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3 15:44:28
导语：在近期的经济形势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宏观经济;金融危机;发展态势;投资机会
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经济体之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地，其经济也是全球经济走出本轮衰退周期的关键。通过对近期经济数据和部分先行指标的比较，美国、欧元区和英国以及日本在内的主要工业国目前已处于底部。7月份起，全球制造业PMI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后首次回升到景气区间。[1]美国经济率先见底复苏，但近期内呈现出“L”型走势，主要工业国家也将在下半年走出衰退，呈现阶段性复苏。
一、美国经济衰退见底，全球经济处于周期运行底部
2009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季度环比降幅折合年率收窄至1%，居民消费、制造业、房地产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同时出现企稳信号，表明美国经济衰退已经进入尾声，美国经济企稳趋势在明显增强。
(一)消费者信心和消费触底回升，但居民收入难以支撑经济快速回复
首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消费者信心指数由2009年7月的47.4上升至54.1。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连续5个月反弹至6月69，后因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者信心7月、8月连续下跌后至65.7，影响消费者信心的主要原因是高失业率和工作难找，两数据的差异显示消费者信心仍处于谨慎恢复期。 其次，虽然权重占GDP三分之二以上的个人消费呈现异常疲软，由一季度增长0.6%转为下滑1.2%，消费不振来源于居民支出的减少，二季度美国居民储蓄率为5.2%，比前一季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美国6、7月份的商业销售额上升1.1%、0.1%，商业库存环比下降1.4%、1.0%，该数据显示居民消费有回暖的迹象。第三，个人收入4、5月份环比反弹0.5%、1.4%，美国6月份个人收入下滑1.3%，创下2005年1月以来最大降幅，收入下滑引人担忧:消费支出的增长可能无法强劲到能够推动美国快速走出经济衰退(见图1)。
就业市场下滑速度明显趋缓。美国2009年8月就业人口减少幅度降至2008年来最小，但失业率跳增至26年高位9.7%，这主要由于自愿失业人数的回归造成美国劳动力总量的上升以及失业人口的增加。美国就业情况一直处于不断改善进程中，剔除自愿失业人数数据，8月份失业率上升的幅度并不明显，从9.60%到9.61%，且8月份美国就业岗位下滑并不严重。可以认为美国09年底之前就业有望达到增减平衡，失业率将在2010年第一季触顶，2010年上半年将实现就业人口正增长。
(二)房地产市场触底迹象明显
2007年夏季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危机，房贷违约率大幅上升导致美国各银行出现巨大亏损，增加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压力。因此，房地产的稳定和复苏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2]
一季度房地产市场触底，二季度以后进入回升期间。2009年4月份，新屋和成屋销售环比分别上涨0.3%和2.9%，新房销售近期初步企稳。新屋开工中的重要指标3、4、5月独户房屋开工上涨1.1%、3.3%、7.5%，创2008年12月以来新高。全美20大城市平均房价下跌速度趋稳，美国全国房价指数一季度年率跌幅19.1%，二季度则缩至14.9%，且房价环比上升2.9%，为三年来首见，房价跌势不再出现直线式下滑。美国人购房能力有所提高，4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环比增加6.7%至90.3，意味着未来数月住房销售可望继续回稳。
但是，尽管2009年初以来美国房屋销售价格、建筑开支以及房屋销售止住了去年年中开始的迅速下滑态势(单房销售价格2009年初较2006年中回落25%)，但对比住房空置率和房地产库存总量，当前水平仍然是1992年以来的历史高位。近期国债利率的攀升导致按揭利率显著上扬，已从一季度不到5%快速上升至5.5%，增加了居民的购房成本。截至7月，美国消费信贷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房贷违约率和止赎房的持续增长将于短期内继续为美国住房市场构成压力。房屋库存量与居民消费的去杠杆化以及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将形成长期合理制约房地产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拉动(见图2)。
美国建筑商协会9月份住房市场销售信心指数连续三个月升至一年多来最高水平19，这是该指数今年以来第六次上升，尽管低于乐观预期和悲观预期的强弱分界线，但房地产市场正在缓慢复苏趋势明显。由于房价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大幅下滑、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处于相对低位以及美国政府对初次购房人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住房购买力指数(HAI)指数处于历史高位。总体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稳定迹象明显。
(三)制造业调整步入尾声，工业产值仍在探底过程
从制造业整体看，在2009年一、二季度企业商品库存的大规模消减之后，经济企稳后企业再库存化将对制造业起到推动作用。从美国制造业ISM的分项数据来看，5月份新订单指数已经超过50，存货调整加速进行，除就业外的其它指数均有所上升。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首次回到景气区间52.9，非制造业指数攀升至48.4，创造了11个月以来新高。
2007年12月以来的18个月当中，美国工业产值连续17个月下降，下降幅度为-14.6%。5、6、7月工业产值同比跌幅超过13%，连创1946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美国工业领域的产出降至1998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受到汽车行业产值大幅攀升的推动，美国7、8月工业产值环比增长0.5%、0.8%，是该数字自2007年12月美国陷入经济衰退以来的第二次上涨，是美国经济状况好转的又一信号(见图3)。
(四)金融系统处于企稳恢复反弹阶段
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银行因自身原因放贷能力和意愿低下，放贷意愿一直到2008年12月才达到底部。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大规模注资和资产购买计划的刺激下，金融机构信用状况得以改善，放贷意愿增强，银行压力测试稳定市场预期，投资者担忧情绪逐步消退，放贷意愿与各类贷款需求都处于底部企稳并有所恢复的阶段。随着市场信心的逐步恢复和救市举措的生效，大规模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显著降低。但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信贷增速的改变落后于放贷意愿变化，一系列经济复苏活动将被延缓。相对于放贷意愿，私人部门的信贷需求仍在萎缩，美国经济以居民消费部门为核心的“去杠杆化”长期趋势和储蓄率的持续攀升将从需求方面降低时机贷款增速，并降低经济通过再杠杆化进行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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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低利率环境还将维持，经济刺激计划不会收缩
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如美国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的公布、公私投资计划细节的披露、英国的资产保护计划、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拟定的1万亿美元协同经济刺激计划 等都有助于市场信心的恢复。
流动性增加对经济恢复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当前的经济稳定复苏很大程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放松，流动性的增加，目前主要经济体利率均已降至历史低点。其中，美联储对世界经济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各国央行跟随美联储降息，目前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基准利率由2008年下半年的2%、4%、0.5%、4.14%分别调低至0-0.25%、1%、0.1%和2.25%，自2008年底以来表现为全球流动性释放，有效缓解了信贷市场压力。在降息同时，各央行还采取购买资产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手段，缓解金融体系信贷流动压力。经济复苏阶段，流动性寻找载体，在没有庞大的新兴产业可以依托的情况下，推动当前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强烈反弹，也引发世界股市流动性反弹。
二、近期国际经济面临的困难及走势预期
(一)国际经济面临的困难
国际主要经济体还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 主要表现在:终端消费乏力，主要经济体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趋高、消费者增加储蓄以及负财富效应等因素导致消费增长乏力;工业生产后劲堪虑，全球工业生产环比连续两个月回升，但因消费、投资和外需仍然低迷最终需求是否支撑工业生产继续复苏尚待观察;金融市场稳定性较差，美国金融机构逾期贷款还在增加，小金融机构破产还会出现，商业房地产的风险初现端倪;经济主体降杠杆的问题还将持续。首先是金融机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降杠杆问题，其次是居民提高储蓄率以偿还到期房贷、信用卡消费信贷等;通胀风险较大，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仍会宽松，经济恢复最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同时，各国当局在经济衰退压力下会维持低息的货币政策，经济恢复出现反复的危险。短期内新兴市场经济景气可能比美国好，在美国金融危机过后，流动性泛滥下资金大量进入新兴市场，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膨胀，二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上涨速度过快，既有前期超跌反弹的因素，不乏泡沫成分;中期政策风险加剧，将来美国等国家加息后致使国际资本回流，可能再次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和经济的大幅波动。
(二)国际经济整体态势预期
2008年末以来，全球各国政府出台各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政策(各国经济刺激计划高达全球GDP的2.7%)遏制了经济迅速恶化的态势，2009年上半年政策组合第一轮的正面效果已经显现，经济活动自由落体似的下滑已经停止，并逐渐趋于稳定。目前全球货币流动性异常宽松，资金价格低廉，国际资本主要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金融危机最糟的时刻已过，世界经济衰退情况正在减轻，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向好意味着经济正从恶性衰退的谷底逐步企稳并有望回升。如果主要数据如PMI指数改善趋势持续，经济刺激政策继续维持甚或有所加强，2009年下半年各主要经济体渐次见底并逐渐复苏将成为主要趋势。但是经济刺激政策长期效果难以持久，几乎所有刺激措施都在重复各经济体固有的增长模式，经济真正的复苏只有在增长方式真正转型后才会到来，发达国家需要改变当前过度依赖信贷的增长模式，重新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引擎。
三、结语
综合分析认为，美国整体经济活动持续低迷，很多指标在负值区间显示经济仍在底部区域，但2009年二季度开始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反弹，企业预期改善、居民消费与信心企稳、就业减少速度放缓、房屋供应及需求温和上升等，显示上半年美国经济已经见底，下半年将进一步趋于稳定。因此，笔者认为2009年下半年美国率先企稳复苏将是主要趋势，环比增长率呈现逐季改善，且有可能在年底出现正增长，其他主要经济体渐次见底，全球经济有可能触底后逐渐缓慢复苏。如果参照世界银行和美联储预计美国GDP增速2009年萎缩1.3-2%，考虑一季度经济增长为-5.7%、二季度经济增长为-1%，美国上半年经济增长约为-5%-3%，下半年约为1-2%，有望四季度实现正增长。但由于美国当前经济数据环比改善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去库存，而非终端需求真实持续回暖，因此美国实体经济复苏将进展缓慢，中长期增长难现V型反转，“U”或“W”型为大概率事件，短期看则接近“L”型。这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仍在探底企稳过程中，居民储蓄率提高以及失业率的抬升将导致消费扩张缓慢，企业投资也增长乏力，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摩根大通.8月全球PMI扩张为15个月来首见[EB/OL].cn.reuters.com/article/CNIntlBizNews/idCNCHINA-542420090904.
摘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但是在世界市场上我国对于铜价却没有定价权，铜是极其重要的工业原材料，若要是我国经济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熟悉对铜各方面的经营与管理。铜期货价格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关注，铜期货价格对我国经济周期影响深远。
