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1 15:43:21
导语：在基础心理学定义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师范教育性质，国内大多数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都将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开设。虽然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具有师范教育的性质，但是在其课程设置中，和师范大学的师范专业相比，其开设的教师教育类课程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像其他师范类专业那样学习教育心理学就会存在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不能将这门课程的内容和其他语言类的专业课程结合起来，将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教育心理学必须学科化，即从教育心理学转向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本文试图从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两个方面探讨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课程建设，以期抛砖引玉。
一、学科取向——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课程体系探索
(一)教育心理学的学科目标与发展趋势
每一本教育心理学教材都会给教育心理下一个定义，无疑教育心理学的定义反映了教育心理学的学科目标。笔者对教育心理学给予的定义是：研究学校教育情境中的学与教相互作用的心理学规律的科学。这里对这一定义中的核心词“学与教的相互作用”做一说明。首先，这一核心词包含了教学中涉及的两大因素，即学习的因素和教学的因素。其中，学习的因素包括学生、学习内容等方面，教学的因素即教师教学这一方面。在教学中，教学效果或学习效果的达成并不是由学习因素或教学因素单一方面决定的，而是由这两者共同决定的。其次，这一核心词中的“相互作用”说明了这两个因素起作用的方式不是简单相加的方式，而是相互匹配的方式。当学习因素和教学因素相互匹配时，学习效果或教学效果最好;当学习因素和教学因素不匹配时，学习效果或教学效果较差。换句话说，当学习因素改变时，教学因素必须随之改变，以达到学习因素与教学因素的最佳匹配。也可以说，教育心理学就是探讨因材施教的问题，但它又不局限于此，因为学习因素包括学生特点，也包括学习内容等方面。就教育心理学的上述定义来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教育心理学必须探讨如何根据教学对象(不同国别、不同年龄、不同特点的学生)和学习内容(词汇教学、语法教学等)展开教学的心理学规律。由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中开设教育心理学课，单纯讲授一般的教育心理学内容是不够的，必须从教育心理学走向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
上面从教育心理学的学科目标的角度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教育心理学课应转向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下面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为这一观点提供支持。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梅耶(Richard Mayer)关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在其所撰写的著作名称中得以鲜明体现。梅耶1999年出版的一本非常有影响的教育心理学著作的名称是The promis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learning in the content areas，国内版本的中文译名为《教育心理学的生机——学科学习与教学心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在这本书中，梅耶指明了教育心理学从一般教育心理学走向学科教育心理学的趋势，整本书涵盖了阅读、写作、数学、科学等学科领域的教育心理学规律。这本书虽然没有涵盖外语学习的教育心理学规律，但它的意涵却是清晰明了的。
由此可见，教育心理学的学科目标和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对外汉语专业开设的教育心理学必须是学科取向的。
(二)从教育心理学到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
综上分析，教育心理学要发挥其作用，必然要从一般教育心理学走向学科教育心理学。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教育心理学课来说，就是要建构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一般来说，教育心理学应该涵盖学生发展、学生差异、学习心理、教学心理和学业评估这五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那么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就要在此基础上将与专业有关的内容纳入其中。在学生发展部分，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应着重探讨二语获得的心理学规律，探索不同年龄阶段的国外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教学策略。在学生差异部分，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除探索一般的学生差异对教学策略的影响外，还要探索不同母语学习者的汉语教学策略，如我们教授韩国、日本等国的汉语学习者时，教学策略、教材编写都应有针对性的变化。在学习心理方面，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应该着重探讨的是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词汇、汉语语法，掌握听、说、读、写技能等方面的心理学规律，这些心理学规律和学习数学、学习科学的心理学规律是完全不同的。在教学心理方面，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应着重探讨的是外国学生的课堂管理问题以及汉语作为外语进行教学的教学设计问题。在学业评估方面，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应着重探讨的是如何通过考核促进外国学习者掌握相应的汉语知识和技能。如果脱离了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这些独特的内容讲授一般的教育心理学知识，可能会使学生产生教育心理学无用的认知，导致学生在将来的教学中不重视教育心理学对教育教学的指导作用。
二、整合取向——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教学模式探索
(一)教学内容的整合——专业学习与教育心理学的结合
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课程体系决定了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内容要将其他专业课的内容与教育心理学的内容进行整合，在讲授其他专业课(主要是教学类专业课)的时候要探寻其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在讲授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时候要探寻其中的心理学理论可为哪些专业课中强调的教学策略提供理论支撑。当学生能够将其他专业课的知识与教育心理学的知识整合起来时，学生便对所学习的知识进行了深层加工，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才能灵活运用所学习的知识。培根倡导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只有整合起来的知识才能运用，才是力量。
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课包括语言类的专业课，也包括教学类的专业课，上面所提到的专业学习主要是指教学类的专业课，如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对外汉语听力教学、对外汉语口语教学、对外汉语阅读与写作教学等，这些课程中罗列了诸多对应的教学策略，而这些教学策略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往往来自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因此，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教师应从这些课程中汲取所需要的教学材料、教学案例，分析这些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的具体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依据，在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授课中使用它们，并逐渐积累，形成专业学习和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双向表格，如表1所示。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教师应该在空白处确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教育心理学还可为其他教学类专业课程提供什么教学策略。
(二)教学方法的整合——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的结合
教学内容上的建构决定了教学方法上的建构。其他专业课的教师并未完全清晰教育心理学理论，而教育心理学教师在其他专业课方面可能有知识上的欠缺。此时，这种看似有局限性的学生培养模式，却恰恰为学生展开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提供了机会。虽然教育心理学教师可能对其他教学类专业课程不是十分熟悉，但是只要明晰教育心理学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程的关系，就足以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教育心理学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将两类课程进行整合，将所学习的知识进行联系，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和教师一样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类专业课学习与教育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双向表格”中的任务。这种学习方式将使学生的学习生涯和工作生涯都会有所受益。当然，每个单一的学生是无法在短短的一个学期的时间内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类专业课的学习与教育心理学课的学习的整合的，此时，合作学习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教育心理学与其他专业课进行整合的研究主题，学生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完成这些主题，教师再提供平台让学生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这样的合作学习，学生的收获将达到最大化，而教师在此过程中也会实现教学相长，教学水平得到提高，为以后的教学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专业开设的教育心理学课应从一般的教育心理学走向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上寻求与其他专业课内容的整合，而在教学内容上要实现教育心理学与其他专业课内容的整合，在教学方法上就必须以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主。
要实现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课程体系的学科取向和教学模式的整合取向，教育心理学教师、其他专业课教师以及学生的三方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三方的合作包括学生之间的合作、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合作，教师之间的合作。通过这三方合作，共同挖掘教育心理学的课堂教学案例，不断分享、建构，使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的课程体系逐渐清晰，对其他专业课教师教授他们的课程也会有所帮助，同时也帮助学生理解教育心理学的内涵。最后，通过合作，共同完成教育心理学的教材或各种教学文本，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发展将会大有裨益。
奥尔波特在克利夫兰接受了中学教育，虽然在同年级的100个学生中排名第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具有卓越创造力。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和经济学，选修心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后者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9年，奥尔波特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大学教授英语和社会学。1920年回到哈佛，192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是《适用于社会诊断问题的人格特质实验研究》。从选题看，奥尔波特远离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而是讨论了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特质理论，这也许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个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他也注定将成为一名拓荒者。从1924年起，奥尔波特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开设了美国最早的人格心理学课程。此后，除了1926年到1930年在达特茅斯大学作为助理教授外，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哈佛大学度过的，其学术资历发展脉络为：1930—1936年任助理教授，1936—1942年任副教授，1942—1967年任教授。
