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6 16:13:42
导语：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固定成本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经济行为；博弈论；应用
一、引言
博弈论也被称为对策论、游戏理论，它是运筹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论是由美国数学家在1944年首先创立的，世界上也有几名博弈论专家因将博弈论应用到经济学中而成功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可见，博弈论与经济学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博弈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离出数学基本模型，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的来掌握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博弈论成功的应用于经济学，这就使得经济学越来越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为研究经济行为主体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依据。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博弈论为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也逐渐占据了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博弈论已经成功的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紧密的结合起来，为经济复杂性的现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博弈论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企业之间既有竞争的关系又是高度依存的，每个企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够应该选择一定的策略，在决定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对对手做出的反应进行很好的预估，并相应的做出下一步的对策。
二、博弈论的主体构成部分及其分类
博弈论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些个体或者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和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者先后、一次或者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者策略中进行选择并且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全过程。
博弈的分类同样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参加人的多少分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加者是否选择合作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在日常的经济行为中，合作博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是比较经常研究的方向，合作博弈理论主要强调的是集体理性，而非合作博弈理论则是主要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策略进而使自身的利益达到最大化。除非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否则不会去考虑其它个体利益的一种决策原则。这种非合作博弈理论要求参与者中不能存在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也就是要求各参与者之间不能事先串通。现在大家所说的博弈论基本上是指非合作博弈论，广泛应用到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竞争无处不在，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是有条件和暂时的，不合作才是普遍的，这也就从客观上证明博弈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应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三、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最大的希望就是想要达到利润最大化。我们经常说市场经济中的两只手，就是“看的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企业在相互竞争过程中就会渐渐发现只有企业之间联合起来，形成市场垄断，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市场，达到盈利的目的。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消费者是最大的受害者，想买的东西却买不起。但是企业之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依然不肯选择降价，最后会导致市场崩溃，这就是自由竞争中最大的恶果。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必须要伸出调节之手，对自由竞争中产生的恶果进行市场调节，避免更大恶果的出现。这种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和对市场的调节就是经济行为中最大的博弈，因为政府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市场稳健的进行，但是这和企业之间想要达到的利益最大化相冲突，所以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是随时都会发生的，至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消失的。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博弈论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向更大规模和更集中的方向发展，博弈论在经济行为中运用范围越来越广。
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大趋势了，随着对博弈论研究的日益进步和经济复杂程度的变化，博弈论的研究也成为热点。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博弈论分为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在日常的经济行为中主要表现为企业投资者花钱雇佣管理者管理企业时，通常是采用合同的方式来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双方都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合作博弈。另外一种情况则是非合作博弈，这种博弈方式更加看重的是自己一方的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最后造成集体的非理性，但是合作博弈则是强调的是集体理性，如经济行为中的讨价还价。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已经不再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日益显现。这就要求博弈双方在进行行为决策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规章去约束，进而更好的规范经济行为，规范市场，最后以达到经济稳定的均衡状态。在任何经济行为中，个体永远离不开社会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为了维持这个系统的相对稳定，也是需要协议的约束，所以合作博弈成为一种趋势。在经济行为中如中央和地方一直都是处于博弈的状态，最终形成地方强、中央弱的局面。如果建立一种新的更适合的博弈规则，最大限度的保护地方利益，最终达到全局利益的相对均衡，才能更好的解决地方和中央的理性冲突。为了更好的实现协议，可以建立一种激励政策，对于合作的地方政府以政策上的支持与奖励，对不合作的地方政府以相应的惩罚。这样就可以使双方都获得合理的利益，避免出现利益的极端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博弈论对于信息的占有也是有很大讲究的，博弈参与者根据各自的信息分布类型来选择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信息的掌握程度已经成为市场主体间竞争成败的重中之重，谁能获得和传递更多的信息，谁就能最终获得胜利，所以，在日常经济行为中，博弈论中的信息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在公共物品配置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做出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收益和均衡解，任何的经济行为，都可以通过对策完美均衡解来解释。
3、在以往的博弈论研究中，参与者的决策大多是非连续性的。但是随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化，信息也在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博弈论的研究也更趋向于连续化。博弈论作为一种强有力 的分析工具，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学领域。
四、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实例
在我国的电力市场中竞争非常的激烈，参与者如何在市场经济允许的条件喜爱运用策略进行合法竞争最后使其利益最大化，并且如何预测和判断不合理竞争现象，这些都是需要运用博弈论来进行研究的。在上个世纪初，我国的电力企业充分显示了规模经济化，市场垄断可以为用户提供便宜但是又相当可靠的电力。但是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电力企业的规模经济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发电机组的效率也是已经达到了极限。以往的规模经济已不占什么优势，垄断经营模式的缺点也一点一点显现出来，例如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缺乏活力等问题。所以在20世纪中后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许多电力企业开始改革自身的体制，打破垄断，建立更加公平、公开的电力市场。电力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最终用户的用电成本，并最终降低整个电力工业的生产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资，使自身的竞争力增强，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电力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定价时，企业的收益不仅仅是取决于自己公司的报价，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其他发电企业的报价，发电公司的报价过程就是一种竞价博弈。这样发电公司必然要运用博弈策略使得自己的企业在竞争中取得更大的利益。一些电力企业还可以相互组成一个利益集团，联合在一起来控制电力市场的价格，从而可以抬高市场价格，这些都是博弈论的思想策略。
在电力企业中，考虑到交易模式，这是竞价的首要条件。其中交易模式住哟啊有两种，一种是发电方直接将电卖给用户，这就属于双边交易模式，这期间不需要任何中介机构的参与，是一种完全竞争的交易模式。发电方可以接受用户的直接选择，但同时也取得了选择用户的权利，发电方可以很自由的进入或者退出市场。而另外一种则是发电公司通过中介机构（电力企业）和用户之间进行交易，在这种交易模式下，所有的发电企业都将电卖给电力企业，电力企业负责整个电能的买卖管理和整个电网的安全运行。为了更好的体现经济行为中的博弈论，本文主要介绍后一种交易模式的博弈论体现。电力企业可以进行区域间功率交换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比如我国的西电东送工程，就可以得到错峰效益和水火联合调度的效益等，更可以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在过去传统的发输电过程中主要是由一个部门统一决策和实施的，相应的定价方法也是以设备和运行的成本作为依据，所以投资能够确保回收。但是在现在的电力市场中，发电容量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由各个独立的发电企业自己来决定的，输电的具体规划也很难与发电的规划相适应和协调，并且投资的主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虽然在市场化经济的今天，各方面的改革使得社会资金可以自由地进入到这个原本垄断的行业，但是更多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各方决策的困难程度。传统的发电扩建中，需要考虑的主要有扩建容量、地点和建设周期等，主体目标是以最大的成本来满足负荷增长的需要。但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电力市场中，电力企业的目的是使利润达到最大化，尤其是想将成本能够尽快的收回。所以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求发电厂扩建的周期逐渐的缩短，所以就存在着各个电力企业中的博弈行为。电力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原本垄断的行业逐渐分成各个不用利益的主体。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运行成本要各个电力企业合理分摊，而合作博弈中的关于成本分摊的理论恰好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在电力市场中，需要电力企业分摊的成本主要是有输电网固定成本、网损和输电阻塞成本。这其中输电网固定成本的有效回收是电网公司能够正常运行的有利保障，所以输电网络的固定成本在用户间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降低各自需要承担的费用，各个电力企业很有可能相互勾结，这也充分反映出博弈论研究在经济行为中的运用。
