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9 09:52:47
导语：在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智慧中枢：让城市管理“全面响应”
从本质而言，智慧城市可以被比喻为一个生态系统，由市民、社区、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等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又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在科技不够发达的过去，这些子系统无法互联互通，也无力为城市发展提供完整的决策信息支持。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IT技术，城市中的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物理基础设施、商业基础设施等联结成新一代智慧化基础设施，构建起跨领域、跨子系统的综合应用信息系统。这犹如给城市装上网络神经系统，使城市中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拥有了“智慧中枢”，从而能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做出最佳的城市发展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
智慧社区如同智慧城市中的一个个“小细胞”，是应对城市化发展新挑战、打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的基石。它以智能、人文、服务为理念，以管理精细化、服务人文化、运行社会化、手段信息化、工作规范化为建设思路。以信息化技术手段为支撑，统筹各类服务资源，满足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需求。从实践成果来看，智慧社区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模式，为辖区居民和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全面响应”的智慧生活状态，真正实现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体现管理的社区治理目标。
作为构成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共经历了非可视楼宇对讲、联网的非可视楼宇对讲、可视的楼宇对讲终端、智能化小区、数字化社区、智慧社区六个阶段（见图1），为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帮助。在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引下，构造智慧社区先进的信息化应用环境，能引导公共部门、市民、企业进入信息化时代，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三网一云”：信息技术构建人文社区
智慧社区是在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无线网）的基础上，使用高性能计算机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整合巨量数据和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和复杂计算，最终形成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区发展新模式。概括而言，智慧社区就是“三网”与“一云”的有机结合及广泛应用。
智慧社区的结构主要包括访问层、应用层、网络层和感知层（见图2），相应地，智慧社区拥有四个核心特征：
更深入的智慧化感知。社区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建设智慧社区可通过分布在社区重要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中部署的传感系统、自动监测和监控设施等快速获取城市所需信息并进行分析，实现社区信息与数据的实时收集与存储，便于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方案。
更全面有效的互联互通。通过城市高带宽的固定网络、无线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可将个人电子设备、组织和政府信息系统中收集和储存的分散信息及数据进行连接、交互、多方共享和协调，帮助用户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并解决问题，使工作、任务通过多方协作或远程操作成为可能，从而彻底改变城市社区管理与运作方式。
更深入的协同关联应用。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保障，构建身份认证、目录交换、结算清分、信用评估等技术平台的体系性建设，确立信息系统之间的无缝连接和协同性，促进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大量数据的流转、交换、共享、比对，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动发现问题一功能自协调一及时处理问题”的良性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以获取更新颖、系统且全面的结论解决特定问题，更好地支持城市发展决策、行动和创造新价值。
更人性化的人文关怀。以人（社区用户）的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以生活更美好为根本目标，力求通过智慧社区的建设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构建涵盖社会管理、服务、建设、动员、组织等于一体的智能化综合信息服务管理平台，最终实现智能、人文、宜居的现代新型社区。
谋篇布局，打造“一盘棋”管理模式
根据调查，当前社区居民的需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生存需求，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劳动就业、医疗保障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第二层次为生活需求，包括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所需的服务如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科技教育、网络购物等。第三层次为民主参与需求，包括居民参政议政、参与社区民主管理、民生服务调查等。为此，上海智慧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以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全市通办、全年无休、全程公开”、满足居民全方位需求为最终目的，统筹利用社区服务资源，扩展多元化服务渠道，加快推动社区信息化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步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智慧社区信息化平台总体架构以社区事务服务、生活服务为核心，协同政府各类相关业务系统，统筹各类社区服务资源，形成“6+N类服务渠道、2大专业服务平台、10个应用支撑系统、1套业务协同体系、1个社区综合资源库”的总体架构（见图3），构建联通各类社区信息化资源，实现面向社区民居和基层组织的数字智慧社区。
大学为何诞生于西方
学术是中世纪大学的主要特征吗
国家大学生学习质量2013年度报告
论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生学习信念的提升
大学生学习状况调查研究——以甘肃为例
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与高校多元录取的有效衔接策略
高校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大学、雇主以及政府间的合作模式
论我国大学教师发展的内涵、困境与策略
我国大学教师发展机构的现状、问题与挑战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大学教师发展动机探析
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向度
应用型大学教师践习:实施现状与发展逻辑
对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的反思
中国高等教育的机制转变与规模扩张
全球化与中国大学模式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2049发展蓝图、指标、挑战与实现途径
学科教学论:知识生产与身份建构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析
大学生学习经验调查的理论基础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高考公平与应试主义
论高考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目标原则及推进策略
日本短期大学的危机
区域现代化背景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发展的轨迹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高考
我国高校联考的历史、现实与前路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后续效应
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生存方式
论教育研究的本质追求与反本质思潮
论高等教育学学科属性及其建设
协同创新——一种新高等教育质量观
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转型的知识解读
论大众高等教育与多元参与治理模式建构
学院组织及其治理结构
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的要素解析
创新人才大中学衔接培养实践探析
日本国立大学的财政制度:历史性展望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分析
影响大学经费筹措的主要理论综述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化挑战与高等教育范式转型
美国社区学院的市校合作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高等工程教育课程改革案例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DIO课程模式
卓越教师是怎样炼成的——台湾地区大学教师发展的经验与启
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印度高等教育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
“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德鲁克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出版了三本重要著作：1939年的《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以及1945年的《公司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首次提到“组织”的概念，并且奠定了组织学的基础。而传统社会学根本没有“组织”的概念，因为传统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society）和社区（community），而“组织”既不是社会，也不是社区，却又兼有两者的成分。德鲁克在他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工业社会需要一种取代传统社区和传统社会主要特征和功能的新器官（organ）。正是因为德鲁克在该书中提出“器官”这一概念，1943年12月下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董事长唐纳森·布朗邀请他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内部研究，以便分析它的组织和管理。
那时候，德鲁克最早的两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和《工业人的未来》已经为他在政治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必要的成功基础。美国政治学协会甚至选举他进入政治理论研究委员会。但是，研究通用汽车公司这样一个企业与政治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本宁顿大学的校长路易斯·琼斯这样评价德鲁克研究通用汽车公司所冒的风险：“你将永远地毁了你的学术事业。你现在处于究竟是研究经济学还是研究政治学的十字路口。如果接受这个课题，你在这两门学科中都会失去别人的尊重。”
因此，当德鲁克决定用两年时间从内部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研究时，他是冒着个人事业发展的风险的。但是，德鲁克却说：“我认定自己必须深入内部，从内部来真正研究一个大公司，把它作为一个人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作为一个统一的机制来研究。”在谈到《公司的概念》这本书时，德鲁克说：“《公司的概念》并不只是一本关于企业的著作，它是一本有关组织、管理和工业社会的书。事实上，这是一本从‘组织角度’分析企业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审视‘企业社会结构’的书，而这个社会结构有能力集合众人之力来满足众人的经济需要；这本书同时也是第一个把‘管理’（management）视为承担特定工作与责任、履行组织特定机能的著作。”
关键词：发展循环经济对策
资源的稀缺日益影响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出资源枯竭与环境威胁的困境，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现实和亟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甘肃省由于历史等原因，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走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最佳的选择就是走循环经济的道路。
甘肃省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才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才能在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种经济发展模式
