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4 11:53:28
导语：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褚畅（1994-），女，汉，河南省洛阳市，本科，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价值的规范体系，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而司法体制改革也是涉及宪法体制的宪法问题，司法改革是为了完善司法体制和制度，就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那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即如何根据我国现状进行改革，就是这篇文章主要陈述的问题。
关键词：宪法；司法改革；改革方向；改革内容
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对旧有的司法体制、司法程序以及司法制度除弊创新，即革除其中阻碍司法正常运作的弊端陋习。而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为引导，因此，只有确立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希冀目标，才能在正确目标的指引下正确地实施司法体制改革，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南。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无疑是这份指南的源泉，它内在包含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要素，则是指导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理念。
一、从司法体系本身确立司法体制的改革方向
制定目标，需要立足于自身现状和自身特点之上。面对司法体制改革这一重大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宪法的角度进行审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在思考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发现宪法中带有指导意义的要素，契合宪法思想，完善司法体制。
（一）方向之一，司法体制趋于保证民主
在我国，人们更多地将“人民”朴素地表述为“人民当家作主”。从宏观上讲，司法民主是指司法权来源于人民，司法旨在打击犯罪，维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司法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民的；从微观上讲，司法民主是指在承认和保护诉讼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当事人充分、有效地参与其中并对其程序性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对其意见予以同等重视，它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诉讼当事人的。在司法民主这两层涵义中，前者是宏观意义上的司法民主，后者是微观意义上的司法民主。
（二）方向之二，司法体制趋于完善法治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司法法治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法治是法治原则和理论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化。在内容上，司法法治包括两大层内涵。首先，司法须合法。其次，违法司法依法负责。作为正义的守护使者，司法人员不但要“护法”，而且更要带头“守法”，其亵渎法律的行为应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方向之三，司法体制趋于维护人权
人权保障和救济的方式方法具有多样性，但终究也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保障，而且司法机关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保护任何权利受侵害的社会主体的实体权利和诉讼主体程序权利。所以，人权保障的最终手段还是依赖于司法。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人权的守门神。我们必须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司法人权，因为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的价值目标。
二、从宪法角度分析司法体制的改革方向
根据宪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仅应从司法体系本身进行分析，而且应从宪法层面进行分析，考究宪法中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哪些具体的规范指引，明确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司法体制框架体系，并在此框架体系内找到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空间与界限，从而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实践司法体制改革。
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宪法蕴涵的社会主义理念在司法领域中的体现，司法工作要坚持改革创新，司法工作要在立足国情、总结司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和吸取外国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司法的改革创新中，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司法的普适性与司法的文化传承性的统一、司法的民主性和司法的科学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法治的公正精神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方面，其中司法公正尤为突出。而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因此就是往往需要由司法效率来保证。提高司法效率，不仅可以使被害人的权利及时得到救济，还可以使受损害的法律秩序及时得到恢复，同时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在社会主义司法领域，应坚持公正与效率的辩证法，以公正统领效率，以效率保障公正司法保障人权原则是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是司法权机关的根本宗旨和宪法职责。
三、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
司法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我国宪法确立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自身的趋势，而改革的具体措施应当通过更加完善的司法制度设计使这些精神和原则体系得以贯彻落实。
（一）净化司法环境
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腐败略显严重，且腐败情况一年甚于一年，性质日趋严重。提起对司法腐败的各种研究，其价值不言而喻，根本的办法就只有司法法治，以法治司法。这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由于现代法治处于初级阶段，司法腐败空前的泛滥，在“司法大检查”的实践中，人们注意到了司法腐败现实的和潜在的危险，这决定了司法不但存在着独立的一面，还存在着受制的一面。
（二）进行司法公开
从微观意义上来说，审判公开就是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依法坚持审判公开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审判。在具体审判流程中，审判公开主要包括审前程序公开、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司法公开是保障权利的手段，是司法公正的内在条件与保证。只有这样，司法公开原则才得以彰显。
（三）保障司法人权
在一定条件下，司法是为权利而存在的，它的宗旨在于保障人权。为保护人权，不仅要避免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要在权利被侵犯后给予及时、公正的程序救济，保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有在法官面前充分陈述意见、辩论以及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机会。司法是通过法定程序来实现实体权利的平等保护。如果被侵害的权利不能获得公正的程序救济，那么对于权利的被侵害者来说，所谓“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纯粹就是一句毫无现实意义的空口号。可想而知，在当事人平等、充分地参与司法过程运作的权利丧失殆尽时，司法也非司法。
因而，司法体制改革是涉及宪法的重大问题，应当确立合宪性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全面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原则和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并通过司法公正更好地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从峰.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法审视[N].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在检察一体化的领导体制下，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才能使检察效能得到良好的发挥。本文以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切入点，探析在中央新一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赋予主任检察官独立性，实现检察权内部的独立行使。
【关键词】
检察权；内部独立；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2013年11月，党的十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中央新一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建立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为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探索建立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受追究。2013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在全国7个省份17个检察院开展以主任检察官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将“司法责任制作为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突出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明确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该办案责任制改革关键在于赋予主任检察官在一定范围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强调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地位。由于我国检察机关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属性，长期坚持检察一体化的原则，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加之，检察委员会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集体决策色彩。因此，明晰检察机关内部权责关系，兼顾检察一体和检察独立原则，合理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现行试点改革动因：“去行政化”“明确案件责任”
