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1 10:35:38
导语：在国民经济评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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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能减排,经济评价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energy saving project economic evaluation of several major evaluation method, the conven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for doesn't take into account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roject brings the polluta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 reduce th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the benefit. So i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roject economic evaluation, should complement of emissions reduction benefits related variables.
Keywo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economic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 TE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引言
据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1970年能源消费总量是83亿吨标煤，到1995年是140亿吨，增长68.7%，预计到2020年将达195亿吨，50年增长了1.35倍。众所周知，能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的能源的消费不仅带来能源的日益短缺，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节能减排变得日益迫切。
2、节能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现状
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国开始重视节能工作，1980年前后，中国能源研究会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组织有关专家对当时中国的能源形势进行了研究,并编写了《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作为我国最早的节能政策研究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节能统计开始注意节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量关于环保投资经济效益评估的研究,采用了多种经济技术评价方法,并且明确区分了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两套指标体系。1994年出版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对节能项目的经济评价即采用了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两套指标体系。
从企业效益的角度出发,节能项目财务评价的指标有:财务净现值、财务内部收益率、静态投资回收期、投资利税率等指标。其主要计算思路是把未来的现金收益以一个合适的收益率折现,以考虑节能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典型的就是对财务净现值(FNPV)的计算
n
FNPV=∑ (CI-CO)i(1+ic)-i
i=1
其中:CI为现金流入量(主要是节能收入);CO为现金流出量;n为计算期;ic为设定的基准收益率。
当FNPV≥0时,表明项目的获利能力达到了期望的收益率水平,项目可以接受;当FNPV
对国民经济评价的指标主要有经济净现值和经济内部收益率;经济净现值ENPV反映了项目对国民经济贡献的绝对指标,是项目在计算期内用社会折现率R把各年净效益折算到建设起点的现值之和
n
ENPV=∑ (CI-CO)i(1+R)-i (1)
i=1
当ENPV≥0时,表明项目的获利能力达到了期望的收益率水平,项目可以接受;当ENPV
由于能源的消耗导致的环境污染由整个社会所承担,因此在目前提高能源效率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考虑了减少能耗对环境的影响。
3、节能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修正
在预测各种环境政策带来的环境效益的计算中,少缴的排污费用作为节能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一部分，但是能否仅把这部分费用等同于减少排放大气污染物所带来的全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呢?换而言之,同等的大气排放物是不是只造成了相当于少缴纳的排污费用的社会损失呢?实际上，政府对大气污染物收取的排放费用,并不能等同于污染物排放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效益的损害,而是远小于污染物排放所导致的社会损害。
许多环境问题专家已经在呼吁,应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纳入综合决策过程,否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这主要包括:1)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代价没有纳入国民经济核算;2)在确定环境问题的优先次序方面也没有发挥评价支持的作用;3)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没有在经济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从政府角度对节能项目进行评估时,不仅要考虑到节能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利益,而且需要考虑由减排产生的环境效益.在节能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中,理论上应采用能反映资源真实价值的影子价格来计算节能项目产生的费用和效益,从而真实反映节能工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但这样评估节能减排项目存在两个较为严重的缺陷:第一,无法确定资源的真实价值,实际中,也往往是用市场价格代替影子价格进行计算;第二,在国民经济评价中,对环境污染而产生的GDP损失考虑不足.市场价格基本上可以体现资源的真实价值,影子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市场价格近似反映.这样使得第一种缺陷对项目评估的影响较小,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收益情况。
因此,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式(1)进行修正,加入环境污染影响因素E1和E2得
n
ENPV=∑ (CI-CO+E1-E2)i(1+R)-i (2)
i=1
其中:E1是可以避免的各种排放物导致的GDP损失之和,E2是节能项目本身带来的环境损失,即项目建设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燃料、动力和钢材、水泥等物质所带来的间接排放所导致的GDP损失之和。
k
E1=∑QiPi (3)
i=1
l
E2=∑mjPj (4)
j=1
其中:Qi为第i种减排的污染物质量,mj为因节能项目建设增加的第j种排放污染物质量;Pi为每千克第i种大气污染物对GDP影响的损失。
将式(3)和式(4)代入式(2)得到
n kl
ENPV=∑(CI-CO+∑QiPi-∑QjPj)t(1+R)-t （5）
t=1i=1 j=1
在目前关于大气污染物对GDP造成的损失的测算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暂时用各地的排放收费标准(fi)代替各种排放物导致的GDP损失。由于节能项目的生命周期通常较长(约3～10年),从全生命周期的观点考虑,节能项目从开始建设到运营过程中,虽然消耗一定的燃料、动力和一些钢材、水泥等建材,间接排放一定的污染物, 但这种排放量和燃煤发电(我国主要的二次能源来源)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式(5)简化为
n k
ENPV=∑ (CI-CO+∑fiQi)t(1+R)-t (6)
t=1 i=1
3、结束语
