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6 10:01:56
导语：在商业模式民主化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品牌近年横扫世界，可说是打遍天下无故手。每开一个新店，就会成为当地一个事件。它就是ZARA。
年前，它的新加坡连锁店开张，一时涌动的人潮把店面挤得水泄不通。ZARA发言人形容消费者的抢购行为好像免费．不用付钱；不到几天，店里的2万件时装几乎被抢购一空。有人说，这一行业是“世界上最难做的行当”，可西班牙人依然用他们的睿智卷起了一场霓裳风暴。
ZARA为何成功？
ZARA是西班牙Inditex上市集团的奥尔特加所开创的品牌。60岁的阿明戈・奥尔特加是品牌的创始人，他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奥尔特加出身贫寒，受教育不多，13岁就开始在巴塞罗那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或许这促使他采取一种古老、简单然而卓有成效的方法管理公司，反倒让ZARA成为时尚界的引导者。
20多年来ZARA在全球60多个国家设有1400余家店面，年营业额超过20亿美元。在欧洲占了80％：拉丁美洲有70家店：中东有65家店：美国有20多家店铺，都集中在大城市：15家店在日本，全都在东京、新宿、大阪等时尚之地。ZARA小心翼翼地避免无限膨胀成为庞然大物。
ZARA的发展模式，会成为大品牌们的噩梦。它坚持欧洲制造，以保证速度。而不像许多品牌把生产移至亚洲，因为它的店面大多在欧洲，亚洲省下的劳工成本反而要花在运输上，当然不划算。它的产品从设计概念到生产和配送以及最后的上架销售总共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到三周，比GAP整整快12倍。它的核心理念就是：用最低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最时尚的服装。
我们可以把时装行业分拆为三种商业模式。第一种起源于其制造业背景，以后它们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比如Zegna，MaxMara等。第二种源于某个设计师的创作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再后来发展旗舰店．用第三方力量将品牌扩展到香水、眼镜等产品。比如Valentino，ARMANI等。第三类公司是直接由生产商转为零售，建立强大的店铺品牌或概念，比如Benetton、GAP、ZARA等。每一种商业模式都有其特点，但无疑ZARA的品牌定位和它的商业模式是最匹配的。
善加利用消费心理
ZARA的另一个成功砝码是找到了消费者的致命死穴。现代人无疑是时尚的，但又是贪便宜的。假名牌如此流行就是因为人的这种劣根性。ZARA的设计定位填补了一个从未被触动过的市场：中等价格的ARMANI。它不打设计师牌，它的设计师的工作就是这样。许多时装公司每年都会公布新款服装，ZARA只需要从中选择并在细节上做适当的修改，还经常不失时机地把顶级大师的创意善加利用，悄无声息地把下台上的新款式变成价格低廉的时髦装束。ZARA以合理的价格销售最时尚的各类服装，实现了所谓的时尚民主化。
即使下雨天，伦敦最繁华的牛津街也不缺购物者。一位年轻女性走出以廉价著称的Primark服饰店，双手提着6、7个棕色纸袋，里面塞满“血拼”战利品。一个不堪重负的纸袋破裂，五颜六色的衣服散落一地。令人惊讶的是，这名女子因为衣服已被雨水打湿而懒得捡起来，任其堆在人行道上。
没错，这就是当今时尚的写照：产品泛滥，价钱低得近乎垃圾。商家宣称，这是一个“快时尚”时代，任何人都能更快、更多、更便宜地拥有时尚成品。然而，流行周期缩短和成本缩减是一场慢性掠夺，“快时尚”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制衣不如卖衣
“快时尚”大行其道，彻底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和零售业的生意模式。
在英国，人们如今拥有的衣物数量是30年前的4倍，每个人一年平均花费625英磅（1英镑约合1.61美元）购置衣物，每年新购衣服28公斤，全国每年消费172万吨时尚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有同等重量的衣物被扔进垃圾桶，尽管它们远算不上旧衣服。
数据证明，人们与衣物的关系正在改变。以前，人们根据收入、需求和季节添置衣物，一件衣服穿上一、两年是常事。
在“快时尚”年代，人们对衣物的重视远不及从前，时尚界的重心也从制造向销售倾斜。
因为深谙此道，英国服装连锁店Topshop创始人菲利普•格林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他在2002年以8.5亿英镑购得阿卡迪亚集团，将这家服装连锁企业打造成英国的“廉价时尚天堂”。
格林以此为基础成立Topshop连锁店，以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价格，销售设计、剪裁贴近国际一线品牌的时装。成立3年后，Topshop半年内的销售额超过10亿英镑，而当时整个英国服装市场全年销售额不过70亿英镑。
对于收入有限的爱美人士，遍布街头的Topshop门店简直是通往时尚T台的捷径。他们在时尚杂志上看到“式样”，然后走进Topshop商店，以低价买到类似款式衣物。
对于渴望销售业绩的零售商，Topshop的成功模式值得标榜。低价只是Topshop成功的原因之一。紧跟市场潮流、迅速调整供货品种是Topshop吸引消费者的另一主要原因，“快时尚”成为行业标准。
时尚“快速反应”
“快时尚”不仅改变了零售业的生意模式，还彻底改变了时尚业产、供、销各个环节。
商店随着潮流变化调整供货，“快速反应”已成为竞争制胜的关键。服装厂强调的不是数量而是速度。每个零售商都渴望得到反应最快的供货链条，生产周期不断压缩，从几个星期缩短为几天甚至几个小时。
提高生产速度的同时，服装加工厂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加灵活。由于时尚潮流变化如此之快，零售商往往不到最后一分钟绝不下单订货。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英国的设计团队出图纸定稿，专门与供货方联系的买家就会发出传真，联系发展中的国家服装加工厂。
几年前，一家大型零售商的单笔订单通常会约定在20个星期内生产4个款式的衣物共4万件。如今，服装加工厂已经很难接到生产周期如此长的大笔订单。如果有零售商愿意在5个星期内订货1万件衣物，任何一家服装厂都会感到幸运。
作为时尚界的第一支“快速反应部队”，Topshop成功将生产周期从9个星期压缩至6个星期。这个纪录很快被刷新，英国另一服装连锁店H＆M只要3个星期即完成从设计到商品上架的全过程。
限量版的“”
缩短供货周期同时，源自西班牙的服装零售商Zara引入“限量版”概念，彻底改写“快时尚”的游戏规则。
在业界缩减产量的基础上，Zara进一步淡化数量要求，取而代之的是极大丰富的品种选择。Zara设计团队每年设计4万款服饰，其中1.2万个款式被生产上架，比Topshop多提供5000个品种。
当英国第一家Zara专卖店在伦敦摄政大街开业时，该店的营销策略令人困惑。与Topshop等商店相比，Zara的售价并不便宜，但尚属可接受范围之内。犹豫不决的消费者发现，如果没有立即买下当时看中的衣物，第二个星期再来可能会空手而归。
这就是Zara的成功之处，通过减少数量造成消费者心理上的“饥渴”，即所谓的“限量版的”。这种营销策略造成消费者心理恐慌，担心自己稍有迟疑，将永远错失购买机会。
就连创建Topshop的格林对Zara的策略也赞不绝口。“天才，深得时尚业精髓，”他在接受业内杂志采访时如是评价。包括Esprit和Mongo在内的众多服装品牌迅速复制Zara的成功之道：订货至交货时间缩至最短，产品种类不再限于四季划分，同时大幅削减每个款式的数量。
对于时尚零售商而言，手头持有存货是最落伍的表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材质和品牌等衡量服装品质的传统因素不再重要。我们忙着购买最新、最潮的设计，乐于尝试每年20多个着装季的不同设计。在“快时尚”年代，如果有人还满足于依照春、夏、秋、冬四季着装，那他就是一头“时尚恐龙”。
追求“奢侈民主化”
廉价服装连锁店并非“快时尚”唯一的商业受益者。便宜货横行之时，售价高昂的一线时尚品牌大举开拓新市场，自称“奢侈民主化”。
薄利多销是“快时尚”的成功之道。除多个服装品牌常年打折30%到50%，英国更出现主打廉价产品的服装连锁店。Primark是其中典范，该品牌每件衣服的指导价格不过4英镑。价钱低廉促进消费者过度购买，普通人也能一天换4身衣服。
