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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政治经济学定义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归纳演绎教学法
归纳演绎法是从一系列具体事例中提炼、归纳出抽象概念再解析的方法。这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从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能够使学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所学的基本原理，摒弃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的讲授法的弊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比如，在讲授商品概念时，作者不象有些老师那样一开始就抛出商品概念，然后解析其内涵。而是先列举一些事实，比如，农民种植的粮食、工人织的布等等，是劳动产品，如果是为了给家里人吃、穿用，不进行社会交换，我们称之为产品；如果是用于社会交换，给别人吃、穿用我们称之为商品。以此类推，从一系列事例中归纳出商品的定义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演绎法进行解析，即商品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人类的劳动产品，其次是生产的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换，为他人使用。因此，土地等自然物，可用于交换，但不是人的劳动产品，因而不属于商品；为家人吃而做的馒头，为家人穿而织的布虽是劳动产品，但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交换，因而也不属于商品。这样，通过归纳演绎法，就把商品概念讲得非常清楚。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在课前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典型案例，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展开讨论和讲解，最后进行总结并提炼出观点和见解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从现实问题和现象入手，提出抽象观点和见解，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是从实际到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教师选取、组织案例教学外，也可在相关理论讲完后，由教师引导、组织学生围绕当前社会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寻找、设计案例，用以巩固所学基础理论，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多年的生产实践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积累，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为政治经济的案例教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案例素材。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努力提升案例教学法的比重。
三、比较教学法
比较法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观点进行比较的教学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尴尬经济处境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为高校经管类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但是两门课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教学中两门课的授课老师是各教各的课，相互之间不发生关联。两门基础理论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尤其当两门课针对同一个理论问题作出不同解释时，学生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惑。通过运用比较法让学生明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不可互相代替“，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总体上，它们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差异性，共性都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成果。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内涵、阶级立场、研究对象、观点、目的与任务等方面。在涉及同一个知识点时，比如，关于利率，政治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决定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的。对此，只有运用比较法向学生讲述前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实质内容，后者讲的是借贷资本的表现形式，学生才不会无所适从。因此，运用比较法能够提升教学效果：一方面理清两门专业基础课程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的理解，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四、微课教学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与逻辑性的理论学科，光靠课堂教学是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和掌握，教师应该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可以通过建立班级邮箱、QQ群、微信等网络媒介形式对学生进行课前导学和课后复习巩固，激发学生自学。课前指导包括上传相关阅读书目，并将讲授内容的时代背景、教学目的、重点、难点等知识点提示。课后以问题答疑、个别辅导及学科前沿观点等形式巩固所学内容，还可以上传文体、音频课件，尤其可尝试微课教学法。微课教学法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针对教学活动中的相关知识点开展的简短、完整的在线视频教学活动。其基本特点，一是实用性，要求主题明确，围绕一个概念、术语、事件、问题等均可以进行讲解；二是简洁性，要求结构较紧凑、短小精悍，篇幅小、时间短，一般以两至十分钟为宜，只要把主题讲清即可；三是趣味性，要求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以图片、文字、动画、视频、声音组合的“快餐式”课件模块形式，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五、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法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在于能够解释、指导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学面世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发生困难与牵强，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经济中，也不断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挑战和质疑。比如，包括萨缪尔森、琼•罗宾逊在内的当代西方最知名经济学家均否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暴力革命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国内，以茅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同样否认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所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在面对国内外经济学家质疑中，正陷入困境，面临着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脱离的形象较为突出，许多授课教师仅满足于基本理论的介绍，既不热心搞科研，对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缺少关注，也就谈不上向学生传授前沿观点。因此，教授政治经济学的高校教师负有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并在讲授基本理论时把学科前沿的相关研究观点及时传授给学生的学科使命。
六、结语
关键词：生产关系；所有制；三分法；四环说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01-02
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从而，对生产关系内涵的界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对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生产关系的研究做一梳理。
一、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概念的界定
关于生产关系结构的界定问题，一直在国内学术界争论不休。然而，我国大部分哲学教科书都参考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界定。斯大林在1952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地界定了生产关系的内容。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说道：“生产关系的状况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产、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通过斯大林的此番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占据重要位置，并且所有制问题贯穿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到生产资料的支配过程。然而，国内在50年代开始兴起“左”的思潮和方针政策，针对这些“左”的方针和政策，1963年撰写《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对斯大林的定义提出过质疑，认为斯大林有关生产关系的界定排除了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单纯研究生产关系，这样所有关系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生产关系也就被简单化了；其次，它把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看作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承认所有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关系即阶级关系，这样就缩小的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内涵，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理应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都有表现。该文在1985年发表，引起理论界探讨的热潮，至今也有学者对其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进行研究。
