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2 11:23:54
导语：在二胎政策的好处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从备孕到孩子的茁壮成长，保险的保驾护航作用不容忽视。二胎来了，保险你准备好了吗？
孕期：母婴险呵护
事实上，能为孕妇带来保障的保险包括社保和商业险。而被称之为母婴险的这类险种通常都同商业挂钩。母婴险，顾名思义是为女性提供的孕期保障，在对准妈妈保障的同时也涵盖了对婴儿的保护。具体划分上，母婴险分为专门的母婴险和作为附加的母婴险。
母婴险最大的特点是对意外和疾病进行的保险金的给付，除了有分娩身故保障外，很多孕期高发的疾病和新生儿疾病都在保障范围内。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母婴险价格都在千元以下，通常都是一次性缴费的投保方式，保险期最长为1年，投保年龄在20～45周岁。赔付方面，母亲妊娠或分娩身故能获得3万元到5万元的保险金，母亲妊娠疾病或新生儿先天性畸形也可获3万元到5万元赔付，新生儿身故和流产责任保险金则为3000元到5000元。
目前，市场上存在以主险型为主的母婴险品种数量不多。以泰康人寿的一款母婴险为例，该产品特别针对孕期的母婴设计，不仅涵盖怀孕期女性高发的羊水栓塞、胎盘早期脱离、恶性葡萄胎、重度妊娠高血压综合症等多种疾病，还包括新生儿易患的胎儿唇腭裂、脊柱裂或颅裂、先天性脑积水等8类病症。
值得注意的是，母婴保险一般都要在被保险人怀孕28周前投保，保险期间可通过双方约定，通常是从收到保费的次日开始保障，直至产后的7天、15天或30天，因此“保险空窗期”问题并不突出。即便如此，投保人还需趁早入手，以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0～6岁：意外险+健康险组合保障
0～6岁的孩子处于学龄前阶段，既活泼好动，抵抗能力又不强，这个阶段，家长可以为孩子购买一份医疗保险加意外险的组合。
少儿意外险的保障范围包括意外身故、意外残疾以及意外医疗，市场上的儿童意外险价格在几十到上百元不等，以消费型居多。少儿健康险则分为两种，一是报销医疗费用的类型，一种是返还型的产品。
新生儿出生7天后，就可以购买意外险了。目前，市场上的少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往往是以附加险的形式销售，相关专家建议投资者可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作为主险，同时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住院费用医疗保险。
健康险购买上，可选择作为主险单独投保的消费型健康险产品，这类产品保障责任清晰明了，保费低廉，一年费用支出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保障金额达到10万元。家庭经济条件尚可的投资者可以为孩子选择返还型的健康险，一方面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保障，一方面可以享受到相关保费的返还。
6～12岁：教育金保险配医疗保险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受教育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医疗保障险仍不能少，同时选择相应的教育金保险作为匹配，一方面继续给孩子提供健康保障，一方面为孩子的教育资金进行储备。少儿教育金保险是针对少年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教育需要提供相应的保险金。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少儿教育保险，除了初中、高中和大学几个时期的教育基金以外，还包括了参加工作以后的创业基金、婚假基金及退休后的养老金。除此之外，一些险企推出的教育金保险附带重疾险。
记者通过登录淘宝发现，在售的保险多以分红险为主。以安联保险的某款教育金分红险为例，被保人保险年龄为11周岁即可购买，保费一年缴纳5452.06元，交满5年，每年保费不变，从投保的第二年开始至17岁每年领取基本保额的10%。18～21周岁，连续4年，每年领取100%的保额，助力孩子大学。待被保人年龄满30岁时，险企将会给付10倍基本保险金额，累计增额红利和满期终了红利。
12岁以后：学平险+重疾险
对于12岁以后的孩子，购买教育金保险有些稍迟，但是学平险和重疾险仍可购买。相关专家认为，少儿期是最应该投保的，由于目前很多重疾险都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重疾险必不可少。
目前，险企销售的少儿重疾险有消费型和综合型两种，消费型少儿重疾险可作为主险单独投保，保障责任清晰，保费较低，但大部分要一年一保，随年龄增长及市场发病率的增加保费也将越来越贵;综合型的少儿重疾保障计划以两全保险的形式出现，年缴保费通常要1000到3000元，甚至更高，它的好处在于保障期较长，不受价格波动影响，可以持续保障孩子至成年或终身。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金营，再认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35
[2]王桂新，少了老龄化：计划生育遗症，社会观察，2012（09）：28
[3]毛雪颖，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两北人口，2006（3）：59
[4]汗小英，周艺，关于中国人口质量制度引导机制的思考，西北人口，2011（1）：22
高龄生二胎 面临多少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 陈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 石一复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王凌（副主任医师） 王筱媛
专家简介
陈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常务副主任，主任医师，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医学会妇产科专科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行为医学专科分会委员。擅长产科危重症急救、优生咨询、产前诊断、孕期心理保健、高危妊娠诊治。
专家门诊：周一上午，周四上午（特需），周三、周五上午（VIP）
石一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院长及浙江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先后获部省级和厅级科技成果奖50余项，2012年获首届“中国妇产科医师奖”。擅长妇科肿瘤、妇科疑难杂症、不孕不育等的诊治。
专家门诊：周一上午
王凌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孕症、反复自然流产、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经前期紧张症、月经失调及女性生殖系统炎症等。