由于电力企业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各种策略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一些不合理的企图控制市场的行为也会随之出现。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在市场运营时运用博弈论来判别和分析这些不合理行为，尽最大能力去防止这类行为的发生，并且要进行及时的纠正，这也是博弈论在电力企业中成功应用的一个案例。由于电力商品的特殊性，这些电力企业很有可能联合起来，运用协作博弈的方法进行投标对市场进行垄断，所以在市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必须要阻止这种寡头问题的出现。如果一旦出现一些电力企业利用线路阻塞、峰荷运行的工况造成机组必须运行的机会，运用博弈方法和策略哄抬电价的行为更要及时制止。国家为了减少电力企业报高价以获得更好的利润及时的采取措施，制定合理的上网竞价规则，使这些电力企业的竞价能够更接近边际成本，合理的竞价规则则可以改变竞价博弈的支付结构。所以这就要求电力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注意竞争和调节的关系。政府的监管部门也应该在促进电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对电力市场进行更好的宏观调控、制定出合理的竞价规则，使电力企业的利润都存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才能保证我国电力市场的平稳发展。
五、总结
博弈论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学理论，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放大，在经济学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经济世界中，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博弈，优秀者们用世人叹为观止的手法去赢得最后的胜利。博弈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在负载的经济现象中做出理性和科学的选择。从博弈论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行为，每个局的走向都将有理可依。当经济行为和博弈论这两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得到完美融合的时候，瞬间就拥有了无限的魅力，引人去深思、去追寻。（作者单位：燕山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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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评析论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世界的经济理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化改造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说，主要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为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通货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将其引入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选择性借鉴的曲折过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评价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以供参考。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发展；理论建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通常被分为两个分支學科，分别为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微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经济资源最佳利用的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其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国民的收入作为核心决定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为整体化的经济运行，所以，其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就业问题、长期经济稳定与增长相关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以及汇率问题和国际收支问题等。同时，因为宏观经济学主要考察与国民的生产总值、总投资和收入、国民收入以及物价水平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变动法则相关的内容，故也将其称作为总量分析，其主要解决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应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运行规则、理论构成以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确保其可以在中国化改造中得到正确的借鉴，期望能够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含义
对于经济学来说，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解决与研究人们自身的无限性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学说。在经济学中，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人类无上限的需求和资源的稀缺。对于人们的无上限需求而言，及时不断地更替和变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轻重缓急，稀缺资源也具有被选择的特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不是资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针对因资源稀缺所引发的对资源选择、利用与合理配置的相关问题[1]，换句话说，就是正确选择、配置与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所谓经济学，其主要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将经济学分为资源利用与资源配置两个独立的学科，分别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就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观经济学指的则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观经济学下的中国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在此过程中，其也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选择借鉴的曲折历程。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不难看出：首先，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后来者”，其若想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接受，则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实行的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发展，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西方经济学自身具有双重性质，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宣扬，又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客观性总结。总体来说，其本质就是对私有制的维护。另外，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比较大的相同点，根据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进行客观总结，也反映出了经济社会中所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的地方。因此，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吸纳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应消化与学习其有用的部分，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合理的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化改造中。
对于政府行为，其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因为政府行为不可能完美无缺，市场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两者都有弱点，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协调互补。这就需要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立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性质进行分析，无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总结，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方法和措施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能够保持平衡，从而优化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可以得到平衡、持续、健康、快速以及稳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或者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其手段和措施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鉴与引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其进行建设与完善是首要任务。所以，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需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关经济制度进行有机融合，确保国家干预力度的一种现代化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一些特殊领域内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过多干扰；另一方面，政府应正确的调控市场的自由度，避免市场经济发展失控。为了实现这一局面，必须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手段进行融合，体现其优越性，只有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落实，才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我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后，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由国家对企业进行直接调控和直接的资源配置转向为调控市场，从而直接调控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主体，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二是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方面，从原先的供给调节，转变成为需求调节；三是在调节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从直接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利用经济杠杆对市场需求的规模进行调节；四是从原本借助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国家计划、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新机制。
4结论
总而言之，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中，同时也表明了中西方经济理论互补与交融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精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从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树立我国经济强国的形象。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论文