节能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是建设节能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所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节能项目由于有利于优化大气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需要政府发挥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只有对节能项目进行充分的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估进行对比,才能有利于发现政府在节能项目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节能项目的经济评估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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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入手，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核算手段和结果都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缺陷”，即质量问题，最后讨论了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理念引入到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产品质量控制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些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GDP数据偏高，有些则认为偏低。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国家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以GDP为例
从MPS到SNA，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无论是统计的口径、方法，还是统计的质量都在不断改进之中。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我国仍存在着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外，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等有形产品扩展运用到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服务领域，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机构，成为加强和改进数据质量的重要组织保障。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N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
(四)应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质量评估和管理
关键词:个人教育收益率;明瑟收入函数;教育社会收益;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07-03
按照准公共产品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成本分担理论,教育及高等教育收益可以分为受教育者个人收益及社会收益。对受教育者个人收益进行研究,常用的方法有明瑟收益率法和内部收益率法。而对教育及高等教育社会收益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教育及高等教育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程度,方法也主要有两种,一是投入产出法;二是生产函数法。
本文与他文探讨的不同之处在于:(1)归纳了各个层级的教育等级分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数量上,而更加关注教育层次。(2)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并非是经济总量,而是对人均GDP 的影响,原因在于,对于不同人口基数的时期,若只比较国民经济总量,则不能较全面的说明社会经济进步。
一、 明瑟收入函数及个人教育收益率
(一)函数表达
明瑟收益率指的是利用明瑟收入函数计算出的教育边际收益率,反映了受教育者多受一年教育收入的变化率。通常设定明瑟收入函数形式如下:
LnY=α+β*S+γ*X+γ*X
其中,Y是就业者的收入,S是就业者受教育年限,X是就业者的工作经验(年限),按照劳动就业理论和国际上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经验,工龄对收入呈现二次曲线关系。
公式中变量S的系数β满足:
β==≈
称β为明瑟收益率,其含义是:在相同工作年限条件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就业者收入比未接受该年教育的就业者的收入的变化率。
(二) 近期中国教育收益率变化及原因
陈晓宇、陈良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中,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20世纪后十年,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教育收益率严重低下的状况得到了基本扭转。中国教育收益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左右,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到2000年的8.5%,虽然略低于,但已逐步接近了国际平均水平。
张俊森和赵耀辉的研究发现,1988―1999年间高等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9%、3.4%、4.3%、4.0%、4.9%、5.2%、7.4%、6.3%、7.4%、6.7%、8.8%、10.0%。
上述调查研究虽然数字有细微的差异,但均有力地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确实呈逐年上升这一特点。
关于明瑟收益率快速增长的原因,已有如下分析:技术进步(劳动力需求)和教育扩展(劳动力供给)赛跑导致收益率的长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劳动力流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则导致收益率短期的增长。
(三)明瑟收益率的扭曲及收益函数的限制
明瑟收益函数从相当理论程度上可以解释教育与收入的关系,个人可以设定预期收入,通过该函数计算自己最佳受教育年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制度下,尚存在一些影响因素,使受教育年限不能很好地反映出预期收入水平,在中国,工资收入的绝对并非完全取决于或者主要取决于受教育年限,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工龄、职称等工资体制的影响及个人能力:
1.工资体制。在中国,工资中工龄、职称等工资体制对收入的影响要比预期大得多,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邬剑军和潘春燕在《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与企业工资体制》中计算出,每十年工龄的增长,工资都以超过20%的幅度增长,各组平均增长率为25.7%。而小学以下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含技工学校和中专)到大专,大专到本科以上,其增长率分别为1.7%、-0.9%、20.8%和18.8%,各组平均增长率为12.6%,低于按工龄分组的平均增长率约13个百分点。
2.个人能力。自从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开始彻底抛弃了“大锅饭”的思想,实现了按劳分配,个人能力也便成了决定自身价值及收入的主要因素。但是,教育程度并非与个人能力直接相关。从某种程度上,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中,未避免逆向选择,教育程度只是一个个人能力的信号发送过程,并非完全替代。高学历低能力,低学历高能力屡见不鲜。在市场化的今天,重视的是能力,而非教育程度本身,因此,收入的决定也不是完全与教育程度相关。
二、教育层次社会收益分析
以往学者关注比较多的是,各个层级的教育加权为一个量――即人力资本总量和社会物质资本对国民经济总量GDP的影响分析。通常运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实证分析模型。模型表达为:
Y=F(A,K,L,H)=AKLHe;
其中,A表示技术参数,往往为便于分析,假定各期的技术水平保持不变,以Kt表示各期物质资本投入,Lt表示劳动力投入,Ht表示接受大专及上学历教育的人力资本投入,代表当年高等教育系统输送的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e为随机误差项,Yt表示当期 GDP。αβ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及高等次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模型采取对数形式:LnY=LnA+αLnK+βLnL+γLnHt+μ
