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1 10: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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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际劳动力流动区域差距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各区域的要素流动影响巨大。以东部地区为例，20年来，劳动力和资本大量输入、技术与创新广泛传播，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在这里面区际劳动力的流动有何规律可循？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文首先从一般的角度分析区际劳动力流动对区际行为关系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阶段区际劳动力流动进行实证分析。
一、区际劳动力流动的一般理论
新古典区域经济学家认为，区际贸易与要素流动具有相同的效应，即商品与要素价格均等化，因而区际贸易与区际要素流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例如西伯特曾指出，作为均衡机制，要素流动性越高，则商品贸易范围越小；要素流动性越低，则对贸易的依赖越大。迄今为止，对区际要素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际要素流动是如何实现区域要素收益均等化的；二是区际要素流动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国外学者对区际劳动力流动对区际差距影响问题的研究上争论较多。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就非常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尽管后来barro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劳动力流动的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但是,williamson（1965）发现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6]。taylor和williamson（1994）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贡献达到50%，这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敛有决定性的作用。是什么因素在促进劳动力从一区流至另一区？希克斯曾提出一假说：“净经济利益的差异，尤其是工资差异，是迁移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区际迁移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首先，区际劳动力流动是由区域劳动力供求水平状况引起的并将影响区域劳动市场供求。其次，区际劳动力流动会造成多种外部性。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知，区际劳动力流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会对区际关系带来不同的影响。
二、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特点
一般而言，劳动力的全国流动有利于技术和信息向落后地区的扩散。尤其是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国内在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敛影响的研究上结论基本一致：认为劳动力流动确实对地区收敛产生影响作用。如姚枝仲等（2003）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王德文等人（2003）认为人口迁移在1990年前后使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他们还验证了省际间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形成确实起到延缓作用。刘强（2001）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迁移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按照樊刚（1995）的研究结果，劳动力流动是通过“分母”来影响地区经济的，并因此对地区收敛产生影响。王小鲁等人（2004）也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据估计，1980年全国发生迁移人口数量达到450万，1984-1985年间迁移人口695.8万人，1985-1990年期间年度迁移人口达673.8万人[13]。1978-1999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转移就达1.18亿，年均562万人，其间转移劳动力的总量由0.22亿人增加到1.4亿人，年均增长9.3%。1984年以后，全国劳动力转移数量大幅度增加，仅1984-1988年间，累计转移劳动力5566万人，平均每年转移1113万人。
以1999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状况为例，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999年中国农村跨省流动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4.511%，比1998年的3.997%上升了0.65个百分点。结合《中国统计摘要2000》中1999年中国乡村劳动力为46897万，推断1999年的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为2115万，比1998年增加了259万。而1999年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增加量560万，新增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有46%是通过跨省流动的方式实现就业的。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状况看，按照区域划分，1999年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进入东部地区就业的占81.5%；进入中部地区就业的占9.2%；进入西部地区就业的占9.3%。1999年跨省流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来自东部地区的占10.3%；来自中部地区的占54.9%；来自西部地区的占34.8%。1999年的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仍大多数来自中西部地区，占全部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90%，比1999年增加2个百分点。而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地区是东部地区，占全部跨省流动就业的81.5%。而仅广东一省就吸纳了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的近一半。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仍是以中西部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东部地区就业为主要特征。
三、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1留守农民培训工作的发展现状
1.1 政府逐步出台留守农民培训政策方针，着力解决农民素质提升问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农问题日益凸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发展困境，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必须全面提升农民素质，强化农民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各级政府建立农业技能培训机构，针对留守农民设置技能培训项目和农业创业项目等等。国家加大对农民技能素质培训的财政投入。截止到2010年，我国留守农民约有1亿人接受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农业科技和转岗专业培训。
1.2 留守农民培训积极性高涨，培训无法满足目前培训需求
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发现，95%的调查者对农民专业技能培训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和需求，留守农民渴望掌握新型农业生产技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率加快，农民认识到农业发展需要全面更新技术和生产效率，然而现阶段，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太低，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高，而政府提供的相关技术培训无法满足现阶段农业生产的技术需求。农业科技人员拥有高级职称仅占农村科技人员比重的6.26%，无法满足农业科技人员的发展需求。由于农业生产种类和项目繁多，相关农业技术培训无法囊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方面，只能重点培养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和相关的优势产业和作物。现阶段的农业培训主要针对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和养殖，忽视偏远地区或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的专业培训。
1.3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匮乏，经费不足，培训模式只能以点带面
现阶段，农业科技培训主要通过选拔优秀农业人才，选择农业技术骨干进行专项培训，利用骨干的辐射作用，对留守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带动地区农业技术的发展。培训项目主要针对当地主要农作物种植技术和现阶段普遍性生产技术。
2留守农民培训凸显的弊端与问题
2.1农业劳动力高素质农业人才流失，培训效果不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2014年农民工人数达27395万人，相比于2013年增长了1.9%。劳动力单向向城市转移速度加快，回流率低，进城务工农民往往年轻力壮，文化素质相对高。留守农民培训对象选择成为培训难点，导致整体培训效果不佳。调查结果显示，经过专业农业技能培训后增收明显的仅为25%，并其中部分转向其他产业。
2.2留守农民培训重技能，忽视道德文化
为了建设新农村，必须推动留守农民全面均衡发展，然而政府提供的农民技能培训以技术为主导，忽视了相关文化素质培训与管理技能培训，导致新型农民的培训目标无法有效实现，筛选培训对象是优先考虑中青男性，忽视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同时针对农民工进行的转岗技能培训也缺乏覆盖新，51.1%的进城农民工未接受相关技能培训。
2.3留守农民素质下滑，培训流于表面，领域狭窄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留守农民素质整体下滑，留守农民的构成主要为老弱妇孺。这部分留守农民或缺乏培训意识，或限于水平，缺乏对农业技能培训的诉求，固守传统精耕细作。而政府进行留守农民培训工作时多流于形式，其培训供给无法与农民培训需求契合，导致培训流于表面，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素质和技能。
3留守农民培训方案与措施
3.1 严格筛选培训对象，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法，全面提升培训效率
在进行留守农民的培训工作中，必须全面把握农民培训工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留守农民培训的需求欲望，需要何种培训，需要如何培训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进行具体培训工作中，必须明确农民在培训工作中接受到什么样的具体技能，以及这些技能对农业生产的具体作用。政府要准确自身在农业技能培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制定规范化的留守农民培训规范与制度，全面鼓励和引导留守农民参与农业培训的积极性与热情。全面提升培训效率和培训效果，全面了解受培训的农民的知识能力结构和社会背景，因材施教，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培训方案与计划，全面提升农民的培训效率，引导留守农民成为学习型农民。
3.2 丰富和调整培训手段形式与具体内容，保证培训人员的专业技能与素质
政府应注重创建专业化的新型农民培训系统与体制，全面培养与提升留守农民的综合素质。现阶段政府提供的留守农民培训方案仅限于农业技术方面，缺乏相关文化道德素质培训，要想全面提升培训效果，必须全面提升留守农民的综合素质。同时在培训过程中必须注重培训人员自身的专业素质，基层组织针对培训经费有限的问题，可采取定期聘请技术人员与专家进行亲临农田进行技术指导，或选派基层干部与农村技术骨干进行深造与专业化、系统化的技能培训，通过技术人才的辐射作用，将技术逐渐推广，实现技术的全面普及。
3.3加强对培训人员和培训项目的管理，强化培训的绩效
为了提升农业培训效益，必须制定严格的监督体系与调控策略，并时刻保持培训人员与项目的跟踪。与此同时，建立培训人员严格的考评机制，督促和激励培训人员提升培训效果。表彰培训过程中培训效果突出的先进单位与个人。既要有专业性的培训教材，还要有灵活多变的培训手段。寓教于乐，加强现场指导和技术传授。目前，我国留守农民素质偏低，培训基础设施薄弱，缺乏综合协调的新型农民培训规划与管理体制。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留守农民培训，充实培训内容，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民培养的长效机制。
3.4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强化政府在农民培训中的地位
从现阶段发展状况看，我国农业生产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要展环境，加快制定现代农业建设中农村人力资源及开发的对策，培养新型农民。强化政府行为，进一步加强对留守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领导，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在培训中的主导地位。完善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充分发挥培训机构职能，增强新型农民的主体意识，调动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加快立法步伐，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供法制保障。
3.5吸引外部人才返乡创业，整体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要想转变留守农民低素质化趋势，必须创建激励机制，招募和吸纳高素质人才进入农村创业，提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撑，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长期的依赖培养农村内部人才难以迎合高素质劳动人才发展需求，鼓励农民工回乡务农的同时还必须吸引专业化的农业技术高端人才和管理人才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管理等工作，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制度创新和改革，鼓励大学生村官回乡支援农村建设，实现回乡创业等等。