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看，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三种模式，即传统经济模式、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
传统经济模式。这是一种由“资源—生产—消费”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生产过程，是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三高一低”，即“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在这种经济模式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的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型和一次性的，它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必然导致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并酿成灾难性环境污染的后果，其严重程度已危及人类的生存。
过程末端治理模式。这是一种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繁荣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先污染、后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就采取这种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进步表现在于，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但由于重在强调生产过程的末端治理污染，导致治理成本太高，技术上难以支撑，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把大量有用的资源当作废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在浪费资源的同时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循环经济模式。这是一种“资源—生产—消费—资源再生”的物质循环流动生产过程，它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排放，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其主要特征是“三低一高”，即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以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其和谐纳入自然生态的物质能量循环过程，以达到产品洁净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废物高效回收的目的。这样可最大限度的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使资源在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不但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经济新思维，还要求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著名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
甘肃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
甘肃在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伴随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甘肃省是一个人均能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省份。目前省内煤炭探明保有储量86亿吨，人均贮量仅有400吨左右；石油资源贮量人均仅10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昌、白银、嘉峪关、玉门、窑街等重点资源型城市（矿区），现在都面临着资源日益枯竭的严峻形势。与此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影响着甘肃省经济的全面发展。甘肃省煤炭资源的综合开采回收率仅为30％，而现阶段我国重点煤矿的回采率平均为65％、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也只有37％。而甘肃省内矿产资源开采中，乱挖滥采、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资源的加工利用基本上仍是“资源—产品—废弃物”一次性单向粗放型利用方式。
（二）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过快
甘肃省1999年至2003年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98%、3.23%、1.88%、4.36%、11.82%；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90%、8.70%、9.40%、9.40%、10.10%。逐年能源消耗呈递增趋势，尤其是2003年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1.72%。这种以资源的大量消耗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加重了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而且造成资源严重的浪费以及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障碍。
（三）能源消耗和废物产出量偏高
在长期形成的国内分工格局中，甘肃省“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占很大比重，其中大多数传统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既造成能源的高消耗，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2003年，甘肃省GDP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的1.11％和0.85％，但甘肃省能源消耗总量是3375.08万吨标准煤、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是2073万吨、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是20899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是4033亿标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2.01%、2.06%、0.98%、和2.03%，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在资源高消耗的同时，伴随着废弃物高排放。甘肃省万元工业总产值废物产生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内万元工业总产值排放的污染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要比东部地区高出1～5倍。资源高消耗和废物的高产出，必然导致资源枯竭、草地退化、水土流失、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使甘肃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四）能源的消费结构不合理
甘肃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占相当大的比重。甘肃省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储量比较贫乏，再施以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造成能源的严重短缺，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甘肃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而且根据甘肃的能源禀赋条件，这种结构今后20年不可能有太大变化。这对甘肃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将造成压力。
甘肃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对策
（一）开展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
推进循环经济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通过教育宣传，让全社会懂得什么是循环经济，认清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提高公众的资源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为发展循环经济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要特别加强对青少年的环境资源意识教育，使他们树立起循环经济的意识，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垃圾分类回收、绿色生活方式等与循环经济密切相关的活动逐步变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
（二）加快立法工作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资源的利用涉及社会、经济、环境各个方面，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进行科学的管理，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已经起步，但至今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为了有效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甘肃省除了认真遵守国家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之外，还必须加快地方性循环经济的立法工作，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明确政府、企业、社区和公民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确保法律的有效性和严肃性，为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建立循环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法规和政策环境。
（三）推广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与传统的末端治理污染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清洁生产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思想。传统的末端治理污染与生产过程相脱节，即“先污染，后治理”，重在“治”；清洁生产则要求在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流程、废物利用改进等各个环节，不断加强管理和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重在“防”。二是清洁生产体现的是集约型增长方式。传统的末端治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上；清洁生产则是走内涵发展道路，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实行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企业要积极主动防治工业污染，大力推行清洁生产，使污染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逐步实现零排放，从而达到治理污染和改善环境的目的，收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效果。
（四）加强循环经济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应用
循环经济的技术载体就是环境无害化技术，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大力发展甘肃省循环经济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应用，重点在以下方面：科研管理部门要把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作为甘肃省科研工作的重要领域，重大科研与技术开发项目要优先列入科技计划，政策上予以引导，投入上予以倾斜；明确科研重点和科研方向，针对目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要矛盾，近几年内应重点将工业废水、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作为重点攻关项目；建立开放型的科研体制，通过降低门槛，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科研力量和技术；积极鼓励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帮助企业解决资源综合利用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中的具体技术问题。
（五）加快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
目前，甘肃省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都以追求GDP及GDP增长率为目标，导致片面追求GDP，无视资源环境成本的投入和消耗。在GDP高速增长的背后，往往掩盖着资源存量和生态环境的巨大赤字。因此，对于甘肃这样一个生态基础和环境都比较脆弱而对资源依赖程度又很大的地区而言，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显得更为重要。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水平考核方式，即在重视GDP增长水平的同时，加强对经济效率以及单位GDP的资源利用、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污染排放量等指标的考核，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从而将循环经济发展指标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考核体系。通过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实施，促使社会各部门抛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2.吴季松.循环经济[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3.孙国强.循环经济的新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土地流转；阶层分化；阶层基础；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92―06