奥尔波特一生都致力于改进关于“人是什么”的概念。他于1937年出版的《人格：一种心理学的解释》（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成为人格心理学独立的标志；1961年出版了关于人格最重要的著作《人格的类型和成长》（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其他论著还包括《个人与信仰》、《偏见的本质》和《谣言心理学》等。
奥尔波特在有生之年曾获得过许多荣誉。1939年，他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3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金质奖；1964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7年10月9日，奥尔波特因肺癌去世，这一天距他70岁的生日还差1个月。
一、奥尔波特建构人格理论的背景
奥尔波特反对精神分析过于强调无意识，他认为一个健康人具有理性观念和意识功能，他们活动的力量完全是能意识到的、可以控制的，而潜意识只有对偏态、变态的人才会发生作用。奥尔波特也反对精神分析以病态人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做法，在他眼里正常与不正常并非是连续的序列，而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因此，奥尔波特选择健康成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很少涉及精神病人，他的人格理论体系是面向健康人的。奥尔波特还反对精神分析对童年经验的夸大，他强调的是当下，是此时此刻的影响。尽管他同意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对幼年期的行为动机有相当的解释力，但他不相信本能论可以解释变化的、即时性的大多数成人的动机。这是奥尔波特建构健康人格理论的认知基础。
奥尔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论得以形成，还源于他对早期行为主义的批判。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刺激—反应心理学，将人格视为一切动作的总和，是各种习惯的最后产物，这点为奥尔波特极力反对。他拒绝将人看作一个纯粹的“反应”机器，相反，他认为人类可以更为积极，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主动的，是受到自己的意图和价值观所驱使的。虽身处行为主义关于机械、被动和回归驱力的观点盛行的年代，奥尔波特仍坚持认为意识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特质是人格的元素。行为主义认为个体行为仅产生于很少几种基本的内驱力或需求，而奥尔波特提出的动机的“机能自主”则打破了这样的信念，他重视自我的功能，并提出自我发展的阶段理论。这是奥尔波特建构健康人格理论的行为基础。
此外，奥尔波特深受“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他从詹姆斯那里继承了人文主义和折衷主义，不但关注自我，关注意识，在解释不同层面的心理状态时，还应用各种心理学理论，博采众长，甚至能应用哲学和文学的材料。奥尔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论还得益于早期形成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强调人的潜能发展，人的独特性、尊严与价值，强调此时此地对人的影响；强调整体和意识经验，关注现象场，重视对现象场的直接描述，反对任何将整体拆分成部分的还原主义研究趋向。毫无疑问，奥尔波特从中汲取了理论建构所需的各种养料。
二、奥尔波特的健康人格心理学
（一）对人格的界定
奥尔波特在追溯人格术语历史后，又诠释了在神学、哲学、心理学、法律、社会学等领域的49个人格定义，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第50个定义。他在1937年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一书中，给出了后来得到多数心理学家推崇的定义，“人格是个体内部决定个人独特的顺应环境的心身系统中的动力结构”。后来在其1961年的《人格的类型与成长》一书中，又把上述定义中的“决定个人独特的顺应环境”改为“决定具有个人特质的行为和思想”，进一步说明了人的行为不仅仅是适应环境，而且影响环境，使之适应人们的需要。奥尔波特的这个定义，强调了人格的独特性，世界上绝不会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了解某个特殊个体的唯一途径就是研究这个特殊的人；同时也强调了人格的整合性，人格是一个心身系统，并具有推动和引领个体行为的动力作用。于是，注重研究个体而不注重研究制约人类的规律，成为贯穿于奥尔波特研究活动始终的主题。
（二）人格的发展阶段
奥尔波特的人格发展阶段观点就是他所提出的关于自我统一体的形成过程。他把人格定义为一种“动力组织”，并把它命名为“自我统一体”，即人们认为生活中那些温暖的、核心的和重要的行为和特征。自我统一体是人格统一的根源，是人格特质的统帅，包括个体认为对自我认同和自我提高至关重要的那些生活组成部分，也包括一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与个人信念一致的、属于个人所有的良知。他认为，完善的自我统一体机能即人格，从出生到成年，需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发展才能实现：躯体自我感（1岁）；自我认同（2岁）；自我增强（3岁）；自我延伸（4岁）；自我映像（4-6岁）；理性运用者（6-12岁）；追求自我统一体（12岁至青春期）；理解者自我（成年）。 （三）健康人格的基本观点
奥尔波特对人本主义和心理健康个体的关注先于马斯洛。他强烈主张健康成人的人格原则，不能由动物园、儿童、过去或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引申而来，所以他研究了大量机能成熟的健康成年人，提出了健康人格的六个标准，其观点与人本主义自我实现的观点十分相似。事实上，奥尔波特也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成年人。
1.自我扩展的能力。健康的成人有很多朋友和爱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范围极广。他们不以自我为中心，积极参与解决一些与自己无关的问题和活动。他们对工作、游戏与交往有非自我中心的兴趣，并且家庭、社会和精神生活对他们很重要。
2.与他人关系融洽。健康的成人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富有同情心和友爱，没有占有欲和嫉妒心，能宽容自己与别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尊重别人，有健康的性态度，不会为了自己的满足而侵犯他人的权利。他们能够对他人表现出温暖、理解和亲近，可以容忍别人的不足与缺陷。
3.情绪上有安全感或自我认可。健康的成人能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挫折，经得起各种不幸的遭遇。能耐受恐惧和不安全的情绪冲击。并且，健康的成年人具有一个积极的自我映像，可以接纳自己的各个方面，不受消极情绪的支配，能保持乐观的态度。
4.具有现实的知觉。健康的成人能够准确、客观地理解现实、接受现实，并不是根据自己的期望去看待事物。
5.良好的自我意识。健康的成人对自己的优缺点十分清楚，能准确把握自己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知道自己有什么、缺什么，能调整其相互关系。他们无须将自己的过失或弱点归咎于他人，知道自己心中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自己之间的差异。并且，健康的人还有幽默感，能自嘲，很少靠攻击或性方面的话题引人发笑。他们能觉察生活中不和谐的事情，无须伪装或者故作姿态。
6.统一的人生哲学。健康的成人有明确的人生目的。他们着眼于未来，对工作有使命感，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三、奥尔波特健康人格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奥尔波特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自我是个体人格一致性、动机、记忆连续性的基础，这种自我心理学与弗洛伊德以患者和病人为研究对象，以探索潜意识为主的观点完全不同；他强调以健康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强调研究意识、动机，重视生活目标和意义的追求，强调促进个人价值观的建立。反对美国主流心理学中非人化和生物主义的情绪，为构建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能发展成为脱离精神分析传统、与行为主义对立的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奥尔波特功不可没。
奥尔波特奠定了人格心理学在心理学大家庭中的地位。在奥尔波特之前，很少有心理学家能够像他那样对人格定义的表述字斟句酌，对以前人格定义的分类进行深入研究，竭尽全力地全面透视人格理论。他认为人格是心理学理所应当的研究主题。奥尔波特是美国第一个开设人格心理学课程的心理学家，也是美国第一部人格心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清晰的思维、精炼的语言，成为未来理论家效仿的典范。特别是在1929年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他发表了论文《什么是人格特质》，提出将特质作为人格的基本单位。他的理论观点对于后来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如卡特尔的16PF、大五人格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必须承认，奥尔波特的理论没有将许多已知的有关人格的知识整合进来，也没有对无意识动机驱动的行为、次级驱力所激发的行为做出足够的解释；他对人格的理解只是一个狭窄的角度，即仅仅对几种动机做出了解释。虽然他充分描述了心理健康成人的机能自主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对儿童的动机、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动机做出解释，也没有对普通成年人的动机做出分析。他没有分析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动机是如何形成的，也没有讨论什么会妨碍一个人成为心理健康的人，没有提出如何能够成为机能自主的人。虽然他勇敢地反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观点确实过于偏颇。
（1）把人和动物、常态和变态、儿童和成人完全对立起来，对于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则缺乏研究。可以说，他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2）过于强调人格的独特性，忽视了人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有人批评他不是一个科学家，因为科学家通常会用共同规律的研究方法去发现普遍的规律，而奥尔波特过于强调个案法，过于强调探寻特殊性。
（3）过于强调意识和人格健康，忽视了潜意识和病理性人格，过分强调内在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忽视外在环境对行为的作用，忽视了人格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意义，认知，特征
乔治·米勒是美国当代著名认知心理学家之一。米勒将语言问题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尤其强调语言意义的作用。米勒主张，意义是语言使用的中的核心问题。人们使用语言，原因就在于获得意义。如果无法获得意义，语言将成为“无意义的声音符号”。
米勒尤其重视对词的意义研究，认为“理解词义为理解更大单元的语义现象奠定了基础，是理解语义现象最重要的一部分”。米勒在意义问题上持心理内在学说，坚持语言意义的心理内在立场，认为意义是心理建构的结果，而且意义的组织方式也呈现出心理结构特征。米勒的意义心理学说是其认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预示了对意义问题中的认知因素进行研究的前景。
米勒将语言作为认知心理的重要内容，并且通过对人类语言现象的认知心理过程所进行的程序式分析，米勒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意义是内在于心理之中的，而且意义的形成是对语义关联进行心理建构的结果。这种心理学研究将人类语言视为特殊的“心理官能”（mental organ）。”这也为意义问题赋予了心理特性，因为建构意义就必须要理解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而这种理解能力正是一种心理能力。因此，米勒将其语言学成果命名为心理语言学，而这也是对乔姆斯基观点的继承，即语言研究的主体应是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而非对语言现象的描述，“语言理论简单而言就是心理学的一部分。”这样，米勒继承了乔姆斯基的定义将语言研究定义为一个认知问题。
米勒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既不在于它所指称的外在对象，也不在于它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观念；既不以语用效果单独呈现，也不仅在于语句为真的条件。意义是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因为概念是人类认知结构的产物，所以意义同时也反映了人类认知结构间的语义关联，这种意义的呈现方式是关联性语义学。关联性语义学通过将词的概念置于不同的“域”中而赋予词不同的意义，这样的关联语义学不仅说明了词义的指涉性基础，也通过对词汇用法的描述，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理论。