我国大陆地区检察机关具有司法和行政双重属性，司法性源于检察机关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性体现为检察机关奉行检察一体原则。检察机关的定位依据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一体原则不仅体现在最高检察机关对于全体检察机关、上级检察机关对于下级检察机关的指挥、监督权，也体现在上级检察首长对于下级检察官的内部指令权、监督权，使检察机关通过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实现有效打击犯罪的目的。长期以来，检察系统奉行检察一体原则，对于上级检察首长的指令，检察官具有服从的义务，检察官缺乏独立的地位，导致我国大陆地区的检察工作机制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对于案件的办理实行“三级审批制”，即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办理中涉及到的批捕、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采取逐级审批的模式，实行“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案件经过层层审批，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导致办案效率低下，也背离了司法运行的亲历性，案件承办人没有决定权，案件的决定权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对于案件事实问题的决定仅仅依赖于承办人报送的书面材料，不但影响了司法认知的精准性，也为案件办理的公正性埋下了隐患。检察官作为案件的直接承办人却没有案件决定权，直接影响了检察权的内部独立。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改革，但由于该办案责任制改革仅仅是名义上赋予主诉检察官一定程度的独立权，势单力薄的检察官仍无法摆脱检委会“集体决策”的影响。同时，此次改革并没有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制度设计自身存在缺陷且配套措施缺失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内部的权责关系没有得到合理配置，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也随着这项制度的名存实亡而被搁置。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建立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相比主诉检察官制度，其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组建办案组织，并享有一定程度的案件决定权，独立承担案件责任。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对于实现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弱化了检察机关的行政化色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检察机关内部案件责任承担主体不明。检察机关案件三级审批模式下，承办人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提出法律适用意见之后，报送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据，作出法律适用的决定；检委会作出法律适用决定也是依赖于对于事实和证据的讨论。虽然三级审批模式下的案件责任划分规定为“承办人对事实和证据负责、检察长和检委会对法律适用负责”；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及其执法办案部门经集体讨论造成执法过错的，由集体讨论的主持人和导致错误决定产生的其他人员分别承担责任。案件承办人隐瞒、遗漏案件主要事实、证据或者重要情况，导致集体讨论结果错误并造成执法过错的，由承办人员承担责任。”以上规定似乎明确了案件承办人与检委会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但案件事实、证据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案件事实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合理公正的法律适用决定必然依赖于对于案件事实的亲历性；同时，案件事实认定比法律适用问题更为复杂，只有亲历案件事实认定环节，才能更准确的作出法律适用决定，案件承办人虽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亲历者，却被剥夺了法律适用问题的决定权。检委会背离亲历案件审查环节作出法律适用决定，却仅仅对法律适用负责，落实到具体案件的追责，检委会作出的错误法律适用决定可能全部归责于承办人对于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所以，以上规定对于检察官与检委会之间的责任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检察官与检委会之间的责任难以落实。最终，案件经过层层审批，在检委会浓厚的集体决策色彩的影响下，会出现责任承担难以落实到具体个人，出现似乎人人有责，实则无人承担责任的情况。
二、现行试点改革理论基点：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
检察独立包括检察的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检察外部独立指各级检察院对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不受外部干涉的前提下，保证检察权遵循自身规律得到良好运行；检察内部独立指在检察一体原则的领导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我国大陆地区宪法将检察院独立确立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指人民检察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其他机关，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并不意味着检察官独立，而是人民检察院的独立。由此可知，我国大陆地区的检察独立仅指检察外部独立，检察内部独立，即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得以体现。纵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运行制度都注重强调检察官的独立性。英美法系国家因三权分立的政治传统，检察官个体独立性强，基本不受上命下从等级关系的制约。大陆法系国家家检察机关内部虽然受检察一体原则的制约，实行具有行政隶属性的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检察官的检察运行机制，但赋予检察官抗命权，仍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保证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强化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者的独立地位早已得到明确认可。我国进行检察权改革，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过程中，应注重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体现检察官主体价值，赋予检察官相对独立性。检察一体原则是我国检察体制运行的指导原则，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构建及检察权能运行体现着检察一体的特征。检察一体强调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上下一体，检察机关内部服从检察长的领导，其对于维护检察机关整体的对外权威性，实现检察机关组织内部的构建的规范性、服从性，使检察机关的权能得到科学高效的发挥，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检察机关上下一体的浓厚行政化特征，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司法性质存在矛盾，司法权运行以独立性为目标，要求具备直接性、亲历性等特征，过于强大的行政化因素渗透到案件办理的过程中，会严重影响案件具体承办人的独立意志，甚至引发司法不公。因此，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要处理好“检察官独立”与“检察一体原则”的关系，实现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相协调，不可忽略其一。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而言，实现脱离检察一体的检察官独立，不合理也不科学。首先，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检察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检察机关内部存在着未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员，法律思维以及法治观念并未在其头脑中占据根深蒂固的地位。其次，检察机关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检察官存在着以权谋利的思想，缺少维护法律公正权威的敬业精神。再次，从检察一体的效能来看，检察一体的监督指挥、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其实是为了防范和救济检察独立可能带来的弊端而设置的。没有检察一体反而体现不出检察独立来。
三、现行试点改革探索路径：划分权力、明确责任
1、明确划分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各自的权力三级审批模式下，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遵循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的案件办理流程。长此以往，不但有违司法活动的直接性和亲历性原则，也造成检察官主体地位的缺失，检察官仅能对自己办理的案件提出意见，没有最终的案件决定权。因此，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过程中应重视主任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复归，让检察官成为办案的主体。同时，充分发挥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能动性，不应忽视检察机关“检察一体”的特征及检察机关内部“上命下从”的职权运行模式。为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需要将检察长、检委会的部分职权赋予检察官，即“放权”或“还权”给检察官，加大检察官行使批捕、等具有司法性质的检察职能的独立决定权。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只规定了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是行使检察权的主体，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并没有规定检察官对于案件的独立决定权。在现行法律修改之前，仍需要以检察长的授权决定检察官独立行使案件决定权的范围。因此，现阶段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要在“检察一体”原则的领导下，实现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因此，明确合理划分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的权力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主任检察官放权的范围，应限定为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行使的权力以外，即除了由检察长决定或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对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决定权应放权给主任检察官行使。上海、湖北、重庆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改革经验对于划分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的权力范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上海、湖北在赋予主任检察官对一般低风险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同时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高风险案件应由主任检察官亲自办理，最终决定权仍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会行使；重庆试点改革保留了检察长或监察委员会对于特别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2、建立以主任检察官为主导的办案组织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突破检察机关内部的行政审批模式，在检察机关的相关业务部门设置若干个主任检察官，形成以其为主体的办案组织。主任检察官在办案组内处于主导地位，其作为办案组的负责人，对于组内案件的办理承担主要责任。但为避免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过于强调主任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导致主任检察官与组内其他助理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之间再次走上“三级审批制”的老路，所以，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在建立以主任检察官为主导的办案组织的同时，应注重合理配置主任检察官与其辅助人员之间的职责。主任检察官在办案组织内部应发挥其“主导”作用，即在办案组织内部起到领导作用，具有指派检察辅助人员的权力，不要求对案件的办理过程全部亲历亲为、对组内的案件承担全部责任。在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应赋予其他检察官及检察辅助人员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作为其能正常履职的保障，并承担履职范围内的相应责任。主任检察官应负责审查组内所办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亲历案件材料审查、复核证据、核实取证合法性等问题，对于一般刑事案件则由具体承办检察官独立办理。
