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9 14:50:25
导语：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影响因素
人口结构变化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老龄化。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过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多学科研究重点，且以定量研究为主。人口老龄化有时间表，收入与消费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二者是否具有内在联系需要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加以讨论。西方最有体系的人口老龄化研究成果当属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著的《老龄化经济学》，该著作认为在消费类型上，老年人的多样性使不同的老年群体在其消费结构上也不同①。从消费角度来看，国外学者研究消费水平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消费函数上，也更多地从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展开实证研究，如罗伯特等认为老年人抚养费用属于纯消费性支出，有可能降低未来的国民收入增长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②。国内学者的研究从关注单一老年人口问题转移到对社会经济全局发展的影响上来。有的从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有的则直接通过相应经济指标分析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抽样及分析方法等不同，不同学者在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得出了不同结论，调查范围也具有区域性。王金营等认为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有负向作用③；王森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④；胡乃军等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发现，只有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持续大于二者收入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才不会发生负面影响⑤。
一、Meta分析
操作本文将通过Meta分析提取测量指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讨论这些影响是否具有区域特征。该研究基于以下假设：H1：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负向作用；H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基于分析方法的特点，文章研究思路为：通过人口特征、国民经济等相关资料，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我国人口相关数据；按Meta分析要求提取人口老龄化及居民消费测量指标，分析二者在关系；根据分析结果探索人口老龄化环境下促进消费的途径。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法和假设检定法等是本文辅助分析方法。本文初步收集了196篇相关文献，之后对文献进行标准化筛选，凡是信息不完整、重复发表、非中国背景研究、非实证研究、不存在明确效应值或计算后也不能将其转化为所需相关系数的文献均不纳入。最后，本文纳入分析的文献共计10篇，得到2个效应值，满足Meta分析要求。文章采用Reviewmanager5.2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以居民消费率表示居民消费数量水平，恩格尔系数表示居民消费机构与质量水平，并按联合国标准⑥划分老龄化社会，表示老龄化程度。由于各地老龄人口数据及消费数据具有时间特征，将其视作连续变量，选择标准化均数差(SMD)作为效应值，用倒方差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经过合并效应值、异质性检验、假设检验和发表偏倚控制四个步骤。
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负向作用
通过各省市65岁以上人口比及居民消费率变化数据可看出，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老年系数增加，各省数据均显示出同一特点，即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在此假设基础上，本文选取江西、辽宁、贵州、吉林四个省份⑦的连续数据，对比同一地区非老龄化阶段向老龄化阶段转变过程中，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四省55632万人⑧样本的综合效应来看，95%CI的上下限均未跨过SMD=0无效线，因此合并后的效应值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异质性检验中，P小于0.00001，说明四省的研究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再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合并效应量为-1.83,95%CI=(-1.88，-1.84)，合并后效应量，Z=11.12,P<0.00001<0.05，可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居民消费率越低。文章采用倒漏斗图来控制分析中的发表偏倚。倒漏斗图显示，文献集中在三角区域并对称分布，说明分析中发表偏倚较少，数据结果可靠性强。
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老年人受生理和心理影响，其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居民消费品支出构成时将其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八类。针对目前在此方面研究局限性，学者多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说明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消费的不同，从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但综合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却存在地区差异。南京市实证研究认为，居住居首位⑨；辽宁的实证研究认为食品依然占据首位⑩；四川省“六普”数据发现医疗保健居首位(11)。本文通过辽宁、吉林两省在老龄化与非老龄化阶段的恩格尔系数对比分析，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下二者存在异质性，对两省恩格尔系数随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进行趋势分析，辽宁省数据二者关系不明显，吉林省则明显表现出老龄化程度加深，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特点。随机效应模型下合并效应值SMD=-2.44,95%CI=(-3.59，-1.28)，P<0.00001<0.05，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数据局限性，本文据Meta定性分析及指标变化趋势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三、结语
综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结构都有显著影响。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实证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与不同指标都会导致结果差异性。但二者具有内在相关性；老年人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环境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其消费能力及需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以匹配老年人消费结构；完善养老制度并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从而增加老年人口收入及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市场都是促进消费可尝试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胡乃军,杨燕绥,于淼.中国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研究[J].人口学刊,2014(5).
[2]詹姆斯•舒尔茨.老龄化经济学(第7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4008
中国自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目前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且老龄化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为了解重庆市老龄化现状，把脉重庆市老龄化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推动重庆朝“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并于2012年3-8月期间，对重庆市各地老龄化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走访了大渡口区、渝北区、涪陵区、綦江区及市老年大学，召开了5次座谈会。同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课题组制作了封闭式问卷，根据重庆市的现状，随机抽取了5个区县，每个区县发放100～200份问卷，并在选择被调查者时尽量平衡城乡分布。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23份，回收有效问卷701份，有效回收率85.2%。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
一、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特点及趋势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定义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总人口中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二）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1.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且发展迅速
截至2011年，重庆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560.13万，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7.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5%，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直辖市之首。据预测，2015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637万人，问题尤其突出。
表1 重庆老龄化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从2008年到2011年，短短三年的时间，重庆市的老年人口从465万增加到560.13万，足足增加了95.13万，这样的老年化发展速度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市老龄委介绍，重庆市进入老龄门槛的人，每年至少净增10万左右。到2036年，重庆市将出现900万老人，届时4个重庆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36年，将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值年，全市老年人口将突破900万，占总人口的25%以上。
2.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边备边老”形势严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约在1990年左右），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约在2000年，当年人均GDP为860美元。而重庆市199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当年全市人均GDP仅为471美元，工业化水平非常低，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时至今日，尽管重庆市人均GDP已经在2011年突破5 000美元大关，但重庆市在中国仍然属于初等发达地区，现代化水平还相当低。
3.老年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城乡分布等几个方面。重庆市老年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高龄化程度明显。如图1所示，在重庆市老年人口中，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23.0%。表明重庆市的老龄化将会持续增长，且高龄老人的比重逐步升高。
其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女性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重庆市老龄人口呈现出严重的性别比失衡，本次调查数据如图2所示，重庆市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
其三，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如图3所示，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共约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可以看出，老年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其四，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相关数据显示，重庆市农村老年人口317.13万，比城镇多74.94万。这是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导致了农村的空巢化、常住人口的高龄化，空巢老人已成为农村常住居民的主体。而相关研究指出，城乡倒置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生产建设、精神抚慰等各方面需求将暴增。加大农村老年协会建设，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养老模式，增强老年人抗风险能力，将是未来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4.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基本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
调查中，57.3%的老人表示自己有固定收入，79.9%的老人表示收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深入分析发现，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结构较为单一，如图4所示。