摘要：宏观经济学关注经济的整体结构、行为和表现。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务的总生产（GDP）、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一般经济动向的基本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分析GDP短期波动（经济周期）的原因和影响，并长期预测GDP趋势（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观经济问题非常重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低失业率、低通胀、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等特性。现代宏观经济投资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向投资理论。本文将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三个投资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及优缺点进行阐述和比较，并对其最新发展进行探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投资理论；理论发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投资理论是现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以产出和资本的使用成本为主要变量，揭示了理想资本水平在稳定状态下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Tobin提出的q理论是第二阶段的形成标志，q理论将对未来的预期作为投资依据，并且这一理论将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评价与金融股市的估价联系了起来，所以相较于前一阶段的新古典理论，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阶段的形成标志是不可逆投资理论。经济学中的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工厂的规划设置与设备安装成本，这些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来改变计划或决定时无法收回的投资，这就是投资不可逆性。这三大理论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详述。
二、新古典投资理论
新古典学派包括剑桥学派（马歇尔学派）、洛桑学派（巴拉学派、帕雷托学派）和奥地利学派（mengel学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它用于解释各种经济问题，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在面对不同价格时，市场参与者的反应价格和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优化配置。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主义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把边际原理和数学方法引入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机械平衡和原理，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资多少是投资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此外，当市场情况恶化时，还要考虑何时停产。所以，产业均衡、总体均衡、均衡的动态性质、总体波动是经济学对个体优化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传统投资理论中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的问题。要回答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问题，就要对价格和长期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高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就会开始投资；要回答何时停产退产问题，就要将价格和平均可变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企业就会暂停生产甚至退出这一产业。但是，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企业常常用折现值来估计一个项目的现期价值，企业为这项投资所投入的成本远远小于对这一项投资所预期的长期收益；还有的企业在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仍继续营运。这些现实的问题使传统的投资理论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资理论将解决这些难题。
三、q理论
新古典理论解释的是稳定状态下的一个特殊情况，为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投资问题，经济学家创立了q理论。q理论可以描述投资决策的可塑性过程。q理论引入了投资的调整成本函数，在理论模型上实现了逐步调整固定资本水平的思想，弥补了申报前理论中关于投资调整过程的简单假设所造成的理论缺陷。
根据数学模型的q理论的一般推导：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或收入函数为资本kt和劳动Lt，表示为yt=F（kt，Lt），F是连续可微分的凹函数。假设Pt为投资商品的实际价格，wt为实际工资水平，C（It，kt）是固定资产的调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对It可微的严格上升的凸函数，也就是说，投资额的上升会导致边际调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内进行大额投资，随着投资量的增加，投资的调节成本也会剧增，所以分阶段调节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企业投资的最好办法是投资物品的价格加上投资的边际调整成本，等于资本的最低价格。
q理论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资产净投资，即不含折旧，是资本的基本价格qt的严格递增函数。投资量与qt正相关，而且股票和债券市场将提供评估企业资本价值和未来潜在收益的直接依据，否则很难想出其他客观评价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价值的方法，尤其是潜在的未来收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义的qt被称为“平均q”，因为他定义了qt=Vt/（Ptkt），即在t时刻，企业的价值Vt除以固定资产的价值，这是研究实证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显然可以从实际数据（如金融市场数据等）观察和测试中得到。但是，q理论的q是“边际q”，也就是一个边际投资单位在当前时间内能够产生的所有未来边际收益的现值，这个变量连金融市场也难以观察和推算出来。因此，在q理论和其他相关实证研究的测试中，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据需要）替换边际q。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探究平均q和边际q相等的条件。已有研究给出了更一般性的条件：F（kt，Lt）和C（It，kt）都是齐次线性函数，Pt、wt和D（t，s）都是外生变量，企业值Vt和kt呈线性正相关。因此，dVt/dkt=Vt/kt，或一个单位的边际的价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际q等于平均q。
在经验统计调查中，使用平均q来替换或近似边际q是非常普遍的，但测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平均q说明投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关于这个状况的理由有很多争论。更普遍的讨论是强调平均q和边际q的区别。也就是说，上文设想的条件实际上有可能得不到满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边际q。更有力的论点是财政会受到健康的财政制约。例如，用内部资金投资要比筹集外部资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各企业的融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平均q与警戒线q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评价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应的投资。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q理论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关系。第一，新古典主义中不能调整成本。也就是说，C（I，k）=0。第二，如果生产函数为y=F（k，L）=kαL1-α），0<α<1，那对k的偏导数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是在稳定状态下确定理想资本水平的方程式，这也是q理论的一个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论
生产和投资的产业特性决定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产的投资，难以转化为其他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如果不得不进行改变，原有的投资就会失去意义。不可逆投资理论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比传统的投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投资理论。
在传统的投资理论中，马歇尔的理论回答了两个问题：是否投资、什么时候投资。但是，由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别，马歇尔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决投资问题。马歇尔认为，如果一个产品的价格高于其长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资预期总收益的贴现价值大于投资成本，则应立即进行投资。但实际上，企业不会马上进行投资，而是保持观望和等待。我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一次性成本为k的投资来构建一个生产系统，假设一旦构建，该系统将永远维持下去。Rt表示单位当期投资收益，假定Rt为一个时间单位内从该项投资中得到的收益，计算未来预期收益时用1/（1+ρ）来表示折现率，那么在t时间内未来预期总收益的折现值为Rt/ρ。根据马歇尔的理论，一旦Rt/ρ>k，或者净利润Rt-ρk>0，就要立即开始投资，我们称ρk为马歇尔投资的触发值。因此，当Rt略高于ρk时，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价值，它将大于预期纯利润的直接投资化为时间t，因此，马歇尔的投资原则Rt-k>0不是投资者的最好选择。
为了找出投资的最优原则，我们采用随机优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讨论。以一次性投资为模型建立一个投资系统，假设投资过程有三个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来收益不确定并且具有风险性、投资必须立即进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用成本k进行一次性投资，何时投资最优。用V0（R）来表示还没有投资的价值，用V1（R）来表示投资后这项投资的价值。从本期价值V0（R）出发，如果决策者继续等待，给定现期收益为R，下一期价值函数的预期折现值为E[V0（R′）|R]/（1+ρ）；如果决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价值V1（R）-k=R/ρ-k，决策者只需要将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即可。我们在前文已猜测，最优解应是一个高于马歇尔投资触发值的另一个触发值，即T>ρk。现期收益R>T时，决策者将开始进行投资。在R=T时，投资与等待的价值是相等的，通过条件限制和函数计算可确定T值。假定R服从一种最简单、无趋势的几何布朗运动，可以求出V0（R）。当RT，决策者将进行投资。
关键词：规模经济 奶牛养殖
一、规模经济的涵义
无论是规模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还是其后的经济学家，其对规模经济的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成本概念来展开的。微观经济学认为，所谓规模经济又称为规模节约。规模经济最核心的涵义是指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过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减；当规模收益递增时，称作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规模收益递减时称作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规模经济的分类方法很多。按照生产要素在企业的集中程度和投入产出量的大小，可以把规模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第二个层次是工厂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第三个层次是多工厂水平(多种产品工厂)上的规模经济，或叫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本文主要研究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
二、规模经济的理论综述
自经济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起，对经济生活中规模经济现象的研究就开始了。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放弃了分工理论，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规模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分析工具。
(一)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传世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序言中指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分工。他认为通过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在既定的资源基础上增加社会的资财。为了说明分工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他详细地比较了独立生产与分工组织生产的效率差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分散生产、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等不同分工形式的比较，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大规模组织生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巨大增长。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机器大工业所引起的对工场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根据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马歇尔从企业的角度将规模经济的多种形态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认为，内在经济的产生是由分工和机械的使用造成的。企业内部的分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与管理的分工；另一种是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对于外在经济，则主要是从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来论述。当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时，外在经济就产生了。
