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2 15:43:07
导语：在目前真实经济形势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创新创业;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一、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的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大学生要“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指出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21世纪是创新和创业的时代，创新与创业活动作为科学技术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成为经济发展引擎和日益重要的推动力。在国外，高校和政府非常重视创新创业教育，通过开设一系列创业课程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以提升其日后创业技能。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处于起步阶段，一些高校课堂中的创新创业课程零碎而又散乱，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以就业指导为主，缺乏相应的系统课程。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必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而对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及经济形势，经管类人才不仅应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熟悉经济类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通晓经济运行规律，更应具有放眼国内外的开阔视野、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对问题和机遇的高度敏锐、敢于创业创新的思维和能力。而对这样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理论经济学教学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二、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的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改革的可行性
在经济学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方法来实现创新创业教育。西方国家较早开始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案例教学，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案例教学也被证明对经管类学生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提高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经济学案例就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实际经济问题为题材而进行的客观描述，案例教学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案例，让学生站在客观的、局外人的角度或当事人的立场上，来讨论经济生活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应该怎样分析，从中找出经济学的一般原则和原理，并身临其境进行分析和决策，找出问题、原因和对策等。以此加深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学习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习经济类课程的兴趣。案例教学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应有之义，是当前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笔者对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90名同学进行调研，其中相对于老师讲授为主的授课方式，68%的同学希望经济学上课的方式是案例教学。同时，在案例分析与讨论过程中，教师们还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进而推动教学内容的改革。然而，目前“经济学”的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养。经济学由于课程的特点，很难做到像应用经济学课程那样进行实验室模拟实习，案例教学也主要在管理学中应用的较早、较广泛，理论经济学案例教学比较滞后。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教学模式在本质上仍然是应试教育模式。采用相对稳定不变的教材;上课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主要采取全盘接受的学习方式;课程结束时主要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法。这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思维僵化，与创新型人才相去甚远。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加，很多学生自身也陷入困惑，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如何通过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提高自身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调动学生积极性的难度也非常大。如何有效地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们的共同课题。本研究提出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对案例教学法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实施该方法时应当注意的关键环节。
三、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的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区别传统的教学模式，剖析经济学教学现存的问题，对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考核方式进行相应的改革，提出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路径(如图1所示):第一，穿插式案例教学。经济学课程为理论性课程，有大量的原理、模型、图表、公式知识，学生往往将精力花在学习理论知识上，而导致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形势热点的关注不足，从而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针对这一现象，本课程设计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的路径，体现在一方面根据每章节知识点的需要，设计一套问题导向性情境或案例，另一方面利用现实中的事件和经济热点问题解释经济学原理。第二，讨论式案例教学。课程教学、考核内容偏重理论知识，忽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以掌握理论知识为主，没有应用创新机会的现象。本课程设计一套以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案例库，同时引导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安排时间展开讨论，总结出案例分析思路或答案，将案例讨论过程的表现纳入期末成绩，重视学生的参与深度和广度。第三，参与式案例教学。当前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不够丰富，缺乏学生的主动配合，导致学生在上课过程无法形象的体会经济学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本课程布置课后开拓性的案例，作为思考题让每个学生课后思考。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路径:1、理论性课程运用大量的原理、图表、公式和模型解释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导致大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形势热点的关注不足，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主要路径: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2、课程教学、考核内容偏重理论知识，忽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分析问题: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以应试为主，仅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主，没有应用创新机会。主要路径:密切结合经济热点讨论。3、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不够丰富，缺乏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分析问题:学生在上课过程无法形象的体会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更无从谈及培养提高创新创业意识。主要路径:重视布置课后开拓性的案例小组讨论。通过以上方法设置由浅入深的案例导入课程，配合经济热点案例讲解，布置开拓性案例讨论，通过强调和强化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方式提高学生对经济理论的分析应用能力，具体案例教学采用穿插式案例教学、讨论式案例教学、参与式案例教学和组织专题辩论或讨论，从而贯彻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发散和抽象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
四、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的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
在经济学课堂教学活动中，采取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案例教学方法，不仅能有效地充实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结构，而且对于响应国家和社会各界关于教育改革的期待，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创新意识、创业技能与开拓精神，同时对于解决目前高校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案例教学改革主要包括三个关键要素:第一，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案例。本文认为，学习《经济学》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能动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学生纳入到课程教学主体之中。这种主体体现在:其一，导向性问题或案例最好是学生熟悉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案例，这样对他们来说印象深刻，以此作为课堂内容有吸引力，效果显著;其二，课堂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导入性问题的分析、案例的思考、互动讨论只有学生自己参与了，才会有感受，才会在学习方法和知识体系上的提高。围绕这些主体表现，项目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选取学生熟悉的问题导入。比如《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章主要解决的是消费者在有限的预算内如何获得最大的效用，但学生刚接触这一章时对效用这一概念还没有认识，因此本章就设计一个情境:班费仅有200元的情况下，如果你是组织者，可以买水果和瓜子的情况下，各买多少，依据什么。对于这些发生在学生生活中的事，他们也会经常碰见，一般也有会有自己的解决方法，但往往没有效用的概念，这时趁机导入效用的概念，既可以理解其内涵，又能应用到今后的生活中。
2．分析以学生为主体。导入性案例、习题、案例的第一体验者必须是学生，让学生先动手、动脑思考，先给出他们的思路和想法，然后老师进行引导、点评，肯定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指出新的知识点或者隐含内容。
3．考核以学生参与过程为主体。不论学生的答案如何，只要其参与回答问题，做练习，思考案例，都要积极鼓励，给以平时分加分或小礼物表扬。第二，密切联系热点问题。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强调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重视培养创新创业学习能力，因此，在导入性问题、案例的设计时，设计一些基于现实经济世界的真实问题和实际任务，将学生放置在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情境中，启发、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一起分工协作、分析讨论并解决真实问题。比如，网络上最近很流行一个段子:“交学费应该用支付宝，成绩出来了再确认支付，好评差评看个心情，挂了科就申请退款，老师跟在屁股后面说:亲给好评呀亲，亲，选这课吧，包过的亲。亲成绩单寄出了。请查收亲!符合市场经济原理”，这就需要学生思考市场中的买卖关系是不是适用在教育市场中，这种流行的支付方式是否适用所有买卖关系。这种流行的案例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吸引学生深入思考，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第三，落实学习载体。课程学习应该有一个具体实在的载体，从而让学生能充分参与进来。因此，本课程除了教材上的知识点以外，选取大量的导入型问题、经济热点、发散性的案例作为载体，让课程内容不再空洞枯燥，有内容可循。除了这三个关键要素外，还应进行相应的课程计划修改、课程教学保障配套等支撑条件。在课程学分的设置上，至少要达4个学分，既是对学时数的保障，也体现对以该课程内容、方法掌握的必需要求;在课程教学管理上，利用讨论型教室在小组讨论的环境下授课。
作者:周蕾 单位:浙江树人大学现代服务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崔继红．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本土化探索［J］．科教导刊，2014(11)
［2］崔蕊，王维翊．“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2)
当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5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作为权衡通货膨胀重要指标之一的CPI又一次成为关注焦点：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8％。这比当初专家预期的3％略低一些。
“通货膨胀是有的，不过2．8％是比较温和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经济师牛梨对《睬望东方周刊》表示。
在数据公布之后，关于CPI的种种不合理以及不透明的操作程序也受到众多专家诟病。
有控制的温和型通胀
在大多数专家看来，“2．8％是适度的”。也就是目前我国处于“温和型通货膨胀”阶段。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经济师牛梨接受《隙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物价上涨5％左右对社会影响不甚明显，5％基本可以作为我国温和通货膨胀的目标值。
目前，欧元区国家把合理的物价上涨幅度设定为2％以内，英国为2．5％左右，美国为3％左右。
牛梨说，“适度的通货膨胀是常态的，而稳定的价格体系才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
与大多数专家学者意见相左的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他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非常激动地说，“哪里有通胀，现在根本没有通胀!”