一、问题的提出
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武器，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它是要回答国家建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战略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构成了思考中国阶层问题的根本起点。作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最末端，农村的阶层格局构成了接应国家力量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阶层分化。那么，土地流转的加速与阶层分化的关系怎样?土地流转和阶层分化将对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学界乃至实践部门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强调农民分化对于土地流转的影响。其二，强调土地流转对于农民分化的影响。本文着意于后者，探讨土地流转对于农民分化的影响。就此而言，有学者认为，土地流转是发生在农村中的一次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过程，因此，土地流转必然影响着农村的阶层分化；土地流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实现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梯，其重构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亦开始呈现日渐定型化等新的特点和趋势。陈柏峰认为，在土地流转的推动下，农村逐渐形成五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且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杨华发现农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形成四大阶层：中上阶层、中间阶层、中下阶层、贫弱底层，他认为中问阶层是农村地方性规范的集大成者和道德中心，在维持和再生产农村社会稳定、活跃农村社会生活上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还明确地将“中间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来考察，触及了阶层分化的治理属性，但对于阶层分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阶层治理能力缺乏有力的论述。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村阶层划分为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他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村庄内部正在形成一个耕种20亩左右土地的新兴“中农”阶层；正是这个新崛起的“中农”阶层填补了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外流后的农村社会真空，并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贺雪峰还明确地将新兴“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并且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新兴阶层并没有体现在作者的阶层划分体系之中，这显然是因为作者以土地主体而不是以治理主体作为阶层划分标准所导致的。
本文意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江汉平原的曙光村为考察对象，展现当前土地流转与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发展进路。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土地流转
1 村庄概况
曙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居民多是清朝年间从江西迁徙而来，传承至今已有十代。之前，当地村落呈现散居状态，户与户往往相隔甚远，老死不相往来。从1958年开始，曙光大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集中居住运动，形成了六个生产队的政权结构。至今，曙光村下设六个村民小组，人口有561户，2275人。根据2008年农业经济普查结果显示，该村共有5428亩土地，人均耕地面积为2.386亩，户均耕地面积为9.676亩。由于曙光村具有较好的气候条件和土地条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着力发展加固产业。目前，该产业已成为曙光村及周边几个村的特色产业。 2 农民流动与职业分化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农村变迁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人口的频繁流动上。伴随着农民的大量流动，农村的职业也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在曙光村，农民的主要职业就有加固(包括加固老板和加固工人)、进厂打工、本地商贩、本地零工、养殖、种田等多种类型。
就农民流动而言，我们所观察的曙光村存在两种不同的人口流动模式：一是农民的内向流动，二是农民的外向流动。农民的内向流动是指农民在不脱离村庄的范围内从事传统农业之外的职业所产生的空间变动。曙光村和周边几个村庄分布于一个集贸市场周围，这一集贸市场在两条马路的交汇处，构成当地的“商业中心”。曙光村有100多人在这里从事经商、搬运或者跑车等工作，这即是我们所说的农民内向流动。这种农民的内向流动方便了农民在从事其他职业的同时进行农业生产，而且这两个层面的经济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体面农民的生活所需。农民的外向流动是指农民在脱离村庄的范围从事传统农业之外的职业所产生的空间变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进城。与内向流动相比，农民的外向流动是农民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中所完成的职业转变。曙光村有600多人外出，其中有500多人从事加固产业，100多人进厂打工。
3 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
农民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职业分化和居住结构变迁，使农民对土地的利益需求开始出现分化，从而导致土地自发流转频繁发生。对于在城市获得稳定工作或者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而言，耕种土地的比较效益不高，他们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在村的亲戚或朋友，那些出不去的农民也愿意接受更多的闲置土地，从而提高务农的经济效益。由此，当那些留在村庄中的农民越来越多地接受外出打工者无法耕种的土地时，种田大户得以产生。从曙光村的情况来看，种田大户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伴随着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土地流转而形成的。据曙光村六组种植20亩以上土地农户的资料，他们在二轮延包时总耕地面积为175.34亩，在土地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当前他们的总耕地面积是270.85亩，这其中增加的95.51亩正是通过流转其他农民的土地得来的。
曙光村六组土地流转情况(见表1)很能说明土地流转的特征和机制。据笔者调查，近30年来曙光六组土地流转共发生63次(以现有土地格局为统计对象，二次流转统计在内)。从流转时间来看，20
世纪80年代6次，流转给亲戚的占50％；90年代14次，流转给亲戚的占35.7％；21世纪第一个十年43次，流转给亲戚的占30.2％。可见，随着人口不断流动，土地流转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而流转给亲戚的比例不断下降。一方面可能因为血缘和姻缘的容量不足以接纳大量增长的土地流转，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人口流动已开始弱化血缘和姻缘的社会关联，社区对亲戚的依赖程度正在减弱。
从土地流转的方向来看，本组转到外组(本村)4次，流转给亲戚的占25％；本组转到村外7次，流转给亲戚的占28.6％；组外转到组内3次，流转给亲戚的占66.7％；本组转到本组47次，流转给亲戚的占34％。可见，土地在本组之内的流转占绝大多数，占到74.6％。六组原有耕地面积770.71亩，流转之后，由本组人耕种的面积为710．5亩，共有60.21亩流转到组外。结合时空因素来看，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组际或村际之间的土地流转才有发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口流动对于地权的社区溢出具有激化作用。
从流转主体来看，在总户数90户中，涉及土地流转的共有62户，占到总户数的68.9％。其中纯转人方19户，纯转出方35户。这意味着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农村耕地有可能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对于一个农户来说，转入一户人家耕地的有14户，转入两户的有9户，转入3户的有2户，转入6户的有2户。这意味着土地的集中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问，因为地权流转总是分散性的。而把一户人家的土地转给一户的有31户，转给两户的有9户，转给3户的有2户，转给4户的有1户。这意味着总体上土地流转倾向于导致地权的集中而不是分散。
三、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分化
随着土地的自发流转日益普遍，村庄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
1 富裕阶层
所谓富裕阶层是指年收入超过10万，在村庄中处于上层水平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组为例，富裕阶层主要由本地老板、加固老板和外地生意人构成，共24户。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个阶层人数相对较少，但积累的财富却远远超过其他阶层的财富数量。第二，这个阶层基本都与土地脱离了关系，只有4户兼业种田。第三，这个阶层正不断迁居外地，脱离村庄社会。到目前为止，已有6户迁出村庄。第四，这个阶层并没有成为有效支援家乡建设的“第三种力量”，对于村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富裕阶层的兴起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使他们能够脱离传统的农业种植，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投入到利润回报更高的生产领域。就曙光村而言，当地人进入加固行业相对较早，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而城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了加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由此，在加固产业的带动下，曙光村迅速走出一条劳务输出的道路，一小部分人因之步人富裕阶层。可以说，当前农村富裕阶层的形成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附带产品。富裕阶层的出现以及向城市的流动，给村庄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上。他们的土地流转给其他需要的人耕种，这对于在村农民具有极大意义。
2 “中农”阶层
与传统阶级话语体系中的定义不同，本文所谓的“中农”阶层，是指常年在村，依靠土地种植(种植20亩以上)、兼业养殖或本地零工，或者是本地个体户、养殖大户，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的、处于农村经济社会中上层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组为例，这个阶层共有19户，主要特征如下：第一，“中农”阶层常年在家，即使有流动也只是在集贸市场周边。因为常年在村，且多数人都耕种土地，他们对于社区的事务要比别人清楚得多，也往往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第二，“中农”阶层不仅多数耕种土地，而且耕种土地平均量大于整个社区水平。在江汉平原，“中农”是当前农村土地的主要耕种者。第三，“中农”阶层除了耕种土地外，往往还同时从事养殖、零工、个体户等职业，将劳动力尽量分散在不同的领域。第四，“中农”阶层尽量避免雇佣劳力，希望通过强化“自我剥削”、以更多的劳力投入来换取经济收益。
“中农”阶层根据其不同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生成机制。对于其中的个体户、养殖大户而言，集贸市场的地缘条件使人口的内向流动得以存在并催发出特定的产业。如个体户正是借助集贸市场人口的频繁流动来销售农产品和副食品，并且这种销售所得可以支撑一个中等水平的家庭生活。因此，这部分“中农”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然而，在一个市场容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中农”数量十分有限。在当前形势下，基于集贸市场的“中农”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唯一可以扩大“中农”阶层力量的是基于土地流转的种田大户。 3 半工半农阶层 半工半农阶层的产生与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具有直接关联，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人其他产业之中。由于这部分劳动力流动不具有稳定性，农民往往倾向于不放弃农村土地，由此形成了一边种田、一边打工的劳动者阶层。以曙光村六组为例，半工半农阶层共有42户，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这个阶层投入不少劳动力在农村土地上，以分散外出务工的市场风险。该阶层往往会随着年龄、健康、家庭变故、市场行情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家庭劳动力在土地耕种和外出务工上的分布。第二，这个阶层不倾向于从事更多的本地兼业，没有一户从事养殖或本地零工等，他们在农村仅进行最简单的土地耕种。第三，这个阶层在市场中主要从事加固职业，有25户，这显然与当地的人口流动特征有关。第四，这个阶层在农忙时回村干活，农闲时外出打工，尤其是从事加固工人行业，相对比较自由。另外，这个阶层也往往采取夫妻之间的劳动分工或者父子之间的代际分工的方式。