关键词 铜 期货价格 经济周期 相关性
本文通过对金属铜期货价格的介绍，对经济周期的介绍，在联系两者的相关性来阐述金属铜其货价格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一、金属铜期货价格
铜期货是以铜为标的物的期货品种，交易代码--CU。铜是我国历经风雨仍然保持一定规模的唯一品种。SHFE与现货及LME三者的价格趋于一致。国内铜期货交易不曾发生重大的风险，履约率为100%，铜期货价格已成为我国行业的权威报价，日益受到企业与投资者的重视。因而，铜期货交易的合约已成为可靠的投资与套期保值工具。
（一）影响铜期货价格变动的因素
1、供求关系：消费量、生产量、库存量、进出口量。
2、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铜是重要工业原材料，其需求量和经济形势相关。
3、国家进出口政策与关税：长期以来我国铜资源不足却是用铜大国，因此进出口政策一直采用“宽进严出”，铜和铜制品平均进口税率为2%，近两年来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逐渐降低铜出口关税，铜基本上自由进出口，从而使我国内与国际的铜价互相影响。
4、国际上与铜相关市场价格：如LME、COMEX价格的影响。 5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变化。
6、铜的生产成本。
7、有关商品的价格波动
（二）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
铜是极其重要的工业原料，其需求量和经济形势存在相互影响的作用。经济上升时，铜的需求量增加就带动铜价上升；经济萧条时，铜的需求量下降就导致铜价下跌。
分析宏观经济市场时，其中两个指标是重要的，一个就是工业生产增长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也可以说是GDP 的增长率。
（三）相关商品对铜价产生的影响
原油与铜都是国际性的重要工业原料，它们的需求是否旺盛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好坏。所以从长期看，油价、铜价的高低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息息相关。正因为原油与铜都和宏观经济相关，因而就出现了铜价和油价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性，不过这只是趋势上的正相关。从短期看，原油价格和铜价格的正相关性并不明显。
二、 经济周期
（一）经济周期的定义
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或景气循环， 它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的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周期性现象。它是国民的总产出、总收入与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是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与紧缩交替或周期性的波动变化。过去被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现在一般被叫做做衰退、谷底、扩张、顶峰四个阶段。
（二）经济周期的成因
1、外因论
外因论认为，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太阳黑子、革命、战争、金矿以及发现新资源、科学突破或者技术创新等等。
2、内因论
内因论认为， 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成本、收入、投资在市场机制下的必然现象。
3、综合论
经济周期的形成是许多因素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众多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的交互影响；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众多因素之间产生不同的组合和作用，故而经济周期具体的进程多有不同；经济周期具体的进程对成因也有重要影响。按照对经济周期生成的主次作用，经济周期成因被分为基础因素和影响因素。
基础因素：指对经济周期生成产生根本作用的原因。如“按资分配”、 “货币职能进化”、 “市场机制”、“私有制”、“人类自身特性”等。
影响因素：指对经济周期生成有影响作用的原因。如各种天灾人祸、科技进步等等。
成因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周期成因的交互影响中，融合了人们心理活动（如理念、信心、欲望等）的巨大影响，心理活动在基础因素与影响因素中，常常互为因果的发生作用……
成因的组合作用：经济周期成因交互影响生成的组合作用。
周期成因和周期进程循环影响：经济周期的成因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且产生不同的组合和作用，因而每次经济周期的具体进程多有不同。经济周期具体的进程对经济周期的成因亦有重要影响。
三、金属铜期货价格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近几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在不同交易场所对铜证券价格相关性、影响中国铜期货因素、铜证券的价格等方面做了不少理论与实证研究。伦铜与沪铜作为国际两个主要期铜交易的市场，它们之间相关的关系日渐重要。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铜证券市场是经济周期是外因影响。以具体价格为基础，以公司盈余来研究基于铜价市场风险度量和随机控制，是经济周期的内因影响。经济周期的形成反过来对铜期货价格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于是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循环影响。铜期货价格受供求关系、国内与国际的经济形势和税收政策、生产成本等的影响；经济周期的成因有外因与内因以及两者的共同作用的影响。于是，铜期货价格既是影响经济周期的内因，也是影响经济周期的外因。经济周期对铜期货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而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形成相关性。
结论：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必须熟练的运用铜期货价格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性，以便最合理、最优化的利用铜资源，更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针对处于沸点温度以下过冷低温推进剂的特点，以热力学原理分析了过冷低温推进剂的性能优势及其获取方式，其热力学性能相对于饱和状态会有显著改善，如提高密度、降低气化压力和增加单位体积显冷量。在介绍了国外过冷低温推进剂研究与应用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理论分析和初步地面试验结果表明，过冷低温推进剂作为航天燃料应用于航天运载工具之中优势明显，可显著增加有效载荷，降低发射成本，延长深空探测任务时间，但对于实际应用中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文中的研究结果对未来中国开展过冷低温推进剂的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低温推进剂；过冷；燃料；有效载荷；发射成本
中图分类号：V51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987X（2015）05-0016-08
液氢/液氧推进剂由于具有无毒、无污染、低成本、高比冲和大推力等优势，成为应用于大型运载火箭最广泛的一组推进剂，比冲比常温推进剂高30%～40%。目前，低温推进剂应用时的热力学状态大部分都处于沸点温度附近，热物理性能明显不足，尤其是液氢，其突出缺点是密度和单位体积显冷量小。低温推进剂质量一定时，密度小会导致低温推进剂贮箱体积尺寸增大，使运载火箭总的起飞质量增加，而单位体积显冷量小会导致低温推进剂气化损失增加，尤其是长期在轨航天运载器采用的低温推进剂，漏热所导致的气化升压在所难免。由于航天运载器贮箱有压力控制要求，压力过高时就要向外排放，如果排放的气体过多，会造成推进剂浪费，液氢/液氧推进剂由高比冲带来的优势将会削弱。而且从排放的角度来看，微重力环境下的气体排放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且排放会干扰飞行姿态。
为了提高低温推进剂热力学性能，研究者采用过冷的手段来改善低温推进剂自身的不足，效果非常显著。例如，液氢推进剂从标准沸点（20.39 K）过冷至三相点温度（13.8 K），密度会增加8.8%，单位体积显冷量将会增加20%，从三相点处继续降温，直到出现60%的固氢（俗称浆氢），密度将增加16.8%，单位体积显冷量增加34%，而液氢密度增加8%，液氧密度增加10%，运载火箭总的起飞质量将减少20%。
论文摘要：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影响了世界及我国的经济基本面及经济制度，给我国经济政策带来影响、挑战和启示，但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关键词：支付系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操作效果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60－04
一、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一个治理风险视角的剖析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为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从微观层面上看，实质上是一场公司治理的危机。李维安(2009)认为，金融机构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蕴含着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风险、治理行为风险、治理对象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金融风险事故。我们认为，可以按照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角度来分析金融机构的治理缺陷，正是由于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治理缺陷蕴含着潜在的治理风险，而治理风险的累积将引致金融机构风险。而金融机构风险爆发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上述逻辑蕴含了从治理缺陷到金融危机的内在演化机理，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阶段：危机孕育阶段、危机爆发阶段和危机扩散阶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危机孕育阶段是指从治理缺陷暴露到治理风险累积。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从内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董事会治理不健全、高管层治理出现扭曲、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完全等；从外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政府监管缺位、法律机制不健全等。这些内外部的治理缺陷导致金融机构出现战略失误、决策失灵、监督失效、控制失范，从而导致了各种治理风险的累积。
而随着治理风险的不断累积，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危机爆发阶段。随着货币政策、经济形势、投资者心态等多种因素发生变化，第一阶段由于治理缺陷所累积的治理风险不断被放大，当各种诱发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累积的治理风险放大到临界点时，单个金融机构就出现经营危机，此时金融危机初现端倪。
第三个阶段是危机扩散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各种金融链条的相互作用、资本市场的相互关联，同时由于外部监管反应不及时，危机很快从单个金融机构的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诱发金融市场动荡，最终引发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在这一阶段，由治理缺陷所引发的治理风险最终被彻底引爆，最后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
从上述作用机理可以清楚地发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内在缺陷。因为，如果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是完善的，那么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就可以避免，从而危机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得到化解。ACCA(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败，那些阻碍有效监控的、过于复杂的金融产品的使用，以及向那些几乎没有还款希望的人发放贷款的不道德行为的扩张，显示出某些公司缺乏基本的公司治理。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对金融机构的内外部治理缺陷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金融危机凸显银行业公司治理缺陷