面对通货膨胀，宏观调控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视。它主要起到调节经济总量，如通货膨胀、GDP和失业率等作用。
据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6次宏观调控。
胡祖六在他的《宏观调控的五个“反思”》中也指出，中国过去一年来在宏观调控上颇有成效。
尽管CPI是一个滞后性指标，但宏观调控可以是提前量。
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牛梨对《望东方周刊》表示，“宏观调控只是手段，最终效果如何还要看决策层判断以及外部环境如国际油价的波动、外需外贸等不确定因素。”
通胀压力的源头
日前，国家发改委向全国各地发文重申了“两条控制线”，近日又要求各地物价部门对拟在“五一”期间涨价的景区进行调研，种种迹象都表明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由于食品价格占CPI权重的30％以上，所以多数认为通货膨胀几乎都是从农产品价格开始传导开的。
“粮价只是先导，关键还要看其他方面的涨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经济师牛梨认为，这几方面包括服务公共用品，像水、电、煤、门票等：相关原材料，如能源、生产资料等都会通过消费品传导下来，还有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在易宪容看来，通胀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市场。“国内房价应该关注，它不仅决定对目前国内通胀水平的判断，决定对目前经济形势的评估，也决定政府宏观调控的应对政策。”
牛梨也同样认为，“房地产是源头”。
“房地产的产业链条很长，包括钢铁、水泥这些上游产品的涨价最终都会传导到下游，影响CPI。”牛梨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金三林博士接受《隙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是最终决定CPI涨幅的关键：为了维护地方利益，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约束，地方政府有涨价的内在压丸但为了保持稳定，中央政府又会通过行政措施来控制物价改革，使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而二者博弈均衡的结果，又会受到现实物价水平的影响。
迷雾中的CPI
一般说来，经济高涨总是伴随着物价上涨，比照今年一季度的数字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今年一季度GDP增速高达9．5％，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保持在2．8％这条相对比较低的安全线内。
而近几年欧美国家GDP增长是在2％左右波动，CPI通常在0～3％范围内变化，波动往往是在零点几范围内。
“现在的CPI越来越看不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我们老跟国外比，根本没有可比性。国外的利率是放开的，中国的利率是受到管制的，怎么能比。”易宪容言辞激烈。此话缘于统计部门表示国内的CPI统计方法是得到国际上认可的，所以统计出来的CPI也能真实反映市场的经济活动。
CPI应该是民众能够切身体会到的东西，生活消费晶的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大家都是有感觉的。“明明是身边的消费晶天天在涨价，电费在涨、车票价在涨、蔬菜价在涨、油价在涨、房价在涨等等，而偏偏由统计部门出来的数据则反其道而行之。”易宪容激动地说。
在易宪容看来，“现实经济生活与所公布的CPI差距很大，看不清楚。”
CPI在多数人的眼里越来越像是在雾里看花。
对此，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需要把房价和教育领域的许多价格统计进去。这样的CPI更能真实反映现实生活。
“由于这一指数没有把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纳入其中，其界定范围已经不适应现行的经济环境了。”易宪容说。
在专家们看来，现在的CPI显然被低估了。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金三林博士的计算，目前的CPI当在6．2％左右，易宪容则表示若是将房地产价格加进去，甚至会达到8％左右。 ，“现实的经济并非如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变幻莫测与随意性，它本身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问题可能出在CPI统计的理解上。”易宪容说。国内快速上涨的生产品价格之所以没有传导到CPI上来，可能与CPI权重有关。
［关键词］中央银行沟通；官方利率；决定
自1997 年以来,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但到目前为止，货币市场利率体系还比较复杂，市场化的短期利率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存。在这种利率环境下，我国大部分学者选取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作为基准利率，采用历史分析法或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法来预测利率决定，以获得货币政策立场，［1］［2］这些成果都有益于利率变化的研究，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只是把观察到的利率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而没有考虑中央银行沟通对利率的影响；第二，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市场利率的变化规则，而很少有学者针对中国国情来研究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也有少数学者区分了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但是在估计方法上又是统一使用GMM来估计。［3］经验反应函数采用OLS和工具变量技术来进行估计银行拆借利率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研究官方利率却很少有吸引力。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当局都不会改变官方利率，即使官方利率需要改变，货币当局也是把官方利率提高（降低）0.18%或者0.27%，因而采用有序概率模型更适合。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中央银行沟通影响利率方面，Kohn和Sack发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及格林斯潘的证言都会影响金融市场。声明会影响短期和中期的利率，而格林斯潘的证言却会影响全部期限的利率。同时他们发现，格林斯潘的演讲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显著。［4］(175-206)Reeves 和Sawicki利用上述同样方法，发现英格兰银行的沟通也对利率有影响，尤其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通货膨胀报告》对市场影响更加显著。同样，他们也发现演讲对市场没什么影响。［5］然而，Ehrmann和Fratzscher发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委员会成员的采访和演讲普遍对金融市场都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都是朝着合意的方向变化，即当声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高的利率，当声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低的利率。他们认为演讲对市场有不同影响的结论，或许是由于选择沟通事件的程序不同。［6］
中央银行沟通预测利率方面，Pool 和 Rasche发现美联储在1994年2月后，意外货币政策的成分有了明显的减少。［7］(1-10)Swanson发现美国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对未来几个月的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能力提高。重要的是，私人部门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却没提高。这可以得出货币政策沟通对预测有特别影响，而不是宏观经济波动率普遍的下降。［8］(791-819)上述作者都认为，美联储在1994年后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是对货币政策决定进行了沟通。然而，Jansen和Haan利用欧洲中央银行官员讲话来预测利率决定，却发现它不能很好预测利率的决定。［9］
前瞻性沟通，如对美联储政策的风险权衡或偏好沟通，不仅对金融市场有显著影响，而且对货币政策的预测也会产生影响。Thornton 和 Wheelock发现在1999年5月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比以前更好了，他们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1999年5月之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意图只是在内部通告，到下一个会议之后才公开，而在1999年5月以后，他们会在会议后沟通这种意图，为公众提供未来政策决策的可能信息。［10］(1-16)此外，清晰的沟通可以提高利率的预测能力。如Fracasso等通过对19国家通货膨胀报告的质量进行分析，发现更高质量的通货膨胀报告通常能提高利率决定的预测能力。［11］
尽管国外中央银行沟通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但国内尚缺乏利用中央银行沟通信息来预测利率决定的实证研究，仅有的一些相关文献也只是对中央银行沟通进行定性分析。［12］
二、模 型
本文从一般形式的泰勒规则出发，来构建中央银行沟通的估计模型。尽管目前我国利率体系与西方国家（如美国、欧盟和英国）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制不同，既包括市场利率，又包括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且央行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管制。这无疑会让泰勒规则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实践性进行研究与探索。更何况我国已对旧的金融体制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改革,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些都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市场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公众的预期，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继而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具体实施方面，我国中央银行在调整一年期存贷款利率过程中，为了引导人们的预期，也逐步对利率进行微调，具有利率平滑的特征，并且在调控政策出台之前中央银行会通过采访、讲话等渠道表明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与意图，以便让公众进一步了解经济的运行状况，引导公众预期。这些都表明我国利率与中央银行沟通能引导预期，进而间接调控经济，而这恰好是泰勒规则的核心所在。因此,探讨泰勒规则及其扩展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将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这里S表示央行对通货膨胀倾向的信号值，Syt表示经济增长的信号值，且～N(0,1)。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我国2001-2009年的季度数据，总共36个样本数据。沟通数据和预期通货膨胀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余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一）宏观数据选择
1.官方利率。选择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2.产出缺口。本文根据累计名义GDP可以推算名义季度GDP。对名义 GDP 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得到实际GDP。再对实际季度GDP数据利用X-11方法进行季度调整,然后根据HP滤波法推算出潜在GDP。产出缺口=（季节调整的真实GDP-潜在GDP）/潜在 GDP。
3.通货膨胀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目前计算通胀率的方法包括CPI 和GDP 缩减指数等方法，但考虑到GDP 缩减指数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这里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价格指数，并以此计算出季度通货膨胀率。