4结语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地承包流转影响
一、引言
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化农业有所不同，其首个特征就是通过转变物质能量循环的方式来打破农业的能量和物质循环封闭圈，从而使外来的能源和物质进入循环的过程；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技术进步。因此，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过程，要求要用现代化的物质生产设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技甚至信息技术来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生产管理体系来整合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来提升农业，用现代管理思想来引领农业，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来发展农业。
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集城市大、农村多、平原阔、库区广的空间结构于一体，农业大省背景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尤为突出。在农村人多地少、农业小规模经营占绝对主体地位、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中部地区气候温和以及地处平原的大区域背景下，尽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但仍具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本文根据中部六省区域情况，通过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承包流转对农业现代化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前者比后者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大。所以当地政府首先应该继续创造条件挖掘潜力，进一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其次要大力合法合规推进农地承包流转工作进程，创造条件让土地承包流转制度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潜力得到真正释放。
二、文献综述
农业乃国之根本，而农业现代化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纵观现代化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律，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从稳定经济增长作用看，农业稳则天下安。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对如何进行农业现代化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刘易斯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劳动力供给无限和有限阶段，并指出农业生产与工业化、城镇化三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这也是农业经济学中“推―拉”定理的重要体现。与刘易斯不同，舒尔茨强调要使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在高的生产率水平上达到均衡，则必须对边际投入要素进行改进，透过边际产量的增加来实现总产量的增长。1960年前后，以Theodore W.Suchultz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通过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引进，来促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从而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实证方面，P.J. Turyareeba（2001）认为通过创新和发展绿色可再生能源技术将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乌干达的现代农业生产水平。
国内学者对于如何进行农业现代化以及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薛亮分析指出我国许多不同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摸索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农业现代化应该坚持以社会化服务为核心，以努力创新各种发展举措为支撑，积极稳妥推进规模化农业发展。二是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推进的因素。向国成教授认为从分工共生的角度分析，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是个长期过程，在这期间农户兼业化能够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这实际上客观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短期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以上研究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同时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地承包流转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文章不多，且实证比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地承包流转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大小的文献也很少，分析比较农地流转及劳动力转移，二者谁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大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本文就是针对此经济学界研究还不多的现象进行说明解释，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为准，选择以农村人均机械总动力（千瓦/百人）为农业现代化的衡量指标。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核算，本文采用陆学艺提出的计算方法测算中部六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公式为：劳动力转移数量=（城镇从业人数-城镇职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农业就业人数）。农村土地承包流转面积统计权威数据从2009年开始，因此选取2009―2013年数据做实证分析。为尽量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出现，选取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农村人均水库总库容量（立方米/人）和农村人均用电量（千瓦・时/人）。城乡收入差距比则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为了减少各个因素变量单位不统一和取值大小不一可能带来的模型异方差问题，所有变量均做取对数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本文采用2009―2013年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的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实证研究。因此，设定农业现代化为被解释变量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为主要解释变量，添加控制变量分别为城乡收入差距比、农村人均用电量和农村人均水库总库容量。数据来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土流网、2009―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中部六省政府统计局网站的各省市统计年鉴。据此，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2、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关于计量公式（1），为了更稳健地反映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的关系，我们设置了表2所示的五种模型：模型1为混合效应回归模型、模型2为控制了异方差的混合回归模型、模型3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模型4为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模型5为最大似然估计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另外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上，根据Hausman检验获得伴随概率为0.2780，因此接受模型为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回归模型。然后使用以地域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进行随机效应回归，并进行LM检验，如表2所示，假设检验非常显著地接受了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也就是说，随机效应模型并不优于混合效应回归模型。
因此，只有两个模型是比较合适我们进行经济意义分析的，分别是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和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其中两个的任意模型，相关变量的系数均一样。根据表2的此两模型回归结果显示：lnlabor的系数为0.103，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长率变动1个百分点，农业现代化增长率增加0.103个百分点；lnsqu的系数为0.0278，表明农村土地承包流转面积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业现代化增长率增加0.0278个百分点。由此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力远远大于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的推动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农地承包流转制度最近刚铺开实行，加上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农地流转没有形成规模，家庭小农经营仍占绝对主体地位，导致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相对缓慢。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地承包流转的基础。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有条件进行农地流转到少数家庭或者企业之中。伴随着我国近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资金支农，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第三，土地流转引导机制不健全，法律规章制度不完善，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农民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第四，农村惠农支农的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有实力和条件进行农地流转的企业和家庭农场相对较少，普遍缺少资金支持和强有力的政策扶持，这也导致一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却无法流出的困难局面。lnres和lnele的系数分别为0.203和0.658，说明二者对lnmech（农业现代化）具有极大地正向促进作用。lnrate的系数为负数-1.276，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对策建议
经研究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承包流转对农业现代化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长率变动1个百分点，农业现代化增长率增加0.103个百分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面积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业现代化增长率增加0.0278个百分点。由此可以显著地看出，就对农业现代化的贡献力度上来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比农地承包流转更大。因此，为了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优先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改革现有城乡户籍制度，放宽农民工市民化准入门槛，同时当地政府应进一步出台各种保护农民工进城务工权益的规章制度，吸引农民工到中小城市安家落户。第二，农民意愿土地承包流转是关键。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和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地流转户的后顾之忧，依法保障流转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地政府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等通过银行担保融资贷款的形式搞活农地承包流转市场。
【参考文献】
[1] Theodore W.Su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Yale University Press，l964.
[2] P.J.Turyareeba：Renewable enemy：its contribution to improved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Uganda[J].Renewable energy，2001（24）.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T・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陈锡文：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几个主要问题[J].改革，2012（10）.
