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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速度方程
在我国测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践中，关于增长速度方程法的讨论和应用是最多的。本文将对此法的应用情况做一些初步的归纳与总结。并就科技进步贡献作用的测算提出两点思考。
1 产出量的确定
理论上，产出应选取实物量指标以消除或减少价格变动的影响。然而，在实际中，由于综合实物量指标不容易得到。所以一般选择使用价值量指标。索洛认为，总量产出最清楚的度量应该是实际的国民生产净值，如果使用国民生产总值，则资本的贡献份额中必须包括折旧。
但观察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定的讨论，在产出量指标的具体选择应用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使用增加值指标，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选择：二是使用总产值指标，其中又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实际总产值，其二是按累计生产能力计算的理论总产值(肖辉赞，等，2003年)；三是使用增加值指数(宋忠敏，等，2003年)；四是使用利税额指标(袁晓云，2003年)。
显然，以增加值指数或利税额或理论总产出等作为产出量指标是值得商榷的，这样一些指标本身并不能反映产出的实际总规模，因此在此基础上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其结果在可靠性上存在问题。至于总产值和增加值之间，差别在于价值构成不同，但都能反映经济运行的总规模。由于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常常使用的是增加值而非总产值，所以，本文认为还是以增加值作为产出量指标更合适。
2 劳动投入量的确定
一般以全部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有效劳动时间总量为劳动投入量的计算指标。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劳动时间统计资料，所以在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际测算过程中，往往选择劳动者人数来代替，然而在具体处理上仍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首先，从具体指标的内涵上看：有的用劳动力人数，有的用劳动者人数，有的用职工人数，有的用从业或就业人员数；其次，从指标的时间属性上看：有的用年末人数，有的用年平均人数，还有的在使用中没有强调指标的时间属性：最后从指标数值的确定上看，有的使用直接的统计结果，有的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推算，有的用全社会工时利用率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投入量的确定在实践中不仅非常混乱，而且也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第一，指标名称使用不规范，职工人数、从业人员数、劳动者人数等不仅在概念上存在差别，在统计口径与范围上也存在差别，使用中不加区分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二，指标的时间选择不科学，作为劳动投入量显然是一个时期指标，而年末人数则是一个时点指标，以时点指标直接代替时期指标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三，直接使用人员数指标的前提假设是劳动者个体在劳动中没有质的差别，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有差别的；第四，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用人员数代替劳动时间即使在指标的时间属性方面保持一致，也必然会使得劳动投入量被严重低估，尽管劳动时间和劳动者人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低估仍然是无法避免的。
3 资本投入量的确定
资本投入指标选择要能体现生产过程的经济成本，应是生产过程中所占用的资本所能提供的潜在服务流量，包括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流动资金和服务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存量所提供和能提供的服务流量。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是用使用中的资本商品的存储量，一般以某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在产出量用增加值时，则选固定资产原值)加该年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值，作为当年的资本总投入量。
而在实践中、不同的学者使用的资本投入量之间差别非常大，十分混乱。归纳起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10种情形：一是用的是年末固定资产原值指数；二是用总投资减去各年的折旧；三是用物质消耗；四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是用固定资产净值年末数与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之和；六是用年末资产合计；七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和；八是固定资产原值与流动资金平均余额之和；九是用固定资产净值与自有机械设备净值之和；十是按永续盘存法确定各年的资本存量后，再乘以同期全社会综合开工率来代表实际资本投入量。
显然，在上述应用中关于资本投入量的确定过程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分析，更多的只是基于资料获取上的便利性来考虑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规范性和随意性，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同时，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甚至还出现违反基本统计运算法则而将流量与存量直接进行加总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出于对资本范畴的不同理解和资料占有原因，采用差异很大的数据序列来表示资本投入量，使得由此测算结果不仅相互之间出入很大，不具可比性，而且也使得人们对科技进步因素究竟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多大贡献感到困惑。
4 参数α、β的确定
参数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理论上讲，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条件下参数“α、β的值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其值也是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量。科学合理地确定出α、β的值对于应用增长速度方程来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十分关键。
在实践中，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提出了多种估计方法。一是回归法。即根据增长速度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参数α、β。这也是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二是份额法。即以资本与劳动份额分别作为参数α、β的估计值。但在具体应用中仍存在意见分歧。有人主张以当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积累额与消费额的比重来估计α、β。由此得到的α、β即相当于资金和劳动匹配使得产出达到最大时的弹性值。这里的积累额不仅是当年积累，还包括当年仍在起作用的、在这之前的累计积累。也有人主张以中间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资金产出弹性。还有人主张以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资金产出弹性。三是经验估计法。即根据研究者的经验判断来估计出α、β的值。如原国家计委曾以文件形式规定资本和劳动弹性的参考取值范围，α=0.2～0.3，β=0.7～0.8。此外，也有人提出了迭代法，即通过建立C-D生产函数与索洛增长速度方程间的联立方程，在α的任意初始赋值基础上，利用反复迭代的方式来确定最终的α值。
比较而言，回归法、份额法和经验法应用简便，但回归法只能给出一个平均的估计结果，份额法的计算数据难以取得，经验法的主观因素很强。迭代法的应用很不方便。
5 异常值问题
从理论上讲，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处在[0，1]区间内。但观察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利用增长速度方程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结果，有的出现了负值，甚至很大的负值，有的还出现了超过100％的值。我们可将这些落在[0，1]区间之外的值称为异常值。
应该怎么理解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异常值?多数人的研究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有个别学者给出了解释。王元地(2005年)认为：科技进步贡献率为负值，主要是由于某些生产要素存在负增长所致，另外，用工资总额来代替劳动投入也存在很大误差。薛国华(2006年)认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出现负值。从经济意义上可以解释为资金与劳动力等要素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与利用，虽然产出有所增加，但是产出的增长速度低于资金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的加权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因此，表现在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上就出现了负值。王博，等(2006年)认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小于零，这并不表明科技进步没有发挥作用，而是说明当年对资金和劳动力的利用太低，产生了巨大的浪费，以至抵消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效果；科技进步贡献率大于100％是因为年度间人员的减少，使得劳动力对新的经济效益没有贡献，在计算结果上表现为负值，于是使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超过了100％。在王博的研究中，将1998-1999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对水利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很大的负值解释为由于遭受大洪水的袭击，使当地农业受到巨大的损失，农业发展变慢，因此，计算结果上表现为技术进步速度为负值。
有解释总是要好过没有解释。但我们注意到上述解释更多的只是现象方面或形式上的，部分涉及到数据误差方面，然而，总的感觉现有解释仍然缺乏理论或方法层面的更有说服力的根据。也许，异常值的出现确与所运用的测算方法不无关系，如果真是如此，则测算方法的选择就应慎之又慎。
6 两点思考
关键词：物流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索罗余值法；VAR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GL080，14BSH040）；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SHB009）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江苏省物流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17日
引言
物流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的复合型生产服务业。物流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活力热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喻为经济增长的“第三利润资源”、“加速器”。作为经济发展的承载力之一，经济发展对物流的依赖性也愈加明显，物流业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产业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物流业被列入国家十大调整振兴产业之一，物流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础上，“十二五”规划从发展方向、基础设施及管理与技术等诸多方面，系统阐述了现代物流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求，进一步说明了物流业的发展进步直接影响和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与成长。