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文章将各个层级的教育进行划分,归纳了各个层级的教育等级分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一提到教育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数量上。但是,仅仅关注数量不能令人满意”,“首先 ,没有考虑到教育质量上的差异”;二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并非分析的是,经济总量即GDP的影响,而是,对人均GDP 的影响,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大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实施对人口影响力巨大,以往生育观念导致多生,而使人口增量多,近来少生、优生的概念相对减少了人口数量,因此,对于不同人口基数的时期,若,只比较国民经济总量,而不是人均经济,则不能较全面的说明社会经济进步。因此,基于以上观点,鄙人认为,将人均量作为考察对象则更适宜。
教育(或高等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既是投资主体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所应当考虑的问题。以下将分析教育对宏观的影响。将以各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教育对经济的贡献额(表现为人均GDP)作为因变量,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进而得出结论:何种的教育程度对人均GDP贡献最大。
(一)数据来源及模型建立
把观测到的十二年的不同教育阶段毕业生数量作为该教育水平的主要体现,同时把对应各时期的人均GDP作为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物质水平提高的主要考察指标。
将从1996―2007年的主要数据――人均gdp(pgdp)(单位:元)、该年毕业研究生数量(yjs)、实际普通大学毕业生(sjpt),普通大学毕业生数量(pt)、实际高中生毕业数量(sjgz)、实际初中毕业数量(sjcz),①研究生招生数量(yjszs)、普通高中招生(gzzs)和普通大学招生数量(ptzs)(单位:人)整合为下表:
按:普通大学毕业生数量=实际普通大学毕业生数量-研究生招生数量(即pt=sjpt-yjszs)
高中毕业生数量=实际高中毕业生数量-普通大学招生数量(即gz=sjgz-ptzs)
初中毕业生数量=实际初中毕业生数量-高中招生数量(即cz=sjcz-gzzs)
三个计算公式,合并按年份人均的GDP得出表2:
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pgdp=C+C*yjs+C*pt+C*gz+C*cz+u
(一) 计量分析及结论
由此,可初步写出人均gdp决定式:
pgdp=-248.2921+0.033623*yjs+0.000568*pt+1.08E-5*gz
(-0.336)(9.95)(2.837)(0.2229)
+0.00027 *cz
(7.413)
R2=0.998178R2=0.997137 F=958.74 DW=2.106085
方程中回归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值是其相对应的t检验值,根据统计经验规则,若t检验值的绝对值大于2,则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通过 。(1)拟合优度检验:R2= 0.998178,R2=0.997137 ,说明人均GDP的变化有99.82%可以用各类教育毕业生数量来解释,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2)F检验: F=958.74,是一个很大的数值,说明回归方程显著。(3)t 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琢=0.05,自由度为n-k-1=6临界值t0.05(6)=1.9432。由上式t统计量,研究生和普通大学毕业生因素较显著。(4)经济学解释:人均GDP的变化有99.82%可以用各类教育毕业生数量来解释,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在教育层次对人均GDP的影响中,研究生和普通高校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对人均GDP影响最大:毕业研究生每增加10万人,人均GDP增加为33 623元;普通高校毕业生每增加10万人,人均GDP增加为568元。
二、 结果分析及政策建议
1.通过以上分析看到,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正相关,且学历越高对人均GDP的影响就越大。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的各种高层次专门人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2.逐步瓦解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实现人力资本的地理流动,促进和加强市场化改革,从而从短期实现收益率的提高。
3.建立能够充分体现知识价值和受教育价值的收入分配企业工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逐渐加大教育程度差别对工资的影响,并配以相应的选拔和业绩评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4.国家应继续增加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多渠道增加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例如,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有利于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投资行为,在提高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方面有明显的作用,因此,政府应积极推行此项政策的实施,扩大资助的覆盖面,使得更多学生享受到资助。另外,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培养具有更高专业化程度、知识面广的高精尖人才。
参考文献:
[1]邬剑军,潘春燕.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与企业工资体制:第1卷[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
[2]陈晓宇,陈良,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第1卷[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安全；调控；监管
一、引言
房地产市场已成为我国市场发展条件下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房地产经济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成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房地产市场的快速成长壮大，房地产经济由于发展过快及我国地区现状的限制出现了不安全状态，主要包括了经济不稳定、不匹配市场需求规律、不符合国内人民生活结果层次等，进而房地产经济安全直接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安全及社会稳定发展。因此，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安全进行研究，政府调控监管其安全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房地产经济安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对其安全性及确保其安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方法进行研究就需要了解我国基本国情现状，本文结合我国国情，主要从市场出发进行研究，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安全具有稳定作用。
二、房地产经济安全分析
（一）相关概念
房地产经济安全是从经济安全引用而来，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而言，它是指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国家或地区的房地产行业带动的经济能够呈现平稳、持续增长的一种现状。具体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房地产市场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和持续增长状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二是房地产经济不受一些局部或外在风险影响而出现较大的波动损失。