米勒针对传统的哲学语义学研究提出了质疑。米勒认为，传统哲学语义学的目的在于给出“意义”这个词的所有特征以及人们如何使用其相关形式的。米勒指出，这意味着一套完善的理论在为我们提供意义时，也要依据我们的语言表述为我们提供一种逻辑上的一致性。米勒进一步提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必然会使每一种理论都面临着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米勒选择了两种哲学语义学理论进行了说明。其一是传统的对意义的内涵和外延的区分。传统的形式逻辑区分出意义的内涵和外延。外延决定一个词所能指示的一切，而内涵决定外延。米勒指出，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并不是所有有意义的词都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比如“of”、“and”等词有意义却无外延。其二是真值条件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知道一个语言表述的意义就是知道其应用的真值条件。
米勒的意义定义所表述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一种心理世界，一种基于认知能力的概念化世界建构。因此，意义就是一种概念化的认知模式（而非可能世界中真值条件）。这样的语义学的首要标志是，意义是心理性的。更准确地说，研究意义问题的语义学可以被看做是语言学同心理实体（mental entity）的对应，是语言学与语言使用者心理结构的联系。
意义是语言使用者基于认知能力进行心理建构的结果。意义的心理结构特性体现在词的意义是语言使用者通过语义关联以心理结构的形式组织起来。而且米勒参照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语义关联对词意的组织方式进行研究，建立起词语意义的组织结构和人的心理结构之间的联系（G.Miller，1991）。
米勒运用词的关联测试说明，单个词可以通过词意激活广泛的词典知识，并且通过填装（priming）技术测出数据保证了大量人群的数据集合可以作为单独个体的内在词库这个心理学结论的可靠性。这样，米勒从词的关联测试中找到了语义关联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直接证据。
米勒在基于上述语义关联研究成果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意义的组织原则方式——即树形结构。用于组织词汇数据的分类原则是建立在集包含（set inclusion）基础上的。被用来指示嵌套（nested）集合的词与词之间的关联被称为上位层（superpordination，或hyponym）。米勒对语义关联的形式做了补充说明，属性、功能、部分在语法（syntactic）种类之间也同样适用，因为属性、组成部分和功能只有用词表达出来才能进入到定义中。“属性”最常用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表达，“组成部分”由名词和名词短语，“功能”用动词和动词短语。这样对概念的使用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米勒凸显心理特性的意义理论是一种内在主义的语义学，因而也是突出语言使用者主体地位的语义学。这样的意义研究方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哲学领域也显示了特定的优越性。首先，意义心理理论更有利于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有助于我们解决成真条件语义学所面临的困难，也体现了语义学研究的自然化趋向。其次，意义心理理论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在语义分析过程中对言语者双方主体性的坚持，这样就可以通过语义分析的过程将“理解的主体”和“被理解的主体”进行有效整合，以便把语义分析的形式规范性与言语者的心理自然性有效地结合。因此，这种语义学能更加确切、合理地反映意义、知识的形成与产生，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语义学的新进展。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邓验，中南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3)
曾长秋，中南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3)
随着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国外踺网络成瘾的研究从心理学范畴发展到精神病医学领域，从理论研究深入到实证研究；在国内，众多学者在国外已有的研究理论和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青少年的特性，从心理学、精神病医学、社会学、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视角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引导方式。
综观国内外学者们对网络成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网络成瘾概念界定的研究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因此对网络使用的研究最先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学者肖顿(M.A.Shotton)1989年第一次发现人们对计算机会产生依赖现象，即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与沉迷赌博的心理应激相仿的现象与行为，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缺损。1994年美国著名精神病研究专家伊凡·戈登伯格(Ivan Goldberg)最早提出了网络成瘾症(Intemet Addiction Disorder，IAD)这一概念，借用DSM-IV中关于药物依赖的判断标准，指出网瘾是一种应对机制的行为成瘾。1997年，戈登伯格又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因为网络过度使用而造成沮丧(distress)，或是身体、心理、人际、婚姻、经济或社会功能的损害。戈登伯格对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网络成瘾这一问题从心理学范畴深入到了精神病医学领域。美国心理学专家、国际网络成瘾康复的顶尖人物金柏莉·杨教授则将网络成瘾定义为一种没有涉及中毒的“行为一控制失序症”(Impulse-Control Dis-order)。
目前国际上对网络成瘾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我国在网络成瘾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相关学者专家在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思路和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2008年11月8日，由总医院成瘾医学科陶然教授牵头的研究团队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将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定义为：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表现为对网络的再度使用产生强烈的欲望，停止或减少网络使用时出现戒断反应，同时可伴有精神及躯体症状。中国网瘾治疗第一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则指出，网络成瘾是一种由心理问题引起的非理，不是《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中所说的“精神疾病”。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精神病医学的精神病症和心理学中的心理及生理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两个方面来考量的。虽然各位学者对网瘾现象的定义名称不统一，但对其内涵的理解还是大都相似的，都承认网络成瘾者是从病理性的心理依赖转化为上网行为的不可控制，缺乏对网络诱惑的抵抗能力。人的任何一种思想行为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知、情、信、意、行五个基本心理因素，因此，笔者在参考国内外学者专家对网络成瘾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以及本次研究调查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结合人的心理过程的基本要素，将网络成瘾定义为：上网者缺乏对网络适度使用的正确认知和抵抗网络诱惑的坚强意志，长期地、重复地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在网上进行非工作、学习等行为，并且对其自身学习、工作、生活、健康以及他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的一种网络沉溺行为。
二、对网络成瘾测量标准及诊断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成瘾测量标准及诊断的研究主要是从心理和临床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 发展概况 出路
一、 民族心理学的概念
由于民族心理学是舶来品，所以我国对民族心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民族心理学概念主要指对共同心理素质的界定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各民族受自己本民族历史发展，社会风气、语言文字、等影响，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性格、品行等民族烙印。
二、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现状分析
1、民族心理学的发展概况
民族心理学最早起源于德国，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起源也很早，很多学者在20世纪10年代就发表了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的相关文章，陈大齐在1919年发表了《民族心理学的意义》，1924年李子光发表了《论民族的意识》等。民族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基本领域之一，中国民族学界对于民族学概念的研究主要受斯大林对民族概念的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学者主要研究的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
2、民族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于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定位不明确。民族心理学是民族学与心理学相互交叉的一门学科，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是一直是学术界所讨论的问题。在民族心理学最早的研究中，被认为为是侧重于心理学科，认为民族心理学归属于心理学范畴。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于心理学，但是他的的研究对象是以民族为基础的，认为民族心理学属于民族学的范畴。对于其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研究内容上侧重点不同。民族学学者对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方面来看的，主要重视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仍然是研究者讨论的热门话题，这说明斯大林对民族概念界定中属于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的心理的素质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心理学研究者对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微光方面来看的，主要重视的是个体心理与个体成员之间的研究。
第三、研究缺乏现实实际。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出现了研究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事实。大部分研究者只是纯理论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而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深入到实际的地区进行实地的调查。而对于研究的模式，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是照本宣书式的采用了普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因此理论研究的结果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解决问题的出路
1、立足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要紧跟实际，充分的去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现状、问题、习惯、信仰等各方面，更好深入的进行理论与实际方面的研究。如果研究的论题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那么论题是毫无意义的，各种努力都是徒劳的。
2、加强民族心理学与心理学的联系交流
