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4 14:54:07
导语：在税收的基本原则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经济体发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历史，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
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
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
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税收公平；税法公平；社会公平
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寓意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及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本质的集中体现，是税收立法和执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研究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知识意义，而且具有应用意义。它对于指导税收立法、规范税法解释、克服成文税法之缺陷、发挥税法的功能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确立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完善税法体系、规范税法功能、保障税法实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平原则对社会的分配、个人权益、各方利益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古今中外，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我国的税法学研究虽然也接受了公平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学者们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税收公平原则”，直接将其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从而严重弱化了该原则对税收理论及实践的指导意义，导致税法不公平现象严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税法公平原则的应有含义，实际上，税法上公平原则的内涵要远大于“税收公平原则”这一表述所包含的内容，笔者将其表述为“税法公平原则”而不是“税收公平原则”。原因有二：第一，“税收”更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学或者说是财政学上的概念，而不是严谨意义上的法学概念，直接将“税收公平原则”作为税法基本原则之一，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第二，税法上公平原则的内涵要远大于税收公平原则。公平是一个涉及面广、涵盖内容丰富的概念。真正的、完整的公平，既渗透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又融会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要用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税法公平原则”这一称谓。
实际上，税法公平不仅包括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即传统上所说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而且还应该包括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的征纳税公平和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用税公平。由此上升至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本文先从误导税法学界多年的税收公平原则谈起，然后论述税法公平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的区别，最后详细阐述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
1税收公平原则的演进及含义
税收公平原则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税收公平原则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william petty），他认为，税收应尽量公平合理，对纳税人要一视同仁，税收负担要相对稳定，不能超过劳动者的承受能力。但是第一次明确、系统的阐述税收公平原则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他明确提出了税法的四原则，其中之一即是具有公平内涵的平等原则。他指出平等原则是指“一切国民，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交纳国赋，维持政府。”19世纪后期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提出了税法的社会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又分为两个具体原则，一是普遍原则，即一切有收入的公民都要普遍纳税；二是平等原则，即根据纳税能力大小课税，税收负担力求公平合理。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垄断阶段，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凯恩斯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税收公平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一致认为当代税法的最高原则就是“效率”和“公平”。
税收公平原则在西方的演进有其合理性，我国税法学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原则。对于这一原则，中外学者已经形成了共识，即所谓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纳不同的税。”因此，“公平是相对于纳税人的课税条件说的，不单税收本身的绝对负担问题。”由此看来，将传统上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表述为“税负公平原则”更为科学一些，因为它表示的是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分配。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①横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即税制应以同等的方式对待条件相同的人。横向公平强调的是情况相同，则税收相同。例如：我国现在正在立法进程中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就是为了实现横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税法应当从法律的高度，排除对任何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不应有的免除纳税义务，只要发生税法规定的应纳税的行为或事实，都应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第二，税法对任何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规定应当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实行差别待遇；第三，税法应当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都应尽纳税义务，不论收入取于本国还是外国，只要在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之内，都要尽纳税义务。
②纵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即税制如何对待条件不同的人。例如：高收入者应当比低收入者多纳税。现在各国在个人所得税上采用的累进税率制就是为了实现纵向公平。一般来说，采用累进税率可以实现对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再分配公平，体现税负的公平原则。
怎样才能做到税负公平呢，西方学者先后有“利益说”和“能力说”。“利益说”亦称“受益标准说”，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应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但是，“利益说”将税收视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自愿支付，即纳税是建立在个人的边际效用评价上，因此个人容易低估实际收益，而且对免费搭车的策略行为无能为力。所以现在它被“能力说”取代。“能力说”亦称“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纳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目前多是以纳税人的所得为主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对纳税人所得适用累进税率制。