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安全的认识要深入，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首先，房地产经济安全实质上是处于的一种状态，是相对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而言，并非绝对的概念；其次，深入理解地方城市房地产经济安全与国家整体发展的关系；再次，在研究房地产经济安全时要针对当前调节当前阶段进行分析；最后，房地产经济安全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状态，对波动、跳跃、增长、不变、倒退等界定不同。
（二）房地产经济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和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对房地产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房地产波动与周期循环、市场需求、投资投机三方面进行分析。
1.房地产波动与周期循环的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是指经济上升与下降范围大、阶段式出现，从而导致房地产经济不稳定发展的现象。主要由国民经济波动、房地产市场供给与需求矛盾、政府关于房地产的各项政策出台、房地产商经营策略等引起，这些原因出现就容易引起房地产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也就是说房地产安全问题会不定期出现。房地产波动的出现及循环给我国房地产经济安全造成直接的影响，由于房地产经济占据整体经济的重大部分，其经济安全容易引起国民经济安全、人民生活幸福度、社会稳定性等问题。因此，政府加强调控和监管有助于落实房地产经济安全。
2.房地产市场供需的影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发展的加快，城市土地市场供需出现各种失控现象，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特点，房地产供给与人们需求出现各种矛盾，这一矛盾给房地产经济带来了不安全影响。房地产市场供需的矛盾影响主要体现在：房产供给不断增加，供大于求；房产价格过高，造成无效供给与有效供给的矛盾；房产占有在富人和穷人间出现两极分化，供需不均衡。房地产供需不平衡就容易出现诸如房地产泡沫经济、房地产价格大涨经济总量激增、房产开法规模扩大，从而出现房产带动的经济财产被富有人群大肆占有，经济出现分化，导致房地产经济安全问题突出，甚至引起国民经济安全问题。
3.房地产投资投机的影响。房地产投资投机是影响房地产经济安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它对房地产经济增长、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房地产投资投机包括房地产商和业主两类，房地产商根据市场、国家政策、自身财力、集团利益进行房地产经济操控，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并没有估计到社会发展稳定和大众人民需求。同时，业主大肆囤房、购房、商铺等，进行出租或搁置等待涨价。这种投资投机现象严重扰乱了房地产经济稳定良好发展，投资投机行为完全导致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及走向，从根本上影响了房地产经济安全。
三、房地产经济安全与调控监管的关系
在当今社会，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下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房地产经济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政府主导对当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和监管是保证房地产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
1.政府调控监管是促进房地产经济安全的手段。房地产所依赖的土地属于国家、房地产经济所属于的国民经济属于国家制定，因此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及其经济发展进行调控和监管是必然趋势和方法。政府可以从宏观上出现，针对我国房地产整体，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现状制定各项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在落实措施过程中政府还要对房地产发展进行监督管理，保障各项工作能够恰到好处的落实到位，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更加安全。
2.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决定的政府调控监管的必要性。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出现各种波动和变化是导致房地产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国家作为经济发展方向的主导者，有责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监管。政府通过调控监管手段解决或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造成的影响，或者提前预知和避免大的波动出现，以确保房地产经济安全和稳定。因此，房地产经济波动从其造成的影响上决定了政府调控监管的必要性。
3.调控监管是我国房地产现状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国民经济公有制，这就决定的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独有国情。国家的统一规划、合理分配、有效利用等决定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国家主导型，同时房地产发展时间短、速度快等引起的问题和矛盾较为突出，就需要政府从大体上对其进行调控监管。
四、政府调控监管模式分析
（一）实施多方面全方位调控模式
我国房地产经济及国情十分复杂，政府调控要从多方面进行全方位实施，才能保证取得较好的成效。本节针对前文的影响房地产安全的因素出发对调控监管模式进行分析。
1.对房地产经济波动调控。由于我国房地产波动形成的原因、时期、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对房地产经济波动调控监管需要根据实际现状进行。首先，政府要根据房地产经济波动及周期循环的不同阶段确定调控监管的方向；其次，根据房地产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和趋势制定调控时间，调控时间要严格，要符合实际发展特征，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最后，根据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幅度情况，确切把握和落实调控监管的程度及力度。
2.对房地产市场需求规律调控。对房地产市场需求规律的调控监管主要以我国房地产的独特性为原则依据，分三方面进行落实。一是完善房地产市场体制及工作机制，有效发挥机制的协调作用；二是对土地资源的调控监管，根据城市发展需求进行土地资源分配和利用；三是对物业管理市场的调控监管，严禁物业及业主扰乱房地产经济安全。
3.对房地产投资行为调控。政府对房地产投资行为的调控主要以健康市场经济为主，对投机行为以监管为主。对投资市场以投资规模、投资对策、投资结构等进行调控，保证其不偏离国家主体发展道路及经济方向；对房地产投机行为进行强力监管，对违法违纪和不合市场的行为进行处罚，以确保房地产的最初目的和经济安全。
（二）成立政府垂直监管工作方式
根据我国政府结构及房地产现状，提出成立政府垂直监管机制模式。该垂直机制要求以国务院为主导，向下逐层逐级实施房地产经济管控，各层级部门负责各自的职责任务，完成各自的工作内容，具体监管模式如图1所示。
（三）落实各社会团体合作调控监管模式
我国地大物博，最主要的人多、房多、分布广等，因此，要政府一律进行调控监管十分困难。以此，政府作为主导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控，社会各团体机构协助政府进行监督，包括各企事业单位、公司、协会、公益组织、社会大众等，可以更加突出成效，保证房地产经济安全稳定发展。
五、结论
1.我国房地产经济安全问题突出，主要受到房地产经济波动与周期循环、房地产供需矛盾、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的影响。
2.明确房地产经济安全与政府调控监管的关系，提出多方面调控、政府垂直监管机制、社会各界团体合作监管的调控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徐宇.房地产宏观调控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2011，30（9）.
2.杨静.我国房地产经济安全实行政府控管必要性分析[J].科技世界，2012（4）.
3.周江.我国房地产经济安全与政府控管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李庄容.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常态化历程与思考[J].中国房地产，2011（8）.