专家门诊：周二下午，周四上午
医生手记
王凌 王筱媛
几年前的“三八”国际妇女节，我应邀去一家世界500强公司进行常见妇科疾病及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科普讲座。有一位女高管听得分外认真，讲座结束后特意留下来向我咨询。“王医生，我想要个孩子。”她开门见山，“我今年42岁，30出头生过一个，最近几年一直想再要一个。”她尝试备孕一两年了，其间有过一次生化妊娠（发现怀孕后很快月经来潮，类似于月经推迟了几天），还有一次胎停（出现胎心搏动后一段时间又停止搏动）。“这一年多来，我注意饮食，吃中药调理，排卵期同房，要么怀不上，好不容易怀上了，还是生化妊娠；终于有胎心了，又胎停了，对胚胎进行基因检测发现染色体有问题。医生，您说我还有希望吗？”
她尚未到绝经期，卵巢还有排卵，怀孕的希望肯定是有的，但40出头和20多岁女子的卵巢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她虽然每月进行卵泡监测，发现有排卵、卵泡形态正常，但质量好坏不得而知，上次的胎停就是因为“种子”质量不好。她追问：“难道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改善卵巢功能了吗？”
一般地说，卵巢开始衰退之后，功能下降是绝对的，但我们可以尽量延缓这个过程。我建议她服用维生素E、DHEA（脱氢表雄酮）、辅酶Q10和滋肾益气活血中药复方等，改善卵巢功能，同时配合卵泡监测，指导怀孕。5个月后，她再次怀孕了，并成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大龄女性 卵子数量和质量下降
王凌 王筱媛
全面开放“二孩”后，“高龄准妈妈”将会越来越多。35岁以上的女性，在考虑生二胎时，还是要多一点谨慎。
女性生育能力在青春期开始逐渐完善，性成熟时较好，25岁时达到最佳，之后有轻微下降。40岁以后，卵巢功能呈断崖式下降（折棍式效应）。中国女性平均绝经时间大概是50岁（48.72±3.51岁），一般在48～50岁会出现一系列更年期症状，如潮热、盗汗、精神不稳定。在此之前，卵巢有排卵，有怀孕可能，但随着年龄增加，卵巢功能会衰退，卵子质量会降低，生育健康宝宝的可能性也会大幅降低。
从临床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孕、自然流产发生率逐年上升，胚胎发生染色体异常、孩子发生先天异常等的概率也会增加。有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胚胎染色体发生非整倍体（染色体多一条或少一条）的概率显著增加，20～34岁、35～39岁和 40～47岁3组患者的胚胎非整倍体率分别为4%、9.4%、37.2%；高龄产妇所生孩子发生先天愚型和危及生命的先天异常的概率，是非高龄产妇所生孩子的8倍。尤其是先天愚型，这种孩子生下来个头矮小、生长发育迟缓、智力低下，50%有先天性心脏病，易患呼吸道感染，存活率低，将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和负担。一般地说，孕妇25～29岁时，胎儿先天愚型的发生率为1/1500，超过35岁达到1/250，超过40岁后高达 1/100甚至l/50。
高龄怀孕 母胎风险均增加
陈焱
年龄越大，妊娠、分娩时的风险越高，胎儿发生异常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首先，35岁以上女性，盆腔已经基本固定，关节韧带逐渐变硬，不易扩张，子宫收缩力和阴道伸张力也较差，这些均会导致分娩时间延长、难产机会增加，甚至产后出血。高龄孕妇行剖宫产、钳产等助产的比例比非高龄产妇高20%以上。
其次，高龄孕妇还容易发生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尤其是妊娠高血压，会造成孕妇出现肝脏肿大、眼底出血、肝功能异常等，严重时会导致子痫发作，危及孕妇生命。
此外，妊娠并发症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也非常不利，有可能会导致胎儿宫内生长发育迟缓、胎儿畸形，死胎、死产的发生率及围产儿死亡率也会增加。
高龄生二胎 孕前、产前筛查很重要
陈焱
基于上述因素，从优生优育以及健康安全的角度，高龄孕妇生育二胎，孕前、产前筛查更重要。
首先，应在计划怀孕前3个月甚至更早，到医院做相关检查、咨询和评估。经评估后可以生育二胎的女性，最好在准备怀孕前3个月开始口服叶酸片，每天0.4毫克。同时，应努力改善工作环境，调适工作压力，避开所有可能有危害的污染物质，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地起居作息，缓和情绪反应，注意均衡营养。
高龄孕妇成功怀孕后，要保证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密切关注血糖、血压等指标，及时发妊娠并发症并积极治疗。为排除胎儿畸形及先天愚型，高龄孕妇应在中孕期接受产前筛查和诊断，即B超胎儿结构筛查和胎儿染色体检查。
专家呼吁
女同胞们 请把握最佳年育年龄
石一复
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或月经初潮年龄加上15年，过早或过迟均弊多利少，最好不要超过35岁。在最佳生育年龄生育，对女性身心健康、胎儿发育、减少不孕及孕产异常等均有好处，还有助于老来享受天伦之乐，促进家庭和谐。
如今，受生活条件、营养、环境等影响，大多数女孩12岁左右月经初潮，加上15年，正好27岁左右。25～29岁这一年龄阶段，女性的身体条件，包括内分泌状况、卵巢功能、卵子质量、体力、精力等均处于最佳状态，不仅容易怀孕、胎儿质量高，而且妊娠期间风险小、产后恢复快。此外，25～29岁的女性学业基本完成或工作已稳定，经恋爱谈婚论嫁，在学业、工作、经济、生活条件等方面也有了生儿育女的基础。
本刊近期健康报道关注到中国的全科医生群体。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到2015年将通过转岗培训、在岗培训和规范化培养等多种途径，培养15万名全科医生，使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2名以上全科医生，每个乡镇卫生院均有全科医生。但目前，我国的全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地区分布不均，在收入上跟专科医生有很大差距。可以说一切都还是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这篇文章刊发后在读者中引发了诸多议论。一位读者表示：“一个本科毕业的医生到乡镇卫生院的确有点大材小用，再加上对乡镇卫生院的药物控制使得他们根本发挥不出所学的本领。”还有读者说：“现在医学生毕业后很少去当医生，谁还会去学全科医生？全科医生大多数是在医院的急诊科，收入少，风险高，还受气。”
目前，除北上广等大城市外，其他地区的社区全科医生学历偏低，行医资历也有限，很多人都得不到病患者的认可。有读者对此评论说：“把护工都变成博士又能如何，只要能治好病人的病，不乱收红包、乱配药，哪怕是赤脚医生，我都觉得他是好医生。”
而对于全科医生工资偏低这个问题，工资除了政府补贴外，因为挂号费、诊断费都很便宜，所以几乎再无进项。有读者反问：“请问您愿意为了这个专业的医师付出应有的诊疗费用么？据说西方有的国家全科医生的诊疗费在200～500美元左右。