半工半农阶层的产生是基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广大农村闲散劳动力逐渐集中到其他产业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重新整合，使得土地较少的农民可以从市场中获得另外的经济收入。另外，中国农地制度的集体所有也确保了农民即使在外出务工失败之后，依然可以全身而退，回到农村种田。毕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将庞大的农村人口消化掉。
4 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是指常年在村种田，但种田规模低于20亩，且极少从事其他本地职业，经济收入处于农村下等水平的人群。他们与“中农”阶层有所不同，在村所拥有的资源极少，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体面的农村生活。而与半工半农阶层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外出务工，仅靠种田为生。以曙光村六组为例，贫弱阶层共有5户，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这个阶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家庭变故，如有病弱老人需要照顾或者主要劳力身染重病等，无法接受更多的田地，也无法外出务工。第二，这个阶层主要依靠在家种田所得收入，但耕种面积不多，生活比较拮据。
第三，这个阶层从事本地兼业者不多，只有一户从事本地零工，一年收入只在2000元左右，对家庭收入贡献不大。第四，这个阶层没有能力开展夫妻分工或者代际分工，因丧偶或子女上大学等因素，这个阶层往往处于贫困状态。
在曙光村，贫弱阶层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其形成原因首先是个体性的。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这个群体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那些原本只能依靠季节性土地收入的贫弱阶层在市场经济面前很容易陷入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与市场化也推动了贫弱阶层的形成。
四、农村阶层分化对乡村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在当前的农村生活中，上述阶层分化不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它们的形成机制各有不同，对村庄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1 富裕阶层对村庄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第一，它带动了一大批人加入非农产业，推动了农村家庭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二，它将城市生活方式引入农村，推动了消费主义风气进入乡村。第三，它提高了人情进入门槛，将很多穷人排斥出其人情网络，从而切割开与村庄的社会关联。第四，它向外流动以及对村庄社区公共事务的冷漠削弱了基层治理中的社区动员能力。
2 贫弱阶层在村庄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因为贫弱阶层在村庄中人数极少，且处于边缘地位，他们对于村庄社会所起的影响似乎不大。他们往往不愿意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而这种不参与也因其数量原因而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在国家资源不断下乡的背景下，这个阶层却可能影响到基层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出现资源分配不公的时候，这个群体很容易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会在村庄社区中弥散开来，从而影响到基层组织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
3 半工半农阶层是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半工半农阶层根在农村，他们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兼业。因此相对于基本脱离村庄的富裕阶层而言，半工半农阶层在村庄社会中拥有更大的利益关联。这种利益关联集中体现在外出务工失败之后农民可以回到农村继续种地，所以他们往往会努力维持与社区的人情往来，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相对于“中农”阶层而言，半工半农阶层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他们就像“两栖动物”一样在城乡之间来回游走，他们对于村庄社会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很难全方位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之中。半工半农阶层不能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接应力量，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适应基层治理的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基层治理的开展。村干部对这部分人比较头疼，因为无论是过去的税费收取还是现在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往往都不好管理。
4 “中农”阶层对村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直接作用，从而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主体阶层
与富裕阶层、贫弱阶层、半工半农阶层相比，“中农”阶层在村庄社会中具有最大的利益关联，对村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唯一有希望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阶层。第一，“中农”阶层常年在村，保证了农村村庄社区有人在，土地有人耕种。第二，“中农”阶层是村庄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要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有动力去关心村庄发展，更有可能去维系村庄社区的稳定。第三，“中农”阶层是土地的最主要耕种者，也是土地的最主要流人方，他们获得更多的土地可以使其实现一定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支撑起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活。正是依赖于“中农”阶层种田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有了稳固的保障。第四，“中农”阶层可以较好地接应基层治理的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农村经济社会的最大利益关联者，“中农”阶层有更大的动力去参与村庄公共管理。依赖并扶持他们作为基层治理的后备力量，这也许是中国农村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农”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土地自发流转的基础之上，它是在市场风险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惟其自发，所以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主要是在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博弈中展开的。一方面，固守传统农业，放弃市场机遇，是不明智的。因为不进行适度的劳动力整合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难以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一味强调和推动劳动力的集中和土地的大规模经营，否定劳动力的适度分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升级过程的缓慢性以及市场本身的风险生对完全处于市场竞争中的小农家庭是非常不安全的。因此，实现劳动力的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相互接应，并通过这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实现农村发展的安全性，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农村家庭在与市场经济的博弈中已经生成了一套极具弹性的应对策略，国家政策在这方面不宜采取诸如倡导和推动资本下乡以及强制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等有可能引发严重政治社会后果的过激做法。在一些地方，“大资本打着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或者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农业集约化经营等幌子，进入农业领域后，进行‘圈地’活动，然后把土地用作非农业建设。这实际上是权力与资本结盟下的共同谋利行为”。更有一些地方盲目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将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外来人手上从而形成经营大户。这些外来经营大户的经营思路是追求利润，他们只关心利益而不可能在村庄扎根，与真正需要村庄依托的村民之间并无关系。因而这些做法不仅无法形成乡村治理的可靠主体，而且破坏了“中农”阶层的形成机制，使得构成村庄骨干力量的“中农”因土地流出而消失，村庄地缘共同体因此瓦解。这些现象值得警惕。
五、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
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谁可以引领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可以依赖的阶层基础，这是关涉整个基层政权从而也关涉整个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命题。通过考察江汉平原的村庄社会变迁，分析土地流转对于村庄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总结出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的可能方向及其阶层基础。
新阶层结构的兴起是当前农村在应对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的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自适应机制，尤其是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以及二者的互补，使得农村发展既能够吸取市场中的资源，又可以将农村内部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半工半农阶层是一种两栖式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只手伸向市场对闲散劳动力实现有效率的变现，另一只手伸向农村保障大后方的稳定。“两只手策略”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在城乡之间进行迅速调整和转化。这种极富弹性的经济结构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性质，因此多数农村家庭都加入了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适应性还体现在它能够有效地在夫妻之间、代际之间进行劳动分工，随时调整劳动力、资本在产业之间、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分布，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收益，减少经济风险。另外，由于半工半
农阶层能够从市场中获取资源，相对而言，它在农村资源的再分配中就可以给“中农”阶层留下更大的空间。当然，半工半农阶层在必要时也很容易转化为“中农”阶层。“中农”阶层是在人口流动尤其是富裕阶层开始在市场中获得稳定生活来源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富裕阶层的土地流转以及半工半农阶层对这部分流转出来的土地的不敏感。由于土地规模的扩大，“中农”阶层不仅可以养活家庭，而且可以过上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体面生活。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自信，愿意长期留在农村。“中农”阶层因其生产、生活、理想直接与村庄紧密相连，而且形成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村庄利益关联，因而，“中农”阶层最有维护村庄利益的积极性。也正因如此，这个阶层将会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就目前而言，“中农”阶层还不具有稳定性，因为半工半农阶层甚至富裕阶层随时可能把土地要回去。这种变动性实际上是当前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博弈的一个过程，它是以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安全为最后底线的，由此，不稳定的“中农”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而是最稳定的。这种稳定不是土地权利的固化，不是个体私权的膨胀和不可侵犯――实际上私权的集中与固化只会损害整个社区的利益――而是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中农”，也都可能成为半工半农阶层。当前阶层的流动性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转型有利而不是有弊。