[6]黄庆华、姜松、吴卫红、张卫国：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模式选择对重庆的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2013（4）.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16-01
一、历史背景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激起的各种矛盾和派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自然和人为造设隔离了城乡的壁垒，使得社会融合与和谐面临着多重困境。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政府完全主导下的城乡分割通过中央计划和从中央到地方及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下生成，导致城乡间收入反差与市民/农民社会分层，而在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产生平均主义倾向——非阶层化(Parish,1984)。20世纪90年代区域分割开始逐渐形成，并出现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动力与出路何在？
二、影响因素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微观主体角度首推舒尔茨的投资与收益理论认为,流动行为的决策取决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它支出。劳动力流动后收益大于当地实际收入和流动成本之和就会选择流动，否则就不会流动。我国学者蔡昉、都阳、王美艳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中论述了劳动力流动不仅取决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绝对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劳动力在两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从宏观角度考察首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结识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比较利益的差异使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他们主要是对劳动力的行业流动原因做出了解释。库滋涅茨(1957年)指出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和区域再分布相互紧密联系。同时，人口流动还受性别、年龄、种族、家庭地位、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影响。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在一系列假定情况下强调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发展避而不谈。拉尼斯和费景汉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形成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指出农业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强调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
乔根森发表的两篇著名论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来揭示经济增长模型与经济发展模型之间的差距》和《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地联系起来》诞生了著名的乔根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也发表过一系列论文阐述他的人口流动模式。特别强调农村和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其论文中还论述了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带来的影响。卢卡斯模型基本上遵循他们的模型框架，认为农村和城市存在工资差别，城市的高工资反映一种高技能水平。这个原因使得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最终城乡流动的平衡点在于人力资本的趋同,和托达罗的最后城乡期望收入一致不同。我国学者蔡昉提出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四个发展效应：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保持比较优势效应,填补岗位空白效应和促进城市建设效应。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李扬、殷剑蜂的模型则从理论上给予了解释。在封闭条件下以拉姆奇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分析起点，论证了即使没有技术进步，持续的劳动力转移也会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并论述了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高储蓄和高投资。这对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有一定的解释力。随后考虑加入金融因素，论述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完成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本。
三、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现状
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世界各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一种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特点：以城市工业部门招工为主的计划转移；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企业就业的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到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市场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2007）。
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棘手问题的特殊时期，研究此问题意义更为重大。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中，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条件和缺乏弹性的劳动供给条件处于时间层面连续和空间层面分离的状态难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在目前中国如何应对 “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方面，蔡昉指出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策挑战。学术界已进行大量研究，也有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然而，为实现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目标，以及解决在此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就必须构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以更好寻求合理解释。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弄清研究动向和政策支持的相关结论，以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四、小结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一体化就业为目标，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实行政府引导、中介机构操作、农民自主择业，全力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参考文献：
关键词：跨省流动决策；流入省吸引力；个体、家庭与省级；离散选择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53-09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抑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性壁垒逐步削弱，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也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动到城市就业，在乡一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一部分选择在省内流动，其他的则流动至外省。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第一，流出地（户籍地）、农村家庭与个体具有什么特征，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笔者关注：①是否人力资本积累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跨省流动？②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且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耕地面积减少且非农产业发展水平提高，那么，家庭子女数量、耕地面积及非农产业水平是否对跨省流动产生影响？③当前中国宏观的制度环境变化，如农村土地承包转让制度等，是否促进跨省流动？
第二，具有什么特征的省份，在其作为流入省时，更具吸引外省劳动力流入的力量？笔者关注：①交通通讯事业飞速发展，降低了跨省流动的成本，那么流出省与流人省的省际距离，是否不再影响跨省流人地的选择？②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劳动力在选择流入省时，是否将某省收入水平及就业机会作为重要考量？
准确判断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省份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外省劳动力的吸引作用，并分析作用方向与强度，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政策以有效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从而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文献综述
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机与影响因素，现有研究成果颇丰。关注个人特征的影响的研究，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人口、社会与经济特征进行了检验。另有研究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与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等家庭及社区特征的影响。流出地、流入地的社会经济等地区特征，包括收入差距、就业机会、空间距离及流动网络等，对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的结论不同。大部分学者认为，城乡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重要正向影响。但部分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对流动的作用并不是正向的或不显著。此外，结合新劳动力流动经济理论，有些研究考虑了收入、就业概率、流动距离及心理成本等收益因素。有学者研究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或关注土地承包转让制度。另外，还有研究根据宏观或微观流动理论，从个体、家庭、社区、地区及制度等层面综合分析。
有些研究涉及微观个体的流动意愿、流动行为发生与否、流动行为的发生时间、就地流动与否以及宏观地区的流动规模、流动率等问题，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研究几乎是空白。多数研究用一种或几种流动理论，宏观关注地区的流动量或净流动率，或微观关注个体的流动意愿强弱与流动行为发生与否，在分析某一层面因素对流动的影响时，较少对其他层面的重要特征进行统计控制，如探究个体特征的影响而未控制地区层面的变量。
三、数据与理论模型
1.对象与数据
农村流动劳动力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具有农业户口的非户籍迁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根据现住地与户籍地，笔者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划分为3种类型：市内跨县、省内跨市及跨省流动，并将前两种合并为省内流动。微观数据采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调查地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笔者从整体数据中选出规模为91303的样本⑤。宏观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2.理论模型
用某一理论或模型，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地区、省份及城乡间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具有不同理论的应用条件，需从多角度研究。
（1）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劳动力为什么要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现代经济学关于城乡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如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都根据城乡工资差距或收入差距来解释劳动力迁移。
在托达罗模型中，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每一个潜在的乡城移民被假定为，只要当预期的城市收入大于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收入和迁移成本，他便会做出迁移决策，否则会继续停留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在某一给定地区，预期收入即收入乘以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可认为：流入省的收入水平、就业机会，流出省的收入水平、就业机会，以及跨省流动的成本，对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决策产生影响。跨省流动决策的模型为：
M=f（Yi，Pi，Ps，Pt，Yo，D，Z） （1）
其中，M为跨省流动决策，f表示流动函数。流入省的工资收入操作化为Yi，即流动至该省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流人省的就业机会用失业率Pi、第二产业比重Ps、第三产业比重Pt来代替；流出省的工资收入用流动至该省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收Yo来代替；流动成本操作化为省际距离D；Z是模型中没有被解释但对劳动力跨省流动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2）人力资本模型。把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结合在一起并指出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中的迁移者选择问题的早期文献主要来自明瑟和贝克尔等人的研究，人力资本迁移模型提供了迁移的微观分析基础。在模型（1）中，Z是除了收入及成本以外的影响迁移决策的未知因素，这些变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迁移而有些人没有迁移？关于迁移者的选择性问题，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提出了受过良好教育、有外出经验、有移民网络并与亲戚朋友有联系的劳动力更易发生迁移行为等一系列可检验的微观假设。即Z代表与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相关的变量，包括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外出经验等。扩展模型为：
M=f（Yi，Pi，Ps，Pt，Yo，D，Ag，Ag2，Se，Ma，Ed，Ex） （2）
其中，Ag表示年龄；Ag2为年龄平方，拟合可能存在的曲线轨迹；Se表示性别；Ma表示婚姻状态；Ed表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Ex表示是否有外出经历。