阿林・杨格发展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范围(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超越了斯密定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的分工理论被后人命名为“杨格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
(二)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的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是在价格机制引导下的资源配置。由于规模经济包括内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规模经济两种情况，而外在经济是与报酬递增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杨格和马歇尔的分工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无法解释报酬递增的动态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就仅仅研究由技术决定的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对规模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认识的有益视角。
(三)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提出了有关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企业代替市场交易中管理对规模经济所起的作用。当时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能够自发地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产生恰恰是从研究产业一体化的规模问题中遇到的困惑而引发的。
(四)“木桶理论”
“木桶理论”又被称为“短板理论”，指某一事物的发展和成效取决于全部因素中最为不利的一个因素，即“短板子”，其实质是要求对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目的是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
三、制约规模经济的因素分析
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可将这些条件分为内部可控因素和外部不可控因素(能否控制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而这些因素一旦不能满足或变化，将改变农户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影响到规模经济性曲线斜率的变大或变小，左移或右移。如图所示。
(一)外部不可控因素
1．市场需求规模
产品不同，对生产企业的规模要求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要求生产企业必须超过大规模地生产，通过与生产技术相适应的规模化生产来实现低成本，如汽车业、钢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很大。就奶牛养殖业而言，养殖规模的大小与市场对乳制品的需求直接相关。奶牛养殖业所提供的原料奶是乳品行业生产链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奶制品平均消费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具有很大的消费市场。
2．买方市场
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价格，就可立竿见影提高经济效益，因而降低成本被视作是次要因素。这时，生产经营的目标是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将不被考虑。而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由于出现激烈竞争，企业无法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大盈利，因此，谈规模经济必须是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就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户而言，他们多是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能与大市场抗衡，且处于近乎完全竞争市场，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无法通过改变原料奶市场价格获得经济效益，只有通过扩大养殖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来获得更大的利润。
3．行业状况
行业不同，生产企业进入退出的壁垒不同。大企业是以高投入高产出方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资本后盾，其高额的资金投入是规模化生产的重要壁垒。而对于呼和浩特市地区的奶牛养殖业来说，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95％属于分散养殖，养殖户进出相当自由。
4．饲料供应
规模化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是形成规模效应的重要前提。奶牛成本及日常的饲料消耗是影响奶牛养殖户规模效应的主要因素。由于乳制品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奶牛饲养出现“泡沫”，拉动奶畜价格上升，增加了奶农的投资负担，同时，提高进入壁垒。充足的饲料供应及饲料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影响奶牛饲养的成本支出。完善的、稳定的饲料供应市场，有利于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
5．政策制度安排
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当时的社会的政策制度安排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时期，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同，企业对生产规模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家很倡导乳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呼和浩特市，要努力打造“中国乳都”，积极鼓励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并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对奶牛养殖户的贷款支持，技术培训、完善服务体系等。
(二)内部条件
1．农户素质
养殖人员素质的提高反映在规模效应上，即在相同的投资、生产规模条件下的成本降低。养殖人员素质高，可更快吸收先进的养殖技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科学饲养奶牛，减少饲料资源的浪费，还可减少单位产出的工时或提高单产，从而降低牛奶的单位成本，提高奶农收益。
2．基础设施投入
在现代化的生产中，设备要求较高，生产设备的高额投入，固定资产折旧费很高，这就要求规模化的生产以降低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分摊。因此，在生产规模不是很大时，设备的投资越少，经济性越高。对于奶牛养殖行业，经营适度的奶牛头数有利于养殖户采用合理有效率的饲养管理，同时也降低了单位牛奶的固定成本分摊，便于提高养殖规模效益。
3．饲料地面积
对于不同的产品，考虑到各个产业的投资要求、资金使用不同，有不同的自制率要求。自制率越低，降低成本的因素越少，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差；反之，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好，投资规模要求越大。对于不同的产业，合理的制定自制率将有完全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于汽车工业来说，自制率不应低于30％；对奶牛养殖业而言，饲料成本占饲养总成本的70％～80％左右，没有足够的饲料地面积，很难满足奶牛的饲料消耗，容易造成投资收益不明显现象，奶农扩大规模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因此，饲料地面积对养殖户饲养规模有很大的制约性。
4．养殖经验
养殖经验丰富的奶农，饲养管理经验丰富，饲料配置合理，同时可以及时地发现奶牛身体的异常，疾病防御能力极强，能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们已经从养殖中获得了甜头，愿意继续投资，完善养殖中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了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
5．经济效益
养殖投资回报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规模经济性，它主要表现在奶牛养殖的投资收益是否大于其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成本。如果养殖的机会成本很高，养殖收益不明显，乳品市场不稳定，鲜奶收购不及时，则会造成奶农屡屡倒奶现象。饲料价格攀升，而鲜奶的单位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奶农无奈杀牛卖肉。低投资、高收益，是奶农继续养殖和扩大规模的主导因素。
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除了上面论及的需求问题和市场条件问题外，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来愈大，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作用升值已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我国养殖业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日益递增。
四、结论
关键词：航运；市场准入；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3-0086-06
航运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航运业的规范、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法律环境。《航运法》立法一再被提到重要地位。在《航运法》立法研究的整体框架下研究航运市场准入制度，也是因为航运市场准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市场准入制度维护了航运市场经济秩序。市场准入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环节，准入主体是否适格，是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第一道关卡。其次，市场准入制度完善了航运市场体系。通过对准入主体的引导与控制，航运市场准入制度可以间接发挥资源合理配置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再次，市场准入制度促进了航运经济发展。通过航运市场准入制度可以掌握大量的市场信息以及产业发展动态，在对市场进行监管的同时起到了促进航运经济发展的作用。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需要强有力的理论体系支撑，因此对于航运市场准入理论基础的分析就十分必要。
一、航运市场准入及其特性
（一）航运市场准入的界定
“市场准入”一词源于“market access”。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准入是指国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及交易对象进入某个领域的直接控制或干预。从政府经济职能角度讲，广义的市场准入又称为市场准入管制或市场进入管制，是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的一种职能和方式。从狭义的角度研究，市场主体准入则仅将研究的视角界定在了市场主体本身，将市场准入特指为是国家授权的登记主管机关对进入市场从事商品经营活动或服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实施登记注册，以确认其合法经营资格或法人资格并规范其设立与组织并对其进入市场后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与控制的管理制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场准入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国家对市场主体资格的确立、审核和确认，并对其准入行为、经营行为与退出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1]
根据GATS规则第16条第1款规定“：对于通过第1条确认的服务提供方式实现的市场准入，每一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条款、限制和条件。”可见，在WTO谈判中的市场准入指的是一国允许外国的货物、劳务与资本参与国内市场的程度，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本国市场向外开放程度的一种宏观的掌握和控制。[2]由此，航运法专题组认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对国内外航运企业进入航运市场进行干预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和政府准许国内外航运企业进入航运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条件和程序规则的各种规范的总称。