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省份之一，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江苏省开拓和发展物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江苏省积极投身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公路、铁路、水运、管道及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已相对比较发达，运输能力不断提升。物流业在此良好基础之上迅猛蓬勃发展。本文采用索罗余值法，对江苏省物流业发展中的技术进步贡献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技术进步贡献度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
1957年，美国的经济学家索罗（R.Slow）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测算技术进步作用的新方法，即索罗余值法，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函数形式为：
二、江苏省物流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度及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在对江苏省物流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时涉及产出量Y、资本投入量K和劳动力投入量L的确定。
1、产出量Y。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指标，即选取江苏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值表示物流业生产总值，并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转换成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
2、资本投入量K。为了研究的方便和计算结果的正确性，选取江苏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指标，并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均转换成1990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
3、劳动投入量L。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方法选取江苏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历年职工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
（二）江苏省物流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度。根据上面介绍的理论方法，并结合1990～2013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得到科技进步、资金与劳动分别对产出的贡献率。资本投入贡献率从1991年到2001年，波动中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其中最高年份1992年，达到153.94%，其次是1994年的74.90%。但2002年开始出现负贡献率，明显的过渡时期的贡献率波动中下降，但随后又有小幅度回升。劳动力投入贡献率短期的大幅度提升之后，又短时间的急剧下降，甚至同样出现负贡献率的情况。2005年之后，虽仍存在小幅度波动，但正向贡献率已趋于稳定。技术进步贡献率波动程度最小，但整体呈现不断提升到回落的平滑趋势，从1991年的76.18%到2003年的194.76%，继而又下滑至2014年的78.91%。
（三）测度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除少数几年外资本对物流业的贡献率显现出正向的效应。具体来看，1992年上升幅度较大，为153.94%，之后一直呈现波动态势，直到2009年到达了最高峰186.17%，2010年又下降了较大的幅度。此后两年略微有所下降，维持在10%左右。总体来看，资本贡献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说明1991～2012年物流业的发展中，资金依然是其重要的发展推动力。
劳动力对物流业的贡献率经历了1991～1994年的缓慢上升期后，从1995开始下降，直到1999年开始呈现出波动趋势，2003年到达最低谷-156.63%，之后经历两年上升期之后又开始波动。1991～2014年劳动投入贡献率平均维持在5%左右，说明劳动投入对物流业的贡献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作用不大。长期看来，如果不能有效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劳动力对物流业的贡献率将不会有明显的改观。
技术进步对物流业的贡献率起伏度较大。整个周期内基本在50%左右上下波动，1991～1998年一直呈现波动趋势，除去2001年，1999～2002年是其缓慢上升期，经历了两年的下降期之后，2006年和2007年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之后的两年呈现出大幅度下降，到了2010年出现反弹，贡献率达到78.63%，在今后的两年中均出现缓慢上升。可以发现，研究期间科技进步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59.62%，且有16个年份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了资本贡献率，有17个年份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了劳动力贡献率。由此可见，科技进步对物流业的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动物流业发展进步的主要力量。
由此可见，江苏省物流业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并不能单纯依靠资本，还要不断进行创新，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掌握能够有效改善物流业的核心技术，增加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江苏省物流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于江苏省物流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近20年，技术进步对于江苏省物流业的贡献率平均值达到了59.62%，已经成为了物流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面对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以及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的现状，如何提高技术进步在物流业发展中的贡献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收集了1990～2014年的数据，对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学术界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众多，不同学者在不同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马宁、宫建成认为影响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是研发投入、自主开发能力开发引进、技术合作等。虞晓芬、池仁勇等通过研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产业结构、企业性质和人力资源。李晓宏、孙林岩在研究区域技术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发现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对不同区域的技术进步具有差异。物流业发展水平X1指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其直接决定了这个行业的发展质量。本文选取江苏省1990～2012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的GDP占全社会GDP的比重来代表江苏省物流业的发展水平。资金投入X2代表资金投入越多，表明越重视物流技术的创新，同时强大的资金支持能帮助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本文用1990～2012年江苏省每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来表示资金投入水平。劳动力投入X3，由于科技人员数据难以获取，本文用1990～2012年江苏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方面的从业人数与全社会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劳动力投入水平。据数据统计，江苏省物流技术进步贡献率呈现较大波动趋势，有些年份的变动幅度超过80%，属于异常规数值，本文采用指数平滑法对数据做相关处理，以保证经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平滑公式为：St+1=？琢At+（1-？琢）St。分别比较=0.3、0.4、0.5条件下的实际值与平滑值的误差，选择误差最小的？琢=0.4作为一二三次指数平滑参数。
（二）分析结果。利用1990～2014年江苏省的统计数据，经过指数平滑处理后，建立VAR模型如下：
其中Yt=[a1，X1，X2，X3]。并借助Eview6.0对上述变量进行分析研究。
对上述变量进行二阶差分可得数据平稳性结果，结果显示模型变量均为单阶协整。考虑到本文数据较小，同时VAR模型滞后期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从而会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所以本文将最大滞后期确定为2，对不同滞后期统计得出的AIC和SC值。结果显示，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
对模型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物流业发展水平和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贡献率都具有双向影响关系，而劳动力投入与技术进步贡献率都具有单向影响关系。
四、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利用1991～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了江苏省物流业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以及影响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能够较好地反映江苏省物流业科技进步的基本情况。1991～2014年技术进步对江苏省物流业的贡献率达到57.02%，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率。所以，要想快速有效地发展江苏省物流业，必须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在物流业发展中的作用。
（一）持续提高物流业发展水平。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出面进行统筹规划，建立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物流体系，利用全省生产力布局和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强“四核五带”的物流空间布局建设。并依托省内重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加强与行业及企业相配套的专业物流的发展，使得江苏省物流业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应该重视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刺激物流需求。
（二）保证充足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要持续增加物流业资金投入，为技术引进、人才培养以及物流设施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提高资本利用率，明确资本投资的方向，重视投资结构的优化配置。此外，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扩大金融机构对物流企业的技术投入方式，建立有效的研发投入机制和研发资金分配体系。
（三）加大物流人才培养力度。物流业相关方面的人才数量是科技研发、技术转移乃至整个物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物流业的推动者。一方面要增加物流业的岗位，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要培养物流专业人才，为物流业的发展质量提供保障。加强政府、企业、高校之间的联系，充分利用江苏省高校资源，重视物流相关学科的建设，同时注重引进高层次且富有经验的物流高级人才。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向东，张小军，石明明.中国流通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型――基于流通增长方式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9.2.