二、国内生产关系概念界定的理论争鸣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学术界对生产关系的界定和结构分析空前热烈起来。
（一）对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的支持
首先，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的“三分法”说与马克思的“四环节”说虽然略有出入，但是并没有违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界定，本质是相同的。马树方肯定了斯大林把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进行突出的做法，认为这样是抓住了生产关系的本质，从纵的方向对生产关系的内涵做以说明。因此，斯大林只是从异于马克思的角度去探讨生产关系，没有违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考察。计瑗澄等认为，有些人批判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没有交换这一做法是站不住脚的。斯大林在生产关系定义的第二项内容“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这里，斯大林并没有单独指出交换是商品交换，但是肯定了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并且斯大林把所有制作为独立的一项是非常必要的。蒋学模对斯大林的定义表示强烈赞同。认为，斯大林对于生产关系内容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定义符合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论述，也没有违背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史中对生产关系的演绎。赵家祥认为，应该把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三分法”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环说”结合起来界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运动的过程必经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是以社会性物质为基础的，而所有制作为一种物质所有制，则是这种运动过程的体现。因此，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是对在生产过程中同物的运动结合着并作为物出现的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本质的反映。
国内哲学教科书对生产关系内容的界定，大多也都采用的是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就算稍有变动，本质上也并未否定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界定。
由赵光武、芮盛楷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92年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生产关系的定义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说法：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关系的内容则援引斯大林的说法。该书指出，生产关系的三项内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基础，起着决定作用。首先，它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劳动者以什么身份从事劳动，其次，它决定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即决定产品归谁所有。总之，抓住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抓住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就能够搞清楚生产关系的性质、类型。
由肖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94年版的《哲学原理》（上册）中指出，生产关系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且生产关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经济结构系统。并且生产关系结构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去讲，其静态结构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和分配形式等方面；从其动态过程看，则其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其核心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各种经济形态的区分就是以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为依据的，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最本质的关系，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关系。当然，这里的其他关系也是从静态和动态双重性质上去讲的，即所有制关系决定着各个环节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决定着生产过程中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进行。
（二）对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的质疑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不太认同斯大林的“三分法”。于光远指出，所有制是从人对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关系来看人和人的关系。他指责斯大林把所有制作为单独一项列出来，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并列。所有制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所有制的实现贯穿这四个环节的完成。将所有制作为独立一项列出来是违背生产关系的本质含义的。这里，于光远把所有制的内涵扩大，认为所有制的内涵涵盖生产关系的所有内涵。孙冶方借鉴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的界定对斯大林进行批判，认为，“斯大林在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没有把交换关系单独列出来，而是把它作为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项目提出来的。这正是杜林的观点；曾经受到过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他接着指出，在恩格斯的定义中，所有制作为一个法律用语，已经包含在生产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生产、交换、分配）中。斯大林的定义，“不是从恩格斯的定义前进一步，而是后退了两步。”鲁品越认为，苏联教科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的根本缺陷是脱离活生生的人的主体活动。因此，他认为生产关系应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是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第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权力和地位关系；第三是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在鲁品越的定义中，这三个组成部分是以社会性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相互决定、环环相扣的三个环节。与斯大林的定义方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更强调了人的利益动机和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在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采取既不绝对否定也不绝对肯定的态度，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朱剑农，他提出，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斯大林把所有制列为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一项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他通过自己三分法的定义把交换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这样是“从恩格斯的定义后退”了。他还说，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制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生产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涵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其中，这四个环节的进行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更多的是一个静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所有形式。他们二者是存在一定联系的，但是我们也要辨析二者的差别。他们是有不同重点指向的两个概念。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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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学模.蒋学模自选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5]赵家祥.对生产关系内容界定的历史考察――斯大林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观点的一致性[J].理论研究，2007，（5）.
[6]赵光武，芮盛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肖前.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8]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9]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J].经济研究，1979，（8）.