（二）航运市场准入的特征
首先，航运市场准入同样具备其他市场准入制度的一般特征，诸如目的性，即构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是政府为了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又如法定性，即航运市场准入的主体、条件、程序和对象等方面都是有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规定；再如直接性，即通常表现为由国家或政府对于进入航运市场的主体资格及其行为能力直接进行干预或是控制的方式。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基于航运经济自身特有的属性，航运市场准入制度具有一些更为显著的特征：
1. 开放性与国际性。国际海上运输是实现对外贸易的主要手段，因此航运业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基于国际外部环境又使得航运市场比一般的产业服务市场更具有对外开放性。这一特征，决定了航运市场准入尤其是外资的准入制度在整个航运立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2. 地位的重要性。航运业的产业链比一般行业广，涉及的经济效益较大，尤其是类似于能源运输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涉及国防安全问题。因此，航运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允许适合的主体进入市场，不仅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更具有政治与国防的重要意义。
3. 准入标准的复杂性。航运经济具有明显的规模效益，进而决定了作为航运业主体的船舶运输业和航运基础设施需要大幅度投资，这就容易使航运业形成垄断，也使得一般的市场准入规则较难在航运业完全发挥作用。同时，作为运输工具的船舶容易产生环境污染，以及运输货物的安全性等问题，决定了确立市场准入的标准将更加困难。
4. 行业的周期性。航运经济易受到金融资本、油价以及全球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加之订、造船的周期一般较长，供求关系适应市场变化的周期就相对较长，所以，航运市场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呈上升趋势，待到更多的船队或是航运公司投入市场，再进入下降的周期。因此，航运市场更需要高度的统一性，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就成为首要任务。
二、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理论基础的综合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有关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的相关规定其实是建立在行政许可的理论基础上。这样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仅仅靠行政许可理论来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理论，均可以作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的理论支撑。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与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此作详细讨论。
（一）经济学理论之借鉴
航运经济是市场经济，航运市场的运行机制应当受经济规律的调整。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就是通过对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充分利用的研究，来实现市场机制的最优选择的功能。
1. 供给、需求与市场均衡。经济学中，供给是企业、行业和社会为市场所生产或提供的商品总量。需求是一种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供求机制调节的是供给与需求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动态平衡以及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关系变动对市场价格变动和市场竞争变动的影响。所谓均衡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在力量使之产生变化的状态，[3]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两个方面。在微观经济学中，对于供给――需求均衡又可以分为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4]这里笔者暂且忽略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等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仅仅借鉴一种经济学思维来作为构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的理念。航运市场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在长期均衡中，所有的投入都是可变的，不再有任何固定成本。企业可以扩大投入也可以退出行业，同时会有新的企业进入市场。随着新企业进入市场，整个行业产量上升，商品市场价格降低，导致企业的收益降低。同时，激烈的竞争提高了投入价格，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两者结合导致企业的总利润下降。当利润等于平均利润时，则不再有新的企业进入市场。当资本的回报率等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收益时，任何完全竞争行业的经济利润均为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社会经济状态，[5]这也是航运市场准入在市场机制完全发挥作用时的应然状态。
2. 市场失灵。诚然，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市场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当出现垄断或是其他导致市场失衡的情况时，这便是市场失灵。导致市场失灵主要有四种因素：第一种因素便是垄断，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二种因素是外部性。市场中商品交换是自发且互利的。商品交换的利益流向第三方，即是外部收益（或称正外部性）；商品交换的成本流向第三方，即是外部成本（或称负外部性）。船舶运输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便是一种负外部性。第三种因素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一种拥有社会价值，但无法由私人企业提供的产品。[6]航运业中能源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运输便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公共产品会在产生一种额外成本，这种成本应当由政府承担。第四种因素是信息不对称。经济学家认为信息也是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在一般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自发交换而消除。但当信息严重不对称时则可能扰乱市场，以至于影响对资源的最优选择。
当以上几种因素出现导致市场失灵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被弱化，市场机制难以完全发挥作用，这时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来规范市场秩序。
（二）社会学理论之借鉴
当市场失灵时，政府需要制定一套既与市场机制相配套又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政策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越性，这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需要运用经济政策来实现调控目标，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笔者这里暂且不再从经济学的视角阐述宏观调控，而是从社会政策学的层面来分析政府制定这些政策时所应遵循的原理。
1. 制度理论。本文一直强调构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那么，何谓制度，这里从社会学的角度做一下探析。社会学视野中的制度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系统，他所要规定的对象与范围有两方面：首先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其次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双方的社会行为。因此，制度是由社会确认的社会关系规范与一定社会行为规范的综合系统。此外，制度还指象征、信仰、价值、规范、角色和地位相对稳定和一体化的总和，它支配着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家庭、宗教、教育、经济、管理等。[7]社会制度是社会中最稳定、最基本的那部分规范，它的作用在于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制度具有正功能与负功能。正功能是指某一制度活动的结果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促进了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稳定和一致，为维持社会系统良性运行做出了积极贡献；负功能则相反。与此同时，制度也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制度化逃避”，即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违背制度要求，但在现实中又行得通的行为与现象。[8]因此，设计一种制度如何发挥正功能、抑制负功能，同时克服制度的局限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
2. 制度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理性选择理论源于制度分析和开发框架研究。该框架是埃里诺・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政治学理论与政策分析专题研究小组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奥斯特罗姆认为，制度安排是个用来确定“谁”与“什么”包含于决策情景、如何结构化信息、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不同行动的顺序、个体行动如何加总为集体决策的各种规则。[9]这一理论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和理解政治学的各种不同范式如何影响公共管理制度设计，以及大都市地区的公共服务实证研究的设计。制度理性选择理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对规则、自然和物质条件以及共同体属性如何影响行动舞台的结构、个体所面对的激励以及个体间互动结果的一般化理论。
结合航运市场准入，在制度理性选择理论中，制度分析存在三个问题层面。首先，行动者的操作层面，行动者会根据他们所面临的在世界上直接生效的激励而互动。例如，当前国内运输业特别是干散货运输业科技含量并不高，民间资本充沛且融资渠道多样，管理经验、市场信息等也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这时，决策者不需要引进外资进入国内运输业，即可以保证这个市场的内部竞争力。其次，政策层面，决策者不得不在一系列集体选择规则的约束下反复做出政策决定。例如，面对航运经济全球化，国际航运规则也趋向一体化。在这种大环境下，各国对航运的保护政策也随之进行调整，大多由直接的经济保护措施转为间接的隐性保护措施。再次，宪法层面，将决定谁有资格参与决策以及决策中将采用的规则。这涉及的仍然是航运市场准入的监管主体以及职责分工问题。总之，制度理性选择理论缩小了复杂的制度理论研究与实际的距离，通过简化概念框架，形成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制度理论，该理论的说明能力、预测能力、提出可行性方案的能力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法学理论之升华
国家制定社会政策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立法，立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法调整的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具有最高的效力，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法律为依据。
1. 法理学。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构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应当努力实现立法价值与立法目的的统一。[10]一方面，立法价值决定立法目的。航运市场准入的主要价值体现在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实现市场监管的公共政策，依据一定的规则，对于市场主体及交易对象进入市场的直接控制或指导。这是立法的思想先导。另一方面，立法目的是衡量立法价值的基本标准。航运市场准入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能否取得实效，能否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标准，在立法初衷上便是意图将其构建成为一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国际通行做法和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真正的体现法的价值，即不再局限于法的功能与作用，而追求的是以法的物质存在为基础的精神存在，是以法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超知识范畴。[11]
