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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教育政策理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轮岗交流；教育均衡；城乡差异；校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53-0020-03
【作者简介】燕学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88），博士。
近年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党和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硬件建设越来越优良的基础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质是教师的均衡配置和发展。目前我国教师存在明显的校际差异和区际差异。除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师资差异外，单就同一城市，同一片区内，学校间的师资差异也是巨大的。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实施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作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随之，教育部也推出了《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对加快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力争用3至5年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
教师轮岗交流从理论上来说是实现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固本之策，从日本、芬兰等国家教师交流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教师交流是破解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力量配置失衡的重要举措。县（区）域内，教师交流对教师输出学校和输入学校都有诸多裨益。
一、教师轮岗交流的重要实践价值
（一）教师轮岗交流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
首先，教师交流有利于学校再造血。如同人的身体机能一样，学校在输出“名教师”后，会激活自身的造血功能，产生更多更优质的血液。
其次是薄弱学校的教师来到名校后，认真学习、虚心请教，有助于带动名校良好的教育教研风气，有助于激发名校教师的活力和竞争意识，促进名校教师自觉学习、自主发展，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推动新一批教学骨干人员的涌现。
最后，教师交流有利于名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名校的生源差异较小、环境比较优越，教师长期固守在这样的环境中，缺少了挑战和动力，容易产生倦怠。名校教师到薄弱学校后，教学中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会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教师不断地学习提高，以解决新问题、适应新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会得到不断的发展。[1]
（二）教师交流有利于学校的布局调整
首先，教师交流有利于名校的品牌输出。教师校际间交流并非削峰填谷，而是取长补短。名校独具特色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得到传播，先进的办学理念得到推广，新老教师间互相取长补短，影响和带动薄弱学校的教学风格、教育方法，实现了名校的品牌扩张，有利于增强名校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教师交流客观上打破了学校管理的僵化局面，增强了鲶鱼效应，激活了学校的办学活力，促进学校不断改善用人环境和陈旧的管理模式，刺激学校主动调整和发展，保持学校师资和管理水平的动态平衡。
最后，教师交流中，薄弱学校的优点也能够推动名校发展，比如薄弱学校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都是值得名校学习的。
（三）教师交流有利于薄弱学校发展
教师交流过程中，最大的受益方当属薄弱学校或者农村学校。骨干教师和优秀校长定期交流制度，既保证了薄弱学校师资力量和管理水平的相对提升，又有利于薄弱学校借鉴其他学校办学经验，从而使中小学教育发展均衡、整体质量水平提高。
首先，城乡、校际教师队伍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城乡、校际之间的教师交流轮岗，既为薄弱学校输入了新鲜血液和优质资源，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提高了薄弱学校师资配置的底线，缩小了两者师资水平上的整体差距。
其次，薄弱学校师资队伍的结构得到明显优化。较好学校的教师轮岗到薄弱学校任教，带动了薄弱学校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转变，同时，也增进了较好学校教师对薄弱学校教师的真实感悟与理解，磨练了他们艰苦奋斗、勤奋敬业的精神品格与意志。
三是薄弱学校教师轮岗到较好学校任教，既开拓了教师的视阈、启迪了教师的思维，领略到了先进学校的教学水平、教学风格、教学艺术，也感受到了不同学校的管理理念与文化，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激发了见贤思齐、向高基准看齐的意识，使专业发展的自觉性和内在动力得到了强化。
二、教师轮岗交流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近两年政策执行的情况来看，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政策虽然有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但由于此项政策牵涉面广，尤其是涉及相关群体的利益，因此，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以下问题：
（一）利益相关者对政策的认同不统一
为了更好地了解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的实施情况，笔者曾经对教师交流做法较好的省份进行过访谈，从访谈的结果来看，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该项政策的实施持不同的态度。
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区域，教育政策主导者和教育领导者对这一政策持赞成态度，并积极推行这项政策。但对于经济发达的区域，教育政策主导者和教育领导者对这一政策持否定态度，并尽量拖延这项政策的执行时间。
对于薄弱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来说，是非常赞成这项政策的。他们认为骨干教师和优秀校长的到来，能够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带来新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但是对于较好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来说，他们是不赞成这项政策的，因为好学校的校长认为有那么多比例的骨干教师交流出去，会不利于学校的整体发展，甚至会削峰填谷，削弱自己学校的实力。而好学校的教师认为被迫交流出去的教师的专业发展、职业规划以及生活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的访谈结果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2]
（二）教师交流轮岗制遭遇体制机制障碍
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制虽然取得一些实际效果，但更多的是政策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遭遇到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使得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制裹足不前、搁置浅滩。
1.教师身份认同存在体制障碍。
我国教师身份隶属事业编制，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这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轮岗制的主要障碍，教师与政府无法构成基于干部身份而产生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但教师身份地位并没有改变。而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制的前提条件是校长和教师是国家或者地方公务员或者是公务雇员。
2.交流轮岗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政策的有效执行，需人事、编制、财务、教育等多个部门协同推进，但目前往往是由县教育局来统筹协调。实际上，教育局只能管理交流轮岗人员的选派，其对于编制、经费、岗位设置等方面的事务往往无能为力。[3]所以，要想政策落实到位，各部门必须责权明确、相互配合、协调合作，建立通畅的管理渠道，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
3.交流教师的选拔机制不完善。
从目前已经实施教师交流的区域来看，教师交流的配套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特别是轮岗教师的推荐和选拔，还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北京市M县的教师交流调研结果表明，交流教师对交流政策的总体满意度较低。政策实施中存在着交流教师选拔标准偏低，交流教师和交流学校缺乏自主选择权，交流教师的派任与专业不对应，交流时间过长、交流形式单一，考评主体不合理、考评标准不统一，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4]
三、进一步落实教师轮岗交流制度的具体措施
截至目前，教师轮岗交流政策已出台两年，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因此，建议在继续巩固原有的成功做法外，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教师的切身利益，完善和细化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政策法律w系，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修改教育法律法规，赋予中小学教师公务员法律地位，将义务教育教师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或确定为公务雇员、教育公务员。这样就从法律上明确教师的公务员或者公务雇员身份，为教师交流制实施奠定法律基础。建议教育部门管理，收归人事权、编制权和财政权。将招聘教师的权力收归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或行政合同，变“学校自主招聘教师”为“教育行政部门招聘教师”，变教师“学校所有”为“区域学校共有”。这样，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其管辖范围内统一招聘教师、统一同职级教师的工资待遇、统一安排轮岗和调动就具有合法性。[5]
（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确保交流教师的切身利益
为了调动和保障交流教师工作积极性，相关教育部门要对交流教师的职业发展、生活环境、职称晋升、福利待遇以及子女入学等问题事先予以周密安排、合理部署，方能解教师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中。各地方政府要因势利导，在交通和生活住宿方面为交流教师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并不断提高待遇水平、创新激励方式和手段，提高交流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吸引更多优秀教师积极参与交流。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选拔标准，尊重交流教师的选择权利
教师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均衡城乡、校际师资水平，提高薄弱学校教育教学以及管理质量，因而对交流教师的选拔要考虑其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不能凭主观臆断或末位淘汰制的方法来选拔教师，交流教师并不是交流能力较差或者与校长理念不符、性格不合的教师。选拔标准、评价机制和优惠政策应该将教师轮岗交流作为一种教师职业发展的荣誉，而不是满足教师为诸多功利性目的准备前提条件。[6]在选拔轮岗交流教师时，要充分尊重交流教师的主观意愿，避免强迫和行政施压，迫使教师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还给教师自我做主的权利，尽量民主、公平、公正地选拔教师。
【参考文献】
[1]燕学敏.为什么说教师交流不会拖垮名校[J].中国德育，2012（16）：59.