当消费者为削减购衣支出而窃喜时，混搭风悄然兴起。所谓“混搭”，即《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2005年所言，“将奢侈品与廉价品混合的艺术”。这种最潮风尚默认，只要佩戴一件奢侈品，哪怕全身上下都是便宜货也无妨。自此，便宜不再是时尚禁忌。
常年瞄准高端市场的奢侈品因此发现“新大陆”，转而发掘中等收入消费者潜力。既然买衣服已经省下不少钱，为什么不买一件奢侈品犒劳自己、实践最潮的“混搭梦”？奢侈品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们号称，这是“奢侈民主化”，令奢侈品“触手可及”。
“款多量小” PK“款少量大”
快时尚的成功依赖商业模式，不是依赖于产品。
Dior最新装刚刚在巴黎T型台上亮相，两周后在快时尚店里就能发现带有Dior最新款影子的产品。传统服饰企业，从设计到销售平均周期是180天。而快时尚在15天就能完成产品从设计、采购、生产到全球各地专卖店上架销售。
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时尚，利润是相当高的。快时尚则有着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从产品设计到摆上货架，每个环节都可以致力于品牌的打造，而且通过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大幅降低了成本。
ZARA快速跟随时尚。ZARA业务模式总结起来就两个字“快速”。从设计到成衣摆在柜台上出售的时间，中国服装业一般为6-9个月，国际品牌一般可压缩至120天，而ZARA最厉害，为12天。当顶级品牌还在巴黎开着两周的新品会时，与这些设计非常相似的时装就已经摆在了ZARA全球专卖店的柜台上。这使得ZARA能紧跟时尚潮流。ZARA的“快速”源于它独特的业务模式：“款多量小”。ZARA一年大约推出12000种时装，但每一款的量都不大。即使畅销款式，ZARA也只供应有限数量，一家专卖店中一个款式只有两件，卖完也不补货。这种“多款式、小批量、快速跟随时尚”的业务模式使ZARA实现了经济规模的突破，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有经济必然会有管理，经济与管理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式各样的经济管理方法油然而生，把握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是管理企业致胜的法宝。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理念构成了现代化经济管理模式，优化经济管理体制、整合企业有效资源，是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工作效率提升的关键。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形势驱使下和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撑下，不断生成新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和新的发展趋势，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进行研究探析于企业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
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新趋势
一个企业的发展，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受经济管理水平高低的影响。经济社会与经济管理二者发展方向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1]市场经济发展迅猛，经济管理的水平水涨船高。目前，经济管理现代化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以及高级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表现形式
经济管理现代化是经济管理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经济管理在不大完善中必经的过程，更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一）具有艺术性特征
艺术和经济是互为相通的，尽管通俗上来讲艺术属于上层建筑，经济管理的特殊性决定了高级经济管理具备艺术性特质，抽象上来说，经济既是艺术。经济于物质世界的作用与艺术于精神世界的作用效果是等同的，只不过是两种不同形式上的贡献而已。[2]经济管理的过程和方式都有艺术元素的体现，这是经济行为中其他过程所不具有的。
（二）具有动能性和创造性
管理是一门以人为基础的学科，人在经济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人是其他因素的核心，把人的因素解决好了，那么其他管理问题解决将会轻而易举。人在经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让管理富有能动能性和创造性。
（三）具有民主化和专业化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管理体制，其经济管理技术也不尽相同。目前，西方国家全员决策化管理技术是我国企业管理所无法具有的，因为这种民主化经济管理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僵硬的管理模式在近期内难以实现的。经济管理需要具有专业管理水平的实施者，管理人员不仅要具有专业的管理技能和良好的管理素质，还要对经济运行机制达到精通的地步，并且熟练掌握各种管理工具的运用。[3]
（四）具有自动化和科学化
经济管理的自动化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是科技发展的见证。在现在的经济管理中，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自动化管理水平，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让经济管理水平自动化有了飞跃式发展。现代化经济管理需要管理者具有先进科学仪器和设备的使用能力来完成管理过程中某些复杂的运算，得出最佳的问题解决途径。管理过程的科学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管理的全过程，还充分体现在管理的结果上。经济管理科学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企业高层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
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经济管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随着经济社会进步与发展而完善的过程，经济管理现代化程度决定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一些企业抓住产业价值链的高利润点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从自身行业特点出发，积极拓展服务领域，探索实施企业战略转型，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一）人性化管理
由于管理经验不足、经济管理制度不完善，在早期的企业经济管理中，管理者把人与物等同起来加以管理，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初期最为明显。但是，随着经济管理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在经济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重视。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近年来，人的因素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能动性和创造性作用，无论什么模式的经济管理、也无论经济管理发展到何种地步，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经济管理工作应该以“以人为本”做核心，积极调动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管理的发展创造应有的价值，实现最终目标尽心尽力。[4]除了资金与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外,企业管理者应选派具备相当的教育、技术技能、工作经验、并经过培训的人员从事影响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关活动,确保从事影响经济管理结果的人员所必须的能力,提供培训或采取其他措施以满足这些需求以及评价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确保员工意识到所从事活动的相关性与重要性,以及如何为实现经济目标做出贡献,保持教育、培训、技能与经历的适当记录。