（3）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由斯塔克与布鲁姆提出的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家庭是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而非独立的个体，家庭决策将风险最小化作为决策目标，且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借鉴该理论：家庭变量，如劳动力数量、孩子数量、家庭收入状况及家庭耕地面积；农村社区变量，如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等，将对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产生影响。将数据中可获得的家庭与农村社区层面的变量纳入模型（2）后模型扩展为：
M=f（Yi，Pi，Ps，Pt，Yo，D，Ag，Ag2，5e，Ma，Ed，Ex，Hc，Hch，Cla，Cp） （3）
其中，Hc表示家庭是否有15岁及以下的孩子；Hch表示家庭15岁及以下孩子数量；Cla表示农村家庭人均土地面积；Cp表示流出地的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
（4）制度变迁。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中国的人口流动在经济转型中具有区别于一般迁移理论的特殊之处。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制度之变对劳动力流动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其他国家的人口迁移理论所未考虑的问题。模型（3）放入制度变量Pland，即家庭耕地耕种方式，以观察土地承包流转程度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扩展为完整模型：
M=f（Yi，Pi，Ps，Pt，Yo，D，Ag，Ag2，Se，Ma，Ed，Ex，Hc，Hch，Cla，Cp，Pland） （4）
四、数据分析
1.基本描述
2010年，发生流动行为的农村劳动力中，有47.91%的劳动力进行了跨省流动，52.09%的劳动力在本省流动。表1显示，在不同的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类别下，跨省流动人口及省内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
2.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
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其所在家庭及户籍地具有何种特征时，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因变量为是否发生跨省流动，跨省流动的赋值为1，省内流动的赋值为0。用两个模型以更好地回答问题，首先，在具有固定效应的Logit模型中（见表2），将户籍地省份进行虚拟变量编码，设为28个虚拟变量，在对省级层次的差异进行完全控制的前提下，分析个人与家庭的相关特征对跨省流动倾向的影响。然后，在具有随机效应的分层Logit模型中，分析户籍地所在省的省级变量对跨省流动倾向的作用。用估计的回归系数b，计算优势比EXP（b）。连续型自变量的优势比解释为，该变量增加一个单位，跨省流动的倾向性变动多少，非连续型自变量的优势比解释为，其他类别相对于参照组（reference category）的发生跨省流动的倾向差别。
（1）个人特征。年龄系数为负且年龄平方项的系数为0，说明预想的年龄与跨省流动倾向性的倒u型曲线不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劳动力在流动时，越倾向于在省内流动。流动人口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与外出经历是二分类或多分类的变量，相应的参照组设定为男性、未结婚、小学及以下、没有外出经历。男性与女性流动人口相比，更倾向于跨省流动；结过婚的与未结过婚的流动人口相比，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这与已有对迁移与否的研究所得的结婚会降低迁移概率的结论不一致。
特别地，以受教育水平与外出经历衡量的人力资本，呈现有意思的现象。以没有外出经历的为参照，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这与之前的设想一致。但是，对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结果与预想不相符合。以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作参照，受教育水平各类别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系数的绝对值增大。即在农村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越高，跨省流动的倾向越低，省内流动的倾向越高。这与已有研究迁移或流动的结论相异。一般的，以往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迁移流动，或迁移流动的概率更大。当然，本文与已有研究的问题有一定差异，前者关注跨省流动与否，后者关注流动与否。故在迁移或流动研究中，区别不同的流动类型是非常有意义的。
（2）家庭特征。在跨省流动决策的因素中，家庭有无15岁及以下孩子、孩子数量及家庭耕地耕种方式，都有显著作用。与没有孩子的相比，家中有孩子的劳动力更不倾向于跨省流动。但是，孩子数量的系数显示，随着孩子数量的不断增加，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倾向性增大。由此可知，家庭孩子数量与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倾向性，存在一个u型曲线的关系，家庭中没有孩子的或孩子数量很多的劳动力，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
以家庭耕地耕种方式为自己耕种的作参照类，三种耕种类别的系数显示：家中耕地由他人耕种或无人耕种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但是系数不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来自土地已征用或无耕地的家庭的劳动力，更不倾向于跨省流动，而更易选择省内流动。
（3）流出省特征。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见表2）中，对流出省份进行虚拟变量编码，以新疆为参照组，将其他省份设为28个虚拟变量，在控制住个人与家庭变量时，发现省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即不同省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跨省流动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随机效应分层Logit模型（见表3）中，用流出省的重要省级变量，即流动人口人均收入、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分析省级特征对跨省流动倾向的作用。模型1～4，所有的个体与家庭变量相同，不同的是省级特征变量。模型1为流动人口人均收入，模型2为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模型3为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模型4包括上述所有省级变量。四个模型的组内相关系数rho值，即同一组内人的相似程度，分别为0.363、0.309、0.379及0.306，检验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流出省份之间在跨省流动可能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个体与家庭层面变量的系数基本未变动，故我们关注省级变量的影响。
模型1显示，流出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越高，该省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发生跨省流动；模型2显示，流出省的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越高，该省农村劳动力越易发生跨省流动；模型3显示，流出省的农村人均土地面积越少，该省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跨省流动。得出结论，若以流出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与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衡量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城镇化水平，则水平越高的省份，其农村流动人口越易发生跨省流动。但是，模型1～3中仅单独纳入某一省级变量，未进行省级层面的统计控制。
模型4纳入3个省级变量，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只有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的系数显著，且比重越高的省的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跨省流动。虽然流动人口人均收入与人均土地面积的作用不显著，但优势比显示，变量作用方向符合预期。流出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越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越少，则该省的农村流动人口更易向外省流动。得出结论，某省较高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及较多的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是使该省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本省流动的拉力，换个角度，若人均收入水平低、土地面积少，则是促使该省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推力。
3.分析流入省对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继续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对跨省流动的劳动力而言，流入省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时，该省更具有吸引外省人口流人的力量？本研究关注省际距离、收入水平及就业机会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作用。研究中国各省份作为流入地时，关注其省级变量的特征对于从外省流人人口的拉力。首先，转换数据结构，将每个人扩展为30个案例，即其面临的30个可供选择的省份，其中，个人与家庭特征保持不变，且流出省的信息亦不变，而作为选项的流入省的信息是变动的。
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条件Logistic回归，将每个人作为固定效应，控制个体、家庭及流出地的差异，分析作为被选择对象的流入省的省级变量的作用。作为跨省流人地的各省，是本部分的研究对象，若某一劳动力选择流入该省，则因变量“选项”即赋值为1，若未流入该省，赋值为0。用估计得到的各省级自变量的回归系数b计算优势比ExP（b）。连续型自变量的优势比解释为，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该省对其他省份的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变动多少。
表4显示，流人省的省级变量：流动人口人均收入、失业率、省际迁移距离、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完全相符。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对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更具吸引力。某省的就业机会亦是吸引跨省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失业率越低越具吸引力。流动距离对跨省流动人口具有负向作用，当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某省作为流人省与另一省（流出省）的距离越远，则该省对流出省的劳动力具有的吸引力越小。
第二产业比重与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了省份的产业结构是其吸引跨省流动劳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省份，越能吸引来自于其他省份的流动劳动力，即某省的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则越能吸引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
五、结论
1.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决策
从个体、家庭与流出省三个层面，分析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其所在的农村家庭及户籍地具有何种特征时，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与外出经历对个体的跨省流动均有显著影响，而对“是否跨省流动”与“是否流动”的作用不尽相同。所以，在研究迁移或流动问题时，区分不同的流动类型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跨省流动的倾向越低。一般的，不管是从人力资本角度衡量的流动能力，或是劳动力本身的流动意愿，均认为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具备更强的流动能力且主观意愿更为强烈。一种解释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成为户籍迁移人口的可能性更大，即户籍迁至现住地，故不在流动调查的范围内。另一种解释是，若以受教育水平衡量人力资本，则高受教育水平与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在省内的就业竞争中，前者具备更强的能力，他们有更多更好的本省工作机会，所以，省内劳动力的“就业挤压”效应，使得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
家庭的孩子数量与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倾向性存在u型曲线的关系，家中没有孩子的或孩子数量很多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跨省流动。来自没有孩子的家庭的流动劳动力，受抚养养育孩子等家庭因素的限制较少，故比已有孩子家庭的劳动力更具有跨省流动性。但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流动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性增大。与自己耕种耕地的劳动力相比，耕地由他人耕种或无人耕种的，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虽然统计不显著，但一定程度上仍表明农村土地的流转承包给了劳动力更大的流动选择空间。
某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该省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更易选择省内流动。另外，农村人均土地面积越大，一定程度上表明土地对流动劳动力的拉力越大，则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流动。换个角度，若人均收入水平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少，则是促使该省农村劳动力做出跨省流动决策的推力。特别地，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越高的省份的农村人口，越易选择跨省流动。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镇化发展水平，即水平越高的省份，其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倾向性越高。
2.流人省份对跨省流动劳动力的吸引力
对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而言，流入省份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时，该省将更具有吸引外省人口流人的力量？某省份对于从其他省份流出的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受该省的人均收入水平、失业率、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以及省际距离的影响。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对于跨省流动劳动力更具吸引力。同时，某省的就业机会大小亦是该省对于跨省流动劳动力的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失业率越低，表明就业机会更多，则具有越大的吸引力。此外，省际流动距离对吸引跨省流动人口具有负向的作用，当某一省份作为流人省时，它与另一省（流出省）的距离越远，表明流动的心理或交通成本越高，则该流人省对流出省的劳动力具有的吸引力越小。最后，产业结构是吸引跨省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表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越高，则该省越能吸引来自他省的流动劳动力。