(一)银行业内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不健全的董事会治理。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当危机爆发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后，公众的问责之矛就首先指向了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李维安，2009)。尽管美国在董事会治理方面已相当成熟，但次贷危机表明，以美国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和有效控制。例如。由于多为现任和前任管理层，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就被认为是缺乏客观性和独立性。董事会的根本作用应该是提供监督、指导和控制，在必要时提出质疑，然而很多银行董事会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ACCA，2008)。2008年8月，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Rubin，前美国财政部长)从他担任长达九年之久的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卸任，外界普遍认为，鲁宾未能尽职地履行监督时任CEO普林斯的责任，关键时刻没有发挥作用，没能把花旗脱离次贷的泥潭，他应该为花旗银行在次贷产品上的投资失误承担连带责任，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这一个有七名成员的机构也同时宣告撤销。
2、不合理的内部人控制。
作为一种在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见的现象，内部人控制在美国金融机构中同样非常普遍。美国金融机构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十分分散，例如美国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4％左右，花旗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5％左右，这就使得美国的银行大股东对银行的控制力较其他国家弱；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司治理中，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的现象非常普遍，职业经理人既是董事长又兼首席执行官，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这种做法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执行力强、效率高，但其弊端非常明显，容易导致独断专行，不能充分发挥董事会的集体力量和智慧。上述两个方面共同形成“弱股东、强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格局，从而导致CEO为代表的内部人事实上控制了银行的重大决策活动。因此，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的机构投资者就明确提交“将CEO和董事会主席分开”的股东提案并获得51％的投票支持率。
3、不对称的高管激励。
美国企业非常注重高管激励，银行业大多实施了高管期权激励和收益分红制度，但却缺少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约束机制，即在企业制度设计中缺少对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问责机制和高管层不当收入的追回机制，华尔街的激励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当期性、短期性和不对称性。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诱发了高管的短期投机行为，高管以个人收入最大化为着眼点，毫无顾忌地进行所谓金融产品创新，过度扩张有风险的次贷业务，对于潜在的风险几乎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高管的收益与其承担的风险极端不对称，因为即使经营失败，高管也能借助所谓“金色降落伞”等条款，在危机中引咎辞职时获取高额补偿，例如在危机中被勒令离职的房利美CEO和房地美CEO仍可以拿到930万美元离职金和1410万美元“遣散费”。可以说，极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银行业高管将潜在的风险和应承担的责任置之脑后，根本不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考虑公司价值，这必然危及银行的长远价值，换句话说，现行管理层薪酬制度诱使高管层拿公司的未来赌博，最终酿成恶果。因此，美国财政部将薪酬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称“尤其是。短期收益动机压倒了意在减小过度杠杆风险的制衡原则”。Bicksler(2008)认为，在次贷危机中，公司治理最大的失败在于CEO的薪酬，它不是任
何公平谈判的结果，而是管理层权力的产物。
4、不透明的信息披露。
银行业公司治理不完善还表现在信息披露不透明。梅拉梅德(2008)认为，次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充分的信息披露下投资者能客观定位风险偏好和改善风险管理，金融监管机构能加强有效监管。与之相反，信息不对称则会降低公司治理水平，次贷危机表明，高质量的信息对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正如同它对卓越的企业业绩一样重要。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对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披露非常不到位，一些金融机构利用表外业务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将大量业务转到表外以掩盖自身风险，为规避新巴塞尔协议中的相关规定，他们发起成立了结构投资机构(SIV)以持有次贷产品，然而，SIV并未对次贷产品的风险进行充分披露，也未在财务报表中做必要说明。因此，单纯看业务收益和支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监管部门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二)银行业外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政府监管不到位。
梅拉梅德(2008)指出，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政府监管缺位。李维安(2008)认为，美国政府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者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马太斯克f20081指出。当前的金融监管离完善相差甚远，当前的监管体制暴露出许多的弱点，金融监管应覆盖所有相关的机构、所有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所有相关的国度。首先，监管体制存在缺陷。《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实行混业经营，却沿袭分业监管格局。该体制属于“双重多头”监管，在危机中暴露出标准不一、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等问题。其次，监管理念存在问题。监管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理性，奉行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倾向于自律化和合规化监管，而不是传统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更不是宏观和审慎的系统风险监管。最后，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监管人员知识水平更新跟不上金融创新步伐，显示出“非专家性”。
2、法律机制不健全。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为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或经济危机，重要原因还是美国公司法律机制出了问题。因此，Ramirez(2009)提出，公司治理法律必须进行改革，法律的改革必须保证公司治理在危机期间能和在平稳期间一样有效运作。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的法律机制也是不健全的。首先，法律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为危机埋下隐患。近三十年来美国出台数部法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至2000年。美国金融业的许多保护性制度被撤销，为危机爆发埋下隐患。其次，法律执行不严格。以此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产品次级贷款为例。美国有多项法律来规范金融机构贷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机构却有意忽视了这些法规，诱使借款人申请超过其偿付能力的贷款，严重违反了《诚实借贷法》等法律的规定，这表明法律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3、评级机构不独立。
作为揭示信用风险的手段，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曾获得广泛的认可，信用评级机构甚至一度被誉为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信用评级机构丧失了其公司治理外部监管者的职能，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维安，2008)。美国2008年《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报告》也指出，造成次贷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信用评级出现了问题。评级机构丧失了投资者利益“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看门人”作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益冲突导致评级机构失去了独立性。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上，评级机构的费用是由他们所评级的发行人来支付的。这种关系会导致利益冲突(Strier，2008)。哪一家评级机构能给予所发行证券最高评级，发行人就会聘用哪一家的服务，这样信用评级机构就有了打高分的倾向。特别是，近年来评级机构还可能在债券发行后得到一部分提成，进一步使评级机构的中立性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四、结论与启示
此次危机暴露出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尤其值得引起长期以发达国家为学习对象的中国银行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尽管中国银行业受此次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领先于欧美银行，相反，我们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强化公司治理建设。此次金融危机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为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生动的启示。
(一)强化内部治理机制建设
首先，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很多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其实是严重失职的，董事会治理的缺位是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应该不断强化董事会决策中心的地位，增强董事会在战略制定、风险管理、监督控制等方面的职能；应该尽快完善董事选聘机制，多聘用财务和法律专家等真正“懂事”的独董。
其次，完善激励机制，强化问责制度。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金融机构应该充分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改革只与短期业绩挂钩而和风险无关的薪酬制度，建立长期化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和高管的切身利益和公司的长期效益挂钩。此外，金融机构应加强问责制，特别是设立不当收入追回条款，加大经济、行政和刑事责任的处罚力度。
改进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金融危机表明，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对银行业进行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监督银行经营者经营行为和绩效的最有效方法。相对于美国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水平更低，甚至连“形式主义”都还谈不上。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深度和广度，确立“实质主义”信息披露规则，加大打击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力度，增加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增强其经营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二)完善外部治理机制建设
首先，加强政府监管，改善监管模式。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监管成为众矢之的，监管不足被认为是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银行监管以对银行进行持续的分析性审查为基础，为此需要在监管机制、监管思路、监管手段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
