
当前高校的教学改革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调要尽量体现学科发展的前沿， 重视基础学科; 二是在教学方式上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能力， 特别是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 三是十分重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 强调教学效率的提高。但这样做却忽略了对就业适应性至关重要的应用技术和操作技能以及更为重要的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学校应从育人目标上确认重视培养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在安排课程和开展教学质量评估时， 还应该注意通才与专才的结合， 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 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的结合， 学习能力与社交能力的结合。此外， 在学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上也应该充分考虑今后毕业生就业的需要。［2］
（3）教学计划中应该强化社会实践环节
在校期间缺乏社会实践的机会， 几乎是众多学生的一致意见。为了加强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环节，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 教学计划中应有适当的社会实践课， 并安排一定的学分， 列入对学生的考核指标。第二， 学生工作中应适当安排社会实践的内容， 利用假期组织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活动。第三， 加强对实习工作的组织与指导， 争取实习单位的支持， 提高实习的实效性。实习不仅是业务知识与技能的实践与锻炼， 更是工作态度与人际交往能力的见习与锻炼。有些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可以考虑增加实习的次数和时间。［3］
2、自我措施
（1）准确定位明确发展方向
当今社会是竞争的社会，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有自身的优势，舞蹈专业学生应从实际出发根据个人的不同条件、特点和目标，准确自我定位，明确发展方向，为自己的艺术之路作好定位与规划。
目前舞蹈专业学生就业需求日益多样化，国内各艺术高校和院系打破以往舞蹈专业“精英”教育的模式，开始注重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舞蹈教育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学生个人的发展铺设了更多的可选道路。毕竟，“精英”或 “明星演员”只是凤毛麟角，因此，舞蹈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根据自身条件、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同时注重其他科目的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与修养，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强化自身的优势与特长，尽早明确发展方向，并在教育、编导、理论、策划、管理、传播、文化交流等与舞蹈专业相关的领域做出多方面的选择，为日后的择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2）挖掘潜能提高综合素质
近些年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反馈的信息表明：应聘者的综合素质是用人单位普遍参照的选择依据。许多用人单位反应，一些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存在“心浮气躁、恃才傲物、眼高手低、夸夸其谈”等现象；有的受自身素质或就业方向的局限，产生改行和放弃的念头；有的因为受不了工作单位的严格管理、善意批评或难以适应理想与现状之间的巨大差距；有的沮丧之余，不能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审视，陷入了频繁“跳槽”却依然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尴尬处境，给用人单位与个人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可见，舞蹈专业学生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同时更需要提高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提高文化素质的整合能力和实际操作的能力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力比知识更重要，舞蹈专业学生只有将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社会需要的各种能力统一起来，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
（3）培养创造思维适应时代需求
当代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创新思维，舞蹈专业学生更应顺应这样的时代潮流，充分挖掘个人潜能，提高创造思维能力。在现实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某些缺乏创造力的同学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脱颖而出。我在一次编导课上发现，只有少数同学会在表达某一情感动作时联想到其他与此相关的动作，并举一反三，归类、总结，附以生动形象的动作描述。这些同学大都具有思维活跃、善于思考和想象的特点。由此不难看出，创造思维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开发人的潜能中培养出来的。舞蹈专业学生只要注重平时生活的点滴积累，积极参加各种创造活动，勇于发现和敢于探索，善于联想和勤于创新，那么在经过多年系统的舞蹈专业化训练后，必然会让自身的各方面综合能力得到提高，而更有实力去面对当今社会严峻的就业问题。
在当今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就业大环境下，舞蹈专业学生应该扎实走好大学阶段的每一步，为日后的成功奠定坚实基础，用不断创新的精神去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德艺双馨的从业者。
参考文献
［1］赵增福. 高校就业教育简论［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04 (15- 16).s.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生育政策；徐州
0 引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7%时,称为老龄化人口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徐州劳动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产生诸多影响，妥善解决和预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是实现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1 徐州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1 老年人口的规模大 资料显示，至2006年底徐州市老年人口总数达132.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4.2%，80岁以上高龄人口约占老龄人口的16.5%，到2020年将达到190万，约占总人口的18.5%。