综上，关于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跨省或省内流动的决策分析较为复杂，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不能了解在省内或外省流动的劳动力，他们的具体工作状况与收益，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跨省流动更好或省内流动更好。第一，个人与家庭因素对跨省流动性的作用显示，跨省流动一定程度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劳动力的主动选择与被动跨省。比如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性反而低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第二，省级特征显示，某省的流动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是影响该省吸引本省农村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若人均收入水平低、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少，则为促使该省农村劳动力进行跨省流动的推力。
【关键词】农民流动 民工潮 农民工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对此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国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过，但现实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流动的短暂时期内造成的交通运输及相关社会影响，而在于这些劳动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会后果和远期效应。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讨论大部分注重现象的描述和流动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会学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类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问题。从舆论倾向看，理论界和民工流动地强调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与居民多重视其弊。事实上，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操作上，现在该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须着力研究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如何兴利除弊，系统协调城市与民工的关系，使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民工劳动力的配置趋于最优化，使与民工流动相关的社会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将深入细致地探讨“民工潮”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必然性
（1）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人口众多是我国最突出的国情，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减少，农村就业弹性十分小；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求其它就业渠道，从而出现了各种方式的流动。
（2）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不前，各种收费增多，负担沉重，这是“民工潮”的直接动因。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的交织已将许多农民推向城市，由此构成不发达省区“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生产技术极为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开始的，建国后所走
的重型工业化道路使国家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越来越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的出现：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时期。转变二元结构格局，推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导致城乡间经济差距较大。农民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后，产生了强烈的离土流动的倾向。就全国来看，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的中西部人口7.2亿，集中了全国63%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5.77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4.4%，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76.2%，我国的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从事农业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批农民从中西部流往东部地区，从内地奔向沿海，从农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3、农民观念的更新和宽松的政策促进了农民的流动
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观念不断更新，眼界不断开阔，冲出家园致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加上不少地区把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区经济的一条途径，注意加强引导、服务和组织，消除了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农民一般凭一张身份证就可走南闯北。
总之，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上述各种原因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十几年来，进城民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在城市“苦、脏、累、险”行业中已成为主力军；他们把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为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大量资金；他们在城市学到了知识和技能，回乡后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增加了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也给社会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难。由于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职业，较难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各种刑事犯罪多数是民工所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达90%左右。
三、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
1、提高认识水平，破除陈旧观念
（1）必须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尊重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转变对流动人口自由择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能一提流动人口，就把他们同“盲流”和流窜犯罪分子联系起来，随意清理和遣返。对于已取得就业岗位的流动人口，不能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资，甚至进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护意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有的地位。
（3）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打破户口身份上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实现人口迁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为了减少人口流动的盲目性，必须加快建立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第一，应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区建立区域性劳动力供求交易中心，为流动人口和用人单位提供公平竞争和双向选择的场所。第二，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如信息机构、职业介绍机构、职工培训机构的建设，开展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系列化就业服务，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3、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加强管理法规建设
（1）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规范化、条理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其中，凡是对流动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为严重、存在歧视的政策条文应一律废止；互相制约或不完善、不严密的政策条文应予调整和完善；彻底改变重收费轻管理的不良倾向。管理是政府行为，政府有相应的资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强管理就同设卡收费和罚款联系起来。当前农民负担仍然沉重，即使他们外出打工挣几个钱，也是血汗钱，来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对该收的费用、该办的证卡，应力求合理、简便、适合于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
（2）加强市场规则建设。为了保证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必须加快市场规则的建设。对那些搞市场垄断、歧视、侵犯自由权和契约权的不正当行为严加制裁。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人口流动
一、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工作，人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民工老年生活有无保障，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及城乡的和谐发展。邓大松（2005）认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困境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以及相应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也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养老保障制度如果不及时的修整，更会导致断保甚至退保的问题。由此可知，养老保险接续问题不容忽视。
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的原因探讨
（一）利益关系博弈
很多专家认为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是劳动力流动大范围开始后的必然需求，而接续方面的问题，不仅折射出制度设计的不完整，更揭示转入地与转出地的利益争夺，凸显了养老保险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
（二）管理水平与信息技术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活跃，使劳动者开始大规模流动就业，由此引发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始于80年代中期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之初忽略了人口流动的因素，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顺畅都阻碍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
（三）国家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
农民工与其他企业职工一样，也可能发生工伤事故，罹患职业病或其他疾病，还有可能出现失业等其他问题。农民工在城镇流动工作时从事风险高、收入低的劳动，各方面条件都低于其他劳动者。而作为城市发展的贡献者，农民工所遭遇的各种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国家没有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去援助和解决。（四）制度设计过程的不全面80年代中期，我国逐步建立起符合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全国劳动力流动就业大军开始前进，由于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弱和进城务工最终返乡意识的淡薄，制度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而不是停留在传统思想观念中。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全面，突出了养老保险制度在劳动者跨地转移时社会保险转移和接续的问题所在，最终损害农民工的权益。
三、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办法
累积工龄，分段计算（董克用、，2008）主要参照欧盟有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接续办法，各统筹地区的按比例分段缴费，退休时统一领取，这样避免了养老保险接续问题的出现。其次，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减少区域分别和制度差异（郑功成，2008）。最后，做实个人账户，使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顺利进行。李星、赵冰洁（2009）认为，建立“一卡通”的社会保障模式，社会统筹账户缴费和人一起转入新统筹地，化解转出地与转入地的资金争夺。还有制定统一的转移接续表格，内容规范完整，简化信息整理，保障转续工作的顺畅和快捷。
四、相关建议
（一）加速全国社会养老保险一体化进程
农民工养老保险接续难的产生是地区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只有使全国的养老保险一体化才能化解各地区之间的利益纠纷，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接续难问题，实现养老保险的社会公平原则。
（二）完善养老保险信息系统，简化养老保险接续流程
养老保险接续过程中的管理不规范，信息不对称以及流程繁琐都是农民工退保，断保的重要原因。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明确各个手续的接续办法与接续时间，做好监督工作，保证农民工在养老保险的接续过程中，顺利、快速的办理各项手续。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信息系统的管理与升级，养老保险的原则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信息系统和管理模式也要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三）政府应当更多的考虑人口流动的因素
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劳动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逐年上升，跟随父母流动的子女比例也逐渐增多。2013年处于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33.7岁，比2011年增长了0.6岁。6到15岁的子女跟随父母流动的比例是62.5%，比2011年增加5.2%。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使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务必要考虑到人口流动的因素，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携家带口的农民工，他们的收入低，生活水平差，更需要稳定的养老保险作为日后的保障，只有在制度设计中更多的考虑到他们，才能给这些流动人口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邓大松.《社会保险关系顺利接续事关重大》.中国劳动保障,2005年10期.
[2]董克用,.《欧盟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间协调机制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3]郑功成.《实现全国统筹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刻不容缓的既定目标》.理论前言,2008年18期.