2税法公平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的比较
虽然在事实上，税收公平原则与税法公平原则具有紧密的联系，是税法公平原则部分实质性内容的来源，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分配关系或经济杠杆作用的体现或表现，因此，它是一种经济原则。而税法公平原则的基本内容虽然包含税收公平原则，是对税收公平原则内容的反应或体现，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原则，是经济分配关系的法律表现，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且，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远大于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只是税法公平的一个结果，只有税法公平了，税收才能公平。因此，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也是根本的。只有把握了两者之间的这种根本的区别，才能真正从本质上把握税法公平原则的本质。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
第一，税收公平原则是一种税收原则，税收原则是税收在执行职能中处理所涉及的诸如税收总量、税负分配、税后经济影响等各种问题的经济意义上的准则。税收公平原则即是其中关于税负分配的基本原则。而税法公平原则是一种法律原则，是指税法活动始终遵循社会公平。它不仅关注经济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实现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公平。这里的社会是包含了经济、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统一体。
第二，经济上的税收公平主要从税收负担带来的经济后果上考虑。而法律上的税法公平不仅要考虑税收负担的合理分配，还要从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方面考虑税的公平问题。纳税人既可要求实体利益上的税收公平，也可要求程序上的税收公平。
第三，法律上的税法公平是有具体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这种公平可以得到立法、执法、司法上的保障。比如：立法者在立法时就试图将所有的人成为具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避免使某些人有超越税法而享有不纳税的特权；征税机关在征税时不能对特定的纳税人给予歧视性对待，也不能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特定纳税人给予特别优惠，因为对一部分纳税人的特别优惠，很可能就是对其他纳税人的不公平；当纳税人收到征税机关不公平的待遇时，他可以通过向税务机关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或直接以行政诉讼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不公平的对待。
3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
实际上，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远大于现在税法学界所公认的“税收公平原则”的内涵，它包含税收公平原则而又不限于税收公平原则。税法公平原则应当包括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税公平、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用税公平、纳税人之间的区际公平及代际公平等等。税法公平本身不是目的，这些公平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终极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
3.1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
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实际上就是传统上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在前文对其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3.2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税公平
随着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性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征税机关在征纳过程中不能只享有权力而不须承担任何义务，纳税人也不能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否则，税法的这种不公平就会引起纳税人的逆反心理甚至是反抗，不利于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形成，对于税收收入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合理的分配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权利（力）和义务，就既是建立税收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税法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我国来说，我国的执法理念还十分落后，在依法征税上，只停留在“依法治税”的层面，只是让纳税人守法而忽视怎样使权力服从于法。导致税务机关特权思想严重，侵害纳税人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随意减免税、买税卖税、从中渔利的行为一时难以根除。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宪法中规定纳税人应有的权利；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要尊重纳税人合法权利，平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纳税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征税意识；纳税人也要树立依法纳税的意识，因为他的偷逃税，就是对其他依法纳税人的不公平。最终建立起和谐的征纳关系，实现征纳税人之间的公平。
3.3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用税公平
税收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价格，纳税人缴纳税款就是为了从国家获得相应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如果国家提供给纳税人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在数量和质量上不相符合，就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国家必须为了纳税人的公共利益而合理适用税款，相应地，法律应该赋予纳税人对国家用税的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税款被不正当地滥用，实现真正的用税公平。
税法中赋予纳税人监督用税的权利应该包括：监督税收制度和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使税收立法民主、公正、合理，从源头上保证用税公平；监督税款的保管，使之得到安全的保管，不被挪用或贪污；监督税款的使用，每一笔税款支出都应该经过预算，经过人大审批，并且每一笔税款支出都要向纳税人公开，由纳税人评判其合理性。
3.4其他
传统的税收公平仅限于追求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内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即人际公平。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人类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税法公平还应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和不同国家（地区）平等参与的区际公平。不管是以上何种类型的公平，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在公平的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4结语