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是由政府或政府机构发起、出资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的，在住房领域内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以贯彻和配合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的金融机构。
从本质上看，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贯彻实施住房市场发展目标。政策性住房金融是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住房金融市场具有转型期的阶段性特点，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和商业性住房金融业务的发展都亟待规范化，采取措施使其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近年来中国住房市场快速发展背景下，商业性住房金融业务规模增长迅速，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例，相较于1997年末190亿元的个人购房贷款余额，截至2013年9月底，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已达9.47万亿元。商业性住房金融业务发展的同时，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需要进一步发挥其在住房体系的资金融通作用。
在大力建设住房保障供给体系的同时，通过设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共住房生产建设、消费环节的资金融通问题，对促进住房市场长效调控机制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设置和运作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住房金融业发展最发达的旧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形式多样，不仅有政府自己设立的机构，还有政府本身并不投资但是提供贷款担保的机构。主要有以下三类机构组成：
（一）住房金融一级市场的政府保证机构
美国政府成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退伍军人管理局（VA）等机构，对特定人群提供住房抵押贷款担保或保险。FHA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购房贷款信用保险，VA设立面向退伍军人的住房贷款支持和担保计划，凡FHA和VA保险的抵押贷款，由担保机构承担因借款人无力偿还或房屋贬值造成损失的全部责任，保证银行不受损失。这样不仅保护了金融机构的利益，稳定了一级市场，而且为中低收入家庭和退伍军人等特定群体解决住房需求提供了有效金融支持，减小其贷款风险。
（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体系
该体系是依据1932年《住房贷款银行法》建立的，这一体系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12个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及其会员（储蓄贷款协会）等组成。该体系通过吸收私人资金，为住房开发建设和住房购买提供资金来源，是政府调节管理住房金融市场的主要工具之一。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体系在稳定住房金融市场，促进住房抵押资金的流动性，提供住房开发建设资金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了联邦政府层面的住房金融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外以外，美国在州和地方层面也设有专门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用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1975年成立加州住房金融局（CAHFA），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首次购房者提供低利率按揭贷款和政策性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帮助加州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为多户住房项目的开发建设提供低利率融资。
自1976年成立到2007年，加州住房金融局累计为州内13万首次购房的家庭发放共计121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截至2007年底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41.9亿美元。
（三）住房金融二级市场的政府保证机构
目前美国住宅金融抵押二级市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三类：
一是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于1938年由联邦政府组织成立，目的是从贷款者手上购买联邦住房协会贷款，增加抵押贷款的流动性，2008年9月发生次贷危机以来由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接管。
二是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NMA），于1968年从FNMA中分离出来，是住宅和城市发展部的附属机构，其信用完全由美国政府担保，目的是发行以抵押贷款为担保的长期债券。
三是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FHLMC），1970年经国会批准成立，作为二级市场机构，其成立宗旨在于为提供房屋贷款的储贷机构供给稳定的资金。它从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处购买抵押贷款，并向它们提供用于发放新贷款的资金，尽管1988年后已私营化，但是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让其获利的同时也承担了部分政策功能。
结合美国住房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可以看到美国联邦政府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目标通过FHA保险、联邦住房贷款体系、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协会和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等证券化机构来达到，使美国居民能拥有自住房产。美国住房金融体系的设计中，既充分发挥了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也通过政府支持有效促进了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的发展。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2012年美国住房自有率达到65.5%，高于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二、德国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设置和运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德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德国已经形成了以契约储蓄制度为核心，自愿互储蓄为主和政府奖励为辅的住房市场融资机制。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建立的多渠道融资系统和多样化贷款方式，不断推进德国政策性住房的建设和开发，有效促进了政策性住房目标的实现。
在德国，为居民购建房和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的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有很多，呈现出多样化、多类型的发展趋势。德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
（一）属于联邦政府的州立银行或者是储蓄银行
作为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负责制定颁布全国性的住房市场法规制度，依据联邦政府颁布的《民房建设资助法案》。德国地方的16个邦，基本上每个邦政府下都会设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帮助社会贫困家庭和中低收入人群获得购买住房的贷款资金，金融支持方式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建购房和私人投资建造低租金住房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资助。这部分抵押银行的资金有一半左右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拥有大部分股权，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提供资金保障，是德国重要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
（二）多元化的合同住房储蓄贷款融资服务体系
1972年德国颁布《住房储蓄银行法》，并于1991年进行修订，从法律层面上对住房储蓄银行的组织形式、监督管理机制、业务经营范围、从业准则、住房储蓄合同标准条款、住房储蓄资金的来源与使用方向、风险规避、贷款担保方式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详细规定。
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倾斜的背景下，形成了主要包括储蓄银行和建房互助储蓄信贷社的住房金融机构，为中低收入群体和普通居民解决住房问题提供金融支持。德国的储蓄银行大多是政府背景的国营银行。它在住房领域的主要业务是吸收个人存款、发放房地产贷款，为个人买房、建房筹集资金，在德国共有600多家。德国储蓄银行金融集团是德国金融市场的领导者，集团下属430家储蓄银行，10家州立建房储蓄银行。
合同储蓄模式以自愿性和契约性为主导，居民连续几年存入一定金额的定期储蓄存款作为获得购房时贷款的前提条件，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相挂钩，资金实现先存后贷、封闭运作，政府对居民住房储蓄进行奖励和税收优惠。系统内资金封闭运作，它只向住房储蓄客户吸存，也只向自己的住房储户发放购建房贷款，存贷款利率具有一定稳定性，不受市场利率影响，资金运用的平衡性和国家配套的奖励政策也使得市场利率无论如何变化，住房储蓄贷款合同下的住房贷款利率都能保持固定及稳定，按公司化的经营管理体制来运营，形成了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合作储蓄模式实现了住房市场效率的整体帕累托改进。
三、新加坡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设置和运作
新加坡住房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主要表现为中央公积金制度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1953年，新加坡颁布了《中央公积金法》，1955年成立中央公积金局，负责整个公积金的管理运行。中央公积金制度设立的初期只是单一的养老储蓄制度，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演变成综合性的、包括养老、住房、医疗的制度。
中央公积金局是由政府组建的用于管理居民所缴纳的公积金的专门性政策住房金融机构。其通过实施公积金制度吸收存款，筹集资金，在使用公积金时除应付会员提取之外，主要用于向住房发展商发放社会住房建设贷款，向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中央公积金局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购买由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的方式向建屋发展局（HDB，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建设主体）提供资金。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帮助政府发行债券，中央公积金局购买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这样前者就可以从中央公积金局获得巨额资金，使公积金变为可以被政府利用的流动资金，而这些资金主要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房建设。另一种方式是向住房建设发展商提供贷款的方式提供住房建设资金。住房建设资金投入量大，开发商需要资金融通时，可以通过向中央公积金局借款来缓解资金的压力，使得闲置的中央公积金转为用于开发建设公共住房，从而保证公共住房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居民存入中央公积金局中的公积金也有两种用途。一是可以用来支付购房的首付款。目前，公积金会员一般约用3年的公积金存款即有能力缴付相当于房价20%的首付款。二是可以用来偿还购房贷款的本息。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新加坡83.3%的居民居住在政府建设的组屋中（80%的居民是购买的组屋，3.3%的居民是租住的组屋），政府兴建的组屋共计有98万套，占到新加坡住房总套数的76%，私房仅占全部住房套数的24%。政府主导型的住房金融业务为公共住房的建设和消费都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四、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发展
（一）发达国家经验总结
从美、德、新三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模式和机构设置来看：