【关键词】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内容；影响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保护贸易论倡导者，其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李斯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从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中的保护贸易的思想，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处理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起到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来源
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英国古典经济学在李斯特生活的时代达到顶峰，在欧洲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德国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贸易是使德国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态的最优选择。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的大量工业品开始向欧洲倾销。德国实际上处于内部分割的状态。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无法实行统一的御外关税。李斯特“从自己祖国的实际需要，特别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场手工业的艰难处境出发”，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教导人们“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在特定的世界形势下，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责斯密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利益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顾及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张建立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观点。美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加强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国其间正值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升级之时，他不但亲眼看到了美国新兴工业在保护政策庇佑下的蓬勃发展，而且亲身参与了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笔战。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国一个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的十二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反对亚当·斯密地自由贸易信条。
（三）重商主义理论
重商主义晚期正是欧洲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时期，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抵抗外国的竞争，普遍实行高额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对工业原料则不加限制，甚至以优惠税率鼓励输人。同时对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的厂商发放奖金或者补助金，以鼓励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和输出。这些措施都体现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思想中了，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补充和改进。
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内容
（一）国民经济学说
李斯特把经济学划分为“私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且又把后者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者“万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教导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明和力量的科学。它的任务是正确了解各国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指导他们摆脱落后状态。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学不脱离具体的国情抽象地谈论和教条地坚持某个原则，如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随着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和时期而变化的。
（二）贸易保护学说
李斯特认为只有两个国家在工业发展阶段上大致处于相等的水平时，才能从自由贸易中双赢。否则，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落后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关税政策才能发展“幼稚”的民族工业。如果国家在新兴工业创建初期不予以保护，脆弱的幼稚工业在强大的外国竞争压力下必然夭折，本国的民族工业将无法建立起来。李斯特主张贸易保护，但并不是反对任何的自由贸易，他认为保护政策是受本国具体情况决定的历史性政策，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内政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些方面发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将会越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对它的优势竞争中，它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而这类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各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个比它们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争力量，使它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应当采取保护政策，这样有利于建立并发展本国工业，从而最终实现工业化。李斯特强调对工业的保护力度不应该一样，应当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即生产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和对国家独立自主有着重大意义的部门。其它的部门可以适当让其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其竞争力。
（三）生产力学说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作为个人或者社会生产力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力，而是“国家生产力”，它是由一国的科一学技术、国民个人素养、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自然资源及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等因素综合构成的。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比财富重要得多：“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再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简洁的隐喻对比了交换价值与生产力，不仅用生产力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作为财富的交换价值，而且使生产力概念上升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响
（一）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基础
李斯特认为个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正如国家离不开个人一样，个人也离不开国家的力量。如果没有诸如国家的独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个人力量的充分发挥的外部环境，也不会有国家的工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存在着私人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国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国家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实际上也肯定了国家干预的重要作用。虽然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时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最终的目的是抛掉保护主义这根拐杖，实现自由贸易。但是，在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时，或者说市场失灵时，他主张的还是国家干预。更何况，李斯特定义的生产力里还包括制度的因素，这更离不开国家的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这种方法非常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说史的结合。他考察了英国成长为工业化强国的历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英国的强大与贸易保护的作用分不开。他还将经济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在相应阶段应该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历史性策略。这些成为李斯特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的鲜明例证。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三）给制度学派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学说史上，他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的，强调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四）是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