民族心理学既属于民族学的范畴，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制定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时，必须了解民族成员的心理特点，才能更好的摸透他的行为，较好的预防不好的行为的产生，制定有效的对策。加强民族心理须与心理学的联系交流，深入地区进行民族研究，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产生和民族的心理活动都是分不开的，因此加强两者之间的合作，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3、加强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实践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做指导，实践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理论又是对实践进一步的检验。这方面民族学的前辈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但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还是相当的薄弱的，对与民族心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内容等方面都没有较系统的理论支持，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分布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我们既要参照外国的理论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体系，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结论：其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中国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民族心理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以普通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为主导，参照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不仅研究民族成员的行为还研究民族成员的心理，对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很好的预测作用。（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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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绍明.民族学[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08—110.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创新；趋势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从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弱点转向关注人类的优秀品质，将散落在心理学领域中的有关积极内容的研究集合在一起，用客观实证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的积极品质和力量，倡导人类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我们常说的许多心理问题)做出新的解读，并以此来激发每个人自身所固有的某些实际的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从而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幸福彼岸。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反映了心理学从ill-being取向到well-being取向模式的转换，对我国方兴未艾的心理健康运动具有重要影响与启迪，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探索正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一、积极心理学在当前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趋势
“一石激起千重浪”，积极心理学一经引入我国，迅速引起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引起极大反响。众多学者各抒己见，分析与思考积极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研究趋势呈以下三种：
(一)转折――从问题导向到健康关注
积极心理学重视积极心理品质、积极心理测量、积极干预，实现研究视野从“问题导向”到“健康关注”的转变，强调从积极的层面来研究与探讨心理健康问题，更注重培养人们的积极心理品质，这为心理健康的教育与实践开辟了新的思路。
1、转变价值取向，提高教育功效
曹新美，刘翔平的研究中认为消极心理学理念下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削弱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贫乏化、教育形式的单调性和教育途径的单向性，形成教育对象和教育者关系的对立。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价值取向上偏离了心理健康的积极取向，陷入一种心理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病态心理学取向。而以积极心理学引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取向，可以整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改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客体的关系，挖掘教育的资源，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功效。
2、增强积极取向，拓展积极意义
积极心理学增强了心理辅导的积极取向，强化了心理辅导者积极的人性观和价值观，拓展了心理辅导的方法和策略的积极价值。积极型心理教育的意义在于为心理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视野，打开了心理教育为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门，积极型心理教育是当今世界心理教育范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是我国心理教育范式建构的现实而正确的选择，必定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21世纪心理教育的主导范式。
(二)渗透――从理念导入到思想渗透
积极心理学不再只是“改良”现有心理健康教育的“添加物”，积极心理学已经成为一种理念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并开始从理论上探讨积极(型)心理教育的构建。
1、提出积极(型)心理教育定义
积极心理学为开展积极心理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越来越多的心理研究发现，人的积极心理因素是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内驱力，因此，积极心理因素也就成为实施积极心理教育的心理依据。进而王希永对积极心理教育做出定义，认为积极心理教育是指主体为了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通过积极的心理体验充分发掘积极的心理因素的教育活动。各级各类学校应当高度重视积极心理教育，使之成为心理教育的主流和重点。崔景贵也将积极心理学理念导人心理健康教育中，从科学信念、目标构成、建构策略来构建积极型心理教育，并提出积极型心理教育的定义：即是一种致力于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和美好心灵、促进心理积极和谐发展与心理潜能充分开发的心理教育。
2、探索积极心理教育途径
在积极心理教育思想下，培养人的积极心理品质成为积极心理教育的培养目标。研究认为积极的心理品质表现在人的认知、情感、意志、心态、道德等诸方面。增加积极心理体验是培养积极品质的途径，积极心理教育的主要手段主要是自助式教育。包括自助式心理探讨、自助式心理辅导、自助式心理暗示、自助式心理训练、自助式心理激励、自助式心理社团等。
(三)构建――从理论思考到模式探索
除了进行理论思考外，还有学者开始了新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如孟万金教授便将积极心理学思想运用到心理健康教育，认为未来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在以往诊断性和矫正性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实施和推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在具体操作上，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以“开发心理潜能”为主要手段，以“多元智能”为优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和学科渗透的有效途径。在实施方法上，注重团体自主训练和学生活动体验。在研究方式上。以教师行动研究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在评价方式上，以形成性评价为主。以终结性评价等其他评价方式为辅。
孟万金教授倡导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积极心理学为统领，借鉴和整合国内外心理健康教育的优秀模式，形成了独特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体系。①特点：一切从“积极”出发；②目标：通过积极的手段引导学生从积极方面来看待问题，处理事情，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和乐观向上的品格，建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会运用积极的方法论解决问题，用积极的思想和心理武装自己。根除消极心理滋生的土壤。让个体学会创造幸福，分享快乐，使自身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保持生命最佳状态。从而塑造洋溢着积极精神、充满乐观希望和散发着春天活力的心灵；③在遵循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激扬生命为主。从正面点播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用阳光雨露滋润心灵的健康成长；二是分享欢乐、传播幸福为主；三是开发潜能、增强心理免疫力为主：四是学会应对、提高生活学习效能为主；五是扬长避短、发挥多元智能优势为主；六是全员参与、突出主体内因为主；④以“提高学习效能”为突出效标。与各科教育紧密结合，学科渗透成为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到目前为止，孟万金教授创立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全国已有三百多所学校(幼儿园)申请参加实验。
二、积极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综上可见，将积极心理学引入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经从单纯的理论思考发展到理
论建构。积极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已不言而喻，而其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引与结合也已势不可挡。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心理健康教育新理念、视野。
(一)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健康教育带来新取向
心理学家英格里斯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状况，当事者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做良好的适应，具有生命活力，而且能充分发挥其身心的潜能。这是一种积极、丰富的情况。不仅只是免于心理疾病而已。”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反映出现代心理健康教育取向的转换。即从消极、变态的心理研究转移到积极品质的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不能够仅仅局限于消极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变态等)层面，而应着眼于积极的发展层面。目前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大多从关注防治心理障碍与疾病来维护心理健康，忽视从根本上培养学生优良的心理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这种情况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本意相悖离。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充满生气，对个体生命的肯定、激励，培养学生热爱生命，昂扬向上，热情洋溢。自由舒展，把学生的心理素质引向高处。心理教育是张扬人性的教育，体现在人的心力、人的潜能、人的德性三方面：心理教育是发展性教育，包括求上心态、自主意识、健全人三方面；心理教育是幸福教育，主要表现为察知幸福、体验幸福、追求幸福三方面。因此，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心理成长发展(包括心理疾患的矫正)的过程应该是不断促进人的心理积极的、良性的发展。指向幸福的追求，终极目标是导引人追求幸福，是心灵不断成长、发展、完善的过程。
教育必须保护学生心灵中巨大的、无可比拟的精神财富，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积极能力。自主地创造美好人生，从而实现教育的目标与价值。马斯洛指出：“人应该成为自我完善的人，也可以成为完善的人。”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是要造就与培养具有积极品质、美德以及幸福能力的完善的人。
(二)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技术
国内对心理健康的测量、评估以及相关的原因分析、对策的研究众多。但在心理健康评估中，使用的最多的量表是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其他还有Zung焦虑量表(SAS)，生活事件调查量表等。严格说这些都不是专门的心理“健康”评估量表，而是反映心理负面、病态的倾向，用这些量表来刻画心理健康状况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批评。例如，在以大学生为样本的大多数研究中，大学生的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各项得分都高于全国青年常模，但如果据此得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良的结论不免有失偏颇。实际上，在国外SCL-90只是作为“幸福感”的负面指标与评价工具来使用的。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发展与应用正面指标，从积极的心理状态方面刻画与评价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从而准确把握学生的心理轨迹，为现代心理教育的评估、诊断、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这已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其实，我国1997年就已经有人用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和Kamman和Flett制定的情感量表对大学生进行测试(景淑华、张积家。1997，)，尝试将幸福感指标引入大学生研究中。