4.预期通货膨胀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城镇储户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13］本文采用预期物价服从均匀分布的概率来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5.预期产出缺口。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与GDP存在紧密联系，反映未来GDP走势，且只有很短的时滞。本文用他们来计算预期产出缺口。预期产出缺口=100［wln(CCI/CCI)+(1-w)ln(ECI/ECI)］，CCI表示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季度内的三项月度消费者信息指数的平均值表示；CCI*为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ECI表示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ECI*为企业家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w表示他们之间的权重，本文取w=0.5。
（二）中央银行沟通测量
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花费大量精力来对待沟通。为了能迎合不同的目标群体，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沟通工具，如《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采访、演讲和新闻会等。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自2001年以来，已成为沟通货币政策信息的核心媒介。该报告包括内容摘要、货币信贷概况、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分析、宏观经济分析、预测与展望等部分。报告不仅传达经济的细节，而且也描述了其对经济的评论、分析与预测，这些都代表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好。
报告每部分的开始，有一个综合评价，然后是真实部分的具体分析。本文主要根据报告每部分的引言部分（中央银行对各部分的评价）以及预测与展望部分的经济展望和货币政策倾向，来构造沟通指示器。鉴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构造二类指示器变量：(1)真实经济活动的评价，考虑真实经济活动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会影响未来通货膨胀的决定；(2)通货膨胀的趋势以及对策。
为了使这些评论能够计量分析，我们给这二类中央银行评论进行赋值，这个数值应该能够体现价格稳定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原因在于风险越高，未来货币政策干预的概率就越高，而公众就会对此产生预期（换句话说，市场利率就会发生变化）。原因很明显，风险越高，在下一个过程风险达到更高的概率就增加，央行为了达到稳定货币币值的目的，就会引发政策干预。
总体上，我们集中注意宏观经济分析的评论部分，以及预测与展望部分。指示器采用五个值：-2、-1、0、1、2。0值是通过报告的评价，认为当前利率水平是非常合理的。-1暗示通货膨胀可能是低的，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合理的。-2表示报告毫无疑问地认为利率下降是合理的。+1则表明有通货膨胀倾向，真实经济活动偏热，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是合理的。+2则表示通货膨胀已经很高，真实经济活动已经过热。
由于评论不是精确的数据资料，利用央行未来利率的设定行为来进行排序，可能受到个人判断影响，因此不能排除在某个例子中错误分类的可能。但为了尽量减少这类错误，我们根据解释学与文本分析原理通过两个人相互独立的分析很重要的评论，以减少错误分类的机会。假如在此过程中对评论的赋值不能确定或者不同，我们随后重新来核对该评论。
四、检验结果及分析
首先采用ADF方法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表1表示了利率决定的有序概率模型的结果。第1列使用当前宏观信息（通货膨胀率，GDP）的结果。第2列表示了前瞻性宏观信息（预期通货膨胀率，信心指数）。第3列则是中央银行沟通信息的结果。
基于沟通信息的模型有很好的拟合度，R2达到0.25，使用当前和前瞻性宏观变量的模型，R2都为0.13。通货膨胀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不为零，而预期通货膨胀率与预期产出缺口的系数都显著不为零。沟通信息中只有经济增长的指示器变量显著不为零。
注：在所有的模型中我们使用Hubert-White方差稳健估计。*、**、***分别表示为10%、5%、1%水平上显著。
表2报告了三种设定模型的边际效应。对于前瞻性宏观变量我们发现了比较显著的结果。预期GDP缺口增加1%点会导致利率提高的概率会增加1.75，导致利率减少的概率只会减少0.07。我们也发现预期通货膨胀率提高1%，会导致利率升高的概率增加0.09，而通货膨胀率升高1%，则会使利率升高的概率增加0.1。然而，沟通变量的影响是相当小的：对于产出缺口指示器变量减少一个百分点，使得政策放松的概率会增加0.08。
从以上结果看出，中央银行沟通变量模型比宏观变量模型的R2大很多，表明沟通变量含有的信息要多于宏观变量。但是沟通变量边际效应非常小，这或许是由于测量沟通时使用的标量相对于利率变化值偏大，才导致其边际效应很小。
与张屹山和张代强就拆借利率对预期通胀率和预期产出反应不大的结果不同，［3］本文发现预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产出缺口对利率变化的影响都很显著。这个结果更加证实货币当局做决策时应该考虑公众预期。
那么这些估计模型中，哪些模型适合预测下一个利率变化呢？为了回答此问题，本文利用估计模型进行预测。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利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模型都能给出较好的预测。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利率不发生变化的概率等于或者大于50%。预测模型中，前瞻性与当前宏观变量模型结果完全一致，预测情况都不是很好，在利率不发生变化时，其预测正确率为68%，而在发生变化是，这两种模型预测的正确率都没有达到50%。而沟通模型则在预测利率上升与不变时则要好于前两种模型，在利率没有变化时，其预测正确率达到80%，在利率上行变化时也超过50%。但是在预测利率下行时不能胜过前两种模型。
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进入2004年以后，我国经济由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当局都在关注通货膨胀压力，考虑是否需要提高利率以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及控制通货膨胀，与此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与沟通信息自然也就增多。货币当局考虑利率下降的情况极少，且利率下降主要是受外来冲击的影响，比如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这种突如其来的外来冲击在发生之前很难被货币当局所预测，宏观经济信息或者中央银行沟通反映这方面的信息也极少，所以在预测利率下降时效果比较差；其次，在预测利率不变或者上升时，沟通信息要好于宏观经济信息的原因：宏观经济信息只是货币当局决定是否需要提高利率的参考依据，对这些宏观经济信息如何研判，还要依赖于货币当局偏好。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则表明了货币当局对宏观数据深入分析的一些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了货币政策的意图和动向，表达了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信息的一些判断。所以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获取的沟通信息预测利率决定要好于宏观经济信息的预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通过深入分析经济形势、稳健宣告经济动向，起到了适时理清问题、稳定预期和窗口指导的重要作用。公众与其利用复杂繁琐的宏观经济信息去预测利率变化，还不如利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货币当局对经济的评论，既简单明了，又能了解货币当局意图，而且其预测利率决定效果还不比宏观经济信息差。
五、稳健性检验
我们从几个方面检查了结果的稳健性。(1)尝试在沟通的模型中加入了货币政策倾向这个指示器。然而，货币政策倾向指示器系数在10%水平下不显著，R2为0.16，反而小于没有纳入货币政策倾向指示器模型的R2。而且没有提高基于沟通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这种利率环境中，我们也考虑了更多滞后的宏观变量，都没有影响我们的主要结果。(2)在计算预期通货膨胀时，我们也尝试了其它的概率分布，如正态分布和对数分布，在计算预期产出缺口时，也调整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权重，再重新估计，没有改变主要结果。(3)引入利率的滞后项，例如把的滞后项引入沟通模型，得到了具有利率平滑特征的利率规则，虽然利率滞后项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不为零，但沟通模型R2仍然是0.25，没有提高，也没有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这些都表明，文中估计的模型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政策涵义
通过分析，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政策涵义：(1)利率变化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预期的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然而，中央银行沟通的经济增长信号和当前的通货膨胀宏观变量也会影响利率变化。中央银行沟通变量模型比宏观变量模型的R2大很多，表明沟通变量含有的信息要多于宏观变量。考虑沟通变量对利率变化的影响是有益的。(2)当利率没有发生变化时，沟通变量模型和宏观变量模型都能很好地预测利率决定，但沟通变量模型的准确度更高。沟通变量模型在利率上升时，其预测能力明显好于宏观模型，但在利率下降时，其预测能力与宏观模型没有差别。沟通模型的预测能力总体上要好于宏观模型。(3)中央银行沟通能够在公众与央行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有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与制定。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拓宽中央银行沟通渠道，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比如《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内容,而不局限于以一个简单公告的形式发出，这些都有助于央行就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与公众交流,不仅可以引导公众的预期,也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为有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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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Better Help Predict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report of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Li YunfengAbstract: Using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of a Taylor rule, this paper explains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communication indicators, and predicts official rate decisions between 2003 and 2009. This paper finds: (1) our communication indicators improve explanatory power in and out of sample. (2)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indicator of economic growth, expected macro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inflation. (3) The communication-based model performs models based on macroeconomic data in predicting change of official interest rate when official interest rate becomes higher or constant.