税法的公平原则是指导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关于税法公平原则的理论和立法。在我国目前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推进税法建设，实行依法治税的过程中，将税法公平原则良好地运用与贯彻其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会对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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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民法与税法作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部门，在立法本位、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及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税收法律关系的公法之债性质，使民法与税法存在诸多联系。在税法立法本位转变为在实现国家公共职能的同时，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前提下，运用民法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公私法融合大趋势下税法领域研究的新课题。
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从其产生之时起，就着眼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或简单、或复杂的民事关系与财产关系。税法则通过法律的手段调整税收关系，维护正常税收秩序，保障国家税收职能的实现。作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部门，在公私法趋同的大背景下，如何异中求同，使民法与税法共同发展，乃是税法学界理论研究的新问题。本文试以民事基本原则为切入点，对其在税法中的适用加以探讨。
一、民法与税法关系之探析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税法则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虽然民法是私法，税法是公法，但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手段，两者既相关联，又相区别。
(一)民法与税法的差异性
民法因其私法性质与税法的公法性质不同，因而存在诸多差异。
首先，立法本位不同。法律的本位是指法律的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基本任务，或者说以何者为中心[3]。民法的立法本位随着历史发展，而历经义务本位、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三个阶段，最终落脚于尊重个人的人格，保障个人的自由，维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利益，充分体现以民为本、以权利为本的指导思想。税法的立法本位，经历了从过分强调国家本位到强调保障纳税人权利，实现权利义务对等的过程。在保障国家实现其公共职能的同时，充分体现纳税人的个人本位，即纳税人权利的实现。
其次，调整对象不同。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税法的调整对象是税收关系，包括税收征纳关系和其他税收关系。前者存在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而后者主要存在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
第三，调整方法不同。民事关系自身所体现出的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使其在调整方法上强调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主体行为的“任意性”，以及解决争议方式的协调性[1]。税收关系涉及实体法律关系与程序法律关系，实体法律关系的调整方法强调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以及权利义务的对等，程序法律关系的调整方法在确保纳税人合法权利的同时，强调国家对税收征管的强制性。
第四，责任承担不同。民事法律责任是一种以财产性责任为主，非财产性责任为辅的责任，具有补偿性。其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针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分别采取人身性或财产性的责任承担形式。税收法律责任亦是以财产责任为主，非财产性责任为辅的责任，兼具补偿、制裁和教育的功能。对法律明确规定需具备故意或过失要件的，以过错责任为主，对违反税法义务而不以发生损害或危险为其要件的，采取过失推定主义，允许当事人举证其无过失而免责[4]。广义上的税收违法行为包括行政违法行为与税收犯罪行为，因此主要采取行政责任形式与刑事责任形式。
(二)民法与税法的关联性
民法与税法虽然性质不同，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民法与税法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产物。
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为私有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基础。而私有制的急剧发展加速了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瓦解，促使国家产生。民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把商品经济关系的规则直接用法律原则加以表达。国家的出现使得统治者将生产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交易习惯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随着法律的成文化与法典化，民法从“诸法合一”中分立出来，成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国家并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因而需要社会生产者将自己所创造财富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从而产生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税法，以规范税收行为。由此可见，剩余产品的出现，在个体之间形成了以平等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税收关系。而国家的产生使得平等主体的商品交换关系与税收关系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从而产生民法与税法。
其次，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民事法律行为的存在为基础。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以国家政权体现者身份，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并由此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国家之所以征税，是国家职能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国家之所以能够征税，是因为有纳税行为的发生。纳税行为虽然为纳税提供依据，但就纳税行为本身而言，多是民事行为，因此纳税人既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税收法律制度须与民事法律制度相协调。
流转税产生于商品流转中的商品销售与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流转额，而商品销售与经营活动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最为典型的方式。所得税产生于纳税人通过自身的民事行为取得的所得收入。个人所得中的工资薪金、生产经营、劳务报酬、财产转让与租赁、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是纳税人通过劳动取得的收入，或是通过合法处分自己财产取得的收入;而企业所得则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等取得的收入。这些收入均是纳税人以民事主体身份，平等自愿的从事民事活动的所得。财产税产生于纳税人所拥有或支配的某些特定财产。静态财产税对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权利未发生变动的静态财产课征，而所谓静态财产是纳税人财产处于占有与用益等物的自物权与他物权存在状态。动态财产税则是对纳税人的财产所有权发生变动和转移时进行课征。由此可见，财产税与物权的关系最为密切。行为税产生于纳税人的特定行为。车船使用，车辆购置，证券交易，书立受领各种合同、书据、账簿、执照等行为，均是纳税人所从事的涉及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民事行为。由此可见，纳税人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是国家向纳税人征税的基础原因。
第三，税法的课征对象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是以私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为对象而进行课征的，而私人的各种经济活动又首先被以民法为中心的私法所规制。税法的征税对象是指税法所确定的产生纳税义务的标的或依据。从其范围上看包括物和行为[5]。物是指按照一定的征税对象的一定税率计算出来的应当上缴国家的货币或实物，涉及商品、劳务、财产及资源等形式。其中流转税以纳税人的流转额为征税对象，而流转额是纳税人(民事主体)在商品流转中取得的具有所有权性质的收入额;所得税以纳税人的所得或收益为征税对象，而所得或收益则充分体现纳税人的所有权;财产税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为征税对象，拥有特定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是纳税人纳税的依据。行为是纳税人所实施的，需要国家通过征税从而加以限制和监督的活动。行为税以纳税人某些特定行为为征税对象，而行为本身就是民法所调整的除物之外的又一对象。由此可知，税法的课征对象产生于民事主体的经济活动，涉及物权中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以及特定的民事行为。