（二）民主化管理
经济管理民主化对经济管理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它充分体现了员工参与企业发展的决策、管理等工作的积极性。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将广大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汇集一起，发扬民主精神、尊重他人意见、凝聚众人智慧，为经济管理的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5]
（三）扁平化组织结构
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人们创造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并且这种制约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此时经济管理市场急切需要一种新式的管理模式来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扁平化组织机构是最好、最新、效率最高的一种管理模式。充分发挥人的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凝聚员工的智慧和实力，促进经济管理的高效发展。
（四）以客户为导向的理念
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技术和生产者承担着向导的作用，满足消费者需求成为经济管理发展的终极目标。在经济管理之间的竞争越演欲裂的背景下，客户逐渐取代了技术和生产着的核心位置，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广纳客户资源、留住老客户、发展新客户进一步将企业经济管理做强做大。[6]
（五）沟通方式网络化
一个企业顺利发展需要各个层次之间沟通协作，这样才能及时发现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并且得以及时解决。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沟通方式网络化成为领导与员工之间相互交流、获取信息最便捷的渠道，沟通方式网络化也让信息传播变得异常迅速、快捷，对企业高效运用和科学管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团队协作精神培养
一个成功企业的运作和发展，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力量所能及的，是需要团队里每位人员一起携手、共同努力才能获取的结果。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是创造价值的有效手段，更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高效方法。可想而知，在经济管理过程中，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加强团队之间的协作，充分发挥每位员工的工作潜能和工作优势，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关乎着企业发展的成败。
（七）大力推进企业重组整合，实现集约化管理
近些年来，一些企业针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努力深化改革，积极推进重组整合，探索了多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对主业上市后的辅业进行业务调整、资源整合、机制转换、商业模式创新等，充分挖掘存续资产中的业务优势，以发展推动改革，较好地解决了国有大型企业主业上市后的辅业生存和发展问题。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系统整合钢铁主业，推进集团整体上市。成都宁江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改制为契机，实施以业务重组、体制调整与机制转换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再造，实现了快速发展。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秉承“服务也是生产力”的理念，以土地资源充分有效开发为导向，坚持市场化、企业化运作，进行二次开发，走出了一条工业开发区集约化经营和高效利用土地的创新之路。
（八）集中整合配置资源，提升企业运作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市场配置产品、资本、要素已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之路。一些企业突破以职能管理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开始探索以流程为中心的管理方式，积极实施管理变革。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克服历史遗留的分散运营体制的弊端，通过实施集中化管理变革，有效发挥了集中配置资源的优势。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充分分析企业原有管理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以实施ERP为切入点，开展了基于流程优化的管理变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了航空业务领域的组织变革与流程优化，撤处建部并科，实现了由职能管理向流程管理的转变。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重新审视广播电台的功能与使命，通过转变观念、实施组织变革、开发新的服务产品、加强品牌建设等一系列变革，实现了由传统广播电台向多元复合化发展的现代媒体转变。
三、结语
作为国家管理体系重中之重的经济管理，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目前，跟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济管理，其现代化发展趋势已成定局。在经济管理现代化大背景下，积极探索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是时下每个企业管理者应当做足的功课，也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固根之本。
作者：葛治钢 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茹建堂.现代化企业管理的新趋势———网络式组织结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1（10）：267-268.
[2]秦东，刘福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4（2）：165-166.
[3]蒋旭.论如何通过经济管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J].经营管理着，2012，16（10）：359-360.
[4]WormaldPJ.Theaggernasicell:thekeytounderstandingtheanatomyofthefrontalrecess.OtolaryngolHeadNeckSurg，2011，12（9）：497-507.