[2]司晓宏，杨令平.西部县域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研究，2015（8）：74-80.
[3]燕学敏.教师交流轮岗制助推教育均衡的实践困境[J].江苏教育研究，2016（6）.
【关键词】学前教育 社区 生态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6-0031-02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学前教育对个体、社会的重要价值的认识逐渐加深，开发多种教育资源，发挥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成为政府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途径。2003年，教育部等十个部门共同签发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建立以社区为基础，以示范性幼儿园为中心，灵活多样的幼儿教育形式相结合的幼儿教育服务网络。"构建社区为基础的学前教育服务网络已成为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生态学理论主要观点
从生态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学前教育领域中的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学前教育研究领域的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生态学理论研究儿童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学前教育问题。除此之外，部分国家政府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将其写入本国有关学前教育的政策文本中。如新西兰在本国幼儿课程纲要中便将生态学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从学术研究领域的关注到国家政策文本的采纳，这充分的说明了生态学理论已经在学前儿童的发展及教育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态势。
在生态学理论的各流派中，布朗芬布伦纳的理论尤为广大的学前教育人士所熟知。根据生态学理论，环境对幼儿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布朗芬布伦纳指出，"环境包含有机体本身以外的、影响人的发展或受人的发展影响的任何事件或条件"[1]。个体在与其所处的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中，受环境中各种事件、各种事件的相互关系以及更大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相较于心理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更为广泛和复杂，它是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是具有一个中心又向四处扩散的网络"。布朗芬布伦纳将其总结为包括小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大系统的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其中小系统是指"发展的人在具有特定物理和物质特征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样式"；中间系统是"由发展的人积极参与的两个或多个情景之间的相互关系"；外系统是指"发展的人虽然没有参与，但却受到其影响的一个或多个环境"；宏系统是指"各种较低层次的生态系统（小系统、中间系统和外系统）在整个文化或亚文化水平上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性，以及与此相联系并成为其基础的信念系统或意识系统"。 [2]
布朗芬布伦纳关于生态环境包括小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宏系统的生态系统划分，对界定各种因素在幼儿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将诸多繁杂因素进行系统归类，探究不同因素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幼儿发展来说，小系统是指幼儿直接参与的、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空间环境，如家庭、幼儿园；中间系统是指幼儿直接生活、参与的多个情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系统，包括幼儿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等。外系统则主要指教师未直接参与但却对教师产生影响的一个或多个环境，如家长的工作环境，社区等等。宏系统则是指上述对幼儿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系统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相互关联（见图1）。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社区学前教育资源的整合主要是指布朗芬布伦纳生态学理论中的小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层面上的问题。
图1 儿童发展生态系统模型[3]
二、社区学前教育资源整合的策略
生态学研究就要求在研究儿童发展时，强调描述幼儿发展所处的环境和背景，强调幼儿的发展是在生态系统环境背景下的，脱离环境探讨学前教育毫无意义。本文在上述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作为幼儿发展的环境背景家庭、幼儿园、社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整合社区学前教育资源的具体策略：
（一）以家庭为基点，实现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奠基
家庭作为幼儿发展系统环境中"小系统"，是个体生活的第一环境，同时也是"中间系统"的组成部分，对幼儿的成长与发展来说，一方面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其他环境系统与对幼儿影响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整合社区学前教育资源，发挥社区环境系统对幼儿发展的影响作用，首先应重视家庭教育资源的奠基作用。
以家庭为基点实现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奠基，首要关注的问题便是家长教育理念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科学化。因此，对家长进行相关的指导、培训，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与水平，是实现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整合的基础。这不仅有助于家庭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还可以通过家长辐射影响整个社区的文化教育氛围。这将使更多的孩子在入园前就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文化熏陶，从而提高学前教育的水平、效率和质量。其次，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特定的家庭本身便是学前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整合学前教育资源，可将家庭作为基本单位，通过建立家庭间的融洽、和谐关系，为幼儿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性的发展奠基。
（二）以幼儿园为核心，实现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共享
幼儿园虽然与家庭同样作为影响幼儿发展的小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因其为专业的学前教育机构，拥有完备的教育设施等优质硬件资源与专业的保教人员等优质的软件资源，这使得其在学前教育资源中处于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因此，整合社区学前教育资源，发挥社区环境系统对幼儿发展的影响作用，应以幼儿园为核心，实现学前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
以幼儿为核心，实现学前教育资源共享，首先可以幼儿提供早期教育服务作为主要形式。从目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践来看，由幼儿园开办亲子园为社区0-3岁幼儿提供早教育服务已经成为社区资源整合的主要途径。亲子园除承载提供早期教育的任务之外，还应成为社区内幼儿家庭互相交流、学习，共享育儿经验与方法的学习平台。其次，以幼儿园为核心实现前教育资源共享，可将幼儿园作为宣传科学教育理念、指导家庭教育的重要基地，幼儿园可定期开展社区开访日、教育讲座、入户指导等服务性活动，充分利用幼儿园优质的硬件与软件资源，为社区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促进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共享。
（三）以社区为平台，实现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流动
社区是影响幼儿发展的外系统，是幼儿成长的大环境。社区内的教育、卫生保健、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福利保障等资源对幼儿存在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整合社区学前教育资源，发挥社区环境系统对幼儿发展的影响作用，应重视多种社区资源的整合与流动。
以社区为平台整合学前教育资源，首先需要完善制度建设，形成有效的管理、执行和监督机制。仅依靠社区的力量不足以完成此工作，应借助政府力量，通过制定相应工作制度，整合各部门、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整合模式也是国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经验。发挥政府在制度完善方面的领导作用，可将管理权力下放至社区的行政部门，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整合与互动功能，横向协调社区各个有关职能部门，纵向管理各个社区的早期教育工作，实现资源的整合与流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完善学前教育资源整合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注意对社区行政部门工作考核评量标准的建立，其次，应注意社区学前教育环境的营造与创设。这包括，创设社区户外活动场所、社区图书资料室等物质环境，也包括和谐、积极、爱幼、护幼的社区精神环境，通过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双重建设，促进学前教育资源的流动。
参考文献
[1]Bronfenbre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357.