1.2 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 2005年全市总人口比2000年减少了8.86万人，下降0.99%，而同期的老年人口却增加了16.22万人，增长了22.8%。显然，徐州老年人口增长不仅绝对量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1.3 老龄化在城乡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2005年徐州城镇、 农村 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91%和10.78%。
1.4 老龄化要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5000到10000多美金，而徐州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金，属于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2 人口老龄化对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消费结构面临转变 老年人口的增加，用于医疗方面、老年服务的消费需求将增加。对消费总的影响不大，但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
2.2 影响科技创新 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
2.3 劳动力比例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2.4 养老、医疗保障压力加大 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命周期的延长，在不远的将来，一对年轻夫妇可能要赡养4至6个以上老人。养老压力和老年人医疗卫生资源消费压力较大。据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
3 现行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从封闭人口看，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西方人口学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而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
4 建议
4.1 认清现状，着眼未来，转变观念，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要重视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徐州的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二元化，既 农村 的二孩生育政策比城市宽松，例如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户结婚，即可生育二孩，而城市里必须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等。这些政策很大程度降低了徐州市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使得城乡新增人口数量差别加大，导致徐州城市新增人口数量明显少于农村新增人口数量，反过来由于农村 教育 条件、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 经济 条件较差，其新增人口未来的综合质量明显低于城市新增人口，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也不利于解决未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调整是要遵循人口自身 规律 的，是要有前瞻性的。例如现在出生的人口只有在15年或20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力人口的行列，届时如果感到人口过于老化或劳动力不足，再以计划生育来调节将是无济于事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社会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重构过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扩散。由于目前是以城镇人口数量作为衡量城市化标准的，所以许多城市政府部门往往会出现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例如“县”改“市”等方法，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却忽视了城市化发展的质量，忽视了城市化后人口结构、质量和综合素质水平。城市化不能就城市而论城市，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增加高素质人才的“储备”。
不同的生育政策将决定徐州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而是要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适时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中，调整计划生育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在稳定现行政策的前提下，认真研究未来人口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而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2 把现行的追求低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为“低生育率水平与调控人口年龄结构质量并举”的政策
4.2.1 具体是指高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农村地区，应继续搞好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使生育率水平降低到2.0左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保持较低水平的主城区，则不再是继续维持这样低的生育水平，而是应该采取合理措施，把生育率的上限调控到1.8的合理水平左右，以达到调控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目的，改善出生性别比问题。
4.2.2 为避免回升过快，作为过渡措施，先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再生一个孩子，如响应者过少，再考虑全部放开，让愿意生育者再生一个孩子，当然生育二胎是上限。实际上，受环境污染、结婚年龄越来越迟影响，现在不孕不育的家庭正越来越多，已占12%多；另外受经济条件和社会综合因素影响，城区有生育二胎或多胎意愿的育龄群众比例不高，有的还选择丁克，不要孩子！因此，对计划生育搞得好的徐州城区，合理调整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是不会回升过快的。
参考 文献 ：
[1]龚幼龙，严非.社会医学[m].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44-45.
[2]徐州市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z].
[3]徐州市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z].