（《全科医生之困》 记者：吕爽 2013年第37期）
养老问题解决了，还想生二胎吗
一位亲戚一直在农村做泥水匠，每年有五万元左右的收入。三年前因为超生，罚了二十万元，这笔钱他一直在还。但孩子刚生下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村里引进了一个大项目，土地被征用了，一家人全部参加了社会保险，每年企业还给村民三千元的补助款。他算了笔账，等到他退休，每月至少可以拿到三千元以上的退休金。
他对我说，本来他“超生”是为了养老，但现在夫妻俩的养老问题已经解决了，“超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农村社会保险早一年解决，他肯定不会“超生”，也不用支付那二十万元的“罚款”。“但家里添了丁，也是好事。”
末了，他又对我说，他看了“中央三中全会的新闻”，说是将来可以生二胎了。照他来看，现在养育一个孩子要花很大的人力、财力，农民现在大都可以参加社保，不必要“养儿防老”。要是早几年出台这个政策，很多人愿意生二胎，现在如果有这个政策，我看更多的人不愿意再生二胎。
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这也许就是一个普通人对国家政策的真实解读。
流沙（浙江）
花圈上的浪费
近来参加某领导的葬礼，各单位个人送来大小花圈数百个，灵堂里无处堆放；送葬路上，举花圈的队伍排成了长龙。
笔者粗略估算了一下，光买这些花圈的钱，估计不下2万元，但它们最终都化作了灰烬。而在办丧事的殡仪馆有出租、回收花圈的业务，费用比买花圈要便宜很多，但也许是碍于面子，或是为了讲排场，送花圈的人和家属都没有选择租用花圈。而殡仪馆负责人为了多赚钱，也没有进一步做工作，导致花圈泛滥成灾。
白白烧掉的花圈，不仅浪费金钱，而且毁坏资源，污染环境，更不利于移风易俗。作为丧事主管部门的殡仪馆，在推广出租与回收花圈、建设“两型社会”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蒋平（湖南）
村小新生有点“小”
我在一所小学任教，十几年来一直教一年级语文兼班主任。虽说所在班级多次在全乡抽考中名列前茅，但心里并不怎么喜欢教一年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村里很多家长都把不足龄的也塞到一年级来了。
就说这一学期吧，刚开学，有家长甚至把不到5周岁的孩子都送来了。有些孩子太小可能连笔都不会握，家长却说没关系，能认得几个字就行，哄哄孩子就行，反正早就准备第二年留级的。
又不想孩子学什么，又要送孩子来上学，孩子没人管，可以去幼儿园啊！有些家长说实话了，上幼儿园费用贵，同样哄哄孩子，幼儿园一学期得掏好几百块钱，而小学属于“义务教育”基本不花钱。
小学校长也乐见其成，经费是按学生人数拨付的，学生越多，经费自然水涨船高，相对而言学校开支并不成比例增加，学校资金结余也就多了。一百多人的特大班，就出现了。
按规定，是不允许有特大班的，更何况是一百多孩子的特大班。但这些规定在乡村小学好像没啥用，一般情况下，孩子差几个月甚至半岁多，学校也都收了。至于这样做对孩子是否不利，家长们则理直气壮地说，幼儿园大班或者学前班教的就是一年级课程，只不过要求不像一年级那么严格。而老师们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超前生”的学习都存在困难，不仅不利孩子成长，还要影响班级成绩，这就关系到教师的量化考核积分和绩效工资，甚至晋升职称。而且这些孩子的年龄过小，课间经常出现磕磕绊绊的事情，不是自己摔倒了，就是撞在哪儿流血了。老师们整天提心吊胆的。
身在乡村小学，确实有点无奈，招生硬标准是有，但要遵照执行肯定会遇到乡邻的严重抵触。我想， 这些过小的学生一个劲儿往一年级挤，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跟“钞票”大有关系。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给农村幼儿入园予以经济补助，帮助农村家长转变对幼儿教育的认识。教育部门也有必要组织各学校负责人进行谈话，严控过小年龄孩子进入小学，并与幼童家长们进行沟通，让大家都负起责任来，认识到如此“超前”入学，对孩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
马军（河南）
公共服务热线多而乱
近日在饭店就餐后，因店方不能给开发票的事发生点争执。我们就拨打了消费者服务热线，但热线的那一头说，这事归税务部门管，并给了税务部门的热线号码，我们又拨通税务热线，税务热线的人员这事还是归工商部门管。工商部门又建议我们打“政务热线”……最后，我们的电话又回第一个热线，消费者热线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处理。真是得不偿失，花了打电话的时间和费用，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出发点了。
事后，我作了个统计，市里各个部门公布的热线号码有近30个，但似乎都是各自为政。这些热线电话“线”出多门，普通群众不便记忆不说，也不太可能分清每条热线之间的具体权责界限，这也给这些职能部门推诿责任创造了可能。
我叫钟艳，是＊＊市＊＊镇＊＊村的中心户长。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在座的各位朋友共同探讨婚育新风问题。
翻开历史的画卷，婚育犹如一幅图画，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人类起源、繁衍后代的美丽传说。然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阴影成为画卷中的败笔。“有儿不愁家贫、不孝无后最大”的封建礼教思想一直侵蚀着人们的思想，直到现代，“唯男子才能传宗接代”、“女人只能围着锅台转”的思想仍然涛声依旧。就拿我来说吧，1993年，我与本村的农民张凤山相知结为姻缘。婚后，我们互敬互爱，一年后，我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孩子出世，对于初为人母的我真是欣喜无比，一向不善言辞丈夫也欢实起来，初为人父的喜悦写在脸上。可我们哪里知道，对于观念陈旧的公婆来说，孙女的降生犹如一块石头砸在他们的心上：满心欢喜等着抱孙子的公公见到孙女一甩衣袖转身而去面带失望的婆婆把脸一扭离开了产房，我的心真象是哑巴吃了黄莲－－有苦说不出来啊！望着刚刚落地就遭冷落的女儿，我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噼呖啪啦往下掉。丈夫一个劲儿安慰我：老人守旧是正常的，等孩子会喊爷爷、奶奶就好了。听着丈夫一席话，我的心多少有些安慰。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孩子4岁了，每天都跟在爷爷奶奶身后甜甜地喊着爷爷奶奶。这样一来，公公婆婆的态度多少有些转变。一次，婆婆拉着我的手说：“按国家政策规定，咱还可以生第二胎。往后，孩子我给你带，你再生一个，咋说也不能让咱张家断了后，将来连个接户口本的都没有。”我开始给婆婆讲道理，同时也谈到自己是中心户长，要以身作则。没成想，工作没做成婆婆反而对我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答应生二胎，就再不准我当中心户长。这以后，只要我一出门婆婆就开始摔盆摔碗，说些指桑骂槐的话，弄得我进退两难。