其次，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航运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是法治经济。法治的核心价值，不仅仅意味着法律秩序和相关的操作技术，也不仅仅意味着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由法律调整，而更应理解为着眼于法制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原则和法治所要达成的社会目标。依此，法治被看作一种培育自由、遏制权势的方法，一种人类作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或自由意志主体所从事的道德实践。[12]符合法治要求的航运市场准入制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普遍、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性等品性来体现；另一方面，要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一套制度性安排来保障。法治在航运市场准入制度中既具有市场秩序的管理功能，也是国家或政府执政理念的体现。
再次，从法律思维的角度来看，法治需要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是主体融会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法律的再认识和再把握的过程。其中，法律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律思维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而法律思维方法则是主体解决法律问题所应用的工具，二者共同构成了法律思维。[13]航运市场准入制度是我国航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我国航运保护政策的必要手段。因此有必要运用法律思维对航运市场准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明确的政策分析，从而提出一套科学的、合理的、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2. 行政法学。行政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整对象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有关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目前学界有多种学说，诸如“服务学说”、“政府法治论”、“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行政职责本位论”、“公共权力论”、“控权――平衡论”、“政府论”等十余种学说。[14]其中主要的、较有影响力的有三种，即“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管理论认为，行政法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对作为管理对象的行政相对人的影响是通过行政法规范来实现的。其强调国家行政的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指挥和执行。控权论认为，行政法是保障个人自由，控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法。其强调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为宗旨，制止国家行政机关随意地干预或限制个人的权益。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保证行政权与公民权处于平衡状态的平衡法。其强调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平衡，以及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我平衡。[15]
就航运市场准入制度而言，笔者主张用平衡论的学说作为行政立法的理论基础。平衡论不同于管理论过分强调行政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也不同于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而是主张在适当的时机运用行政强制的手段且淡化权力色彩。诚然，很多学者对于平衡论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只是管理论与控权论的一种折中的说法，是一种中庸之道。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方面，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不对等”而不是“不平衡”，[16]况且，无论是在权利义务的立法分配上还是在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均没有达到平衡。[17]但是，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构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正需要这种平衡论的“中庸之道”。前文提到，我国航运业应该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创造开放的市场环境，但过度的开放尤其是外资的准入不利于我国航运业的健康发展，这里航运市场准入的监管主体需要协调的是横向、纵向以及内部、外部等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因此需要赋予监管主体相应的权力，使其职责分工明确，加强监管力度，但同时要限制行政权的滥用，真正实现“管理――控权”的平衡，从而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
三、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理论脉络的初步构想――法律的经济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航运市场准入制度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将各学科理论综合起来，梳理出清晰的理论脉络，这就需要从一个多领域、跨学科的视角作为切入点。笔者认为法律经济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针对航运市场准入的研究议题上具有共通性；第二，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相互互补；第三，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已经相当成熟且广泛用于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研究航运市场准入，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也要接受法律规则的调整。
（一）市场机制下的航运市场准入
当由航运市场自由选择准入主体、确定准入标准时，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是成本。以罗纳德・H・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一种制度为研究对象时，交易成本是核心问题。用交易成本来分析和论证制度的性质、制度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制度的合理性是其主要标志，这便是著名的“科斯定理”。[18]企业在进入航运市场时，风险、信息、垄断以及政府管制等因素都可视为交易成本，根据科斯定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法律做权利的最初分配，以促进效率为目的。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权利归属哪一方，权利的分配都是有效率的。当交易成本为正时，权利的分配便会决定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19]。根据科斯定理，无论是航运市场准入的监管主体或是航运企业，谁提高了市场准入的成本，谁便不应得到相应的权利，甚至应当因此受到惩罚。由此可见，把握科斯定理是制定航运市场准入标准的关键因素。
在市场机制中还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效率。追求效率是经济学和法学的共同目标。波斯纳将“效率”定义为使社会的整体“价值能被达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效率意味着避免资源的浪费，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当市场达到这种资源配置时，一方的利益增加而不减损另一方的利益，这时交易成本也是最低的。这种效率被称为“帕累托效率”。当市场无效率时，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达到“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希克斯效率”。[20]效率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制定航运市场准入标准的主要依据。科斯定理强调权利的分配关系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航运市场准入中，准入监管主体干预市场的政策会决定航运企业获利或利益减损，那么，效率就是衡量市场准入制度正当性的标准。
（二）制度层面下的航运市场准入
当市场失灵时，便进入到政策调整层面。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结构，进而决定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它包括两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说，它是指制度环境，即一个基本的政治上的、社会的和法律基本规则的集合，其将为生产、交换和分配提供基础。这种规则统治着选择权、财产权、契约权等。从微观的角度说，它是指制度安排，即一种经济单位间是以合作和/或竞争的方式运作的制度安排。其提供一种成员合作的制度或提供一种影响法律或财产权变革的机制。[21]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是相互影响的，制度环境建立了制度安排存在的一半框架，制度安排其效果或困境将产生导致制度环境变革的压力。就制度层面对于航运市场准入的调整而言，市场准入监管主体处于决策者的地位，其与航运企业是明显的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准入政策或者说制度的构建影响着整个航运经济的走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整个市场的效率最大化不能忽略航运企业的作用，因为他们是作为法律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存在。“经济人”是源于公共选择理论，这个理论作为一种非市场政策的经济分析，把个体决策者当做是一个复杂的、能产生政治结果的互动过程的参与者。[22]因此，制度的构建不能只强调政策决策者单方面的作用，其他参与者也同样影响着制度的正当性，这种观点与社会学中的制度理性选择理论十分相似。
（三）法学领域内的航运市场准入
政策调整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规范市场的同时，也要防止其扰乱市场秩序。当公共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未能克服市场缺陷，甚至妨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使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时，这就是所谓的“公共失灵”或称“政府失灵”。[23]因此，市场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要有法律作为依据。
在法律经济学中，立法也需要考虑成本与效率的因素。立法是一个由供求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的过程。立法供求均衡，是现有立法净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方案中净收益最大，其实质是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立法成本是进行立法活动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信息等资源。立法效率是立法工作用尽量少的立法投入，尽可能产出高值的立法预期效果。对于调整航运市场准入中的行政行为，有学者提出了一种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行政法的概念。[24]它是指所有普通法上的对调整经济的国家机构授予权利，赋予义务或对这类调整、监督经济的机构进行组织规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行政法通过控制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已达到帕累托效率。它不仅对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进行干预，而且针对“寻租”行为等公共失灵也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构建科学、合理的航运市场准入制度，应当按照“市场选择――政策调整――法律约束”这条理论脉络，综合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等学科，从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视角来分析航运市场准入理论框架。笔者这里对于各学科的理论分析可能仍不够全面完善，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这是为航运市场准入制度的构建提出一种逻辑思维，为制度的最终成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也期望为《航运法》的出台略尽一份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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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会计研究；功能至上；范式
中图分类号：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2-0042-07