Key words: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
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会计确认
资产证券化是“将企业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收入构造和转变成为资本市场上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存量资产被包装后卖给一个特设交易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 简称SPV）或中介机构，然后SPV或中介机构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以获取资金。” 资产证券化通过各利益参与方的共同参与，使得由它们各自的承诺所确立的各种合约能够相互支持、相互牵制，从而实现风险分担、各取所需之目的。资产证券化操作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而是预期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量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原始权益人常常会获得新的权利，承担新的义务，即衍生工具。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均顺应经济形势发展的潮流，针对金融创新技术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两个会计要素，规定了其定义，并把资产重新进行了分类，使金融创新技术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会计要素中有了准确的界定，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和披露奠定了基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SFSA No.125）――“转让、提供金融资产服务及债务清除之会计处理”。按照该准则，在涉及金融资产转让的情况下，应该将已经确认的金融资产的再确认和终止确认问题与因金融资产的转让合约所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的确认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换而言之，对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因发生转移性的交易所面临的再确认或终止确认的处理取决于转让方的销售意图，也就是说决定一项资产交易能否进行销售处理要看控制权是否已由转让方转移给受让方，而非看其交易形式。在该准则中，委员会正式提出了“金融合成分析法”。
“金融合成分析法”的核心在于控制权决定资产的归属，而且承认金融资产和负债能分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根据这种方法，对一项资产转让交易是否进行销售的会计处理取决于转让者是否放弃了对该资产的控制权，而不是取决于交易的形式。
判断金融资产的控制权是否已转让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转让资产与转让人分离，即转让资产已经在转让人的控制范围之外，包括发生破产或其它被接收的情况。
受让人可以无条件地将转让资产或资产中的获利权进行抵押或再转让。如果受让人是合格的特设交易载体，则该机构的收益人可以无条件拥有抵押或再转让该项资产的权利。实际上，满足这项条件意味着受让人获得了资产的控制权。
转让人不再通过以下途径保持对转让资产的有效控制：签订合约授权并强制转让人在到期日前回购或赎回转让资产。签订合约使得转让人有权回购或赎回在同类市场上不能轻易获得的转让资产。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金融合成分析法测试证券化业务是否涉及资产控制权的转让时，仍需要对证券化的合约安排体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辨别。即将整个证券化体系分解成若干相互独立的合约组件，再按各组件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判别的过程可归纳为下表。
在金融合成分析法下，更倾向于将证券化确认为销售业务作表外处理，同时确认和计量新产生的金融工具或金融合约。
资产证券化带来的会计报表合并
我国目前只是规定了一般经济实体的合并范围与合并标准，特殊目的实体的概念和针对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标准从未涉及，而实际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是存在这种经济实体的。资产证券化结构设机构的出现，迫切需要这种合并标准的指导和规范。
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合并报表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特设交易机构是否与发起人进行财务报表合并。不论发起人与SPV各自原先的报表是将资产证券化交易确认为销售还是融资，一旦SPV被认为是发起人的子公司，两者间的交易就成为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交易，就要进行合并。发起人原先期望的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加收入等结果在合并报表上就都不会实现了。
现行的合并理论与实务是以母公司对关联公司活动的实际控制程度作为判断合并与否的依据，而不是注重于法定持股比例的多少，凡是对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有控制权的都被列为合并范围之列。当认为关系的本质是发起人控制SPV时，就会要求发起人合并SPV的报表。显然，问题的实质在于判断SPV是否属于发起人的一个子公司，通常有以下三个判断标准：SPV为发起人带来的收益与发起人真实的子公司无实质性差异。发起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SPV，并从SPV的净资产中获利。发起人拥有与这些利益相关的风险。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判断SPV为子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更符合会计惯例。
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涉及的税务费用相当庞大，这些税务费用都会直接影响资产证券化的成本。在国外，一般为发行资产担保证券这一特定目的而成立的SPV以及资产担保证券购买人都能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以减轻证券化的成本。中国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对证券化的制约相对较少。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涉及到的税收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资产转让的税收和各个证券化交易主体的所得税处理两方面。
资产支持证券融资收益的所得税问题
对发起人而言,如果资产证券化符合销售的条件,那么任何收益都可能被记入损益表内而必然缴纳所得税。实务中如果证券化产生了损失，税务机关也不应该认为该资产的出售不在发起人的正常经营范围以内，因而所产生的损失不能扣税。因此，从税收中性化的原则出发，证券化所带来的任何收益或损失都应当作为计税依据。
资产转让的营业税、印花税问题
如果资产证券化融资不被认定为真实销售，这样一种运作就无须缴纳营业税。如果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产的转让被认定为真实销售，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需要缴纳营业税。这样资产证券化融资的成本必然会大大地高于其它融资方式的成本，使得资产证券化在实质上难于推行。
根据税法，买卖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均需缴纳印花税。由于资产证券化交易涉及金额通常都十分巨大，即使以交易额的很小的比例来征收印花税，也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从而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
为了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的开展，在其初始阶段，国家可以考虑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印花税，以降低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
参考资料：
1. 余坚，资产证券化带来的会计确认问题探讨，会计研究，1998年第9期
一、我国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实际上是现行税制下可实现税收规模的逐步回归
（一）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速无法支撑高速增长的税收。
这几年来，我国税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因素对税收增收的影响是适当的，有限的，因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一直比较平缓，没有发生大的突发性变化。1998——2002年，我国的税收收入从8656.6亿元，上升到17003.8亿元，年均增长15.7％，而同期的GDP年均增长7.6％。按照一般经济发展水平，从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看，每当GDP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约0.8——1.2个百分点。如果税收弹性过大，则反映着经济发展的波动幅度较大。若经济效率比较低，效益比较差，税收弹性则低于1.反之，税收收入的弹性系数就要大于1.纵观我国近五年的税收收入弹性系数，每年都达到了富有弹性的水平，特别是从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弹性系数每年都超过了2.5，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增长2.5个百分点以上。这与我国近几年经济一直在通缩状态中运行的现实不相称。受经济通缩的制约，我国的经济运行质量没有明显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改善不快，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使由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相应的税收收入增长，但增长的幅度不可能如此悬殊。因此，如果仅从近几年经济发展提供的税源增量来看，一般来说无法支持税收收入这种增幅。
（二）税收政策、法规调整因素对增加税源的影响很小。
近几年我国的税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只是作了局部的修改、完善。具有直接的增加税源意义的税收政策就是从2000年开始恢复对个人储蓄利息税的征收，每年增收约250亿——300亿元，除此以外，大部分是减税政策。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企业的行业、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就业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屠宰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等。因此，税收政策、法律调整因素，除个别年度对税收收入影响可能比较大外，从整体上看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至于因财政体制调整带来的政策性增收，是我国税收不规范的典型形式。如所得税共享体制的建立，带来的所得税大幅增长等。但不管怎样，它只是起到了加快实现税收收入的作用，而提高税收收入的前提，必须是有可实现的税源。
（三）加强税收征管对提高税收收入增幅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对税源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分析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构成时，有人就把除经济、法律因素之外增长的税收，都归结为加强征管的结果，从而得出了税收增收部分的30％——40％都是由加强征管形成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年增收1000亿元的话，其中约300亿——400亿元是加强征管形成的。但不管征管因素在税收收入的增长中起多大的作用，它始终只是实现既有的税收，而无法创造新的税收。
（四）我国现行税制和现实经济条件下的可实现税源，是支持税收高幅增长的根本原因。
既然经济增幅不能作为支持税收增幅的充分理由，征管因素如果没有可实现税源作后盾就变得毫无意义，而由税收政策、法律调整带来的对税收收入增幅的影响也微乎几微，那么从根本上说，支撑着我国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就应当是我国应实现而未实现的税收收入规模，即超常增长部分。我国税务系统目前对税源的统计基本仅限于纳税人的申报情况，而对于申报以外的税源一般无从掌握。因此，我们很难估计我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偷逃及漏征税款的情况。但是，从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应当说还有相当大的税收空间。我国2002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只为16.6％，如果按照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的20％计算，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应达到20500亿元，但到2002年，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才17000亿元。这里尽管有我国比较重的非税负担对税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说是间接的，宏观税负是由税制决定的，非税负担只能增加纳税人总体负担而不能决定宏观税负的增加或减少。
因此，从应有的税收规模到现已实现的税收规模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税收收入应收缺口。由于这个缺口的存在，就为我国税收收入的非正常增长或超常增长提供了可能。因这种增长不涉及对税制的破坏，也不涉及对纳税人税负的加重，对纳税人而言，只是在现行税制下，缴纳了一部分本应缴纳而没有缴纳的税款而已，减少了一部分不当得利而已。由此可见，我国税收收入超常增长部分主要来自于税收应收未收的缺口，是我国税收应收规模实现的一部分。
二、现行的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主导着税收缺口的填补进程，使我国的税收收入得以持续稳定地超常增长
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税制、征管监督体系和其他经济管理制度的制约，对税收收入一直实行计划管理，即每年都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和上年的收入规模，按照一定的增长比例确定当年的税收收入任务。