有时婆婆也对着我哭天抹泪：“咱们张家三代单传，可不能在咱这辈断了香火呀！”，望着劳累一生、满头白发的公婆，我的心也碎了。就在我极度痛苦矛盾的时候，我们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新风尚象春风般吹进每个家庭。一时间，学习报告会、演讲赛、宣传品入户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不断展开。我认准这是个大好机会，便多次鼓动公公婆婆到村人口学校去看一看、听一听，他们抱着好奇的心态去了。这一去可让他们大开了眼界：在那里，公公婆婆第一次听到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少生孩子快致富”等新名词，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思想开始转化。我和丈夫趁热打铁，抓紧做思想工作，列举村里为生儿子造成孩子多、生活痛若和贫困的实例，说明重男轻女的害处，耐心细致地宣传“生男生女一样好、依靠致富能养老”的新思想，并把我们俩人商定的发家致富规划讲给老人听，激动起公公婆婆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愿望。镇计生办的同志得知我家的情况后，也主动上门来做工作，给公公婆婆吃“小灶”，苦口婆心的谈国策、讲道理。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公婆婆终于转变了认识，支持我们只生一个，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女儿和发家致富上来。公公深情地说：“以前我们老俩口真是老糊涂了，现在得抓紧时机发家致富。”妇女主任宫秀芝还多次到我家帮助研究适合我家特点的致富项目。由于我家耕地少，劳动力相对过剩，最适合搞个体经营，在村委会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建起了豆腐坊。由于我们讲求信誉、注重质量，所以全村人都愿意买我家豆腐，生意逐渐地红火起来。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划，向更富裕的目标迈进，去年年初，我们又围绕着小豆腐坊做起了大文章，搞起了以豆制品加工为主、养殖为辅的系列化家庭经济：建成了大型的标准化猪舍，发展直线育肥科学养猪。现在已出栏了168头肥猪，出售了89头仔猪，仅养猪和豆腐加工两项就收入4万元，跨入了小康行列。在繁忙的劳动之余，我与丈夫更加强了对女儿的培养教育。女儿天资聪颖，活泼可爱，能歌善舞，还会讲故事，对爷爷奶奶更是格外关心。一次婆婆感冒躺在床上，女儿给奶奶端水、唱歌、还不时用白嫩的小手发不发烧，婆婆感动的一把搂过孙女，一种欣慰的满足感荡漾在她的脸上。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勤劳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公公婆婆高兴得逢人就讲：“俺现在可想通了，生男生女一样好，依靠致富能养老。”每当听到公公、婆婆那发自内心的笑声，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我的心里真是比吃了蜜还甜。
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来了？
胡祖六
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春华资本集团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
比起基础设施、各种工程建设，计划生育就是最大的社会工程，政府通过行政权威这么强制性地把这么一套限制生育的政策贯彻到广大的公众里去，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三中全会”说有更多的弹性，有一定的放松，我非常支持。但我的支持更多是从道义和社会的角度，过去我们贯彻计划生育太强制性了，甚至很多地方政府都是用反人权的方式强制堕胎等等，导致了很多不幸的后果。从道义和社会性的角度来说，能够有所放松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只想很谨慎地说一句，不要夸大了放松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对经济人口红利的作用。
人口的增长，当然在其他条件下对经济是有好处，但是从时政上也不能夸大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好处。中国到今天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机，最重视的应该是人口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应加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我们有高素质、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能从事更加创新的、有效率的经济活动，这可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成长最大的关键。我觉得要通过财政改革、户口改革、计划生育改革使社会资源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医疗和基本服务的方面，使中华民族每个公民的身体素质、智力水平更加大幅度地提升，这点非常关键。
雾霾
雾霾问题带来经济转机？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环境问题的确是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某些方面来说环境和经济增长中间的确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现在大家对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各个地方的政府也在做一些事情，北京周边的这几个省都在动起来，中央已经下决心在河北省淘汰很多的落后产能，特别是要压缩钢铁的产能。这会有一些改善。我想在未来的一些年里，中国的环境问题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因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我们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工业造成的，排放主要是工业造成。我们知道2000年开始有一个重新振兴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次的危机。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很快会达到制造业生产的顶峰，也就是制造业就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都会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我估计顶峰会在大概5年左右就会达到。在那之后，显然我们的工业发展会减速，会更多地依赖服务业的发展，所以，保障空气质量也是给出了一个契机让工业结构作出调整。