半数以上的老年人依靠离退休金生活，20.7%的老年人靠家庭养老，13.4%的老年人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生活，这三种收入来源是老年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
老年人收入来源的城乡分布分析显示，城市老人中有固定来源收入者
占88.2%，而农村的比例仅为19.2%。收入来源结构的城乡分析显示，城市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约占83.5%，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子女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以及劳动收入三项，约占农村老人总收入的83.3%。农村老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参与劳动的程度以及对最低生活保障的依赖程度高于城市老人，说明重庆市老年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城乡收入差距，老年人的两级分化非常明显。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经济来源的城乡对比
（三）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目前为17.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根据有关部门专家预测，重庆市人口老龄化2015年将超过20%，2031年达到30%以上并趋于基本稳定，21世纪中叶将成为重度的人口老龄化区域。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将与高龄化并驾齐驱。至2050年期间，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现在的560.13万人增加到1 084万人，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128万人增加到271万人。重庆市被抚养（赡养）对象的主体将由以少年儿童为主转变为以老年人为主，2009年后老年人逐步多于少年儿童。2005年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为6.2∶1，2020年降为4.0∶1，2050年只有2.0∶1。
二、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分析
（一）物质基础逐步增强
重庆直辖以后，迎来了加速发展期。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11 45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 191美元，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2.8%和16%。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养老水平也不断提升。城乡养老、医疗保险提前实现全覆盖，五大保险全部实现市级统筹。2012年中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约为1 650元，同期重庆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1 796元，排全国第14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保障了130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及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建立，都是重庆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医疗保健水平提高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成世界最大医保体系。重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医保体系也逐步得以完善。2000年到2008年，全市共投入13.5亿元对市级医院进行扩建；投资30亿元对急救中心等十大公共医疗卫生项目进行扩建，新增病床3 000张。除此之外，还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投入21亿元，逐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便了居民就近就医，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群众治病更便宜。
2012年，重庆市出台了“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加快健全全民基本医保体系的目标。在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重庆医疗卫生满意度总分为68.36分，居全国第一，说明重庆市的医疗条件、医护水平大大改善。1999年重庆市人均预期寿命71.7岁，2010年男性提升到78.97岁，增加了7岁多。
（三）政策措施扎实有效
“老有所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 为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压力，鼓励社会养老机构兴建养老设施，重庆市于2012年出台财政激励措施，社会养老机构新增床位最高可获20万元财政补贴。同时，自2012年起，新建和扩建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100张以上、符合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和养老机构建设标准的，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4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500张床位。同时，对租用房屋兴办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50张以上、房屋租期5年以上（含5年），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1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200张床位。此项财政补贴资金在养老机构建成投入使用且入住率达到50%后，经核准一次性拨付。
2012年通过的《重庆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重庆市将来一段时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包括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加强老年医疗卫生保健、建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敬老优待和权益保障、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创新老年社会管理、建设老年家庭和宜居环境、培育发展老龄产业等。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重庆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2009年以来，全市新建、改建了一批敬老院，五保供养床位达到6.4万张，集中供养能力达到40%。部分地区的“银发经济”初现雏形，比如歌乐山镇的生态养老产业，50多家农家乐转型为老年公寓，接纳3 000多名老年人在此养老。
（四）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近10年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庆市逐年加大投入，10年累计投入超过1 500亿元，用于推进企业环保搬迁、关闭采石场、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加强垃圾和污水设施建设、整治水环境等关键工程。重庆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得到国家环保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目前，重庆已成功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创模专家组验收，成为首个省级单位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超过了95%，环保投诉处置满意率达到96%。
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重庆市整体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达到41%，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7.6%，主城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3%。2012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40天。
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老年人创建了良好的养老条件，改善了老年人的生存空间，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五）社会关爱不断加大
关心关怀老年人，是全社会的事情。重庆市在关怀老年人方面工作扎实，除了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外，对年满70岁的老人，每月有10元的额外补贴，对年满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各地都有相应的高龄补贴，补贴标准从300元到3 600元不等。
城市生活中，处处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和优待。截至2012年，全市为170万名老年人办理了敬老优待证，老年人乘坐免费公交路线457条，免费公园396个，免普通挂号费医疗机构540个，为老年人的生活、出行和就医提供了方便。
三、应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和标致，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重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人口老龄化状态。我们应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紧迫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老龄观念，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对措施不仅要着眼于现状，更需要放眼于未来，因为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关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远景规划
以“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为指导思想，在重庆试点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通过公共管理平台的构建，希望能够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改变涉老政策碎片化管理的现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建立综合性为老服务网络。
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即使不会永远处于老龄化社会，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很难再回到以前的年轻化社会。而我们以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都是按照过去年轻化社会状态
进行安排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一直沿袭。老龄化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挑战，而是我们必须长期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形态，所以需要重组公共政策体系，改变既有的社会观念，理清社会的管理体制，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而这个公共管理平台包括制度、经济、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的统筹综合管理。
管理平台应包括三大组成部分：一个管理中心，即老龄化社会中政策的制订者；一套管理机制，即管理的运行机制；一系列管理的事务，即在老龄化社会中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具体结构如图5所示。
图5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
1.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首先要对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责权进行界限划分，明确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有所为有所不为。并要进一步对政府的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因为目前政府对老年工作管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
需要把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整合到一个管理平台，建立统一的管理中心，通过政策的制订及法律法规的完善，依法管理，并兼顾效率与公平。
2.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主要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老龄化是一种生命现象，它并不是问题，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不需要过于强调其负面影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3.管理事务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涉及的管理事务包括：经济发展的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文化的弘扬等。在各个方面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管理平台反馈到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通过一定的机制作出反应，并综合协调，合理配置资源，提出应对措施，颁布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从而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二）近期目标
上述综合性的公共管理平台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所作出的一个远景规划，平台的建设需要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但从现阶段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重庆市人口老龄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老龄化程度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2）经济发展的速度落后于老龄化的速度。（3）高龄化程度明显，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23.0%。（4）老年女性比例为54.8%，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比例。（5）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6）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7）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