围绕社会科学路径开展会计研究，在英国等国家的一些会计学会或组织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学者以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杂志为载体，表现出应用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倾向。本文依据对社会科学研究有重大影响的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作为分类的框架展开讨论，探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方法。
一、管理会计研究的基本类型
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类型是以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为主流，此外则是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国内主要的几种研究类型有：
1.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传统的管理会计按成本性态进行分类，区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并分别对成本性态下的成本结构重新进行计量，从而有了与完全成本法下收益计算不同的基于间接成本(变动成本法下)的收益计量。为了提高管理会计学科的精密性，20世纪60～70年代管理会计领域开始大量引入数学方法，并将数学模型应用于管理会计研究之中，尤其是运筹学的应用更为普遍，使这种计量结构的研究方法达到。国外一些代表性的管理会计教材中常用的计量基础有微积分、数学规划、矩阵代数、投入－产出模型等。尽管这种倾向在后续的研究中有所减弱，但以数学为基础的计量方法仍然占据一定的学术地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管理会计研究中，许多成果仍然是以计量方法的合理设定及其模型化为重要手段的，这类课题有预算管理、业绩评价、作业成本法(ABC)与平衡计分卡(BSC)的应用等。在预算管理中，将预算以科学、客观的设计理念为前提，强调预算编制的战略性，并通过零基预算、作业预算等加以改进，在预算设定的结构上合理借鉴超越预算的思想，进而达到完善传统预算管理的目的。如针对实务界直面的预算管理“计划不如变化快”的局限，学术界借助于计量模型的设计调整预算结构，提出了较为实用的有关预算基数的“真实诱导预算法”等方法。此外，适应制造过程间接费用增加这一现状的要求，借助于计量手段改进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是计量结构学派惯用的做法之一。如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增值与否的作业划分，调整作业的动因结构(如区分为结构性动因与执行性动因等)，并对不同情况下的作业成本采用不同的计量手段加以核算等。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路径，主要是指依据信息经济学、理论等新古典经济学开展的研究。多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和管理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经济学、人理论、行为科学、相关成本真实信息体系的引入，使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一些管理会计假设发生了动摇。如“决策者获取的所有信息资料不需花费任何成本代价”、“决策者具有很强的分析和处理信息资料的能力”，以及“管理决策者是企业所有者或必须承担所有者经营目标”等。
管理会计研究中经常用到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市场的机制。市场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对各种产权和在产权界定下的人们提供各种行为，旨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并在各种规则下予以运行。当然，市场的作用主要还是依靠价格机制。(2)人的经济学假设。即仍然假定人是理性的，但同时认为，市场上的交易和其他经济行为已不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追求效用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即它是根据各种制度安排(约束)作出的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和偏好的选择过程。(3)交易成本。要理解市场上的交易是一个“过程”，就必须肯定并研究为达成交易所花费的时间、人力和其他资源，它们构成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权的界定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围绕竞争的市场，产权本身或内部结构会经常进行变更和重新安排，从而使人们在更低的交易成本环境下实现经济行为的便捷、高效，使经济得到逐步的增长(即资源可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
3.行为科学的路径，即应用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路径展开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IT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深入，学术界深切地感受到：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及其最新成果去加强“物”的管理，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这就迫使人们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转向对“人”这个因素的研究。在当前加强企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研究过程中，行为科学路径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会计道德为例，会计道德体系是会计行为的道德标准，不对会计行为作深入的研究，怎能建立起约束、引导会计行为的道德规范(毛伯林，2002)。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代就产生了《周易》著作，春秋战国时期更呈现出思想活跃和学术繁荣，在几千年文化遗产中，不乏“行为”研究方面的珍品。继承前人成果，开展管理会计创新研究是我国会计界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从管理会计内部来看，在责任会计的责任预算编制过程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求每一个责任中心都根据企业的总预算编制责任预算，即在编制预算时，让职工参与预算的编制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员工的智慧为实现企业的目标服务；另一方面，还会使他们感受到企业的重视和信任，从而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不遗余力地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服务。
4.经验实证的路径，即对管理会计与组织相关的“微观层次的属性”，通过采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路径。自上个世纪末实证方法引入我国以来，该方法在会计学术界有逐渐形成研究主流之势。尽管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领域，然而，管理会计领域也有扩大运用这种方法的倾向。对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孰优孰劣，目前国内学术界尚存在争议。由于经验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资本市场，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历史比较短，因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其计量模型、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手段等在我国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样，将实证研究套用在实用性很强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面对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其数据的来源更是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而使这类研究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
以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因素检验法在ABC中的
应用为例，其目的在于开发成功应用ABC的可进行统计检验因素的理论方法，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试图对ABC应用中涉及的因素加以简化。因素研究法的问题之一是，对已经报告的过去信息采用因素检验研究，有时不会产生更多的新内容；另一个问题是，影响应用的有关因素的数量本质上可能是无限的，需要确立某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还有就是这些解释不能抓住因素与参与会计实践的人们的动机和愿望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影响了管理会计系统稳定性的确立和相应对策的制定。
此外，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中，以自然科学为特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是一种“功能至上”的研究类型，下面对这一范式进行分析。
二、功能至上的范式
管理会计必须对决策有用。“功能至上”是围绕整体优化思想，根据包含某一要素的整体所产生的贡献，以及对其内在规律的把握，从相互关联的理论或模式出发加以考察的研究路径。功能至上的范式，就是对每一研究对象采用预先准备好的“处理框架”，以普遍的、客观的尺度对其加以分析的行为过程，它主要从外部着眼，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可能会脱离企业面临的社会现象，难以体现人的行为主体作用。尽管许多学者致力于完善这种理论，但根本的缺陷仍然难以克服。譬如，虽然Burrell andMorgan(1979)针对构成功能至上范式的具体内容，从客观主义和社会系统理论加以了细化，但是脱离现实的现象依然存在。
1.客观主义。客观主义提出，可以将社会世界犹如自然世界那样加以处理，并将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采用类似于物理现象那样的操作方法加以客观的考察。对于人类活动，假定其是被外在的规则全面地加以规定或限制，研究只不过是对外部条件的一定反映。这种类型的研究方法有实验法、模拟法等。
事实上，客观主义仍然难以体现人类活动的规律，无法对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管理会计活动作出解释和预测。因此，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思维”方式相对应，人文、社会科学所采用的应该是“艺术思维”的研究方法。管理会计主要就是在这种艺术思维下形成的“经济文化”。文化的意义是历史赋予的，不同的时间跨度、不同的观者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象。今日的文化热点，明日或上高头讲章，或下茅厕沤粪，朝为中郎将，暮为田舍翁。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界。管理会计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客观主义的手段，采用诸如实验室的研究方法等观察管理会计对象是难以真正反映出管理会计的客观现实的。
2.社会系统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存在无视行为主体的情况，即它将社会看作是“机械”或者“生物”的模式化路径。在社会系统理论中，包含开放系统理论、控制论，以及我国应用的经验实证理论，这些都是为了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而构建的单纯“模型”。
三、管理会计研究的定位
在现有的管理会计研究范式中，由于产生的背景及各自国家或地区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均有自身的优缺点。认识这一点，并在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中明确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是管理会计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1.基于计量结构的方法研究。诚然，它在推进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这门学科具有自身特色，且以更精密的特性融入到现代管理科学之中去。但是，在这种计量结构方法的运用中，也产生了一些片面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这种以计量结构为特征的方法研究过于偏好复杂数学方法及模型的应用，使管理会计的决策相关性减弱。现阶段的一些管理会计研究在定位上过于考虑它的精密性和成熟性，错误地认为只有建立在严密数学分析基础上的硬科学，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科学。