关键词：复兴农村手工业；城市机制工业；农村经济；国民经济；新乡村工业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4-0101-03
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中国农村手工业产品滞销，价格逐渐低落，农民收入减少，农村经济衰退。在此背景下，各种振兴农村经济的主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复兴农村手工业”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学界对这一主张缺乏一定研究。为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复兴农村手工业”主张的缘起
所谓农村手工业，简单说，就是指农村中的一切制造工业，例如纺纱、织布、缫丝、榨油、酿酒、制茶、制粉、造纸、织花边……都是我国重要的农村手工业。[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一直是小农经济的特点。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我国生产落后，手工业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占地位更重要。有人估计中国日常生活用品中，手工业产品占75%。在许多农村日用品中除煤油以外，100%是手工业品。如面粉需要12万万包，厂粉占7 600万包，输入400万包，其余4 000万包是磨的；全国植物油类年产2 830万担，其中80%是手工榨制的产品。[2]
农村手工业与城市机制工业比较。在我国各种制造工业中，农村手工业与城市工厂工业各占多少？以棉纺业为例，生产方法有机器和手工两种，动力机多应用于城市纱厂、织布厂，手织机则散布于内地各乡镇，多为农民使用的旧式布机。国内布匹的生产中，据方显庭先生统计，1930年我国棉纱消费总量为960 699 736磅，其中动力织机所消费的占21.54%，而手织机所消费的则占78.46%。[3]由此可见我国手工织布业的产量比机器织布业的产量多。正因为手工业有如此大的作用，以前被忽视的农村手工业，近年来已逐渐被人关注。在《中国经济改造》一书中曾有提倡作为农业副业的小工业的主张，方显庭在《南开政治经济学报》发表过我国乡村手工业调查与研究的论述，其他刊物也散见学人讨论。而外国学者如唐烈教授（Prof. Tawney）、戴乐仁教授（Prof. Jaylor）、沙尔德爵士（Sir Artbur Salter）等也认为发展乡村手工业适合中国经济。
但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手工业逐渐趋向衰落。那么，手工业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外部原因来讲，一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自从后，门户洞开，外国机制品源源流入，中国的手工业随其侵入而逐渐崩溃。以后，各国资本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日本有在中国境内从事制造业的权利，其他各国依照最惠国条款规定取得同样权利，从此以后，手工业被摧残无遗。二是社会需要改变。日用品款式日新月异，如以往妇女用的发网现因剪发而不用，又如湖南湘潭一带最流行的木屐，因有廉价托鞋也少有人用。再从内部原因看，一是因为中国手工业品质劣而价高。因洋货侵入，凡手工制品无不成本昂贵，品质不精，致使原有市场被洋货所夺。二是技术不改进。中国手工业技术，仅凭经验，不重科学，大多墨守成规而不精益求精，导致消费者失去信心，固有市场丢失。三是资金缺乏。各地手工业大多为农家副业，资金不充裕，业主平时需要现金购买原料，则向地主商人或典当得来，近年来资金集中都市，农村资金不足，手工业区大多数在农村，农民生计，困苦异常。因此农村手工业每况愈下，雪上加霜。中国多数手工业无不惨遭崩溃厄运。例如手工缫丝业，1895年，中国出口人工缫丝达83 565担，占生丝全部出口量75%，尔后逐年下降，1900年为64%、1910年为54%、1920年为30%、1930年17%，到1931年降为17 300担，仅占13%。又如高阳专织人造丝的提花机，1929年有4 324架，到1930年减为3 089架，1931年2 355架，1932年118架，1933年4月间仅剩209架而已。[4]
二、手工业与农村经济、国民经济的关系
一是手工业与农村经济，手工业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农民仅靠种地吃饭，很辛苦，如不想办法赚钱，生活是难以改善的，而手工业可弥补农民这一弱点。如云南易村因为人多地少，田地收获不够维持全村人口食用，故不能不在农业之外另谋生产。由于他们每年有四五个月在农业上是完全闲暇，使他们有时间可以从事别的工作。如造土纸和编篾器以维生计。因此时人评论农村手工业。一可利用农家的剩余劳动，二可以调节劳动力的供给及补救正业之损失，三可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四可因农产物的加工而增大收益，五可免除农民沾染赌博及其他恶习。”[5]农民有了手工业品，可以把它委托合作社卖给国货公司，国货公司也可以把各种国货委托合作社卖给农民，合作社输出农村手工业品，同时收进各地的国货，经济流通，人民逐渐富裕，生活程度可逐渐提高。
二是手工业与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之基本任务应为：（1）在抗敌之前提下完成适应于国防需要的经济建设；（2）稳固并扩充独立的民族经济，建立国家资本主义；（3）改善人民生活。”[6]我们现在提倡手工业，期望它成为普通人的日用品来抵抗舶来商品，同时要使它成为一件大生产品，对于国民经济大有帮助。手工业在以农立国的国家里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能弥补巨额入超的大部分为手工业产品。如我国农村手工业品，其中丝茶二项为我国二大宗出口品。油类中桐油为近年来中国出口最旺盛的商品，1935年桐油占出口货第一位，生丝占第二位，茶叶占第五位。除此之外，其他农村手工制品如抽纱品挑花品、草帽缏及草帽、绸缎及茧绸、地席等也是我国大宗出口货，每年输出价值自500万元～2 000万元不等。1934年各项农村手工业品出口价值1.495 5万余元，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27.94%。1935年有1.613 1万余元，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28.18%。换句话，即我国出口货品中至少有1/4以上是农村手工业产品。
农村手工业品出口价值与我国机制工业品出口价值来比较。据统计，1934年我国主要机制品出口价值（包括丝茶、面粉、纸烟、味精粉、针织品、棉纱、棉布、丝织品、玻璃、化妆品、电泡等共26项）共计为6 818.9万元，仅相当于同年农村手工业品出口值45%。1935年各项机制品出口价值为5 952.9万元，仅及同年农村手工业品出口价值36%。由此可见农村手工业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远超过机制工业出品。不仅在我国出口价值总额中农村手工业品占重要地位，就是在我国对各国出口贸易额中农村手工业品也都占重要份额，通常在1/4、1/3或1/2。[7]我们甚至可以说农村手工业的兴衰就可以决定我国对各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与衰落。
三、复兴农村手工业的途径
“复兴手工业”主张论者剖析了手工业的现状与农村经济、国民经济的关系，思考复兴农村手工业的方法和途径。
第一，应改变国人对手工业的观念和态度。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以现有的人力财力兴办机械工业，范围局限于都市，不能普及农村，手工业恰可补其不足；手工艺品为地方特色工艺，往往比机制品精巧，且就地取材，原料不需转运，人工不需集中。
第二，发展中国手工业需做好调查、宣传、技术指导、资金贷款、运输销售等方面工作。首先，要把我国的手工业全部、有计划地加以建设，必须先做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其次，要把我国农村手工业发展起来，宣传工作最重要。再次是技术指导，技术是促成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最后是资金贷与，这是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资金条件，只要把农民组织好，是不怕都市金融机关不肯投资的。
第三，要复兴日渐衰落的农村手工业，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改善其组织与技术的新乡村工业制度。合作制度便是各方所提倡的一种，也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制度。建立合作社在组织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1）由各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调查本省各地乡村工业种类、当地其他社会的需要程度和存在的必要。（2）在本省各地分别组织中心乡村手工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地开展乡工合作。（3）组织系统以村为单位，进一步设立区、县、省联合会。此种组织系统重在业务联络，以同类自成系统。在行政方面：（1）各县乡村手工业合作组织可由现有县农村合作委员兼办，不必另设特种委员会。（2）在省农合会内附设全省乡村手工业合作委员会，负责推进、设计、指导等工作。（3）实业部合作司附设乡村手工业合作委员会。在技术改进方面，设立中央乡村手工业研究所，研究全国各种手工业技术改进。在人才训练方面，招收学员尽量容纳农村学员在中央训练。[8]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组织合作社对复兴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合作社的建立已成为当时复兴农村手工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结语
中国以农立国，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复兴农村手工业无疑成为当时拯救农村经济、国民经济的一剂良方。农村手工业种类多样，许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业。如蚕丝业收入已经是江南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些手工业具有所需资金少、技术含量低、易于推广的特点，如草编、纺织等业。当然，农村经济的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复兴农村手工业”主张对解决当今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参考文献：
[1][2][3]侯厚吉.农村手工业与我国对外贸易[J].农行月刊，1936，（6）：5.