【关键词】国内公司；世界化；竞争
金融世界化是目前世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发展迅速，我国身为进步中的大国，我们必须要跟随世界发展的脚步，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所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怎样才能最大化的发挥中国企业的优势，扬长避短，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
1、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企业的压力
1.1面对强大竞争力的压力
在抢占我国企业市场份额的同时还严重的消减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最近这几年，好多外国公司走进我们国家，跨国公司开始逐步实行大型的兼并和收购，在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合并之后，世界跟风趋势日益严重。与这些公司合作，结合他们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营销经验，进而增强公司的实力。中国企业资金不足，面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及销售等优势，很容易造成垄断形式，由于我国技术落后、设备古老，没有能力去管理强大的外国公司，在竞争过程中被击败的可能性很大。
1.2面对外国公司抢占国内金融中心份额的压力
目前很多外国企业走进中国，促进金融世界化的形成，他们带来的产品质量优良，生产技术先进，成本低切品牌大，并且在市场营销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的丢失着原本属于我们的机会。根据报道可知，一些外国公司的产品在我国经济市场占有非常高的份额，在2000年，诺基亚在我国开辟了全球第二大市场，其市场份额占据全球营业额的12%，在我国拥有接近30亿美元的营业额。
1.3面对人才流失的压力
当外国公司走进我国市场后，他们公司发展和进步的方针策略不是在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过程中，而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商务事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较高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薪资便可以减少公司的生产成本，一般高级管理人员由他们来担当，其余的工作人员由我们的团队构成。并且，外公企业招聘中国员工，其薪资水平远不及他们自己，但是国内其他公司管理者的薪资要比工人多很多。这种企业经营方式，在我国聘请一个高级中层管理人员或技术人才非常容易。我国融入世界化金融过程非常迅速，同时也逐步取消了我国人才流动的限制，有些公司趁着这个进步的进会为吸引高科技人才主动实施了一些优惠的政策。根据报道，美国和德国都将考虑从每年11.5万配额升至20万做为工资，引入外国专业人才，除欧盟外引进两万IT技术人才，英国也会招募欧洲的信息技术人才。
2、面对企业全球化我国的应对策略
2.1有效利用国内金融中心存在的优势
虽然我国跨国公司的实力非常雄厚，面对全球经济世界化毕竟是一个后进者，只有国内的公司才足够了解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和消费习惯，能够透彻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国内公司和国外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都各具特色，各有各得优势，例如，地理位置，与和我们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和习惯的韩国做邻居。跨国公司走进中国以后应快速的实现公司国产化，但是由于两国的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距，想要真正的与中国社会融为一体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磨合。就中国手机市场份额来看，其中三星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我国的手机制造虽然在技术上相比外国稍微逊色，可是我们比外国公司更懂得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在其他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例如：手机的品种、颜色等方面，我们仍可以重获消费者的青睐，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2.2有效利用国内劳动力的优势
中国的人口数量占据世界首位，由此可见，中国也是拥有世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也因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我国人口密集，为我国企业提供了进步的保障，同时也要引进跨国公司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我国企业产品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日益走向成熟，在许多方面劳动力都为新型的产品技术提供了转移的可能性。最近几年，跨国公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大量的向中国的公司进行投资，从2002年起，我国已成为国内外得到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廉价物品出口国。中国充足的劳动力是国内公司的优势所在，所以我们应该加大对人才的培养，有效利用。为劳动力成立不等层次的培训机构，组建较完善的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体系。当前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地区加大教育的投资，培训更多有价值的人才。所以，我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不同的行业有效利用劳动力能源，扩大就业范围，加强生产，实现我国整体的竞争力。
2.3有效利用后发优势
落后的企业采用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成立模范公司，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学习外国公司的长处，例如：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人员管理等。这样可以避免浪费一些不必要的精力和时间，降低成本损失，在公司快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国内公司可以先利用已成形的公司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采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的进步。
2.4有效利用国企熟知国内制度的优势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以及社会环境都不相同，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将这些制度都联系到一起，对生产发展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的主要内容都包括这个国家的金融、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劳动用工系统以及环境政策等，这些事情都是在开展活动前必须熟悉且清楚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过渡期，同时也是各种制度和政策交替的阶段，与政府部门交流沟通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对于政府各部门的功能都要有一定的了解，以便能够快速的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而这些优势正是外国公司没有的。
综上所述，金融世界化标志着全球金融的进步，在这关键的时期，要抓住每一次挑战和机会，只有抛弃传统的观念和习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机遇，才能够长久的立足，唯有将改革和创新作为企业的动力源泉，勇于面对挑战客服各种困难，才能够在全球市场得到历练，获取经验，达到快速进步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贾继峰.重构优势：入世中国贸易的国际竞争力[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关键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相关性；北京工业；C-D生产函数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B
技术的发展是以客观的经济需要为前提，以必要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自罗伯特·索洛（ Robert·Solow），1987年索洛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将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增长后的余值为技术进步的结果。随后大量的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包括明确技术进步的内涵，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以及测算方法的研究。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统计数据的特点，探究各类测算方法的适应性并做出适当的调整，测算并分析了包括工业、农业等各产业，以及各区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关于经济增长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关性的研究更多的是进行定性分析。本文以北京工业为例，从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入手，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进行量化，为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制定政策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一、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1.经济总量及增长速度。近几年数据显示北京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总量不断扩大，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在“十一五”前4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已超出“十一五”计划目标3.7个百分点，略低于“十五”时期0.4个百分点。由表1可以看出工业对北京市的经济起一定的作用，工业在GDP的构成约为20%，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贡献的。
2.工业经济效益。在“十一五”的前4年，尽管随着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降至1/4，但工业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加值仍然巨大，工业的发展速度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工业增加值由2006年的1 740.8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 282.2亿元，增加值率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工业经济效益保持较高水平，2009年全市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210.87%，比2005年提高39.85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531.2亿元，比2005年提高117.65亿元，比2005年增长28.5%。表2为北京工业相关经济指标。
3.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分析。针对北京工业增长的现状，学者连玉明和武建忠[1]指出了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二、北京市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现状分析
据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分析报告[2]，北京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科学技术转化生产力的主要执行部门。也就是在北京统计年鉴缺失对工业整体科技水平统计的情况下，北京大中型企业可以反映北京工业科技技术进步水平。
1.科技投入总量及增长情况。如表3所示，2006-2008年北京科技活动经费总量相对稳定，保持较高水平；2007年有所下降，但是从2006年的1 147 736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1 470 411万元，增幅为28.11%，说明其总的趋势呈现平稳增长。但是，从其相对指标来看，北京市科技活动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其科技投入的强度还应加大。科技人员的人均科技活动经费保持在20万元以上，较为稳定。
R&D活动费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R&D投入有利于北京创造与创新能力的增强，是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表4看，北京R&D经费的支出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由2006年的588 451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709 677万元。从数据上看，“十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即2006年）北京加大了R&D经费的投入，之后北京市R&D经费支出一直保持高水平，占地区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3%左右。对比2%是“创新驱动”标志的国际惯例，可以说北京R&D投入的强度还是很大，反映了北京科技水平应该算比较高的。R&D人员的人均经费保持在20万元左右，较为稳定。
2.科技投入的来源。虽然科技经费投入包括科技活动经费投入，财政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大中型企业等的投入，但它们的来源大体上主要有政府、企业、金融机构贷款等几种情况，其中科技活动经费投入的来源渠道是比较全面的，以它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十一五”前4年，企业的科技投入占主导地位，保持在90%以上，可以说北京技术开发经费筹集来源的主要渠道为企业自筹方式，企业的科技投入主体地位得到巩固。从来自政府的资金来看，政府的资金保持在3%左右，亦趋于稳定，政府的资金所占经费筹集总额的比例高于全国2%的比例。这说明，北京政府较为重视科技发展，重视科技投入的力度，表现了对工业发展的支持[3]。从来自金融机构的投入来看，目前北京市的金融机构投入主要表现为科技贷款，“十一五”前四年中，银行贷款占科技经费筹集总额的比重是很低的，2007年、2008年两年都没有超过1%，2006年也仅为5.72%。要注意的是，金融资金在科技创新中，主要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任务，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关键环节，应该对其有足够重视，加大投入力度[4]。
3.科技创新成果。 从技术创新成果来看，北京大中型工业企业2008年完成科技项目3 333项，新产品开发项目2 332项，R&D发展项目2 462项，专利申请4 622项，见表6。整体水平逐年增长，反映多数大中型工业企业都重视并着力进行技术开发项目的研发，肯定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4.科技劳动力。截止到2008年，北京大中型工业企业年末从业人数达699 676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达55 976人，在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达到39 962人，见表7。从劳动力投入来看，北京大中型工业企业劳动力投入总量在2009年有微幅下降。但是从业人员素质稳步提升，从业人员中科技人员所占比重及科学家、工程师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可以说北京工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正在改善，企业注重技术效率的劳动投入。