[2]Bronfenbre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22-26.
论文摘要: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还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欧盟应该有相应的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欧洲人在公投宪法时明显表现出对欧洲公民身份的缺损。“欧洲公民”这一意识概念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和实施,但从其成效来判断,它却以失败而告终。在2004年公投时,选民们以各国公民的身份而非欧洲公民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也是公投失败的原因之一。众所周之,公民权是集体认同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集体认同的核心之一。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集体公民权的高效实施将会是欧盟认同突破“瓶颈”的重要的动力之一。
一
政治文化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领域并且逐渐成为衡量政治凝聚力的一个标准,并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奥·阿蒙德最早提出此概念。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系统,由系统内所在的人的政治认可度、感情和政治判断力组成。其中政治认可度又由人的行为偏好和政治心理等诸多因素组成。当政治文化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时,它将提高整个政治系统的凝聚力,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反之,它一旦被忽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就会出现。
政治合法性危机体现了政府和其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示了公民对政府纲领政策的不满情绪,对政府办事低效率的抱怨,进而对政府政策初衷表示怀疑,导致其不愿履行他们的公民职责。
根据政治家潘的观点,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政府应该有相应的几步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二
对于欧盟来说,其政治合法性危机来源于几个方面:民主赤字,欧盟公民定义的模糊性和欧盟内部的就业政绩不良性。这几个方面都对欧盟一体化的进程起到了滞后作用。解决这些难题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提高欧盟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提高和公民的个体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建立一种有利于欧洲共同认同的个人意识形态就在欧盟教育政策中体现出来了。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可以看作是欧盟在全球化影响下对我者/他者的二元的对立的重新建构。
欧盟民主赤字表现在欧盟各个政府机构运作缺乏透明性,其运作机制犹如迷宫般复杂,而且工作效率明显不如各个成员国政府机构。这些不利因素影响到了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的热情,也割断了政治上层同民众的联系。总之,民主赤字充分表明了欧盟政治文化的薄弱。
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欧盟进行了改革。首先,欧盟将其政策决定过程透明化,从而增加政府上层和民众的联系。改革包括增强欧盟议会的作用,增加能够拉近与民众距离的补充性原则,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理解和参与。归结为一点就是简化其复杂的机构运行措施。欧盟的某项政策出台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的协商: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而前两者是管理机构上层进行讨论协商的地方,普通公民无法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进一步增强了欧洲议会的作用,因为这也是欧洲公民能够最近地接触到欧盟政治的地方。这一点在欧阿姆斯特丹协议里有所表现。
其次,提高欧盟合法性更需要提高政绩,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是极为敏感的。为了推动欧洲教育维度,青年教育培训项目鼓励青年工人在共同体范围内跨国流动。“伊拉斯谟”项目鼓励大学生进行跨国校际的交流。还有为没有学历的欧洲青年提供教育机会的“夸美纽斯”计划,这一系列的计划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参与,同时也关怀了弱势群体。这是欧盟民主和福利的全面体现。其中达·芬奇计划的出台便是欧盟力挽狂澜的大好时机。此项计划意在为欧洲各国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让欧洲公民以更有力的姿态进入到世界劳动市场里。用更为通俗的话说便是让欧洲人争夺其他地区公民的饭碗,以别人的饭碗来解决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同时又进一步增加了我者/他者的二元对立。在全球化形势下,全球经济的压力要求提高竞争力,降低劳动成本和开放市场。而欧盟所扮演的角色是“欧洲利益”的代言人,“欧洲改革”的倡导人和“欧洲经济区”的组织者,其作用是最大限度减少在经济全球化下各成员国之间的“恶性”竞争,①维护欧洲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在这种形式下,单一国家是很难“单枪匹马”解决问题的。欧盟如能成功地使得欧洲人把竞争的矛头对准了欧洲大陆以外,这样便会促进欧洲人忠诚度由民族国家到欧盟的转移,从而巩固它领导的合法性。
三
从欧盟成立以来,作为欧盟公民的公民权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的公民权的区别和联系一直是困扰着欧洲民众的政治难题,这也对欧盟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教育的职能即是使欧洲公民在各种学习中意识到新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承认欧盟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即民族国家治理的转移,换句话讲就是民族主权的部分让渡。作为欧洲的公民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有何差异呢?是否会得益呢?这不仅成为了一个学术上有争议的话题,更是让欧洲人自己头痛的现实问题。欧洲公民身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后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就其普及和应用程度来说,却没有多大的效力。这也直接影响②“培养欧洲公民意识形态”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于欧盟在对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起着意识建构的作用。欧盟此次的教育政策是对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次总动员,同时是对社会个体意识形态的建构教育政策是政治上层建筑意识的直接的传达。教育的方向和宗旨都源于政治意识,包括欧洲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和欧洲公民身份的认同。在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中,教育政策起到了对欧洲社会分配制度的重建作用,更关照青年雇员、失业者和受到社会排斥的人群。同时,又起到了对“欧洲制度的重建”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伙伴和市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体的认同、偏好和行为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行为体通过学习、认知,逐渐内化有关一体化的规范与规则,从而导致自身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变化。③
理论上,欧洲公民资格包括超越国界的团结意识,归属于这个集体的意愿和实现此目的的行为。这些将引发欧洲朝着增强欧洲人们之间交流、凝聚力、互动和彼此理解的方向前进。人们通常认为,欧洲公民资格源自欧洲各国公民共享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源自他们的历史亲和力和相似性。但是,人们也认为,这种公民资格意识还仅仅是在形成中,特别要通过提高教育合作和人口流动的自觉努力程度来推动这一过程的实现。教育应当唤醒欧洲各国人们的欧洲人意识,而欧洲资格已经被用来指称对欧盟存在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或意识将成为人们对近在眼前的欧洲一体化产生认知上的认可和依赖。④而“优厄迪斯教育信息网”的开通为欧洲范围内的人才的流通和市场的需求建立了互动的联系,以及鼓励欧洲大学生跨校际的伊拉斯谟计划正是从这一维度来促进欧洲公民的意识。
这一系列的教育计划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欧洲公民身份的强化。在对公民意义的重新诠释中有三个核心即自由性、进入性、归宿性。在自由性方面,欧盟教育政策在促进人口流动的原则就是最好的表现。自由移动具有促进统一市场的运作和加强欧盟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如在“夸美纽斯”计划中,目标为在计划实施期内,每20个欧洲儿童中就有1个参与此计划到他国学习。“伊拉斯谟”计划希望到2011年,让300万学生在欧洲大陆内自由流动。在这样大的人口流动中,欧洲各民族国家特有的归宿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定义的欧洲集体归宿性,即“知识社会”的归属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归属性。进入性是指一个公民在特点时期能够切实享受被赋予的权利的程度。这样“进入性”的着眼点就在于政治吸纳与排斥的机制上。这些机制又反过来支持着政治和社会经济平等理想的实现,也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教育体系来更直接参与到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来。通过教育计划的实施,即通过实践,欧洲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建构了偏向统治阶级(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意识形态。于是这些主体就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信仰来行动了。
