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8 11:52:22
导语：在现代民族意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20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管弦乐队合奏要求音色的融合和统一，许多人便用此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民族乐队，传统的音色审美观受到质疑。从那时起到改革开放前，在倡导“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的路来”②的同时，按照融合、统一的音色观念，发展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一直是我国民乐界努力的方向。为使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发出融合、统一的音响，对乐器在音律、音量、音域以及乐器标准化、规格化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改良，扩展了管乐、弦乐、弹拨乐的高、中、低声部，确立了“大一统”的乐队编制，统一了乐队的“音色的基调”。作曲家们努力研究其配器方法，为它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在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创作和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民族器乐追求音色多样化和个性化与欧洲古典时期追求乐队音色统一性、融合性不仅观念不同，操作上也有矛盾。
19世纪末，欧洲印象派和现代派作曲家有不同于古典派和浪漫派作曲家的见解，重视音色的作用和多样化。勋伯格的“音色旋律”、威伯恩的“点描技术”、瓦列兹为代表的“噪音解放运动”和先锋派的“音响―音色音乐”，都反映出了把音色置于最重要地位的想法。
通过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和西方现代音乐，我国作曲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认识到音色的多样性是传统器乐合奏之“魂”，从而表现出对传统的回归。继林乐培在其《秋决》（1978年）、《昆虫世界》（1979年）中强调音色表现之后，周龙、谭盾、杨青、郭文景、唐建平等也纷纷在其民乐合奏作品中追求音色多样化和个性化，表现出对传统器乐合奏之“魂”的回归。本文通过分析回归的表现形式，试图对这一倾向做出评价。
一、重视音色的表现
记谱法是采用不同符号记录音乐的方法，乐谱是记录音乐的符号，它不可能记下音乐里的一切，作曲家们总是略去他们认为是次要的东西，记下重要的东西③。在音的四种特征中，欧洲人重视音的高低和长短，所以在他们发明的五线谱中对音高、时值的记录就十分准确。中国人历来重视音色，所以在锣鼓经、文字谱、减字谱等传统乐谱中，一直把记录“音色”当作首要任务④。在现代民族合奏乐曲创作中重视音色，首先体现为记谱法的发展和变化。
在同一乐器上，采用不同的演奏法产生不同的音色，为强调特殊的音色，必须在乐谱中细致记录各种演奏方法。为达此目的，作曲家们设计了许多演奏法符号。如谭盾在《南乡子》中，用不同符号表示筝拨奏后立即刹住、贴在右弦枕上演奏、用指甲靠近码子弹奏、由快转慢的滑音等。他还用了表示用花舌吹箫、由气流变化引起的音高波动和滑音的符号。杨青在《咽》中，用不同符号表示箫虚吹、实吹、气呼音、花舌音；还设计了表示打击乐闷击、击边，用软槌、硬槌、刷子演奏的符号，用将锣置于大鼓上演奏、将锣提起敲击发音后迅速按下鼓面等符号。唐建平在《后土》中，用不同符号表示管乐极限音、扬琴竹尾横刮弦、伽琴与筝敲琴码，胡琴上下滑弓等。郭文景在《戏》中用41种符号和图形记录不同演奏技法与演唱方法，并在总谱前介绍了它们所表示的技法。作曲家在乐谱中使用各种不同演奏技法符号，说明他们十分重视作品中音色变化的表现意义，显然是对传统器乐合奏审美观的回归。
噪音虽无固定的音高，但音色十分鲜明，重视运用噪音是重视音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利用打击乐发出的噪音丰富音色变化、获得新颖的音响，是现代民族合奏乐曲创作的共同倾向。林乐培在《秋诀》中用戏曲乐队中的武场，获得了特殊的音响效果；瞿小松在《Mong Dong》中用了风锣、深波、大小钹、大小锣、梆子、排鼓、小堂鼓、定音鼓、三角铁等乐器，表现一种古老的情调；郭文景在《愁空山》《滇西土风》两首乐曲中用到了19种不同的打击乐器；唐建平在《天人》组曲中运用了30多件打击乐器。此外，现代作曲家还用旋律乐器模仿打击乐器，求得音色变化。如陈其钢在《三笑》中用弹拨乐器来模仿木鱼的敲击，郭文景在《滇西土风》中用指甲弹琵琶和中阮琴面发出打击乐器的效果。其他作品中还用吹管乐器中的“打指”、各种弦乐器上的“拍弦”、“扣弦”、“擦弦”等手法模仿各种打击乐器的音色。
二、追求音色的多样
重视音色的表现意义势必追求音色的多样化，在现代民族合奏乐曲创作中，主要表现在对新音色的挖掘和对音色组合多样性的探索两方面。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作曲家们曾努力使民族管弦乐队获得统一、融合的音响。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他们回归传统，重视音色、运用古代乐器、少数民族乐器，还自己发明新乐器，甚至把石头、木箱、竹片、水、纸、人声等引入民族管弦乐队，充实了音响的“调色板”。
采用非常规演奏法可使乐器发出特殊的音色，因此，非常规演奏法受到了作曲家们的青睐。杨青在《咽》（1986）中将锣置于大鼓面上演奏，用锣与鼓面的共振获得新鲜的音色效果。谭盾在《火祭》中把吊钹放在定音鼓上用大提琴弓拉，笛子只用笛头，管子、唢呐只用哨片演奏。郭文景在《愁空山》第三乐章中用大提琴弓拉筝弦，在创作《炫》与《戏》时，采用了“力图穷尽某一物体音响最大可能性的创作观念”⑤，极大地扩展了锣和钹的演奏方式，从而得到了许多新颖的音色效果。
除了用新音源、新演奏技法来获得新音色外，音响传播的方位、音区对比（如极限音区的使用）、强弱力度的变化等等，也是作曲家们挖掘不同音色的手段。
不同的乐队编制产生的音色组合。改革开放以来，作曲家们对“大一统”的乐队失去了兴趣，纷纷尝试采用不同乐队以获得独特、多变的“基本色调”，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小型多样、随机组合的新型民族室内乐队。
新型民族室内乐队组合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只采用民族乐器，如周龙的《空谷流水》、陈其钢的《三笑》等，也可以加用西洋乐器，如杨青的《秋之韵》（二胡与竖琴）；可以是同类乐器的合奏，如谭盾的《拉弦乐组曲》，也可以是不同类乐器的合奏，如：郭文景的《晚春》则用了吹、拉、弹、打四类乐器。多种多样的组合形式体现了对音色多样性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回归。
除了多样化的室内乐组合形式以外，还出现了如由中、日、韩器乐组成的亚洲乐队、湖北省歌舞剧院的编钟乐舞乐队、武汉音乐学院的编钟古乐队、根据敦煌壁画复制的乐器组成的敦煌乐队、谭盾为《九歌》在美国演出而自制的陶乐器乐队等地区化、特色化的乐队。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在乐队组合多样化、多元化的今天，只是多元化成员中的一员。
除了乐队编制外，作曲家对乐队中某些乐器或合成音色的偏爱，或频繁使用某些特性音区或奏法等方法也会对乐队的“基本色调”产生影响。如林乐培在《秋决》中用咔戏奏法和戏曲中的武场，配合多调性、无调性、音群、音层、偶然音乐等现代技法，构成了具有鲜明的戏曲风格的乐队音响。瞿小松在管乐协奏曲《神曲》中强调古代乐器埙、篪、排箫的音色，使乐队音响显得格外古朴、神秘。郭文景在《滇西土风》中用庞大的打击乐组和其它乐器独特的弹奏技巧所产生的强烈、尖锐、明亮的音响，也形成其独特的“基本色调”。
三、追求音色的个性
民族乐器在音色方面的优点是“独立性强”，弱点是“融合性差”，比如高胡、板胡、二胡、中胡的结合频谱就比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结合频谱复杂，在与其它类乐器结合时，情形就更加复杂①。音色个性强，与其它乐器音色融合的性能差对发展大乐队来说是难题，则为小乐队创作提供了方便。小乐队既可充分发挥每种乐器的个性，也能缓解了各声部间很难“融合”的矛盾。另外，不同的小型乐队所用的乐器不同，它们的音色组合也各异，民族乐器的强烈音色个性为作曲家们在作品中追求个性音色提供了物质基础。
1983年，周龙率先推出了随机组合的民族室内乐合奏这一新形式；1985年，谭盾采用这一形式举办了“中国乐器作品专场音乐会”。1986年“华夏室内乐团”的建立和后来“华韵九芳”、“卿梅静月”、“珠海女子室内乐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新音乐团”等小型乐队组合形式的出现，使小型乐队创作又一次形成。近几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又开始尝试按民族管弦乐队声部分别建立了拉弦、弹拨、筝、阮等乐团。大批小型乐队的成立、大量优秀小型作品出现，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民族乐器个性、不融合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作曲家对乐器个性音色的推崇。
声部独立和个性是20世纪线条性作曲风格的最基本要求，乐器音色的个性有利于该乐器在合奏中声部的独立，民族乐器的强烈个性为民族合奏乐创作中线条性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当代作曲家在民族合奏乐作品中的线条组织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相当丰厚的艺术成果。谭盾在《南乡子》中，箫与古筝采用不同调性与不同性格的音乐素材，箫的悠长音调与古筝短促的律动，让两线条在色彩和意境上造成差异与对比。朱践耳在五重奏《和》中，将笛、古筝、二胡、打击乐、低音提琴五种音色，用不同民族的音乐素材，不同的调式调性，构成五条性格各异的线条，表现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林乐培在写作《秋诀》和《昆虫世界》时，强调“在物尽其用的原则下，突出乐器的独特性格，避免不同乐器‘一品窝’式不必要的齐奏”⑦，也常用室内乐的写法，充分发挥民族乐器个性音色的特点，让每一件乐器都演奏一个独立的声部线条，从而形成所谓“独奏之合奏”的特点。杨青在《苍》的结尾处，处理高音唢呐与独奏竹笛两声部时，用不同的演奏方式、不同的调性、不同的节奏进一步突出了两件乐器的个性，从而使两个声部线条更加独立、清晰。民族合奏作品中的线条处理艺术多种多样，杨青在《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中的线条艺术》⑧一文中，把当代民族管弦乐中线条处理的技法进行归纳为“线条的对比”、“线条的模仿”、“线条的润染”、“线条的分裂”、“线条的聚合”等等，民族合奏乐中线条艺术的发展，有利于民族乐器个性特征的发挥。同时，民族乐器强烈的个性，也为民族合奏乐线条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
从20世纪中叶按照融合、统一的音色观念发展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到20世纪末追求音色多样化和个性化，我国现代民族器乐合奏创作实践表现出先离开、后回归本民族传统音色意识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一回归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成为我国民族器乐创作的主流。
学习外国的经验固然重要，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背离本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现代音乐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民族器乐合奏曲发展的过程，应当是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不断回归本民族传统的过程。
归来兮，民乐合奏中的音色意识！归来兮，民族音乐之魂！
①唐朴林《中国乐器组合录》第169―17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9月。
②程朱溪《国乐改进社缘起》，原载《新乐潮》1927年第1卷第1号，本文转引自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第148页，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
③杜亚雄《中国民族器乐概论》第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锣鼓经”直接用状声字把乐曲的音色记录下来，“琴谱”记录演奏的各种手法，不同的演奏技法形成不同的音色。包括唐以来的“弦索谱”、“管色谱”也都是记录弹奏手法为主。
⑤见“2006年音乐季（第八期）――冬日遐想”（郭文景民乐作品专场）11月19日演出节目单。
⑥唐朴林《中国乐器组合录》第191页，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