关键词：众包 价值网络 虚拟空间 无边界
“众包”一词最早出现在2006年，由美国《连线》杂志一位名叫杰夫·豪的记者首次提出；Lakhani et al（2007）对采用众包模式的“Innocentive”公司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该公司参与者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酬金和参与的满足感。Daren C. Brabham（2008）对众包参与人群特征进行了分析，表明参与人以社会精英为主，参与众包的业余爱好者，大多数动机是学习新技能、获取大家的认可及经济报酬。Winfried Ebner et al（2009）提出了“创新社会工程”的概念，认为 “众包”对于构建创新型社会非常重要。从此前的文献可以发现，关于众包商业模式，描述性的介绍比较多，理论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众包”应用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属于点和线的研究。由于众包基于价值网络，是一个有机的三维体系，所以，系统的研究必须将点、线、面有机结合起来。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从价值网络的视角，结合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理论来探讨众包商业模式的架构、产生的机理、特征和功能。
众包商业模式的架构和特征
（一）众包的架构
1.众包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众包活动的主体包括众包平台提供方、发包方和非契约性接包方，如图1所示。众包平台提供方是连结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媒介组织，它为发包方和接包方提供交易场所和交易规则；众包平台提供方采用虚拟运作的方式，将发包方的工作任务或某项需求信息在虚拟空间里，非契约性接包方在同样的空间提供解决方案。众包平台提供方既可以是发包方，也可以是第三方。
发包方是关于某项工作任务解决方案的需求方，在众包活动中，通常表现为解决方案交易的买方。
非契约性接包方是指提供解决方案的工作者，这些人与发包方、众包平台提供方之间并不建立契约关系。广义的非契约性接包方可以是互联网上任何一个人。
众包的客体是众包活动的中心，它主要表现为某项具体的工作任务。比如：一张图纸的设计，一个广告策划，某种信息的提供等。众包各主体都是围绕众包的客体来开展活动。
2.众包的运行机制。众包基于自由、开放式的互联网平台，为了更好地完成某项工作或更好地解决某个问题，众包的主体都必须遵守一些标准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活动平台的规则和工作任务本身的规则。如：会员制、个人信息保密性、信息的规范及其他关于活动的规范等。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是只由企业和市场所构成的二维组织模式，它是由企业、市场和价值网络所组成的三维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客户、供应商、合作企业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都被纳入全球的价值网络之下。全球的价值网络是由众多的价值子网所构成，大的价值子网又由小的价值子网构成。各个子网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连结，随着市场的变化，价值网络的构成要素可以灵活进行动态调整。众包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网络体系进行运作的。企业、顾客、其他个人及其所拥有的资源构成了价值网络的节点，对于工作任务的需求和供给构成了价值网络的线，它将各种资源连结在一块，从而构成大大小小的价值网络，当工作任务发生变化，价值网络随之发生变化。它是一种开放式的、自由的、公平的动态协作式经济活动。
（二）众包的特征
1.开放式。业界专家林永青在《众包》一书的推荐序言中写道：“众包就是社会生产”。“社会”一词具有广阔而开放的含义，林永青用“社会生产”一词是对“众包”特征的贴切概括。众包是集社会资源来解决特定问题、完成特定工作任务的一种生产模式，它将全球资源纳入互联虚拟空间中，通过虚拟方式来实现对实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个空间里，每一种资源对外都是开放的；它通过和其他资源联盟，或者帮助其他资源实现某种价值而实现和扩大自身的价值。
众包不但是资源的开放式配置，而且是人的开放式成长。众包为人的价值提供了广阔的增值空间。业余时间的有效利用，延续了人们朝九晚五的价值创造；在虚拟社区里，人的价值延伸没有地域的限制，价值发挥的范围可以达到人类社会的任何角落。而且在价值网络里，人们以相互学习的方式共同成长，充分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征；以兴趣和爱好形成的虚拟组织是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不同的社区组织。
2.民主性。企业通过行政指令来配置资源，市场通过价格指令来配置资源，而众包对于资源的配置，完全依靠资源主体的意愿，不受行政指令的支配，也并不完全通过价格指令来配置。比如：加入Linux的开发者，完全是靠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基本上没有受任何价格指令的支配。
众包是基于互联网运行的，在遵守互联网规则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各参与主体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享有平等权力，这包括信息的权利、参与投票的权利、成为会员的权利、享有收益的权利以及维护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等。
开放性使得任何一个众包的客体都受到广泛关注，不同的人会从不同角度对其提出解决方案，同样，也会有很多人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审视，并提出改进建议。最终形成的方案将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和赞成的。例如：Threadless利用众包设计出的T恤衫，广受消费者的欢迎，它是民主化甄选机制的一个典型。
3.无边界。互联网是众包运营的坚实基础，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里，资源实现了可以24小时无间断地进行配置；借助虚拟运作，众包资源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资源可以很方便地以众包模式进行整合。例如：通过众包模式，可以花费较低成本、甚至是免费就可以获得反映世界各地风貌的图片。不难想象，靠传统的做法，其成本和难度是足以吓退任何机构或个人来进行这项工作的。
受人、财、物等的局限，任何一个组织的运作能力在一定的时期内都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形成了组织发展的瓶颈。然而，众包是将全世界的资源纳入配置的考虑范围之内的，这样就极大提高了资源的丰富程度。在任一时刻，要完成某项工作，都有一个相对可以无限供应的资源可以利用，无限可利用的资源必然会形成运作能力的无边界。
众包的经济学分析
（一）基本假设
为了便于分析，首先，对众包做一些假设。
假设1：参与众包的主体有发包方、广大潜在的接包方（因为对于接包者没有任何定义限制，在此也可称为广大群众）和众包平台提供方。
假设2：众包的客体是某一具体的问题或者是一项具体的工作任务。
假设3：具体问题只有一个最优解，具体的工作任务只有一种最优的完成结果（如果有多人完成的效果相同，并且都是最优的，视为一种）。
假设4：提供最佳解决方案者将获得固定的一笔酬金R0。发包方从解决方案得到的收益至少不小于R0。
（二）成本收益分析
由假设可知众包的客体只有一种最优的方案，因此，不管采用何种方法，结果的收益都相同，在这里将收益表示为R。下面主要来对成本进行分析。
对于发包方来说，进行众包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C，这种成本随地域范围的扩大而增加，假设用M代表地域的范围，M值越大代表信息覆盖的范围越大，且C与M呈线性关系，这里用C=a+bM（a与b的值大于或等于0）；结果征集成本C征集=α+βM（α与β的值大于或等于0）；结果鉴定成本C鉴定，假定鉴定的成本是方案数量n的函数，则C鉴定= C鉴定（n）；固定酬金R0等。则总成本为：
C=C+C征集+ C鉴定+ R0
=（a+bM）+（α+βM）+ C鉴定+ R0
=（a+α）+（b +β）M+ C鉴定（n）+ R0
首先来看信息成本C，互联网所构成的虚拟空间消除了地域的界限，从而M为0，置于虚拟空间的信息只有一次信息的成本（这个成本近乎为0），而其到达每一个信息接收方的边际成本为0；结果征集成本C征集，发包方只需在互联网上提供一个固定的虚拟空间（提供成本近乎为0），所有提供方案的接包方自行上传到指定的虚拟空间，同样消除了地域因素，从而M为0；结果鉴定成本C鉴定，在互联网上，大众评审自发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些评审都是无偿的，所以鉴定成本为0。和没有现代化通讯手段时一样，企业需要为最优方案支付酬金C酬金。则总成本为：