总之,欧盟在建立其合法性的路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建立合法性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25.
②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2.
③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79.
④段素菊.全球化公民资格·教育改革——欧盟教育政策个案研究.学术论坛,2003,(3).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
[4]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关键词】理论；股利政策；现金股利
1.引言
理论是伴随着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研究委托人与人目标函数不一致且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如何监督和激励人，以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它的基本假设是管理者拥有公司内部信息，有可能利用这些信息不对称为自身谋取利益，即在支出方面增加公司成本；或由于激励不够而降低了生产力，即在产出方面增加公司成本。这两种成本就是公司所增加的成本。理论最早是由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早期的理论主要研究Berle-Means范式下的委托冲突问题，即股权分散下强管理者，弱所有者式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公司所有权结构的研究重点在于控股股东是否剥削少数股东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和相关的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体制问题（沈艺峰，2005）。
2.成本理论文献综述
（1）股东与管理者的冲突——降低成本假说
成本理论是由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他们指出两权分离下，股东采取聘用管理者的方式来经营资本。但是，管理层和股东存在利益分歧，并不总是按照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原则去经营公司，而会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为自身谋取利益。两权分离导致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问题，所有者需要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由此产生成本。
杨熠、沈艺峰（2004）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公告入手，发现信号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假说都能解释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公告效应，但是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比股利信号理论更能解释现金股利公告的市场行为，证实了在我国现金股利也能成为成本的约束机制。
廖理、方芳（2005）发现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过度投资公司的市场欢迎程度明显地强于非过度投资公司，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体现了自由现金流假设的预期。
谢军（2006）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发现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调整股利政策，支持了自由现金流理论。
罗宏（2007）以2001—2004年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公司为样本，经研究发现现金股利能够直接影响公司价值，而且负债和现金股利能够在降低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水平、抑制内部人在职消费和公司过度投资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张海燕、陈晓（2008）通过实证分析A股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和董事会中管理层影响的关系及第一大股东是否对管理层的现金股利政策具有监督作用，结果表明管理者表现出不愿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倾向，相反第一大股东则偏好发放现金股利；同时证明了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存在着问题，并且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2）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冲突——利益侵占假说
以上研究多数立足于英美股权分散的资本市场，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研究者发现，对于其他法律保护薄弱且股权相对集中的国家，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业绩密切相关，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有绝对优势震慑或更换管理者（Shliefe、Vistmy，1986），这有利于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但是，公司法在股权显著集中时的作用较小，而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了主要的问题（Gugler and Yurtoghi，2003）。
Faccio、Lang和Yong（2001）对欧洲和东亚地区的股利政策象进行研究，发现半数西欧公司以及东亚商业集团不同程度地存在控股股东通过股利政策掠夺外部股东的情况。
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在改制的过程中上市公司都保留了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因此，国家股股东对股利分配的要求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王化成、李春玲和卢闯，2007）。
有学者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时，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公司不进行股利分配或分配较少的股利，则小股东的权益会被控股股东通过资金拆借或关联交易的方式侵占，因此，现金股利的分配将减少上市公司的资金量，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李增泉，2004）。
但是，更多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期很短，保护中小股东的法律体系不健全，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很可能会使得现金股利论为非流通股股东掏空工具和套现渠道。
刘峰、贺建刚（2003）以上海资本市场15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通过现金股利、关联交易等向大股东输送利益。
陈信元、陈冬华和时旭（2003），张阳（2003），刘峰、贺建刚和魏明海（2004）分别从佛山照明、用友软件和五粮液高派现的案例入手，发现现金股利是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工具，高额现金股利没有提高公司价值。
程敏（2009）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高股利支付水平，没有缓解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反而成了控股股东进行利益侵占“隧道”的一种合法挖掘工具。
褚诗杰（2010）通过分析研究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不是出于减少多余的现金流量，而是与大股东套现的需求有关。
刘章胜（2011）认为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由国企改制而来，国企在改制上市过程中都采取了国家控股的股权模式。这种特征，可以保证控股股东的利益不受侵蚀，但也为控股股东掏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可能。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拥有强势地位的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或减少内部人控制，但产生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
上述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高度集中以及股权流通性分置的上市公司中，存在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这一问题，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获得超额报酬的现象。
3.总结