⑦林乐培《〈秋决〉及〈昆虫世界〉如何以“洋为中用”，为香港中乐团奠下“现代交响化”的基础》，《中乐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香港临时市政局出版。
论文关键词：民族史诗；苗族古歌；创意产业；产品；意义
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宝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是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载体，也是当今进行文化创意活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对象与资源。
苗族古歌是在苗族人民中广为流传的以创世为主体内容的诗体神话，是集苗族历史、伦理、文学、民俗、服饰、建筑等为一体的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史诗。它担当着传承苗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是延续、发展苗族文化的瑰宝。2006年，苗族古歌被列为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的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金元浦教授认为，创意产业是全球化条件下，以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自身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它是以创意为核心，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心理、娱乐产品的新兴产业。不管人们怎样界定创意产业，文化信息和文化元素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苗族古歌具有丰富的文化创意元素，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可多得的财富。
一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的可行性
(一)苗族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元素
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积淀的产物，是苗族文化的鲜活记忆。黑格尔曾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这样一部史诗集，如果不包括后来的人工仿制品，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苗族古歌就是这样的史诗，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迁徙、苗族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等，无所不包，是苗族活态文化体系的生动展现，表现了苗族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理念。同时，苗族古歌中的神和神的故事很多，有名字、有形象、有事迹的神就有几十个，从自然神话到社会神话，从开天辟地到人类起源和社会生活，都有神和“神们的行事”，并形成以姜央(父系祖先)为中心的体系神话雏型。这些包罗万象的内容、经世致用的哲学理念、生动感人的神话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是进行文化创意活动、发展创意产业的宝贵资源和文化原型，符合创意产业的生产逻辑和文化消费学理。
(二)苗族古歌有庞大的创意产业发展必需的消费群体
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而又伟大的民族，苗族先民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等形式进行。苗族古歌包含了丰富的苗族文化记忆和文化信息，是传承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在许多苗族聚居地，苗族人民正是通过传唱苗族古歌来延续文化记忆、传承民族文化的，许多男女老少都知晓苗族古歌。因此，苗族古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苗族古歌不仅在本族群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而且在其他民族的眼里也有相当大的文化魅力，它是了解苗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解读苗族文化神秘和深厚内涵的蓝本。一旦对苗族古歌的内容进行创意产业化加工，用现代的文化形式来活灵活现地展演独具魅力的苗族文化，不仅会引起苗族人民自身的共鸣，还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苗族文化，关注苗族文化，欣赏、体验、感受苗族文化的魅力。因此，苗族古歌有庞大的消费群体。
(三)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有现实的语境和动力
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大力倡导和发展的朝阳产业。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高端，在世界范围内正迅猛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就产值而言，2002年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06年，美国的“创意和创新服务业”已成为仅次于软件产业的第二大产业集群。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创意产业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态势，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不仅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而且形成了一股席卷世界的创意经济浪潮。为了适应发展形势，提高国家软实力，我国制订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任务，即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为核心，积极发展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目前，国内已有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长沙等城市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在国内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优势和文化品牌。国内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无疑给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提供了发展的良好契机和现实氛围，无形中也催生出了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前进的巨大动力。
(四)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
民间文化资源是发展创意产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许多国家和地区挖掘民间文化资源，插上了创意产业飞翔的翅膀。在民族史诗创意方面，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就是较为成功的范例。影片《玉战士》便以该史诗为故事蓝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制作成了一部大片，在芬兰上映一周后，轻松地登上了芬兰票房冠军宝座，赢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轰动一时的大片《指环王》也改编自《卡勒瓦拉》这部民族史诗。我国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是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文化经典。1998年，迪斯尼公司将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成功改编成美国版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影片在新加坡首映后，在全球巡回放映，获得了不同文化、不同年龄观众的普遍欢迎，总收入达3亿美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迪斯尼公司生产的利润最高的影片之一。我国陕西的“大唐芙蓉园”也是在发掘西安盛唐历史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宝藏的基础上，加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的综合演绎，构成的一幅幅瑰丽的“盛唐文化奇观”。独具漓江风情魅力的山水实景大型歌舞晚会《印象·刘三姐》以及风靡海内外的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都是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创意活动、发展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为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思路。
二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的产品设计
(一)建设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
苗族古歌展现给世人的是一部苗族文化史书，对苗族的历史、风俗、服饰、建筑等文化事象都有生动的描绘，而这些文化事象与当今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是他们当今生活的文化之根，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同时，当今的苗族人主要生活在武陵山脉及贵州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山高林茂、水系纵横，自然生态环境美好，是建立生态文化公园的好地方，也是再现古代苗族人民艰苦生活环境的良好平台，如贵州的雷公山一带、湘西的坐龙峡等地方，都具有典型性。因此，把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和苗族史籍记载的一些历史和文化事象进行有机的整合，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可建设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这方面，宁波已开了先例，如近年新建的主题公园——梁祝公园，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爱情主题公园。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可以分为不同的区域，用现代的手法和科技一一展演苗族的“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滔天洪水”、“民族迁徙”等神话故事和文化内容。在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里，苗族的主要文化事象都可以展演，如银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竭力彰显苗族文化的魅力。目前，苗族聚居地还没有这样的文化主题公园。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和图象时代来临时，用现代展演的方式解读苗族活态文化，让更多的人欣赏、感受、体验神秘的苗族文化，是符合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要求的。
(二)打造苗族民族文化演艺品牌
苗族文化底蕴深厚、魅力隽永，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极具理想性和浪漫性，里面有生动的歌词、美妙的音符和能改编成舞蹈的原型，是打造演艺产品的良好素材。因此，依托苗族古歌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符号，借用现代的一些手法和科技进行嫁接和组合，把苗族古歌的文化内容搬上舞台，打造一具苗族文化风情魅力的歌舞晚会是可行的。目前，苗族聚居地之一的湘西有综合反映苗族文化的演艺产品，一是德夯的苗族歌舞“山风鼓韵”，一是凤凰的“古怪的凤凰”篝火晚会。苗族古歌有丰富的歌舞演艺元素，在艺术家的精心打造和现代科技的参与下，可以把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间故事、传统民歌和民族风情进行巧妙的嫁接和有机融合，让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交相辉映，走上舞台，用歌舞演绎民族史诗，打造演艺品牌。