地铁涨价
地铁涨价能治堵吗？
毛寿龙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网友的反对我可以理解，高峰期地铁的堵，大家也都有感触。是不是涨价之后一定能缓解拥堵，我觉得也未必，再涨价，西二旗哪怕一百块钱一张票，那帮人除非搬家，要缓解是很大的困难。公共交通不是纯粹的市场问题，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次易。如果只理解为一次易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价格来调控，但是公共交通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即使地铁涨价以后，乘客会不会买账还有一个过程。
【关键词】孕产妇死亡 死亡原因分析 干预措施
中图分类号：R19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4-351-02
母亲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及国际性关注的重要妇女健康问题，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是妇女保健关注重要内容，随着孕产妇死亡的原因变化，妇幼保健工作的重点也不同。该文对金牛区2006年-2008年三年的14例孕产妇死亡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运用现代医学管理技术，采取有效措施，以便有效地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高妇女保健水平。
1 一般资料
本文资料来源于三级妇幼保健网的年报表及对三年的调查结果。孕产妇死亡是指妇女从妊娠开始至分娩后42天死亡，不包括意外事故死亡者。
1.1 孕产妇死亡年龄 本组14例，最小24岁，最大44岁。其中24-29岁4例（占28.57%），30-35岁6例（占42.85%），36-44岁4例(占28.57%)。
1.2 死亡孕产妇文化程度及居住地 文盲1例（占7.14%），小学文化程度6例（占42.85%），初中文化程度4例（占28.57%），高中、中专文化程度1例（占7.14%），大学文化程度 2例（占14.28%）；居住农村者12例（占85.71%），居住城市者2例（占14.28%）。
1.3 死亡孕产妇的胎产次及产前检查次数 生第一胎者3例（占21.43%），生第二胎者 10例（占71.43%），生产史不详者1例（占7.14%）。进行产前检查0-1次者 10例（占71.42%），产前检查2次者 2例（占14.28%），产前检查4次以上者2 例（占14.28%）。
1.4 孕产妇分娩地点及死亡地点 在家中分娩1例（7.14%），在县级医院分娩1例（7.14%），在市及省级医院分娩12例（85.71%）。
2 分析
2.1 三年的孕产妇死亡率 见附表。
附表 三年孕产妇死亡率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年的孕产妇死亡率波动性较大，具体原因与产科出血及妊娠合并症有密切关系。
2.2 孕产妇的死亡原因 14例孕产妇死亡因素有：妊高症3例，产科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5例，妊娠合并心脏疾病4例，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1例，妊娠合并免疫系统疾病1例。由此看出：产科出血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妊娠合并症与妊高症。
3 讨论
3.1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本区孕产妇死亡以产科出血为首要因素，针对这些影响孕产妇死亡的因素，提出了针对的干预措施，加大实施母婴安全工程力度，大力宣传产前检查及住院分娩的好处，提高群众的保健意识，使住院分娩率不断提高。并对基层医疗保健机构的产儿科医务人员进行适宜技术的培训，提高诊疗技术水平，确保产科急救绿色通道的畅通，使产科出血得到及时抢救，以保障母婴安全。
3.2 据资料显示，妊娠合并症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第二位因素。因此加强产前保健管理，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率，重视对高危孕产妇的筛查及管理，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及早控制病情发展，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及时将有妊娠合并症的孕产妇及时转入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严格按照《成都市孕产期系统保健工作规范》，落实对高危孕产妇的管理。
综上所述，产科出血、妊娠合并症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孕产妇死亡原因。孕产妇的死亡以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居多，如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加强基层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孕产期保健的网底建设，各妇保医生应尽早掌握本辖区的怀孕妇女情况，及时建立《成都市孕产妇健康手册》，进行孕期的孕情管理与追踪，督促孕妇到产科机构进行系统孕期保健和住院分娩；还要保证基层妇幼保健队伍的稳定性及专业人员对口化，加强经济上、政策上的保障；加强《孕产期保健规范》的培训。提高住院分娩率，大力开展围生期保健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全社会参与，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宣传小册等一切舆论工具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孕产妇的孕产期保健意识，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水平，建立急救服务的转诊系统，使危重孕产妇及时转诊到上级医疗保健机构救治。政府加大对基层医疗保健机构资金的投入，完善产科规范建设。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对危重孕产妇的急救能力。利用“妇幼保健一卡通”系统对高危孕产妇进行动态跟踪管理，采取多学科联合救治，使高危妊娠尤其是合并内科病症的孕产妇得到高质量的监护和治疗。有针对性、重点地进行保健管理，确保母婴安全，有效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参考文献
[1]邱小霞.孕产妇死亡主要因素变化的分析与对策中国妇幼保健杂志，2010.25.21.