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作为在村的最大利益主体，“中农”阶层将直接引导整个社区的发展方向，建构起以其为核心的村庄社会关联，从而有可能把整个社区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个阶层可以成为接应国家政策和基层治理的载体，可以由他们中的精英来重构基层组织网络。从现有的和正在兴起的农村阶层来看，富裕阶层已基本脱离村庄社区，甚至其本人已在外买房定居，它注定不可能真正关心农村的发展；贫弱阶层首先在于人数的稀少，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不具有能力来引导整个村庄的发展，无论是从阶层的自信心还是阶层的资源网络来看都是如此；半工半农阶层因为两栖式的经济结构，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对于这个阶层本身甚至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但对于作为农村发展的基本载体而言则是不充足的。因此，只有“中农”阶层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阶层基础。如果这个判断有道理的话，那么国家在未来农村发展政策上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阶层的存在，在不影响农村社会整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扶持、培育和保护“中农”阶层，使它慢慢成长为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中国农村阶层，从而支撑起整个中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后单位社区;权威;社会权威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78-05
随着社区结构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化,社会资源从由政府――单位统一配置向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分配的方向变迁,城市社区经历着从“单线性政治权威统治”向“多元化权威结构”的转型。这是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逐渐在政治权威单极化的社会成长解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后单位社区权威真空现象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关注。因此,如何建构后单位社区权威,尤其是如何重塑以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体的通过社区居民让渡出的权力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权威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笔者的实证调查,以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切入点,分析当前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并试图探讨重塑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
一、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分析
S社区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H大学的家属区规划、兴建的。在规划设计时,S社区没有独立完备的配套设施,如电梯、车库、专门的办公用房、配套的活动场所等,S社区的居民与H大学共享公共设施,H大学的后勤管理机构为其提供相关的物业管理服务。2000年H大学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将原来由单位统一管理的学校家属院逐步剥离出去,而归居民――教职员工私人所有,除此之外,H大学将部分职能撤出S社区,由社区居民实行自治。按照惯例,房改后S社区应该由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与服务,但是当时S社区的大部分居民远远没有适应这种转变,因此社区两次引进物业公司都以失败告终。S社区内部环境逐渐开始恶化:众多小商小贩自由进出社区且大声叫卖,这不但严重影响了S社区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社区中自行车被偷盗的案件也时常发生;部分居民私自开发门前的绿化地种植蔬菜,甚至少数还将原来社区内种植的观赏花卉拔出,变成自家小菜园,破坏了社区环境。对此,居民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很多居民纷纷向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当时,社区并未改制,还称为XK路居委会,就在S社区院内。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方面鉴于与社区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关系,也鉴于所属社区的治安状况是考核街道办事处这一级行政机构工作的指标,因此,街道办事处要求XK路居委会将S社区的安全管理工作作为重点事件来抓,限期年内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出谋划策,决定先将大门管理起来,这不但首先保障了社区的安全而且工作难度也相应较小、费用也比较低,在社区居民的承受范围之内。
虽然有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强大支持,但是鉴于部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冷淡,当时的缴费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此后,为了能够让居民切身感受门卫管理的优势,居委会出面与H大学交涉,希望H大学能够划拨一万元经费用于门卫管理的试运行。直到2005年,XK路居委会通过“致居民一封信”的形式征求了居民的意见,每户居民每个月交5元门卫费,在70%居民同意的情况下,2005年9月28日S社区正式设立了门卫,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公开聘用的五名门卫正式上岗。在门卫管理逐步走上正轨之后,有部分居民向居委会提出异议,认为门卫应该由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由居委会出面不太合适。鉴于这种情况,居委会决定组织居民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成立门卫管理小组,具体按照楼栋长推荐、自荐的形式选出候选人,张榜公示形成决议。最终,由七人组成的门卫管理小组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前身。门卫管理工作应该可以顺利运行了,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门卫管理小组的七名组成人员都是退休人员,身体偏弱,且个别还有重病,行动不便,无法胜任催缴门卫费的工作。因此,S社区门卫管理重新由XK路居委会接手,门卫自治管理工作陷入停顿。
在门卫管理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门卫费的支取问题,S社区里很多居民都反映居委会有贪污门卫费的情况,其中T女士甚至还多次与居委会Z主任发生争吵;S社区缴纳门卫费屡遭波折,收取状况欠佳,难以支撑门卫的正常运转,门卫曾多次换人;S社区内部停车问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另一大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并不是该社区部分车辆长期停驻S社区,占据了小区内的停车位置,另一方面,社区内居民的车辆经常出现划痕。这些问题居委会与门卫管理小组都无法有效控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居民与门卫以及居委会之间的矛盾,门卫管理面临失败。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门卫管理小组亟需重新选举。考虑到S社区自治工作的一再受阻以及吸取上届失败的经验,本次选举按照居民推荐和自我推荐的方式产生候选人。经最后公示,本届小组成员大多具有领导身份或曾经在单位中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老同志,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本届小组的组长系南京市GL区人大代表、H大学教授以及某学院的党委书记,这几重身份也是备受社区居民和居委会所期望的。根据工作需要,2008年5月16日选举产生的门卫管理小组更名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下设门卫管理小组、车辆管理小组、业委会筹建小组三部分。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初始,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建立一套工作机制:每周五由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会议产生的决议需及时张贴公示会议简报,以此加强宣传;完善楼栋长管理与服务机制等。
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将最引人关注也是最有难度的门卫管理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安全自治管理小组重新招聘门卫,提高门卫工资使其达到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完善门卫管理与责任制度;其次是采取措施,寻求社区民警和交通部门的帮助,力图将S社区的车辆按照不同类别管理起来,缓解居民内部的矛盾;第三,管理小组还多次与学校相关部门交涉,希望H大学可以划拨部分资金在社区内部安装摄像头以利于社区安全;第四,业委会筹建小组积极筹备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以达到小区出新的目标,并全面开展社区楼栋长的选聘和管理工作;第五,与居委会完成门卫管理的经费交接,彻底实现自我管理;第六,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以区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区政府和学校交流,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开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以上众多举措,在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之初效果明显,社区居民对管理小组的工作赞不绝口。然而,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阻力和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社区T女士作为社区积极分子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前一直负责门卫管理,据居民反映她曾以此为利让部分小商小贩进出社区,管理职权的丧失导致T女士联合S社区门口一家商贩多次与管理小组的成员发生争吵,甚至与管理小组一位70多岁的S老师产生身体接触,这严重影响了管理小组的日常工作,直至导致门卫管理工作的半停顿,也为后来门卫的接连辞职埋下了伏笔;车辆管理的过程中,车辆管理小组组长D老师曾因阻止某车辆进入社区而与车主发生争执,车主言语激烈对D老师进行侮辱,甚至恐吓,这直接导致D老师辞去小组长职务,安全自治管理小组还有部分成员也是因为类似事件而辞去职务,导致小组成员逐渐减少;在管理小组成立之初,小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社区自治管理工作难度会如此之大,同时在工作进展缓慢始终局限于讨论阶段的前提下,很大一部分成员失去了早前的热情,后期小组例会经常出现请假或早退的情况,直至后来小组例会从一周改为两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濒临停运的边缘。
二、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特征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及整个运行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权威推动下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成绩的显现与矛盾的产生皆来自于门卫管理和车辆管理,在这两项管理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多元化权威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加突出了原生态的、自组织的、权力依靠相对薄弱的社会权威生存与发展的艰难。我们从以下几点具体分析:
政治权威的诱因性作用。我国是一个深受集权思想影响的社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往往都要通过政治权威的号召才能实现,即使是在单位退出社区之后这种趋势依然明显。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整个事件的梳理,管理小组的成立、运行其实都时刻看到居委会在其中强大的影响力。从理论上来讲,居委会应当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应当以社会居民自治权力的组织载体而存在,但是从实际运作来看,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选聘、提拔、工资待遇以及居委会运转经费并不依赖于社会居民,而来自于所属街道办事处,这必然导致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成为政治权力的延伸。S社区中的事务管理也证明了这些,居委会在S社区设立门卫一事上的鼎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街道办事处的强大压力,以及后来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也来源于“争创”的行政压力。在政治权力的强大作用力下,居委会作为活动在社区中的政治组织完全拥有了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并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自愿服从,在其后的管理小组选举、楼栋长会议的召开具体工作上体现出了政治权威的强大作用力。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作比较来分析,政治权威更容易获得居民的长久和稳固的服从,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等处得到的支持都体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管理小组组长S教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曾多次与区政府进行书信之间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虽然效果甚微,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无论是管理小组还是社区居民都对政治权威充满了期待。这也从一个角度为我们证明了以目前的居民意识以及管理结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权威依然会是社区事务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它也是当前社会权威主要特征之一。