(三)将苗族古歌改编制作成影视、动漫和网络游戏系列产品
苗族古歌不仅是苗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还是一部苗族神话故事的大汇编，里面有大量的神话故事，故事情节丰富，人物形象多且丰满，各具神态性格，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也极具夸张和想象性。是改编成影视剧本的好素材，比如开天辟地、民族迁徙等故事就很具故事性和离奇性。以这些故事为基础，利用苗族聚居地自然风光，如湘西的德夯峡谷、猛洞河、红石林，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拍摄成史诗性的电影，是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的一个好思路。前面提到的影片《玉战士》就是改自民族史诗。
当代动漫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头戏，上海、北京、长沙等许多地区都纷纷建立了动漫产业园，以此大力发展创意产业。苗族古歌里面的神话故事曲折动人，手法离奇夸张，富有想象性，思想深刻，充满哲思，符合当代动漫生产和消费逻辑，大可以运用现代科技，开发制作成动漫系列产品。早几年国产动画片《宝莲灯》、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以及最近热播的《功夫熊猫》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文化消费的一种重要方式。苗族古歌的内容丰富，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开发成网络游戏产品，让玩家在虚拟的世界中感受深厚的苗族文化。
三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开发的实践意义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探索价值与启发意义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工作，除了理论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特色进行探讨之外，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探讨保护的实践及保护对象的应用与开发问题。有的专家提出了“活态保护”、“动态保护”、“传承保护”等基本原则。但是真正对于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以上三方面的保护在实践运作上还不多见。苗族古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的代表作，如果围绕其建立主题公园，推出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起到示范的作用，具有探索价值和启发意义。
(二)鲜活地延续传统文化，提高苗族文化的影响力
由于苗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许多文化事象都靠口传心授进行传承，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苗族文化的发展。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民间文化日益式微，靠口传心授的苗族古歌濒临失传的危险。虽然，国家把苗族古歌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予以保护，但是，要真正保护好、发展好苗族古歌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把苗族古歌进行创意产业化，用现代的形式生动地展演传统的文化事象，让传统文化获得当今的发展形式和人们乐意接受的方式，必将使苗族古歌焕发出青春的风采，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这样，苗族古歌及伴生的苗族传统文化将得以延续和发展。采取现代的发展形式，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的苗族文化，感受苗族文化的永恒魅力，这无形中将提高苗族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提高苗族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我国的舞蹈是经过多年的挖掘和恢复逐渐累积而成的，古典舞蹈和民间舞蹈是舞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舞蹈教学中，舞蹈的形式在发生变化，舞蹈的教育形式也必将发生改变。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多样的民族文化，而民族舞蹈及民族意识对现代舞蹈教育也产生深远影响。[1]
二、舞蹈教育中民族意识渗透的重要性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众多，另外包含有55个少数民族。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舞蹈。各民族的舞蹈中都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多种类型的民族舞蹈成为我国舞蹈中的重要组成元素。民族舞蹈是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历历史文明的洗礼，包含历代经典元素。我国的民族舞蹈积累了浓厚的民族文化。当前，每逢遇到重大民族节庆日，各个民族都开展多种多样的舞蹈来表述自己内心的喜悦，成为我国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民族舞蹈对于提高民族认同感，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感情联络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先生说道。世界的本质属于多样化，而民族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当前，舞蹈的发展形式总体受到约束，通过渗透民族意识，融入民族文化，能够更好促进我国舞蹈教育的健康发展。舞蹈中民族意识有利于提高民族认同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感情联络，因此，在舞蹈教育中渗透民族意识十分必要。民族认同感及民族自信心是书本知识中难以累积和形成的，而通过在舞蹈教育中渗透民族意识，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同时通过学生对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及民族意识的了解，加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让学生从中领会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达到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目的。[2]
三、舞蹈教育中民族意识的渗透途径
1.学习民族舞蹈，体会特殊民族风情
我国的少数民族都具有特定的风俗习惯，各个民族在舞蹈形式上也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在蒙古舞蹈中，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昂头、拔腰及挺胸。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草原上，处于辽阔的自然环境中，逐渐养成挺胸、昂首的身体形态，而在舞蹈形式中表露出来。著名的“踢踏舞”属于藏族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舞蹈中主要表现了藏族人民的诗情画意和无限生命活力，全面展现了西域风情。各个民族的舞蹈搜是各民族人民表达情感的绝佳方式。在舞蹈教育中，想要深入学习民族舞蹈，必须要亲自表演，结合民族文化，才能体会舞蹈的艺术美。舞蹈教育活动中，要逐步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加强民族文化学习，深入了解各民族舞蹈特色及内涵。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民族舞蹈，不仅能够促进学生身体协调性的提高，同时对于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具有重要作用。舞蹈教学中，要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避免学生思想上的厌倦和身体上的疲劳，通过在舞蹈中融入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激发学生对各民族的热爱之情，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3]
2.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相结合，促进民族意识的深层次渗透
在现代舞蹈教育中，要将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紧密结合起来。在舞蹈中，极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舞蹈中要体现弘扬民族艺术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结合现实实际情况，实现古为今用。舞蹈中立足民族特色，融入现代元素。湖北省歌舞剧院所创作的《荷花赋》属于现代民族舞蹈，在编舞过程中将我国古典民族舞蹈作为基本素材，在其中融入民间舞蹈和戏曲的悠扬，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具有现代美感。现代舞蹈教育中，融入民族意识的同时，要发挥创新意识，找到民族舞蹈和现代舞蹈的结合最佳途径，结合现代舞蹈特色和民族意识，实现完美结合。将舞蹈中的民族意识逐渐发展到现代意识和时代意识。现代舞蹈中，要编排的流畅、简约，要附和当代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现代舞蹈和传统舞蹈要相互渗透，相互弥补，体现出时代性、地方性及民族性。通过融入极具现代感的民族意识，更好保持民族文化传承，促进民族意识的深层次发展。
3.提升民族舞蹈鉴赏能力，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现代舞蹈教育活动中，教师要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民族舞蹈愿望。课程中，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设备，开始正式进行舞蹈动作教学前，对课程相关民族文化进行学习教育。将民族特色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通过宣传短片让学生更加了解民族文化，从而在民族舞蹈教学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择节凑感明显、带有动感的音乐，配以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服装，吸引学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适当进行引导，向学生讲解民族舞蹈发展历史，讲述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习俗。我国的民族舞蹈蕴含着蒙古民族的豪放、辽阔；云南各民族的淡雅、清新以及新疆民族的活泼与欢快等等。所有这些都带给人们艺术的享受，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思想以及优良的民族传统风俗。这些成为对学生进行民族历史教育、接受本民族的民族旗帜和神韵、强化民族意识的生动教材。在进行舞蹈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民族舞蹈来介绍其民族的特色服饰。例如，在进行舞蹈课程的教学时，老师可以依据多媒体放映的画面对这个民族的生态环境、服饰风俗进行描述。在讲述完服饰特征之后，老师可以紧接着切入正题，让学生们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这样，不仅能使学生们在外表形态上更贴近人物形象，也能让学生们在学习民族舞时更快地进入状态，体会民族服饰带给舞蹈的奇妙感受。[4]