成本假说指出了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由此产生成本。现金股利的支付，减少了管理者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克制了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使股东监督管理者的成本减少。该假说证明了现金股利在降低成本方面的作用，打破了股利是一种利益均占的利润分配的旧认识。但是成本假说的提出是以股权分散、法律与监管制度完备的英美等国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基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弱的投资者保护法律机制以及弱有效市场下，成本假说有很大的局限性。
利益侵占假说指出了大股东与小股东存在的利益冲突。在股权集中和股权相对集中的国家，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冲突也相应地转化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冲突。而且利益侵占假说进一步讨论了法律制度与监管制度的完善等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利益侵占假说也有不足之处。它没有研究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权利不同对现金股利偏好的差异。无论是成本假说，还是大股东掏空假说，它们研究的股利政策多数集中在现金股利，而其他形式的股利很少涉及。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并没有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甚至还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由于他们更多的是通过检验股利发放的市场效应来寻找损害的证据，但是，这种检验又往往会受到一些外生变量的影响，使得证据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同时多数国有企业没有制定明确的股利政策，股利政策不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制度科学的股利政策，发展多元化股权结构，建立股权制衡机制，有利于加强对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的监督和制衡，推动有效率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降低成本。
参考文献
[1]褚诗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现金股利关系的实证研究[D].安徽大学，2010.
关键词：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一、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策划
职能的策划与设计在组织设计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里的“上”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下”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结构的框架，即承当各项管理职能的各个管理层次、部门、职务和岗位。
1.加强计划职能策划，增强管理的预见性
计划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各级教育行政管理者为有效地使用资源条件、把握发展方向所进行的预测未来、设立目标、决定政策、选择方案的连续程序，是制定计划的管理过程。具体而言，计划职能策划的步骤可以分为七个步骤：①估量机会；②建立目标；③确定计划的前提；④确定抉择的方案；⑤评价各种方案并择优；⑥制定派生计划及相应的预算；⑦计划的执行。
2.加强组织职能策划，注重管理的实效性
工业经济中，教育行政组织结构从机械官僚制占统治地位到特别专案制日益普及的进程，其实就是组织的正式化程度不断降低，等级的垂直分布不断减少的过程，也即传统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逐步失去市场的过程。
金字塔型的教育行政组织结构有许多弊端：①过度集权化；②组织的中间管理层较多，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③无法根据工作所需灵活机动地调整组织的营运方向。要克服这些弊端，组织结构就应趋向扁平化。
随着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教育行政效率成为了影响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教育行政组织朝着高效的方向发展，扁平化的组织设计有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①结构精简，组织能轻松上阵。②决策权分散到员工手中，一方面增强了工作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能自主地根据服务对象的要求，重新配置组织提供的资源，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组织因而既有效率又有效益。③普通工作人员得以摆脱“金字塔”的重负，从工作中体会工作的意义，感受工作的乐趣，并由此激发无穷的创新精神，使工作常做常新，进而营造出整个组织的创新氛围，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3.加强控制职能策划，降低管理的风险性
正如法约尔曾指出的：“在一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控制就是核实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是否符合所规定的计划、所的指示以及所确立的原则，其目的就是要指出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纠正和防止重犯。控制在每件事、每个人、每个行动上都起作用。”控制作为对计划实施的监督和保证，贯穿在计划执行的每个阶段，每个部门，因此，实施控制职能是每一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主要职责。
虽然管理对象千差万别，但控制的基本程序是相同的，一般包括三个步骤。①确定控制标准；②衡量实际成效；③分析偏差并予以纠正。
二、关于转变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几个建议
1.坚持教育督导“督政”制度，转变教育行政管理模式
教育督导是指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法令和法规，对其所属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我国教育督导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督政”，二是“督学”。“督政”是中国教育督导制度的显著特征。教育督导作为一种教育行政监督手段，对下级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是教育督导本质和我国国情以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习惯于命令和布置任务，淡化了监督和调控。在整个教育管理的运作中，“计划”占据主导地位，“指挥”、“执行”环节得到了较充分的强化，而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决策上的偏差和执行效果的不理想，也助长了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之风。开展“督政”，就是为了加强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教育行政行为的监督，以防止和纠正教育行政工作在决策、指挥、管理上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同时，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许多权力下放到学校，学校办学自扩大，对教育的管理必须从以指令性为主的领导模式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的领导模式。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在宏观上加强管理，以强化反馈、监督功能为前提。建立教育督导“督政”制度是教育实行宏观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督政”是弥补教育行政管理某些缺陷的有效措施。由于在传统的教育行政管理中，教育部门与同级政府的其他部门之间、与下级政府之间，不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不是一种隶属关系，因而教育管理中的有些工作，出现“管不到，抓不了”的局面。通过教育督导，代表本级政府行使对教育工作的监督职权，就可以与同级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与下级政府形成一种正常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教育行政管理秩序，加强对政府相关部门法定的教育工作的监督，督促政府相关部门的教育工作落实到位。2.促进教育行政职能的重心转向提高教育质量
虽从静态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行使着较为相同的职能，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由于各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造成不同时期的国家和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教育行政职能的侧重点不同，这也正是教育行政职能历史性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在那些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由数量到质量、由精英模式到大众模式的过程，从数量上看，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年限在数十年前，普遍达到9年以上。如果从普及的角度来看，发展水平则更高。例如美、日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高中就学率已达到90%以上。因而，教育效能(主要表现为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成为这些国家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各国为此在政策上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美国自从1983年发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质量调查报告书之后，首次全美教育目标的制定、教育标准的全国统一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中教育质量委员会、全国共同教育目标委员会的成立等改革无一不在强调：在21世纪，美国的教育政策要进行从机会平等到提高效能的重新定位。