1.1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法规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缓慢。改革初期，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劳动边际收入进一步递减，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市而化身为农民工，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从1990年的10869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19946万人，净增长9077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来，增长了18.2%。据专家计算，现阶段需要的农村有效劳动力是1.9亿人，而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是4.9亿人，剩余劳动力是3亿人左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水平，中国种植业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8亿人。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的时期，主要是农村居民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人，1990年为9625万人，12年内净增加6798万人，增长了2.4倍。在这些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通常亦工亦农。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占当时非农就业的81.5%，占乡镇企业总就业量的62.4%。
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向外转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4290万人，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9.4%，占整个农村非农就业的71.6%。
1.2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特征。
1.2.1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并存。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看,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两种形式。本地就业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较为迅速，此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使其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两个经济发展极，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落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流向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时异地就业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业为主，90年代后以异地就业为主，两种方式并存的就业方式。
1.2.2“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通常是跨地区的。据统计，2007年在乡镇内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非农就业总数的9.4%；在乡镇以外，省以内就业的占28.4%，在省外就业的占62.2%。在这种跨地区非农就业中，流出人口比例较多的为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份。据统计，中西部地区2007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非农就业的86.5%。农村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大多进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非农就业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1.2.3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松散组织、小型企业或劳务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零工供给点（比如车站码头等地的搬运点），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但工资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正规部门准入门槛高等原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则高达83.6%。
1.2.4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自身能力素质的制约，主要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作：苏南、闽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其大部分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加工贸易型工业企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粗重体力劳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类服务需求发展迅速，部分农民工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表2列示了本课题组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1.2.5乡镇企业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力。从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一直是吸纳农村非农就业的主力军。表1数据显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此外，民营企业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从113万人逐年增加到2672万人，其占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与此相反，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到2007年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从2855万人逐年下降到2184万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新趋势。
1.3.1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近年来，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血缘、乡缘、地缘网络，呈现出一人带多人的链式迁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业中介组织发育较快，流入地区劳务中介组织正在形成，同时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许多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也开始自觉地开展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这为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创造了条件。
1.3.2非农就业“新生代”逐步形成。与改革之初的农民工相比，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形成了更具进取性的非农就业“新生代”。这一代进城务工者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从而进一步强化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1.3.3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失业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弹性系数，劳动力需求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在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负向地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陷入困境，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关分析报告显示，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务工人数减少了16.3万人。其三，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调整期，劳动用工需求大大减少，农民工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2.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济发展因素。
2.1.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根本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为理性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农民清楚地意识到收入差距是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造成的，而这种比较利益的驱动正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最大诱因。
2.1.2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2.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吸纳场所。作为集体经济的产物，乡镇企业起初在本地农民中吸收职员，成为80年代中期非农就业的主要吸纳场所。此后，经过90年代改革和调整，乡镇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此时不仅吸收本地农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来务工农民，成为非农就业的主场。表1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
2.2制度因素。
2.2.1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农就业的桎梏。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户籍（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将中国社会截然分化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相互分割的实体，使农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徙过程停止。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农就业的枷锁，促进了其良性发展。但是这种限制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待遇还依然存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并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户。
2.2.2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约了非农就业发展。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权归集体。这种产权极不清晰的土地制度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其一，这种土地制度无法实行高效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无法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能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其二，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非农就业模式，即非农就业者在其失业时可以重返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除非农就业者后顾之忧。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因此，进城务工农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权作为自身保障基础，在发生失业、生病和伤残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2.3劳动自身因素。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两条：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与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农民自身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截止到2007年农村初中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87.4%。由于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进城务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粗重体力劳动或低待遇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农就业率。
从职业技能教育来说，由于农村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使得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缺少专门的职业技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和城镇居民竞争同样就业岗位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进入高层次职业，而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消耗大、环境差及待遇低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年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家庭负担最重的中年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除了劳动者素质影响非农就业以外，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组成人员以及家庭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非农就业。比如，青壮年比中老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务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处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少，而家处偏远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深入湖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的二十个乡镇和广东、上海、浙江三省的21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进行实地考察，并发放了有关农村非农就业的调查问卷1580份，收回问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农村劳动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劳动力人数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龄30岁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变量选择。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前文分析和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Y为因变量（Y=0表示从事农业劳动，Y=1表示从事非农就业），是0/1二值型变量,Xi为自变量。自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主要有三个：家庭所在地农村收入水平，该数据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较，可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用X1来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X2表示；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来说明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变量也有三个：户籍制度的严厉性用来表示（X4=0表示户籍制度不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X4=1表示户籍制度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单位为亩/人；家庭所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劳动者自身因素变量主要有四个：X7为性别（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为年龄，单位为岁；变量X9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学，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专以上）；X10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X10=0表示未参加培训，X10=1表示参加过培训）。此外，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差，X11=1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无社会关系网络，X12=1表示有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为各变量系数，X2、X3、X5、X8为定距变量，X1、X4、X6、X7、X9、X10、X11、X12为品质型变量。因为因变量是0/1二值型变量，而且自变量（协变量）也多为品质型变量，因此，本文选择Binary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3.2回归结果分析。对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进行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最终运行结果。