4.加强民族意识教育，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艺术教育属于现代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元素，对促进现代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舞蹈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对推动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具有诸多优势。舞蹈是学生喜欢的娱乐活动，同时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舞蹈教育中，通过渗透民族意识，将民族文化及民族素质教育作为舞蹈教育的重要分支，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提高学生能力素质的作用。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得到加强，民族意识得到提高，民族素质也将得到提升。我国的民族文化、戏曲、音乐及舞蹈都受到世界性的赞美和肯定，通过在舞蹈中融入民族文化，渗透民族意识，加深学生对民族特色及文化内涵深入了解的同时，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丰富的民族文化经历多年的历史洗礼，民族舞蹈经久不衰。舞蹈中渗透民族意识，通过多姿多彩的舞蹈表演，加深学生的民族情感，达到歌颂祖先、宣传民族美德的目的。对于当前的素质教育形式，在舞蹈教育中渗透民族意识，对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素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
[作者]罗大文，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西安，710072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2－0036－006
从民族与国家不重合的角度看，民族包括一国之内的族类共同体和超越一国边界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跨国界民族或跨境民族。从二者重合角度看，民族指建立了自己国家的民族，这种民族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同一性，是一种国家民族，即国族。本文主要讨论一国内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即前一种情况。民族认同是指民族内之认同，而民族国家认同则指国家认同。
一、民族认同张力与民族凝聚力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基础。它包含两个方面的认同：族类认同和社会认同。族类认同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自然因素，即承认彼此为同一族类；社会认同对民族凝聚力的变化起着制约作用。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民族利益的认识、关怀与维护。民族主义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民族认同体现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指出：中华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即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民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民族认同发展的层次性。就中国民族认同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内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历史、国家等方面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对政党、发展道路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三是文化认同。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体同时拥有两种(甚至多种)不同形式的认同，而是在于在个体的认同层次结构中，把何种归属置于优先的级序，并以此作为自己效忠、尽义务和责任的归属单位。数据显示，在所有层级的身份中，我国公民普遍优先认同中国公民身份。如以中国人与本省／直辖市进行区分，考察我国公民对哪一种身份具有更强的认同感，70.53％的公众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中国人”，只有29.47％的公众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本省／直辖市人”。在多民族国家中，每一个成员在保有各自民族认同的同时，都把国家作为自身最高的认同和归属对象，并以此作为自身情感信念、义务责任和行为规范的最高来源，这是民族国家认同关系的理想状态。
(一)民族认同中的民族与国家
历史上民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与国家是合二为一的，我国长期流传的俗语“亡国灭种”就是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的一个说明。但实际上民族和国家又是不完全重合的。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在“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不再是单纯狭隘的语言、血缘和狭小的地缘概念。现代民族常常泛指一个country(国家)疆界内的全体人民。如“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是血缘、宗教、语言的民族，民族国家则是现代化的产物，是区隔和组织人民的现代政治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正是在国家中生成的，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人们生存的基本单位依托。
在传统社会，民族和国家常常被纠结于严重的阶级对抗或民族冲突之中，受“华夷”观念支配的民族精神很难成为全国各民族、社会各阶层人们共同践行的道德义务。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将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属于他们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祖国的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下层人民的民族认同和爱国行动，或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发挥，或被统治阶级利用而成为民族扩张的工具。“在民族国家内部两大认同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的张力关系：一种是种族的、前现代政治的民族认同；另一种是公民身份所具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格罗斯提出了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理性原则。强调在公民国家内将族属认同与政治认同分离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多元主义公民国家与部族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国家在政治上把一个人的族属、文化、宗教和他的政治身份以及国家成员身份区别开来。公民的文化、宗教或族属，被视为私人事务，属于公民社会范畴。作为民主的、多元主义的、理性的现代公民国家，在政治认同与族属认同分离的情况下，承认了双重或多重认同的同时存在。不同族裔的公民在遵守宪法，不违背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地发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只要族群行为不危害法律统治，族群认同便是私人事务”。今天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已成为各民族成员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职责，现代民族必须同时既是公民的，也是民族的。
[关键词] 西南民族地区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 文化变迁 影响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5.040
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作为一种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方式本身，还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人的全面发展。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直接影响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要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社会整体和个体提出相应的要求。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就体现对文化经济的和谐发展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长远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即是要达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进步、社会安定、人与自然生息相融的良性互动的局面，文化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民族意识的调控和引导而得以实现。民族意识是人们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观念，它能唤起民族成员对民族利益的关注，并在处理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我国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立和谐健康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发挥民族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对民族意识进行调控，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健康地发展，使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具有的推进作用
相对来说，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丰富鲜明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十分突出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众多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各族文化既有差异又有统一，形成了多样性的地域特点；由于地处内陆边疆或是偏僻山野，加之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西南民族地区相对发达的汉族地区来说是较为落后封闭的，民族文化保留着某些原始生态性，特色独具，多姿多彩。可以说，拥有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美丽山水和奇特民风民情，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宝贵文化资源，应当加以保护、传承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凝聚力，而且能够为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民族文化中团结爱国的意识，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提供保障。只有建立一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的社会环境，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振奋民族精神，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元素。民族问题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2006年5月27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1］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保证，必须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振奋民族精神，为我国的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推进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的重要文化保障。民族精神往往就孕育在民族文化当中，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就集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民族文化当中有许多对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要求和规范，并在千百年代代传承中根扎在人民心中。中华民族文化蕴涵的共同之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一