[4]曾慧琳.发展我国手工业之途径[J].实业部月刊，1937，（6）：51.
[5]黄豪.发展我国农村手工业与农村合作运动[J].民族，1937，（7）：1205.
[6]慕容.在非常时期中提倡手工业的检讨[J].时代动向，1937，（15）：14.
[关键词]特定行业；竞争；管制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从字面上看，本条针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规定一方面要对其合法经营进行保护，另一方面要对其控制。但是。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进一步而言，本条是否排除了《反垄断法》管辖?这些行业的主管机关是否完全排除了《反垄断法》所确立的竞争主管机关对反竞争行为的管辖权?这是本条适用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首先，需要把握两类特定行业的概念界定。关于“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这并不是明确的法律概念，需要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形作出认定和判断：同时，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一般理解，广义的国家安全，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等，狭义的国家安全一般指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可以理解成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因此，二者并列的情况下，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一般理解为军工、能源等与国防相关的行业。我国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发展战略的文件中对上述两大行业有相关的规定可以供我们参考。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12月18日转发了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表示，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下简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在《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代表国资委提出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新部署：国有经济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即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里，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这一领域目前有40多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的75％，国有资产占82％，利润占79％。国有经济在这一领域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国有资本要总量增加、结构优化。其中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由国有资本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而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个行业。国有资本要保持“较强控制力”。这一领域目前有70户左右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的17％，国有资产占12％，利润占15％。国有经济要对这一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商贸流通、投资、医药、建材、农业、地质勘察等行业。这一领域目前有50多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的8％。国有资产占6％，利润占6％。国有经济要在这一领域保持必要影响力，表现为国有资本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以及具有特殊功能的医药、农业、地质勘察企业保持控股。
具体到本条，“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是否可以理解为国资委所圈定的七大行业?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划等号。首先，从法律效力上来说。国资委的工作部署以及规范性文件是服务于其特定目的的，不能凌驾于《反垄断法》这一法律之上；其次，国资委文件的政策性描述更多的是从所有权的视角和行业重要性的角度出发。这种界定的科学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一般而言，对于受管制行业更多的是以其产业性质以及国家干预形式为界定标准。
关于“依法实行国家专营的行业”，我国目前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食盐专营办法》等确立的烟草、食盐等行业。关于这一行业的范围，涉及到对“依法”的理解，即何种效力层次的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专营行业才是《反垄断法》所认可的“行业”。
二、第七条适用的法律解释学分析
如前所示，对于本条所涉及的两类行业，学术界以及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一般是以产业性质与国家干预方式为标准进行界定一般而言，这二类行业可以用自然垄断行业和承担政策性任务的行业来描述。如产业组织理论一般在分析其产业性质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自然垄断行业、网络产业等。管制经济学、经济法学等经济学和法学学科则是从政府干预的形式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对于上述产业，国家可以采取管制等干预手段。并且具体研究了管制与宏观调控、反垄断法执行等干预手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从具体实践上看，有的国家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来对该行业中的反垄断问题进行规范，如俄罗斯《关于自然垄断的俄罗斯联邦第147号法》，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共和国自然垄断法》。
就本条而言，《反垄断法》出台后有评论认为，其确立了垄断行业的合法性，排除了《反垄断法》的适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下面我们将从对本条的立法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文义解释以及立法过程解释四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立法目的解释。《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本条也规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可见，本条的国家干预目标和《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存在相同之处。因此。从立法目的上。不能认为本条所规范的国家干预完全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范畴，也不能因此认为其从整体上排除了《反垄断法》的适用。
第二，体系解释。本条作为《反垄断法》的总则性条款，无法解释成为对《反垄断法》适用的排除。如果是适用除外条款，首先应该有特定的语言说明，同时应与相关的适用除外内容处于相同的位置(从体系上看，适用除外条款独立存在于第八章中)。
第三，文义解释。在描述对特定行业的干预主体时，本条明确运用了“国家”一词，而并没有将“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的主体限定为某类管制机构，
第四，立法过程解释。《反垄断法》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其中的一方力量即是享有“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监管权力的政府机构。各方力量对于上述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的争夺，使得《反垄断法》立法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曲折过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研究”（09&ZD040）；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能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研究”（11&ZD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CPI偏差理论、测度方法与中国应用研究”（12YJC910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CPI数据质量与偏差测度研究”（NECT110029）
作者简介：吕光明（1978-），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等方面的研究。Email：lgmdufe@163com
杨滨嘉（1988-），女，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统计研究。Email：benitayang97@gmailcom
）