3、明晰执法办案中的案件责任明确责任划分，将责任追究落到实处，是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三级审批制”办案模式下，案件承办人与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权责分离，责任分担不明，不利于错案追究责任制的落实。办案责任制改革过程中，需要明确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主任检察官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的责任承担。首先，主任检察官在办案组织内部起主导作用，由其决定的办案组织内部的事项，其对该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主任检察官提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事项，办案检察官应只对提请事项的事实和证据负责，在检察长、检察委员会采纳该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决定的情况下，主任检察官只对事实和证据承担责任，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对最终的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不采纳或者改变部分、全部决定的，主任检察官对不采纳或全部改变其意见，造成错误决定的，主任检察官不承担责任；对于检察、检察委员会会部分改变其意见的，主任检察官对因其改变意见而作出的错误决定不承担责任。再次，对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织内部的责任承担问题，应以办案组织内部的职责分工为基础。检察辅助人员办理的案件，由其承担相应责任；主任检察官办理的案件或作出决定的事项，由其个人承担责任；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辅助人员报请主任检察官决定的事项，由于检察辅助人员提供错误的事实和证据，导致主任检察官作出错误决定的，由检察辅助人员承担责任，主任检察官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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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晓宏,周媛.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中的“去行政化”之路[J].中国司法,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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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改革“破冰”意义深远。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上海方案”）。
法官如何选用？
85%人力布局一线，选任和薪酬体系有别于公务员
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探索，被视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亦被视为司法“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上海方案”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破题，通过划分人员类别，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上海计划用3～5年时间，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这是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亮点，也是最难点。”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上海方案”推行分类管理改革，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大类，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用专业化、职业化稳定和提升法官、检察官队伍。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在司法队伍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3%、52%、15%，85%司法人力资源将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长期以来，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司法一线。”姜平说，“改革后，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助理，还是初级法官、检察官，都有单独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科学的人员分类，让法官、检察官职业前景可期，更安心于一线工作。”
与之相应的是，法官、检察官的选拔、考核、薪酬制度改革。根据“上海方案”，将在市级层面组建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的选任、监督。
改革后，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也可通过考试，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任。法官、检察官将建立一套有别于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凡是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均要求在司法一线办案。
“上海方案”还明确，法官、检察官可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基层女法官、女检察官可延迟5年至60周岁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可延迟3年至63周岁领取养老金。上海已在去年试验该项改革。
独立审判空间多大？
完善司法责任制，权力清单力推司法“去行政化”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焦点。“上海方案”从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入手，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方案”明确，主审法官是指独任审判和主持合议庭的法官。在独任审判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
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在检察长依法授权内对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承担办案责任。而且，法检机关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亲自参加办案。
与此同时，上海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今后，审判委员会将减少对个案指导，增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实施类案指导等方面的职能。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应当由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行使的司法权力，以及各项权力行使的相应责任；建立执法档案，确保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司法权力清单，是“上海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是上海探索司法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点。这两项制度旨在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既保障依法独立办案空间，又加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
“去地方化”探索亦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通过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以及各区县法院、检察院作为市级预算单位，纳入市级财政统一管理的制度设计，上海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据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介绍，上海高院已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及16项配套制度。确定上海市二中院、徐汇、闵行、宝山4家法院进行先行试点，先行试点工作至年底结束。“我们将围绕中央确定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个方面的重点、18项改革任务，努力推进审判体制、审判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难点在哪？
从零打碎敲创新到系统推进，冲破利益羁绊
由司法人员分类、实行员额制打头阵的司法改革试点，面临多重挑战。
“和以往的审判机制创新、审理过程公开、审判文书上网等单方面的改革创新不同，这一次是根本的制度变革。”姜平说，“改革难度大、领域广、社会期望值高，这要求我们要做到整体设计、系统推进。”
基于制度性建设的司法改革既要有增量的创新，又要有深层变革，需要突破的难点不少。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重新确定法官、检察官员额，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不适应办案要求的法官、检察官要分流、退出；建立起适应司法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法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意味着司法薪酬体系的全面变革；凡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应当在司法一线办案，打破原有“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模式。
“要全面准确实施好改革方案，还应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具有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高度去全面把握，着眼于遵循司法规律、严格公正执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树立司法公信力进行制度设计。”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说。
1我国既有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