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二
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这是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
三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
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因为，“”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
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如果在20年前，人们对全球化还十分陌生，学术界甚至还可以置之不理。人们原本以为全球化会消解民族国家，人们还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会随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不断增强与加深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在加剧。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事实。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民族主义，因为和以前时代相比，当代的民族主义对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扮演着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东西方对抗的大剧谢幕了。东西方对抗结束，人们听到对抗中“台词”的机会也随之稀少了。但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平静，更未因“冷战”结束而走向大同。时代的问题与矛盾只是改换了形态而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民族主义便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与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起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什么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也日益脱离了知识界话语的。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主题的当代版本。只是当代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则是基于全球化的新体验，是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首先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启蒙。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发的新话语。在民族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自由民主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发达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和遏制中国的论调在这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社会团结、人民幸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手段与目的达成一致。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呼应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人用“群敌环伺”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如它的抨击者所说的要为“极权”张目，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呼唤强大的人民民主，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属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能硬往中国人民头上戴。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被称作“生存主义”也许更合适。
关键词：台湾文学；留学生文学；无根的一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22-01
白先勇在《新大陆流浪者之歌》中将台湾留学生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20世纪60年代，近期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
一、50年代的漂泊之感
40年代末一些人从大陆移居台湾，50年代的留学生多为此类流亡的青年人，从大陆到台湾，陌生的地域和复杂的现实环境让这些作家手足无措，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让他们对台湾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在有家而不可归的心态下辗转来到美国，殊不知大陆、台湾、美国这种特殊的“三角关系”无法让他们有归属感。既然无法“避世”，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漂泊感与孤独感骤然而生。被喻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於梨华则是突出代表。
二、60年代――“无根的一代”
60年代后留学生多为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外省籍作家很多属于迁台第二代人，出于政治原因，他们受台湾前辈作家影响较小，对台湾本土文化依旧没有形成认同感，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流入，让台湾作家有机会大规模接触到欧美现代文学作品，在几种文化的差异和对比下，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未来人生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不同文明的不平等融合让他们失去明确方向。
大陆已然无法回去，台湾也未必有好生活，只有到一直憧憬的美国，但是到了之后才深感文化得不到认同，心理难以适应，陷入“无根的一代”的困境。留学生数量增多，留学生文学进入到最繁荣的时代。文学的创作是“横的移植”，虽然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哲学观念，但实质依然是处于夹缝中的苦闷之情。
三、70年代的文学转向
70年代后的留学生文学呈现出两种风貌，在经历了40年代文学的混乱无章，50年代的战斗文艺，60年代的放逐无根之后，台湾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作家们力图重整文坛秩序，思考未来的发展。此期留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留学生文学也呈现出新的风貌。以70年代中期为界，70年代前期延续了以往的抒发个人的悲凉情感，70年代后期，“留学生所表现、反映的‘无根的一代’的苦闷彷徨以及现代人的焦灼、孤独、失落感等相对减少或逐步消失，代之以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
1976年，台湾留美作家张系国在小说集《地》的《增订本后记》中表示以此要与留学生文学“告别”，於梨华也在小说《傅家的儿女们》的《前言，也是后语》中，“告别他们所代表的段落，更是告别那个段落里的自己”。至此，基于个人本位的、抒发个人苦闷的“泄情”文学告一段落，正式上升到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无根的一代”的失落也转向了认同与回归，与早期郁达夫等人的留学生文学所表达的民族意识殊途同归，开始了自我反思与深省。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如玉、李泰拓，张系国《昨日之怒》中的葛日新为代表，“成为以民族使命为己任的具有强烈的归属感的新的一代”。
四、80年代的民族本位
进入80年代后，台湾政治上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意识形态的自由度加大，大陆政治趋向稳定，并逐步提升了在国际中的影响力，这些都刺激了作家的创作视野，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小说、女性文学等创作风起云涌，留学生文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民族意识的书写愈加强烈，留学生作家逐步建立了民族本位为立场的文学追求。作家的心态 由失落转向了认同，由疏离转向了回归，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与重新出发的过程。
陈若曦在80年代后的创作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她突破了个人眼界的狭小视野，以海外华人的生活场景和渴望回归的主题创作了一系列作品。陈若曦在60年代就前去美国留学，1969年到大陆教书，恰逢时期，因而创作了反映时期的作品，包括备受争议的《尹县长》、《任秀兰》等。1979年陈若曦再次赴美，思维逐渐开阔，创作也日趋成熟。以《向着太平洋彼岸》、《二胡》等作品表达了浓厚的爱国主义之情和对民族文化的眷恋。
留学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大陆早已有之，在50年代后的台湾得到了大规模发展，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留学生文化也渐入平静，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流派，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韩国民族主义 韩国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8312•6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10)3-0150-10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大多兴起于社会转型时期,并常常被各种利益集团 所利用。民族主义与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并在国内外互动中不断强化,成为影响韩 国外交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文化色彩鲜明、政治基调浓烈,对其经济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外交领域,民族主义的影响却是正负效应并存。作为一种 “宏伟抱负”的民族主义,在韩国诉求大国地位及开展与大国关系时,由于其缺乏必要的实 力基础而产生了负面效应,但受民族主义的亲情推动和塑造,也促使韩国方面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对朝政策,这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发展。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主要有四种范式,即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6-59其中,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更令人信服,但单纯地以任何一种范 式来理解民族主义都是片面的,因为它无法理清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无论是倾向于客观 的表征还是趋向于主观的建构,都会如吉尔•德拉诺瓦所说的:“以民族主义定义民族将低 估民族,以民族定义民族主义将低估民族主义”。[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 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49-53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如何界定民族与民族主义 成为一个争议性问题。对于韩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更是难以用一种范式进行归纳,作为单一民 族国家,采用一种综合的范式来理解更为可取。除了现代化的推动外,当前新一波韩国民族 主义的兴起主要源于三个方面:转型与断裂社会的滋生、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以及民众 思想整合的需要。