摘要：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其传导机制是宏观经济运行监测和调控中需要密切关注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4个价格指数RMPI、PPI、CGPI和CPI，借鉴使用Toda和Yamamoto以及Dolado和Lütkepohl提出的Granger检验改进方法，对中国价格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由生产链条向消费链条正向传导存在阻塞外，中国市场价格传导整体较为顺畅；中国的价格变动较多地由需求因素驱动。这一结论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监测和调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价格指数；传导机制；Granger检验改进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1205
一、引言
在成熟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是资源配置的指示灯，其变化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近10年来，中国以CPI和PPI为代表的价格指数先后出现了3次较为明显的起伏波动，给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已经把保持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然而，物价变化不仅是指CPI和PPI的变化，而且还涉及到生产—消费链条的采购、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上的诸多价格变化。按照所属环节的关系，这些价格又可以勾勒出一定的上下链条关系。因此，实证研究这些价格指数间的链条关系及相应的作用机制，进而揭示通货膨胀的性质和成因，是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监测和调控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早期的实证研究多以CPI与PPI两大价格指数为研究对象，借助于时差相关或分布滞后回归分析技术进行，发现PPI相对CPI有3—6个月的滞后期。后来的一些研究开始借助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其中以贺力平等 [1]的研究最为典型。贺力平等采集2001—2008年的月度数据，借助于水平型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处于下游的CPI是上游PPI变动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后者经过1—3个月的时滞会对前者的变动做出反应。这一结果不仅是对以前研究结论的颠覆，同时也意味着需求面冲击比供给面冲击对国内价格走势影响更大。
贺力平等的研究引发了更多学者加入到中国价格传导关系与机制的激烈争论中。宋金奇和舒晓惠[2]认为，PPI与CPI同比增长率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借助于VEC模型研究发现，长期内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短期内只存在CPI对PPI的单向因果关系。白雪梅和燚[3]考虑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PPI和CPI的变化影响，构建四变量水平型VAR模型，研究发现PPI是CPI的单向Granger原因。张同龙[4]认为，水平型VAR模型有利于观察长期因果关系，但不能分析短期因果关系；差分型VAR模型有利于观察短期因果关系，但不能分析长期因果关系；而VECM模型则能够同时观察长短期因果关系，通过构建PPI和CPI的二元VEC模型检验发现，两者的因果关系走势是CPI影响PPI，而不是相反。徐伟康[5]构造定基数据序列，建立二元VECM模型后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CPI和PPI都互为Granger原因。张成思[6]认为，只分析PPI和CPI可能无法反映价格指数间的动态效果，从而削弱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为此进一步引入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企业商品价格指数构建VEC模型分析后发现，上中游价格对下游价格具有显著动态传递效应，而下游价格对中游价格以及中游价格对上游价格存在反向传导的倒逼机制。崔惠民和张厚明[7]采用二阶矩Granger检验方法对CPI和PPI不确定性传导关系研究发现，CPI到PPI方向是不确定传导的主体路径，而PPI到CPI仅起到相对较弱的反馈效应。
尽管目前国内研究在结论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这些研究在价格变化问题的本质、检验方法改进、变量选取与处理等方面都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选取4个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检验
1研究变量选择
在编制范围内，不同商品和服务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体现于价格指数。在相关研究和实务中，经常关注的价格指数有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RM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CG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其中，RMPI是反映工业企业作为生产投入而从物资交易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所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统计指标，其根据9类材料498种产品价格调查后计算得到；PPI是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其根据39个工业行业大类4 000多种产品价格调查后计算得到；CGPI是反映国内企业之间物质商品交易批发价格变动情况的指数，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791种企业间集中交易商品价格调查后计算得到；R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相对数，其根据14大类300多种商品价格调查后计算得到；CPI是综合反映各种消费品和生活服务价格的变动程度的统计指数，其根据8大类700多种商品和服务价格调查后计算得到。
根据生产消费链理论，上述价格指数间的关系可描绘为：RMPI（原材料成本）PPI（工业品制造成本）CGPI（批发成本）RPI或CPI（零售成本）。考虑到2000年后CPI取代RPI成为中国价格统计中的核心指标，且CPI比RPI的覆盖面更大、含义更广，因而在零售成本环节选用CPI而舍弃RPI。这样，本文最终选择的变量是RMPI、PPI、CGPI和CPI。
2变量数据的处理检验
本文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数据频率为月度，相应的样本区间设定为1998年1月至2012年6月。4个价格变量的原始数据均为年度同比数据，若假定1998年12个月份价格水平为100，就可以将年度同比数据转换为定基数据，然后采用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再取自然对数。最终处理得到的数据如图1所示。
在建模之前需要检验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这里采用ADF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4个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不平稳过程，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过程。换句话说，4个变量的单整阶数为1。
根据检验变量时序特征的不同，研究通常使用的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有3种形式，分别是水平型VAR模型、差分型VAR模型和VEC模型。然而，由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多种，检验模型形式选择多样，受到检验变量时序特征及其检验方式的影响，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模型形式上会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模型推断上会出现偏差，进而导致结果上
四、检验结果及分析评论
1价格传导关系的Granger检验结果
本文借助于Eviews软件，采用TYDL方法，选取RMPI、PPI、CGPI和CPI等4个变量构建四元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其中，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确定d的取值为1，根据LR准则、FPE准则、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绝大多数结果确定k的取值为2。在四元模型框架下，各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在生产链条内部，RMPI与PPI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消费链条内部，CGPI与CPI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在生产链条到消费链条之间，仅存在从CGPI到PPI、从CGPI到RMPI、从PPI到CPI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虚线箭头表示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ranger因果关系成立。
2Granger检验结果的分析与评论
价格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信号指标。价格依附商品的生产—消费链条而在相应的价格指数上相互传递，进而形成不同的传导关系和作用机制。具体地，按照成本推动理论，来自供给面的冲击发生后，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首先出现在上游的基础产品和原材料领域，然后沿着产业链逐步向生产领域扩散，最后传导到流通、消费领域。同时，按照引致需求理论，来自需求面的冲击会导致价格传导出现逆生产链方向的变化。价格传导机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商品价格变动的内在机制，是价格作为杠杆作用的体现与作为上下游价格链条的传输过程。结合前面的检验结果不难发现，中国的价格传导机制是：从传导关系上看，在生产链条和消费链条内部，价格信号的正向传导和逆向传导较为顺畅；在生产链条和消费链条之间，价格信号的正向传导存在阻塞，而逆向传导相对顺畅。从传导作用机制上看，主要价格指数的反向因果关系相对较多，这意味着，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供给因素的影响，但中国的价格变动较多地由需求因素驱动。