各级税务机关则按照上级税务机关及当地政府确定的计划任务组织税收，而且把完成税收收入任务作为履行税收职能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现实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税收规模到底应该有多大，则不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由于税收计划管理制度是目前各级政府对税务部门进行领导、管理、考核的一种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对税务部门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愿意接受的方式，因此与计划经济时期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在适用，而且目前还没有改变的迹象。对此，作为税务部门来讲，必须要有长远考虑，特别是在当前安排税收计划时不完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必须留有余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年任务的完成或超额完成，从而达到各方满意的目的。也正因为这样，税务部门提出了要建立确保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税务部门的职能特点应当是被动的，也就是说税务部门只能执行税制，而不能决定税制；只能依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税源行使征收的权利，而不能决定或创造税源。但由于我国财政支出，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现象持续存在，税收收入持续高于经济发展正常所能提供的税收增幅就变得很自然了。
在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下，税务部门一般都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税收任务。即使由于特殊原因，年中出现追加税收任务的情况，一般也能照常完成，这使得税收计划管理制度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继续对税收实行计划管理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税务部门每年留有一定的收入余地的必要性、紧迫感。如此，只要税收计划管理体制一直存在下去，税务部门都会尽可能地留下税收缺口。至于每年填补的缺口有多大，则主要看政府对收入增长的要求及税务部门的预期愿望和可能性。如果政府要求高一点则税务部门压力就大一点，增长的比例可能就大一点，反之亦然。因此，在这种保持一定的税收缺口的前提下，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填补一点作为超常增长部分，客观上就维持了人为的持续快速高幅增长这样一个税收形势。
三、现实税收形势带来的隐忧
（一）高幅增长的表象掩盖了征管工作的矛盾和问题，也影响了税制改革的进程。
在一定的税制条件下，由于税收收入的高幅增长，给人们展示的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景象。特别是在根据正常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实现的税收收入基本实现或超额实现的情况下，征纳双方的矛盾又没有突出，一般很难对现行的税制和税收工作提出怀疑。人们一方面反映征管质量不高，有税不收现象比较普遍（越是税源充盈的地方，征管质量问题越突出），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大幅增长的税收形势带来的喜悦远远超过忧虑；一方面感到税制的落后、不科学、执法的不规范，另一方面又对税制改革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对现有税制稳定的局面可能被打破而难以痛下决心。
（二）非经济因素在组织税收收入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强化。
由于人们通过用行政手段下达税收收入任务的办法获得所需要的收入来得比较直接、简单、易行、有效，作为管理者或领导者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而不愿用费神又费力的预测来得到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收入规模。因为前者安全，后者有时尽管诱人但不确定，只是一个应收尽收的承诺或保证。如果按原来的收入盘子发生支出困难时，这可以发出增加一定规模税收收入任务的指令，要求税务部门必须完成。因此，行政手段在组织税收收入中的作用，还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但这却使得原来完全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严格法制化的税收收入，变成了随时可以变化的行政任务，变成了像弹簧或牛皮筋一样的任意伸延、压缩的弹性税收。
（三）不利于依法治税的全面推进。
在税收计划管理制度下，依法治税对税务部门自身来说变成了仅仅是程序方面的要求，而实体方面依法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的要求，就只能变成一种愿望或口号。依法治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保证所有纳税人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把公平、效率的税制原则体现到具体的税收执法活动中。由于受完成税收任务的限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除非对矛盾比较突出、社会各方特别关注的领域或案件介入外，一般不会给予太多的主动介入，把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查处变成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平衡器，形成了建立在执法不到位基础上的所谓的“良好”的征纳关系。一些地方甚至把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作为弥补税收任务完成困难的一种手段。
（四）提供了错误的税收能力信息，引发的矛盾可能影响到政府的运作、社会的稳定。
由于每年的税收收入增长幅度都比较大，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的指数比较，税收的收入弹性一直比较大，这种收入增幅惯性使人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在经济发展平稳的状态下，政府在安排当期的社会发展计划时，一般都会按照可参照的增幅下达税收任务，并按这个收入任务安排预算支出，确定社会发展项目和水平。但当税收缺口被逐年的超常增长填平时，矛盾马上就会突出出来，政府希望的收入目标无法实现，安排的支出无法兑现，已经形成的社会发展计划可能受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诱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对政府的信任度。
四、关于确保税收形势健康、稳定发展的设想
（一）用科学的经济税收观来指导税收工作。
税收收入的规模、水平，在税制和征管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税源。经济发展形势如何，是税收形势好坏的基础。没有好的经济形势，不可能有好的税收形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税收形势健康、稳定与否，关键是看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如果一致，那么税收的多或少，反映的就是我国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形势，就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在指导税收工作时，不能人为地靠行政管理的办法确定税收收入的多少、收入任务完成的进度，否则是非常有害的。
（二）建立科学的征管质量监管体系。
税收计划管理体制应尽快取消，代之以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质量监督管理体制。上级税务机关特别是各地政府对税务部门税收职能履行情况的监督，主要是税务机关税收征管质量，而不是税收收入的多少。这里的关键是征管质量指标的确定问题。检查征缴率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征缴率的要素构成必须科学，不能简单地按照申报情况确定，而必须根据对税源的科学预测和严格的质量检查体系来确定。同时，必须建立一个确保征管质量监管制度落实的组织系统，这个系统应当是自上而下，不受其他因素干预的。
（三）坚持依法治税，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对于经济活动创造的税源，只有通过严格的依法治税，才能使其成为国家的税收收入。否则，尽管经济发展了，税源增加了，但国家的税收收入不一定增加。组织税收事实上是一种严格的行政执法活动，税务部门必须在严肃的法制层面上来履行职能。只要是国家的税源，又完全在现有征管水平监控范围之内，税务部门就必须依法履行征收的职责，否则就是失职、渎职。我国《刑法》中对于税务人员不履行税收职能的行为，达到规定标准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对于严格依法治税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依法治税，我们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并确保其执行，使依法治税逐步成为税务系统和税务干部一种自身内在的要求。
经济形势预期仍然悲观
作为强顺周期行业，银行业借助制度优势获得增长基础，在实体经济持续承压形势下，将不可避免遭遇发展障碍，实体经济与银行业间依然具有较强正反馈效应，在相当长时期难被弱化。2015年国内6.7%的GDP增长率创下历史新低后，上至IMF下到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悲观，尤其是2015年波澜壮阔的股市行情并未对实体经济改革及调整产生拉动效应，虽然微观层面确实有国有企业依靠股市投资获取的收益超过主营业务收益，但这并非股市改革与行情启动的初衷。反而是大起大落的股市过山车，增添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复杂与难度，试错的后果之一是成为了经济运行的扰动项，甚至成为重要的风险源，在正反馈效应下，风险从金融层面到实体经济被传导和放大，并在情感层面伤害和削弱了经济参与者的热情与信心。
2016年以来，从宏中微观层面的最大感受是金融性风险“推陈出新”并累积，系统性风险形成的概率增大，实体经济依然增长难度重重，发展信心持续走低。虽然2016年一季度超预期地完成了6.7%的GDP统计，同时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投资指标的数据也超过预期，但这无法构成经济回升的足够基础，反而是经济及金融运行中的“杠杆”再一次护航了GDP目标实现。2016一季度银行业放贷4.67万亿元，同比多增9301亿元， 占2015银行业全年新增贷款额（11.2万亿元）的41.7%，新增额创历史新高。2016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也同比扩大，增量为6.5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3万亿元。虽然去杠杆、调结构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共识与指导思想，但真实经济运行中的杠杆依然在被添加。杠杆主要依靠银行业放贷实现，在“资产荒”下，新增杠杆中的潜在风险极易被坐实，毕竟当前银行业寒冬中已经形成的不良很大程度上与近年来的加杠杆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关。2016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行情再次显示资金“脱实入虚”的趋势有增无减，如此之下，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难度再被加大，经济增长需要克服的已存及潜在风险更加严峻。“脱实入虚”下，资金在金融层面空转，资产价值重估或将断崖式挤压泡沫，系统性风险则将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只有切实的“中国制造”及“万众创新”才能将实体经济重新拉回稳健并成长性增长路径，目前来看，最快的实体经济快速恢复至少在2018年后。
银行业内心态出现迷茫
面对市场化改革十多年以来首次遭遇的寒冬形势，银行业普遍缺乏战略性应对之策，相比三四年前战略频出、口号颇多、快马扬鞭、大干快上式的自信姿态，现在的银行业更多显露出路在何方的迷茫。2004年后，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快速搭建，借助实体经济高速发展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增长，在顺风顺水激流勇进中，银行业在战略探索方面颇有成果，如特色化票据业务优势战略、依托零售布局获取低成本负债优势战略、事业部制改革集中客户开发优势战略等，多家银行借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优势，并获得了丰厚业绩回报，此阶段中国银行业普遍充满战略自信与创新自信。面对激烈市场环境，银行业继续谋求战略更新与转型，希冀保持竞争优势。但2014年后，随着实体经济下行周期来临，银行业战略创新与转型势头迅速滞缓，甚至原有特色发展模式经风险调整后相比传统银行并无优势。潮水退去，面对目前发展困境，鲜有有效的战略转型思路及方向被提出，战略转型方面似乎“万马齐喑”。
战略转型找不到坚实方向，发展模式发不出深刻声音，银行业在下行周期心态出现迷茫，进而影响运行效率。在高速发展期，风险往往被业绩掩盖，风险容忍度也更高，但在业绩增速不复往昔形势下，风险凸显且容忍度迅速降低。原有的业务准入门槛和风险把控尺度，在新形势下难与内含风险普遍增强的业务匹配，而外部监管及内部评审出于谨慎考虑反而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控制，从而出现业务与准入的更大错配。由于对新形势下各业务风险情况的迷茫和难以把握，银行业无法对现有的风险管理政策及具体准入原则作出针对性调整，造成的局面是要么风险转向极度厌恶而纠结于“资产荒”，要么大胆拥抱风险扩张布局去“抄底”，但后者将蕴含更多道德风险，无论是机构自身还是身处其中的银行从业者，毕竟高风险容忍度将在眼前带来更多业务机会，更多业务机会则直接变现为眼前的高额业绩激励。
公司治理正在面对挑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我国企业改革的重要目标，相对其他行业，银行业由于涉及利益方众、外部性强且受历史及制度因素等影响，公司治理完善之路更为复杂和困难。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现代化改革发展进程中，整体公司治理结构在不断完善，尤其是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监管要求下，国内银行业不断谋求公司治理优化。虽然完善的公司治理标准较多，基于不同的评价考量会有不同的标准组合，在不同时期标准也各有侧重，如董事会改选后谋求对高级管理层更多影响力或高级管理层谋求绕过董事会等情况下，公司治理中是否建立了有效制衡关系标准将会凸显。一般地，良好的银行业公司治理应该具备内部有效的制衡关系、完善的内部控制、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当前银行业寒冬下，银行业公司治理在多个层面正在经历挑战。
银行业寒冬之下，原有业务风险集中暴露，问题资产不断增加，“回头看”原有业务办理中的不合规甚至不合法流程正在被审核及清理，相关责任人的道德风险也将同步被起底。虽然风险暴露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下行造成的债务人偿还能力受限等外部因素影响，但公司治理不完善，尤其是部分节点的制衡关系失效、内部控制不力、监督考核机制不合理等在相当大程度上注入了风险。监管机构从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角度，不断加强对银行业风险案件防控的指示并提高要求，银行业从切实较少损失及维护声誉层面也在开展对过往业务的复核审计。以风险案件防控作为切入点，逆向反思和检视银行业公司治理水平及存在的问题，或是一个很好的思路。2016年以来，仅银行业票据买入返售业务即曝出两起重大风险事件，涉及金额分别为39亿元和7.86亿元，两起案件暴露出严重的操作风险进而内控缺陷。此外，随着债权违约的不断增加，银行业采用诉讼方式解决债权纠纷的比例将显著提升，在诉讼过程中，银行业是否保证了所涉及业务的合法、合规，是否切实不存在道德或操作风险，将更多被重新审视、辩论和反思，而这些方面直接对应银行业公司治理水平。此外，银行业员工在行业下行期正在更多地出现心态“迷茫”，此时如果内部组织结构及业务流程体系出现持续变动而短期内无法捋顺，则银行整体运行效率将会下降，而这也需要公司治理层面的关注和应对。