第一，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设计与一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相配套，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因此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重点在于政府担保，提高资金流动性，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内容既有针对一级市场的，也有针对二级市场的，德国和欧洲各国侧重于以互助的合同储蓄模式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新加坡则是完全以政府为主导的住房金融模式。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设计和一国的国家结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成熟程度都要配套。
第二，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设置应尽量多样化，美国和德国在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机构的设置上，都尽量地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多样化的机构发展，使得不同类型的住房金融机构业务类型各有侧重，也使得同一类型的住房金融机构之间能展开有效竞争。在此过程中政府可通过贴息、减免税等政策对住宅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支持。
第三，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类型应尽量多元化。具体到政策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业务类型，各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中，既有针对公共住房建设融资的业务，也有针对特定群体住房消费提供的资金融通业务，无论是支持中低收入者住房消费，还是支持公共住房建设，也都尽量促进产品类型的多元化，使得参与主体有更多选择权。
第四，完善的制度安排是政策性住房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各国在设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发展住房金融业务的过程中，都通过立法确立了住房金融业务发展的制度基础；在设立住房金融机构后，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都按照市场公司化的管理体制来运作；再者，形成全面完善的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
（二）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发展方向建议
我国住房市场发展以来，业界进行了住房金融领域的很多尝试。1987年山东烟台和安徽蚌埠的住房储蓄银行试点，1991年上海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于1994年向全国推广，2004年由建设银行和德国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成立中德住房储蓄银行，2005年建设银行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推出。但是受制于住房市场整体发展水平和制度建设基础薄弱，很多尝试半途而废。目前我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住房公积金领域，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达到1.33亿人，历年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5.04万亿元，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2.68万亿元，超过8000万家庭通过公积金贷款进行了住房消费。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建设滞后于住房市场发展和住房保障制度发展需要，因此需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
第一，当前我国需进一步明确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的公共政策目标。
当前构建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的政策目标需明确，是帮助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还是保障中低收入家庭拥有自有住房，不同的政策目标下，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类型、政府补贴方式、支持力度、监管政策和定量绩效考核目标的设定都会存在差别。明确公共政策目标，才能明确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职能，是充分发挥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在自有住房和公共住房领域金融支持作用的前提。
第二，完善我国住宅立法和政策性住房金融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房地产法律法规建设亟待完善，从房地产市场层面上，需要有《住宅法》《住宅保障法》等作为规范市场的基础法律，通过立法明确住房市场发展规划、管理机构、市场主体和市场运行的监督机制。同时还需要对政策性住房金融单独立法，使得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获得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三，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模式要与我国住房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现状相协调。
从当前我国住房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现状来看，短期内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市场还会实行封闭式的运作，可考虑在完善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住房合同储蓄模式来对中等收入群体首次住房消费提供金融支持；在完善资金使用监管和配套制度的前提下，发挥政策性住房金融在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作用。
第四，应以公积金制度的完善为突破口，构建我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
当前可考虑建立以住房公积金为核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从事与住房保障相关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扩大公积金账户资金的来源和运用范围，更好地发挥合作互助的功能。目前我国公积金缴存比例不规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的差距较大，存在公平性缺失，公积金的使用效率不高，需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今后需进一步扩大公积金保障范围，提高使用效率，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功能。
第五，建立独立专业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
【关键词】国进民退；民营企业；控制权；融资
控制权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方面，归根到底，它是资本与权力的流动，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以控制权转移为形式的资本流动应该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在当前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为生产者基本类型的二元经济生活中，两者的地位和权重不仅是反映看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走势，他们之间的博弈，也是两种治理结构、两者经营理念的对抗。按传统观点，国有企业代表了以政府为支撑的经济力量，而民营企业则是现代治理结构的代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争体现了两者运行机制的博弈，进而影射出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政府主导经济的现实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结构、行业政策和市场导向等方面的倾向性；在微观层面，企业控制权在国有主体和民营主体之间的配置以及在两者的流动，则是现实经济特征和市场条件的一个重要写照。
一、民营企业在当前形势下面临的新生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克服了基础薄弱和先天不足等劣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今天，民营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此外，民营企业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对丰富上市公司主体、改善企业治理、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作为对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民营企业对中国GDP的增长、市场经济的活跃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特别是扩大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经济模式发展轨迹。改革初期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时期，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国退民进”，通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变，此时的民营企业也成为实现这个多元化的关键性“第二元素”。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创业”，成功的背后既有民营企业灵活机动的内在机制和民营企业家智慧与创业精神的回馈，也有民营企业借原有国有企业背景和政策空间之利而实现的利益。但是进入21世纪，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创业期”，这背后的原因既有自身运行机制需要才家族或个人控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需要，也有200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之对应的经济结构也从“国退民进”开始向“国进民退”转化。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控制权问题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兼顾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国有企业凭借其天然优势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性，大部分民营企业只能生存在国有企业的夹缝中。因此，了解民企业的控制权到底有哪些特征，当前处于什么状况，影响其控制权价值的特有要素以及民营企业控制权转移的诱因等方面，对于认识当前民企的生境至关重要，而民企在并购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则是认识这些要素的一个基本窗口。
二、并购市场中的民营企业
企业并购是控制权市场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并购参与者的地位、并购价值等方面可以很好地体现控制权的配置和价值。而民营企业在并购市场中的地位和表现则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线索。
作为咨询机构的一员，笔者亲自参与了近期的一些并购活动。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地都是国企收购民企，尽管个案缺乏概括力，但它们却能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并体现出民营企业在当前并购市场显示的特点。
1、并购市场上的控制权转移特征
如果将企业主体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大类的话，当前并购活动的涉及的控制权方向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之间的收购和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案例则凤毛麟角。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形势下的并购市场上，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和金额上都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收购方，或者说，国有企业在控制权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而民营企业只能甘拜下风。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显然是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
2、参与并购的民营企业特征
这些作为被收购者的民营企业，他们甘愿放弃辛苦打拼出来的事业，将企业控制权拱手让给集官僚权威和经济大权的国有企业，到底是处于何种目的，抑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这也促使我们将眼光转移到这些放弃控制权的民营企业身上。
尽管笔者参与的这些并购活动属于个案，但它们所表现出的特征合乎当前形势，并且在这些局部领域中体现出民营企业的某些共性特征。