1.转型与断裂社会的滋生
现代主义范式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东西,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从经济上突破了 自然经济的束缚,扩大了人口流动的规模,实现了城乡的二元分离,塑造了不平等阶层之间 的隔阂与猜忌,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转型。正是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的刺激下,“ 社会不平衡力量之间的角力唤醒了民族的情感与理想”。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0现代化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为精 英阶层的观念传播提供了有利途径,从而使精英民族主义转化为大众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与 此同时,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倚重民族主义,将现代国家与民族主义融合既增强了国家的治理 能力,又提升了国家的对外实力。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产物。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朝鲜民族主义源 于“反帝反殖”不同,当前韩国的民族主义极富现代性。 Jae-Bong Ro. Nationalism in Korea. Seoul :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 d Unification,1979:12二战后,依靠美国扶植,韩国工 业不断发展,这促进了韩国社会的转型。一旦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脱 节,便会引发社会认同危机,出现所谓的“社会断裂”现象。在这一关键时刻,民族主义作 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或意识形态统合极具吸引力。韩国在现代化中出现了产业调整、城乡分 离、人口迁徙,吸收了诸如基督教文化、美式自由民主文化,在社会结构迅速演变的同时, 社会观念却未能适时整合,传统的儒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下降,出现了突出“文化的 适用性、正统性与综合性问题的‘韩国病’现象”。于胜利.“韩国病”的文化因 素.当代韩国,1994(春季号):11在这一情形下,韩国的精英人士开始 提升韩民族的文化优越论与民族自豪感,韩国的民族主义不断建构和发展起来。民族主义作 为社会认同的黏合剂和意识形态的填补料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成为医治“韩国病”的一剂 良药。
2.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
现代化为韩国的民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将面临着合法性与统治资 源的双重困境,而民族主义满足了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来加强管理和解决公民效 忠的问题。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0-81将公民效忠问题与民主化结合起来,将会发现国家越来越依靠一般民众的支持 ,因此民族主义愈加成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支撑。韩国的民主化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 整合其多元的政治文化并寻求民众的最大支持。“传统的儒教文化、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 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来自美国的自由民族价值观并存构成了韩国的多元政治文化结构”。 徐大超.当代韩国政治文化多元性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8 -39但这些多元政治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难以为韩国的民主化提供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支撑, 民族主义凭借其优越性脱颖而出。
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需要民众的拥护。通过民族主义将个人与国家捆绑起来, 以“公民宗教”的力量俘获民众,国家的合法性得以延续、巩固和强化。韩国作为单一民族 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韩国浑然一体,各种以民族主义为名 的政治价值诉求都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就激发了各种利益集团以追求民族主义的工具价 值来实现其自身利益。在诉求大国地位、对外贸易、朝鲜半岛统一、历史意识、领土争端等 问题上,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大力量,其动员能量、价值引导的无与伦比,使得民族主 义成为韩国民主政治时代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3.民众情感与思想整合的需要
在全球化、地区化与民主化的多重冲击下,韩国的民众思想亟需整合,否则将引发社会认知 失调,甚至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覆盖多层次的概念,包含了从情感 归属到意识形态的广泛领域,因此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与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不同, 它所促进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并表现为大量的社会运动。而民众情感与思想整合更 多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大众,寻求民族文化优越与历史荣光,表现形 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在情感迷失、思想混乱的情况下,韩国社会的忧虑情节盛行,20世纪80年代社会危机全面 加剧,社会各界对此不无担忧。提升民族自信、重塑民族形象、营造民族声誉成为解决这一 问题的关键所在。以民族认同为目标,对民众情感与思想进行整合,借助民族主义的模糊性 ,在一系列的内外危机中凸显和强化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韩国的民众情感趋向 凝聚,思想认同逐渐形成。由于民族认同是一种确立“自我”与“他者”的过程,“边界” 的构建显得尤为关键, Dingley J. Nationalism, social theory and Durkheim. New York : Palgr ave Macmilan, 2008:48因此挖掘民族的个性便是发掘民族记忆、建构民族共同体与塑造民 族意识的复合过程,“通过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寻求家庭和个人意志及情趣的社会与文化联合 ”。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7韩国大力推行文化产业政策,在影视文化、历史叙述等领域渗入民族主义符号,基本 上实现了情感与思想的整合,这为韩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民主巩固、社会文化认同奠定 了坚实基础。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方式
民族主义并非原生或永存的,它需要精英的引导、民众的追随,将少数人的观念转化为一种 全民共识,民族主义才能生机勃勃。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社会精英会借用各种方式来塑造民 族主义、糅合民族主义、提升民族主义。对于韩国民族主义,如果仅从建构的视角来看待会 备受争议,因为韩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作生物有机体。原生主义就对民族主义形成 采用生物与文化的解释方式,认为文化群体是一种广泛的血缘网络系统,文化的标记是一种 亲和力,在依恋的基础上民族主义得以产生。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4-57但这种依恋的情感并不能产生稳健有力的民 族主义,停留在民族情感层面无法发挥民族主义的巨大能量。当前韩国民族主义是无法单纯 地从其血缘与亲情中自然产生的,更多地是依靠精英推动下的建构,其方式主要有宣扬文化 优越性、叙述历史荣光和诉诸现实政策等。
1.宣扬民族文化优越性
民族主义的构建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美感衬托。韩国在构建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宣扬其文 化的自立性和优越性,提升其民族自豪感。其实,韩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曾以“ 小中华”自居并引以为荣。韩国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相比有所变异,经过整合与改造表现为一 种“儒教”,并缔造了韩国的伦理社会。但伦理社会在韩国现代化的冲击下需要调适,通过 文化层面来发掘民族主义成为一条重要途径。
在民族主义的构建中宣扬文化优越性,韩国的主要方式是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悠久性、独立性 、独特性。“文化的悠久性意味着文化的生命力旺盛,同时也显示了该民族的非凡适应能力 与创造能力”。 Nairn T, James P.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 te-terrorism. London, Ann Arbor, MI:Pluto Press, 2005:78韩国精英人士通过神话、传说的嫁接来彰显韩民族文化。为了表明民族 文 化的独立性,韩国采用了“去中国化”的举措,反复宣称其语言、文字的独立性。比如,宣 扬“韩文作为一种表音文字比汉字的象形文字先进”。[韩]崔俊植.对韩国文化 的根本理解.当代韩国,2006(夏季号):60采取“去中国化”的方式,割断韩 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联系,给人以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假象,以此来改 变其处于中国文化的分支地位。 曲文波.论韩国影视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湘潮,2007-08(下半月):30在宣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同时,韩国还不遗余力地彰显其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认为儒家文化并非自中国输入,而是朝鲜本土的自我发展。” 曲文波.论韩国影视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湘潮,2007-08(下半月):31