扭转颓势是否具有蹊径
银行业寒冬来了，何时能度过这段“苦日子”迎来春天，是一直萦绕在银行人头上的难题。寒冬之下，各项之前快速发展业绩掩盖下的风险逐步、深入暴露，原有的债权保障措施面临整体性打折甚至失灵风险，寒冬期的日子还会更加难熬。银行业相比绝大多类其他行业，依靠制度优势获取高杠杆经营状态下的低水平程度的盈利，毛利率及净利率水平远低于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依靠大体量的资产获取收益。不同于“船小好调头”的多类其他行业，银行业经营更多呈现“大船”状态，灵活性相对差，更多依赖实体经济这座大桥，实现“到桥头自然直”。在实体经济中制造业部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化解、可持续增长潜力无法有效挖掘和释放，长期经济呈现L型乃至偏下行走势情况下，银行业运营将持续面临压力，一方面体现在不断累积的存量不良难被化解，另一方面则是新开展业务盈利水平萎缩。作为金融细分行业中外部性最强、风险容忍度最低行业，银行业必须保持“稳定”，因而单纯从经营角度，银行业也不宜从“经济不行，金融行”的资金“脱实向虚”形成的蛋糕中过分切割。而其他金融参与行业，如为数众多的互联网金融实体，则可从哪怕空转的资金流中尽力分割。总之，银行业不能依靠资金空转盈利对冲传统业务风险，何况在不断加杠杆的信贷更多投向传统行业，量化宽松也将无益银行业真实盈利能力的增强和“冬去春来”。为实现增长，银行业不断开展金融创新，拓宽盈利来源，并以此应对日益激烈的内外部竞争，包括直接融资发展及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业态的冲击。在业务创新层面，借助2014年以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大量基于此的业务快速增长，如围绕与资本市场相关的资产并购重组，各银行创新动力显著增强，也在此类业务中获得了较好收益，尤其是这种收益具有高倍数回报的特点，对ROE提高贡献较传统业务大得多。但一方面，2015年股市过山车后趋于平稳，未来走向趋势难判，外部监管更为严格，使得资本市场业务开展的难度及风险水平有所提升；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业务作为银行业创新的着力点，对创新业务的评价应更加审慎。从金融创新角度，只有风险收益比确实降低的创新才是“好创新”，换句话说，应以同等收益水平下风险降低，或同等风险水平下收益明显提升为判断“创新”的标准，如美国金融机构发明的次级贷款推出之时被认为是重要的金融创新产品，但其内含的风险在同等收益水平下并没有充分降低，甚至在后期风险水平显著攀升，从此角度，国内某些债权转让业务高收益的背后似乎风险增加更多，不应算作“金融创新”。总之，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业务虽是现阶段银行业重要的盈利来源，但受资产价值变动、资金面松紧等事项影响重大，风险变动亦更为复杂，银行业稳健发展仍需谨慎把握此类业务。
在公布的上市银行年报中，代销业务成为重要亮点，各银行合计代销业务收入超过1000亿元，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代销业务手续费收入增幅均超过100%，银行业代销业务或迎来爆发期。银行依靠自身客户基础及渠道优势，在市场上投资理财产品大幅增加态势下，获得了较多手续费收入，此部分作为中间业务收入虽然风险较低，但也仍是以银行声誉背书。未来时期内，银行代销渠道价值依然可观。在银行业寒冬期，努力拓展低风险盈利来源十分重要，更好的交易服务流程设计和操作风险防控也十分关键。对于银行业，虽然中间业务收入是重要的盈利构成，是应大力拓展的业务方向，但对净息差水平的管理依然十分关键和重要，净息差持续收窄将造成盈利能力的严重下滑。换句话说，外部及银行业内部都有必要维持必要的净息差水平，以应对风险和维持稳定。当然，对净息差的观点也不应戴着有色眼镜批判，将其作为银行业“不劳而获”的论据，目前国内净息差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基本持平。综合来看，扭转银行业寒冬态势目前可能尚无业务蹊径。
银行人是否要守望春天
寒冬之下，深处其中的银行人感触最为直接和真实，从2015年开始，“降薪潮”即涉及绝大多数银行，银行人离职越来越多，甚至有“排队辞职”的说法流行，2015年报披露的银行业薪酬数据则印证了降薪的广度和深度。银行业薄利时代到来，净利润严重下滑，职工“勒紧腰带过日子”也是正常，毕竟蛋糕在变小。一方面，盈利能力下滑造成用于职工薪酬的支出缩水；另一方面，银行业激烈竞争下，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早已荡然无存，绩效及激励成为主要薪金构成，在缺乏足够优质业务形势下，收入下滑也是必然。因而，从行业发展及激励机制来看，下行期的行业从业者收入波动、下滑是“正常”市场行为，是现阶段银行业的客观事实，对于仍然身处其中以及准备进入的从业者来说，都不存在差别。
行业处于下行期、公司治理遭遇考验、短期扭转颓势无望，尤其是收入水平大幅降低，银行人选择离开也是理性市场行为，任何其他行业均是如此，甚至其他行业人员受周期性低谷影响的离职率更高。只不过传统观念认为的“高收入行业”人群的离职，更易被作为人们的谈资，因为这种“落差”更大。实际上，银行业内一直竞争激烈，尤其是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更多的金融行业将加入到与银行业竞争中，虽然短期制度性安排不会有所改变，但并不妨碍市场化竞争不断加剧带给从业者的压力，有一线银行员工表示收入锐减之下工作任务反而更重，“全靠责任感在死撑”，而更多思想及心理层面的焦虑在银行业从业者中普遍存在并有加重趋势。
摘要：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1993）在反映一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上存在不足，本文将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分析为出发点，系统思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进及运行过程，以求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成果，从而有利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对比，找出能够真实反映不同经济体在其所处的经济水平下其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生活水平；赶超成本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02
一、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过程与规律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开展国民经济核算所遵循的方法制度及其成果所构成的统计信息系统，它为国民经济核算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核算模式，制定了统一的分类标准，综合利用统计、会计和其他核算方法，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起源于SNA，该账户体系是在系统总结和继承之前国民收入估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最新版本是1993年由联合国公布的。此后，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在不断向前深化，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照其核心指标GDP所考虑的经济活动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传统GDP、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GDP三个阶段。
1.传统GDP与绿色GDP概述
传统GDP核算的主要理论成果可以被划分为两大体系，即：SNA和MPS，SNA是目前国际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MPS（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System）是由前苏联提出并推广的，简称物质平衡表体系。两大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第二，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第三，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绿色GDP，即EDP（Environmentally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的基础上，从GDP值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所得到的计算结果。目前国际上几个重要的核算体系主要包括《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SERIEE）、《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NAMEA）等。
2.可持续发展GDP概述
可持续发展GDP又称广义绿色GDP，其核算范围要远远大于绿色GDP的核算范围，可持续发展核算除了要包含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资源环境成本之外，还要包括社会成本，从而综合反映以经济发展为支撑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该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 年开发的人文发展指标（HDI），经济学家Daly和Cobb提出并不断进行完善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以及联合国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数（GPI）等。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做减法”，即从传统GDP到绿色GDP是从GDP中减掉资源环境成本；从绿色GDP到可持续发展GDP是从EDP中再减去各种性质的社会成本。其原因在于不同核算阶段所关注的核算对象的范围不同，传统GDP关注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绿色GDP关注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而可持续发展GDP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各种相互关系。
二、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
可持续发展GDP核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或意义深远的问题上，目前该领域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国民素质、贫困、腐败、收入分配、安全事故、犯罪等社会性费用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长期以来，各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很难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民经济核算很难准确反映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1.收入因素与成本因素
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一般包括两大类，即：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般只考虑收入因素对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影响，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成本因素。所谓成本因素，主要是指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特定支出类因素。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设有两个家庭A和B，每个家庭都有三位成员，即爸爸、妈妈和孩子，两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其中A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B家庭年收入为15万元（视为长久性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看，A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于B家庭，高出的幅度大约为50%。但是以下几种情况却给出了我们怀疑的理由：
情况一：假如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在读大学并且自费，A家庭的孩子在国外而B家庭的孩子在国内，由于留学费用要远比国内学费高得多，所以A家庭的生活水平可能在短期内会下降很多。
情况二：假如两个家庭持有不同的风险观念，A家庭是典型的风险规避型，因此买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保险；而B家庭则是风险偏好型的，对待风险的方法是风险留存，因此相对于A家庭来说B家庭节省出了大量的保费用于当期消费。
情况三：A家庭的运气很差，他们在一次外出时不幸出了意外事故，需要支付大量的医药费；而B家庭则平安无事。
情况四：A家庭虽然收入较高但是嗜赌成性；B家庭则安分守己，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以上几种情况足以说明成本因素对于生活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认为，现实生活中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除了收入外还应该考虑成本因素，成本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赶超类成本、防御性开支、偶然性支出和不良生活习惯支出。
上面例子中所描述的“情况一”就属于赶超类成本，它是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例如受教育或接受在职培训等。事实上，这一类成本因素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是成本类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本文在下面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情况二”属于防御性开支，是指为了规避未来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损失而在当期必须支付的成本，例如购买保险等。“情况三”属于偶然性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灾害和自然灾害两类，例如地震、水灾、劳动事故、犯罪等。“情况四”属于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除了赌博外，该类成本还包括吸毒、浪费等。
2.赶超类成本的进一步研究
赶超类成本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赶超类成本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根据其性质不同主要分为三类，即：实物类、虚拟类和心理类。
（1）实物类赶超成本。该类成本的支出形式为具体的实物，例如某人为了在将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而进行创业，为此需要购置的机器设备厂房等都属于实物类的赶超成本。