其统计学原因是其显著性水平为0.10。其现实解释是：各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已经很低，因此变量X4被剔除；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敏感，因此变量X6被剔除；非农就业“新生代”形成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无论男女，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是否受培训，大都直接从学校入城务工，因此变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归模型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过模型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呈同方向变动，而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呈反方向变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越多，其向外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LogitP上升0.05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376。②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越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65，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比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会使LogitP上升0.06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1.564。③国内外经济形势越好，非农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2.354，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比经济形势差会使LogitP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512。④劳动力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越多，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多，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1.648，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关系网络较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3，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5.674。⑤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236，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强。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变量X5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为中等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72。⑦在劳动年龄内，劳动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变量X8的回归系数为0.625，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大一岁会使LogitP降低0.62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0641。
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检验（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两种方法，其P值均为0.002，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该模型中，Hosmer-Lemeshow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3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各组的划分与因变量的实际取值相关，而且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8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结论
上述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
4.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增长，具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相结合、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近年来呈现了组织化程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就业难度不断增加等新趋势。
4.2从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滞后的户籍制度、产权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劳动者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则是阻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个人因素。
4.3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是否进城务工没有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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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企业国际化；制度；供给
各国企业国际化的成功开展必须依托于其自身的资源基础，并通过对资源的整合和使用来形成其相关能力基础最终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在现实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化都是依据其自身的资源基础来进行能力整合最终形成相关的发展战略，资源基础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自身、东道国国情，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外部资源，包括国际市场和国际企业国际化，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制度层面和企业自身相关能力形成互补，从而形成全新的核心竞争力，制度从中起到一个杠杆和衔接的作用。
基于我国目前企业国际化运作的阶段和特点，更多的是基于企业自身的一种游兵散打的状态，而没有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制度框架来保证，因此，更有必要从涉及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特点出发进行梳理并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
1、相关理论回顾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引起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在这方面，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显著促进增加经济增长。在这方面，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威廉.配第、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先后都在其著作中给予了相关的表述。威廉・配第（1676）在他的名著《政治算术》中认为发展经济就应该让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实现自由流动与迁移，并提出鼓励外国商人购买本国土地、外国资本和人口流入本国以增加本国的人口和资本存量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通过一系列算数分析来论证其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作出如下表述：如果制定了拒绝外国人购买土地、不缴纳高额关税就不准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法律，那么，公共事业和国家利益就要和现在大不相同了。魁奈则进一步从要素流动原因和要素流动的结果等角度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提出具有一定素质和技能的劳动力与资本对发展一国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富裕就必须留住人口与资本防止其流失，并提出通过实行健全的法律、规范的行政、财产保护制度来让人们拥有获得财产的自由和权利。亚当.斯密则从分工演进的角度得出结论，―个职责明确、规范高效的政府是影响劳动、资本流动或迁移的主要因素，好的政府总是提供充足的人身安全、人身保障和人身自由，因此，会使外国的人口、资本流入；而―个混乱的政府却恰恰相反。李嘉图（1817）认为要素报酬率是要素资源流动的重要原因，但是并不构成要素跨国流动的全部原因，出于个人情感和对外国法律制度的原因导致的不熟悉，导致风险系数增大所造成要素资源并不会因报酬率的差异而实现跨国流动。
传统的经济理论只是对要素资源流动会产生经济增长在内的相关正面效果，但是对如何实现要素流动及经济增长的具体运作机制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在前人的分析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分析，他们认为要素资源流动与不流动取决于其中的交易成本和收益，在流动的成本大于收益时，要素流动以商品流动为表现形式，在流动的成本小于收益时，则以要素流动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及国际贸易也是一种要素流动形式，当具备条件时，对外直接投资将取代商品流动，通过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来整合相关要素资源成为国际间要素资源流动的基本表现形式，因此，要素是否能够流动并产生收益的决定条件在于要素流动的成本。这也符合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分工的深化，交通通讯水平的提高、金融工具创新和资本流动相关保障措施的逐渐完备，资本、劳动力、土地及其衍生物的流动成本向着小于收益的方向转化，国际间的要素资源流动与商品流动也逐渐普遍发生于现实中，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综合上述分析，他们都承认并赞成土地、劳动力、资本的跨界流动会带来经济增长；要素报酬率并不构成要素资源流动的充要条件，其决定因素在于资源流动的成本收益比较。因此，是否具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能否提供有效的财产权保护制度、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相应便利要素资源流动制度建设等都是影响要素，特别是具有高技能要素流动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我国企业国际化在进行跨国经营运作过程中进行资源储备所应该借鉴的重要思想，我们的相关政策制度设计者也应顺着这个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供给。
2、企业国际化的资源要求内涵
现代管理学认为企业资源是企业经营过重中所控制和拥有的要素总和，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能够对企业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直接或者间接产生作用的各种要素总和，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企业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要素是企业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资源所涵盖的要素远远大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概念，并根据现实经济的发展，企业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被扩展和充实。企业国际化作为企业跨国经营和运作的特定形式，其所需资源的界定和需求也必须反映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实。
2.1 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资源的界定
根据现代管理学的企业资源概念，如果以企业为边界，企业资源可以分为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外部资源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以利用但不能控制的要素总和，通常包括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比如法律、经济、政治、文化、投资、财政、汇率、风俗等制度以及企业以非契约的形式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联系；内部资源指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能够直接拥有并加以控制和调整的要素总和，通常包括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土地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等等各种内部资源。如果按照资源形态划分，企业资源通常可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指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看得见、摸得着并且能够被直接计量的各种资源，直观意义上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财、物、技术、管理制度等；无形资源则指不存在具体形态且不易被计量的各种资源，比如企业文化、团队合作、创新能力、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等等，有形资源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的直接微观载体，无形资源作为控制变量能够直接影响有形资源的使用甚至决定企业经营的绩效。
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资源相比于传统的企业资源来说，其特点在于资源的内涵和外延本质上突破了国家界限，其获取的方式也有别于传统的单一国家范畴。基于上述分析，本章节所涉及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源仅限于上述分析中的内部资源和有形资源，既企业国际化自身能够控制和掌握的资源；外部资源和无形资源中涉及到企业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信息和能量交换，其中很多因素并不为企业国际化自身所控制，本文将外部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描述散布于后文关于企业能力和战略章节的表述。
2.2 企业国际化发展资源的主要内容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初期，本国的自然资源基本能满足本国工业化所需的自然资源，除了少数岛国经济，本国并不具备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当一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国自然资源并不能有效满足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很多企业国际化的跨国经营动机就在于为本国经济获取原材料。
最早开始资本输出的英法发达国家因为国内资源短缺，而工业化进程又需要大量的原材料，所以绝大多数依赖于国际市场的资源供给，对于一些岛国经济诸如日本，获得海外资源是其对外投资增加的一个重要动机，即使对于一些大国也不例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强大，所需的各种资源也越多，而且往往不能由一国自给自足，这就要求经济发展中的大国对此有所考虑，并进行制度设计来满足这种需求。
2.2.1 劳动力资源。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关于人力资源的定义，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或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一般的企业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从一般的人力资源的定义，劳动力资源涵盖了中、高、低端不同层面的劳动力，既有高技能劳动力、技术研发型同时包括中高级专业管理人才在内的全部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企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根据1979年诺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当今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物力资本，并且时常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替代与补充的作用，现代经济增长不能依靠要素的无限投入来实现，必须通过人力资本（教育）的投入来实现对相关要素的投入的替代。根据这一思想，企业国际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人力资源来支撑其自身发展目标，在初级阶段，主要通过基本的人力资源要素来实现增长，随着公司发展阶段的升级，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会赋予劳动力之中，并行成对相关资源的替代，也即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
从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战略都需要不同的人力资源来支撑，初级阶段企业国际化可能只需要基本的劳动力实现，高级阶段将更需要通晓语言、文化、管理、商务运作、技术研发知识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企业国际化人力资源更重要的在于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高端人力资源，包括中高层决策和具体执行跨国经营的管理人员以及掌握核心技术资源的这一群体，这方面也是目前我国企业国际化最为缺少的核心资源。根据美国商会2010白皮书调研问卷显示，在美国企业国际化认为，中国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