面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专家访谈等各种方式，并借鉴发达地区及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1.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吸引“人口回流”，稀释人口老龄化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居西部第1，全国第6。除了人口因素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发生的人口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即由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而重庆属于西部重镇，在过去的20年间为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提供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也是造成重庆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问题上，可探索运用人口迁徙的机制，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吸引人口向西部流动。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西部中小城镇，统筹规划新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从而吸引“人口回流”[1]，通过“人口回流”来“稀释”人口老龄化。
2.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经济，提供养老资金保障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服务性产业。重庆市的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生产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出来的新兴产业，在企业生产的上中下游诸环节中发挥辅助作用。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得现代服务业成为各地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如运输、仓储、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服务、管理咨询、通信服务、技术鉴定服务等都属于生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保障，是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选择。目前中国正处于中、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逐步向西部转移的历史时期，借此契机，大力发展生产业，承接服务业外包产业，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既能逐步改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利于本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在重庆市集聚起新的生产力。更重要的一点，借助于生产服务性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建立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为人口老龄化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而服务性产业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其中有很多岗位对于具有一定知识技术背景的老年人来说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如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技术鉴定等，能够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更可以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养老资金紧张等问题[2]。
第二，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着力开发老年用品产品。第二次产业的发展方向是第一次产业的再加工。针对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可生产具有高营养、易消化和补充人体正常需要的特殊食品；兴建适合老年需要的公寓式住宅，特别是医疗、卫生、保健相配套的住宅小区；老年出行需要的拐杖、轮椅，老花镜、助听器等特殊需要产品的生产；满足老年健身、体育及文化、娱乐等产品的生产；轻便、耐用、质高价廉的老年旅游用品的生产等。
第三，加大老年服务性产业的市场化运作。重庆肩负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历史重任，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碳减排压力巨大，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策略上应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加快低碳服务业的发展。老年服务性产业多属第三产业中的低碳服务业[3]。从消费的角度看，老龄化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产生超强需求：金融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心理咨询等必须加强；文化性、娱乐性消费行业要尽快发展，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商业性的），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些行政性的老干部（或老年人）活动中心；扩大老年照料、护理业等劳务消费的比重，加强社会服务行业使家务劳动尤其是老年家庭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让第三产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真正成为产业，而不是事业单位。通过加大市场化运作的力度，也才能让老年服务性产业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不仅为老年人解决确实之需，也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4]。
3.建立长效的志愿者服务体系
重庆市老年人口中高龄化程度明显，高龄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在生活上给予更多的照顾和照料，由此对照护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老龄化社会中本身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中的服务人员更是缺乏。解决这一供需矛盾，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一帮一”老年志愿服务队伍。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已开始尝试。通过各地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一帮一”的形式，即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即解决了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也让老年人充分感受到老有所为，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弘扬了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操作层面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完善老年志愿服务的管理模式；二是加强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技能培训。
第二，建立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队伍。作为社会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大学生在为老志愿服务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大学生服务提供的可持续特点，建立长效的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能够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体系中服务人员短缺问题。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志愿活动效益评价机制。为了能够客观地评估社区服务的性质和效率，有必要进行服务项目的成本核算；二是志愿者利益保障机制。如可探索实行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创新对为老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也更能够保证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加强为老服务的技能培训，提高为老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探索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导入家庭生活技能的基本培训，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生活能力及帮助他人的能力。
4.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女性老年群体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由此造成老年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这种现象在重庆较为突出。重庆市老年人口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而女性老年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长期处于弱势，一方面由于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的选择上对家庭投入更大的精力，另一方面由于在职业待遇上受到不同程度性别歧视，导致女性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低于男性群体，由此影响其养老金收入水平。寿命长，但养老金收入水平却偏低，会降低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生活质量，因此需要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制度。
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都有遗属津贴这一项目，以保障一个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主要指男性）去世后，其他成员（主要指女性及其子女）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中国遗属基本生活保障始终停留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层面，从目前人口老龄化特点看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女性老年群体的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上可探讨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保障制度，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确保性别平等，保障家庭稳定。
5.慎提延长退休年龄
针对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但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基础是建立在延长仍具有劳动能力（其中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老年群体的退休年龄。如果所延长的那部分老年群体到了退休年龄已基本不具备劳动能力了，那么延长退休年龄对于增加劳动力资源将是个伪命题[5]。
从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重庆市老年人口特点是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如果从现在开始就在重庆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将无法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脑力劳动，若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和青壮劳动力竞争，因此，在现阶段提出延长退休年龄需谨慎。
当然，国际上面对劳动资源不足及养老金压力问题，通常通过延长退休年龄予以解决，而且国外退休年龄通常也比中国大，大部分发达国际都达到65岁，但这都是建立在已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基础之上，且身体素质状况比中国人强。因此现阶段在重庆到底应不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在什么时候才适合实行？或者怎么实行？这些问题还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在政策的制订上需谨慎。
6.加大老年继续教育力度
不管是从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角度还是从老有所为的角度，加大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都显得尤为重要。可以探索将老年大学改为老年人再教育、再培训、终生教育机构。目前的老年大学主要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让他们快快乐乐琴棋书画，如果让老年人继续发挥他的作用，经过几年再教育、再培训，学电脑、学IT技术和其他技能，通过这种办法使之能够再就业，能够继续
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加强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提高老年劳动力资源的价值，这应该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前提。
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社区继续教育，开办社区大学，提供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为老年人，也为更多的居家妇女及社会青年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
劳动资源不足问题。