（2）虚拟类赶超成本。在形式上不体现为实物，例如一位到城市打工的民工，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参加业余电脑技能培训，这一行为影响到的他当期生活水平，但却提升了他的劳动能力和个人素质。
（3）心理类赶超。该类成本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赶超类支出，主要指既未产生实物资产又没有提升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是由于心理压力等原因所造成各类“支付”。
目前的可持续发展核算指标体系在反映生活水平问题时一般都未考虑赶超类成本，如HDI只考虑收入因素、ISEW只考虑了防御性支出、GPI只考虑偶然性因素等。原因主要在于赶超类成本具有广泛性，核算难度较大，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说，使用账户式的核算方法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核算并不经济，因此需要找出一套既可以合理估算赶超成本又能够有效控制核算成本的有效方法，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赶超成本模型正式基于这一问题提出的。
三、赶超成本模型的理论研究
1.模型的基本假设
以两国模型为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造成两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认识到这种差距后，落后的一国便会产生赶超先进国家的客观意愿和要求，进而将其付诸行动，但是赶超的过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部分成本来自于落后国家的各期GDP，因为这部分产出以投资、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等形式被消耗掉而无法用于居民的现期消费，所以国民经济核算在考虑居民生活水平时，应将这部分成本从GDP中扣除。
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
（1）两国国民生活水平或者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取决于两国的科技或生产力发展水平。
（2）落后一国的国民有加快发展本国经济以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动力。
2.模型的构建
（1）前提假设
为了简化最初的模型设计，有必要在基本假设下进一步提出以下四条前提假设：
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风险中性的，从而折现率r使用无风险利率。
②加班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重较小，可以忽略。
③赶超成本连续投入，逐年递增，并保持与GDP的预期增长率相一致。
④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准确的评估，即关于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信息完全，从而赶超年限可以准确估计。
（2）估算方法
本模型的估算方法采用现金流折现法，即：以各年的赶超成本作为当年的现金流量，以当期时点为折现点，将各年预期的赶超成本折现。借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效市场”的概念，本文认为这一折现值应该等于以目标国家劳动生产率（集中反映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评价指标的赶超国家与目标国家当期的经济增长差距值，也就是说，赶超国家为了能够达到目标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各期支付的赶超成本应该等于以期望将来达到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当期进行生产所能达到的潜在的生产价值减去当期实际的生产价值的差值。其中，所谓的赶超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一国，所谓的目标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的一国。
（3）四个基本变量
①赶超成本（overtaking cost）：一国试图从科学技术、生产条件、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社会制度、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达到或接近更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②赶超年限：赶超国家用于追赶目标国家所预期需要的期限。
③折现率：即无风险利率。这里之所以使用无风险的折现率在于前提假设1中设定各国为风险中性的国家。
④发展增加值（development value）：是指以先进国家的生产效率核算出的本国潜在国民收入减去本国目前生产效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差值。此处的发展增加值与前文中所提到的各年预期赶超成本折现值是同一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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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征管；信息不对称；税收流失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调控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征税构成了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侵犯，因此偷逃税款是纳税人本质的、天然的心理动机。据资料显示，2004年度我国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在4000亿元左右，2005年我国总体流失在3200亿元至4300亿元之间，约占应纳税款的30％以上。信息不对称对我国税收征管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完美的税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税收流失的发生，一些对治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各项举措的研究和探索也仅仅是立足于把税收流失的规模控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围之内，尽管合理的税收流失规模范围究竟应为多少，目前在理论界尚无定论，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税收流失规模无疑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一合理范围。
一、对资源配置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是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现象对经济体系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流动和组合的危害。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于纳税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向偷逃税的纳税人所支付的“财政补贴”。这种“财政补贴”的存在，使同类企业或同类产品的税收成本不同，从而引起市场失真，错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同时，还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那些守法纳税的经营看要么转而改行，要么被挤出市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市场效应。从税收与商品的价格关系看，由于税收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些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流失，就会使这些商品在市场竞争中与依法纳税的同类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或者在同样价格条件下赚取更多利润，从而使得对该商品的需求扩大，或者吸引更多的资源投人到该商品的生产经营中来。
另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还表现在它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虚耗。纳税人为了利用各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漏洞，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各种偷逃避税方案，有的还花费大量钱财聘请专业顾问，或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进行无谓的调整。而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发生，减少偷逃税，不得不额外增加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更多的税收征管人员和稽核人员，导致税收征管成本增加。最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会造成各种财务、会计信息的扭曲，从而危害人们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而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资源配置中最大的失误。
二、对国家宏观调控功能的危害
首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可能会危害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中获得更多利润的地下经济活动“繁荣”起来。一方面，由于地下经济能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积聚更多的财力物力再投入到地下经济活动之中，通过本身的繁殖增长起来，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活动的高收益、高回报会吸引公开经济中一些资源的流入。而地下经济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其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指标都没有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中，这样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对包含公开经济与地下经济两部分的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观察到的公开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地下经济的危害。除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外，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会对其他各项经济统计指标造成扭曲。
其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重要依据的有关货币供求的各项指标，也可能会由于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而受到危害，产生扭曲。例如，由于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严重、利润比较丰厚的经济活动，要维持这些活动相应地需要吸纳相当一部分货币，如果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供应量时只考虑到公开经济的货币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就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从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是多发了货币，但如果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则这种过大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活动的需要相适应的。再如，现金被誉为地下经济的天使，为了偷逃税和逃避其他监管，地下经济活动大多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这样，随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日益严重、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流通中现金的需要也会增加。以上这些都会危害到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现金需求量、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
三、对收入分配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一方面导致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导致了守法纳税者的心理失衡和追随效仿，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恶性循环。首先，部分纳税人通过偷税或避税等手法使实税负水平大大低于同行业的其它纳税人，本来纳税人作为税收的负担者，其实际税收负担应该是与其生产、经营、收入情况用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逃避了纳税的义务和负担，而国家总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却并未因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而有所减少，因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税收任务就势必转嫁到那些依法纳税的纳税人身上，从而加重了守法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使实际税收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收入，为了获得既定的税收数额，政府不得不提高法定税率水平．或扩大征税范围，开征新税等，以保证财政支出的需要。从而使依法纳税者反而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外，如果依法纳税者看到各种税收违法行为未得到应有惩罚的话，必将严重挫伤其纳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甚至使其也加入到偷逃税的行列中来。在税负不公和过重时，纳税人认为花更多的钱，采取更复杂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风险来逃税是值得的，由此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收入减少(分配不公)――税率提高或开征新税――分配更加不公――更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其结果必然是激化了公众对税收制度的抵抗心理，加剧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参考文献：
[1]谭庆关，赵黎明.信息不对称下税收征管的多重博弈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5，4：13-15.