C=C+C征集+ C鉴定+ R0
=（a+bM）+（α+βM）+ C鉴定+ R0
=（a+α）+（b +β）M+ C鉴定（n）+ R0
=（a+α）+ R0
a+α代表信息的成本和征集成本，因为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和征集成本近乎为零，所以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由此可见，企业采用众包的成本就主要取决于R0。又因为，众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源配置不完全受市场价格指令的支配，很多情况下，提供解决方案的人无偿提供资源；所以，企业采用众包的总成本C小于等于R0。
（三）均衡分析
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发包方要实现众包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要求。因为众包所解决工作任务基本上是独立的，每一个方案都是针对某一项具体的工作任务；所以，对于众包来说，交易的数量通常为1，也就是说，众包的交易始终是一种边际交易。交易的总收入等于边际收入，交易的总成本等于边际总成本。
得：R=MR，C=MC，均衡时：MR =MC 即R= C，根据假设：R0≤R；又由前面分析得：C≤R0，所以：C≤R或MC≤MR。
从结果可以看出，采用众包对于发包企业来说，边际成本始终小于等于边际收益，因此对于发包方来说，就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去采用众包。这也是众包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众包的影响分析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众包对于资源的配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相比其他资源的配置方式，众包最大的特征是以非常低的成本将闲置资源聚集起来，尤其是稀缺的研究、设计、开发等智力资源。这些资源在众包活动中，从三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第一，众包突破了固定工作时间的限制，工作者可以在业余时间继续发挥其资源利用的价值；第二，众包将零散的闲置资源积聚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规模效益；第三，众包突破了资源发挥功能的范围，同种资源可以在同一时刻发挥其在不同领域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了资源的范围经济功能；
2.对就业的影响。信息不对称和劳动就业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信息拥有水平直接决定就业水平。在雇用工作时代，信息搜寻成本和信息鉴别成本是决定雇主和职员双方能否建立雇佣关系的关键。现在是个性化消费的时代，市场变化很快，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要，不断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摩擦性失业。众包对于消除摩擦性失业具有天然的优势。
3.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是一个关于价格的概念，物以稀为贵反映了稀缺资源供需对于价格的影响作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以价格作为信号。然而，在众包活动中，资源所有者的兴趣和爱好对于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价格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只发挥部分功能。如果不以价格作为配置资源的信号，那么就不会存在通货膨胀的成本；因此，如果以价格来配置资源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成本的话，那么，理性经营者必然选择众包的方式，从而通货膨胀会因为众包资源配置方式而受到抑制。总之，众包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效应。
（二）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1.对设计研发的影响。众包的优势可以说主要集中在设计和研发上。传统的研发、设计活动都由企业自己承担，研发和设计的团队是相对固定的，而且研发和设计能力往往受团队规模的限制。然而以众包模式进行设计和研发活动，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突破这种限制：首先，团队的成员不再固定，在互联网上，任何一项研究和设计课题将会有大量感兴趣的人去承担，而且随着研究和设计课题的变更，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也会随着改变。现实中，这些人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固定的团队和场所，如果说有，那就是互联网。虽然，这些人不构成固定的团队，但是，这种随机组合，因为基数（整个互联网的网民）大，所以，针对任何一项研究和设计工作都可以形成强大的研发力量，从而弥补了传统研发能力的不足。
2.对生产制造的影响。传统的生产制造活动基本上是企业自身的行为，然而在众包模式下，消费者和企业以外的其他个人和团体都可以加入到生产和制造活动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顾客DIY定制，顾客自己选择产品部件，企业按照顾客的选择为顾客组装产品。众包使企业以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了解顾客的真正需求，从而企业就不用担心生产出的产品没有销路。此外，众包基于虚拟网络，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之间的协作分工能力。这样，每一个企业只需要专注自己的核心能力，通过价值网络整合，实现自己生产制造能力的延伸，从而众包使得生产制造活动真正实现社会化。
3.对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影响。客户内部化（李海舰、王松，2009）表明客户的身份已经模糊化，这在众包活动中尤为典型，顾客DIY定制是对企业销售活动的革命性颠覆。企业的销售活动不再是企业自己的行为，而成了企业和企业产品受众共同的社会化行为。而且，售后服务工作在众包模式下就有显著的社会化特征，消费者碰到的很多问题，在网络上可以很容易获得非售后服务人员的帮助和解答。因此，众包使得销售和售后活动社会化。
4.对经营管理的影响。众包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强调的是外部的分工和协作。因此，企业必须同时关注内部和外部管理，尤其是外部管理，它是决定企业能否成功融入价值网络的关键。众包同时也是民主化的生产方式，众包参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以平等和自由为原则，所以，众包活动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自我管理是众包的最大特点。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媒体生态；微博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
尽管争议不断，P2P的实践一直如火如荼。到2015年2月末，网贷平台数量已超过2000家。其中，仅2月就新增平台52家，同比上升23.81%，活跃投资人数接近100万人，是上年同期的5倍，活跃借款人数则达到16.18万人，是上年同期的6倍。
中国式P2P创新
P2P贷款是对“Peer-to-peer Lending”，即“点对点（人对人）信贷”的概括，是一种聚集小额资金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商业模式。P2P网贷，是通过互联网的信息平台来实现资金出借人和贷款人直接对接的一种融资模式。在理论上，由于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收集成本较低，加之去除了资金中介，P2P网贷可以服务于更为小额、零散的融资需求。国外的P2P平台基本沿着上述这种基准模式展开，纯线上交易、信息平台、个人借贷以及直接融资等关键词，基本是代表性P2P平台的主要特征。正因其直接融资的基本属性，美国在2008年将P2P网贷划入了证监会（SEC）的监管范围。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P2P网贷行业的发展并未沿着国外既有的路径展开，而是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迅速创新和异化为多种性质迥异的形式。
一是模式上的创新。目前，除极少数的完全信息中介外（即平台本身仅作为提供借贷信息的角色，完全提供线上服务，在债务出现违约时，网贷平台不承担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责任），其他平台或多或少都偏离了P2P网贷的基准模式，性质趋于复杂化。