3.注重教育行政职能的法制化
在不同国家中，各级政府之间、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职能、权力(利)划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行政化，二是法制化。前者是指这种形式的职能划分缺乏法律基础，任何涉及中央与地方及其他部门之间的权责分工和变动都是以上级政府的单向命令或两级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因而行政化命令和指示的使用较为频繁，这样也就容易引起摩擦和权责混乱的后果。后者是说这种职能划分有明确和系统的法律依据(包括法定的内容和程序)，职能的变动也要以法律的变更为准绳，以使管理有法可依，这不仅可以避免各部门之间的权责混乱和管理的随意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教育行政职能作为国家职能的组成部分，它也带有这种形式上的特征和区别。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教育法制化的普及和深入，教育行政职能的法制化也受到重视，如美国、日本等不论是在相关的《宪法》、《教育法》中，还是在专门的《文部省设置法》中，都明确而严格地规定了国家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校在教育事务中各自承担的职能和拥有的权力。这对于教育的长期和稳定发展是必要的。例如，日本的《文部省设置法》首先指出，本法的目的是：明确规定文部省主管事务的范围和权限，确定能高效地完成主管事务的组织，文部省以振兴与普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学术及文化为己任，是一体化地处理上述事项及有关在宗教方面的国家行政事务的行政机构，为完成前条规定的所辖事务，文部省拥有下列权限。但是，其权限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律(包括基于法律的命令)。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全面实施依法治教的三项重要目标：转变政府职能。今后政府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评估、信息服务、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教育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保证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规范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和办学行为，保证教育的公正性和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加强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断加强教育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加强教育普法宣传，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机构，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加强督导检查。
4.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
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全面实施依法治教的三项重要目标：转变政府职能。今后政府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评估、信息服务、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教育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保证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规范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和办学行为，保证教育的公正性和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加强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断加强教育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加强教育普法宣传，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机构，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加强督导检查。
三、结束语
转变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任务是艰巨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学习、研究力度，力争取得更大成果，不断把教育行政管理改革引向深入，从而使教育改革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一、乐观地面对每一个学生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多元化的智能，每个学生都有优势智能，关键在于我们要发现学生在哪个方面有优势。对于政治学科教学而言，教师要善于挖掘学生的政治学习潜能。
1.教师要树立积极的教学信念
“每个学生都能成才”“所教的学生是有希望的学生”，这样的教学信念将能激发我们的教学积极性，也只有具有这样的教学信念，我们才能平等地对待班级中的每个学生，给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在政治课上如果有某个学生回答问题时语言组织不到位，切不可给他扣上“政治学不好”的帽子，这是其语言智能发展滞后于逻辑思维的表现。适当的等待、引导和鼓励，不仅能够帮助这个学生树立学好政治的信心，还有助于其语言能力的发展。
2.教师要营造创造性的教学氛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不仅如此还要给学生提供质疑、发表自己见解的氛围和平台。只有学生热衷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再经过交流与讨论，学生对政治知识的理解才会更全面。
二、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
新课程理念让我们意识到，学生的个性、智能存在差异性，如果我们的教学不考虑学生的具体学情，显然是低效的。有效的教学必须是有针对性的。
1.了解学生的具体智能特点
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单一的知识目标相比，新课程提出了三维教学目标。为了有效达到目标，必须对学生的学情进行充分的了解，根据学生“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差异来设置教学目标。学生的知识、能力通常可以通过学生的作业和测试成绩来反映，不过对于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更多地需要我们走进学生的生活，去观察学生最为真实的一面。唯有对学生的智能及情感水平有所了解，才能保证备课、上课具有针对性。
2.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
既然学生的智能是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的教学方法也必须是多元化的。传统的“一本教材、一块黑板”显然抹杀了学生思维的灵动性，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
（1）设置情境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对政治知识和原理进行解释，再与教材进行比对，促进知识内化。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是将原有知识和生活经验迁移到新知识学习中来的过程，这样不仅新的理论生成了，而且学生掌握了这种分析、思维的方法。
（2）给学生设置生活化的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可以使他们的智能获得发展，同时对概念、原理的理解也得以深化。
（3）将具有不同智能优势的学生安排在同一个兴趣小组，引导学生自主合作学习，一起设计研究方案、一起探究、一起总结和反思，从而使学生在合作中发展知识、能力与情感。
3.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监控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对某个知识和理论的学习情况如何，学生自己最清楚。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对学生进行能力训练，还要引导学生关注自己，发现自己的智能状况，结合自己的实际设置学习目标，有步骤地实施学习。这样做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效，还能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使学生的自我认识智能获得最大化发展。
三、灵活多样地评价每一个学生
新课程理念下的政治课堂中，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都有出色的一面，不过由于学生间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不应该要求所有的学生在相同的学习时间内达到相同的学习效果。与学习效果相比，我们更多地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观察、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尤其是学困生，我们在情感上要多给予关怀，要设置好合适的台阶引导他们获得成功，帮助他们树立学好政治的自信。