他是第一个站在弱势民族的立场上展开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经济学家，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他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若干在当今仍然极具价值的途径。比如主张关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国家争取工业进步，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具有进步性，因而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的来源之一。
（五）生产力概念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产力概念引人经济学，并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他认为在长期内提高生产力比短期内的财富的增长重要得多，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放弃短期的物质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动态的生产力概念置换了静态的财富，把动态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产力理论包含了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的区分的思想，从而大大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仅影响力德国崛起，也影响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应该会对我国的崛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张乐.从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看李斯特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
[3]余章宝.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及其贡献[J].厦门人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一)劳动报酬
所谓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借助一定的劳动工具，通过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从中获取的与自身所付出的劳动相当的价值回报，即劳动者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获得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为其进行进一步的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报酬解释了劳动者劳动成果的贡献程度，是对劳动者体力及脑力劳动的证明。Krueger 认为劳动者劳动报酬是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相关的，它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劳动报酬的存在证明了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的存在，他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来源出发，将劳动报酬可以区分为初级劳动报酬和高级劳动报酬两种。劳动报酬的实现有多种途径，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报酬的实现，主要包括工资、实物、社会保险三个部分，其中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报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企业或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等，通过向劳动者支付货币工资、补助以及各种津贴等实现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它具体包括了按日、月、年等不同支付方式的工资;而实物报酬主要包括企业或公司向劳动者提供的各种物品，比如劳动者日常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等，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低于成本价值的供给;劳动报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它是指公司或企业通过向劳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养老、救济等保险金，使本公司员工得到应有的实惠，社会保险一般由政府筹办，企业参与，是一种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是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有效证明，劳动者只有获得了合理的劳动报酬，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从绩效管理模式考虑，合理解决劳动报酬问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与员工关系的融洽。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计算劳动者工作效率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劳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其付出的劳动之间的比率。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者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表现，日益成为企业衡量生产能力的重要工具。Timothy J.Coelli指出劳动生产率属于部分生产率测度指标，主要针对劳动这一生产要素进行解释，他认为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情况和企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库兹涅茨认为生产要素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当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一)劳动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分析劳动价值理论有助于研究劳动报酬的社会属性，同时作为劳动报酬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劳动报酬中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内各自创造的价值。所以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报酬的社会含义，首先有必要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从而为深入研究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对原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改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劳动创造了社会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一切商品的价值变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商品价格变动规律、劳动价值增值过程、劳动补偿、折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观点出发，对原有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继承，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劳动价值理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这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有力工具。
2.剩余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劳动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取的价值，它是在劳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时间分配而得到的。剩余劳动价值同时具有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所谓的普遍性是指剩余价值是劳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劳动者的社会劳动获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性质的独特性，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也被定义为劳动过程、价值增值过程。剩余劳动价值从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之间具体的劳动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学术关系，充分体现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各个企业家注重劳动者报酬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也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个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对社会的贡献越大，那么他的人生价值就更容易实现。此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逐步增多表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1.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指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理论的基础。对于劳动生产理论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劳动的物质属性和唯物史观两方面展开。