人的生育行为取决于两个要素：生育收入和生育成本。生育收入包括金钱收入和非金钱收入（如天伦之乐），生育收入与父母、子女之间的代际产权合约安排相关，在农业经济下，盛行父母拥有对子女的产权和收入支配权；在工业经济下，就慢慢转向子女拥有自身产权、父母取得子女的一部分金钱收入（子女仍相当于投资品）的安排及父母只是把子女当成耐用消费品（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的安排这两种。生育成本包括生育、养育子女的直接费用及母亲为此放弃的职业机会。
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Family Plan（家庭计划），而是Birth Control（生育管制），而且是严厉的生育率管制，全国大部分家庭只能生育一胎，少数符合特殊条件的家庭可以生育两胎，管制法例允许的生育率不会超过1.5（有学者估算为1.38）。这不是家庭选择如此，而是管制法例强制你如此、没得选。
在生育率管制法例之下，计生委对有“超生”行为的家庭，给予高额的罚款（现在改称“社会抚养费”，可“社会”何曾抚养这些超生的孩子？说占用了“社会资源”，哪一种稀缺资源这些超生的孩子可以白白的使用？），本质上是“生育税”。
生育率管制法例是由从中央到各省市一系列法律、规定、条例组成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2002年，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省市，均有具体的规定、条例或实施细则，规定各种奖惩措施。除了直接的生育率管制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生育率管制，如提倡晚婚晚育；“稀生”，生育间隔要三四年等等。
其实，生育率管制会带来各种社会成本。
后果之一：
巨大的制度费用。为了执行生育率管制，需要庞大而复杂的法例，需要庞大的专门负责机构，需要庞大的人手，全国从事计生工作的人员保守估计有几十万，给他们支付的工资来源于税收，是制度费用（他们本来可以从事有产出的工作，现在放弃了，是社会成本，这一成本已包含在制度费用上）。
张五常1985年撰写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讲到，血浓于水的亲情、家庭公司可以降低制度费用，计划生育导致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比赫胥黎《Brave New World》中的景象还要可怕。
后果之二：
本来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孩子导致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如果没有生育率管制，以农村为例，在父母对子女拥有产权因而拥有收入支配权的代际合约（这种代际合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在加速解体；就是在农村，也不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工业化也在进步）的局限下，生育子女是一项回报率很高的投资。现在管制了生育率，生育收入在边际上高于生育成本，本来还可以继续生育，使得生育收入在边际上与生育成本相当，这就意味着有租值（父母生育子女的投资收入）被消散掉了。
而本来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子女也是资源，如果出生会给社会创造财富，他们不只是“人口”，要消费，也是“人手”，要生产，更多的人参与分工与合作会使得专业生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程度进一步加深。
当然，会有人选择“超生”，“超生”的本质是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最终消散的租值，总是相关的局限下最少的。
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口红利”，是说本来用于生育子女的费用现在可以用于消费和投资，问题是，计划生育相当于对某些消费和投资行为的管制，原来计划使用孩子这个耐用消费品的家庭现在只能消费其他物品，愿意出的最高价与实际出价的差额即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因此减少了；原来计划通过生育子女取得更高投资回报率的家庭现在只好满足于较低的投资回报率，这是管制导致的租值消散！
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宣称，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仅仅因计划生育少生了4亿人，该数“不包括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这应该是高估了，有学者估计，截至2005年年底，1971以来的计划生育共减少2.3亿，1980年以来的“一胎化”计划生育减少1.3，仍是惊人的数字。
后果之三：
在干预人数数量之外，也会加剧出生性别选择的行为。正常情况下男女出生比例在102-107：100之间，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超过120：100（2005年1%人口抽样调差显示0-4岁出生比例为122.66：100）。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男性争夺配偶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还意味着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要比别的国家要高（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约为2.1），世代更替水平下的生育率确保下一代育龄妇女与上一代相当，因而确保下一代人口规模与上一代相当。
后果之四：
还会加剧老龄化。在超低的1.22的生育率下，出生的人和工作的人都越来越少，退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将来谁来养活这些人？人口问题是慢性病，到了集中爆发的一天，老天爷也救不了。
有人会说有社会保障，问题是，社会保障仍是要拿下一代的钱（代表着其生产出来的物品）去养活上一代人，拿工作的人的钱去养活退休者，中间还要由于管理费用消耗掉一部分。社会保障并不能无中生有，总要去拿一部分人生产出来的物品去养活另一部分人，生产者越来越少、坐食者越来越多的财富转移和再分配制度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经济增长会帮上一些忙，但很有限，因为退休者的生活水平也是与经济增长挂钩的。
总而言之，生育管制是不能用来解决人口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人口问题（“人口过剩”从来都不是现实）；其本身就造成了真正的人口问题（超低生育率），拜生育率管制所赐，现在中国终于有人口问题需要解决了。这也正是发达国家目前的状况，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普遍比中国要高），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制度因此面临的麻烦越来越大，为此他们千方百计的鼓励生育，但仍收效甚微。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一、20*年10月1日至2009年4月28日全镇人口与计划生育执行情况
(一)人口指标情况
20*年10月1日至2009年4月28日止，全镇期初总人口33264人，期末总人口33342人，其中常住人口28132人，流出人口5210人，当年出生人数128人，出生率2.4‰，出生率与去年同期下降0.3个千分点。计划内出生109人，计划生育率85.16%,同期相比上升了0.22个百分点;计划外生育19人，计划外生育率9.88%，同期相比下降了0.22个百分点。
(二)出生孩次及构成情况
20*年10月1日至2009年4月28日止，全镇共出生128人，其中：一孩出生76人，一孩率为，二孩出生29人，二孩率为，无多孩出生。
(三)计划内外出生情况
全镇计划内出生109人，计划生育率为85.16%，其中：计划内一孩出生76人，占一孩出生数的，计划内二孩出生29人，占二孩出生数的。计划外出生19人，计划外生育率为%，其中：计划外一孩19人，占一孩出生数的。