政治理论课 创新型 教学模式 路径 策略近年来，围绕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学者们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逐步形成了专题讲座式、研讨式、案例式等创新型教学模式，对于改变目前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些新的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教学改革尝试，要付诸实施，巩固深化，取得实效，使其常态化，还需要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路径与策略。
一、转变教员教学理念教员是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新的教学模式要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和推广，需要政治理论教员接受，而要使其接受，转变教学观念是前提。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员要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树立新的教育思想及先进的教育理念。要通过教育理论的学习和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大讨论，使教员真正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倡导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不仅能激活学员思维、活跃课堂氛围，而且能激发学员的专业学习热情，培养学员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教员必须树立与政治理论课创新型教学模式相关的教学理念，这主要包括：“以学员为本”的观念；教学活动是师生双方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的观念；与时俱进的观念；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观念；少灌输、多启发的观念；以提高能力素质为主的观念等。教学改革实践已经表明，教员教学理念的转变是政治理论课创新型教学模式得以实施的先导，也是调动教员教学模式转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先决条件。
二、加强教学方法手段的创新根据教学实际，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引入和创造一些现代教学方法手段。一是引入多媒体网络教学。在学习方式上，积极推进多媒体网络教学，建立教学互动网站，把课堂引伸到网上，实现网上网下相结合，增强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通过校园网站，为学员提供网上学习资源，答疑解惑，批阅作业，师生在线交流。采用这种方式，使教学能突破地域限制，使教学在时间、地点和手段上更加灵活；可以用图形、图像、声音、文字等形式传递教学信息，利用网络海量信息的储存和超强的搜索引擎功能，为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多样化的素材，营造轻松愉快的教育场景，使枯燥、抽象的教育内容转化为生动形象的直观教育，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可以同时提供多种教学方式，更好地做到根据学员个性因材施教；使政治理论课能跨越空间进行交互式的教学，更有利于学员和教员之间的互动和学员之间的互动，帮助学员更全面地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教育的覆盖面和实效性；利用QQ群、BBS论坛、博客等高速有效的视听交流平台，为师生相互之间的交流提供开放的、平等的、交互式的沟通渠道，调动参与对象的主动性。二是把课堂讲授与个别辅导结合起来。在课程教学中，无论是对学习好的学员还是对基础较差的学员，教员都应在教学过程中利用休息、相互约定时间进行个别辅导，或利用电话、网络、移动飞信等现代通信手段进行交流，对课堂教学中遇到的疑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及时释疑解惑。三是配合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在教学形式上，实行课内课外相结合。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和拓展，组织学员以班（队）为单位，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进行专题理论研究、组织社会热点问题讨论、到教育基地参观见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通过开展第二课堂配合活动，促进学员学用转化，巩固深化课堂教学效果。
自闭症(autism),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三个典型特征是社会障碍、交流障碍和想象障碍,同时伴有刻板的重复兴趣和行为。此外,还有一些非典型特征,如智力孤岛能力(islet of ability)、优异的机械记忆等。
自闭症有四种重要的症状:第一,自闭症患儿与他人的关系异常,所以即使他们处于他人包围之下,仍很孤独;第二,他们的语言发展能力严重受损,而且他们的语言技能和沟通交流能力也受到损伤,即使不借用语言,他们也无法与他人进行正常沟通交流;第三,他们不会自发地以各种方式加入角色扮演之类的游戏之中;第四,他们对于老一套的动作、程序十分痴迷,几乎完全沉迷于其中[1]。
2.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学理论
心理理论是指儿童理解别人心理状态(如信念、愿望、情绪等)并以此作为理解和预测别人行为途径的能力。在自闭症这类特殊儿童身上,研究发现他们并未如普通儿童那样自然而渐进地获得心理理论的能力,而是在理解别人的心理上存在着缺损[2]。Baron-Cohen等人(1985)[3]最早发现自闭症儿童难以理解别人错误信念,之后这一结果被许多西方研究[4]-[5]及中国研究[6]的结果所证实。后继的研究结果还发现自闭症儿童在理解不同的心理状态时显示出很大的差异。绝大多数自闭症儿童能理解别人的愿望,依据别人的愿望预测后继的行为,还能明了别人愿望是否实现对别人情绪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们不能理解别人的错误信念及与此相关联的情绪,也不能正确地预测建立在错误信念基础上的行为。
3.发展滞后的原因
3.1理论解释
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问题可以用以下两种观点来解释。先天论者持一种神经生物学的观点,认为在自闭症儿童不同的临床表现(包括语言能力、想象力及社会性等能力的削弱)之下潜藏着同样的先天神经异常状况,这是个体发生“心理失明”的根本原因。近年来,Howard应用MRI和PET技术的脑功能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实验证据。该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大脑颞叶内侧杏仁核发生损害,并认为这是导致他们社会认知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
社会经验论则采取了“后天”的立场,将对心理状态的理解的发展看作是儿童社会参与和言语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观点重视语言和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强调家庭讨论、假装游戏和关于感受的描述的作用,并认为它们是吸引儿童对心理状态产生注意的重要手段。
3.2实际分析
Tager-Flusberg的后天观察表明,包括自闭症儿童家庭在内的大多数家庭都较少使用有关心理状态的术语。这一结论支持了后天论的立场,即错误信念理解困难更可能是由于有关心理状态的交流较少的缘故。反过来,社会性逃避、想象力减退和言语障碍等临床症状,可能使得自闭症儿童关于无形的心理状态的家庭对话变得更加困难。莫书亮、苏彦捷认为,心理理论与言语、交往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关系。[10]当然,对于特殊儿童个体来说,根本原因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神经生物损伤可能会延缓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社会性和交流性经验也会对有感觉或者运动障碍的儿童产生影响作用。很可能的是,在某种情况下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发生相互作用,致使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落后于正常儿童。
4.教育对策
以上对于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考察及落后原因的分析,为自闭症与儿童个性、社会发展迟缓或异常状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即这些功能性损伤与先天神经生物模块受损和后天教育等其他因素一起相互作用,导致了这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落后。对于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和防范,应该说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大支持系统出发。
4.1家庭教育
家庭内的一些社会经验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儿童由于社会经验不同,其“心理理论”发展也有差异。大家庭中的儿童的错误信念的发展更快。如,Jenkins和Aftingtion的研究表明,兄弟姐妹多的学前儿童比兄弟姐妹少的在错误看法任务上的成绩会更好。家庭的大小和“心理理论”任务的关系在语言技能差的儿童身上表现得更强。这意味着语言能力差的儿童可以通过家中的兄弟姐妹的出现而达到对错误信念的理解。
除了谈话的频率和内容外,育儿风格和纪律的策略也都与儿童的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母亲如果能够将处于11个月到3岁的孩子的行为看成是有意图、有意识,那该儿童在5岁时对他人的理解将会与此有正相关(Meins&Femyhough)。那些会与孩子解释和讨论的父母,其孩子比那些仅仅对不能接受的行为进行惩罚的父母的孩子,在错误信念的任务中的得分更高。
4.2学校教育
儿童的社会成熟是在学校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理论学家和教师应该帮助儿童更好地形成元认知能力,进而使儿童具有很好的“心理理论”其中一部分。入学前,儿童的“心理理论”是直觉性的,是根植于日常的社会相互作用中,教师可以通过对它的谈论来鼓励儿童将其理解的东西说出来。在教学语言中体现对“心理理论”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甚至对幼儿园的孩子,教师也可以在教学中多用一些反问、设问的词句。如:“你是怎么知道的?真的知道还是猜的?”