第一类模式创新是线下与线上交易的结合，即P2P网络借贷平台在线上提供交易信息，具体的交易手续、交易程序以及对于借款人的资信审查等等，都在线下完成。当然，不同的平台，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在线下渠道的布设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完全自建渠道，有的是加盟管理，有的是外部合作（如与小贷公司合作推荐客户），等等。除负责借款人信息审核外，多数平台还为贷款人本金提供担保，有借助外部机构（如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的担保，也有隐性担保（如风险准备金，类似于银行的拨备计提）。所有这些安排，让P2P网贷平台开始从信息中介演化为准信用中介，其职能、风险与法律特征都逐渐向银行靠拢。
第二类模式创新是非标准债权的打包与转让。一些P2P平台除贷款中介外，还将非标准债权（即企业、个人借款或票据）进行打包，分割成小额标准化债权，在网络平台上供投资人认购。这类交易涉及的标的金额相对较大，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易模式接近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已超出了一般民间借贷的范畴。
第三类模式创新是融资租赁平台。在这种模式中，购买、出租特定物品的交易，被转换为一种固定收益的债权投资。投资人的投资，实际上是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投资人支付租金（投资收益）。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目前不少平台与融资租赁公司合作开展此项业务。
二是产品更为多样化。与基准模式相比，中国式P2P网贷在交易模式上的创新，也极大拓展了其产品类型及其目标客户范围。在信贷产品上，基准模式以信用贷款为主，而在中国的实践中，除信用贷款外，抵押贷款（住房抵押、汽车抵押，等等）、供应链融资、资产支持型证券（如融资租赁类产品、票据类产品，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涉足到了传统信贷业务的主要方面。在客户上，P2P网贷平台的服务对象（更多是资产端客户）也远远超越了个人客户的范围，相当多的企业涉足其中，将其作为正规融资渠道之外的补充。目前来看，这种客户偏移的趋势日益明显，以至于一些观察者认为，P2B（即个人对企业的直接融资）将成为未来P2P平台发展更为主流的方向。
P2P网贷兴起的动因
与其在国外发展的低迷相比，如何看待P2P网贷在中国的异军突起？这与中国目前的金融环境密切相关。
其一是信用环境的建设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征信体系仍在完善过程中，尽管经过多年建设，人行征信体系已经积累超过3亿的个人、企业信用信息，但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覆盖仍不充分。此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制度也不够健全，导致借款人违约成本较低，难以有效抑制违约风险。这给P2P网贷带来的现实问题就是无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比较优势。由于不能接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其在借款人信息获取和筛选上较银行还处于劣势，而不得不采用传统金融的线下模式，用人海战术来获取相关信息，并实施信贷风险管控。在信用环境不够健全的情况下，P2P平台要吸引投资客户，也不得不对本息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否则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起步的机会。这决定了在目前阶段，纯粹“信息中介”的P2P模式的生存空间并不大。
时下，面对消费疲软与市场不景气，特别是受到网络经济与电商网购的冲击，致使部分商业企业，对新形势下现代商业如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优化升级”，缺乏信心与进取心，甚至缺失发展前行的“动力”，以致相当部分的商业企业着力探究，开始寻找“固本图新”，或“革故鼎新”的动力。其实，“动力”并不需要努力寻找，更不需着力探究，“动力”就在商业领域、商业行业，以及商业企业的中间。
今年早些时候，总理在题为“亚洲发展新未来”的2014博鳌论坛上，明确提出了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 一是向改革开放要发展动力；二是向调整结构要发展动力；三是向民生内需要发展动力，并且特别强调指出“民生内需”是最大的动力。显见，民生内需，就是国内巨大的“内源性”消费需求，其中包括：国人提高“三大质量”（生命质量、生存质量、生活质量）的主体目标诉求，以及“信息消费需求（市场规模逾3万亿）、老年消费需求（市场规模逾3万亿）、健康服务与健康福祉消费需求（市场规模达8万亿）、残疾人消费需求（市场规模逾万亿）等与时俱进的现代消费需求。而这一系列诉求与需求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商业企业的作为、践行与奉献。
据权威机构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将不断升级，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将进入全面释放的历史拐点，消费主导型经济地位将加快凸显，而这一切，都将对中国商业的创新发展与优化升级带来不竭动力。这是不可替代的，且是不容质疑的。
确立“消费主导型经济”
确立消费主导，是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对于商业企业来说，要抓住“第三次消费”升级的机遇，创造新的消费环境、发掘新的消费动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把握新的消费升级趋势。
那么，如何做到四个“新”呢？关键是要聚焦两个“源头”，即：“在源头上引爆需求、在源头上创造需求。”事实证明，尽管如今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信息传递越来越迅达，但是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现代人的需求，却反而感到越来越迷茫，有相当部分的消费者，认为自己并不知道需要什么，往往是“随大流”消费，被潮流“推”着走，或是“踩”着他人的“后跟”前行。记得一位哲人讲过：“绝对的光明与绝对的黑暗，对于一个人来说，结果都一样，什么都没看见；信息的成灾与没有信息，对于一个人来说，结果都一样，什么都没得到；为此，我们的任务只有一条：创造注意力，让世界在乎你。”
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是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与苹果平板电脑，据悉：苹果手机与苹果电脑，顶峰时期，每天销量分别突破300万台与100万台，然而谁都不会想到，那么前沿、先进的手机与电脑的需求与开发，不是消费者提出来的，而完全是由苹果公司自己在源头上引爆的需求、在源头上创造的需求，而后启迪与唤醒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漫山遍野地跟进来的。显见，苹果电脑的举动与作为，在传统的产品开发与市场营销中，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要做到“在源头上引爆需求、在源头上创造需求”，就必须在“创新概念”上着力，在“出奇制胜”上发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提高消费热点的带动作用，例如：大力培育与发展“信息消费、健康养生、康复养老、文化旅游、节能环保，以及全媒体互动”等新兴消费。在这方面，处于消费前沿与市场一线的商业行业，以及长期与消费者消费互动的商业企业，是完全能够“第一时间”，甚至“超越时空”地了解“消费云图”的变化与消费需求的走向，并且在创造消费新需求与培育消费新热点方面，有所作为、有大作为的。关键是要求“卖家”（商家）感同身受，首先应该成为“买家”（消费者），且身体力行，切实做到四个“超前”，即：超前融入消费漩涡、超前倾听消费呼声、超前体验消费渴望、超前测量消费需求“体温”。
将“互联网思维”融入商业企业
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用户，对商品、商家的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
时下，部分商家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消费、网络购物、电商交易等“网对网信息消费交易，门到门商品配送解决方案”，着实“看不懂”或“不顺眼”，既缺乏心理准备，更缺乏应对准备。其实，最重要的是缺乏“互联网思维”。试想，当今世界已经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的商家，还是依靠传统的营销手段、服务手段、传播手段，以及勤奋、卖力、刻苦、微笑的“经商宝典”，从事互联网时代的商业经营，那显然是“落伍”了。