首先，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因此应该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其次，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生产率理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生产率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相对应，即满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理论，对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学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劳动者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产出和原料投入，同时要注重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劳动者心理倾向等。此外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2.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是静态意义上的生产率，它需要处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样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才有其经济学意义;同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单独的某一阶段的发展，而要从整个社会的历史演变规律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解释的生产关系。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为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通过将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对这两种劳动的生产力进行分析，得出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使劳动价值理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
企业活力是企业不断创造社会价值的源动力，而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提高企业活力的有力保障。提高劳动报酬，按劳分配方式和企业的报酬水平有利于带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劳动者更加努力的参与到劳动中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最终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和产值增加。企业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效益，这又为企业员工提供了更多的报酬，促进了企业效益的良性循环。我国经过长期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原有的劳动者与企业的工作终身制在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已不复存在，实行更多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同制。合同制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员工的表现，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工资待遇，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劳动合同制还使得在工作选择上，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会根据企业提高的薪资状况选择职业，所以提高劳动报酬也成为了企业寻觅员工的手段。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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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课本上的概念公式等非常多，记忆和理解起来也就相应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前段时间的那次讨论课这样的形式特别好，通过自已认真思考您提出的问题并在上课时听同学们的发言，了解同学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对于我正确深刻理解学习内容有着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您提过这样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在课下想了很多，课上也想来发言了，而且当时课堂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非常激烈。在综合了同学们的观点和自已课下的查阅资料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下面想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以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
首先讨论一下劳动价值理论，这个对于解释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劳动价值理论讨论的是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多次明确地指出，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但对于“劳动”的定义却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去认识这个“劳动”。根据查阅的资料，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成了除劳动力之外的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明显，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要素由以体力劳动占绝大部分变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共存，而且体力劳动的地位还是迅速提高。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再回到老师提出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和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的答案是能。因为，首先，知识和资本本身就是从劳动中获取的，没有了劳动，知识和资本就无从谈起，所以从本质上说，知识和资本本身实际上就是劳动，只不是可以看作是经过转化的劳动，从这点上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第二，知识和资本的运用过程实际上是脑力劳动的过程，这就到了刚刚在上面的讨论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所以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关键词：通货膨胀；马克思；纸币流通
其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在争论通货膨胀是否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不过那时大多数学者都持有肯定看法，他们普遍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具有贮藏功能，流通中多余的货币可以自动退出流通领域，转为贮藏；流通中货币不足时，贮藏的货币又可以自动地转为流通手段，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同商品需要量保持平衡。而著名钱币学家赵宁夫学者则指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贵金属货币是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赵宁夫学者在其论文中翔实地论证了金属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的合理性。其中，他针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物价普遍持续恶性上涨的实例指出，如果这不叫通货膨胀，那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概括这种反复出现的历史事实？如果说这就是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是纸币特有的经济现象”的观点就不能成立。不过，由于人微言轻，这种观点并没有为社会大部分人所接受，以致“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这一观点至今仍为主流。
一、关于通货膨胀定义的争论
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其中许多学者把通货膨胀局限在纸币流通范畴，并且认为只有在纸币流通条件下才会发生通货膨胀。例如，程恩富、冯金华、马艳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说，“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金属货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叫做通货膨胀。”并且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辞海・经济分册》说，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由田晖编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金属货币的条件下，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由高文敏、乔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新编》，“通货膨胀是指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所引起的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贬值的经济现象。”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比较谨慎，会有前提假设，说法并不绝对。例如，由邓海潮、杜跃平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及新发展》，“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不会发生货币量过多的通货膨胀现象。”由杨兰品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在足值金属货币的条件下，不会产生流通中货币量过多的现象，也不会有通货膨胀。”由罗清和、鲁志国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一般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等。