(三)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健康教育增加新内涵
心理健康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很多困惑。诸如：什么是心理健康教育?为什么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正在做什么?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做什么?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做什么?心理健康教育该如何操作?积极心理学为现代心理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与内涵。
心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与行动，目标就是培养拥有积极人格，能够创造幸福、拥有幸福的人，使人的生理与心理，人格与社会性相互融合、转化和提升。积极，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状态，而是对生命的理解与领悟，是对人生价值的自我直接肯定。对美好生活的感觉和衡量将丰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将不断开拓新的教育视野。
三、积极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作用
(一)理论基础的创新
1、理论的变革
心理学是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理论来源和技术支持。什么样的理论决定什么样的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导向”模式是在传统心理学消极影响下形成的工作方式，究其实质是因其理基础的性质决定的。积极心理学是不同于以往心理学的积极理念，是致力于研究人类积极力量与美德的科学，其理论给心理健康教育注入了积极的血液，从消极走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实现了理论的创新。
2、理论的整合
心理健康教育虽然轰轰烈烈发展二十多年，但是，这二十年来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说是在没有相对确定的理论基础的情形下倔强地成长着。它就如同一个流浪的小孩。一会敲敲精神分析的门、一会拍拍人本主义的窗，在行为主义家寄宿几天又在认知心理学家短暂做客。心理健康教育游走在各种理论之间，虽说亦可以集各家之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统一的思想和理念指导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家一个做法”，干预手段随实际工作者对各理论的掌握程度或喜好而定的现象。
积极心理学将散落在心理学领域中的有关积极内容的研究集合在一起，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的积极品质和力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拥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治疗技术。因此积极心理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基础创新还表现在理论的整合方面。
(二)教育思路的创新
1、构建积极品质，实现积极预防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自身存在着可以抵御精神疾病的力量，它们是：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等。积极心理学认为单纯地关注个体身上的弱点和缺陷不能产生有效的预防效果，人类自身的积极品质和美德正是战胜心理疾病的力量，通过发掘并专注于人类自身的积极潜力，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预防。
积极心理学认为在预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在个体内部系统地塑造各项能力，而不是修正缺陷。预防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门有关人类力量的科学。其使命是去弄清如何在青年人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通过可靠并有效地测量这些起到内驱力的积极品质，进行适当的纵向研究来弄清这些品质的形成过程、途径，并进行恰当的干预以塑造这些品质，采取方法增强这些积极品质从而实现积极预防。也就说心理学家教会人们如何使用乐观的品质，就可以非常有效的来预防抑郁和焦虑，而不是去一味地去修正缺陷。以此类推，如果我们希望处在高危情况下的青少年能都避免出现问题，有效的预防不是简单的去治疗，而是发掘并培养他们自身所拥有的积极品质。
2、使用积极指标，评价心理健康
积极心理学家Diener认为心理健康有三个标准：一是主观性，心理健康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客观条件只作为影响主观体验的潜在因素：二是积极方
面，心理健康并非仅仅只是消极因素较少。同时也是积极因素较多：三是多维性，心理健康应包括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还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分为正负两个方面，它不仅仅是负面情绪、情感的减少，同时也是正面情绪、情感的增多，幸福感、生活满意感都是心理健康重要的测量指标。
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提出的心理健康四条标准中有一条是“具有幸福感”。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正面指标，或者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正性维度，或者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内容。程灶火等认为：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研究是心理学传统目的的补充，有利于增进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理解，同时也为探讨心理障碍的机制提供一种新的途径。可见，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幸福感是基于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态度和评价而建立的指标，它是通过人们的心理状态、满意程度的测量而获得的，能深刻地反映心理素质的综合状态，是解释和衡量心理健康水平的正面的、核心的、重要的指标，为全面反映心理健康水平开辟了途径。
(三)技术手段的创新
1、多种测量技术
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的新型心理健康教育以正面指标评价心理健康状况，而作为正面评价指标之一的幸福感的测量技术已经形成以结构化问卷测量为主体并结合其他评估技术的多样化测量体系，为全面、准确、深入揭示幸福的本质，评估生活质量、生活满意提供着坚实的技术基础、技术支持。
2、积极心理干预
【关键词】乐观；态度；积极体验；积极心理学
人类对乐观的阐述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的莱布尼茨（G.W.Leibniz）。他认为乐观是一种天然的认知方式――即使美好善良有时会伴随着一定的痛苦，但最终必会将其战胜。尽管当代心理学对乐观的解释还莫衷一是，如气质性乐观、解释风格等，但总体上来说，心理学倾向于将乐观视为是人的一种积极体验。
一、乐观的定义
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泰尔格（L.Tiger）认为当个体把某种社会性或物质性的未来期望视为社会上所需要的、能为他带来快乐的或是对他有利的，那么与这种期望相关联的心境或态度就可以称之为乐观。从泰尔格对乐观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乐观至少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
首先乐观是人的一种主观心境或态度。同样的一件客观事实，不同的人由于期望不同而对其就具有不同的认知和评价，并使人产生与评价价值相对应的态度或心境，于是如果评价是对自己有利的就产生乐观，反之则产生悲观。
其次，尽管乐观是指向未来的，但它会对现在或今后一段时间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乐观不针对现在或过去，它是一种主观愿望的结果，且这种建立在愿望基础之上的结果会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行为。
二、有关乐观生成的理论
1.天性论。天性论认为乐观是人的一种天性，人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则会助长或限制这种天性的发展。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很多，如苏格拉底、尼采、弗洛伊德、马斯洛、罗杰斯等。但这种天性论往往具有消极的意义，包括索福克勒斯、尼采等都认为人具有乐观的天性只是为了延长自身的痛苦。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一些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并不是严格按照现实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而是以一种天生乐观的心态来思考和行动。从现有的一些心理学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那就是大部分人的得分都会高于理论上的平均分。这一结果表明每个人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似乎都在平均数以上，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由此研究者认为心理健康的人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乐观倾向。
2.学习论。还有一部分心理学家则认为乐观是由于后天的学习而造成的个体差异。持这种观点的心理学家大部分是行为主义者，他们认为后天的学习是乐观形成的必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乐观是人在特定的情景中获得的一种特定的机械反射，是反应与强化之间的短暂性联结。因此，要获得乐观必须借助刺激(S)与反应(R)之间的紧密联系，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结合得越紧，乐观就越容易通过学习而获得。
另一种学习论观点持有者――社会学习论心理学家也认为乐观是由学习而获得的，但他们认为，这种学习过程并不是单向的S-R过程，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会对S与R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意义做出判断，并在判断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进行学习。
三、积极心理学对乐观的解释
乐观一直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积极心理学对乐观的理解综合了天性论和学习论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天生的遗传基因为其提供了一个乐观基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基线，而一个人后天的经验和学习则会进一步助长或抑制其乐观的程度。
在众多理论中塞里格曼所提出的理论最受推崇。赛里格曼在对乐观进行解释时，引入了习得性无助理论的归因再形成模型中的“解释风格”一词。简要地说，习得性无助理论认为动物和人在经历了令其不愉快且自身无法控制的事件之后，会变得无助、被动和反应迟钝。赛里格曼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自身的行动和事情的结果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例如当人们遭遇逆境后，总会去寻找原因，如果一个人认为产生这种逆境的原因具有稳定性，那么他的无助感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认为产生这种逆境的原因具有普遍性，那么他的无助感就会扩散到与他相关的其它事件上；如果个体认为产生这种逆境的原因具有内在性，那么他的自尊就会受到伤害。
赛里格曼认为乐观是一种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解释风格，解释风格是指个体在成功或者失败后，进行归因时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倾向，并将解释风格分成了两类：乐观解释风格和悲观解释风格。一个人如果学会了把自己所遭遇的失败归因于外在的、暂时的、特定的因素，而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功归因于内在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那么他就具有乐观解释风格。
在当今社会，对乐观的研究结果对个体和社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对于乐观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对乐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更多有关乐观的内在意蕴必将被揭示出来，进而挖掘出它对人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宝贵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海贤，陈洁.希望疗法：一种积极的心理疗法[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2（1）：121-125.