5.北京工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分析。2009年，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曾对北京工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5]。
三、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关性分析
1.测量模型的建立。测量地区或产业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选择测量函数，二是基础数据的选择和处理。生产函数法将经济增长（产出）表达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常用的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法，中外学者常基于该生产函数法的改进来测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余宏和钱士茹[6]（1997）根据弹性系数的特性分别定义弹性系数α和β为资本投入量K和劳动投入量L的函数，改进了传统的C-D生产函数中关于α+β=1的假设，使建立的模型能够较真实的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此改进的生产函数。
基础数据源于1997年至2010年的《北京统计年鉴》，其中产出采用增加值指标。劳动投入采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指标。资本投入采用了资本存量指标，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基年的资本存量采用推算的方法来估算，利用王玲[7]（2003年）在《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测度》一文中，对1998-2002年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测算结果，并假设北京工业企业的资本存量K占全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K的比例，与其GDP占全国GDP的比例相等，推算出1998年北京工业企业资本存量，再推导出1996年北京工业企业的资本存量。当年投资额采用两年间固定资产原值的差即本年新增固定资产的值，折旧经比较采用了宋海岩[1，8]在官方公布的名义折旧率3.6%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增长率（北京市当年的GDP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并利用价格缩减指数，对所有的数据统一换算成以1996年不变价格为基准。
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据此建立的测算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的C-D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Y=11.826K1.155L-3.724e0.122te0.00018K+0.029L（1）
2.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公式（1）可推导出产出和各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及各要素的贡献率的公式。计算结果如下：在增长率方面，1996-2009年期间，北京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在30.37%，同期资本投入增长率为8.28%；由于职工平均人数总体的下降趋势，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2.47%。从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北京工业自1996年以来，年技术进步增长率为15.34%，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51%，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27.26%，由于其总体的负增长，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8.13%，测算结果如表8所示。图1反映了1996-2009年北京工业各要素的贡献位次，及“九五”、“十五”、“十一五”前4年北京工业各要素的贡献位次，反映了近14年来北京市工业技术进步情况，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图2展现了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趋势，可以看出趋势图近似于以2002年为对称轴图形。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0-2004年间，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有很大波动，在2001年达到顶峰，贡献率达到570.32%，在2003年又骤降到谷底，贡献率为负，跌至-630%。2000-2004年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不稳定，经历了大起大落，呈近似为正弦曲线波动。剔除波动过大、起伏不稳的2000-2004年，单单看1997-1999年、2005-2009年的发展，不难发现这些年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变化不大，相对较为稳定，一直保持在30%-40%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水平，期间有微幅下降，而后又恢复至30%-40%的水平。也就是说，若没有政策导向的指引、缺少刺激经济发展的契机，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一般仅在30%-40%之间，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50%-70%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55%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目标也存在着差距。据此可以得出：若除去2000-2004年技术进步波动起伏不稳的年份，1996-2009年北京工业企业总体的技术进步水平趋于稳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在30%-40%之间。
3.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量化了北京工业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且能够揭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图3显示了北京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由公式（1）推导计算出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自1996-2009年的变化趋势，显然步调一致的变化趋势又一次很好地证明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强相关性。
就北京工业的实际情况而言，经济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北京工业经济近14年的高速发展，制度上的创新是主要动因，其次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带动了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另外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引入了大量外资。制度上的创新、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北京工业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技术进步带来了提高的契机。伴随外资流入的新技术，管理理念的更新、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北京工业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也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这从第2节中北京工业的科技经费和R&D经费投入总量、年增长率，和各自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均处于上升中可得到证实。所以，在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技术进步率也大大提高，如在2005年高速经济增长使技术进步率达到20%以上，而技术进步率在此之前始终低于20%以下。
另外，经济增长也制约了技术进步的进一步提高。目前，很多专家学者指出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经济总量增长趋缓。受此影响，高端产业首当其冲。目前高端产业发展尤为缓慢，其主要表现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逐年下降。就2009年的数据来看，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6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现代制造业实现增加值657亿元，增长4.4%，分别慢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8.3个和1.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分别占全市比重为21.2%和38%，分别比2008年下降2.6个和0.6个百分点[9]。这些数据反映了北京工业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到了工业高端产业和技术进步，反之亦然。
从投入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对北京工业而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贡献率未达到产业发展目标。北京工业的技术确实在不断提高，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得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虽已降至1/4，但是工业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加值仍然巨大，技术进步在这中间必定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建设推动了工业技术的发展，高新材料的研制、日益完善的汽车工业等都使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的存在，感到技术进步强烈的外显性。
然而，技术进步的外显性并没有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这说明北京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存在问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据此推测，导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因素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缺少纽带，使得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脱节；或是技术进步脱离市场，不能带动经济增长。如果能找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对接点，则北京工业以后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会有显著的提升。熊彼特提出的技术创新或许能够提供这样的对接点，只有当技术进入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并能创造出价值时才能成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进步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基于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现状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二者在发展上具有相关性。北京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资金、制度和机制保障，但逐渐放缓的增长速度也限制了技术进步的提高速度。反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技术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只有表现为技术创新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技术进步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措施。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以企业为技术进步及技术创新主体，避免使技术成为实验室的技术，而不能转化为产品，或者研制开发的产品脱离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达到促进产业经济增长的目标。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具体表现为企业要成为投资主体、风险主体、决策主体，研发主体，以及收益主体，其中缺一不可。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有三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一是企业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创新，二是企业能够承担创新的风险，三是企业要选择好创新的主体模式。第一个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保护技术创新成果的法规，和技术创新成果分配的制度等，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收益分配的主体；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要依靠企业修炼“内功”，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提高面向市场的能力，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第三个问题企业要依据自身的资金实力和创新能力，来选择自主创新模式还是协作开发模式，简单划分，大型且实力雄厚的企业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可以充分享有技术创新成果带来的超额收益，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另外，中小型且难以自担创新风险的企业选择协作开发则更有利，一方面可以克服单个企业缺乏独立开发的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投入和分担风险。对产业发展而言，协作开发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惠及整个产业，促进知识与技术在经济体制内扩散，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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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2009中国创新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03-180.
[6] 余宏，钱士茹.度量技术进步作用的生产函数模型修正及新估算[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12）：77-82.
[7] 王玲.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测度[J].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4（1）：16-25.