中国需求相对主导的价格传导作用机制同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特征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了买方市场时代，在生产链条上，地方政府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形成了庞大的生产加工能力，造成供给严重过剩；而在消费链条上，消费市场疲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在这一“高投资、低消费”的背景下，投资、出口等需求面冲击更容易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大诱因，进而引致其中的价格波动。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存在“投资过热价格上涨宏观调控价格下降投资过热…”的循环。当经济不景气时，中央政府一般会通过投资启动经济，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通过税收减免和土地政策等优惠激发企业的投资热情，引发投资出现过热，出口开始增加，货币供应量逐渐增加，进而出现价格上涨。当价格上涨经过相互传导并导致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会通过紧缩货币、压缩贷款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此时价格就会出现逐步下降。
中国不同市场环节差异的价格传导关系同市场环境、定价机制和库存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原材料环节，企业生产经营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市场进入门槛较高，企业定价能力较强；在工业品制造环节，市场进入壁垒相对较少，具有较好的完全竞争市场特征，企业多为价格的接受者；在批发环节，企业采购数量较多，并持有较大库存，其议价能力通常较强；在零售市场环节，消费者数目众多，消费金额较少，议价能力相对较差。在这一背景下，供给过剩的工业品的价格变化通常很难为批发企业所接受，而其他价格变化则相对容易进行上下游传递。
五、结论与启示
价格传导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体现总体经济运行是否顺畅的信号。本文选取4个价格指数RMPI、PPI、CGPI和CPI，借鉴使用Toda和Yamamoto以及Dolado和Lütkepohl提出的Granger检验改进方法，对中国价格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除由生产链条向消费链条正向传导存在阻塞外，中国市场价格传导整体较为顺畅；中国的价格变动较多地由需求因素驱动。
上述结论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监测和调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改善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有效疏通价格的传导过程。目前，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国民经济格局是造成价格传导由生产链条向消费链条正向传导出现阻塞的根本原因。因此，从短期看，应适度调控地方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势头，继续坚持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从长期看，应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应大力推进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和投资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从根本上抑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应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等流通市场的进入壁垒，打破垄断，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的改革。第二，控制中国通货膨胀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采取政策，但以需求面政策为主。中国目前将CPI作为反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下，任何需求面或供给面的冲击都会引起相应领域的价格变动，再通过具体的价格传导机制最终传递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中国而言，控制通货膨胀，不仅需要从供给面入手，采取发挥企业生产活力，保障市场供应的政策，而且更需要从需求面入手，采取控制货币流动性，抑制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政策。
参考文献：
[1]贺力平，樊纲，胡嘉妮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J]经济研究，2008，（11）：16-26
[2]宋金奇，舒晓惠PPI与CPI的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08，（10）：50-51
[3]白雪梅，燚我国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9，（12）：49-54
[4]张同龙需求拉动，还是投资推动——基于新一轮通胀周期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0，（1）：9-17
[5]徐伟康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一文的质疑[J]经济研究，2010，（5）：139-148
[6]张成思长期均衡、价格倒逼与货币驱动：我国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10，（6）：42-52
[7]崔惠民，张厚明生产者价格指数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导关系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8）：60-61
[8]Toda， HY，Yamamoto，TStatistical Inference in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ossibly Integrated Processe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66（1-2）：225-250
[9]Dolado，JJ，Lütkepohl，HMaking Wald Tests Work for Cointegrated VAR Systems[J]Econometric Reviews， 1996，15（4）：369-386
[10]刘凤良，鲁旭CPI 与PPI 的“虚假传导”及其修正：一个相对稳健的实证框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8）：91-102
关键词：增值税 增值税转型 国民经济 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转型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增值税转型研究中更多的是从增值税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除重复征税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考虑得似乎不够。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 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 I，则FP=（1-m）I ，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 /（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 T /GDP×GDP / 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 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 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 牟普问埔簿龆宋夜壳暗淖芴逅案翰荒芗跎伲裨蚓陀锌赡茉斐尚碌牟普选?/P> （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 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在调节供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总供给实现有效的总需求。为此，一是增加对个人所得、收入财产的调节税种。如尽快开征遗产税，开征的目的既调节了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又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快消费，促进需求增长。在当前我国物价指数较低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物价指数的上升，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二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供给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加强农村费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3．在出口退税和税收优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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