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则表现为片面强调管理会计的技术功能，并认为以计量为手段的管理会计技术与方法才是组织管理的“唯一最完善的方法”，这种思想也体现在管理会计教科书的编写之中。在一般的管理会计教材中普遍认为，即便在考虑了组织关联性的前提下，也能够依据这种计量结构对管理会计对象加以还原，如变动成本法的成本计算可以还原为完全成本法的成本核算。事实上，这种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它没有对社会现象作出客观的分析，只是以特定环境下的会计问题代替复杂社会条件的会计现象，无法体现人类主体方面所具有的“客观主义”精神。计量结构与方法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不能片面地提升这种方法。换言之，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数学只是自然科学的语言，而不是一切学科的语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发挥计量结构与方法研究在管理会计中的积极作用。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路径。在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派思想开展研究的国内文献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理论等展开研究，并由此产生出一批较为丰硕的成果。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管理会计研究，对于丰富管理会计学术，帮助企业管理当局制定方案，开展决策，尤其是对制定管理会计制度具有积极的贡献。从上个世纪管理会计的研究状况分析，尽管理论的应用在其中占据了极大份额，但在应用理论研究管理会计的现实问题时，往往缺乏合理性和应用的可行性。这种研究存在无视管理会计主体的现象，并且常常是“基于主体行为能够‘进行经济学变量的还原”’这一假定而开展的客观主义研究，如管理会计“人说”，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这样，按照人说的观点，权责划分是确定转移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若没有相应的激励制度配套，相关责任中心的经理们就不可能具有履行权责的动力。因此，欲使“人说”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发挥更大的贡献，必须结合社会现象，充分考虑管理会计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合理定位委托理论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综合应用各种经济学方法，关注信息不对称及不确定性环境等因素，这是提高管理会计科学性的重要手段。
3.行为科学的路径。基于行为科学的研究促使管理会计产生了行为会计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它对于构建会计道德体系，促进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行为科学作为针对“人”的研究，它有别于“物”的研究，在管理会计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有相当的难度，如基于社会心理学路径，普遍认为预算编制的“全员参与”与“员工的工作效率”具有正相关，而实际上，这种研究对象将预算编制过程中组织成员的“主体方面”给忽视了，即员工愿意参加吗?这种命题，从研究者角度讲是设定“假设”来处理的，即假定员工都愿意参与，这是以一般统计意义上的“客观主义”为思维前提的。
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职能是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而有用性实际上是说管理会计信息能够用来激励和影响人的行为。因此，现代管理会计的职能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职能，它将激励人的行
为力量贯穿于激励职能的全过程。重视“人的行为”方面，是现代管理会计的一个基本方向。
4.经验实证研究的路径。经验研究方法以研究者自己的经验或研究者观察到的经验以及别人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如档案数据资料)为依据，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归纳，或用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证据来验证已有的理论。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没区别，可以相互混用；二是实证研究包含经验研究；三是经验研究包含实证研究。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这种经验实证的研究路径也存在片面性，如企业预算目标是否成立，往往假定为由“组织的变量”来左右。这种研究使用独立变量与从属变量构成一种单纯的“模型”，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考虑不足。可以说，这是应用机械模式开展研究的一种“社会系统理论”。在这样的经验实证理论中，假定会计受到单纯的组织结构及环境所支配，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人类主体自主性的一面，把人类限定在规定的“结构”这一焦点之中，使这些研究不能够恰当地对会计与组织状态间的关系作出“理论说明”。
总之，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研究中，许多是属于“功能至上”的范式。并且，该范式研究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存在着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征，即将单纯的理论及模式、假设演绎的路径强行地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从而表现出“研究对象缺乏生命力的物质现象”，或者体现为“因非现实性而过于单纯化”等的倾向。此外，以传统的社会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是以“结构”或“主体”的某一方面为重点的理论架构，“功能至上范式”的界限仅仅以“结构”为焦点，而对行为主体创造社会价值这一方面则被置之度外。
四、管理会计研究范式的变迁
通过对上述管理会计研究范式的探讨，我们感受到了“功能至上范式”的影响力，面对这种范式存在的种种不足，今后如何有效地应用社会科学的路径，并从哪些方面加以改进，这是管理会计研究范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一)基于IT技术，创新管理会计系统
全球性的激烈竞争，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外币汇率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要求管理会计系统提供相关成本的真实信息。一套完善的管理会计系统，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企业在经营上获得成功。然而，管理会计如果提供的是虚假的信息，管理者却信以为真，那可真是败事有余了。经营上的成败，取决于产品是否符合顾客的需要，以及生产和销售系统的工作是否卓有成效。
IT技术在生产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使生产业绩能迅速地用数字反映并记录在电脑之中，生产中的消耗数字也能够便捷地取得，成本控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过去20多年的电脑革命使收集信息、计算成本的工作大大简化了，从而有可能设计并推行一套有效的管理会计系统。100年以前，在科学管理运动刚起动之时就产生了一种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在今天再现于那些有创见的经营人员和学术界研究人员的身上，他们担负起开发新理念的责任，并且将设计出与企业管理相关联的创新的管理会计系统。
(二)转变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以复杂的现实现象为研究对象。一直以来，人们应用各种不同的路径开展研究，将这些多样的社会科学范式加以比较，在以社会学为中心的学术研究领域，给会计界带来较大冲击的研究成果是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模式，他们依据图1中的二个坐标轴对社会科学的范式作出了分类，其中横轴表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是“整体的、总括的”路径，从中可以发现与社会相关的“普遍性法则”；主观主义则是“局部的、个别的”的路径，是社会原有状况的记述。纵轴表示“激进式变革”与“渐进式变革”，渐进式变革体现了“现状、稳定”特征，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为什么社会需要作为一种现实而加以维系；激进式变革将焦点集中在“变动”、“纠纷”、“矛盾”这些方面，它所关心的是将阻碍人们的各种结构予以解放，从而实现突变。
Burrell and Morgan(1979)依据这两大轴划分了四大范式，并且指出这些范式不可能同时实现。即通过这些范式相互替代、排它，获得各种研究形态，使各种不同的范式能够解释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本文在这一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借鉴英国等学者对会计研究分类的结果，提出五种范式，即功能至上、解释的路径、结构关联性理论、主体与结构的综合理论、激进的理论。下面，从其性质和其依据的路径对管理会计研究作一探讨。
1.功能至上。在图1中表现为渐进理论和客观主义相交的象限，依据所具有的普遍性法则来说明各种现象，作为方法论应用的是“假设演绎”法(演绎法)和“观察归纳”法(归纳法)。这种范式也具有自然科学的路径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也同样重要。
2.解释的路径。图1的渐进性变革与主观主义相交的象限是解释的路径，社会是行为者们作为媒介意义构成的象征世界，必须将会计现象通过行为者的观点，从行为者的立场传导给该场合中的人们，并借助于相互沟通等活动作出具体的分析，并由此得到相应的认识。它属于基于社会学的表征性活动、现象学中的社会学、民族及文化学等范式。该范式重视“主体”并指向“具体的、特殊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则使用“意思解释”。
该范式的研究没有使用功能至上那样的理论及模式，而是将研究对象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是科学活动之前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范式涉及会计学之类的社会现象领域，表现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情况。客观现实中，方法是帮助人们对这些现象作出正确思考、加深理解的手段，若没有科学活动之前的解释，直接采用某种技术或管理会计工具，这在管理会计应用中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这是因为，一些技术方法难以有效推行，其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变化而是伴随技术革新的人的变化，人们不拒绝技术变化而拒绝社会变化。为保障有益的、成功的会计系统变化，仅关注技术问题甚至一般的组织问题(如确保管理支持)是不够的。因此，这种范式表明，与前面看到的脱离现实的功能至上的研究相比，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
3.结构关联性。结构关联性是一种将某一现象与其他现象所具有的依存关系，通过其与现实的相关性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所谓“结构”，即是一种“关系网络”，该范式的研究围绕会计的各种现象，可以看作是会计与社会背景在这种不可视的“结构”、关系的网络中的初次确立。并且，这种“结构”一旦崩溃，会计实践也会崩溃或者变迁。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
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
这种范式在重视“结构”这点上，虽类似于“功能至上”，但其侧重于记述，与“功能至上范式”中的经验实证理论似是而非。我国应用的经验实证理论被假定为“会计依据外在环境单方面的影响”而构建的一种“模型”，该路径是“将会计与其背景构成一种构造、形态的描述”。结构关联性理论对于时间经过的过程，与作为记述相比可能更侧重于结构，与所谓的历史研究相对立，也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传统的管理会计历史研究是以“会计应有姿态向前发展”这种假设为基础进行的突出编年史为中心的研究。作为该范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即由傅科提出的“考古学”、“系谱学”)，结合会计研究是一种以“变化是完全特定的内容，以及面向完全特殊的问题及特定课题解决”情况为前提的“非连续的历史观”。
4.主体与结构的综合理论。它是将重视“结构”的理论与重视前述的“主体”理论综合的路径，是一种以这种综合为导向的总括理论的框架。即在会计研究中应用结构性理论束缚会计主体行为结构的同时，依据主体的行为将会计作为媒体对结构再造这种现象进行能动的分析。Bums和Scapens认为，吉登斯的结构性理论虽然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但对解释变化的过程帮助不大，它没有与历史时期相结合，而他们所开发的框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Bums和Scapenst的框架是在对Barley和Tolbert(1997)所提出模型修改的基础上建立的，起于结构化理论。Barley和Tolbert研究了随时间推移行为和结构间的关系，并总结了一个描述制度化过程的框架，该框架借鉴了Goffman(1983)的工作，将“脚本(script)”的概念由Giddens的更抽象的概念“模式(modalities)”替代。Bums和Seapens认为它等同于结构理论中的规则和路径。规则与路径是不同的(见表1)，规则是对方法作形式上的规范，路径则是被实际使用着的方法，这是它们两者主要区别。
5.激进理论。激进理论是支持激进性变革的理论基础，它将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批判来应用，除了采用别的范式那样理解社会，还将“变革”作为一种目的。激进理论认为，人们的思考是社会的产物，当具有超越客观知识界限时，来自该时代的影响力必须要求其变革。因此，社会科学不像其他范式那样是“中立的、客观的”。并且认为，不应该像功能至上那样将“事实(经验法则)”与“价值判断(道德)”分离，对于社会应该采取“批判”的姿态。
在该范式中，“观念形态”这种概念成为一种分析框架。所谓“观念形态”，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具有的错误意识”、“社会作用及制度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有关会计研究或者会计观念形态的性质，若遭遇社会成员可能的错误意识，可以考虑从社会作用及制度合理化工具这一侧面展开分析，以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积极的变革。从这种范式来看，现有的“功能至上范式”是将学术认识以“法规确立的科学”的一元观来考察社会现状，试图促使现有的社会观念形态进行再造。这种激进性变革往往将管理会计对象理解为是受“技术支配力的扩张”影响，并且“从社会强制力中得到解放”，这种观点正受到来自实务界的强烈批判。换言之，基于功能至上的管理会计研究，与其说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不如说是受到经营管理上的观念形态的支配而展开的研究活动。
总之，上述管理会计研究中的五种社会科学范式各具特色，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图1中的客观主义与渐进式变革的象限。我们并不否定功能至上研究范式的有用性，而是对过于倚重此研究提出善意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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