社区居民的意愿选择。城市社区在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转变过程中,虽然传统政治权威的影响力依然活跃,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变化,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便是从单线性的一元化领导向多元化民主协商的转变。在社区事务的决策上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政治权威主体开始侧重于与居民协商、合作,在尊重居民的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动员居民,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居民的自愿性选择为社会权威的生成提供了广泛的草根基础,同时居民之间对自治组织不同的意愿选择也为社会权威的进一步发育注入了不稳定的元素。
社区房改打乱了传统社区管理的模式,有事找单位的时代随之远去。物业管理公司引入的两次失败使得社区居民开始以主人翁的开始思考自我管理的方式,门卫管理被首先提上了日程。门卫的建立是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民主决策成功的典型案例,S社区也获得了短暂的安定。其后,门卫管理小组和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更进一步体现了民主协商的优势,居民在这期间也尝到了自治的成效。但是,随着管理小组成员的逐步推出和小组管理成绩的差强人意,社区居民意见开始分化,甚至出现了对立的局面,这进一步加大了自治管理工作的难度,这从S社区T女士以及支持者与管理小组的矛盾冲突可窥一斑。至此,建立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基础上的社会权威因其缺少相应的合法性权力开始变得脆弱,社会权威主体的管理小组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鸿沟开始逐渐扩大。
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案例的分析,可以清晰的感受到S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愿望,社会权威生成的社会基础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类似于合法性政治权力的权力支撑,另一方面社区事务的繁重与利益的相离也为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提出了相当大的难题,这便决定了社会权威在当前后单位社区里只是处在萌动的状态。
社会权威的萌动。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以及门卫管理小组都是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在社区居民的强烈要求下自发组织成立的。从社会权威的生成来看,它完全顺应了社区居民的自治要求,社区居民乐意于将自身享受幸福的权利让渡给自治组织,因此实现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居民要求自愿呼声的过程中,居委会作为S社区中长期存在的政治权威一方面为了顺应民心,另一方面也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居委会发挥组织优势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开展民主选举活动实现社区事务的自我决策,从本质上来看,政治权威为社会权威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提供了政治权力保障,这便反映了管理小组运行之初为什么工作开展的总是那么的顺利。
但是,在管理范围逐步拓宽、管理难度逐步加大的情况下,社会权威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认同还没有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因权威主体工作的迟滞不前而衰减,从而失去了居民的心理支持、丧失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都是需要借助政治权威(权力)来实现的,社会权威是在政治权威的推动下实现的,政治权威从具体事务中脱离使得社会权威丧失了天然的权力支撑,因此,自治管理工作在后期的困顿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从整体来看,广泛存在于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目前并没有发展成熟,不论是居民的心理支持还是合法性权力的物质支撑都显得比较脆弱,但它毕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通过S社区的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有着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权威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这也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关键所在。
三、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重塑的几点思考
单位制解体以来,后单位社区的公共空间具有一种与国家的特殊相关性,即,它在被国家所包含的同时,又必然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我们不必将独立性与被包含强行分开――因为,市民权利具有普遍性”[1]。公共事务的参与必须以公共空间的存在为背景,这就使得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看起来具有了天然的自生性,为社会权威的出现开启了大门。但是,通过对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观察,当前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还显得过于稚嫩,因此,惟有对社会权威进行改造,从生成机制、主客体关系等方面入手才能使社会权威承担公共生活的职责。
首先,完善社区自治组织权力生成机制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组织权力是指利用社区资源,动员社区力量,实现社区目标的一种影响力”[2]。单位制时代,社会权威从组织成立到作用发挥依赖于单位的权力赋予,成分比较单一,S社区家属委员会的运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通过笔者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制解体以后,社区组织权力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核心的一点便是社区组织权力的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具体包括:社会权威需要法律和法规所认可的权力,非合法性自治组织即使能够接受社区居民的普遍认同,其在后期运作过程中依然会遭遇到因法定权力的缺失而出现的后续乏力;社区权威需要社区自治组织内部章程和规则的权力支持,组织成员必须依靠协商通过的章程和规则来约束成员的行为,对违反规则者予以惩罚,才能维护社会权威的有效性,以维护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社会权威需要居民自身权利让渡而形成的权力,权威形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认同,社区场域内公共事务的处理效果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社会权威只有获得居民自觉让渡的权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行动的支持和心理的认同。
第二,强化社区自治组织精英人物的个人魅力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经营是指拥有一定的优势社会资源,参加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行,能够对社区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力的人群总体。“他们或因政治身份、或因经济实力、或因文化权威而拥有更多的优势社会资源,因而较之于普通社区居民更有可能主导和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对社区事务产生影响”,[3]尤其是在组织网络缺失、权威真空和居民参与意识表层化的后单位社区内部,精英人物的作用可能会显得尤为突出。调查中发现,精英人物的有效治理和理性参与不仅与制度化的工作机制有关,更与其开阔的视野、灵活的头脑、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关,他们往往能够通过其多渠道、制度化的公共身份满足社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内在需求,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作用的发挥便体现了此点;其次,在精英人物自身实力无可否认的前提下,便需要精英人物能够时刻保持对社区居民利益的忠诚,很多情况下正是基于对社区事业的热爱和制度化参与,才使得社区自治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是他们在社区治理和公共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标准;最后,很多情况下,多元且深厚的公共身份以及持续性的对社区事务的热爱并不能完全巩固精英人物的合法性地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来源于对社区公共利益的表达、整合与实现程度,只有在现实工作成绩的面前精英人物才能获得居民长久的支持,并维系其所代表的自治组织的社会权威。
第三,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绩效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作为居民自发形成的并以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为目的的组织,能否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成为组织能否赢得居民认同的关键环节。首先,自治组织需要提高组织成员必备的工作能力,掌握社区治理的技巧,明确某项工作所要求的能力水平和类型,因人而异分配各项工作,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停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对成员能力和水平的误判而形成的,这必然影响组织整体的工作绩效而影响社会权威的有效性;另外,确定组织有效的工作目标,美国心理学家洛克早在1967年便提出目标设置激励理论,认为任何人和组织的行为都是受某种目标驱使的。因此,通过给组织和成员制定合适的工作目标,进而激励员工,使其成为提升工作绩效的有力工具,更重要的是确定工作目标的同时应当注重工作目标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达成组织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组织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成员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4]通过价值目标取向的引导能够不断激励成员向工作目标进发,这也成为当前对成员奖励的主要方面;很多情况下,情绪是动机的源泉之一,它能够激励人的活动,提高人的活动效率,一个良好运作的组织应当能够成功地消除挫折感、愤怒、爱恋、憎恨、喜悦和悲伤等类似情绪,培养成员积极的工作情绪,保持与社区居民的良好互动,增加居民对自治组织工作的认可,进而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
第四,借助于“熟人社区”的特征以重塑社会权威。一般意义上的熟人社区有些类似于邻里相望的农村社区,从成员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的常驻居民大多原属于一个单位,居民的异质性程度偏低;从社区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多少呈现封闭化的特点。在此前提下,社区自治组织便于掌握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区域性特质的服务项目;再者,邻里相望的社区特点,还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及时获得居民对其工作的态度,并及时做出反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居民的利益冲突相对比较弱,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有效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实现自身工作绩效的最大化;后单位社区的“熟人社区”特征还有利于自治组织掌握社区成员的特点,便于发现社区内部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的精英人物,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为社会权威的稳固奠定人员基础;最后,后单位社区一直以来都与较为固定的政治权威主体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实现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的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王斯福.面子的方位――当代中国乡村的公共空间与对公益的说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90.
[2]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115.