“有个大姑娘刚生了个孩子没几天，不想养，你准备要吗？”“我一胎生了个儿子（或女儿），现在不想生了，想抱养个女儿（或儿子），你能给打听打听吗？”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坊间，在人流如织的喧闹城市，在咖啡馆，在酒店，或者在亲戚、朋友家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话。乍一听，很像是在帮助别人，为人解忧。殊不知，问话的双方，已经触及刑法中极其严重的犯罪罪名――拐卖儿童罪。而那些无辜、无知的婴儿，就在他们的交谈及接下来的行动中，变成了牟利的“商品”。
3月30日，山东省临沂市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在调查中，仍然可以听到许多人说，以为在中间给双方介绍一下，帮帮忙，事后拿些好处费，无可厚非。没想到，这竟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孜孜不倦”介绍贩婴
2013年7月，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农民李爱兰与丈夫张玉坤结婚，然而，直到2014年夏天她仍然没有怀上孩子，心里很着急。一次，李爱兰回娘家，一位自称是“老六”的妇女找到她，说看她一直没怀上孩子，娘家人都很着急，不如抱个给她养着。李爱兰当时没同意。后来几次回娘家时，“老六”每次都来找她，问她收养孩子的事。最后一次，“老六”告诉李爱兰，她手里有个小男孩，刚出生没几天，要不过去看看，如果合适就可以抱走。这次李爱兰动了心，同意和丈夫张玉坤一起去看看孩子。
出了家门，李爱兰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三轮车左拐右转，最后把她们拉到一间民房里。民房里坐着两个外地人，一男一女，床上躺着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李爱兰一眼就看中了婴儿，把丈夫拉到一边商议了一下，答应了买下来。第二天，李爱兰与丈夫一起去医院里为婴儿做了体检，当医生说婴儿健康后，李爱兰就应对方要求，付给了她们7.55万元，把孩子抱走了。
实际上，“老六”已经不是第一次介绍买卖婴儿的事了。另一名费县的农民沈理明于2008年结婚，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两人还想再要一个男孩，结果直到2014年妻子也没有怀上孩子。两口子开始有了买个男孩养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很快就让“老六”知道了。“老六”找到沈理明的父亲沈杰，说她手上有一个男孩，刚出生没几天，不如送给他儿子养着。沈杰很高兴，给沈理明打电话，沈理明马上开车拉着他妻子与他父亲去看孩子。但“老六”不让他开车，说是坐她的三轮车。三轮车的车主正是与沈理明同村的杨会波。就这样，沈理明一家人被拉到一间民房里，民房里正躺着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沈家人对男婴比较满意，双方以7.8万元成交，把男婴抱走了。
此外，还有费县农民张德玉夫妇，也通过中介买了孩子来养。其实，两人一胎生了个男孩后，一直没有再要，而是天天忙着挣钱。2014年，正巧赶上国家政策放宽了二胎生育，两人商计不如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距离生育第一个孩子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转眼也四十多岁了，错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对生孩子有心无力。张德玉就找到嫂子薛美芬说：“我们儿子也大了，现在又很想要个女儿，你找机会给联系联系。”薛美芬一听，爽快地答应了。
2014年9月中旬的一天，薛美芬对张德玉说，她刚从一四川夫妇那里抱来了一个还不满月的女孩，可以先去看看，如果行就抱来养。张德玉夫妇在薛美芬的带领下看了孩子，都比较满意。薛美芬就让他们抱回去养，没有向他们提要多少钱的事。原来，薛美芬夫妇开了一家纸板工厂，张德玉夫妇正在他们厂里打工，薛美芬夫妇曾经向张德玉夫妇借了8万多元借款，薛美芬当时不要钱的目的，就是想用这个孩子折抵一部分债务。
在临沂费县，想买孩子养的并不都是农村人，还有些在城市里上班的，也想买个孩子抚养。例如在费县县城某机关上班的姜华、李菲夫妇，结婚后一直没有生孩子。2001年，两人办理了收养证后收养了一个女孩。十几年过去后，他们还想再抱养一个男孩，但收养证比较难办，通过正当渠道收养孩子也比较复杂，这使得他们想到了从人贩子手中购买。李菲把这个想法很快告诉了她的母亲。
有一次，李菲母亲给李菲打电话，说给联系了一个男孩。李菲当即便与丈夫开车去了娘家。到了娘家的时候，已有一位妇女等候在那里了。妇女带着他们来到一家民房，找到了孩子。这时，李菲才发现卖孩子的竟然是她的小学同学薛美芬。薛美芬告诉李菲，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星期，是她所在的厂里两个打工青年生的，不想要了。李菲比较喜欢这个孩子，经医院体检后，就决定买了下来。
生了孩子不想要，送人不如卖掉
经案后查明，发生在临沂费县的这系列拐卖婴儿案，时间跨度达两年，犯罪嫌疑人共计作案16起，卖掉16名婴儿。办案检察官发现，案件中许多当事人对买卖婴儿竟已习以为常，甚至可以说十分“包容”。有一句话口耳相传：“生了孩子不要可以送人，不能生孩子的可以花钱抱养。”有人还认为，如果送人收养，还要主动去找人家，办手续，不仅难度大，而且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如干脆送给人贩子，还可以从人贩子手中得到一笔不菲的“酬金”。人性的阴暗面，就这样使这些父母站在了犯罪的边缘。
还有一种情况是，农村打工家庭的子女，因为缺乏父母的管教，年纪轻轻就不小心怀上孩子，这种情况一旦被人贩子发现，她们会千方百计让女孩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以此牟利。例如四川籍人贩子乃古理拉，受薛美芬之托寻找婴儿来卖。乃古理拉联系到在当地板材厂打工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独自在家。就在这女孩把孩子生下来不到10天，乃古理拉就抱走了孩子。
还有在薛美芬工厂打工的一对夫妇，前后两胎生了两个儿子，后来，他们还想要个女孩。2015年2月底，他们又怀了第三胎，结果生下来还是个儿子，夫妇俩很快就有了将刚出生的儿子卖掉的想法。他们找到薛美芬让她设法联系，薛美芬便通过一个医院的护士史惠芬，以6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在银行工作的李芹芹。
一般来说，主动联系卖自己孩子的，大多数是客观上无法抚养孩子的父母。除了年轻的打工者外，还有偏远省份或地区的农村夫妇，他们大多迫于生计，知道生下孩子来无力抚养，“放在自己家里受苦，还不如让孩子找个好人家”。
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中出现的好几处神秘的民房，就住着这些从偏远省份过来的夫妇，他们在老家发现怀上孩子后，就在人贩子的引领下，千里迢迢来到临沂，找个民房住了下来，等待生下孩子就地卖掉，然后再回老家。用这种方式买卖婴儿，不仅降低了危险系数，而且也有着很强的隐蔽性。所以，这个作案交易频繁的拐卖儿童团伙，直到悄然运转了两年以后，才得以被公安机关发现并查处。
知道是违法的，但就是想要
除了介绍贩婴的团伙、卖婴儿的父母对贩卖婴儿的恶性程度认识不足以外，买受人通常也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