7.发展现代家庭农业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这不仅是重庆市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也是全国的现状。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其中涉及经济问题及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
在乡务农的中老年人在城市就业没有优势，但是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有专家做过相关调研，资本农场在种植粮食方面敌不过家庭农场，因此制订发展现代农业相关政策时，需鼓励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而不能鼓励更不能支持资本下乡。通过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让“回流”农民工能够以小农经营获取经济收入，完成养老生活。这种回乡生活对他们来说不仅生活成本低，而且更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发展现代家庭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也能够吸引第一代农民工“回流”，这批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回乡后除了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也能够解决农村空巢老人无人照料的问题，再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老年人的继续教育培训，包括农业知识技能、现代家庭生活知识技能、科技信息化知识技能等，让他们掌握更多现代化知识，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6]。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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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LU Xia，ZHANG Heng，CHENG Xingyuan
（School of Social Affairs，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
Abstract：
【关键词】城市化发展 人口老龄化 养老医疗保障
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过程
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开始走向智慧和文明。火的使用和人工取火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点燃了人类原始文明。从石器时代进入奴隶、封建社会，由母系社会发展到族群、村落，由村落的“市井”物质交换贸易扩展到集市，由集市发展为城市。
从古代“市井”扩展到现代文明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变革。城市的产生有着综合的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化集中，统治者将具有一定规模的市集周围筑起了高墙，以防止外敌入侵。在中国的古代城墙外大部挖掘出壕沟，用城墙与壕沟作为防御工事以抵御外来入侵。又因城市建筑防火需求与防御并举，将沟壕注满了水，称为“湟”。封建社会的需求将“城”与“湟”搬上了神座，建立了漫长的城市封建文化。又因封建社会集权统治，在城市中建立了有等级制的御道、宫城，凸显了封建城市的特征。而西方文化特征的拜神主义产生的“神权”统治与中国的皇权统治，却具有同样的统治形式。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导致城市建筑群与市井的差异。城市又因城市信仰的不同，发展水平也不同。
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规模的扩大与发展质量的提升。由于工业的发展，贸易的扩张，西方国家利用以蒸汽机作动力的铁甲舰，打开了工业落后国家的大门，建立了殖民化城市。中国香港就是典型突出的殖民城市。电机、内燃机的出现，使西方工业高速积累和扩展、由于争夺资源而出现了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民族尊严被践踏，城市被破坏，物资被掠夺。
中国城市在改革中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政策的开放，我国已建起了强大的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我们将逐步建立城市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城市转型。
世界城市化发展与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根据（表1）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来分析：1950年至202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由739百万增长到4488百万人，世界城市化水平由29.2%发展到57.4%。其中，发达国家在1950年城市人口447百万，城市化水平为53.8%，在2020年将达到1063百万，城市化水平达77.2%；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城市人口为287百万，城市化水平为17%，预计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3425百万，城市化水平达53.1%。
表1
表2
根据（表2）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分析：195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24%，1996年达到36%，仅增长12%，截至到201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1996年至2012年增长水平最高。中国城市化文化发展速度与规模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基本达到68%，离世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77%还有一定距离，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
首先，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城市老龄化问题最为明显。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城市一体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
其次，中国城市发展导致用地面积紧张。城市人口大约2.21亿，将产生4400万个家庭（每个家庭按5口人计算），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建造住房。因此，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将产生影响我国土地战略的负面作用，土地作为有限资源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矛盾焦点。
最后，中国城市老龄化局限特征明显。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7.9%上升至50%。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人们体验着巨大的社会心理变迁。自1977年实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自此出生的城市居民子女均为独生子女，1978年我国城市人口仅有7898万人，而目前已达到4.68亿人，按照男性、女性平均年龄25岁计，延伸到2018年，独生子女家庭将进入老龄化，家庭人口构成比例将产生4：2：1。一对夫妻将担负照看4个老人和1个孩子的重担，成为“421老年工程”。推算到2042年，独生子女将进入老龄化，而他们的父母已进自然死亡高峰期，那时我国城市将出现人口急剧下降。到2028年老龄化进入“421工程”高峰期，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在2020年达到发展中国家53%水平，“421工程”将更大规模出现，制约生产力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发展在于质量，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极为突出，尽快解决社会养老问题乃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为此需要研讨公共社会投资问题，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设置等问题。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社会的神圣职责。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机构
根据我国规定，60岁以上的居民属于老年人，其主要健康问题在于正常生理机能衰老、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心理因素变化。如意外受伤、功能减退、急慢性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肾脏及精神疾患等，并大多呈现出慢性病征，生活不能自理状态，需长期住院和社区治疗。十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
据调查，目前我国多省份已初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相对缓慢；城镇无养老退休金、无固定收入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工作才刚刚起步。未来几年，西安市将进一步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应保尽保，不断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重点解决农村失能、特困、留守、空巢、低收入等老年群体的养老和医疗问题；积极改善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并试点推广。
关于建立老年医疗体制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养老机构存在整体数量少、规模小，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体现在：全国普遍存在养老机构数量少，整体入住率低，主要原因是养老机构远离城市，硬件设施不好，服务项目单一，老人得不到更贴心的服务。
此外，医疗保健制度不完善，养老院看病难、看病贵。以西安市为例。2011年的《西安市养老机构现状调研报告》中显示，全市各类养老机构共55家，床位总数6816张，平均每百位老人拥有0.55张。不少养老院都存在有“位置偏，采风差，设施陈旧，环境不适合老年人居住”的问题。有的养老院自身没有医疗机构，周围也没有医院，老年人生病了要跑很远的路程就医；有的养老院对于康复治疗要另外收费，而且收费标准还不低，加之每月近3000元的入住费用，加重了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而“未富先老”已成为我国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在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将每年增长100万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而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4亿。面对我国社会老龄化发展的迅猛势头和严峻挑战，党的十作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战略部署，养老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关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随着社会转型、产业调整和经济的转轨，养老观念、方式的转变也成为必然，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日益扩大，社会养老事业与产业协调发展必将成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选择。
1 雅安市老龄事业发展现状
1.1 人口老龄化现状
雅安地处四川西部属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一个人口小市，资源大市，经济欠发达市。雅安市早在1997年就开始迈入老龄社会行列，近年来，雅安市老年人口仍持续增长，据2012、2013年数据统计显示，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6.12%、18.5%。从近十年发展趋势分析，雅安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全省水平，而且老龄化将逐步加重。预计在2025年前，全市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4以上，而在2035年前，全市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以上。近十年来，雅安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现代型，总体看，雅安人口率先进入一个“三低”时期，已形成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且先于全省完成转变。雅安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面临老龄化的压力和挑战也将越来越大。
1.2 养老服务机构现状
由于雅安社会经济欠发达，养老服务发展缓慢，养老机构主要是以国有为主的单一格局，民办养老机构起步晚，基础差。从数量上看，雅安市养老机构大多数分布在农村，主要为农村敬老院。截至2013年2月，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42个，其中农村敬老院30个、公办社会福利院11个，合计床位3622张，“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只有1个，床位60张。由于“4?20”芦山强烈地震造成全市38个养老机构不同程度受损，使养老服务的提供受到了影响。目前雅安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1.3张，按照省上“十二五”时期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3张的目标，全市老人需养老床位8484张，缺口达4802张。
由于受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限制，不同养老机构之间的基础设施存在较大差异，全市公办城市福利院建设不足，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后，总体不能满足雅安市不断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社会福利院基础设施较齐全、环境优美、管理规范，老年人对国有养老机构信任度比较高，入住率较高，有些社会福利院出现供不应求、预约及排号入住的现象，如市社会福利院“一床难求”，目前至少有100多人等候入住。但农村敬老院，主要是为“五保户”提供日常的生活供养和照料，各方面的条件都较差，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资金短缺、院舍陈旧、设施简陋、医护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入住对象精神慰藉、保健康复、文化娱乐等方面严重缺乏，普遍存在着入住率低、床位长期闲置、资源浪费的现象。
1.3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现状