2.2.2 金融资源。企业金融资源又称财务资源，根据管理学的定义，财务资源是指企业所拥有的资本以及企业在筹集和使用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的不易被模仿的财务专用性资产，包括企业独特的财务管理体制、财务分析与决策工具、健全的财务关系网络以及拥有企业独特财务技能的财务人员等等。根据这一定义，财务资源的定义比资本的范围要大，然而对于企业国际化来说，企业国际化所需金融资源的范围又大于财务资源，不仅包括子也自有金融资源、外部金融资源和相关财务资源，还包括了企业国际化能够从外界获得的一切金融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资本、证券、信用、财务管理体制、政策性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是任何一个公司包括企业国际化所必须具备的资源，一般来说包括自有金融资源只能为企业国际化跨国发展提供有限的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的债务、股票、组合贷款、金融工具组合等外部金融资源将成为支持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经营运作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外部金融资源从规模、成本、流动性、通用性等角度可以优化企业国际化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增加金融资源的时效性最终为企业国际化跨国经营提供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比如以企业国际化开展跨国经营所采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形式来说，前者需要巨额的现金资源，后者需要以股票、债券、财务组合等形式的金融资源，这些都需要企业国际化自身具有相应的资源储备，在面临一些矿山、能源类跨国经营项目，这种资金面临数量大、时间长、风险高的特点，需要特殊的资金制度安排来为企业提供，对企业国际化金融资源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3 土地资源。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定义，土地资源是指已经被人类所利用和可预见的未来能被人类利用的土地。土地资源既包括自然范畴，即土地的自然属性，也包括经济范畴，即土地的社会属性，是人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现代意义上的土地资源已经被外延至土地及其相关衍生品如矿产、森林、海洋产品等基本表现形式。但随着经济生活的飞速发展，资源的定义已扩展至更为广义的资源，资源占有情况直接构成企业跨国运作必要条件之一。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说，土地资源的占有成为资源类企业国际化跨国经营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企业国际化基于价值链整合、提高公司经营环境的稳定性、为公司提供资源储备等角度的考虑，必须要占有相应的土地资源。我国虽然是一个资源大国，但是在某些资源领域面临着极大地土地资源约束，在农业领域，我国的土地资源相对于庞大的全球市场来说还是显得不足，这也是农业类企业国际化开展海外购买、租赁土地的动因，制造业领域，中国企业也需要基本的土地资源来开展生产等，基于土地资源的内涵和用途不同，获取的风险、难度和方式也不同，总体而言，土地资源是任何类型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所必需储备的资源，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以石油、铜、铁矿石、土地为代表的稀有战略资源将成为支持企业国际化的多元化跨国经营的必要战略储备。
2.3 保持企业国际化竞争力资源诉求
上节从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的基本资源入手，勾画了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的基础资源条件，当然，企业国际化资源诉求的基本点在于资源供给的稳定性、低成本性、可持续性等一般诉求，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能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国际化的资源诉求在一般意义的基础上更注重资源的高端性、稀有性、不可复制等特点，因此如何获得企业国际化核心竞争力所需的资源，将成为保证企业国际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根据资源的差异化特性，我们这里引入企业国际化资源专用性这一概念，其区分的关键在于企业资源的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具体来说，资源随着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独特价值来说，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渐进高端性、专用性，一般意义上的资源表现为未经过加工和处理、缺乏专用性的基础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土地资源、管理资源等实物资源基本形式，而随着企业国际化发展形式的逐渐高端化，其所需资源也逐渐被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高端化所要求具备相应的专用性和高端性，具体表现为具备大量人力资本投入的高端劳动力资源、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金融资源、特定区位的土地资源和以品牌、技术、渠道资源为代表的专用性资源，这些最终构成当代企业国际化核心竞争力所需的稀缺高端专用性资源。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采取的模式和边界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取决于公司所用的各种专用性资源。
3、资源获取的主要路径
根据企业国际化所需资源的分类，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资源的获取途径及相关成本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运作的重要条件，从国际上企业国际化获取资源的方式来看，主要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获取，采取何种获取方式取决于企业国际化自身资源的储备、分布和资源质量以及发展阶段、行业特点、自身综合实力，一般来看，企业国际化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综合采取两种获取方式。
3.1 内源性获取路径。内源性获取方式主要涉及相关资源在企业国际化母子公司内部之间的关联交易以及学习、积累和培育。具体来说，由于企业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销售、物流、研发等生产活动，其自身母子公司都存在一定的原始静态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土地、技术、管理等，企业国际化可以根据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和目标定位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通过企业国际化内部贸易、转移价格等形式进行调配资源，最终满足企业国际化整体战略目标、经营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等高端资源并不能简单的直接调配，因此必须采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逐渐学习、积累、培育的方式来获取，因此内部的学习、投入机制也可以成为资源获取的重要途径。内源性资源获取的着力点在于培养资源获取的长效机制及内生机制。
3.2 外源性获取路径。一般情况下，任何一个企业国际化不能同时具备所有的要素资源，况且基于成本、时间、效率等角度考虑，有些资源要么是无法通过内源性方式获取或者是必须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并投入跨国运营过程，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外部直接获得渠道。外源性获取方式主要涉及企业国际化从公司外部采取购买、合作、租赁、置换、外包等方式来获取。比如，在人力资源领域雇佣外籍员工、招聘相关高技术人员等，在金融资源领域通过资本市场和政策性金融工具来获得金融资源，在土地资源领域通过海外合作经营、租赁、购买土地、矿山、石油的方式获取等，外源性资源获取的着力点在于和企业国际化外部建立动态的资源特别是高端稀缺资源互补通道机制。
4、资源制度供给思路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假设，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假设就是要素自由流动、交易成本为零。而目前现实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分割造成要素资源的分割严重，不能做到最优的成本供给。从目前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对要素跨国流动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要素报酬率的差异、要素迁移成本、要素的市场分割等。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要针对影响要素特别是高技能、素质资源要素跨国流动的成因来展开。
4.1.1 制度供给思路设计
由于各个国家自然资源条件的差异，因此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占有并不一样，但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供给来保证一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资源？这一问题的核心思路应该是如何降低资源的交易成本和增加流动性？在这一领域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建设，让资源能够流动、有意愿流动，既通过市场准入制度建设、价格机制建设、相关政府宏观战略机制建设来保证。
4.1.2 提供加大资源供给手段的制度设计。该机制主要从一国国内资源的深度培养和开发的角度着眼，通过对本国各项资源的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加大对相关资源的整理来解决。比如，在劳动力资源领域，普通熟练劳工、技术和管理人才、大量高素质人才将是未来中国乃至外国企业国际化在华经营、中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劳动力储备，加大对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供给将是我国产学研领域所要面临的主要课题；金融市场领域，面对我国庞大的银行私人储蓄和迫切的企业资金需求，如何通过金融、资本市场来将储蓄引导为可用的投资资金，也是加大资金资源供给的重要方式。
4.1.3 提供提高资源流动性的制度设计。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要素的流动性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在不同的市场供求关系和需求弹性背景下，要素的价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现实的情况是基于全球战略资源储备的分配不均和国家的地域分割，资源的供求关系及可流动性受到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抑制状态，基于这种情况，致力于打破市场分割、提高要素流动性、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思路能够促进可贸易资源的有序流动最终有效地缓解资源供求关系以及降低资源成本。
例如，近年来，我国加大了与国外金融机构和政府在劳动力和资金方面的流动机制建设，比较典型的是我国和新西兰政府签订的《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协议》中有关加大自然人流动的条款设计和安排以及我国国家商务部在丹东试点从朝鲜劳务输入缓解我国辽宁出现的“劳工荒”；我国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签订的相关优惠安排，在金融市场上我国尝试了QDII和QFII，在沟通国内外资金跨境流动方面都做出了有益尝试。土地方面，降低国外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降低资源流动成本，缓解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土地资源成本。
4.1.4 提供加大获取海外资源的制度设计。可贸易资源可以通过疏通流动管道和市场调剂的方式来获取，而由于交通费用以及政府管制等原因形成的不可贸易资源则必须通过资源所属地区的本土化生产和贸易来实现资源流动障碍，这方面需要从国家战略外交、海外并购、生产营销深度本土化等方面着手来获取本地资源实现当地生产、就地销售。这方面我国国家政府层面和部分资源矿产和农业企业已经开始了有效尝试，比如，国家层面，我国以商务部为牵头单位自2006年以来已经分别启动了两次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招标，最终确定了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贸合作区、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等分布在15个国家共计19个中国境外经济合作区项目；企业层面，我国以中铝和中有色等大型矿产资源企业纷纷在国外购买矿山、浙江的农业企业开始尝试在国外承包土地进行农业开发、安信集团在巴西购买森林资源等典型例子。
4.2 制度供给主体及相关内容
4.2.1 政府层面。作为消除市场失灵和促进高端要素资源形成的主要主体，政府在改变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可以作为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团队提供大量的制度安排，以改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本预期。
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可以构建企业国际化资源信息共享平台，降低信息成本。由于国际化经营需要资源的高端性和稀缺性，在涉及海外资源获取方面还存在国家风险、政治风险和以税费、数量限制、经营条件、转让条件等为内容的国外政策风险，这些往往是单个企业所不能也无力去建设的，因此建立以海外国家风险、政治风险、政策风险为基础的资源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对于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例如，在土地资源领域，目标国与土地转让、承包、农场经营条件、税费的改变等为主的政策性风险都将会对前往该国投资农业的企业国际化带来巨大影响，澳大利亚2008年放宽了对居住用房地产的外资限制，使来自海外的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加。
第二，在加大资源供给领域，政府可以全方位的对现有政策进行梳理，进行相关制度供给。人力资源领域，包括加大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根据本国劳动力资源的丰欠建立相关的劳动力准入、流动、转让机制为主的劳务输出入政策；在降低资源的交易成本、提高资源流动性方面，可以采取增加资源流动性的制度供给，包括涉及劳动力的签证政策、境外劳动力税收政策、落户政策等。金融资源领域，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加大便利企业国际化融资的制度供给，推出灵活的融资工具来帮助企业国际化融资，使直接融资成为未来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二是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使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涉及到外汇资金需求的尽量得到满足；三是完善银行信贷体制改革，增加对企业海外跨国并购资金的安排；四是加大政策性金融、保险的制度供给，通过多种形式满足企业国际化的金融资源需求。对于大型的企业，可以考虑参照中石油的办法，通过发行美元中期票据直接从公司债市场上融资。对于中小企业，可以参照国家开发银行的做法，由国家开发银行从公司债市场上融资，再以开发金融的形式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例如中非合作基金等区域合作基金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土地资源领域，在加大海外资源的供给方面，可以采取对战略资源实u行战略储备制度、完善资源进口管理机制、建立和推广经济合作区建设等方面的制度供给。
4.2.2 中介组织层面。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在面推进，一方面需要非政府中介机构作为宏观和微观中间的协调中介向政府相关部门反馈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着力推动相关制度的及时完善和推进；另一方面，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也需要中介机构发挥制度变迁的缓冲区域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供给机制的运行下，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将会更加稳定和有效。中介组织是制度供给的重要主体和行动力量，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深入和国际化企业数量的增加，中介组织将会在企业国际化制度供给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2.3 企业层面。作为国际化的主体，企业作为制度供给的一个主要方面，应根据公司发展外部制度环境变化的预期，结合自身战略发展目标和成本收益比较，作为制度供给的第一团队可以通过行业中介组织等来向政府提出制度需求和改进方案，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土地资源的需求结构、数量、获取方式为主的签证政策、税收政策初步建议；作为制度供给第二团队参与到相关制度供给过程中，使自身的制度供给更好的配合外部制度环境实现自身战略目标，主要包括进行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源培训、学习型团队建设等制度安排等。
5、相关启示
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国内外的综合形势决定了我国企业开展全方位的跨国经营将进入重要的战略时期，根据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和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我国面临着国内工业化快速发展、出口迅速增长、遭遇大范围的贸易摩擦、本币升值等等因素，我国面临与日本70年代很相似的国内外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可以判断我国对外投资将进入较快增长时期，为了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更需要从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的资源优势出发寻找答案，基于上述分析，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从政府、中介组织、企业层面建立系统性的资源支持制度供给体系，为我企业参与跨国经营提供重要的资源、制度支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重要的基础工作。
其次，资源供给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自然资源、劳动力、金融、外汇、土地、外交、签证、出入境等系统政策等诸多方面，同时还包括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和高效运行，其内容广泛、层次多样，必将对中国现存政策、制度体系形成变革，因此需要做好长期应战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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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Supply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a Resource Dimension
DONG G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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