对于特殊教育来说,我们无法改变的是儿童的残疾程度,但是可以尽可能地提供相应的功能性支持,增加与特殊儿童之间有关心理状态的共享流,加大他们言语及交往技能的培养,促进他们对心理知识的理解和建构。希望能够通过心理理论发展的促进,帮助自闭症儿童获得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早日回归主流社会。
参考文献:
[1]刘秀丽,李力红.西方关于自闭症研究的新进展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研究.心理学探新,2004,VOL24,(2).
[2]桑标,任真,邓赐平.自闭症儿童的中心信息整合及其与心理理论的关系.心理科学,2006,29,(1):52-56.
[3]Baron-Cohen,S.,Leslie,A.M.,Firth,U.Does the Autistic Child Have Theory of Mind?Cognition,1985,21:37-46.
[4]Leslie,A.M.,Firth,U. Autistic Children.Understanding of Seeing,Knowing and Believing.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gy,1988,6:315-324.
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互动 对策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236-01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净化学生心灵具有重要意义。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本身是有机关联的统一体，教学过程中融入充分的社会互动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感、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随着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改革，社会互动的发展将是教学中的一项重任。
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的现状
1.1 社会互动的时间不容易获得保障
高职院校虽然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计划与学时，但实际上更多是对理论教学的学时安排，并没有明确社会互动环节应占的学时比例。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安排学生进行的实践调研、小组活动等随意性很大，有的教师仍偏重于理论教学，课程中涵盖的思想政治、德育教育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增加实践活动的要求，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的考核方式仍停留在原有的形式，课程教育中是否涉及社会互动、是否有效实现社会互动并没有对考试形成显著的影响，这也是社会互动缺乏发展动力的重要原因。
1.2 社会互动的教育教学资源不足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主要是教师根据教材进行分析讲解，并穿插社会现实案例对理论加以诠释，多媒体教学发展起来后，教师还可借助视听设备的支持，向学生展现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所以总体上教学资源能够得到保障。但社会互动则需要更多的教学资源支持，不仅教材要有针对性，可以为学生提供明确的指引，更需要广泛的师资力量支持，因为单靠思想政治教师一人担当多个班级的社会互动带头人，其工作量超乎想象，而且也难以实现对学生的深入指导。
1.3 社会互动教育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
教育部等部位对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要求是要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主要内容，并从事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树立长效机制，确保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社会互动教育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高职院校由于时间短、课时没有保障、教学经验不足、缺乏规范指导等原因，社会互动教育尚未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所以当前教师对社会互动环节的处理一般是带领学生进行集体实践，或是布置互动作业、课题，给予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也导致社会互动环节的教学存在很大随意性。
2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发展的迫切性
与思想政治课程中的理论教学相比，社会互动是学生走入社会、接触基层、接触群众的机会，理论教学中所讲述的知识需要通过实践的印证，才能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当代社会需要高素质人才作为发展的动力，新一代大学生走入社会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功底，比如高职院校学生的技术技能优势，更要具备崇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为社会服务的前提和根本。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所占的时间显然很少，而且缺乏系统规范的管理。社会转型时期，种种不良思想侵袭着学生的内心，学生也会面临不同价值观的影响，甚至产生心理上的动摇。究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快乐、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寻找“捷径”，都是对学生的考验。社会互动恰恰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的重要保证，所有课堂中的精髓都需要学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感悟。社会是教育的大课堂，是学生锻炼的熔炉，基于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践行教育使命的角度，高职院校应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社会互动的发展。
3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发展的对策
为推动社会互动的发展，高职院校应从教育理念的转变入手，积极建立社会互动教学的有效运行机制，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并健全保障措施。
3.1 树立新型的教育理念
近年来为推动高校实践教学的发展，、教育部等多个部委颁发了系统的指导文件，这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的方针和指南。高职院校应带领院系教师深入学习文件精神，树立新时期的教育理念，从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来审视社会互动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高职院校教师已经习惯于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程教育方式，对于增加社会互动实践缺乏经验的积累，教学改革的任务也充满艰巨挑战。所以学校应给予教师充分的鼓励，使教师认识到改革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从而迸发工作热情。
3.2 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高职院校应建立社会互动教学的有效运行机制，使社会互动具备自上而下的领导机制，互动学时、互动教材都能获得保障。首先，高职院校应成立思想政治课社会互动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院系负责人、教研室等共同参与到社会互动教学的管理中来。其次，高职院校应明确社会互动在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学时占比，并要求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关联，为社会互动的实施奠定有力基础。最后，学院应针对社会互动教育的需求，编辑相应的教材。高职院校领导、思想政治课教师及其他教师代表应共同组成校本教材编写小组，结合本地区实际，设计每个学期的社会互动主题，以及不同主题对应的互动活动，并在不断开展的社会互动活动中加以完善。
3.3 组建多元化的师资队伍
在社会互动课时、教材等获得保障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可集中针对理论教育和社会互动的不同需求，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建设。理论教学仍由思想政治课教师负责，社会互动环节可以调动各部门教师的积极性，弥补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比如，学校可以根据班级学生数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由一名教师担任社会互动负责人。各院系专业教师、辅导员、政工人员等可以协同参与、分工合作，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互动管理。
3.4 制定全面的保障举措
社会互动的有效开展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其中包括经费保障、考核保障、安全保障等。首先，高职院校应重视社会互动所需的经费投入，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的资金需求，科学制定经费预算，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其次，为增强各方对社会互动的重视，高职院校应积极改革考试方式，明确社会互动环节应采取的考试方式、成绩占比等，激励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实践领域进行锻炼。最后，社会互动同样需要学校对学生的安全予以保障。高职院校应制定社会互动安全手册，并由教师对学生进行事前安全教育，使学生关注实践过程中的交通、财产、住宿、健康等各种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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