【关键词】技术进步；贡献度；经济增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被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认同。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0世纪初的2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50-80%。在这种情况下，定量评价技术进步的贡献度越来越为国内外经济学界以及决策部门所重视。山东省作为经济大省，也是中国进步最快的地区之一，定量研究技术进步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及特点、把握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经济增长因素的构成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六个。即：（1）劳动；（2）资本存量规模；（3）资源配置状况；（4）规模经济；（5）知识进展；（6）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的因素。据此我们建立一个经济模型。令Yt为t时期的总产量，XK表示影响总产量的第K个因素（K=1，2，3，…，n），At表示经济的技术状况，在一些文献中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则产出与影响产出因素之间的总量山产函数为：
Yt=f（X1t，X2t，X3t，…Xnt，At）（1）
对上式进行全微分，然后两边同除以Yt，得到：
2 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模型
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文献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要素进行了分析。而且许多经济学家曾实际测算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时发现，1909―1947年，美国经济增长了约一倍的人均总产值中，其中87.5%的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只有12.5%增长可以用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即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丹尼森也曾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分析，结论同样认为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钱纳里等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不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当经济发展处于较地水平时，出于技术水平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的劳动和初级资源相对较多，而资本和技术的投入相对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要求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劳动力投入比例下降。这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一般采用的是索洛“剩余法”，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1957年提出的测定技术进步的方法。他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分析工具。提出下面的假设：1）生产函数是齐次线性的，规模报酬不变；2）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完全线性关系；3）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遵循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这里假定了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这是一种简化的分析，省略了增长理论中的长期增长部分。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和资本存量的生产能力都按照同一比例得到提高，而劳动和资本量本身并不体现技术进步。这种方式估计的技术进步也称为“非体现型技术进步”。因此，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可以有中性的技术进步来解释。由此增长的核算方程可以概括为：
其中α和β分别代表了增长中资本的份额和劳动的份额。这个方程总结了投入增长的生产率增长对产出的贡献。在这个方程里增长被分解为三个部分：资本的贡献，劳动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根据这个方程利用统计。
3 技术进步在山东省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的测算
采用索洛余值法对山东省1991-2003年13年间的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目的是测算这段时期技术进步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小。下面就运用上述模型对技术进步在山东省经济中的贡献进行估计。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利用（5）式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从拟合的结果看，方程拟合的很好，解释变量能够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96.7%，D-W=1.37表明序列无明显自相关性。由上面的估计结果及经济增长核算方程
得到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贡献率，得结果。
4 模型分析结论
从上述结果看出，山东省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的贡献率比较平稳，1991-2003的平均贡献率为10.25%，这个值与发达国家的劳动贡献率相比非常小。而资本的贡献率很高，个别年份如1997年已经高达354.5%。这可能是由于1997年我国的高通货膨胀引起的。但是，就各年的平均水平来看，资本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47.44%，高出劳动平均贡献率37.19个百分点。这与山东的经济增长的现实也比较相符，即经济增长中劳动的贡献较小，而资本的贡献较大。
在山东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小。从计算的结果看，除了1997-1999年出现大的波动外，其他各年份走势均比较平稳，平均贡献率为34.6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2001年开始技术进步的贡献始终为负值，这是因为从2001年以来，山东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的形成来实现，表明了近几年山东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其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来推动的。山东的经济增长依然是粗放型经济，还没有实现到集约式经济增长的转变。同时，从劳动力的增长和资本形成的增长来看，随着资本的增长，投入的劳动力变化不大，这表明随着山东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率的增加。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我国就业统计口径的特点引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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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长风.经济计量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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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索罗余值 经济增长模式 技术进步
一、前言
改革开放来，由于我国国情和技术条件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导致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违背的问题。为了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把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是发展的趋势和必要。
经济增长受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进步、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又以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技术进步为主。三十多年来，四川的GDP在全国排第8名左右，而人均GDP却排在25名左右，人均GDP低于全国人均GDP的30%。可见四川的经济发展还是相对较为落后。四川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还应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通过对带动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分析，测算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四川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提出促进四川省技术进步的建议。
二、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理论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衡量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把握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进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进步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及制造技能等方面的革新和改进。广义的技术进步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的积累与改进。本文指广义的技术进步。
在传统的经济学著作中，技术进步的经典理论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增长速度余值法。这两种方法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纳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并从数量上把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出来，以此测算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两种方法的理论以其系统性、科学实用性等优点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中得到普遍应用。
三、技术进步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的选取与处理。
四、政策建议
（一）发展教育，提高就业人员综合素质。196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问世，揭示了作为人力资本主要因素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将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增强而日趋增强。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为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人力资源，教育的好与坏，决定了人力资源的优与劣，而就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的效率。所以，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就业人员综合素质，为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
（二）鼓励创新，增加科研投入。创新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财富。创新不仅能够提高人的综合竞争能力，也是新的科学技术出现的前提。科研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技术水平。四川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增加，由2006年的1.42%增加到2011年的1.85%，六年内全国的平均水平是1.61%；经济发展较好的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9%、1.63%和1.52%；而四川平均水平是1.3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四川的科研投入还是相对偏低。
参考文献：
1 社会进步概念的传统诠释
一般说来，历史上具有辩证精神和历史感的哲学家对社会进步命题的理解具有较多的合理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进步概念的辩证意味。伏尔泰“在论证人类历史中不断的社会进步时，还接近了社会进步的矛盾性这一思路。他所理解的历史进步是不断性并非连续的。发展并不是和平地、平静地、毫无震荡地、没有revolutions（革命）地进行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善同恶是携手前进的，进步本身是幸福和灾难的结合，也就是说，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伏尔泰只是外在地理解社会进步的矛盾性，并且他认为罪恶与灾难只是社会发展为了克服自身单调性而产生的“调味品”，还没有达到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的观点。卢梭确立起社会在对抗性矛盾中进步的思想，认为社会发展充满了进步与退步的对抗，甚至干脆把“文明社会的发展史”说成是“人类的疾病史”。但他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社会进步的辩证发展观。康德对比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时指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而“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的”。但他没能提示出社会进步的矛盾本性。黑格尔认为，进步不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全盘否定，而是旧事物的“年轻化”。历史进步是社会矛盾的内在发生及其解决，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否定性是肯定性固有的环节。他说：“从不完美的东西进展到比较完美的东西，便是‘进步’，但是不完美的东西决不能被抽象地看作只是不完美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是牵连着或者包含着和它自己恰巧相反的东西。”尽管社会进步的矛盾总是在他的思维视野之内，尽管他“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当年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