语言与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主义建构的关键所在,韩国精英也予以重点关 注、宣扬两者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这极大地刺激了韩国民众的雄心。在文化优越性的感召下 ,韩国民众“对自己的文化一致性和民族历史具有强烈的意识,并且献身于运用本地的语言 、习俗、艺术和风景,通过民族的教育和制度来培育他们的民族的个性”。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4个性的发掘成 为韩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步,也为文化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从而释放巨大能量提 供了可能性。
2.历史叙述中寻求光辉记忆
民族往往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 同上书:14这也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重点所在。通过寻求民 族的共同记忆来培育民族感情是构建民族主义的一贯方式,这在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中 表现明显。重温记忆、传播历史的过程中包含着延续与变迁,采用何种历史叙述方式?叙述 那一部分历史?将左右韩国民族主义发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克 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2对历史的选择性叙 述直接影响了国民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对世界的看法。 李.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1):45韩国通过历史英雄主义的叙述,对 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功绩不断歌颂,追求民族光辉记忆,以形成民族自豪感,进而 对民族主义产生倍增效应。通过对本民族的屈辱和不幸的历史悲情的叙述,激发民族精神, 黏合民族心理,构建民族情感与认同。
为了在历史叙述中实现民族荣光,韩国不惜选择性地叙述历史,这在韩国的教科书、影视节 目中俯拾皆是,但实现了对大众民族情感渲染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的历史移情现 象也普遍存在。历史叙事成为韩国精英塑造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通过将历史叙述蕴含在教 科书、影视节目、象征节日中,实现了民族情感、民族观念、民族价值、民族意识在大众中 的传播,将精英民族主义转化为大众民族主义,既发展巩固了民族主义,又深化了韩国的民 主化。
3.诉诸现实政策的强大牵引
“单靠民族主义原型是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它需要与其他东西结合”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3 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模糊性,其往往被冠之不同名目并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韩国 ,民族主义作为工具被社会各阶层所利用,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导致民族主义 的判断标准变得笼统和宽泛。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韩国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通 过诉诸现实政策,民族主义活力四射,影响深远。
在现实政策中,民族主义总是以不同面孔出现。在美韩联盟与驻韩美军问题上,韩国的民族 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在经贸关系中,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 出现;在长白山归属、高句丽问题上,韩民族的文化优越、历史悠久的诉求十分强烈;此外 ,还包括对日本侵略与殖民历史的怨恨以及激烈反应、对朝鲜半岛统一中的民族统一追求与 渴望、对领土争端的与尊严意识等。在与外界的争议中,韩民族的情感得到凝聚、民族 观念得到传播、民族共识得到深化。通过将民族主义运用到现实甚至是历史问题的争议中, “边界”意识得到提升,民族主义的能量得到释放,其工具作用得到彰显。将民族主义与现 实政策相结合,民族主义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将文化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实现 了民族情感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升华,由此民族主义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巩固。
当前民族主义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交决策机制、社会氛围、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民族主 义通过对外交决策机制的介入、社会氛围的营造、意识形态的塑造等深刻影响着外交政策。 民族主义包含了从民族情感、民族心理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多个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表现都 将对外交政策产生作用和影响。民族情感包含一种彼此间的依恋,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成为促 进团结的重要纽带,在遭受他者的非议与不公时能激发成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演 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民族主义通过营造社会氛围,表达民众意愿,通过民主机制获取了影响 外交决策的途径。民族心理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与决策心理,在外 交运作中体现为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工具性和应用性,其与意 识形态一样,与外交政策存在关联性。“尽管意识形态不是外交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但 却是决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利益动机推动决策者沿着意识形态规定的路线行动”。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导论:7-11意 识形态的持续性、封闭性、潜在性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方向指引、正当辩护、功能规范与形象 包装。总之,民族主义的不同层次渲染营造了社会氛围,渗入决策者心理,介入决策机制, 在潜在的思想观念感染与显著的社会运动压力并举下,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运作。韩国是 一个民族情绪旺盛、民族性格鲜明、民族意识形态比较强烈的国家,在民主机制的支撑下, 其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可轻视。
1.对韩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
韩国民族主义对其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显著地体现在其统一战略和大国地位诉求上。韩国是 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分裂的巨大压力与危机感成为激发韩国民族主义的 重要因素。朝鲜半岛分裂刺激了朝韩双方的民族主义呈现激烈竞争的态势,韩国欲通过不断 提升其国家地位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提出了“世界中的韩国”、“东北亚的平衡手 ”以及“主导亚洲”等一系列口号,极大地满足了韩国人的虚荣心,也成为其民族主义强盛 不衰的重要源泉。民族主义对民族尊严、荣誉的渴望与追求推动韩国不断向大国目标迈进, 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以抬升韩国的国际地位。金泳三推行“四强外交”,这被认为是符合韩国 的地缘优势。金大中奉行“四强协调外交”路线,同时为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了对国际组织 的参与力度并拓展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卢武铉要把韩国打造成“东北亚的平衡手” ,寻求大国平衡外交以获取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主导权。李明博提出以“能源外交”、 “贡献外交”、“文化外交”为三驾马车的全球外交,实现了外交空间与领域的扩展,并与 美国建立了“21世纪的战略联盟”,欲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每一个民族都希望自己是一个 世界的巨人,正是怀揣此种愿望,“韩国的外交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痛苦选择”。 王义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国际论坛,2005(6):17
2.对韩国与大国关系的影响
韩国与中美日的关系交往中也盛行民族主义。在中韩关系中,韩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民 族主义。同质性的文化使其盛行一种狭隘的文明优越论,缺乏宽容精神。为了摆脱过去深受 中国的影响,提升其文化独立性,彰显其文化优越性,在历史问题上韩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 适时地选择性叙述。去中国化、历史编剧加工、轻视中国文化、贬低中国产品, 庾龙源.调查显示:中国人厌韩是因为否定中国文化贬低中国产品.朝鲜日报,2008 -09-25通过这些 举措,韩国希望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摆脱昔日附庸的形象,实则反衬了其自卑心理。文化民族 主义的偏激在韩国显露无遗,这严重影响了两国民间认知,在大量诸如“汉字申遗”、“端 午祭申遗”等危机事件的激化下,中韩两国民间情感的恶化和民间互信的降低,将严重影响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在美韩关系中,近年来韩国的“反美主义”跌宕起伏,居高不下。反美主义作为一种爱国主 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在美韩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对美韩同盟中不平 等地位的抗争、对驻韩美军的治外法权与犯罪行为的痛恨、对美国贸易保护的怨恨等。“反 美主义并非单一与零和的,而是复杂与矛盾的”。 Cha V.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US Role in Inter-Korean Relation s // Steinberg D I ed. Korean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Dynamics. Armonk, NY:M.E.Sharpe,2005:130对此,可以从情绪与政策两个角度寻求 根源,而媒体的负面报道加剧了韩国的反美主义。 Seung-Hwan Kim. Anti-Americanism in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02/2003:112反美主义是韩国要成为大国的自信心底 蕴所在,其往往与具体事件相关联,由于政策分歧、利益分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反美主义仍将存续。
日本是唯一对朝鲜有过长达36年殖民历史的国家,在日韩关系中,韩国有着强烈的“恨”意 识。在历史问题、移民问题、岛屿争端上,韩国的民族主义均有所表现。韩国人暴躁的性格 容易制造过激行为,经媒体的渲染往往演变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1998年金大中 访日时承诺淡化历史问题,但韩国民间层面的恨日情节在短时间难以释怀。纠结于历史问题 ,日韩关系的开展缺乏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互信的匮乏将掣肘日韩关系的深入发展。
3.对南北关系的影响
民族主义在韩国外交政策中的最鲜明表现是其对朝政策。民族的分裂造就了当前朝韩两国的 对恃,对民族统一的追求成为朝韩双方的共同愿望。韩国对朝鲜如何认知以及采取何种政策 始终无法走出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难以平衡是韩国对朝政策的真实写照 。