（1）具有相对复杂的间接控制权结构。这些被收购的民营企业要么实际控制人通过海外公司的境内子公司对实际被收购对象实行控股，要么是通过在避税天堂设立的公司，进而通过境内子公司实际被收购对象。也就是说，这些民营企业或成立全资子公司，或成立合资公司，从而以间接控制方式实现控股，具体的控股方式又分为树状控制结构和金字塔控制结构。前者为母公司以全资形式控股子公司，因而，避税应是企业采取间接控制的主要考虑；后者则采取全资和合资并存的形式，实现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这其中既有避税方面的考虑，也有以部分资金通过杠杆效应撬动更多资金的因素。
（2）收益能力较高。这些民营企业的毛利率均超过40%，净利润均超过10%；个别企业的毛利率均超过50%，净利润均超过15%。这些盈利指标不仅高于被收购方，而且远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这其中既有地方政府支持等方面的政策原因，更有企业自身经营灵活、效率高、成本低等方面的经营性因素。
（3）偿债能力极端恶化。这些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的临界线，相当一部分接近80%，最高甚至达到90%。此外，所有被收购方的流动比率在近期内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民营企业均存在较大的外部借款和频繁的内部资金周转。通过财务数据的分析以及和企业管理层的讨论，我发现，这些企业在经过初期的高速发展之后，为扩大产能、抢占市场和增加收入，资金出现瓶颈，而寻求被国企、尤其是央企并购，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获得资金注入的最佳选择。
（4）控制权高度集中。这也是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基本特征。尽管这些企业均采取了复杂的多层次间接控制形式，但最终控制者非常集中，表现出很强的一人控制或家族控制。尽管发展迅速，前景明朗，但内部控制不健全、治理结构不先进以及过度避税等民营企业的固有局限性却显露无疑。此外，股东大会基本形同虚设，小股东对企业的决策基本没有影响，几乎完全听从大股东的摆布。
（5）财务造假现象严重。很多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现象，通过推迟或少计收入、提前或虚列费用以达到避税甚至偷税，既是民营企业利润动机的必然趋势，也是他们在当下融资困难、现金流拮据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扭曲了民营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估值，不仅加剧了并购过程的不确定性，也给作为收购方的国有企业带来极大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甚至是法律风险。
三、民企困境的思考
民营企业在并购市场上的地位及其控制权特征既有与理论相符合的一面，也有在当前特定形势下形成、尚待进一步思考的很多新特征。
首先，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形成的挤出效应，再加上融资困难及税负过重，构成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在经历了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上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大举收购国有企业的趋势彻底转向，“国进民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背后最大的推手莫过于融资能力。对民营企业来讲，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融资，民营企业发展到现阶段依靠自有资金已明显无力以支撑其进一步的增长，而现有金融体系无论从观念上、体制上还是技术上，对民营经济在融资上的支持力度都不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间接融资市场和资本市场上都远不及国有企业，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为换取进一步发展的资金而放弃控制权。
此外，在当前形势下，民营企业依赖控制权实现的价值既有通过其控制地位带来的合理控制权溢价，也有因为对控制者缺乏监管而借助于不合理避税和侵害非控股股东带来的“隧道”效应，这不仅制约了民企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民企对完善经济结构发挥的作用，并通过资本市场上的并购等渠道传导给国企。
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垄断优质资源和融资渠道的前提下，民营企业必将继续面临困境，除已完成“二次”创业并形成行业龙头的个别民营企业之外，大多数民营企业还要在发展权和控制权之间做出权衡。无疑，这些问题都将放大民营企业控制权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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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河北盛世圆福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现代工程建设规模与数量都在不断加大，在现场的施工管理中，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十分复杂多变，不仅如此，由于工程施工会涉及多方工作，技术经济分析也十分重要。对建筑施工管理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经济技术分析，有利于整个建筑工程的顺利进行。本文主要探讨了建筑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和施工管理中的技术经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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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建筑施工；管理；技术经济分析；方案经济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197
1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现状分析
1.1管理模式现状
（1）工期制定方面，表现为对总体规划方面不够重视，所做的各种计划不科学、不符合实际、主要靠以往积累的经验、拍脑袋定工期。如果遇到新的结构形式的项目则更是一筹莫展，只能主观臆断，制定措施不得当。
（2）控制方面，表现为在企业内部对控制缺乏足够的重视，缺少完整的控制体系，主要凭经验积累和主观臆想。控制的大部分内容被检查工作所代替了。检查只有等待任务结束以后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进行的只是事后控制。对检查出现问题的结果，不进行统计分析和量化计算，只是定性做出判断。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3）材料采购方面，目前建筑企业的采购方式多采用大批量集中采购的方式。项目接到手后联系供货商，与供货商缺乏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采购方式缺乏灵活性，大宗材料一次购入量太大，既占用资金又占用场地，零星材料又得频繁采购，增加了采购成本。
1.2从技术上看
建筑业是一种分工细致及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建筑工程管理具有施工人数众多、工序繁复、分散性、移动性和一次性等特点。我国工程量堪称世界之冠，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图纸，快速进行组织、归档、分类、查询、检索，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灵活地组织管理技术文档，共享设计信息资源，快速、准确地协同设计与施工，使工作流程自动化已成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当务之急。
2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
2.1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
对施工方案首先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能性，即是否能实现，然后是经济上是否合理。在拟定出的若干方案中，如果各施工方案均能满足要求，则最经济的方案即最优方案。因此，要计算出各方案所发生的费用。
2.2缩短施工工期的经济分析
在施工方案的比较中首先涉及的是工期因素，根据缩短施工工期的经济效果进行综合比较，来选择方案。缩短施工工期的效果G，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1）工程项目提前交付使用所得的收益G1。由于改进施工组织方案， 缩短了工期， 提前投入生产， 产生经济效益。
即G1=B（T1-T2）
（2）加速资金周转的效益G2。当单位工程的施工工期缩短时，可节约施工中占有的固定生产基金投资，减少流动资金和未完成工程费用。
即G2=EH（K1T1-K2T2）
（3）节约施工企业间接费的经济效益G3。由于缩短工程项目施工周期，而使施工企业因此节省间接费的效益。
即G3=Hy（1-T2/T1）
2.3主要施工机械选择的经济分析
选择主要施工机械要从机械的多用性、耐久性、经济性及生产率等要素来考虑，如有若干种可供选择的机械，在使用性能和生产率相类似的条件下，对模拟经济性，人们通常的概念是从机械的价格最低来衡量。但是在技术经济评价中应全面考虑。机械的经济性包括原价、保养费、维修费、能耗费、使用年限、折旧费及期满的残余价值等的综合评价，它是用折算成机械的年度费用R来比较，合理选择经济的方案。
3建筑施工管理中的技术经济分析
3.1工程质量的技术经济分析
（1）质量经济效益的衡量。质量经济效益可表示为质量经济效益与改善产品质量的费用的比值或差值，用公式表示为：
质量经济效益=质量效益/质量成本
（2）质量成本。质量成本是指在产品质量上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内部故障成本、外部故障成本、鉴定成本和预防成本。
（3）质量成本分析。质量成本分析，就是对质量成本进行分析。采用的方法有质量成本/直接生产的工日（工时）分析法、质量成本/利润分析法、质量成本/工程总成本分析法等。
（4）质量效益即工程质量取得的效益。
3.2工程成本的技术经济分析
（1）成本分析对象和内容。成本分析对象包括全部工程、单位工程和竣工工程，分析内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施工管理费等。
（2）分析方法。成本分析的方法主要有相对数分析法、比较法、因素法等。
（3）全寿命成本与质量优化。除了分析工程成本以外，还应分析工程的全寿命成本。全寿命成本是指在寿命周期内所发生的费用，通常由投资费用、经常性费用和残值三部分组成。通过全寿命成本分析，来研究最佳质量标准，确定质量目标和项目使用年限，在理想的质量目标与全寿命成本费用之间进行权衡，确定最佳方案。
4技术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长期以来，业内的技术经济分析仅限于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的决策上，而忽视了技术经济分析在施工领域的应用，或者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建筑市场化的发展，人们对技术经济分析在施工领域的运用逐渐重视，有的大型建筑企业大力推行“科技创效”，通过奖励制度来鼓励工程技术人员开动脑筋，积极进行方案优化，从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但是其具体的工作机制与模式没有变化，仍旧是技术人员搞技术人员的，经济人员搞经济人员的，没能从制度上保障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同时也没有对从业人员进行复合知识型培训，既懂技术又精经济的复合型人才仍然十分缺乏，因而技术经济分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当前，建筑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在工程招投标活动中，合理低价的定标方式已基本上被大部分业主方所采纳。在国内，所谓的“合理低价”实质上就是最低价。因此承包商为了承揽到工程业务，往往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获得工程项目，而后在施工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创造变更、签证及索赔机会。同时，在内部管理上也出台一系列制度，采取办法进行成本控制与管理，从开源与节流上最大限度地挖掘项目盈利的潜力。
但是，构成建筑物实体的成本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降低下去，因此必须在非工程实体的技术措施费上下功夫，技术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必须造就大量的技术经济型人才，让科技创效真正得以实现，使企业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样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5结论
通过上述的总结，加强建筑经济的科学管理和研究是目前的重要话题，也是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经济的最好办法。这就要求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提高建筑施工管理的方案筹划、管理水平、制定相关的策略。加强施工过程中技术的经济分析，进而缩减施工费用，为建筑施工单位提供一个经济效益最佳的施工方案。
参考文献:
引 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快速推进期，对水土资源的占用使得农业资源日益稀缺。为了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源消耗的需要，就必须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发展道路[1]。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是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日本在战后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粮食极度短缺问题而大量使用了化肥和农药，其结果是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产品品质下降、农药残留、水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问题[2]，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此，1992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在其的《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中，首次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新思维，其主要目的是恢复农业的多样化功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日农业发展道路虽然不同，但就小农经营体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借鉴日本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成功经验，对于确保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完成农业供给侧改革目标、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最终确立现代农业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前人研究主要以日本国内学者为主，其中，富冈昌雄在明确了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理念、条件及方向的基础上，提出要想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就必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是环境保全型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合田素行通过分析日本全国开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相关案例，明确了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课题，提出有必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以促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健康发展[4]。熊泽喜久雄提出了环境保全型农业能否成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在经济上是可行的；（2）对环境是友好的；（3）社会是可以接受的。明确了环境保全型农业必须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统一[5]。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学者关注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例如，吴献萍、焦必方、喻锋等人的研究介绍了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概念，揭示了其发展的原因和现状，分析了相关政策，提出了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2，6-7]。但?θ毡径喾搅?动协同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创新组织机构、依法推行、确立技术及类型、“产、官、学、消”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角度，探析日本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举措与成功经验，旨在为中国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一、日本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举措
（一）以组织机构创新推进农业发展新思维落地
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虽然增加了粮食产量，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日本农村环境的改善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日本的学术界率先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关于实施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大讨论。农林水产省也在1992年颁布的《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中，首次把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概念界定为“从有利于国土?环境保护的观点出发，通过合适的农业生产活动来发挥农业所具有的物质循环功能，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减少环境压力的可持续农业”，并把其作为“整个农业必须追求的目标”，确立了这一模式在农业政策中的地位。这标志着以注重“环境”为基本特征的农业发展新思维的形成[8]。同时，农林水产省也于同年把先前设立的“有机农业对策室”改称为“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对策室”，负责制定包括有机农业在内的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整体发展规划，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报告，协调全国各地有序地开展环境保全型农业，并在1994年把对策室提升为对策本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环境保全型农业。
（二）依法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
日本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离不开法律的支持，表1列举了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相关的政策与法规的演变情况。
从表1可知，从1992年到2015年，农林水产省以及厚生劳动省先后颁布了7项新法，分别是《环境基本法》《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持续农业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食品安全基本法》《有机农业推进基本法》和《关于促进农业发挥多样性功能的相关法律》。同时修改了3项法律，分别是《农地法》《农林物资规格化相关法律》（以下简称：JAS法）和《农药取缔法》。其中，2003年和2004年两次修改《农药取缔法》，规定了农药残留标准。2002、2006、2009年3次修改JAS法，规范了包括环境保全型农产品在内的农产品认证的表示制度。除颁布新法和修改原有法律之外，农林水产省还制定了“有机农产品特别表示的指导方针”《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实施了有机农产品认证表示制度（有机JAS标志），启动了“生态农户”的认证和环境保全型农业直接补贴制度等等。通过一系列法律与法规把“环境保护+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三）确立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技术
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改变了以往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常规生产方式，而且日本在注重土壤改良的同时，更加关注耕作技术（农法）上的变化。如图1所示，日本在吸取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精华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土壤复壮技术、化肥减量技术和农药减量技术三大技术体系[6]。
这些生产技术都强调尊重大自然，遵循合理的法则，规范的摄取人类所需，珍视土壤所具有的生命力，使其发挥更大的功能。因此，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技术特点，一方面是强调与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相结合，走资源可持续利用之路；另一方面更强调重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特点，发挥农业自身具有的物质多样性和循环功能。
（四）明确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类型
确立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对于推广环境保全型农业，提高农户经营能力以及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所产生的负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农林水产省依据农业多样性的特点和各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明确了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三大类型：（1）化肥减量类型；（2）废弃物再生利用类型；（3）有机农业类型。在农业生产领域主要以第一类和第三类为主。
在第一、三类中根据化肥和农药投入量的有无以及削减程度，又具体分为（1）无农药无化肥栽培；（2）无农药减化肥栽培；（3）减农药无化肥栽培；（4）减农药减化肥栽培4种类型。再加上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学肥料和化学合成农药的有机农业类型，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共有5大生产类型。详细的分类不仅适应了农户经营能力的差异性，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11]。
根据农林水产省2007年修改的“关于特别栽培农产品表示指导方针”的相关规定，只有农药和化肥双方的投入量都低于常规农业50%以上，才可以被认定为环境保全型农产品（被称作“特别栽培品”）。相反，则属于常规农产品。无农药无化肥栽培与有机栽培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从事有机农业需要3年左右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的转换期，目的是复原土壤有机质，提高地力；二是有机农产品必须获得有机认证和标识，方可销售。
（五）注重“产、官、学、消”四位一体协同推进
在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过程中，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除此之外，包括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日本农协）、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相关科研机构、农户、消费者团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地参与到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广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经过长期的相互协作，形成了“产、官、学、消”四位一体的协同运作机制（见图2）。“协同”一词最早源自我国的《后汉书?孙程传》“程为谋首，康国协同”，意为同心协力，互相配合；日本小学馆的《日本国语大词典》对“协同”的解释为：二人以上的人或者团体为了一件事情而同心协力。可见，中日两国对“协同”一词的解释基本一致，都有同心协力的意思[12]，而日本更是把“协同”的理念和精髓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协同组合或团体。例如，农业协同组合、消费生活协同组合、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等。因此，日本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而形成的四位一体协同运作机制可以理解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创设机构、颁布政策法规、引领和带动农业发展新业态的同时，以生产者为中心，一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事业委托、课题委托、连携沟通等形式发挥农协、大学及科研机构、消费者团体等参与主体各自的作用，通过协同推进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多方共赢的一种运行机制。