【关键词】 高职高专； 能力培养； 会计； 实践教学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经济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经济进入新的时代，会计也需要与时俱进。但是，传统的会计教育侧重于会计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对会计人员能力的培养，导致会计人员在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中难以发挥其作用。这就要求会计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企业对会计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会计专业理论知识，而且需要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和运用信息技术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除了优化会计专业理论课相关的教学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强会计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高职高专会计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目前，虽然我国大多数高职高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已开始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构建一个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尤为迫切。
一、高职高专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所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传统，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近几年来，会计新业务不断涌现，我国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使得某些已经过时的内容，仍然出现在教材中，没有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骤。教学内容严重滞后，学校教学与会计工作岗位实务严重脱节。高职高专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所开课程有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审计学等，这些课程的专业性很强，教师往往在课堂上按每章节灌输给学生，造成理论知识广泛、抽象，学生不容易消化，最终只学到书本上理论的概念性问题。结果是即使一些平时优秀的学生，一旦就业进入工作岗位也不能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二）重理论教学，不利于学生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
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会计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会计学科教学改革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目标。因此，在会计教学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而且要培养学生应用会计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会计实践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组织和完善会计实践教学工作。由于目前我国许多高职高专对会计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传统的理论型教学模式还占有主导地位，在会计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仍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会计实践教学的课时比重不超过30%。这种格局与会计学科的特点不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教学计划下培养的人才，很难达到会计专业应用技能的培养要求。
（三）实践教学手段欠缺，不利于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
作为高职高专会计专业实践教学，教学采用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校内实践教学。这种实践教学主要是会计基本技能实践，通过《会计电算化》、《会计模拟实践》等课程来完成，都是随堂做习题阶段性训练安排，并不是真正的做实践。虽然有手工也有电算化，但都是先进行手工操作，再进行电脑操作，有时由于学生多，实践课时少，往往只能两者选其一，使手工操作和电脑操作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且学生做的实训多数只进行工业企业会计项目实训，而其他行业会计项目实训很少或没有。第二是校外实践教学。这种实践教学主要是校企合作，与一些企业、会计事务所等签约实习实训协议，但是由于会计有其工作的特殊性及其提供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为了防止会计信息的走失，严守商业秘密，本单位人员未经授权不允许接触，更别提让外来人员来翻阅甚至处理，这就造成会计实践教学的难度。
（四）专业教师实践教学经验不足，不利于学生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大部分高职高专缺乏专门的会计实践教学教师队伍，专业教师既负担会计理论教学任务，又负担会计实践教学任务。由于高职高专会计教师大部分直接来自于高校毕业生，没有参加过会计工作的实践，一般缺乏一定的企业实践和社会实践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很多高职高专也没有把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纳入教学管理计划或形成制度，在时间上、组织上和经费上都没有相应的安排和保证，不可避免地出现教师脱离实践的现象。由于他们缺乏操作真实经济活动的经历，使得教师在实践教学上缺少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列举实例的能力，对会计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会计领域的深刻影响把握不够，从而严重影响实践教学质量。
二、基于能力培养的会计实践环节改革措施
（一）转变观念，构建适合高职高专发展的会计专业课程体系
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适应会计人才的培养要求，必须转变观念、重组课程结构，构建新的会计专业课程体系。根据对社会、企业、专业和学生的调查了解情况，应将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所有课程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重组，形成新的课程教学体系，并确定新课程教学体系的实施方案。第一是理论课程体系设置。理论课程体系应符合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目前社会对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知识结构及能力培养的要求，应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适度和够用，对原有的部分课程进行适当的综合和整合，随着会计改革的深化及会计发展的日益完善，对有些课程进行内容更新，为学生以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按照专业设计方案，建立以体现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符合培养目标和基本教学规律的理论课程体系。第二是实践课程体系设置。实践课程体系与结构，是在研究社会对会计人才实际需求状况的基础上建立的，应能符合学生毕业的实际应用和就业需要。实践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关键环节。比如：建立会计实验室、建立整套的财务软件及财务处理程序、建立模拟财务科，同时配备应有的财务办公用品和张贴有关财务业务流程图和岗位职责要求等等。让学生对自己以后的职业有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也能够为以后的专业课打下基础。
（二）建立“单项技能训练与分岗综合实训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实践相结合”具有特色的会计实践教学新体系
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脱离了实践其理论是抽象和难以理解的。会计人员只有在掌握专业知识基础上，才能提高适应复杂多变的会计环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在会计实践中通过不断训练逐步积累起来的。所以说会计教学是一门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将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边讲边练，及时让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去处理具体问题，以此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技能，以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加深对理论理解的效果，真正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如何让在校学生虽没有实践工作的经验，但却拥有实践经验？我们采用“单项技能训练与分岗综合实训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新体系。此实践教学体系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会计单项技能训练。根据培训计划将会计单项技能分散到会计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实际中，如表1：
第二阶段：会计分岗综合实训技能。采用“会计分岗综合实训”方式是会计实训教学的创新，它弥补了目前我国会计教学以会计理论为主线，单科会计专业课程讲授为主，从而与企业实际财务工作操作流程相脱节的现实。
第一步，分岗模拟综合实训。学生在会计模拟实验室实训。按目前企业中财务科的设置，将学生进行分岗，并按岗位设置职能，按职能安排实训流程，学生模拟企业中会计人员的人事安排和实务传递，更接近与财务的实际操作，主要培养学生会计岗位职业能力。
第二步，分岗实岗综合训练。学生到校外实训基地实训。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流程，企业各个部门（生产、供应、销售等）与财务工作的相互联系与协作，真正感受会计实岗的财务工作流程和财务技能，如表2。
（三）与时俱进、创新实现社会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是高职高专的基本定位。从会计专业教学领域讲，加强市场人才需求调研，调整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更新教学内容，以“双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和助理会计师技术资格证）培养目标与人才市场需求标准的零距离对接。培养与造就会计专业学生的生存、发展、创新等关键能力。创新“会计单项技能”和“会计分岗综合实训”会计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即在现有会计专业内部的实践场所基础上，创新两个平台，一是建立分项、综合实验室，二是建立校企协作、校企联办的实验教学基地，有效设计与安排会计实践教学实践，利用会计职业岗位进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
（四）加强会计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注重专业教师实践性教学能力的培养
教师是进行会计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参与者，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前提和保证。而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高职高专会计专业教师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任教的，实践能力较为薄弱，影响了教学效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考虑解决：一方面，建立教师实践基地。通过建立教师实践基地，让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改变若干年来会计教学落后于实践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及时给予学生最新的知识与信息，使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教师不断参加实践活动，经常到企业会计工作一线，了解、掌握会计实务工作流程、会计业务处理方法、技巧等，并随着会计事务工作的发展而不断充实自己的实践知识，这样才能将会计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学校应鼓励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参加各种高层次的职业资格考试，如会计师技术资格、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资格考试。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对会计专业教学实践环节的不断完善，才能突出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培养出的会计专业毕业生才会具有过硬的业务水平、娴熟的财会实务操作技能，使毕业与就业零过渡的目标尽快实现。
【参考文献】
［1］ 周萍.高职高专会计专业课程设置优化讨论［J］.科教文汇，2007（12）：22-23.
［2］ 刘秋月.高职院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6（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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