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他的戏剧创作具有本土化和民族化倾向。的人生是“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在经历了从潜意识到有目的性的发展，从潜隐到外显的变化之后，戏剧的本土化倾向日趋成熟。早期的戏剧创作，他成功地改编了部分传统戏曲，本土化倾向通过民族文化的浸润发挥着潜在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话剧的民族化问题，成了剧作家进行戏剧创作时主动追求的创作取向。
一、立足本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戏剧
话剧作为舶来品，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具有“中国作风”，这是每一个戏剧家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一生与戏剧相伴，探索中国戏剧的民族化，进行传统戏曲改革，创作的许多戏剧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民众为本位的戏剧思想，进行演剧实践。的话剧创作植根于民族戏曲文化，吸取现代派戏剧的营养，并发挥创作主体的浪漫主义特长，表现现实人生。话剧的特色可以说是立足本土，将现实、现代、浪漫三者完美地融合。在创作中，广泛借鉴外国戏剧优秀经验，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戏剧，无论是古希腊戏剧，还是歌德、席勒、易卜生，无论是19世纪后期的现代派还是日本戏剧，对都产生过影响。他从外来优秀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艺术养料，热情宣传莎士比亚的剧作，翻译有利于振兴民族精神的外来文化资料，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后来对戏剧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用悲剧反映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讴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用浪漫主义精神，抒发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描绘人物的生动性格。对外国戏剧经验成功的借鉴，为中国戏剧的现展提供了启示，中国话剧的发展，离不开接受外国戏剧理论的影响，像这样立足本土，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也正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气量。创作的戏剧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戏剧以本土文化为发展动力，又吸收各种形式的外来优秀文化来推动本土戏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二、戏剧的本土化和西化
21世纪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是本土与全球的对立，艺术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发展中国家在渴望艺术全球化的同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为了不被世界潮流湮没，必然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就出现了戏剧本土化问题。话剧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话剧传入中国的同时，就面临着世界化与本土化问题。西方话剧传到中国，中国戏剧接受西方戏剧的影响，是西方话剧本土化的过程，本土文化大多在通俗文化中留存着，要在世界通俗文化中确立汉民族文化的空间地位，保持艺术精神本土化，就必须在中国戏剧接受西方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处理好西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复古”和“现代化”、“西化”和“本土化”，这些对立的观点曾经一度无法使中国戏剧走向现代化。的戏剧艺术创作实践，回答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深受西方戏剧浸染，又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之“根”，他尝试把古典戏曲的艺术基因移植到话剧中来。他认为，话剧表现形式要更富有民族风格，在处理中外文化关系上，主张把外来文化“‘化’成自己的东西”。戏剧把“西化”与“本土”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风格，主张中国戏剧要在保持民族固有的本土特征的基础上，追求现代性，注重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的艺术创作生涯，无时无刻不在实现着现代性追求与本土化倾向，折射了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创作方向，即戏剧的发展要与时俱进，表现为本土化的现代性，戏剧的发展要建立于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现代性与本土化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要以本土传统文化的发展为动因，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外来的优秀文化兼收并蓄，广泛地吸收各种文化优势为自己所用。在话剧本土化的进程中，是“中国的戏剧魂”，正像董健的评价：“对于每一个想知道中国现代史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每一个想全面认识中国文学和戏剧之现代化历程的人来说，便不能不读。”
三、戏剧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为话剧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民族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架起一座交互的桥梁，将两种戏剧样式融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艺术形式，在中国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剧风格特征。作为中国戏剧不同样式的话剧和戏曲，就像生长在一棵树上的果实，是共同的母体孕育出来的不同个体，如果说民族传统戏剧是大树的根基，那么话剧就是与西方艺术形式嫁接出来的枝干，有着自身固有的特点，也有嫁接后滋生的风味，个性更加丰满，它借鉴民族戏曲的表现形式，完成话剧民族化的蜕变，实现了其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跌宕起伏的传奇性情节、浓郁的诗意传统及浪漫主义风格，都体现了话剧的民族特色；对于中国戏剧的民族化实践，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疾苦，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具有现代意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为话剧民族化注入生命活力；努力探索中国话剧现代转型之路，在实际创作中，在保留传统戏曲有益元素和本质个性的基础上，吸收话剧艺术形式，并进行自我更新，完成对传统戏曲的超越，实现话剧的本土化过程，把话剧转化为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促成了话剧民族品格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确立。
四、实现话剧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倾向
话剧民族化，是话剧工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将作家的创造社会化，将外来的话剧转化为民族戏剧的组成部分，使它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可以说，中国话剧史是西方话剧形式在中华大地生根、成长的历史。是历史链条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其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剧作以弘扬民族精神、展现民族生活、强化民族意识为戏剧内容，通过对人生和社会的理性思考，把握剧作鲜明的民族化倾向。他的戏剧创作围绕两个原则展开：一是借鉴西方舶来的话剧艺术形式与优秀经验，充实传统戏剧艺术的精华，使其本土化；二是对传统戏曲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现代化，实现戏剧艺术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戏剧的本土化倾向，又不失其时代特征，是其戏剧艺术的追求。
的戏剧创作之路一直贯穿着话剧的本土化倾向，有着现代性追求和民族化的选择。首先，话剧有着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打破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以积极的浪漫主义情怀，非凡的想像和灵感、驰骋的诗情和神思，通过自由的场景创作戏剧，其剧作具有传奇的情节，使观众在传奇的情节中反思人生。例如，《获虎之夜》中，通过“猎虎”与“伤人”情节，歌颂了黄大傻对于爱情的向往，批判了旧势力对于爱情的禁铟，给观众以心灵的震撼，渲染了氛围，深化了主题，人们在欣赏情节中进行审美反思。在的作品中，惊奇场面很多，《回春之曲》中，高的意外痊愈；《文成公主》中“日月宝镜”的故事与民间传说，这些离奇的情节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使戏剧具有强烈感染力，推动了剧情发展，抒发了作家的情感。其次，话剧在剧情中融入乐曲、歌声、唱词，增添了戏剧的音乐美，感情表现更浓烈。例如，《咖啡店之一夜》《梵峨琳与蔷薇》借琴声推动剧情，渲染气氛，增加了戏剧独特的音乐美感。在创作《南归》时，开辟了“话剧加唱”的形式，用诗歌和音乐来抒发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又例如《秋声赋》中，胡蓼红触景生情，在秋风、落叶的情景里，唱起了“落叶之歌”。《关汉卿》中三支“沉醉春风”的曲子，以不同的方式演唱，映衬了剧情，加强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再次，在话剧里融入传统的戏曲元素，深受传统戏曲的影响，他的剧作里常常出现戏曲演员、戏曲形式、戏曲内容。例如，《新教子》《新桃花扇》采用戏曲形式，《名优之死》的主人公是京剧演员，《关汉卿》描述了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故事。主张联系时展，对戏曲进行改革，《白蛇传》《江汉渔歌》《谢瑶环》等具备广泛的普及性，适合案头阅读和舞台表演，是戏曲改革的典范。
最后，的话剧创作反映民族的生活现实，发掘民族精神，紧密地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突出剧作的民族化。话剧是否反映民族的生活现实直接影响大众接受的程度。关注民族的现实生活，关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反映大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中华民族的苦难，用太阳一样的热情讴歌奋进的身影，用真诚关注下层劳动者的不幸命运和知识分子的，用不屈意志表现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始终是一个力图捕捉时代和民族的特征，反映我国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思想、情绪和心理的剧作家”。民众戏剧的演剧实践，正是戏剧民族化的探索过程，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勇于抗争的优秀传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战友》《乱钟》《女记者》《卢沟桥》等剧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侵略者的痛恨、对汉奸的不齿，对爱国志士的崇敬，弘扬民族精神、展现民族生活、表现民族意识，体现了戏剧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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