1.?r林水产省、农协以及大学等科研机构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日本农协的前身是1900年成立的产业组合，1948年通过改组形成了由农业从业者（农民或农业经营法人）联合成立的协同合作组织。农协从事的业务种类繁多，主要业务有经济关联业务，它们由信用业务、销售业务、购买业务和保险业务等4种基本业务组成。此外还有务农指导、农业行政管理和文化活动等次要任务[13]。其中，农资销售是农协收入的重要来源，而环境保全型农业倡导的减化肥、减农药的生产方式导致农协的农资销售额下降，农协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因此，农协最初对于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是有所保留的。不过，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对质量安全农产品的追求，加之开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的地方农协数量的不断增加，日本农协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开始意识到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重要性。因此，1992年农协开始接受农林水产省的委托，介绍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先进事例，探讨环境保全和经营成立的要素条件，并在1994年召开的农协第20届全国大会上把“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振兴和育成”，作为农协业务开展的重要课题[14]，不断通过实地调研，报告环境保全型农业在各地的普及和开展情况，为农林水产省把握现状和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外，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在内的日本众多科研机构的专家和学者也积极的申请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相关研究课题，从农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出发，积极地探索环境保全型农业经营成立的条件，科学、严谨地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发表相关的研究报告、论文以及著作，为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政策及法律的制定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2.中央农协、地方农协以及农户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如图1所示，相比常规农业而言，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技术要求较为复杂，由于化肥与农药的投入量大幅度减少，农作物的产量势必会受到影响。多数的实地调查和案例研究已经证明，农户在从事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初期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产量低、成本高、收益不稳定等经营问题[15]，迫切需要农协的支持与帮助。因此，从中央农协到地方农协，一方面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和分析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农资配送、技术指导、市场开发、产品销售等方面积极地构筑一体化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赢得了农户的信任，确保了自身的利益。
3.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达成了默契与协作。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由于生产和消费都是在各自的轨道上独立运行，因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但是日本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消费者对质量安全农产品的追求。所以，加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是实现环境保全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于是，日本学者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了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产消提携”理论。具体是指生产者按照消费者的意愿生产优质的农产品，同时消费者在相互理解、公平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购买行为[16]。可以说，产消提携的沟通模式增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开启了“私人订制”高端农产品消费市场的大门，打造了诚信农业发展模式，成为日本成功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重要保障。
日本政府通过上述5项举措有力地推动了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根据农林水产省最新的统计数据与资料[17-18]，截至2016年，全日本包括有机农户、生态农户在内的开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生产者数量已达227万户，约占日本农户总量的9%。其中，生态农户的数量由1999年最初的13户，增加到2016年的154 669户，已经成为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虽然，近年来由于农户高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总面积和生态农户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从2011年到2015年，开展化肥和农药投入量50%以上削减的，有资格获得政府直接补贴的地域、生产者数量和实施面积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市町村（市县乡）数量从773个增加到931个；获得直接补贴扶持的生产者数量从6 622个增加到15 920个；实施的面积从17 009公顷增加到57 744公顷。不仅培育和造就了相当数量的致力于从事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农业经营主体，而且还有效地利用了弃耕地，提高了农业的整体实力。
此外，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间，全日本单位面积化肥投入量已经从每公顷1155千克下降到91千克，每公顷农药的使用量已经从91千克下降到56千克。随着化肥和农药投入量的减少，稻田和内陆湖泊的水体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以滋贺县为例，自从实施环境保全型农业以来，全县农药使用量已经减少了近40%。其中，与常规水稻田相比，开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水稻田每公顷含氮化合物以及化学合成农药的排放量，分别下降了102千克和0364千克。曾经作为日本内陆污染严重的琵琶湖，来自农业生产的含氮化合物的流入总量已经从2000年的每天2 241千克，减少到2010年的每天1 880千克，表层水体的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同时，消费者对环境保全型农业的认知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其中，67%的消费者了解有机农业，而且76%的消费者认为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的农产品是安全的，产消提携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各地不断涌现出以经营有机、健康、优质农产品为主的农业企业、超市、专卖店以及直营店，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场所，进一步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其中，位于石川县金泽市的某农业企业通过大规模开展有机农业，年销售额不仅突破了1亿3千万日元（按最新汇率相当于人民币795万元），而且其产品还通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有机认证，顺利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总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与互相协作，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者有机的融合。
二、对我国推进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启示
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经过20多年的大力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其注重确立思想、依法推进、重视技术、多方协作是分不开的。此外，吸收和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日本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特别是美国的可持续农业[19]和有机农业[20]理念以及欧盟的有机农业认证制度[21]，都对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我国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道路的同时，应当注重吸收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综合以上分析，日本的环境保全型农业对我国的启示可以?w纳为以下几点：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
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出色的统筹协调和整体规划能力。其成功经验表明，成立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机构是确保环境保全型农业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我国农业要想实现从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到数量、质量、效益三者兼顾的、环境友好的现代化高效农业之路的转变，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因此，借鉴日本经验成立核心领导机构，统一规划、协调和部署，对我国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健全法律体系，坚决依法推进
完善和有效的法律体系是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成功的基础。只有不断地出新法、改旧法，坚决依法推进，提高违法成本，明确主体责任，方可适应农业发展的新变化，才能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保驾护航。2015年颁布实施的被称为我国“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法》，无论是对违法主体的行政处罚金额，还是司法处罚期限，与日本相关法律对违反食品安全生产标准行为的处罚相比，其处罚的力度还不大。例如，根据《农林物资规格化相关法律》（JAS法）的具体规定，日本对生产假冒伪劣环保农产品以及篡改原产地标识的食品销售者的处罚力度相当严厉。其中，对于违法的个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万日元（相当于61 192元人民币）的罚款。对于违法的法人组织（团体）则处以1亿日元（相当于612万元人民币）的高额罚款[22]。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实现新常态下的农业转型升级，以及确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都需要健全和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日本完善立法、依法推进、加大处罚力度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
（三）提高农户经营能力，培育现代农业接班人
培育具有高素质的农业经营主体是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从常规农户转变为生态农户是从事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必要条件。与常规农业相比，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技术体系相对复杂，这就对生态农户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同时还必须制定相应的农业经营计划并最终通过当地政府的认证，方可成为真正的生态农户。可以说，相比常规农户，生态农户的经营能力要求更高。虽然，日本农业劳动力整体高龄化的趋势难以避免，进而导致最近几年生态农户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2016年日本生态农户的数量仍然占农业经营体数量的12%[23]。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同样需要一支具备高素质的农业经营队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提高农民经营能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户”对于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至关重要。
（四）打造各界参与、多方联动的协同推进机制
日本的经验表明，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和农户的参与是不够的，还需要包括学者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协作，各安其职，多方联动，真诚相待，打造“产、官、学、消”四位一体的协同、诚信运行机制，构建循环农业链条才是确保环境保全型农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借鉴日本经验，积极探索多方协作机制，着力构建利益共同体，努力营造诚信农业发展环境，对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农业以及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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