然而，从总体上看，关于社会进步概念的传统诠释却是非辩证的，缺乏历史感，科学主义多于历史主义，自然主义多于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形而上学地将社会进步与社会退步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社会进步就是绝对地向文明、道德、自由、平等迈进，就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绝对向上的直线推进。机械的传统的社会发展进化模式论就认为，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并不必然伴随着文明与野蛮、道德与粗俗、理性与愚昧、自由与必然、平等与剥削的残酷斗争。它回避社会进步的矛盾对抗性，对人类前景充满了盲目乐观情绪，对历史发展缺少辩证态度。因此，在传统观念看来，社会进步概念是与社会退步、历史灾难、矛盾冲突等绝不相容的、彻底纯粹的向前运动，它拒绝承认“历史进步必须付出巨大代价”这一痛苦的真理，断然否定“社会发展往往与某种程序的社会退步相伴随”这一确凿的事实。这样，它便把社会进步概念简单地等同于历史的绝对必然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把作为社会进步内在固有环节的矛盾对抗、相对倒退从中抽取出来，结果社会进步概念变成了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物和抽象物。其二，形而上学地将社会进步与个体的发展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社会进步就是经济发展、物质富有、货币增值。传统哲学习惯于在抽象的逻辑质点上推演社会进步概念，对社会进步问题“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从而忽视了社会进步概念内含的生命内核和情感价值，失去了对人的真切关心和终极关怀。结果社会进步概念成了没有主体、没有主体丰富实践内容的空壳，出现了“主体的空场”，这导致了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即重物的尺度轻人的尺度、重事实判断轻价值判断、重客体价值轻主体价值。如崇尚科学精神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和实证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论就把社会进步和理性进步、知识进步带来的物质、经济增长直接等同起来，排挤社会进步概念中的人文精神内核，偏于追求消费价值、经济价值，结果激活了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泯灭了精神品位和生命意味，真可谓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说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转贴于
社会进步概念的传统诠释把社会进步理想化为没有矛盾、对抗、灾难相伴的绝对完美境界，特别是把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联系任意阉割，使其丧失价值主题和情感意义，在如今迅猛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受到了理论上（如生态文化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等）和实践上（如社会进步中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深刻对抗等事实）的双重挑战。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进步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完善的世界，反而把新的困难不断地带到这个世界。池田大作认为，科学进步和人的文化进步并没有直接关系。有感于社会进步特别是现代科技进步的深刻悖论，池田大作敏锐提出：“‘进步’这一概念究竟在哪些范围内具有意义，有重新评价的必要。因此对支持所有科学家的‘进步’这一概念，必须重新进行探讨。”然而，关于进步概念的探讨并没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下面就从内涵与外延两个逻辑层面给社会进步概念做出诠释。
2 社会进步概念的内涵
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关于社会进步概念的内涵，传统理论站在形式逻辑的视角上，形而上学地断定社会进步就是并且仅仅就是社会进步，于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社会进步概念本来内含着的矛盾冲突等内容，不能把握社会进步与退步之间的辩证关联。而站在辩证逻辑的视角上，社会进步既意味着社会进步又不意味或不仅仅意味着社会进步，即社会进步不单是时间的前后相继，而且也是内在矛盾的自我展开。社会进步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因此把握社会进步问题必须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辩证法作为唯一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法，反对将社会进步与社会退步、社会发展与历史灾难等绝对对立起来，相反，它正是要将它们二者置于一种辩证思维视野中加以把握。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在于它在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理解，因为认识一切对象的矛盾性乃是哲学思考的本质。恩格斯曾经指出：“所有的两极对立，它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彼此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含摄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含摄，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社会进步和一定程度上的相对退步作为对立两极“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的”。所以，只有在辩证思维中才能达到社会进步概念的研究的“真正的出发点”（马克思语）。
社会发展史表明：进步不是绝对的发展，而是曲折的前行，是前进与代价之间的矛盾运动。恩格斯说过：“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阶级的新的压迫。”社会进步往往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来运作，并通过扬弃代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性为代价。……在人类，也像动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在开始要靠牺牲多数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社会进步总是充满着前进与倒退、文明与野蛮、发展与滞后、欢乐与痛苦、自由与必然、平等与不公的激烈斗争和矛盾冲突。历史的运作就是这样悖理：社会进步造就了高度繁荣的现代文明，可是也把巨大的灾难留给了人们。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主体价值异化。并且社会愈进步，灾难愈严重。社会进步本是与文明、理性、自由、道德、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历史的进程表明，社会进步总是走到文明、理性、自由、道德、平等的反面，或者说总是与野蛮、愚昧、必然、粗鄙、不公相伴而行。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深刻悖论。经典作家深知这种悖论的历史必然性，辩证地指出，文明是向愚昧的告别，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样前进一步”，“数千年的文明制度的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伴随物。如马克思所说：“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社会进步需要有消极性因素作为否定性的辩证的力量来伴随、来推动。事实上，“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语）。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早就告诫“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恩格斯正是具体的历史演进而非抽象意义去理解进步概念并揭示出进步的非进步性这种矛盾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显然，就内涵方面看，社会进步概念决不意味一种绝对的直线上升过程，而是充满了二律背反的深刻悖论；决不意味着一种单向的线性的肯定模式，而是表现为肯定与否定的双向律动的螺旋前进。
3 社会进步概念的外延
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指的对象范围。囿于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展模式和经典的社会进化模式，对社会进步概念往往陷入物质主义的“单向度”理解，这导致对人文精神的扭曲和主体价值的遗忘，导致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两极对峙。马克思主张从客体和实践（主体）两方面来把握社会进步概念，认为从外延上看，社会进步既意味着客体方面（物）的进步，也意味着主体方面（人）的进步。“实践的唯物主义”高扬了社会进步的主体意蕴，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进步中的题中之意，在历史辩证法的话语中批驳了社会进步的单线理解。
本来社会与人就是内在关联的。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必由个人来说明；人是社会的人，人必由社会来规定。基于此，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必是内在关联的。传统观点从社会进步中抽掉人的全面发展，把社会进步与经济（物质）进步划等号，是因为“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其实社会进步内在地包含人的全面发展于自身，“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从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上看，我们认为，相比于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上看，我们认为，相比于经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最本质内容，因为社会进步历史之谜的答案不在人外就在人中。马克思主张辩证的社会进步观；强调发展经济，但反对唯生产力论。因为社会进步归根结底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马克思社会进步观与“见物不见人的”社会进步观是绝对不相容的，它突出了社会进步概念中以人为本的哲学命意。恩格斯晚年提出过，把社会进步理解为“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两个过程的辩证统一的思想，表达出了社会进步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是“人”的现代化的观点。正如“实践唯物主义”不同于经济唯物主义一样，的社会进步概念也不同于经济史观的社会进步概念。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R&D投入；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1002608
一、问题的提出
新增长理论指出，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提出，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研发（R&D）活动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驱动力。高技术产业具有高研发投入、高附加值和高利润回报率的“三高”特征，是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部门。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12）》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1995―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R&D 经费内部支出从17847亿元迅速增长到1 237807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12%，此外，高技术产业中专利申请数量也由612件增加到了77 725件，年平均增长率为354%。
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具有明显的时滞特征，R&D投入在当期的作用并不显著，但R&D投入带来的知识存量累积、知识溢出会对后续相关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持续影响。并且，与其他要素类似，R&D投入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特征，导致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并不一致。在技术创新初期，受到R&D投入资金、科研团队和实验条件等的限制，短期内难以取得技术进步的突破。随着研发队伍的不断壮大、R&D投入经费的持续增长、技术储备的不断增加，研发规模效应逐渐体现，高技术产业R&D投入的边际收益开始上升。当R&D投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高技术产业中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难度加大，R&D投入要素拥挤，边际收益下降。
在技术进步“干中学”理论的框架下，相对于均衡的技术进步路径，高技术产业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还存在着调整机制，即当技术进步偏离均衡状态时，会以一定的速率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与技术进步的调整机制交互作用，会使得技术进步在调整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结构变化。因此，研究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不仅能够将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做出准确评价，而且关系到高技术产业中创新驱动效应的发挥。