关键词：组织健康；积极心理学；工作满意；积极应激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072—04
一、组织健康的概念维度与既有研究路径
历史上看，组织健康的研究源于人们对工作压力（工作应激）对员工健康影响的微观研究，后发展为宽泛意义上的综合性研究，逐渐包含了个人、组织和社会的三重维度。王兴琼和陈维政在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有关组织健康的定义后，曾将组织健康定义如下：一个组织能正常有效地开展经营管理并具有持续成长和发展能力的状态，它既注重内部发展能力提升，又能有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从而有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员工主观满意与客观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
当然，学界对组织健康的概念理解实际上经历了由浅到深、由单一到综合的转变过程。早期组织健康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如何改进组织绩效，而这主要体现为组织在财务上的成功；中期研究认识到组织健康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财务健康，还应当包括员工的身心健康；晚近的研究则进一步地认为，组织健康应当包括财务成功、员工健康、环境和谐（包括肩负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康的组织文化）三重维度。从最近几年国内外研究的进展上看，这种综合性的组织健康概念已经得到较为普遍性的认同，多数研究虽然具体的定义并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倾向于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模式，反对以财务成功作为组织健康的首要衡量标准，突出组织健康的多重内涵。
如何在实证层面上界定组织健康的状态表现，从而涉及到组织健康研究中的第一个实质性难题，也就是组织健康的个体操作化研究路径问题。从现有研究看，这主要体现在“负面取向”的研究思路：因为正像人们很容易界定疾病、却难以界定健康一样，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组织中的某些现象定义为病态，却很难寻找到合适的、可操作的标准来界定组织的健康状态——尤其是在组织健康的定义已经脱离了财务健康这一最具操作性的维度后。员工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标准应当如何定义。为此，有学者提出了折衷式的主张，即一种反向界定路径：既然不太可能对健康组织做出实证定义，那么，为何不使用从其反面人手，从组织不健康的症状反推组织健康的表现？由于组织不健康可以表现为利润、生产率不断下降，缺勤率、沟通障碍不断增加，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缺失、漠视组织荣誉，决策集权严重、员工参与度低，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之间信任程度低等；那么，组织健康的表现也可相应地表现为：沟通、分享和参与、忠诚和承诺、士气、组织声誉、道德规范、绩效认知、目标一致、领导、培训与发展、资源利用。
这种研究取向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正如健康不能完全等同于“没有疾病”一样，简单地从组织的病态入手反推组织的健康状态，也存在其逻辑缺陷；这种思路的重要缺陷在于，它是一种偏向消极的组织健康观，类似于疾病预防与治疗的思路，防止正常的组织陷入不良状况、或者帮助陷入不良状况的组织恢复常态，而不是着眼于帮助处于正常状况的组织进一步提升其健康程度。况且，研究者关于组织健康的表现的罗列，如果分类过少则容易失之单薄，分类过多又容易造成重复。因此，这种组织健康研究实质上是一种消极取向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有一些基于实践调查的商业机构也有探讨组织健康问题。例如，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零点前进策略咨询有限公司在2012年的《2012中国企业健康指数》中，提出了中国企业健康的“三九理论”，其中包括企业家精神、企业行为、商业环境“三个维度”，每个维度下包含着创新力、创业力、领导力、竞争力、合规力、责任力、市场力、服务力和包容力等“九个元素”。相较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此类研究中的组织健康显然更注重企业自身的绩效和企业主的个人能力，而不是员工的身心健康；在分类模式上，也同样有分类过多和容易重复的弊端；在表达形式上，主要还停留于理念层面的提倡和经验层面的总结，而缺少更深入的实证数据支持和模型化构建。但它们仍反映出组织管理实践领域对组织健康的一种认识，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术研究中的组织健康概念。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组织健康的研究仍停留在指标建构的层面上。虽然研究者对组织健康中财务成功、员工健康、环境和谐的三重维度认可度较高，但对于后两者的指标建构仍呈现出混杂多元的局面，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消极健康倾向，与真正的“健康组织”仍有一定的距离。
二、积极心理学的三大研究层面
积极心理学倡导“3H生命价值观”：幸福、健康、和谐（Happy、Healthy、Harmonious）。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社会组织机构建设这三大方面。积极情绪体验包括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希望以及乐观等；积极人格特质包括勇气，热情、韧性、创造力、好奇心、正直、自我认识、自我调节、自制力以及智慧等；积极组织的研究包括如何建立和发挥积极的组织优势，如公正、责任感、教育能力、职业道德、领导力、团队精神、愿景等。实际上，积极心理学的每一个研究层面，都与组织健康的多元维度相对应。
例如，组织健康中无法忽视的一个研究主题就是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而这正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得较多较好的一个领域。主观幸福感涉及情感范畴和认知范畴，情感范畴由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这两个不同的维度组成，它们构成了相互关联的变量，决定着主观幸福的质量。主观幸福感的认知范畴涉及生活的满意度，包括对于整体生活的满意度和特殊生活的满意度。作为主体积极心理体验的一种状态，主观幸福感表现了个体对生活所产生的主体水平的、较为稳定的并且是一种更为全面和综合的体验。因此，主观幸福感具有三个标志：主观性、稳定性以及综合性特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本身早于积极心理学的产生，但后者的兴起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对幸福感的研究，而且使研究者更重视利用实证的方法和客观的指标来检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水平。一般来讲，这一类主题的研究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其一，研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维度、结构、内容和指标问题，制订更有效的问卷与量表来测查人类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程度；其二，探讨影响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比如不同的性别、年龄、学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工作性质、文化境遇、人格特征、性格类型、期望水平、生活事件、认知方式等因素对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体验的影响作用，以便更好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幸福度指数。现在，有关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的量表已经较多，适用于工作场所的通用性工作满意量表和针对特殊工作人群的工作满意度量表也多有建构。这就为组织健康研究提供了相当有效的基础工具与比较研究基础。
同时，积极心理学还主张研究积极的人格特质，而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正是组织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组织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特质是人格心理学用来说明个体所具有的稳定的、长久的性格特征。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以往被人格心理学所忽视的积极人格特质方面，而不是集中在人格的消极特点以及人格问题方面。它特别强调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认为只有将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结合起来，才能共同构成积极人格发展的动力源。同时，积极心理学重视实现积极人格潜能的途径，认为积极情感体验的产生、自尊水平的提高在人格成长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实现积极人格潜能的重要桥梁。积极的情感体验、较高程度的自尊感，再结合社会环境、教育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可以共同促进积极人格的发展与实现。这些思想对于如何实现塑造员工的积极物质、提升组织的健康水平，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在积极人格方面，积极心理学研究得较多的是乐观这一人格特质。乐观是个体期望社会或事物能给自己带来社会利益或愉悦感时所伴随的心境和态度。如果说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于过去生活感到满意从而产生主观幸福体验的话，那么乐观就是个体对未来的积极看法与感受。具备乐观主义特征的个体倾向于对事物做出正向的推测，持有积极生活态度，这种推测和态度能够带给人们愉悦的心境，从而能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乐观是一种人生态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个体都能够采用积极的态度来解决目前的状况，把消极转变为积极，把悲观转变成乐观。从组织健康的角度看，如何选择和培养乐观的员工，对于建立健康的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不仅仅是微观的，它还包括社会层面的研究，即致力于建设积极的社会制度和组织，不断完善良好的人类生存环境，努力让社会变的更美好、更健康、充满活力，从而促进人类的全面的发展。
积极心理学努力建设良好社会机制和制度的思想还应用在其他方面，如人类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国家政治体系的维护、大众媒体的传播等。已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机构认识到了积极心理的重要作用，并将其引人到本领域的治理和管理工作中，并由此得到了广泛地认可。现在，许多组织都在努力创造一个能够促进员工自身积极品质培养和正面思考的综合制度，从而提升员工的动机和目标，以面对不可预测的组织发展问题。组织的内部环境由此得到了更好的改善，而这正是组织健康研究日益得到关注的基本背景。
三、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组织健康框架构想