(四)避孕及时情况
全镇共出生一孩76人，落实避孕措施人，一孩避孕及时率为，出生二孩29人，二孩避孕及时率为。
(五)已婚育龄妇女节育情况
全镇常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6660人，占总人口的，已落实避孕节育措施5844人，综合节育率为。结扎率为，二扎率为，一放率为。
(六)手术完成情况
全镇共完成五术190例：三术完成例183例，占县下达任务172例的61.04%，同期相比上升了28.64个百分点;结扎56例，占县下达任务46例的95.65%同期相比上升了76.45个百分点，其中二扎46例，占县下达任务33例的112%，同期相比上升了90个百分点;一放完成132例，占县下达任务126例的74.6%同期相比上升了58.2个百分点。落实补救措施2例。
(六)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
目前征收社会抚养费10万元，占县下达任务6.6万元的%。
(七)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办证情况
加大“奖、优、免、补”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真正得实惠，目前办理《农业人口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6户，占县下达任务11户的54.5%，目前有2户正在办理中。
二，数据分析我镇上半年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早婚早育现象突出，出生率偏低。
在反映出的19个计划外生育均为一孩，其中永康6个，田元5个，雄魁3个，翠屏2个，联合、金坪、金海各一个，尽管目前尚未反映出计划外多孩，但客观上不符合我镇镇情，请各村、社区进一步认真核查，摸清家底，确保当年出生人口数据上报的准确性，从而提高全镇人口的出生率和计划生育率。
(二)当年避孕及时率低，发展不平衡。
目前，与一、二季度比较，全镇手术进度有所下降，4月份仅完成结扎4例，放环34例，发展及不平衡。请各村、社区要克服一切困难，想尽办法加大“一放二扎”工作力度，力争在7月底全面完成全镇工作任务。特别是要整体考虑到当年一放及时率及二扎及时率两个硬性指标的考核，确保当年一放及时率达75%，二扎及时率达70%。
(三)医学监护不彻底，工作隐患大
由于流出人口管理难度较大，外出已婚育龄妇女医学监护不到位，仿佛给全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稍一不慎，便会引爆，隐患极大。各村、社区要切实结合本村实际，因地制宜，创新思路，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确保工作的整体推进。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 “2011年度平等就业基本调查 ”显示，日本男性休 “产假 ”比例达 2.63%，比上年度上升了 1.25个百分点，创下 1996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高。
目前，日本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工作歧视以及政府政策不配套是许多日本妇女选择不生育的原因。倘若当前的低生育率情况持续下去，到本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缩减 20%，将近一半人口老龄化，国家的医疗和福利系统将不堪重负。
为了改善日本年轻夫妇中生育率逐年下降的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距日本政府规定的到 2020年比例提高至 13%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日本法律中有关于男性休 “产假 ”是这样规定的，允许男性在孩子出生之后享受长达一年的假期。日本政府希冀以这种强迫男性履行职责的方法使他们更加熟悉有关儿童培养的问题，也可以使妈妈们不再惧怕多生几个宝宝，从而提高人口出生率。但问题是，休“产假 ”的男性只能拿到平时薪水的一部分，这使在家里充当 “经济支柱 ”角色的父亲们 “望假兴叹 ”。宝宝出生正是用钱之际，收入减少，很难让日本男性无后顾之忧地休 “产假 ”。
另外，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好机会就大错特错了。这些父亲们在返回工作岗位后必须递交一份报告，将自己如何利用时间、对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感想等问题记录下来，还要向同事们 “传授 ”自己学到的育儿经验。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常抓不懈
不断强化“国策”意识，加大对计划生育工作领导，统筹安排计划生育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局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重要作用，将计划生育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明确了办公室、人才中心、就业培训科、劳动监察大队、社会保险中心等有关科室的工作职责，并对全年工作任务进行了具体分解和安排。二是在工作上，实行定期召开计生工作例会；根据工作需要，每季度召开计生工作例会1次，认真分析和讨论当前工作存在问题，研究对策措施，并重点解决1—2个紧迫问题。
二、坚持四抓，加强管理与服务
为把计划生育工作落实到位，林萍同志坚持“六抓”，使计划生育工作呈现出依法管理、优质服务、规范有序的良好态势。
（一）抓证件，认真落实“一证管多证”制度。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做为劳务输出、劳动力管理、人才引进等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首要提供的证明材料硬件。同时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台帐管理，建立了登记档案，完善了反馈制度，按季度将情况上报计生部门备案，确保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更加规范。
（二）抓培训，提高劳动力计划生育知识水平。结合就业再就业培训工作，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引导性班和岗位培训班时，将计划生育知识单独做为其中一节课内容，进行计划生育知识专题讲座，提高他们对计划生育的了解了认识，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三）抓扶持，实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对计划生育户特别是只有女孩的家庭进行重点扶持，给予适当照顾。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属于独生子女的大中专毕业生优先办理推荐就业和人事手续；对农村户口的独生子女外出务工，优先登记求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企业事业单位招考在，适当地对农村独生子女户予以适当的加分照顾。
（四）抓保险，积极推进女职工生育保险工作。为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林萍同志带领干部不断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在巩固完善企业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泰顺县生育保险暂行办法》，从20__年开始将机关企事业单位女职工生育费用纳入医保范围，一年来，参保人数达4426人，有效地保障了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女职工生育期间的生活和基本医疗保健需要。
三、进展顺利，工作效果显著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