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细析“互联网思维”，发现“互联网思维”中蕴藏着许多与时俱进、充满哲理、颇受启迪的新理念、新思维、新主张。例如：互联网思维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真正找到了用户的关切，找到了用户的渴求，千方百计地投用户所“好”，着实为用户创造价值；又如：互联网思维体现了商业民主化的思维，让处于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同时成为媒介信息与内容的生产者、经销者及传播者；再如：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彰显用户至上的思维，正如互联网专家所言：在互联网时代，用户至上是你必须践行的准则，你必须真心讨好用户，正如“淘宝卖家”问候语：“见面就是亲，有心就有爱。”这是真正的情缘，且是真正的财富，因为情缘、好评都变成了有价值的财富，这些显然是传统的商业经营与商业买卖，难以获取的效果。
用“四新”经济思路演绎商业转型升级
“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
发展“四新”经济是上海新一轮重要战略部署，是上海编制“十三五”产业经济规划的重要思路，也是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发展“四新”经济，虽然诉求的主体目标是产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但是对商业经济的拉动，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质效果与反哺效应，特别是对商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优化发展”，具有很强的跨界指导意义与现实的启迪效应。
众所周知，产业经济界通过采用新技术、导入新产业，或是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或是推出全新功能产品，这将直接作用于商业市场的繁荣、反哺于商品有效供给的丰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技术、新产业”，是繁荣内外需市场、保障民生内需有效供给的“引擎”。然而产业经济界采用新技术、导入新产业的动力，又源自于商业市场一线反馈的前沿消费需求信息与潜在消费需求期盼，因此，商业对产业经济界新技术的采用、新产业的导入，起着不可或缺的反哺作用。
“四新”经济中的“新模式、新业态”，对于商业经济与商业经营的指导意义与启迪效应，将更加直接与显现。在商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优化发展”中，蕴育着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与“商业业态”创新的机会。正是有基于此，商业领域的“转型升级，优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商业业态”的创新。
比如说：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商业楼宇林立，百货商店、购物中心比比皆是，以后随着中心城区的人口外移，购买力锐减，面对百货业态难以为继的现状，静安区坚持“业态”创新与“模式”创新双管齐下，大力发展与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地位相匹配的“总部型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如今的南京西路不仅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总部街”，而且创造了卓尔不群的楼宇经济奇迹，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恒隆广场，2013年的税收竟突破了30亿，超过了外省市一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全年的税收。
再如：灯具行业的经营模式，长期来就是灯具厂造灯具、灯具店卖灯具，大家各管各，致使厂家的技术优势、研发优势，与商家的用户需求信息及用户反馈信息都难以进行互动，各自的资源优势基本都处于临界状态。以后通过工商联手，创新经营模式，共同组建了以服务用户为主体的“空间照明解决方案中心”，使各自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市场拓展规模与经济效益皆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国内互联网
金融“热”是为什么
互联网金融在美国没有声音，为什么在中国却如此“蓬勃”，不外乎原因有三。首先，大的互联网企业巨头，已经逐渐地不再聚焦信息服务领域，而是围绕用户的吃穿住，从信息、数据延伸出了一系列的相应综合服务，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态系统。就目前来看，这个生态系统里，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环境里，金融服务可以说是较为平静的领域。
其次，中国软件行业竞争非常激烈，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很不完善，创意很容易被抄袭。中国互联网公司间的竞争远远比在其他国家要残酷的多，有大量用户数过亿的平台，很短时间内也会出现用户几近全部流失掉的情况。这样一来，一直向前冲成为“不得不”的选择，它们所能控制的就只有不断向前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数没有超过1个亿，它就很难说活下来；如果用户数没有突破4个亿，就很难活得好，所以绝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都在疲于奔命地往前跑，它们要寻找一切可以变现的方式。此时，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虽然在线时长、用户黏度和用户终端数量都增加了，但是在传统互联网上传统的赢利方式：广告、游戏、电商这三者中，除了游戏之外，其他两个都是萎缩的，广告直接萎缩到了过去的十分之一，这类企业需要寻找新的应用变现转化的新方式。它们后来发现，手机就直接近似等同于钱包，其他的应用绑定在这个钱包之上，来提供附加价值更大的金融服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大批企业在向这个方向转移。
再次，国内金融服务未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2013年，社会总融资成本超过了17万亿元，而且中国500强企业中，央企平均负债率达到84%，也就是说，3块钱的投入才有1块钱的产出。而且金融企业利润占到整个企业利润50%以上，在上市公司里面，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到整个上市企业利润的73%。再以中小企业为例，它们贡献了50%的财政税收，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创造了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但融资难的问题却一直束缚着它们的发展，与之对应的是人们投资渠道的缺乏，价值增值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正是这样的市场需求成为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与此同时，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绝大多数的营业收入来自于简单的存贷差，例如证券公司的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于交易佣金，基金公司来自于管理费等等。但是，在美国，这类金融机构的所谓标准化服务，占比只有10%，它们的服务绝大多数是附加了风险溢价的，附加了一定价值的中间业务，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而且大部分的互联网企业往往采取FREE的商业模式，先获得用户，先打造生态系统，然后再后向变现。这样，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之间，实际存在的是前向变现和后向变现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别。
也可以说，互联网金融的热浪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变化在一次次的脉冲叠加下，现在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面，是一种格局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某些产品的出现。接下来，还会有很多这种跨界的改变。
互联网金融改变的是什么
互联网金融最初“声名鹊起”引发关注，是因为余额宝。余额宝的出现一方面是支付宝账户资金零收益的激活，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则是传统金融的不完善。余额宝存在的核心优势是对资金流动性的管理，是基于对全网大数据的预测和分析，实现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无任何手续费。它的成功展现给传统金融系统的是一个理念，即金融服务的核心对象应该是用户。提升客户体验、打破物理边界以服务用户才是经营关键。发达国家很早实现利率市场化，由于没有银行垄断，国外之前也出现过paypal的类余额货币基金，后来由于收益率下降而清盘。所以，可以说是利率市场化加互联网普及造就了余额宝。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它们做金融，做的实质是基于账号的延伸服务，互联网金融背后是这种互联网思维对传统金融的冲击。