不论是积极心理学还是组织健康，其研究都处于快速发展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和运动，而不是一个紧密的理论整体，也欠缺统领整个发展趋势的整体模型和研究纲领。结合组织健康的基本维度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层面，拟构想一个综合性的组织健康研究框架，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首先，在大的研究框架上，可以将组织健康分为工作满意、组织绩效和社会责任三大维度（图1）。其中，工作满意包括组织内的工作人员（包括组织的创立者、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生理健康与主观满意两个次级维度。许多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往往将调查对象局限于普通员工和中下层管理人员，实际上，组织的创立者（在商业组织中往往就是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也是衡量组织是否健康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当下社会中，许多企业家和组织的高管人员由于对整体制度与组织生存环境的不满，背上过于沉重的心理包袱；他们或是过于追求短期的经济绩效，或是太过注重个人短期内的自我实现，从而过度劳累甚至猝死。这些案例并不鲜见。因此，应当将他们的身心健康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列人其中。而且，对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的考查，应当有别于对普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考查，因为这些创业人员与高管人员的工作动机的构成及水平都可能显著地不同于普通员工，因此宜构建专门的量表进行测量。目前，通用性的工作满意度量表已经得到较好的使用，但专门针对企业家的工作满意度问卷还有待建构和执行，这也是组织健康研究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
在组织健康的工作满意层面，积极心理学已经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主题。例如，积极的领导方式、培训方式、工作心境、主观幸福感、心理韧性、积极情绪及应激管理风格等，都可能影响到企业家、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且其研究视角往往异于传统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仅以有关积极应激（积极压力）的研究为例，它是与组织健康紧密相关的一项内容。在以前的研究中，无论是医学界还是管理学界，多数研究都认为应激是生活中各种刺激事件和不利因素对人们造成的困惑或威胁。因此，这些研究认为对于应激的工作重点应在于预防与控制应激。但实际上，工作应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外界的应激源，员工个体可能根据自己对应激的评价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应激反应。当人感觉到适度的应激时，会有意识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应激就可以变成发展的动力。当然，如果应激过大，就会使员工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产生一系列的异常反应，给员工个人和组织带来消极后果。然而，传统研究对消极应激的过多关注，实际上造成了应激管理的消极倾向偏差。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看，如果组织将应激分为应激源和应激反应两个侧面，并把应激反应分为积极应激反应与消极应激反应两个层面。那么，应激管理就不应该只是仅仅针对消除应激而进行的被动控制，还应该考虑积极应激反应的存在及其积极结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考虑到个体的评价这一重要的中介变量，因为个体的差异性可能会让他们对同一个应激源做出不同的评价，从而产生不同的应激反应。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仍然都可以将应激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侧面。因此，组织中合理的应激管理机制，应当包括消极应激控制和积极应激建构两大层面。在实行应激管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控制消极应激源，控制消极应激反应的出现；另一方面要创造能够产生积极应激反应的应激源，让员工更多的拥有积极应激反应。只有消极应激管理与积极应激管理同时进行，互相协调、互相补充才能实现应激管理的目标，即降低应激消极影响，发挥应激的积极影响。针对消极应激的管理，其主要目的应是降低已经产生的消极结果，或者根据理论和经验尽可能避免消极应激的产生，将消极的结果最小化。而对积极应激管理，其目的则应该是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的身心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并保持住这种状态，让员工充分发挥自身的才智，从而实现员工价值和组织目标。在进行积极应激管理时，组织可以根据组织内部员工应激状态，对这些因素进行相应调整，从而实现对应激源的有效控制。
在组织绩效方面，现行的财务指标已经较为丰富，且与积极心理学重合度不高。当然，衡量组织的绩效并不能单纯看短期的经济指标，还应当从长远程度衡量组织愿景的实现程度，这才能从宏观的角度考查组织的发展过程及其对其使命的忠实程度。
建设积极的健康组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组织中的个体、群体、领导者和整个环境系统的协调努力。与此相对应的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强调个人积极体验和积极特质，它还同时强调个体和组织要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建构与社会运动的发起中，通过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善而提升组织的健康水平。而组织健康的第三大维度正是组织的“社会责任”，这虽是一个欠缺统一定义的概念，但各种概念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作为整体的组织与外界环境的良性互动，这与积极心理学的第三大研究层面的理念不谋而合。如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即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从更一般意义上看，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这一维度正好与积极心理学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层面相挂钩，故可以将两者更好地整合，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
如此，在积极心理学的启发下，对组织健康的干预层面就应当包括个体层面、个体间层面、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这四个方面。个体层面，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发展个体的积极特质；个体问层面，积极塑造良好的工作人际氛围；管理层面，改进管理方式与领导风格；政策层面，推动有关员工福利的有关政策的出台与执行。积极心理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进展，可以帮助组织提升其健康水平。同时，组织总是处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因此，在应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推动健康组织的建设时，也应注意与组织所处文化环境与组织内部的文化相兼容。同时，由于生长的环境以及历史问题，中国员工虽正在逐渐适应高效率的工作环境，但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不适应，面对工作应激时容易选择逃避或消极怠工。为此，组织应根据员工的能力给予适当的工作，与员工进行职业生涯发展对话，缓解其生理和心理上的应激反应。另外许多中国员工存在对工作晋升前景等职业发展问题的担忧与焦虑，此时，企业可以借助国际上流行的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员工援助计划）项目来缓解员工在此方面的应激。同时，组织可采用更加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从而在制度层面上为员工提供更多的职业生涯发展机会，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提高组织的健康水平。
四、结语：迈向积极健康观的组织健康研究
1997年，Pinker在《大脑如何工作》（HowtheMindWorks）一书中提出了“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方法。在技术上，我们通常是先设计和制造某种装置，然后再用它来实现相应的功能，完成相应的任务。而反过来，如果我们不知道某种装置的设计制作机制和过程，那么就可以通过分析它的功能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来对它的内部设计机理做出一个假设式的预测说明。同理，假如我们把人类的适应策略以及相应的行为看作人类心智的功能，那么就可以根据这种功能的实现来假定内在的心智结构，猜测这种心智结构是如何被设计和创造出来的。为了获得心智结构方面的知识，就对心智的功能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关于内在设计机制结构的假说。这就是逆向工程的研究方法，其实也就是从功能到结构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类似于Cosmides和Tooby提出的“预测的进化心理学”。Cosmides和Tooby将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区分成解释的和预测的。解释的进化心理学主要是针对当代的人类行为，给出一个关于其起源的假说，其实也就是用祖先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假说来解释当代的行为。预测的进化心理学则主要是认为祖先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是借助于内在心智结构的适应来加以解决的，于是外在功能来源于其内在结构而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外在功能的分析，来对其内在心智结构的设计机制提出一些可能性假说。在上述两种研究进路的基础上，Buss提出了进化心理学分析的层级理论。
Buss认为进化心理学的分析层次，包括一般进化理论（如广义适应性理论）、中级水平的进化理论（如性选择理论），和具体的进化假设（比如，若雄性会给后代提供资源，那么雌性在择偶时会考虑对方获取资源的能力和向自己投资的意愿）。在这些进化心理学分析层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两种形成进化假设的科学策略。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理论驱动型，从较高层级的理论推导出较低层级的理论，比如从广义适应性理论，我们可以推导出人类会更多的帮助较近的血亲，而不是较远的亲属或者陌生人。另外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观察驱动型，从较低层级的经验现象得出较高层级的假设性理论解释。比如，从男性在择偶时更看重女性的外貌这一事实，可以得出女性外貌在远古时是男性推断她们的生育能力的重要线索之一这样的一个假设性解释。Cosmides和Tooby给出的研究方法，相比较Buss给出的研究方法，更多体现了进化心理学自身研究方法的特色，是进化心理学家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更容易操作的方法，也是为大多数人所支持的一种研究方法。首先Buss的研究方法是任何学科都具有的一种形式，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建构符合它是毫不奇怪的。其次Buss给出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更多是一种理论重构，是对于已经建立的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做出一个层次划分，并没有真正反映出进化心理学家在做实验研究时真正采用的研究进路。所以，Cosmides和Tooby夫妇给出的两种进化心理学研究进路代表了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Buss的理论则是对上述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了理论重构。所以如果抓住了解释的进化心理学和预测的进化心理学这两条基本研究进路，我们也就把握住了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二、“假设的故事”的批评