临沂市沂水县泉庄乡农民江松，他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后来，江松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但妻子怀不上。江松的外甥女曾领着江松夫妇到一家诊所，去看看到底什么问题导致孩子怀不上。诊所的大夫叫杜昌龄。杜昌龄给两人开药调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效果。江松对外甥女说，不如抱养个算了。
不多久，杜昌龄告诉江松，一个在厂子里打工的大姑娘生了个女孩，刚出生没几天，问他想不想要，不过得花5.5万元。江松夫妇同意了。
到了案发的时候，江松抱养的这个女婴已经6个月大了，而孩子的父母是谁、家住哪里，已经无法查询了。面对办案人员，江松说，他知道花钱买个孩子养是犯法的，但他实在是想要一个孩子。
像江松这种明知犯法也非得抱养的买受人，并不是个例。例如另外一名买受人李伟祥，他妻子一连生了两个女儿，怀了第三胎后，让人给做过B超，发现仍然是个女孩，他就想让妻子打掉。几年前，李伟祥卖保险时认识了薛美芬，薛美芬知道这件事后，对李伟祥说，别流了，生下来送人家也是条生路。真想要个男孩也行，想生就再生，不想生就抱养一个。
李伟祥也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但他实在想要一个男孩。他想了想，决定将自己的女儿生下来卖掉换钱，再去买一个男孩。就这样，李伟祥的妻子将女婴生下来后送给了薛美芬。没几天，李伟祥就从薛美芬手中抱来了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
费县费城镇农民孙方也是如此，孙方到兰山区亲戚家喝孩子的满月喜酒时，看到孩子长得很可爱，一问方知孩子是买的，惊叹不已。刚开始，孙方觉得这是犯罪行为，容易受到追究，但他回家后想了想，还是决定也去买一个。后来，他通过张园园、张方振、刘易兰等人介绍，认识了薛美芬。最终，他从薛美芬手中花8万元买了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后来案发后，面对警方的讯问，孙方也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他解释，“你们解救我不阻拦，可我实在是想喂养这个孩子”。
间接交易，利益均沾
在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件中，浮现着一条隐约的利益链条。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所有贩婴交易都有人贩“头子”薛美芬的参与。薛美芬下面又有多名中间人向她介绍交易。所有中间人都可以分得一定好处费。
例如，孙方的案件中，孙方通过张园园、张方振和刘易兰从薛美芬手中买到婴儿后，如数给了薛美芬8万元。而通常情况下，薛美芬从卖方手中买到一名婴儿，男婴大约需4万元到5万元，女婴一般要3万元到4万元。而卖给孙方的这名婴儿，由于是上述三人介绍的，薛美芬就根据她们三人所起的不同作用，分别给了750元到1200元不等的好外费，其余收入自己腰包。而在其他几起拐卖儿童案件中，也有中间人起到的作用比较大的，薛美芬给予的好处费最高能达到4000余元。
绝大多数案件中，中间人一般让买卖方与薛美芬牵上线后就退出了，基本不参与实际交易，她们只是动动嘴、打个电话，几百元、几千元的好处费就拿到手了，剩下跑腿的事，就由人贩子薛美芬干了。案发后，这些中间人也以替人解忧、为人帮忙等理由推脱自己的责任。然而，只要是收了钱，都证明他们是为了私利而介绍贩卖婴儿，毫无疑问是犯罪行为。实际上，这些人也无一例外都知道他们做的是犯罪行为，之所以明知故犯地去冒险，其实就是为了那笔不菲的好处费。
这系列拐卖婴儿的案件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买卖双方不直接见面。多起案件中，收买婴儿方明确提出不见出卖方，他们只想通过第三方见到孩子，看中了就给钱抱走。所以，一个贩卖婴儿的全部行为，需要经过“出卖方――人贩子――中间人――买受人”等环节。人贩子负责与出卖方打交道，中间人负责找买家，各有分工，缺一不可。
案件中，临沂费县、兰山区一带还有大量神秘的出租屋，里面居住的人深居简出，几乎不和外界打交道。而案后查明，这些出租屋就是人贩子为出买婴儿的夫妇准备的。一旦有怀孕妇女不想要孩子了，人贩子就会让其住在这里，等待生产、出卖。安排好以后，人贩子有时候自己找买家，有时候与中间人联系，让她们去找。至于人贩子宣传的“孩子是大姑娘生的不要了”等，有时是真的，但多数是谎言。因为交易中买受人与出卖方根本无从见面，哪里能调查得清楚？对这些话，买受人宁可相信，也不可能去调查。
利益方面，人贩子赚取的是绝大部分，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交易的价码。一方面，人贩子向出卖方压价，另一方面又向买受人抬价，中间人的好处费，也是人贩子来定。所以，拐卖婴儿案背后的利益链，全都掌控在人贩子手中，只需要一个人贩子，就能带动大量出卖方、中间人、买受人的交易。
“三难”的“打拐”路
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侦破后，面对前来解救婴儿的警方，买受人基本都说了这句话：“你们解救，我不阻拦，但我确实是想抱养这个孩子。”孩子是解救了，但警方却来了难题：孩子怎么办？一番倒卖下来，即使是人贩子也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了，孩子解救了却没有地方可去。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总结，在“打拐”路上，司法部门还普遍面临着“三难”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发现难。与以往拐卖儿童案不同的是，拐卖婴儿，通常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父母就已经确定要卖了。几个从外省卖过来的婴儿，其实运送来的不是婴儿，而是孕妇。这样一来，贩卖婴儿的几个环节，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的，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其次是取证难。拐卖婴儿所进行的现金交易，都不开具任何收条或相关字据。所以几次倒卖的过程中，几方是否进行了现金交易，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或许有个别案件有银行的提款证据，或存入对方账户的存款证据，而这两个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因为拐卖婴儿交易而产生的。办案人员介绍，该系列案中就有好几名参与拐卖的人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对他们定罪。
一、辖区基本情况
我社区共分为了18个居民小组，也配备了18名节育保健员。现有常住人口3238人，其中育龄妇女746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656人，未婚育龄妇女90人。一年来，我们社区计生办公室在村党委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动员广大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深化宣传，搞好服务。全年社区共出生34人，一孩24人，其中女孩12人，男孩12人。二孩10人，其中女孩4人，男孩6人。共落实长效节育措施21人，其中上环15人，绝育6人。药物流产6人，人流9人，引产2人。
由于征地拆迁工作几乎覆盖我社区整个区域，所以，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住进临时过渡房的拆迁户和部分在外租住的村民，我作为计生管理员也不断的督促计划生育节育保健员及时关注这些育龄群众动态，并且也通过电话、上门随访等方式主动联系、关心育龄群众，将“早预防”、“主动服务”贯彻计划外生育工作始终。