法律欲实现其调整社会的功能，必须通过司法方能实现。法官又是“法律经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1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欲切实发挥法律调整社会的功能，必须拥有一定的职权才能实现。但是法官所具有的职权系由国家所授予并代表国家而行使，为了保障法官所享有的职权的行使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以确保司法公正，也为了对法官所享有的职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抑制司法不公，国家必须对法官所享有的职权作出制度上的设计和规定。因此，法官所享有的职权能否得以顺利行使并实现行使职权以保障司法公正的目标，取决于该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同时该制度设计下的职权运行机制是否合理、能否切实实现其预定功能和目标，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才能加以证明。而任何制度的设计必然根植于该制度所处的具体国情，并反映具体国情。应该说，我国既有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设计的，并且也曾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例如合议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当时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以减少错案的发生。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基本上依据建国初期的政治设计和司法理念，建立于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现行司法体制，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经济情况。”2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的既有的司法职权配置及其运行机制也存在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之处。特别是“司法改革断断续续进行了10个年头，今天似乎走到了人们基本不满意的地步。在法治国家，虽然官员腐败也偶有所闻，司法腐败还是十分鲜见的。但是在转型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不仅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吃了原告吃被告”早已成了市井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而且腐败方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3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于判决可能存在暗箱操作或幕后交易情形的怀疑。本应作为社会矛盾解压阀的司法，一定意义上却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发器。形式上看，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但实质上，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体制。4在此情况下，正义若不能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司法便难以获得其应有的权威。
1.1既有司法职权运行程序的过于神秘性，导致司法可信度降低。虽然司法公开制度已为法律所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仅仅是停留在公开开庭审理和宣判，对于案件立案后何时移交至具体审理的审判业务庭、移交后何时应该开庭进行审理、开庭审理后何时应对案件进行评议、评议后何时应进行宣判和送达等审判流程，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均无从知晓。特别是对于延长审限而久拖未决问题，虽然并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对于延长审限的理由和期限往往也未及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难以对审判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观察和监督。而且，当今的社会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对于案件审理中存在的请示汇报和裁判文书须经领导审批签发的情况也已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在此情况下，难免使当事人特别是败诉方对该裁判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产生合理怀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力，降低司法权威。
1.2审判管理的行政化，导致司法干扰因素增强。“我国现行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表现在法院内部管理机制的行政化领导。”5由于长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往往习惯于以此方式来管理法院的审判工作。6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案件的立案受理到最后作出裁判均需经领导审批的现象，或者可以说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并非合议庭所能自主决定。此种“以行政方式进行审判管理的案件审批制度存在违反回避、直接原则、违反干预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7在案件须经领导审批，而现在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又是直接针对案件承办人或合议庭课以相应责任，案件承包人或合议庭为避免承担错案追究的责任一般都会秉持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裁判的情况下，当事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则往往会想方设法通过托关系找领导以影响合议庭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从而导致司法干扰因素增加，影响承办法官和合议庭独立思考和集体智慧的发挥，最终影响司法公正。
1.3法官独立性降低，影响案件的审判质量。虽然法律赋予合议庭成员对于案件的处理具有同等的权力，但是我们的合议规则是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审判实践中又确实存在“合而不议”由承办法官一个人说了算、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并非由具体审理案件熟知案情的承办法官所作出，而是由仅凭听取承办法官的案情汇报或仅通过查阅卷宗材料而获悉案情的其他合议庭成员依多数意见作出、甚至直接基于领导的意见作出的现象。虽然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定的追究对象一般为承办法官或合议庭成员，但是在实际进行追究时往往考虑是否领导因素包含其中而作差别对待。因此承办法官为免于担责往往宁愿服从合议庭的多数意见或按领导的意见对案件作出处理。此种“审与判分离”的司法实际，即使合议制的发挥集体智慧的民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又使作为司法权的实际行使者的法官未能切实行使其权利，或者可以说是变相剥夺了法官履行职责所应具有的权利，降低了法官审理案件力求公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相应使其缺乏责任心。从而导致案件审判质量下降，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
2建立民主化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
“社会中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多种，司法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但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却是，从古代到现代，司法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市场经济本身即需要法治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人们对于法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现有司法职权运行模式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社会生活。因此，必须对现有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和满足人们的司法需求。但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忽略或脱离国情的改革设想都是不切实际和难以推行的。针对现行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及其造成该弊端的原因，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国情，从司法民主化方面入手加以改革。
2.1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司法公开本身就是“看得见的正义”，为人们观察司法活动提供途径，为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保障。10由于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当事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当事人对于案件审理中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都是十分敏感和关注的。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关于司法公开制度仅笼统规定了开庭审理公开和宣判公开，并未对公开的具体事项和范围作出具体规定。审判实践中，大部分的案件公开的范围也一般仅侧重于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对于案件的审判流程的各项规定则一般仅局限于内部掌握，而不向当事人公开。从而使正义未能真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即使所作出的判决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公正的判决，也可能使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并且从对法律规定的解读可以看出，公开的事项和范围远不止开庭审理公开和宣判公开。因此，应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使正义在“看得见”的方式下得以实现，以换取司法公正应有的信任和权威。而“审判民主制度的运作也具有相应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审判公开、…。通过这些制度的运作，司法过程有望能够将更多的一些主体甚至全社会都纳入具体的法律场景之中，从而在司法过程与社会之间形成法律信息上的互动，最终有利于社会的规范整合。
”11虽然司法民主从根本上讲是价值问题，但也是技术问题。在司法程序民主与司法实体民主的平衡上，我们无疑应当强调司法的实体民主，即司法对民利的保障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程序民主没有独立的价值。12从司法程序民主入手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增强司法的社会服务功能，既能满足当事人对于整个诉讼活动的知情权，达到对当事人民利的保障，又能让其相信判决是在公正的程序下而非在暗箱操作下作出的，使当事人相信司法公正，从而树立司法权威。同时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还能进一步扩大当事人对法官的监督范围和监督力度，相对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和可能，进一步催生和提高法官追求公正司法的主观能动性，切实实现司法公正。当然，此种公开也并非是没有限度的。由于司法本身具有私密性特点，并且以其私密性排除外部可能对司法产生的干扰以保证法官独立作出判断而确保公正裁判。因此，此种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应以不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为限度，应留予法官进行独立判断的私密空间。具体而言，此种公开应是除法官的自由心证形成判决的过程即案件处理意见形成过程以外的包括案件立案受理、具体审理环节、每一环节的具体进展情况等在内的有关信息。