所谓“假设的故事”，是针对进化生物学中的适应主义纲领的批评。1979年，高尔德（S.J.Gould）和列沃汀（R.C.Lewontin）发表了题为“圣马可的三角拱腹与潘哥洛斯范式：适应主义纲领的一个批判”的文章，总结并激烈地批判了适应主义纲领（adaptationistprogramme）。他们所说的适应主义纲领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自然选择具有至高无尚的力量，它用于支配生物体的设计与建造的，将是可能方案中最佳的。按照这种纲领来研究适应现象，通常要进行两个主要的步骤：一是，“生物被原子化为‘性状’，这些性状又被解释为由自然选择按其功能设计的最佳结构”；二是，“逐个部分的最优化失败后，通过断言生物不能每一部分都最优化又不伴以其他部分的消耗，而承认了相互作用。‘权衡’观念被引入了，生物被看成是（满足各种）互斥要求的最佳妥协方案”。高尔德和列沃汀还列举了适应主义者的论证风格，如“当一个适应性论证失败了，就去试另一个”、“如果一个适应性论证失败了，就假定还存在另一个较弱形式的论证”、“强调直接的功利性而排斥结构的其他性质”、把适应性论证的失败归因于对生物的生命缺乏完善的理解，等等。他们所要指出的是：一个适应性故事的拒斥经常导致它被另外一个解释所取代，而非导致对于是否需要一个不同解释的怀疑；一个故事的接受标准是如此的宽松，他们可能不需要确证就可以成立。也就是说，适应性假设具有很大随意性，缺乏一个客观可靠的步骤、程序，也无法提供经验的证明。高尔德和列沃汀对适应主义纲领的批判也成了对于解释的进化心理学最为著名的批评，因而也是对于进化心理学作为科学的最大障碍之一。Cosmides在一个采访中回应了这种批评：“具有专业进化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任何特征的事后解释进行虚构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解释具有重要的约束。”也就是说进化心理学提出适应性假设的过程，是有着严格标准而绝非任意的，那些批评进化心理学是随意编造的人都是门外汉，根本不具有专业的进化生物学知识。Holcomb还明确地辩护道，进化心理学是一个最佳解释推理，而最佳解释推理是科学事业中经常用到的研究方法，所以进化心理学的解释也是科学的。
这里，需将“假设的故事”和“最佳解释的推理”背后的逻辑展示出来。我们不妨先构造一个进化心理学的例子。通过对当代人类个体行为的观察可以发现，1号男性喜欢腰臀比更低的2号女性而不是较高的4号女性，3号男性喜欢腰臀比更低的6号女性而非更高的8号女性，5号男性……，等等。这时，得出归纳命题：当代男性中的大多数喜欢腰臀比值低的女性。我们暂时接受描述当代人类行为的命题是真的。对于这个当代人类行为的归纳命题，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一种解释的假说，认为这是由于远古祖先面临着一个在繁殖中选择最佳婚配对象的适应性问题，如果那些具有喜欢腰臀比值低的女性这样一个内在心理倾向的男性，其繁殖更为成功，那么经过多代的繁衍，当代人群中具有喜欢腰臀比值低的女性的内在心理机制的男性的数量就会更多。对此，进化心理学家所经常使用的表述，往往是将许多概念混杂在一起，让人感觉似乎有道理，但概念的定义不明确，逻辑线索不清楚，同时也缺乏一种有力的理论表述形式。实际上，其核心命题不过是描述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界环境条件所要求的适应性问题，同时在一部分人群中出现了形成解决方案的内在心理机制的变异；第二个阶段则是自然选择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就是某些内在心理机制的变异能够成功解决适应性问题，从而具有这种内在心理机制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繁殖率，经过自然选择其后代数量也就更多。概括起来说，自然选择偏好那些具有能够解决远古适应性问题的内在心理机制的个体。令上述的解释性原因为假说a，把被解释的当代人类行为称作假说b，然后从a可以推出b。根据a和b的真假，可以得到一个因果推理、一个最佳解释推理和一个讲故事的假设：
1.如果a被考古等多方面的证据表明为真，b作为一个归纳命题被接受为真，那么我们对b作出解释a时不会感到任何困惑。这正如用“下雨”对“地面湿”做出因果解释一样。
2.如果a的真没有得到有效的证据，而b作为一个归纳命题被接受为真，并且如果a是真的，则相对于其他可能性假说b得到最好的解释，于是有理由认为a是真的。这是具有盖然性的溯因推理。接受大爆炸学说也是这样：为什么所观测到的宇宙数据是如此这般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比其它学说的解释更为合理（有更多的归纳证据），于是大爆炸学说被人们所广泛的接受。
3.如果a没有得到有效的证据证明为真，而b作为一个归纳命题被接受为真，并且如果a是真的，则b得到一个并非最佳的解释，那么a就是一个随意的假设。这就是真正的讲故事了，比如为什么所观测到的宇宙数据是如此这般的，神创说比起宇宙大爆炸学说就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就好象讲故事一样，中国人可以说是开天辟地，而印度人则说是梵天创造了世界。在批评者眼中，进化心理学属于第三种情况。他们把进化心理学中远古适应性问题的假设都看成是随意编造的故事，看不到进化心理学家在做出适应性假设时遵循的严格规范，把典型的最佳解释推理或溯因推理完全混同于“选择万能论”的适应性论证。实际上，进化心理学家大都强调他们的理论在解释力上优于行为生态学的，其根据就在于归纳证据的数量。同时，进化心理学在给出适应性问题假说时，广泛吸收了进化生物学、神经生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成果，有必要的科学事实依据。强调最佳的解释力及假说的科学事实基础，就是最佳解释推理区别于“假设的故事”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这两个特征也最佳解释推理作为科学方法的基本条件。Holcomb指出：“进化心理学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套精致的专门的技术来检验关于行为的适应意义和相关机制的假说。……随着证据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认为这些进化假说是值得选择的，同样认为它就是正确的。”
三、对内部心智结构的预测
有些批评者认为，进化心理学家都在忙于为当前的人类行为编织各种各样的可能解释，很少做出一些可供实验检验的经验预测。即使偶尔对内在心理机制的结构构建出了各种模型，但这种预测也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猜测，仍然缺乏明确的关于内在心智结构的独立证据，因而也是成问题的。而进化心理学家则明确表示，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就是提供有关内部心智设计机制的预测，其途径和方法是：根据有关的环境信息输入以及心智模块所执行的任务、表现出来的行为功能来预测内部机制。进化心理学家的具体作法有下面三个步骤。第一，进化心理学家首先假定：我们都有一个石器时代的大脑，大脑最初被设计制造的时候是用来解决远古适应性问题的，所以我们关注的不是当前环境条件下的输入输出，而是远古环境条件下的输入输出。第二，大脑对输入的信息进行计算然后输出特定的行为。通过大脑的功能也就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任务，可以对它的内部设计机制做出合理的预测并构建出近似模型。这就类似于平克（StevenPinker），所说的“逆向工程”方法，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装置的功能，那么就能够对其内部的设计机制做出一些合理预测。第三，对于大脑内部设计机制的假设模型仍然要进一步经受检验，具体的做法就是考察其输入输出是否完全符合我们大脑的真实输入输出，也就是考察假设模型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输出是否符合人类的真实行为，符合度越高，那么我们的假设模型就越逼近对于大脑内部结构的真实描述。
按照Silverman的一项研究，我们的男性祖先要四处奔波狩猎，而女性祖先则是在固定地方采集，在这两种适应性环境条件下的男女具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综合有关环境信息输入和行为输出的情况，可以假定男女具有不同的空间辨认模块，男性更加擅长于运动中的精确定向和对三维物体进行心理转换，而女性则更加擅长于记忆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男女具有不同的空间辨认模块”的假说，还要被运用于预见男女在其他方面的行为差异。比如，男性注重通过变换居住地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女性更注重通过装饰和重新摆放家具来改善居住条件。如果根据空间辨认模块假说做出的预见都是真实的，就能证明人类男女大脑中的确存在不同的空间辨认模块。这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相似性。认知心理学强调将条件与结果加以对照，即将输入和输出联系起来进行推理，以发现某一心理现象的内部机制。因此，认知心理学特别注重实验设计，以求获得判定内部心理机制所需要的材料。不过，进化心理学并非是对当下的输入输出进行操作，而是通过考察远古环境的输入和人类行为输出之间的适应关系来预测内部心智结构的。
进化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同样地把人类大脑假定为一个信息处理装置，都相信这个装置里面充满了成百上千台功能分化的微型计算机，每一台计算机专门负责处理一个特殊的适应性任务。其实，整个认知科学都采用这种功能主义研究进路。虽然无法知道心灵的物理-化学结构，但可以知道电脑的内部设计机制。而且，当把电脑看作是人脑的模型时，可以成功的预见许多人脑支配行为的许多特征。按照功能主义的主张，即使在缺乏关于黑箱内部实际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凭借其输入输出，构建出各种功能模型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所以即使没有细胞学和生物化学的证据，孟德尔关于遗传因子（基因）的研究也是科学的，同时只要承认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就没有理由怀疑进化心理学有关内部心智结构研究的科学性，因为虽然各种心智模块假设还缺乏直接的独立证据，但这不是进化心理学独有的“缺陷”，而是一切以模型为工具的科学研究共有的特征。
四、进化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对于进化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许多批评，大都是出于对进化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误解。进化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溯因法和功能分析法，都具有科学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进化心理学在运用上述两种基本研究方法时完全没有缺陷。实际上，它仍然面临着直接证据不足、缺乏可检验性以及概念的定义不清晰等方面的困难。直到目前，进化心理学家还没有考虑在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基础上为诸如心智模块这样的内在心智结构假说提供直接的证据。这就使得进化心理学远离了公认的科学事实。尽管直接的独立证据并非必需的，但置已经得到科学家广泛公认的科学事实于不顾，让心智模块完全中立于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进步，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缺陷。假如能把某种心智模块与特定的基因联系起来，有关内在心智结构的假说就有了直接的证据。而做到这一点，在当前的科学背景下是有可能的。可惜，进化心理学家还没有打算这样做。进化心理学的功能分析要针对远古人类来进行。这就需要搜集大量的古人类学资料。这不仅超出了进化心理学家的能力范围，即使是古人类学家搜集的资料也是不完整的。如果说进化生物学家还有古生物学提供的化石作为直接证据，那么进化心理学家就没有可资研究的关于远古人类行为的“化石”。根据今天的人类行为去推测远古祖先的心智结构，无论如何是难以从经验上加以检验的。更为严重的是，进化心理学家对这样一种困难还缺乏深刻的自觉。进化心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例如，男性和女性的空间辨认模块，就是两个含糊不清的概念。进化心理学家不能把男性的空间辨认模块与狩猎行为稳定地对应起来，也不能把女性的空间辨认模式唯一地与采集行为对应起来。因为男性有时也愿意从事采集活动，女性有时也参与狩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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