由于对通货膨胀存在诸多争议，它的定义并不相同，不过大家普遍认可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即一定时期内物价普遍持续的上涨。因此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用现象来给通货膨胀定义，即通货膨胀一般指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的普遍的上升过程，或者是说货币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的下降过程。根据李运奇学者的观点，通货膨胀的定义应该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货币发行量大大超出实际流通量；二是流通中的货币发生了贬值；三是物价持续的上涨。这种观点综合了通货膨胀膨胀的“物价派”和“货币派”，应该说是比较可取的。
对“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通货，顾名思义，流通中的货币。而货币并不等同于纸币，货币包括金属货币、纸币等，即便是现在意义上的货币也并非只是纸币，它还包括汇票、银行券、支票、有价证券等。所以，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大于需求量从而引发的货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的现象。“通货膨胀”这个词汇定义从来都没有限定它所存在的历史时期。
二、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论述
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说过“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相反，他还间接地反对这一观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金本位时代，黄金是主流货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次提到通货时，指的就是金币。他说：“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后来，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这里所说通货的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既然马克思提出的通货包括贵金属和银行券等，那么通货膨胀也就应该包含这些方面，既然如此，通货膨胀怎么可能只和纸币流通有关？又怎么可能只是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否认通货膨胀和纸币有关，他解释说：“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泛滥”以及“有信用扫地的危险”指的就是通货膨胀。
马克思说：“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重量实际只剩下一个名称。”所以，几百年来，货币的名义价值不断高于实际价值，最终促使了信用货币的产生，因此也加快了通货膨胀发生的频率。而现代人普遍认为的“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是有来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渠道”就是现代观点的基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此的假设前提是：流通中的货币是足值的贵金属货币。所以，把“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认为是马克思的观点是片面的！
三、金属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很早就出现了，并非只存在于纸币流通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开始使用金属货币，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纸币交子，为更方便研究金属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只取春秋战国时期至北宋前期一千多年的时间段。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发现物价并不是一直稳定不变的，相反，在相当多的时间段里，物价上涨非常严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在这一千多年的铸币时代里，大的通货膨胀就达9次，现只摘取一二。
据据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记述，西汉初年，“黄金一金由一镒减成一斤，减轻了百分之二十。”，铜钱也减重了，“铜钱的减重，如果根据官方的标准，由秦半两减成吕后二年的八铢半两，是减轻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米价涨到一石五千到一万钱，马价涨到每匹百金。正常的米价为二十八钱，这时涨了一百七十到三百五十多倍。正常的马价以铜钱计为五千四百多枚，这时涨价一百八十三倍。
不光中国封建社会铸币时生过通货膨胀，欧美国家在铸币时代也有过通货膨胀的例子。例如“价格革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葡萄牙、西班牙从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导致欧洲物品价格大涨，货币贬值，引起了“价格革命”，不可否认，物品价格大涨、货币贬值就是通货膨胀的现象，这就是典型的因金属货币流通过多而引起通货膨胀的例子。
在金本位时期也发生过通货膨胀。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并且这一时期生产黄金的效率也有了显著地提高，这使得黄金产量迅速增多。大量的黄金流入市场，使得市场上黄金的价值不断下降，物价相应不断上涨。这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所以马克思指出：“自从金矿发现以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都膨胀了”。不过金本位时期的通货膨胀现象极其罕见！
四、金属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通货膨胀的发生有诸多原因。在中国金属货币时代里，铜钱是最主要的货币形式。作为金属铸币，铜钱有着和纸币完全不同的特质。我国古代铜钱都有其法定的重量，并且对铜钱的成色也有规定，所以，其内在价值相对来说是固定的。而封建统治者在遇到财政危机时通常采用降低铜钱成色，减轻铜钱重量来增加流通量。导致铜钱的内在价值不断降低，直至远远低于其法定面值，其所代表的金属货币数量不断降低，物价大幅上涨，即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不断增大。
为何金本位时代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呢？在金本位时代，银行券代替着黄金的流通。银行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纸币起着流通手段的职能，而银行券是起着支付手段的职能。银行券有黄金保证和信用保证，能够随时兑现，所以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不大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的。但是，当黄金保证削弱，甚至与黄金完全脱钩时，银行券的稳定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马克思讲过：“在银行限制法实施期间（1797―1820年），发生通货过剩”。在信用保证部分，与经济没有联系的国家票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与国家纸币越来越近似的银行券是很不稳定的，它发生通货膨胀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单从货币角度看，笔者认为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与货币所执行贮藏手段的灵敏程度有关，“货币执行贮藏手段的灵敏程度”一词最先由赵宁夫学者提出，但是并没有细述。货币执行贮藏手段的灵敏程度是指当货币面值发生变化时，货币在流通领域中流出流入所能使货币归于正常价值的时间和能力，或者说，是指货币执行贮藏手段对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调节作用的大小。货币价值越高，货币执行贮藏手段的灵敏程度越大，反之，货币价值越低，货币执行贮藏手段的灵敏程度也就越小。所以，某种货币价值越高，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某种货币价值越低，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一般情况下，货币流通量之所以能与商品需要量保持平衡，就在于货币贮藏手段的职能作用。但是贵金属、较贱金属、纸币三者对货币流通量反映的灵敏程度是不同的，其原因主要在于本身作为贮藏手段职能的调节作用的大小上。贵金属货币本身价值较高，它所执行贮藏手段的灵敏程度也比较大，当社会商品价格发生变化时，它便能够灵活地调节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因此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贱金属铸币变得越来越不足值，发挥贮藏职能越来越差，最后许多贱金属铸币几乎和纸币一样，一进入流通，就不能再抛出来，全部滞留在流通领域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贱金属铸币怎么能不发生通货膨胀呢？
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的公式：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要量（M）=待销售商品数量（Q）×单位商品价格（P）/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V）
这个公式经过变换也可以写成：单位商品价格=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要量×同名货币流通次数/待售商品数量，即P=MxV/Q，能够看出社会商品价格和货币流通量成正比，当社会流通货币量超过商品价格总额时，社会商品价格也会上升，如果过多的超出量没有及时进行调节，就容易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公式，纸币的流通规律便由此衍生而来，所以这个公式对于纸币、金属货币同样适用，所以无论是纸币，还是金属货币都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五、结语