关键词：社区；管理模式；多元化
城市社区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地理空间与基本平台，随着社会转型与公民社会的推进，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不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一个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社区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区管理模式
社区管理指的是"一定社区内部的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包括社区党工委、政府职能部门或派出机构、社区单位、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等），为了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促进社区的繁荣和发展、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区域性的、全方位的自我管理和行政管理活动"。[1]社区管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前我国的社区管理主要包括人口、治安、组织、党建、服务、文教和环境等诸多方面。
当前我国的社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是由于我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所以社区管理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社区管理模式既不完善、也不成熟。根据社区管理的主体的差异，可以大致将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物业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社区居民自治四种模式。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四种模式占据了社区管理的绝大部分，但是从实践过程和结果中来看，分别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难以使社区管理目标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所以应该汲取当中的成功经验，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管理模式。所谓多元化管理模式，就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三方合作，经济、政治、文化三种资源共同支持的社区建设与治理的理论模式。"[2]
二、城市社区多元化管理模式的条件--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社区管理理念也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化，社区管理理念的创新促进了社区管理方式的改变，从而为社区多元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社区管理理念的创新
由单一的政府主体向多元化主体管理理念的转变。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社区管理工作行政化倾向突出，政府是社区管理的唯一主体，下级隶属单位是社区管理工作的执行部门。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社区事务越来越繁杂，社区工作涉及到更多主体的利益，所以必须改变完全依靠政府管理的管理理念，发挥多元化主体的力量，包括居民、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物业与居委会，共同管理社区，提高社区综合管理能力。
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转变。传统的社区管理理念注重对"物"的管理，比如说对社区基础设施的修建、维护，社区绿化等等，这就忽视了对人的权益的尊重与维护。在当代社区管理理念中，更加明确了社区管理要服务于人的基本宗旨，将人放在首要地位，确保居民的主体地位，社区工作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满足居民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此同时，"要把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社区管理工作的重点，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吸引各方面的人才，调动社区广大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群众热情参与社区管理的良好风气。"[3]
2、社区管理方式的创新
由"高度集中"向"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转变。传统的管理方式以权力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其中同样包括社区管理。社区管理权力集中于街道办主办单位，它们直接或间接的隶属于上级部门，按照上级部门的指示进行社区管理，过分的强调集中，而忽视了民主管理。社区建设的现代化要求转变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现代社区实质上是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自治组织，从而保证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进一步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多元化的管理方式的转变。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完全依照行政命令进行管理，彻底贯彻上级部门的意图，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管理职能能够得到落实，但是阻碍其他主体的管理作用，一味强调纵向管理而缺乏横向上的沟通与合作。由于社区管理事务与内容的不断增多，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无法在管理过程当中做到面面俱到，更无法满足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要求和民主意识地增强，所以必须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将法律、制度等管理方式纳入到其中，形成多元化的管理方式，使行政化管理受到制度、法律的制约，推进社区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的进程。
三、城市社区多元化管理模式建构的途径选择
城市社区多元化管理模式是发展社区管理的理论模式之一，在现实中的开展运用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这三者在社区中的关系。在推进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职能转变的同时，着重采取下列措施：
1、保证社区管理的利益多元化
社区管理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在保障社区内不同主体的利益的基础上，同时还要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因为，一方面，当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了多样化社会力量的产生，其中包括由政治、经济、民族或宗教等结缘的社会团体和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又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为多元化社区管理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这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社会团体、社会力量、公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当中来。
2、建立民主参与机制，保障社区内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的迅速普及和公民权利意识地提升，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正发生巨大的改变，扩大公民参与社区管理的途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参与制民主的指导原则是：人民必须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过程。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遵守这种观念，参与制已经渗入我们价值观念系统的核心。"[4]特别是对于某些与社区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区事务，可以由政府、街道居委会、非营利组织牵头组织，选取不同群体的社区居民代表参加到社区管理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采用意见箱、网络平台、人员接待等方式完善参与渠道，通过民主的制度安排，保证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得到重视。
3、建立、健全社区公共责任机制
过去，社区内的事务无论大小、巨细都由政府主管，从而致使政府人员不断增加、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同时，政府工作人员的做派给居民办事带来了不便。政府包办社区内一切事务的现象当前仍在不少地区存在，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由政府承担对社区的建设、管理、维护的机制，转变到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对公众事务负责的社区公共责任机制，社区居民不仅仅享有社区内居住、发展的权利，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义务。
参考文献：
[1]吴新叶.社区管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1
[2]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0,(5).
[3]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5.
关键词： 密切联系 体验感受 以学增知 以劳辅学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注重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的是学生的体验、感受，以学生兴趣和内在需要为基础，以主动探索为特征，强调的是学生的亲身经历，以实现学生主体能力综合发展为目的。新课程标准指出：“要积极开发并利用校内外各种资源，让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根据自身特点，紧扣现实生活，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多种活动方式，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性、自主性、趣味性、创新性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探究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开拓创新精神。
一、拓展实践渠道，扎根校园生活
教师要给学生营造开放的学习空间，让学生对自我、自然、社会、科技、文化引起足够的关注，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时要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选取能让学生“心动”的主题，这个主题越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越好，范围越小越好，让学生在活动没有开始之前便“蠢蠢欲动”，这样才会使课堂活动之外的真正探究因这份心动而更加丰富多彩。如开展“物品义卖”的综合实践活动，要求学生把家中的玩具或喜爱的图书标上价格，想好介绍词，向同学们进行推销。学生一听到这个活动课题就比较兴奋，回家积极准备。
二、立足家庭生活，丰富实践内容
拓展学校教学活动空间和活动内容，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应用中学习，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并服务社会，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是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让学生掌握利用工具书，学会正确使用视听媒体，收看有益节目。以家庭实践活动为辅助，以学增知，以劳辅德，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增强学生自我表现、自我完善、自我创新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1.正确使用各类媒体。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学会收集、整理信息，可以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养成思考记录习惯，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指导学生有目的地收集事实材料，可以设置一个“每日信息”摘录本，要求学生在家里，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上等多种媒体中收集信息，选择重要的一些内容，写在摘录本里。并指导学生写好研究日记，及时记载研究情况，真实记录个人体验。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但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眼界，还可以提高阅读和习作的能力，养成关心身边事的好习惯。
2.真正体验生产劳动。
根据实践活动本身具有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原则，结合学校特点，可以围绕种植方面做文章，与学生家长签约，要求学生多多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如给植物松土、除草、施肥，及时施药防治病虫害。在劳动中培养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有的学生采集样本利用学校实验室的显微镜观察蔬菜的病害情况，再上图书馆、上网等收集资料，对症下药，在老师的帮助下，成功地预防了病害。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体验了成功的喜悦、劳动的艰辛及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三、关注社会生活，生成实践资源
超越书本的局限，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农村参观，参与劳动、采访，增强学生对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了解和接触，开阔学生视野，使学生了解现代农业生产状况及发展前景，懂得农业劳动的重要性，加深对农民的理解和感情，使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创新精神，增强科技意识。
1.走进社区，进行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社会发生的某一现象进行调查，弄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研究策略。是学生走近社会、感受生活的极好形式，可以加强学生的合作、交流，培养学生乐于思考、勇于实践的能力。如我校旁边有条平阳河，以前河水清澈见底，可现在河水绿绿黑黑的，鱼虾全跑了，河面还有很多漂浮物。针对这一现象，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一次“保护母亲河”的社会调查活动，让学生通过调查，查清河水污染原因，并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通过这种社会性调查活动，让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了解社会现状，认识周围的生活环境，让学生体会参与社会服务的意义，熟悉各种社会资源，在活动中学会与人交往，锻炼自己勇于参与、大胆实践的品质。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意识，培养学生收集、分析、整理信息、交流思想和发现、安排和组织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
1.1 在政府引导下发挥社团作用