雅安市养老机构总体呈现出工作人员数量少、城乡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素质差别较大的主要特点。目前，全市公办养老机构的管理服务人员与集中供养对象之比为1∶6，远高于省三星级（最高等级）敬老院1∶10的标准。据统计，截至2013年2月，全市41个公办养老机构共有管理服务人员409人，其中在编165人，临聘244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占41.8%。在编人员多为乡镇机构改革分流安置人员，临聘人员多为“4050”人员。管理服务队伍整体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较低，现有在编管理服务人员大部分无养老职业资格证书，临聘人员也只能从事清洁卫生等后勤工作，同时这部分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管理能力、医护水平相对较低，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难以开展。
2 当前老龄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保障体系不健全，老龄事业基础薄弱
快速发展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相交织。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的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对老龄事业投入严重不足，老龄产业起步晚，一些地方对老龄工作重视不够，机构人员力量薄弱，推动老龄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现有养老制度基本上还是“补缺型”的框架，主要保障“三无”和困难老人的基本生存，服务面相对狭窄，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惠及全体老年人的服务体系。而当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进入养老产业之后，养老机构的管理以及服务标准亟待规范，行业的监管作用亟待加强。
2.2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区服务功能不足
家庭养老中无微不至的照顾、时刻体现的亲情给予老年人的精神寄托是社会养老无法替代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式养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结构变化，中国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城市“空巢家庭”越来越多，城乡“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接近50%；与此同时，中青年人紧张快捷的生活节奏和越来越重的工作压力，客观上造成家庭成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多更好地照料老年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社会工作的加快发展，社区照顾模式作为社区工作的一种专业方法正逐步得到推行，但我国社区建设尚不成熟，社区基础设施不完备，社区机构功能发挥不足，客观上造成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2.3 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快速增加，现有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离巨大的需求还有不小差距，主要体现在养老设施总量供不应求。据统计，截止2012年底我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为4.4万个，床位数416.5万张，平均每千名60岁以上老人拥有床位22.4张，而实际上很多地方的公立养老机构出现千人难求一床的尴尬局面。而民营养老机构却呈现床位空置率高，营运不佳的状况。从全国总体来看，养老机构和配套设施缺乏、养老床位不足、现有资源亟待整合优化，养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2.4 养老服务项目、水平及医护专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目前，大部分养老机构只能给入住老人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养生康复、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其他方面的服务内容很少。过于单一的模式，不仅影响养老机构的社会经济效益，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也会影响到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的专业护理人员缺乏、护工年龄偏大、素质不高、专业技能缺乏及流动频繁，不少养老机构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工作人员只能既当管理人员又当护理人员，身兼数职，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社会上还存在着对养老服务人员的偏见，导致养老机构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
2.5 养老产业发展滞后
从现实看，我国有消费能力的老人数量其实是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存在的，养老市场规模巨大。国家有关扶持老龄事业的政策、规划虽然陆续出台，但地方政府实施的细则、配套的制度在具体落实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各地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不够，具体的优惠政策和措施还比较缺乏，可操作性不强，所以养老产业还一直处于被“观望”的境地，进展缓慢。与迅猛发展的老龄化进程相比，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养老产业规模小，形式陈旧，结构单一，数量少，由于养老产业主要集中在经营养老院或生产老年用品上，而从事老年用品的生产企业、消费场所普遍规模不大、产品不多，无法形成联动，没有形成产业链条，不能满足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现阶段我国养老行业发展较为分散，行业准入标准还不完备，行业规范与监管也相对薄弱。
3 加快养老事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3.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地方党委政府要把老龄事业看作长期的战略性问题、重大的民生问题，把发展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养老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雅安要抓住灾后恢复重建契机，充分利用优质的生态资源、生态环境，加快推进养老事业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走多元化、特色化、生态化之路。坚持政府主导、政策扶持、多方参与、统筹规划，推进城乡、区域之间老龄事业发展，着力构建以政府投资和普通服务为特征的机构养老、以社会投资和中高档服务为特征的专业社区养老、以居住分散和服务分散为特征的居家养老这三种方式。建立与雅安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统筹城乡、适度普惠的老年福利制度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3.2 加强科学规划，加大政策扶持
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制定养老服务规划、制定养老服务扶持政策、加大基本养老服务投入以及养老机构规范管理等方面。一是要按照统筹考虑、合理布局、超前规划的原则，在科学分析本地老年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制定全市养老机构发展总体规划，科学统筹养老服务机构布局，为未来养老服务事业发展预留空间。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将养老机构设施建设项目纳入绿色审批通道，对养老产业在简化和规范程序、土地划拨、税收优惠、减免费用、精神鼓励、财政补贴、信贷优先、吸引外资等多方面制定支持政策。三是提高财政对新增养老床位的补贴力度，对新增养老床位的补贴范围、标准、补贴申请和下拨办法进行具体规定，使对新增床位的财政补贴能够落实到位。同时要结合地方实际切实落实国家关于养老体系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
3.3 加大专业人员培养，加强养老机构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阵地，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应有计划地增设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或课程，开设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学、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等课程，加快培养老年服务管理、医疗保健、护理康复、营养调配、心理咨询等实用性专业人才。二是以医药卫生类专业为主要优势的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依托，建立全市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基地，对养老机构的管理、服务人员进行培训与轮训，逐步建立养老机构院长资质培训和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制度，不断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三是鼓励和吸引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护理专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养老机构工作，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发展环境，提升养老机构专业化管理水平。四是完善专业人才与志愿者、社会义工相结合的服务队伍，为老年人提供科学的志愿服务。
3.4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完善社区服务平台，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体系
养老机构已从传统意义上仅为孤寡老人提供抚养和生活照料的老年福利院，向覆盖全体老年人，为他们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健康教育、体育健身、文化娱乐、权益维护等全方位的服务转化。而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迫切需要社区参与到养老服务业中。要超前谋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把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项目建设列入政府民生工程，加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步伐，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以社区医院、社区调解中心、社区敬老院、社区托老所、社区老年学校、社区婚介所和家政服务中心等为依托，以社区志愿者为补充构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体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电子政务、社区服务信息网、热线电话等形式，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合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标准、范围和方式，依据不同情况为老人提供有偿、抵偿或无偿的养老服务。
3.5 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一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重点解决农村老人“养”和“医”的根本问题。二是探索医养结合，引导医院与养老机构对接挂钩、开设全科门诊和派驻医务人员等，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及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定点范围，并逐步建立政府为困难、空巢、失能老年人购买服务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三是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四是建立全市高龄老人补贴制度，对年龄在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实行享受高龄生活补贴，按年龄段制定适当的补贴标准按月发放。
3.6 大力发展民办养老产业，丰富组织形式与运行模式
雅安经济还比较落后、财政困难、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公立养老机构远不能满足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而大力支持和发展社会力量举办专业化养老机构是切实解决养老难题的有效措施，可以有效地改变我市养老机构数量少、服务类型单一的问题，缓解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状况。雅安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按照灵活适用的原则，探索多种经营模式，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方式，兴办养生养老公寓、老年康复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建设养生养老基地等高、中端生态养老服务机构。引导民间资本、企业投入养老产业，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经营。发展老年旅游产业，在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方面进行重新组合，有针对性地设计老年旅游产品，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餐饮服务中心、文化娱乐场所、老年大学、老年运动中心等，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3.7 规范养老服务管理，加强行业监管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居民储蓄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2-0057-04
1前言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但蒋静婷（2010）指出，基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国情，我国经济学界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及研究一般将人口规模作为解释变量纳入理论模型，却很少对人口结构的变动进行考察。事实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贡献，张新起（2012）认为，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这种人口结构对一个国家来讲，最富生产性，同时社会的储蓄率高，人口的抚养负担轻。通常，我们会将这一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