二、做好日常计生各项工作
对于未婚的育龄妇女：作为计生管理员，我坚持带领着18位节育保健员，对照着各组的户籍名册，对16—45周岁的育龄妇女做到心中有数。对于那些已经有对象的青年未婚男女，及时电话提醒其国家的法定婚龄是女满20周岁、男满22周岁，并且告知可以于登记前到社区领取两张计生免费券，强调其重要性。听见有同居传言或者遇到未登记却先办好结婚仪式的青年男女，找到其暂住地，晚上带好避孕药具上门拜访，宣传法定婚龄、计生政策以及婚后的注意事项等，并且有规律地上门随访，避免未婚先育，做到了“早预防”。
对于已婚的育龄妇女：讲解怀孕后办理“生育状况证明”所需材料跟步骤，特殊对象如流动人口嫁入或成为入赘女婿者或买房者的注意事项，以及孩子报户口的程序，尽量口头宣传到位。
对于生育后的妇女：孩子出生3个月内必须带好避孕药具上门随访，宣传顺产3个月、剖腹产6个月后，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好处及奖励政策。宣传计生政策，对符合二胎政策的，具体讲解批二胎的年龄限制和办理手续。
对于避孕期的妇女：鼓励未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妇女，尊重她们的对医疗机构的选择，我陪同或由节育保健员陪同落实措施。对于四项手术无论上、取环还是人流等的妇女，都于当月上门随访，关心妇女身体状况。
对于更年期的妇女：对绝经满半年的妇女，建议其可以到医院取环。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为育龄群众办实事
（一）扎实做好扶贫帮困工作。春节期间，社区计生干部在社区居委会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为贫困家庭、贫困母亲、孤儿、孤寡老人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在新春佳节之际送去融融暖意，与他们一同克服生活的艰辛，分享节日的欢乐与祥和，为他们更增一份生活的勇气与信心。
（二）开展流动人口“春风行动”。2010年2月1日到3月15日，社区在在社区党总支的支持下,遵照“关于做好街道2010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春风行动’工作的通知”,针对新春佳节大量流动人口集中返乡和外出务工的有利时机，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做好流动人口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动。在流动人口密集地设立宣传服务点，并且悬挂横幅，吸引群众注意力。期间将计生知识宣传印刷品，发放到每个前来咨询及路过的新苏州人手中，使之了解更多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法规及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常识。开展入户工作，在发放计生政策宣传材料的同时，通过填写流动人口统计表、信息采集表等，摸清辖区内新流入人员计生动态，找出重点关注对象。针对拥有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员，查看其结婚证、身份证、暂住证等证件，齐全者办理管理服务卡，做到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在本次“春风行动”中，共发放催交婚育证明通知书300份，节后查验婚育证明15本，发放宣传材料500份，开展宣传活动1次，宣传550人次，发放避孕工具450只，收到良好效果。
（三）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趁“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在社区妇女干部的组织号召下，三位资深妇女干部、妇女队长和先进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下开展了妇女代表茶话会活动。茶话会过程中，社区党委副书记对我社区近年来的妇女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对于存在的不足也提出了宝贵的改善意见。她指出，我们要努力克服各种可能的不利因素，消除工作中的阻碍与困难，把工作做的更好、更扎实。在拆迁的特殊时期，我们也要起好先锋带头作用，配合拆迁人员把政策宣传到位，努力做好妇女的思想工作。三人资深妇女干部都热情洋溢地叙述了亲身经历的这几十年来的妇女工作的巨大进步和取得的辉煌成果，说到激动之处还潸然泪下，她们对于我们新一代的妇女工作人员还能时刻不忘前辈的全身心奉献而感动不已，回忆起当初年轻时的艰辛与不易，劝戒我们新时期的妇女工作人员要懂得珍惜现在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各自特长，积极努力，为我-们社区的妇女工作贡献自身的力量，为妇女办实事、办好事。
（四）“5.29”计生协会活动日。借此有利契机，社区遵照上级计生组织有关通知精神，于2010年5月29日上午，同湖沁、娄北、众泾、御窑、玉成社区一起组织了计生协会干部及广大协会会员在湖沁社区活动广场上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服务活动。在社区活动广场上悬挂“热烈庆祝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30周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横幅以突出活动主题，在宣传栏及人口密集处张贴大幅计生常识海报，以吸引广大群众注意力，促使其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计生协会干部及广大协会会员将事先准备好的生殖健康、优生优育等宣传资料逐一发放给到场群众，并配以开瓶器等赠品，以激发群众获取宣传资料的兴趣。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避孕药具的发放，借此活动之机更好地推广避孕节育措施。通过此次活动，不但使群众们对计划生育方面的常规知识有了补充了解、加深了印象，而且提高了社区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在政策引导下按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自觉性，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获得了圆满成功。
（五）“8·26帮困助学行动日”。又一个“8·26帮困助学行动日”来临了，社区妇代会在社区党委、村委的领导下，将“8·26帮困助学行动日”的活动提上议事日程。8月25日下午，帮困助学行动拉开了序幕。趁着傍晚全体家庭成员都在家的机会，在社区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社区妇代会主任一行5人进行上门走访慰。至晚上六点半，我们共走访慰问了3个贫困家庭，送出助学金共计1500元，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多件，共计300元。8月26日下午，贫困生和他们的爱心妈妈们来到我们社区妇女之家活动室，趁“8·26帮困助学行动日”来临之际，社区的多位爱心妈妈们利用募集的爱心善款，为贫困生们购置学习用品，并由三位爱心代表赠与贫困生们。
四、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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