2.2建立以保障法官独立为限度的职权行使民主机制，切实增强司法内部职权行使的民主化程度。我国长期施行的司法体制在当前法治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便集中反映在它违反司法只能的内在要求，基本上将行政机构设置及管理的一套贯彻于司法系统。1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切实抑制了法官独立判断和合议庭发挥集体智慧功能的发挥，并导致司法干扰因素的增加。对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重新加以审视。当今整个社会处于利益格局调整的转型阶段，因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引发的时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因此，保持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4而司法在本质上又是国家的工具，必须服务于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不可否认的是，领导职权和相应职责的加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即意味着其更能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待事物。在当今社会形势下，由领导对案件进行把关，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司法作为工具的职能。同时基于我国目前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和司法职业群体的同质性，此种把关亦有利于保证案件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因此，对于审判管理方式上的行政化，虽然存在一定弊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具有适合我国当今国情的另一面。其实其他国家的司法改革，也不是动不动就改革领导体制的。15关键在于如何在其与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发挥合议庭集体智慧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内部司法职权的运行机制中增加民主因素，可以从民主的角度体现对具体承办法官的处理意见的尊重，以保障法官独立并处于中立地位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同时提高其追求司法公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能够充分发挥合议制度由民主所延伸的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以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司法民主有利于保障法官独立。而法官独立性的加强即意味着其抵御外来干扰因素能力的相对提高，并且当外来干扰因素未能影响案件处理的情形不断得到证明并加以累积时，民众的试图干扰案件的观念便会相应得到改变，从而从根本上排除外来因素对司法的干扰，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具体而言，在审判管理的职权设置上，应建立以促进和保障内部职权行使民主化为指导与案件签发人相结合的职权运行机制，明确区分承办法官、合议庭、案件签发人的具体权限。
2.3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民主化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功能的发挥。在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中增加民主因素，实际上是通过民主程序的职权设置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更大范围的司法职权以保障法官独立，体现司法规律。但我们又面临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实。在此情况下，只有建立相应的职权行使监督机制，才能避免和减少司法职权被滥用影响司法公正的危险。并且，从司法运作的规律和具体过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独立都是相对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失去监督的政治权力会产生腐败，没有监督的司法独立也会产生司法腐败。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总是一对矛盾，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是各国司法制度的价值追求。16针对司法民主而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的问题，应对承办法官课以相应的公开审判管理信息的义务，并建立相应的应公开而未公开审判管理信息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切实疏通民众监督司法的渠道，充分发挥司法的社会服务功能，使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为司法获取应有的权威。针对司法民主而设置的以保障法官独立为限度的职权行使民主机制，应建立合议庭评议案件的监督机制，对“合而不议”的情形追究相关合议庭成员的责任，以确保合议庭成员切实充分履行其职责。从而避免合议流于形式由承办法官个人实际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情形，防止职权滥用，同时又能切实保障集体智慧作用的发挥，确保案件质量；并应改革现有的错案追究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和统一造成错案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及相应的责任追究方式，从而切实激发法官抵御外来因素干扰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公正司法。
参考文献：
[1]〔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转引自余钢益、桂菁著：《纠纷与规则的沟通》
[2]姜小川：《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意蕴的认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2期。
[3]张千帆.《法官面孔10年变换后：改革尚未触及更深层次》，
[4]姜小川.《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意蕴的认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2期。
[5]韩宁、魏志名著.《论我国司法体制的完善》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建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后，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
治理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治理一词古已有之。“治理”在13世界法国就已经出现。起初的意思相近与“统治、政府”以及“指导、引导”。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中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现代意义上“治理”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就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这是最早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明确引入到国家治理中来。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对治理给出了定义：多种管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后联合作用的过程。既包括许多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则安排，只要人们统一意见。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治理”一词出现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一，现代治理的出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是有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治理意味着20世纪后期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超越了生产场所的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发展，必须重新组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二，现代治理的出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必然要求。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倾向于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其强调的是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建立一个网络进行合作，共同制定发展蓝图。
二、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保障
法治是现代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和规范，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制度安排。法治是通过规则来完成国家治理，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没有预测，也使人们在社会中没有安全感，没有法治社会将无法走向公平正义。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中的权威。
首先，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安排，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的安排，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实际上这也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规定和保障的。另一方面，法治能力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国家法治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法律法规建设和w制机制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
其次，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采取着不同的治理方式。历史证明，法治是治理国家最有效、合理的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最基本的方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之间的流动和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法治体系来规范人们行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持人们之间和谐关系。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根本保障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现代化的治理讲求在民主基础上寻求治理。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发展，能够保证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得到保障，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使党的各项决策能够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制度安排。
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与公正审判
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
有限开放代孕的法理思考与基本路径
德国家事审判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商业诋毁案件中“虚伪事实”的认定
前海民商事案件选择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与公正审判
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
法官的形象公正及其实现途径
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疑难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体系的隐含差异与意义
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定性研究
后劳教时代预防犯罪资源的再利用
实践感悟:再谈作为科学的法学
大陪审团:制约公诉权的司法民主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诉性补强研究
论法院如何参与中央及地方治理
刑事庭审方法的分段式检讨与续造
我国商誉私法保护的实证分析与启示
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民事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特殊减轻制度的司法适用及规范改进