纵观历史，从19世纪30年代电报的兴起，到后来电话、计算机，乃至今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每一次通讯信息技术的变革都对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些年，随着物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涌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产生、传播、加工利用的方式，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幅下降，信息的获得处理成本大幅减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对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几年来，大数据成为市场炙手可热的话题，联合国、美国政府、法国政府等都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奥巴马政府甚至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大数据具有规模大（Volume）、速度快（Velocity）、类型多（Variety）和价值大（Value）的4V特征，其不仅是适应时展的技术产物，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理念，即基于数据资产的商业经营模式。
从IT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云计算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产生和发展，随之产生的海量数据形成了大数据，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反过来促进了云计算的进一步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关系，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是云计算两种接入终端类型的衍生体系，以上的这些IT技术正不断地冲击和改变所有的行业，而最突出的就是稳健保守的金融业，而传统金融业想全面拥抱互联网金融也必然依托IT技术的有效支撑。
数据显示，余额宝推出仅仅17天就吸引用户251.56万，累计存量转入资金规模达57亿元，人均投资额仅1912.67元，远低于传统基金户均7-8万。一直高大上的金融业已经迎来了平民时代。
历史实践
书写金融“民主化”的历史，尤努斯是不可回避的人物。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孟加拉格莱珉（孟加拉语“乡村的”）银行总裁尤努斯教授相信，信贷是人权。每个人都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才能充分发展，实现社会的共富。
40年前，尤努斯教授以27美元开始试验“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创新运用金融的力量帮助赤贫的农村妇女及其家庭脱贫，这项创新在孟加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国至今已经有800多万穷人借款受益，格莱珉模式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推广和发展。
2006年拍拍贷P2P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互联网金融的雏型。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95%都属于P2P模式的贷款平台模式。P2P这一创新型金融模式，冲破了“金融囚笼”，开创了“平民金融”时代。
网贷之家的统计分析，2010年网络借贷平台的总成交金额为10亿元。2011年网络借贷行业总成交量约有50亿。2012年以来整个网贷行业的成交量超过200亿。2013年行业总成交量达1058亿。
有利的一方面是，P2P网络借贷为众多个人和家庭开辟了一条可以获得持续稳定较高回报的投资。但由于过多的P2P公司已涉及担保与资金，因此，这个行业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与道德风险。
众安保险，这家由阿里巴巴、腾讯和中国平安等公司共同成立的公司，因马云、马化腾、马明哲“三马”同槽卖保险而备受关注，被视为互联网与金融合作的一个典型。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给传统银行业务带来巨大的挑战。银行迫切加快自身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推广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电视银行、网上银行，拓宽智能化、便捷化、立体化渠道服务。整个银行业势必融入互联网金融的大潮。
举例来说，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倡导一个主脑，八个副脑的章鱼模式。中信银行卡中心总裁陈劲在接受《东方企业家》采访时表示，互联网金融时代银行如何变革，大家谈的都是长期愿景：扁平化或干脆去中心化。但从银行的角度，从转型的角度，中短期内，要完全从单中心体系转变到完全去中心化，是比较危险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们选择了章鱼式的组织进化结构。一个中心加八个次中心。
专家观点
融360创始人叶大清对于金融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有深刻体会。他在接受《东方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贷款难，普通消费者、底层用户贷款难，从过去两年的用户数据来看，有85%的贷款申请都批不下来。
好贷网创始人李明顺在2013互联网金融全球峰会上表示，由于金融体制的原因，传统金融特别是银行机构，是一个“劫贫济富”、“嫌平爱富”的角色，广大存款用户贡献了最多的资金，却得不到银行的融资贷款服务，享受的权利和付出的贡献不对等，普通用户深受其困又无能为力。
金融面前人人平等，亦被称为普惠金融。一般认为，它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也就是俗称的老百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小微企业构成企业的大多数，支持小微企业，也就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更清晰地界定了什么是普惠金融。她指出，普惠金融的外延包含三个维度。一是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二是建设广覆盖、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促进各类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三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积极满足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教育、养老、卫生、住房、就业等民生需求，普及金融知识，强化金融权益保护，促进社会安定有序。
融360创始人叶大清指出，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互联网金融本质上还是金融，应遵守现行金融监管的基本规则。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具有某些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特点，需要针对其特点作出有针对性的监管安排。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互联网金融肯定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向下普及成为普惠金融，向上生长成为智慧金融，在外部性的层面上成为绿色金融，不仅影响金融业，还会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黄震的观点得到原民生电商董事长、原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副主任尹龙的认同，互联网金融将颠覆传统金融信用风险评价机制，形成一批本土原创的创新商业模式，以其普惠性、市场化和创新活力释放巨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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