但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负担加重，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于新技术革命，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汪伟，2009）。与此同时，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中的年龄结构关系密切（蔡昉，2010）。
根据罗默（2001）提出的研究与开发增长模型，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和内生的技术进步。最近关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指出，人口结构并非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总支出，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变量，最终传导并引发相应的经济后果（蒋静婷，2010）。人口结构转变的直接作用的传导变量主要有就业水平、居民储蓄率、社会保障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
关于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应的研究。胡雅琴等（2006）研究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有稳定正向的影响，孔涛等（2009）认为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徐洁香等（2013）指出储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认为我国现阶段应该维持高储蓄，充分利用高储蓄的优势，将高储蓄安全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最终完成工业化。
但关于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Mo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从微观角度解释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万春（2006）将引用修正的Leff模型，分析了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得出劳动人口比重与居民储蓄率呈正向关系的结论，并探讨我国的最优储蓄率的大小。李魁（2010）将居民储蓄率、居民消费率和进出口贡献率作为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得出生命周期模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储蓄率的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不少的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在研究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大多研究的是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研究较少。其次，对人口结构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角度，缺乏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即使有少量的经济研究，但是，其建立计量模型的过程缺乏严密的数理经济分析和推导，严谨性和说服力不够。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在经典索罗模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以其对储蓄率变动产生影响的视角，实现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路径分析。
2引入人口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
21对索罗模型的分析
211经典索罗模型及其局限性
经典索罗模型的基本方程式为：
Δk=sy-（δ+n+g）k
其中，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投入k，社会储蓄率为s，折旧率为δ，人口增长率为n，技术增长率g。表明人均产出中未消费的部分即人均储蓄sy从两个方面增加了资本积累。另当Δk=0，可得到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此时，经济处于稳定状态，k和y的增长率都为0。
虽然该模型自提出以来对研究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在解释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未考虑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假设人口变量外生给定。因此，在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已经不能满足分析的需要。故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将人口结构变化纳入模型，客观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212对索罗模型的改进与分析
为了在索罗模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将全国人口分为劳动人口LA和非劳动人口LN，总人口N=LA+LN。其中非劳动人口占比=LN N，且0
因为考虑到了人口结构问题，一国的储蓄就不能全部转化为产出，其中的一部分需提出用于非劳动人口的抚养。假设社会总产出为Y，非劳动人口抚养支出为YN，则社会的实际投资（此时认为储蓄恒等于投资）减为s（Y-YN）。
另外，考虑到非劳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用抚养水平系数β=YN/LN Y/N来表示，其经济学含义为给予非劳动人口资金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可以设为一常数值。由于一国抚养支出应小于社会总产值，故有0
根据以上所提出的经济变量，易知β=YN Y，即 YN=βY
加入折旧因素，社会总产出增长可以写为：
ΔK=s（1-β）Y-δK（1）
其中，K为资本总存量。如果用k表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存量，则k=K ALA=K A（1-）N，其中A表示技术因素。
由此，得到人均资本投入量变化的方程为：
Δk=ΔK A（1-）N-（g+n+Δ 1-）k（2）
将式（2）代入式（1），得到的改进索罗模型为：
Δk=s（1-β）y-（δ+g+n+Δ 1-）k（3）
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即Δk=0时：
s（1-β）y=（δ+g+n+Δ 1-）k（4）
由投入产出方程可得到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关系：
y=Y L=（K L）γ=kγ（5）
将式（4）代入式（5），可得：
k=（s（1-β） δ+n+g-Δ 1-）1 1-γ（6）
所以，y=（s（1-β） δ+n+g-Δ 1-）γ 1-γ（7）
其中，式（6）和式（7）为经济稳定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为讨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非劳动人口增长率Δ等于常数m，对式（7）左右两边对求导，并令倒数等于零得：
-βc2+（2βc+mβ）-（βc+m+mβ）=0（8）
由于0
根据上面的理论推导，可以看出，当经济社会维持在一定程度的储蓄率、社会抚养比、非劳动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技术更新速度时，随着非劳动人口（即0～14岁人口和64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不断下降。
22生命周期假说
一般来说，当个体在青年时，由于经验和知识的不足，收入水平较低，相应的储蓄水平较低。中年以后，家庭收入不断上升并达到峰值，同时会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养老，导致家庭储蓄水平增加；退休之后，消费会超过收入，因此储蓄会减少。所以，储蓄水平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呈现出“低—高—低”的趋势，这个理论被称为生命周期假说。
同样的，对宏观层面的居民储蓄率分析，易知：若一个经济体中劳动人口比例较大，那么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会推高居民储蓄率；另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大使得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进一步减少了家庭用于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支出，最终能够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这就解释了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率。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改变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故本研究提出假设：社会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或老年抚养比）的不断增大，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
3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分析
31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本研究借鉴联合国标准，将15～64 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64岁以上分别为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以这三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作为人口结构的代表变量。1960年至2011年，我国人口结构及变化趋势如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所示。
图11960—2012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其中，少儿人口占比处于三类人口占比的中间位置，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始终占据总人口的最高比重，并始终保持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占比始终处于最低位置，但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在1960—1976年期间始终保持58%，1986—1999年处于62%，2005—2011年处于70%。而我国的少儿人口在1960—1976年期间始终保持在40%左右，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实行，1976年以后，少儿人口比例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直至2011年降至19%。老年人口占比始终处于最低位置，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由1960年的1%上升至2011年的10%。
由此，按以上趋势可以推测，如果维持现有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我国少儿人口所占比例将会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且逐年降低，而随着老年人口占比逐年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长的趋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老龄化问题将逐渐凸显。
32储蓄率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及图2所示，我国的储蓄率从1982—1989年均处于36%左右，1990—1992年保持在40%左右，1993—1995年保持在41%左右，1997—2001年储蓄率出现小幅下降，自2001—2008年出现由39%至52%的大幅度增长，2008—2012年又出现小幅度下降。
图21982—2012年中国储蓄率趋势
另外，与美国相比，我国同期储蓄率虽然在近三十年中有一定的波动，但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
回顾以往的文献，中国要实现由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和储蓄具有长期影响的人口政策。另外，就业、养老系统的设计、医疗保险、教育等都不可避免地与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关（汪伟，2009）。
所以，综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较高的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存在关联。
4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41计量模型建立
为验证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借鉴Leff（1969）的储蓄模型，在考虑利率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对居民储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Leff模型，如下：
s=β0+β1g+β2w+β3chi+β4old+ε
其中，s表示储蓄率， chi表示少儿抚养比（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old表示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控制变量g表示收入增长水平（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w表示CPI增长率。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我国1982—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42计量结果阐释
根据相关系数，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存在较强的共线性，所以在模型中分别引入这两个变量，另外，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序列相关性问题，在模型中引入了随机项的滞后项，估计得到如下模型：
st=4290+015gt+007wt-062chit+εt+110εt-1-033εt-2（276）（123）（100）（-377）（536）（-162）
F=7116R2=094LM（1）=175
st=-2779+014gt+007wt-477oldt+εt+125εt-1-045εt-2（-125）（272）（118）（-103）（612）（-217）
F=6301R2=093LM（1）=263