两个城市都倾向于将社区工作交给专业的社会团体（或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运作，以提高效率，这其中还包括为社团组织筹集和捐赠资金的基金会。社团作为政府和居民的中介，承担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发挥了居民的自治能力，改善了政府资源不足的状况。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政府依然承担较多责任，主要包括：
资金上：对专门的社区团体提供资金、基础设施等支持，每年由社区申报项目，政府进行立项审批，并择优资助。同时，投入经费较大的社区设施，则完全由政府经办，由社区团体或志愿组织负责日常运营和管理。
政策上：将社区建设工作纳入政策范畴，建立一整套政策制定、实施、监管体系，包括社区工作的基本原则、社区工作白皮书、制定社区工作管理办法和优惠政策等。
监督和管理：对社区工作组织进行严格的审批、定期检查和评估。定期检查社区照顾团体的人员培训、设施配置、服务标准和服务价格等，通过检查确定下一年度的财政拨款，对服务好的机构可保持拨款数额、增加服务项目，否则可以消减乃至停止拨款。
1.2 社会对社区建设的广泛参与
广泛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即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居民个人对社区义务的分担和社区资源的共享。较为突出的是社区志愿者在社区建设中发挥较大作用，例如美国公民每年的志愿时间达到200多亿小时，有效的支持了非营利组织的日常工作，同时降低了组织的运营成本。
除专业的社会团体外，宗教慈善机构、基金会、文教机构都积极参与社区工作。而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如避税、树立公众形象等越来越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以美国为例，目前企业对社区的支持已逐渐由慈善型向经营型转变，即不直接向社区捐款，更多的参与对社区捐助的管理工作来，更有利于发挥捐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3 对社区工作进行广泛的社会监督
两个城市的社区工作都是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规范运作的，主要包括注册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审核以及非营利团体的免税条例。例如，美国规定社区团体和其他非营利的工作并不是用于非营利性的，或从事与慈善宗旨无关的活动必须纳税。
2 伦敦的亮点与经验
2.1 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和社区发展指导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成为伦敦社区建设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资助者，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进行资金资助，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购买非营利组织和专业机构的服务等方式，吸引社区服务组织参与社区建设，政府部门的资助日益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二是以政府部门的声望和公信力，吸引社会资金，如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等，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进行投资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建立起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模式。实际上，政府部门在社区建设的发展思路、资金来源、完善机制、评估监督等各个环节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了统筹规划、政策支持和协调社会单位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充分发挥社区委员会的“主人翁”角色
社区委员会是社区建设的权力机构，与我国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功能类似，是英国政府在基层社区的重要工作抓手，实际上起到了基层政府作用。其职能主要包括：一是代表社区居民与社会单位和社区单位建立起合作关系，为增进社区居民的利益，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社区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同、平等发展的权利而开展工作，二是在基层社区层面践行英国政府和伦敦市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区发展思路，在居民教育、医疗服务、社会治安、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内承担全面责任，在上述领域内与社区内外各单位开展各项活动。在伦敦社区中，社区委员会能否充分发挥职能是决定社区治理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2.3 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全覆盖
作为老牌发达国家，英国的社区公共服务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思潮的影响之后，英国政府重新将国家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和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迅速形成了完善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全英市民充分实现了公共服务基层化和社区化等多层次社区服务体系。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内容涵盖范围极广，包括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区保健、儿童看护、社区教育、信息共享等各个方面，社区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全方位的社区服务；从服务对象来看，除一般的社区居民外，重点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有犯罪记录的成年人、低收入人群等，这些人群除了享受完善的基本社区服务外，还能得到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如专业社会工作事务所等的扶持和帮助。
2.4 建立起政府部门、社区和非营利组织（企业）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
与其他西方国家类似，非营利组织和盈利性企业等社会力量在社区事务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政府部门、社区和社会力量合作的模式中，伦敦市政府强调社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各方力量中社区委员会既反映社区居民意愿，又得到伦敦市政府的政策支持，还天然的与社区组织和企业单位建立起密切关系，是这一合作模式的中心。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是伦敦社会发展和服务的执行者和操作者，政府部门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制订社区发展政策和监督指导等工作上，而将具体的操作实施工作交给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来实施，因此，在伦敦市政府资助和支持下的社会服务体系中，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是承接各项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其中，非营利组织长期以来形成了成熟的工作机制，由策划、事业、社会和执行等部门组织，其成员工资由政府和基金会等劳务开支直接支持，并接收由政府资助的第三方监理组织的监督。数量庞大、门类众多的非营利组织参加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将政府的发展理念直接在社区层面进行实施，这些服务项目涵盖社区服务的各个方面。企业也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按伦敦市政府的政策规定，以资金支持、组织实施等方式直接参与社区发展的企业在税收、贷款等方面享受优待政策，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贷款等优惠政策都吸引着各类社会企业以各种方式投身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中。
3 纽约的亮点和经验
3.1 实现社区董事会在社区事务中的决策权
美国式的民主决策体系在社区层面得到很好体现，纽约的社区发展和社区事务最根本的一点是强调社区由谁做主，为了保障社区居民能享受自主发展的权利，社区发展能真正体现社区居民的诉求，纽约市政府明确了社区董事会在社区中的决策权和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同时，为保证社区居民有相等的董事会成员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纽约市制订了完善的社区董事会章程，其中包括董事会的组织结构、选举办法、工作程序和评估监督方式等，规定社区董事会实行选举制，董事会成员任期为两年，其中多数成员需要在社区居民中选举产生，政府部门官员也可以担任董事会成员，但是不能超过20%，董事会实行“费随事转”，董事会成员仅享受有限的工作必须的开支，没有其他收入，这样既保证了各项活动的展开，也实现了让真正有“公益心”的居民和市民承担社区董事会的职责。社区董事会的职能主要包括，一是根据纽约市政府社区发展理念指引下，制定本社区的发展规划，并召开社区董事会表决通过；二是享受社区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包括社区发展规划和社区具体事务存在争议，需要提交社区董事会的，都自董事会会议中得到最终裁定。
3.2 政府在社区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
与伦敦市政府相比，纽约市政府在社区事务中的直接指导作用明显有所削弱，这与美国强调社区独立发展权、注重社区居民自身的权利诉求有关，政府相关部门主要在资金支持和仲裁协调等方面的发挥作用，包括以下职能：（1）对社区土地利用情况进行评估，与社区董事会一起，就社区土地使用和资源发展给予指导和建议；并对社区土地使用和开况予以评估和监督，以保证社区建设和发展符合纽约市的整体规划。（2）在政府财政支持的社区服务项目上，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项目财政支出审查，以实现高效、公平的使用公共财政。（3）对社区董事会无法达成一致的事项，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进行仲裁和协调，促进社区成员在各项事务上达成一致。
3.3 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组织包括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专业服务组织等，与伦敦市的社会组织相比，纽约市社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其门类更多、分工更细、规模更大，非营利组织代表第三方的社会力量，与社区居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能更好的反映居民的需求，因此在强调市民自的纽约，社会组织的发育更为成熟、工作机制更为完善。这些社会组织包括：一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如社区委员会，这类社会组织并不直接提供社会服务，而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起到协调其他社会组织开展服务的作用，发挥了枢纽和核心的作用；二是操作型社会组织，如社工事务所等，这类社会组织是社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具体负责各种社区服务项目的实施，是直接面向服务对象的组织和机构，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组织性；三是支持性社会组织，如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等，这类社会组织为社区发展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和智力支持，包括直接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以及通过调查研究为社区事务提供智力支持的各种社会组织“孵化器”等。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共同形成社会组织服务体系。
3.4 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和架构
纽约社区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成熟的非营利组织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内容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社区公益事业等；（2）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四种渠道，一是政府部门的资金投入，占到组织资金来源的40%，二是基金会和企业等组织捐赠占30%，三是非营利组织经营所得，在开展服务过程中的合理收费，占资金来源的20%，四是非营利组织自行筹措资金占10%。（3）非营利组织的成员和工作人员。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专业社工，即在社工事务所登记注册的、具备专业服务技能和开展业务能力的专业社工，他们是非营利组织开展工作的主体；二是规模庞大的社区志愿者，西方社会市民普遍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同时政府各部门通过各种政策支持鼓励市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因此，志愿者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兼职人员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通常需要数量可观的志愿服务人员承担社区服务活动的事务性和操作性工作，但这些志愿者并非完全义务，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也会根据志愿者的工作量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3）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与国内很多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资金困难，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同，纽约市非营利组织目前正走出了一条社会企业的发展道路，以往的非营利组织过于强调非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而无法保证社区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社会企业并非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市场经营的非营利组织，其本质是被赋予了市场只能的非营利组织。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纽约已经形成了社会企业的成熟模式，其要点包括：政府政策支持例如为非营利组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社会企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企业所得的利润只能用于社会公益而非盈利。
【参考文献】
[1]London City Hall， News from Dee Doocey： Police cuts coming to a borough near you， 17MARCH 2010
[2]London City Hall， News from Jenny Jones： Police spend more on public relations， as borough policing faces cuts
[3]London City Hall， Mayor Boris shows New York Mayor how London tackles crime London City Charter， The First Charter 29th April 2009
[4]nyc.gov， 纽约市政府系列公告和文件
[5]nyc.gov， The City Record On-Line纽约市政府年度报告
[6]Homo Myopicus， and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nsumer Choice （Winter， 2006）， pp. 271-320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