当前民事商事审判工作的九个重点问题
商标撤销制度中通用名称认定标准研究
法官如何“找法”:法律发现的失范与规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司法保障问题研究
欧盟必需设施原则考析: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实践与反思
《电子签名法》适用的难点问题探析
专利无效抗辩的引入与知识产权法院建设
保险代位权中“第三人”范围确定方法探析
刑事速裁程序:从“经验”到“理性”的转型
商业秘密刑事案件鉴定意见审查要点之解析
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若干问题的思考
房地产企业破产重整中的权利顺位再思考
《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
如何评价司法公正:从客观标准到主观感知
善意重婚、共同生活与重婚无效规则的再塑
程序效益视角下客观预备之诉合并的制度设计
美国数字化版权合理使用之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借鉴
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近期动态
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与中国反垄断法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上海“十三五”期间如何发挥竞争政策作用的研究
论欧盟垄断协议规制制度的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反垄断法视阈下的国家保障公共经济利益服务行为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英国法官薪酬和惩戒制度及其启示
第三方贸易平台为主导的供应链金融及其法律问题初探
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看食品安全领域法律实施方式及其适用范围
》正文，欢迎参考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进入法官员额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应当办理案件，并就办案数量提出原则要求。
目前，除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正在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外，其余法院也正在结合各自实际推进院庭长办案。
推进院庭长办案，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受法院自身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还需进一步完善现有制度并严格加以执行。推进院庭长办案，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院庭长办案的作用。
一是要规范院庭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于院庭长具有行政管理职权，对于法官的升迁、司法资源的调度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在处理院庭长与合议庭其他成员的关系时，不仅要对院庭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的职责权限加以规范，更要在合议庭成员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程序上提出要求，防止院庭长对其他合议庭成员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产生不当影响。
在合议庭发表意见时，应当按照职务层级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避免其他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时受到院庭长意见的不当干扰，防止合议庭成为变相的独任审判。对于法官的业绩考核、对审判辅助人员的配备，要以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予以确定，在规定之外不能再设其余考核指标，要保障法官有充分的审判辅助人员等司法资源可供利用，防止院庭长通过法官考核、调配审判资源等方式对合议庭其余成员独立发表意见产生不当影响。
二是要处理好院庭长参与的合议庭与外部监督的关系。院庭长除了行使一般法官的职权外，还享有对审判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职权，因此，必须处理好院庭长参与的合议庭与院庭长监督、管理权的关系，要让院庭长在对自己参与办理的案件行使管理权、监督权时，既不失职，又不越权。
一方面，要防止院庭长借行使监督、管理权之名，使其他合议庭成员无法依法行使职权，导致合议庭其他成员的处理意见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院庭长参与办理的案件处于无人监督、管理的状态，导致院庭长参与办理的案件出现不应有的错误或者出现错误时无法得到纠正。
关键词：政务诚信 政府信息公开 法治保障
对政务诚信的研究，当需从政治伦理与国家法理两方面入手，最终寻求法治层面对该原则的有效保障。从政治伦理与国家法理的历史演变中去追溯诚信原则在国家政务中的逻辑演变与政治价值在政治学理上尤为重要，然而现实实践层面上并不具备有效的实用指导价值，本文拟从政务诚信原则的真实性要义出发，在政务诚信语境之下，结合扬州市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工作，探寻彰显政务诚信原则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保障。
1 政务诚信是政府信用与政府责任的集中体现
1.1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政务诚信的建设 党的层面：党的十报告中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政府层面：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诚信体系建设，以政务诚信带动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可见政务诚信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2 政务诚信是维护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原则 作为个体的政府公务人员当根据相关政府法律法规，依照“诚信”的原则行事，而作为组织的政府机构，则需发挥好监管与管治的权力，确保每一位公务人员能保持“诚信”办事。政务诚信是政府诚信的代名词，政务诚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使命的背景下，意义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务诚信就是政府机构的一种信用保障，同时又是责任的体现。
2 法治是政务诚信与政府信息公开的链接点
2.1 政务诚信的核心：政府信息公开 随着民众对知情权、监督权的权力自觉，不断促使政府全面、准确、真实地公开信息，政府信息的公开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党和政府、大众的共识，正如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新闻会上指出“知情、表达、参与、监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知情是监督的前提，公开透明已经成为司法共识”，若政府客观如实及时地进行信息公开，并辅以法治保障，这对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2.2 政府信息公开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 为了进一步推进建设公开透明政府，有效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我国于2008年正式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具有法的效力的法规性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应视之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有效作为，是一种里程碑式、开放式的政府法治作为，意义重大。
3 扬州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公开的法治保障
3.1 扬州交通局扎实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项目信息公开 2010年3月，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了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与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扬州市是试点城市之一。自成为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与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以来，扬州市交通局一直扎实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和项目信息公开，重点解决市场监管不到位问题。2011年扬州交通局根据《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意见》要求，在全市开展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互认共享工作，充分执行《公路水运工程项目信息公开暂行规定》，规范项目信息公开工作，以及时、准确、完整地向社会公开重大建设项目信息。根据要求，扬州市交通局在门户网站上建设了“扬州市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专栏”，该专栏针对该市现有的交通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的特点，以交通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系统建设为突破口，统一数据库、统一数据源、统一公开平台，在较高水平上实现交通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动态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
3.2 扬州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工作的法治保障 扬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起步较早，较早尝试地方先行立法模式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在全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2007年4月5日，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之前，扬州在2006年就了《扬州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扬府发[2006]209号，2006年12月18日，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扬州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扬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一起构成了扬州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工作的法治保障，做到了“以公开促管理，以公开促廉政”。
4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法治保障，促进政务诚信
4.1 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针对交通工程领域信息公开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我们需要制定高层次的法律，譬如确立立法层面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并将其纳入司法体系，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行、实施力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4.2 政务诚信需要法的保障，又是法的原则 “诚信”是一种原则，“政务诚信”则是聚焦党和政府的政务工作而提出的一个关涉政治伦理与国家法理的重要原则，是政府开展事务性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更是法治层面的必然要求。政务诚信原则的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政府信息公开化”，但又不止于此，更在于以法治化来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性与真实性。
参考文献：
[1]周福振.遵守规则与政务诚信[J].学习时报，2013年4月22日，第3版.