关于R&D投入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在Grossman和Helpman[1]、Aghion和Howitt[2]的R&D投入与技术进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Jaffe 和 Fogarty[3]认为R&D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还有助于相关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可以提升一个区域的整体经济水平。Guellec和Potterie[4] 、Furman等[5]对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R&D投入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R&D投入每增加1%，技术进步提升02%，R&D投入能够解释创新能力差异的90%。Kinoshita [6]指出R&D投入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并且，学习效应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远远大于创新效应。Coccia [7]实证检验了R&D投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测算了美国R&D投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最优投入率，研究结果显示，R&D投入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性作用，R&D投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5%，从长期来看，最优R&D投入率为全国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26%。此外，有关R&D投入对技术进步影响渠道的研究发现R&D支出活动显著提高了高技术企业对进口技术的吸收能力，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8]。Stllinger [9]构建了以人力资本为门限的Benhabib―Spiegel模型，根据技术水平将不同国家分为创新型、模仿型和停滞型，考察这三种类型国家的吸收能力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技术模仿可以提升技术落后国家的技术水平，模仿型国家知识溢出效应的能力最强，技术进步最明显，一个国家的吸收能力越低，技术模仿水平越差，技术进步效应越小，反之，技术进步效应越大。在R&D投入时滞性的研究方面，Griliches[10]、Aboody和Lev[11]认为高技术企业中R&D投入转化为技术成果的滞后期并不长，R&D投入滞后3期对高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
国内学者有关R&D投入对技术进步驱动效应的研究也十分丰富，肖文和林高榜[12]研究发现不同渠道下的R&D投入对技术进步均具有正向影响。刘小鲁[13]指出提高自主R&D支出比重有利于提升技术进步率。然而，张海洋[14]发现R&D投入对技术进步有负向影响，由于内资部门吸收能力的限制，增加R&D投入并不能促进生产率增长，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部门的R&D投入较低，内资部门不能很好地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从而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除此之外，师萍等[15]认为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倒U型，初期R&D投入会对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杠杆效应，当超过一定临界点时，杠杆效应会逐步转变为消极的挤出效应。夏良科[16]认为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与人力资本的交互效应不仅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正相关，而且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傅晓霞和吴利学[17]分析了R&D投入与技术差距的交互项对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指出技术差距的大小决定了R&D投入的有效性，技术差距越小，越有利于对国外引进技术的模仿、吸收，技术进步越大。程进等[18]、卢方元和靳丹丹[19]发现，短期内R&D人力资本积累和R&D投入增长不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技术进步缓慢，但长期中R&D投入的创新效应较为显著。
国内外文献中，分时期、分区域研究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直接贡献和间接影响的文献较多，但对R&D投入驱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结构变化与调整机制的研究很少，而对结构变化与调整机制的研究是分析R&D投入对技术进步动态影响过程、揭示R&D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内在机理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在R&D投入驱动技术进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高技术产业R&D投入与技术进步的长期均衡模型和短期波动模型，在两类模型中分别引入调整效应项，分阶段进行模型估计，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度。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R&D投入驱动技术进步的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检验，第四部分是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等因素对技术进步驱动效应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R&D投入驱动技术进步的模型构建
在Aiyar和Feyrer[20]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高技术产业R&D投入驱动技术进步的模型，如式（1）所示。
t/At=f（TEGt，Xt）（1）
其中，t为高技术产业的知识增量，At为t时期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t/At代表技术进步，TEGt代表技术差距，Xt代表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
基于Nelson和Phelps的技术差距关系假说，技术差距TEGt可以表示为式（2）。
TEGt=lnA*t-lnAt（2）
其中，A*t为t时期高技术产业的潜在技术水平，ln代表取对数。潜在技术水平A*t在现实中无法观测，一般通过预期得到，本文借鉴外推预期的表示方法，将lnA*t表示为式（3）。
lnA*t-lnAt=γ（lnAt-lnAt-1）（3）
其中，At-1为t-1时期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γ为调整系数。式（3）可以调整为式（4）。
lnA*t-lnAt=γ（lnAt-lnAt-1）=γ ln（t-1/At-1+1）≈γ（t-1/At-1）（4）
综合式（1）至式（4），并选取高技术产业R&D投入（RDS）、技术引进支出（ETA）、人力资本（FEP）代表Xt，则高技术产业R&D投入驱动技术进步的模型如式（5）所示。
t/At=f（γ（t-1/At-1），RDSt，ETAt，FEPt）（5）
为简化起见，本文采用变量TECHt代表技术进步t/At，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函数形式表达技术进步函数f（・），得到式（6）。
TECHt=（γ×TECHt-1）α×RDSβ1t×ETAβ2t×FEPβ3t（6）
将式（6）两边取对数，加入随机扰动项，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形式表示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长期方程，如式（7）所示。
lnTECHit=β0+αlnTECHit-1+β1lnRDSit+β2lnETAit+β3lnFEPit+uit（7）
其中，i代表高技术产业的各细分子行业，TECHit-1的系数经过计算后可以得到调整系数，用于反映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长期调整机制。
式（7）反映了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与R&D投入、技术引进与人力资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因变量的一阶滞后作为调整机制，因而成为动态模型。长期均衡模型中的变量均取对数，变量系数表示长期弹性。
由于R&D投入的时滞性、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等原因，R&D投入对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并不一致，因而本文构建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短期波动方程。短期中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调整机制更关注对长期均衡的偏离，因而估计式（7）得到残差项式（8）作为短期模型的调整机制项。
ecmit=it=lnTECHit-0-lnTECHit-1-1lnRDSit-2lnETAit-3lnFEPit（8）
采用各变量差分形式构建短期波动方程，并加入短期调整项，如式（9）所示。
ΔlnTECHit=ρ0+λecmit-1+ρ1ΔlnRDSit+ρ2ΔlnETAit+ρ3ΔlnFEPit+vit（9）
式（9）表明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波动不仅取决于R&D投入、技术引进经费和人力资本的短期变化，还受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偏离长期均衡程度（ecmit-1）的影响。短期模型中各变量的差分项表示短期波动，差分项系数表示短期弹性。式（7）至式（9）构成了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同时刻画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关系。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检验
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2―2012）》中高技术产业17个二级行业1997―2011年共15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94）》，本文选取的高技术产业17个二级行业为：化学药品制造、中成药制造、生物生化制品制造、飞机制造及修理、航天器制造、通信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办公设备制造、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式（7）至式（9）中，i = 1―17，t=1997―2011，变量的选取与测算方法如下：
1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率与累积技术进步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中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计算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1）DEA方法。该方法由Charnes 等 [22]提出，是用于测算或评价效率的一种数学规划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评价技术效率的方法和手段，DEA可以根据决策单元中的投入产出指标，检验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部门。基本原理是将效率最高的决策单元作为技术前沿水平，将其他决策单元与之对比所计算的相对效率水平作为技术效率。
（2）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是在DEA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因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距离函数的比值，而距离函数恰好为DEA中最优值的倒数。因此，t时期的距离函数为Dto（xt，yt），定义为式（10）。
Dto（xt，yt）=inf（θ：（xt，yt/θ）∈St）=sup（θ：（xt，θyt）∈St）-1（10）
其中，下标o表示距离函数是基于产出来定义的，xti为投入向量，yti为产出向量，St为t期可行的投入产出集合，即生产可能集。因此，根据DEA原理及距离函数定义，距离函数为DEA最优值的倒数。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计算公式如式（11）。
Mi，t+1（xti，yti，xt+1i，yt+1i）=[Dti（xt+1i，yt+1i）Dti（xti，yti）×Dt+1i（xt+1i，yt+1i）Dt+1i（xti，yti）]1/2（11）
其中，i为行业，t为时间。为了更好地分离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进一步变形得到式（12）。
Mi，t+1（xti，yti，xt+1i，yt+1i）=Dt+1i（xt+1i，yt+1i）Dti（xti，yti）×[Dti（xti，yti）Dt+1i（xti，yti）×Dti（xt+1i，yt+1i）Dt+1i（xt+1i，yt+1i）]1/2（12）
其中，Dt+1i（xt+1i，yt+1i）Dti（xti，yti）为技术效率，[Dti（xti，yti）Dt+1i（xti，yti）×Dti（xt+1i，yt+1i）Dt+1i（xt+1i，yt+1i）]1/2为技术进步。
本文在DEA方法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的基础上，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其中，技术进步指数表示相邻时期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表示与上一时期相比，该时期的技术是进步的。在基期后的每一年，将之前的技术进步指数累乘可以得到本期相对于基期的累积技术进步率，记为TECH。
采用DEAP21软件，将各行业高技术产业实际产出、实际资本存量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数据输入后即可进行效率的测算与分解，最终得到1997―2011年17个行业的255个生产率指数和255个技术进步指数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中没有列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计算结果，需要时可向作者索取。。本文计算了GDP平减指数，对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平减得到实际总产值，选取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高技术产业新增固定资产平减后，累加得到实际资本存量K，选取高技术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变量，GDP平减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均以1996年为基期。
2R&D存量（RDS）的估算
高技术产业的R&D存量是根据当期R&D经费内部支出和前期高技术产业的R&D存量加总计算得到。作为一种特殊资本，与一般物质资本类似，R&D资本也存在折旧，国内外文献中普遍采用永续存盘法计算R&D存量。计算公式为：RDSit=RDit+（1-δ）RDSit-1。 其中，RDSit为第i个行业第t年的R&D存量，RDit为第i个行业第t年的R&D经费支出，RDSit-1为第i个行业第t-1年的R&D存量。借鉴朱有为和徐康宁[21]的数据，R&D资本的折旧率δ取值为15%。R&D经费支出使用R&D支出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计算R&D资本。另外，本文中R&D支出价格指数借鉴了张同斌[22]的处理方法，即R&D价格指数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加权合成，以1996年为基期，其中，消费价格指数的权重为5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权重为45%。