由回归结果可知，两个模型整体均十分显著，加入自回归项后，序列相关已被剔除。进一步，人均收入增长水平与居民储蓄率为正向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CPI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变动影响非常弱，且回归效果不显著。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着负向影响，并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少儿抚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储蓄率将减少062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也有着负向影响，但未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在经济意义上说明了我国现在的老龄化还没有开始对储蓄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至此，我们对前文的假设进行了验证。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产生负向影响，影响方向与假设一致，但未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产生负向影响，影响方向与假设一致，且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对于老年抚养比对我国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我国目前老年抚养比尚未显示出其显著的经济影响，但是，随着当下中年人群逐渐步入老年，老年抚养比会更大，终将对经济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5政策和建议
通过对修正Leff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少儿抚养比，是影响储蓄率的因素之一。因此，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和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才能使得人口与经济社会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结构与储蓄结构和经济结构协调发展。为此，相应的调节与控制政策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于我国现在相对充分的劳动力资源，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更多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才能逐步克服抚养比过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加快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配套设施的改革和重构，多方面体现社会的公平性。解决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并不能只靠单方面政策，相反，需要社会各界在各个方面的协调和努力。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加强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城镇化改革的同时，把握好宏观经济的方向盘，不断优化财税制度，使我国最终实现“老有所终，少有所养”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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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联合《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浙江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亟待关注。
一是放开二胎未能扭转浙江少子化趋势。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官网公布数据显示，浙江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报告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二是浙江重回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报告认为，浙江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原因有三。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三是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王新宇分析认为，出生人口下降，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下，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根据浙大妇院多年来监测全省分娩机构数据情况来看，有一个趋势已经较为明显：在城市或者经济状况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生育率相对较低，更多的年轻父母倾向于选择不生第二个孩子，甚至不生育。
三是全国其他地区“全面二孩”效应同步减弱。山东省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头两年里，山东一度成为“二孩大省”，其中2016年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当年山东出生率达17.89‰，全年出生人口177.06万人，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2017年继续高出生率，全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但到了2018年，出生人口明显减少至132.95万人，2019年继续下滑至118.39万人。安徽省统计局今年3月的《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2019年该省人口出生率下降，自然增长人口创40年来新低。报告指出，当前安徽育龄妇女继续减少，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一是育龄妇女减少。二是生育意愿低迷。受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医疗资源不足、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陕西省统计局今年4月的2019年陕西省人口发展概况显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减弱，2018年开始，全省人口增长进入稳定期，出生率、出生人口逐渐开始下降。2019年，全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219，比上年下降0.013。2019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10.55‰，比上年下降0.12个千分点，全年出生人口40.83万人，比上年减少0.25万人，连续第二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全省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总量回落，主要受育龄妇女总量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变化影响。全国人口数据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首年即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人，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2017年，二孩效应延续，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是新世纪以来第三高的年份。但到了2018年，二孩效应明显减弱，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从人口出生率看，2019年为10.48‰，创历史新低。
关键词： 胃癌；发病率；发病趋势；年均变化百分比 中图分类号： R 735文献标志码： A
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的估计，2012年全世界新发胃癌约95.2万例，因胃癌死亡的人数达72.3万＼[1＼]。胃癌的高发区是欧洲东部、中部和亚洲东部，超过2/5的新发病例在中国。胃癌是我国发病率第二位、死亡率第二位的恶性肿瘤＼[2＼]。根据国家肿瘤登记中心的报告，2015年我国新发胃癌67.9万例，其中男性47.8万例，女性20.1万例，因胃癌死亡49.8万例，其中男性33.9万例，女性15.9万例＼[3＼]。胃癌高发于60岁以上老年人，男性多于女性，东部和西南部地区高发，农村高于城市。胃癌的预后不佳，而在经济、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国家，胃癌的预后远比发达国家更差＼[2＼]。我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胃癌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我国胃癌发病状况，分析胃癌流行趋势，本研究以江苏省启东市人群为基础，分析胃癌的发病率和变化趋势。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胃癌发病资料来源于启东市肿瘤登记系统。对1993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肿瘤登记报告中户籍人群新发胃癌资料进行研究。人口数据由启东市公安局提供。
1.2方法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肿瘤分类ICDO2编码，对启东市肿瘤登记系统中的恶性肿瘤发病资料进行编码及分类统计。本文所指的胃癌即国际疾病分ICD10中的C16（胃恶性肿瘤）。通过自制的结构调查表摘录胃癌患者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家庭地址、肿瘤性质、诊断日期、诊断依据等。
1.3资料分析
以启东市户籍人群为基础计算发病率，年平均人口数为相邻两年的年初和年末人口数的平均值。按不同时间、性别和年龄组分别计算胃癌发病率，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人口年龄构成进行发病率的标化。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8.0软件进行资料整理和统计学分析。采用ShapiroWilk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采用泊松近似法进行率的检验。应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3.5.1统计软件计算率的年均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并进行率的趋势检验，纳入的变量包括发病率、率的标准误和时间（年）等。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发病情况
1993―2012年间启东市共报告胃癌新发病例8 272例，中位发病年龄为67.92（57.50～76.00）岁。其中，男性5 269例，中位发病年龄为67.25（57.75～74.75）岁；女性3 003例，中位发病年龄为69.16（57.00～77.91）岁。女性发病年龄高于男性（Z=5.43，P
2.2胃癌发病率变化趋势
1993―2002年间胃癌粗发病率呈下降趋势（APC=-1.59，t=-4.6，P
2.3各年龄组发病情况
胃癌粗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75～80岁人群中男女粗发病率均达到高峰。男性胃癌粗发病率随年龄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女性（男：APC=734.8，t=-511.2， P
3讨论
1993―2012年间启东市胃癌粗发病率为40.37/10万，标化发病率为25.22/10万，标化发病率低于全国水平（33.14/10万），但高于世界水平（23.09/10万）＼[4＼]。启东市男性胃癌发病率高于女性，女性发病年龄略高于男性，与全国类似＼[56＼]。
1993―2002年间启东市胃癌粗发病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可能得益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此阶段冰箱的普及使用，使得食品冷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从而降低食物中微生物数量及N亚硝基化合物含量，其对胃癌发生发展的影响减弱＼[7＼]。
2002―2007年启东市胃癌粗发病率及标化发病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提示在这一阶段，启东地区仍然存在促进胃癌发生的影响因素，包括生活习惯、饮食卫生、人口老龄化等。研究表明，吸烟、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如过多的食盐、硝酸盐摄入，海产品尤其是腌制食品如咸~等是明确的胃癌促发因素，可增加胃癌患病风险＼[89＼]。此外，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作为已经明确的胃癌危险因素，在启东市胃癌发病率上升过程中可能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提示该人群当前胃癌主要危险因素如Hp感染等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Hp感染是胃癌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10＼]，研究表明，Hp感染者罹患胃癌的危险性是未感染者的2～3倍＼[1112＼]。发达国家感Hp染率下降趋势与胃癌发病率下降趋势一致＼[13＼]。我国人群Hp感染率高于欧美国家，降低Hp感染和其他一些可能危险因素的暴露是当前公共卫生的重要问题。针对近期胃癌发生可能与食品卫生、水污染有关，改善食品质量，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是新时期胃癌防治的重要工作。
在启东地区，胃癌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40岁前胃癌发病人数仅占总人数的7.10%，40岁及以后发病人数迅速增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属于胃癌高发人群，在75～80岁这一年龄段，男女粗发病率均达到高峰。这一特点为胃癌的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有限的卫生医疗资源条件下，胃癌的一级预防应更侧重30～45岁青壮年人群，而二级预防应更针对45岁及以上人群。男性胃癌患病风险大于女性，但基于男女发病率均较高，在卫生服务中并不可因此予以性别区分。
本研究系统、准确地分析了启东地区胃癌的流行情况，阐明了过去20年间胃癌的流行特点和发病趋势，并针对近年来胃癌高发趋势提出了合理的假设，对评价胃癌疾病负担、制定符合当地人群实际情况的胃癌防治策略提供了有效线索和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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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发产业市场需求巨大
1、生存需求：包括对食品、衣服、居住、饮水、性生活的需要等。
2、安全需求：包括预防会导致身体损伤、疾病、经济困难和意外事故等。
3、社会关爱需求：人们需要人际间友爱关怀（包括爱情、亲情、友情、临终关怀等），尤其希望成为一定社会群体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包括老同事、志趣相同的朋友和邻里、相同的群体关怀与帮助）。
4、社会价值需求：人人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希望自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获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5、服务需求：发展银发产业需要大批从事专业产品开发生产和服务的人才，而我国目前此方面人才严重缺乏。目前活跃在银发产业中的大多为凭着人道主义和经验而工作的人（诸如养老院、敬老院的服务人员，其中大多为从城市贫困居民和农村中招募的低文化程度人员），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或有关老年知识的培训，不仅影响银发产业的服务质量，而且制约其未来的发展，专业的银发产业服务人才需求巨大。