司法化是一种法治化的现代进程，主要是为了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理应包括司法主体、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行使等方面的现代化，并从司法程序方面予以判断司法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以此推动诉讼模式现代化进程。
一、司法现代化的含义
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抵挡的性趋势，由此推动的全面转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即规范体系抽法治型价值，即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从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更替是相当复杂的，人治与法治涵盖了传统与现代法律之间分野的一切特性，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法律价值的基本尺度。换言之，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应当把人治的衰微、法治的兴起作为法制现代化的过程的基本评估系。[1]法治是人类摆脱自由专断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人们在长期变革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因而是法制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法治不仅要良好的法律，而且良好的法律要得到公正与正确地执行。再因为司法是连接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桥梁和纽带，是法治的关键性因素。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得到司法现代化对法制现代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思潮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其产生的大致背景是冲破殖民主义体系纷纷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其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学者杨国枢将现代化概括为：⑴民主化；⑵法制化；⑶化；⑷均富化；⑸都市化；⑹福利化；⑺社会阶层流动化；⑻宗教世俗化；⑼普及化；⑽知识化；⑾信息传播化等。[2]
司法现代化是个涉及到观念、制度、操作主体和操作程式等系统的整合工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的一面，又有现代化司法行为方式、 司法推理方式、司法价值观念的一面。”[3]也有学者认为：“司法现代化就是体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设定之权利、自由、平等价值目标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并用以保证法律被独立、平等、公正地适用的全部过程。”[4]因此，司法现代化既是司法制度的全面革新的过程，又是司法精神的全面改观、适应和推动现代化法治文明发展趋向的历史过程。其实，司法现代化应该是：⑴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变的历史过程；⑵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理想目标向现实目标逐渐转化的过程；⑶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5]
二、司法现代化的目标
正义是人类的理想与目标，是人类评价是非的标准，也是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因而罗尔斯说：“正义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人类有了法律和司法以来，人们就开始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又由于司法是法律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它将一般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个案，实现对个案的正义与公正的追求。因此，西谚有语：“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可以说司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对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
司法公正的实质含义是指司法人员在司法和审判过程中和结果中应该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7]因此，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司法裁判在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基础上作出的；后者是司法的过程符合公开、公平和民主等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司法人员不偏不倚，公平地对待当事人等。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另外，司法公正还包括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所谓一般公正是从全社会范围内看，司法所体现的公正性；所谓个别公正是在个案中体现的公正。一般来说，立法所体现的更注重一般公正，而司法更体现的是个别公正。[8]公正的司法对法治的实现也是很重要的，起最后防线的作用，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更为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为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给水源给败坏了。”[9]
为什么说司法公正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呢？美国学者勒斯克指出：“法的目的在于主持公道，而法院的任务则是审判，公道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解决争议。”[10]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司法公平解决纠纷的机构，司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公正的场合，通过公正的程序进行公正的审判，从而实现公正的司法结果；另一方面，当事人将其纠纷交由司法解决，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一套公正的程序公平而不受地进行裁判，公正是人们的期望。因此，司法越公正就越能吸引人们通过正义的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尤其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与正义更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三、司法现代化的
司法现代化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⑴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主体、司法过程以及司法的实体内容和目标的现代化。[11]⑵司法现代化的内容为：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主体的是立性和公正性，程序规则的平等性。[12]⑶司法现代化的内涵可分为两方面的因素，即主观因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司法过程主体或人的现代化，客观因素指司法程序或诉讼程序的现代化。[13]⑷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的公正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权威性。[14]⑸司法现代化除前文所说的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以外，还包括司法主本、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的行使等方面。[15]我们认为司法现代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主体包括司法机构本身，也包括司法机构的司法人员。司法主体的现代化是司法现代化的核心主，没有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没有现代化的司法职业阶层，法律的正义是难以完成的，正如所言：“如果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一个国爱不可能长期容忍不提供公平审判的法律制度”。[16]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⑴司法组织在整个国家机构的组织中，具一定有独立性，即司法机关不得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职能相重合，司法不得受至于行政，不能隶属于行政，否则就不具有现代化；⑵在司法组织内部，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业务指导和审级监督关系，而不是行政的隶属关系。这是从司法机关的方面来说的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从司法人员方面来看，应是：一方面是他们作为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现代化知识与现代化观念；另一方面是他们必须是现代化的司法者，具有现代化的司法观念、法律知识、司法技能等。
2.司法理念的现代化。司法理念现代化指人们对于司法的信仰、目标、理想、价值、精神等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获得对司法价值、作用与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意味着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表征的司法公正观、司法立法观、司法权威观等的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人们通过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进而司法被奉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都需要一种新理念予以支持的，在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要实现司法理念的现代化，把传统的司法理念转变为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3.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司法体制现代化就是司法体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立一套合理、有序的，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司法系统，能够适应满足现代化的需要，能够对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纠纷和冲突作出及时、有效、权威的处理，从而保证人们权利的实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司法体制现代化要特别防止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司法体制现代化意味着司法体制的体系化、配套化、完整化和合理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符合；还意味着司法体制按照、、民主现代化的要求而作出合理化的安排。其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任意性以保持司法者的中立性；给当事人以充分的诉讼权利等。