3人力资本变量（FEP）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经费支出（ETA）的选取
由于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缺少受教育程度等相关数据，本文采用高技术产业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代表人力资本变量，记为FEP。高技术产业的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由参加R&D项目人员及应分摊在R&D项目的管理和服务人员的全时当量相加得到。本文将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与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加总，记为ETA，表示除自主R&D支出以外的其他技术经费支出。与R&D支出类似，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经费支出（ETA）变量也采用以1996年为基期的R&D支出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4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是否平稳会对实证结论产生重要影响，非平稳的数据具有随机游走性，难以把握其规律，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Fisher-ADF检验与Fisher-PP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得，各变量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的Kao检验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符合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条件。因此，本文建立高技术产业R&D投入驱动技术进步的短期波动模型和长期均衡模型符合计量经济学原理，得出的结论具有可靠性。
四、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等因素对技术进步驱动效应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一些重大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地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技术产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化。因此，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进行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的检验。
1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的检验
自“863计划”和“火炬计划”后，我国于2001年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二次创业”计划，更为有力地推动了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借鉴Chow检验的方法，本文对2002年前后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模型进行结构变化的检验。
假设1997―2002年的回归残差平方和为RSS1，样本数为n1；2002―2011年的回归残差平方和为RSS2，样本数为n2，RSS1与RSS2之和记为RSSur。1997―2011年的回归残差平方和为RSSr，模型的待估参数为k个，根据式（13）中的F统计量，可以进行结构稳定性检验。
F=（RSSr-RSSur）/kRSSur/（n1+n2-2k）～F[k，（n1+n2-2k）]（13）
经检验，在2002年，式（7）和式（9）的F统计量分别为5975和3034，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可以判定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本文在1997―2002年、2002―2011年、1997―2011年三个时间段上分别估计式（7）和式（9），以减少结构变化的影响。
2R&D投入等因素驱动技术进步的长期均衡效应分析
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DIFF）方法对长期均衡模型式（7）进行估计，该方法对所估计的模型进行一阶差分以去掉固定效应的影响，再用一组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获取一致性的估计，从而得到样本回归模型式（14）。
lnTECHit=0+lnTECHit-1+1lnRDSit+2lnETAit+3lnFEPit+it （14）
利用EViews8软件，对式（14）进行估计，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
1997―200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中长期技术进步的R&D投入弹性1显著为0567，该时期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学习、模仿型技术进步空间较大，创新难度相对较低，R&D投入的风险低、边际收益高，R&D投入的有效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得高技术产业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和R&D投入效率逐年提升。2002―2011年，R&D存量的长期弹性系数显著为-0197，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生产率悖论”现象凸显。该现象的产生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高技术产业中过多的人力资本和经费投入到R&D活动中，生产活动获得的要素投入减少，高技术进步进展缓慢的同时，R&D投入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下降；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高技术的集成创新、自主创新能力还有一定差距，但技术进步空间不断缩小，高技术创新的难度不断增加；三是R&D投入资本替代效应，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R&D投入成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净替代，而这种替代主要是要素之间的选择在生产函数曲线上的移动，并没有引起生产率的提高。此外，随着R&D投入的不断加大，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开始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且R&D资源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也导致R&D投入的效果不显著，最终导致1997―2011年整个时间段上R&D存量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
技术引进方面，如表2所示，2002年之前，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变量（lnETA）的长期弹性系数2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消化吸收的效果不显著，即“干中学”的效果不明显，“技术引进―模仿吸收”的良性机制没有形成；R&D投入的内部结构不合理，根据《中国科技统计2012年度报告》统计，2000年，我国试验发展活动人员比重为675%，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员比重为325%，试验发展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其比率过高增大了技术引进的收益不确定性，抑制了技术进步率的提升。另外，发达国家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严格，也使得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出。2002年之后，我国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条件，加大引进适用于我国的先进技术。我国企业通过模仿学习，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不断增强。高技术引进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国内外高技术之间实现了优势互补，技术引进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充分显现。表2显示，2002―2011年技术引进变量的系数2为0277，而1997―2011年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引进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达到了0499。
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方面，1997―2002年间，长期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弹性3显著为负。在这一时期，我国高技术产业中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科技人员结构不合理，传统人才较多、高端人才缺乏。具体而言，高级科技人员偏少，一般科技人员偏多；技术熟练的高级技工较少，一般工人较多，削弱了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降低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影响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根据《中国科技统计2012年度报告》统计，200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R&D人员全时当量仅占高技术产业全部从业人员的235%。2002―2011年，国家高端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和我国高技术产业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为高技术产业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另外，人力资本增长后，高技术人才之间通过相互交流、学习等实现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及要素整合，使得行业内和行业间的“协同效应”得到发挥，创新回报大于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其规模效应显现。2002―2011年，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长期均衡模型中人力资本变量的弹性系数显著为0038，人力资本的贡献开始发挥。
高技术产业中R&D投入的时滞效应较为明显。本期R&D投入形成的R&D资本，会成为此后技术进步的基础。在式（14）中，lnTECHit-1的系数表示上一期技术进步对本期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如表2所示，1997―2002年和2002―2011年，上一期技术进步变量（lnTECHit-1）的动态系数分别显著为0199和0628，上一期技术进步对本期技术进步有明显的驱动作用，且驱动作用逐渐增强。此外，在模型（14）中，采用1-得到调整系数，用于反映技术进步对外界反应的敏感程度，即高技术产业中技术进步的长期调整机制。1997―2002年和2002―2011年，技术进步的长期调整系数分别为0801和0372，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稳定性提高，市场环境波动、R&D投入和人力投入的波动等外部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干扰程度显著降低，高技术进步的“惯性”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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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怎样诞生？社会如何进化？人的意识怎样来反映外部世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自身的辩证发展到底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是两回事，而它们有可能是一回事。事物的发展过程有没有统一的原理，即它的一般模式是怎样的？本文试图说明这些问题的答案，并加以论证。
事物发展一般原理是“膨胀的系统必然产生结构”，这先对结构加以说明。所谓结构即存在较稳定的，能以明显的感知标准划分阶段后，处于一个阶段中的存在形态。如人类社会中以生产关系划分后的封建社会可以看做社会这个系统的一个结构。结构给人的印象是大块的、宏观的、稳定的。与结构相对应的，是能造成系统膨胀的“能量”。此处的能量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能量，而是爱因斯坦质能方程中E=mc2中的能量，或者是物质流，或者是信息流，或是它们的混合体。例如人类社会中的生产力，可以看作是社会系统的能量，它给人的印象是弥漫的、微观的、较快变化的。为什么膨胀的系统必会产生结构呢？是因为膨胀后系统可能产生的结构数与实际能达到的结构数之间存在一个差值。随着系统的膨胀，它的每一膨胀，都能使整个系统可能实现的结构数显著增加，而系统实际能实现的结构数是有限的，系统的连续膨胀，造成这个差值越来越大，最终会逼迫系统产生一个更高级的结构来吸纳膨胀的能量，使系统能稳定存在。如果倒推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最初的时候“一个系统的能量与结构不可分辨”，（这可以让我们想起宇宙大爆炸理论）它表明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合而为一，发展是存在的唯一形态，存在是发展的物质前提。
实际上，科学理论都在暗示，物质和能量实质上是一回事，如爱因斯坦的如质能方程E=mc2；又如物质的波粒二象性，正因为，物质本身的存在是因为它原来是弥漫性的能量，而后，因为膨胀，所以产生了结构，而其本身的特性并没有完全丧失，所以，表现为能量与结构并存的形态，即表现为波粒二象性；又如，马克思哲学中的物质实在性和辨证发展实际上也是这一真理的反映，即物质的辨证发展是因为物质的原始形态是膨胀的一团能量，并因为膨胀，可能结构数与所能达到的现实结构数差值而产生结构，这是对称破缺的原因。
一个系统的产生，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产生物质的阶段，即由一团弥漫的原始能量，演变为一些可观测到的基本粒子，如夸克等。二是物质稳定存在的阶段，由夸克衍生出原子，由原子衍生出分子，由分子而现代的各种物质，由于前一阶段吸收的能量最多，这一个很长时期，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三是产生死亡与重生的阶段，有些系统因为与其它系统较强的关联性，又由于在前一阶段的演变，产生了一些更复杂的存在形态，这样，使得整个系统对初始值高度敏感，所以可能达到耗散结构的临界点，而得到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对外界刺激能进行处理，并做出信息反映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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