老年群体的庞大、老年人多种多样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需求市场，为发展银发产业创造了巨大市场机遇，故银发产业被认为将是21世纪最赚钱的十大产业之一。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老年人的退休金总额将达到8383亿元；到2020年时将达到28,145亿元；到2030年，将增加到73,219亿元。这些资金，大部分将进入市场消费，关键看有没有适应老年人需求的产品。
二、银发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1、银发商品生产
发达国家的银发商品生产，在当代已形成巨大市场规模。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厂商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大力发展银发商品和服务，从药品、食品、保健用品到宠物、生活用品、家居防盗安全系统，因适应老年人消费需求，深受老年人的欢迎。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银发商品主要以老年保健营养品为主，老年人专用品开发得很少。因此，老年专用银发商品开发生产潜力巨大。
鼓励开发老年专用银发商品。我国目前老年人专用商品开发明显不够，已成为银发产业发展的重大缺陷。应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加强产品研发。可根据不同需求的老龄群体的市场需求情况开发商品，市场需求量大的可规模化生产，量少的则可以定购定做。
开办银发商品专营商店。目前，专营中青年和儿童商品的商店众多，而专营老年用品商店极度缺乏。应在大力发展银发商品生产的同时，畅通销售渠道，鼓励发展银发商品专营商店甚至连锁商店，其市场空间巨大。
2、银发服务业
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调解中心、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学校、婚介所和家政服务中心等，为老年人提供多方位的生活保障服务、心理服务、临终关怀服务等等，发展老年服务产业。还可发展老龄自助服务业，组织老年人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创造一定经济价值，组织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有赏服务等等。
3、银发房地产业
发展养老公寓及养老社区（如老年公寓、老人村、老人城等，配套养老机构）、老年度假康疗保健社区（宜建于距离区域中心城市半小时车程内而生态环境好、绿色农副产品丰富的地区）、亲子套房（在同一楼层设计出“亲子套房”，老年、子女各住一边，既能就近照顾又可满足子女与老人因生活方式不同对自有空间的需求）、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4、银发康疗保健业
发展老年医院、康疗保健中心、老年医药保健药品与商品、老年医疗和康疗器械，为老年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5、银发文化旅游业
发展老年文化娱乐、老年健身中心、老年教育、老年旅游，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6、银发产业人才培养
开办银发产业专业人才教育培训，培养银发产业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和生产、老年服务等方面专门人才，促进银发产业的发展。
三、给罗江的几点建议
罗江是一个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农业为辅的丘陵县，旅游业基础较为薄弱。从罗江的经济基础条件、自然生态和旅游资源条件，结合罗江“十一·五”规划、成德绵经济区产业经济发展及构建城际间快速交通体系的趋势分析，罗江要发展银发产业，建议以如下方面为重点：
1、大力发展银发商品生产
依托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成德绵城市群基础消费市场、成德绵经济区的经济和交通优势，大力发展老年日用品、老年食品、老年医疗和康疗保健用品、老年文化旅游用品生产。
2、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和康疗保健、绿色美食产业。
依托文化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绿色农副产品（粮食、水果、水产品、家畜禽蛋等）等资源优势和成德绵城市群基础消费市场、交通区位优势，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和康疗保健、绿色美食产业，吸引老年消费市场。
在发展文化旅游业方面，建议转变宣传角度，多宣传忠义文化。如对三国庞统的宣传，过去的宣传重点为庞统在落凤坡代刘备为箭射死、惜庞统身怀大智慧而英年早逝，对于相信祥瑞的人群来讲，其地为损主折将的不祥之地，不愿前往。宜从忠义角度宣传庞统作为身负大智慧的一代奇才，却在主公危难之时不惜舍身救主，堪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忠义楷模，与武将关羽和赵云等追随主公忠心不二、诸葛亮忠心辅国扶助幼主等忠义相比，共同构成三国不朽的忠义篇章。而唐代罗江进贡给唐太宗李世民的桃花犬也是以忠心主人而流芳于世。因此，罗江可说不仅人忠义，连狗也忠义。打好忠义文化牌，罗江在发展银发产业方面，就可以用桃花犬作为品牌，大力驯养为老年人服务的宠物犬，成为罗江养殖业的一大亮点和宣传罗江的著名品牌。游人到罗江，就可追思忠义之魂、购买忠主之犬。若发展桃花犬养殖，建议早日对品牌名进行商品注册。
3、适度发展银发地产
发展银发地产，需要有良好的植被环境、空气环境、水环境及方便的生活环境、医疗保障、便利的交通等多种条件，而罗江在植被生态环境、水环境等方面缺乏优势，而在距罗江不远的环岷山诸县却有着良好的山地植被等环境条件，故罗江发展银发产业只可能是近地小规模市场，不宜大规模发展。因此，建议罗江适度发展银发地产，控制规模。
4、发展银发产业人才教育培训产业
从营养经济学观点出发，提倡个人的健康投资应以营养为本。合理的营养不仅能辅助药物治疗，减少医疗成本，而且能强身健体，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流行。英国营养权威霍尔福德在他的《营养圣经》一书中写道:“饮食和增补剂的效果要好于药物的效果。”未来的健康,药物不是最理想的手段,饮食对我们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保健食品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功能，适于特定人群食用[1]。开发保健食品市场，有效增进人群健康，是利国利民的健康事业。
可是，目前我国的保健食品市场尚不健全，人们对保健食品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究其原因，首先是民众健康教育滞后，健康知识不普及，在相当多数的民众心目中对保健食品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盲目性，不知道自己的机体缺什么，更不知道如何补充，而是凭感觉想当然。如20世纪70年代，皖南山区的一些老大娘，把自己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卖掉，然后买回麦乳精给孩子“补身子”。她们不知麦乳精的营养怎么抵得上鸡蛋。时至今日，类似的事情依然在发生。由于缺乏营养知识，不懂药补不如食补的科学道理，河南省周口地区的居民虽然经济还不十分富裕，营养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却从一日三餐中省下钱来买“脑××”，甚至造成“脑××”一度脱销。其二，医护人员大多只重视诊治疾病，对保健知识，特别是营养学知识知之甚少，也不了解民众缺哪些营养素，需要补充哪些生物活性物质，所以很难正确指导民众科学地选择保健食品，以至出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两个极端。其三，由于监管不严，一些不法分子不择手段地扩大宣传保健食品的功效，使百姓盲目地“跟着广告走”。
2保健食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营养学家研究发现，早期人类食用的野生动植物超过300种，大部分营养来自蔬果和鱼肉。据推测，当时人类吃的蔬果量大约是现代人的4倍之多，鱼肉食用量也比我们多得多。谷类和奶制品在旧石器时代的食物中占次要地位，谷类食物直到农业革命后才开始普及，而奶制品在1万年前开始畜养动物时尚未出现。
ω-3脂肪酸集中分布在绿叶菜、果仁（含量最充足的是核桃）、动物（含量最丰富的是深海鱼）中。而ω-6脂肪酸分布十分广泛，且含量又多，大多分布在干果子、谷类等“后来”食物中。现代人以谷物为主食，较少吃绿叶菜，而且烹调很不科学，油炸、油爆较多，使ω-3脂肪酸损失严重，导致ω-3脂肪酸摄入不足，ω-6脂肪酸明显过多。据调查，ω-3脂肪酸摄入量只有标准需要量的1/10。ω-3脂肪酸：ω-6脂肪酸已经到了1：25～1:30，甚至20%的现代人中ω-3脂肪酸含量低得几乎测不出来。
联合国粮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ω-3脂肪酸系列不饱和脂肪酸。人体最佳的ω-3脂肪酸：ω-6脂肪酸为1:1（中国营养学会要求为1:4.5～1:6.0）。ω-6脂肪酸的过剩供给，造成现代都市人居高不下的癌症、抑郁、肥胖、胰岛素抵抗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营养合作委员会主席阿尔特米斯•西莫普勒斯呼吁社会:“为了你的健康，必须少吃ω-6脂肪酸，多吃ω-3脂肪酸。”
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常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环境污染、竞争激烈、精神压力大、加工食品充塞市场……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能低估，突出的是人体氧自由基增加。氧自由基呈带电状态，极不稳定，不时攻击周围细胞，对细胞的核酸、蛋白质、脂质等生物大分子破坏性极强，机体在正常代谢过程中，不断地有自由基产生，细胞内同时存在着清除自由基的防御系统。但自由基生成过多，或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减弱，便会引起细胞损伤，许多疾病由此而来[2]。
此外，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精白米（面）、精制油、反复加工食品越来越多，在满足人们口福的同时，也带来了营养缺损，维生素、矿物质缺乏成了现代都市人的通病，补充天然营养补充剂就成了必然。
3保健食品是科学进步的结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认识停留在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离不开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等六大营养素。随着科学的进步，一些过去被认为是人体无法消化吸收，且毫无意义的“废物”，如多糖类、黄酮类、皂苷类等生物活性物质，其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作用现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就以大豆来讲，大豆除了含有六大营养素外，还含有大豆多肽、大豆皂苷、大豆卵磷脂、大豆异黄酮、大豆低聚糖、大豆膳食纤维素等。大豆多肽更易吸收，具有降血压、阻止胆固醇升高的作用；大豆皂苷能降低胆固醇、三酰甘油含量，抗氧化，消除自由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大豆卵磷脂能阻止胆固醇沉积于血管壁，降低血液黏度，促进血液循环，健脑益智,预防老年痴呆；大豆异黄酮与动物雌激素结构相似，有雌激素样功能，但无雌激素样不良反应，对女性特别是更年期妇女有非常重要的保健功能,能降低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的危险度，还能预防骨质疏松症；大豆低聚糖的主要成分是水苏糖(占71%)、棉子糖（占26%），可促进双歧杆菌生长，调节肠胃功能，防止便秘，提高免疫力，分解致癌物质；大豆膳食纤维是不为人体消化的高分子糖总称，包括纤维素、果胶、木聚糖、甘露糖等，是预防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病的重要食物成分。所以说，保健食品研究的发展是科学进步的结果。
4保健食品是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我国已进入老龄型社会，预计2025年，老年人口构成比将从目前的10.5%上升到19.6%，2050年将上升到29%以上。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长速度更快，2000年为1300万，2050年将达1.1亿。
老龄化本身不是病，但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等慢性疾病激增。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2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分别为全人群的1.7倍和4.2倍。80岁以上老人自报患病率达60%。一人多病者比例达24.2%[3]。
老年期的健康状况是老年之前健康状况长期积累的结果，延缓衰老，延年益寿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目前市场上真正能延缓衰老的保健食品并不多，人们迫切需要寻求行之有效，且为民众接受的延缓衰老的保健食品。
众多的调查表明，慢性病的流行在后，多种致病因素在前，且与衰老密切相关，在老年人大量罹患慢性病之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已经伴随着他们。就以老年妇女来讲，妇女步入40岁，体内雌激素水平已经下降到25岁时的1/4，到50岁时只有25岁时的1/6。雌激素是女性生理特征的核心物质，是女性健康的守护神。更年期妇女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骨质疏松症等慢性疾病患病率明显升高，在步入更年期后的短短几年中，这些慢性病患病率很快达到或超过同龄男性。缓解、遏制更年期慢性病发生或流行的有效措施，除了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外，补充雌激素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但是，由于动物雌激素的不良反应太大，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是很好的选择。大豆异黄酮是从大豆中提炼出来的保健食品，中老年妇女坚持长期服用有益健康。
5治疗疾病不仅要用药物，还要补充营养
祖国医学的养生理论认为，人有三件宝：精、气、神。精是生命的基础，用现代营养学的观点来认识，营养是生命基础，没有营养就没有生命，病得再重只要吃的下就有希望。
饮食调养在肿瘤病人的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肿瘤细胞分化增殖的速度比正常细胞快，所需的营养物质也就多得多。另外，恶性肿瘤的治疗，无论是手术切除，还是放疗、化疗对人体都是一种伤害，人体修复这些伤害，需要额外补充更多、更优质的营养物质才能完成。肿瘤在生长过程中还会分泌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毒性物质，影响人体健康，尤其是影响人体的消化功能，影响食欲，影响营养物质的摄取，这对病体的康复相当不利。可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是肿瘤病人需忌口，把富有营养的物质拒之门外，这对肿瘤病人来讲，犹如雪上加霜。所以说，忌口不要简单地理解成不吃某一类物质，而是应根据肿瘤病人的病情，区别对待。肿瘤病人在坚持抗肿瘤治疗的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根据病情需要，科学地补充营养，进行饮食调养。当由于食物的局限和病人的饮食习惯导致营养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借助保健食品来额外补充所需物质，如增强机体免疫力，可以选用硒制剂等保健食品。但是病人也不要过分迷信保健食品，这样才有利病体康复。
6参考文献
[1]葛可佑.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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