1.自然环境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自然经济纳入其研究范围，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为经济活动免费提供可利用资源的供应系统。由于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又没有进行价值交换，因此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自然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给出系统分析，但是，在他和恩格斯的自然力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是构成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基础。因此，自然资源是通过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揭示了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因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3.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的清洁也是一种资源，污染了环境，就等于“消耗”了清洁环境。价格、替代品和技术进步对清洁环境的作用与对其他资源的作用是相同。“如果排放污染物是没有成本的，那么，生产者就没有限制排放污染物的激励。但是，如果污染环境存在某种价格，那么，生产者将设法寻找到某种方式，以替代污染物的排放。排放污染物的价格越高，生产者就越有积极性去研发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和途径。”因此，在生产中加入环境成本，不仅可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还能起到提高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低碳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低碳经济倒逼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种倒逼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发展带来低碳经济”，只要突破了技术问题，低碳经济也就自动发展起来了。其实，这完全颠倒了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先进技术的发展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个预先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纵观历史，只有当人们不满足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时，才会通过发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事实证明，当下运行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挑战。为了挽救濒临枯竭的资源、恢复碧海蓝天，人们提出了更高一级的，更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因此，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必将是前者倒逼后者的关系，并且这种倒逼机制是低碳技术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2.低碳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手段改造自然来获取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要素的过程。高碳经济模式是将支持经济活动的四种基本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结合，改造自然资本来获得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要素。对比低碳经济和高碳经济的理论模型得出：假设将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抽象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低碳经济模式下，在对自然系统向经济系统（社会在生产过程）输入可用资源的认识中，首先，加入了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可转移消化的废弃物（抽象为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重新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次，提出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问题，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不是不可耗竭的；自然系统能够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最后，给出了低碳经济模式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自然的最大承载力时，社会在生产过程的实现条件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其已经逼近自然系统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时，还必须满足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是二氧化碳零排放，否则社会在生产过程就不能继续。低碳经济模式展示了劳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性，也不再将生产力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3.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
关键词：货币层次电子货币本质
文献回顾
关于电子货币的定义，巴塞尔委员会（Basle，1998）提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致富的“储值”和预支付机制。欧洲中央银行在《电子货币》的报告（1998）中认为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技术设备中的货币价值，是一种预付价值的无记名支付工具，被广泛用于向除电子货币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支付，但在交易中并不一定涉及银行账户”。
电子货币层次的构想
广义电子货币。仿照经济学家对传统货币的定义，很自然地，可以对电子货币作如下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商品或劳务的电子化支付过程中，或在债务的电子化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本文将电子化支付或偿还过程中的这种价值载体称为广义电子货币，记做EM2。
狭义电子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对电子货币的定义为：“记录消费者能够使用的资金或价值的储值或预付产品，这些产品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设备上。这个定义包括预付卡（有时称为电子钱包）以及使用计算机网络的预付软件产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如互联网）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机制”。它们谈到的电子货币是电子化转移价值过程中的价值载体，而且是能够被存储的。因此，本文将狭义电子货币定义为具备价值储藏职能的电子货币，这个集合是EM2的一个子集，记为EM1。
流动电子货币。这种流通电子货币代表了对发行者有要求权的货币价值，具备以下特征：存储在电子设备上；其价值等于发行机构收到的传统货币价值；通过承诺可被使用者外的人接受为支付媒介。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完全具备这些特征的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本质的界定
（一）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的界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货币在金属货币本位制度条件下是“固定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五种基本职能”。
（二）从电子货币层次看电子货币的本质
1.广义电子货币。对照上述定义，分析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与银行有关的借记卡是否属于电子货币的存储工具。将瞬间完成的支付过程分拆成几步：第一步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商家B的活期存款不变，此时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转化成等额的电子货币；第二步是电子货币从消费者A的活期账户转到商家B的活期账户；第三步是等额的电子货币转化成商家B账户上的活期存款。由于银行电子化资金划拨的速度太快，电子货币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产生又迅速消失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以及商家B的活期存款增加。因此，在持卡人使用借记卡进行消费的过程中，虽然持卡人对商家进行的是电子化支付，但是由于电子货币迅速产生并迅速消失，借记卡根本无法存储这个价值载体。即电子货币没有通货的价值贮藏功能。2.狭义电子货币。腾讯Q币、网易POPO币等网络货币，以及手机储值卡、公交IC卡和学生食堂使用的饭卡中储存的价值载体，都是狭义的电子货币。
人们利用传统货币购买储值卡或对储值卡充值，然后使用卡上存储的电子货币支付服务费用，支付对象为发行电子货币的商家。狭义电子货币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够在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商家与商家之间自由流通。
3.流通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若要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必须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而被消费者广泛接受。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是电子货币不能由各商家独立发行、各自为阵，而必须由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发行机构统一发行。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货币被普遍接受，行使交易媒介的职能，实现了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这种货币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通电子货币。它是上述狭义电子货币EM1的一个子集，本文将其记为EM0。
综上，仿照传统货币的定义形式和层次划分，电子货币从大到小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电子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和流通电子货币。按照这个划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是狭义的电子货币，它们并不能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本质不是货币，而只能算准货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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