4.司法程序的现代化。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是指司法程序的设计和司法程序的运行都能体现公正、正当、平等等现代化的司法原则。它是“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决的场所。”[17]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有最高目标是要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用于冲突的解决。[18]司法程序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司法人员在裁判中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地位；司法的过程应当符合公开性的要求；当事人应充分地参与诉讼程序；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有严格的法定规范；裁判的结果应当有充分的理由予以支持；程序具有时效性等。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既要有诉讼机制的规范化，又要有诉讼机制运行的规范化，符合这样的标准的司法程序才是现代化的司法程序。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与司法主体现代化等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即司法过程的现代化规则，必须从静态转化为与诉讼规则要求相适应的动态行为。
5.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是要求真正地按照公正裁判的要求，实现法官的独立性的审判。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要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各个不同的法官其地位都一样的，没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不论是同一法院内部，还是不同法院之间，甚至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法官的地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职业的专门化。
四、司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
1.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司法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司法体制在形式和相互关系上构建合理，整个司法体制的功能系统的协调性和整合性较高，整个司法活动在操作和运行机制上应完全法律化和程序化，符合正当性的原则标准。英国学者丹宁勋爵把这一核心内容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概念本身说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的。原来这一词语只是刑事诉讼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19]“我所说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开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20]根据这些规定，正当的司法程序应当包括以下规定性：⑴司法者独立；⑵司法者中立；⑶程序平等；⑷程序公开；⑸程序的参与与自治；⑹程序的合理；⑺程序合法；⑻程序的民主；⑼程序的便利；⑽程序的及时性与时效性。[21]
2.司法程序的效率性。效率也称效益则指一个人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品，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22]诉讼活动从一开始就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一是当事人各种费用；二是国家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及检察院的控诉活动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三是除这种费用外，可能存在因法官的错误的裁判而产生的费用。与诉讼费用相对应的是构成效益的因素也包括诉讼当事人从胜诉的判决中实际获得的实体财产利益及伦理上的效益，国家从冲突解决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等。
公正与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而且应当以效益进行评价，程序之所以公正，就是它在很大程序上符合效率原则的，具体来说表现为：⑴从全来看同，裁判公正是最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源，减少因裁判不公而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公正的裁判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积极地参与竞争，积极地创造社会财富。因此，通过公正的程序而保障公正的裁判是最为有效的。⑵公正的司法程序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件的延误，从而避免了当事人在漫长的诉讼程序中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⑶公正的程序应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程序本身的成本。[23]
司法程序的效率性作为司法化的判断标准之一，主要在于：一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市场的内在要求，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对社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社会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化。相对应的是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司法也要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二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司法主体作为理性主体的基本要求。三是追求司法效率也是司法公正的迫切要求。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相辅相成的，在追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严密的程序，则需要投入较多的社会资源，而追求效率，是减少司法程序，看是矛盾的，实际上确是统一的是因为追求司法效率要求快出结果，而追求司法公正也是要快出结果。正如英国法谚所言：“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司法公正是需要效率支持的，司法效率是以司法公正为前提的。
五、司法现代化与诉讼模式选择
1.英美法系的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这种诉讼模式是指“双方当事者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辩论过程中通过证据和主张的正面对决，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从而使处于中立和超然地位的审判者有可能据此作出为社会和当事者都接受的决定来解决该纠纷。”[24]其特殊的优点是：法官的超然和中立可以使摆脱具体的俗务，冷静地审理案件，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正面的对质等，进行公正的裁判，而且为公正裁判提供良好的环境。
2.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审问式的诉讼模式也称纠纷式的诉讼模式，是指“在审判过程中庭长不是以消极仲裁人的形式出现，而是主动对被告和证人进行讯问，指出证词矛盾的地方，征询鉴定人的意见，向双方或法庭成员展示有关文件和勘验报告。”[25]在大陆法系的各国已经对这种模式发生了处理重大的改革，例如德国出现了“当事者主导原则”，已经摆脱了绝对职权主义。这种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者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法院是否必要对此作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不得考虑当事者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26]这种诉讼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积极法官与职权主义盛行；法官自由专断；律师作用有限等。其优点也是有的，例如发挥法官的积极作用等。
3.日本式混合诉讼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日本民事诉讼具有中等程度的对抗性，同时又适用于当事者主导原则的一种‘新型’对抗式制度。法官和当事者，或换言之他们的律师都发挥一种中等程度的积极能动性。日本民事诉讼制度可以说位于德国制度（积极能动法官和缺少对抗当事者）与美国制度（消极法官和对抗性当事者）之间。一个具有‘新的’对抗性色彩的实验正在与美国的所谓‘管理型法官’同时进行。”其实，日本的这种模式是一种折衷式的模式。
中国的诉讼模式，比较类似于日本的模式，因为在《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前基本上是强职权主义的，特别是在这间法律实施后，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对抗性的趋势，在近期内中国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职权主义的，只能在这种混合的环境下生存。也就是说，中国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正在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而且这种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种当事人主义的最突出优点就是法官的超然与中立，更利于公正地作出判决，更容易实现社会的正义目标，是一种现代化的确趋向。我们正视中国目前的诉讼模式的转换，可以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诉讼模式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实现司法现代化的过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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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蒋集耀.司法现代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J].法学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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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转自杨一平.司法正义论[M].法律出版社199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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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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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群众出版社1984.1.
[21]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50-53；夏锦文、黄建兵.司法现代化的实证标准[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2)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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