第四，民事私法之债中的某些制度在税收公法之债中的运用。
传统理论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以权力主体身份出现，而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形成的服从关系。而以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制定为契机所形成的“债务关系说”，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6]。既然同属特定人之间可以请求特定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民事之债中的某些制度就可以借鉴性地用于税收之债。例如民事之债中的代位权与撤销权制度适用于税法中，可以使税务机关通过这两项权利的行使，防止国家税款因纳税人的非法行为而流失。民法中的优先受偿权适用于税法中，分不同情况而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担保债权、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等，以保证税款征收的有效性。
二、民法基本原则在税法中的适用
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具体原则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或某类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直接出发点[7]。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整个民法制度的“灵魂”，体现民法的本质和特征，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根本准则[8]。通说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包括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法与税法虽然性质不同，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在税法立法本位转变为在实现国家公共职能的同时，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前提下，在税法中运用民法基本原则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一)平等原则的税法适用
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中平等以独立为前提，独立以平等为归宿。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互不隶属，其权利能力(地位)平等，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合法权益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法律人格的平等在税法上的适用，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观念转变过程。
传统的“国家分配论”主张义务本位观，强调“所谓赋税就是政府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的东西”[9]。用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及固定性来论证国家是只享有征税权利而无须承担任何代价的权利主体，纳税人是担负纳税义务而无权索取任何回报的义务主体的观点。随着“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债的本质要求双方地位平等，在权利义务的享有与承担上应是互为权利义务人。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只能以平等身份出现，而不能以其强势凌驾于纳税人之上;国家与纳税人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当两者之间产生税务纠纷时，双方以平等地位通过法律加以解决。
在适用民法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税法上的平等还强调机会平等。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建立机会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各种市场主体按照自身的经济能力，通过努力参与市场竞争，进而实现社会有序发展的目标，促进经济效率，贯彻机会平等原则。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税法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是根据资产阶级“契约自由”理论提出来的。它是指民事主体在符合法律规定或不违背合法约定的大前提下，以个人的真实意思自愿地创设、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意思自治原则表现了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在经济活动领域内依法获得的最大限度的自由。
税收传统的“国家需要论”认为，税收是由国家单方意志决定的强制性行为，纳税人只能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现代税收理论则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认为税收是以人民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形成的公共契约。这种契约关系存在的前提是纳税人的意思自治，从法律权利与义务的角度阐述，表现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纳税人因履行纳税义务而获得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通过行使征税权来满足其国家职能实现的物质需要，因而负有提供与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义务。由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与终止不可能不考虑税收效率而单独地发生在纳税人个体与国家之间，因此，纳税人以意思自治为前提，授权于人民的代议机关(立法机关)，通过其制定宪法与法律以创设、变更、终止税收法律关系。
任何的意思自治都不是毫无限制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旦成立，双方都应依法实现权利和履行义务。国家及其授权的征税机关不仅无减免或不减免税收的自由，更没有擅自征税或不予征税的自由。纳税人只能依法纳税，而不能仅凭自己的意思自治而偷税、漏税。税法禁止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就纳税义务的范围与履行方式以协议的方式加以变更和解除。
(三)公平原则的税法适用
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民法主要通过等价有偿、机会同等、权利义务对等、情势变更和公平责任等原则保证实现交易的公平。
税收公平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在税法中的体现和发展，是税收制度的基本准则。税法上的公平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10]。通过普遍征税、平等课征和量能课税，实现税收公平，引导经济结构合理化，促进国民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税收公平原则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
税收立法公平与税收执法公平是税收公平原则最基本的要求，其间蕴含着税收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实体公平与程序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立法公平体现为税法直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税收法律关系双方地位平等，同时确定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税收分配模式注重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亦即应该以同等的课税标准对待经济条件相同的人，排除对不同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因其强调的是纳税人情况相同则税收相同，如果纳税能力不同而同等征税则有违公平，因而体现的是形式公平。纵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或者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亦即应以不同的课税标准对待经济条件不同的人。从形式上看，同是纳税主体却因纳税能力的不同而赋税不同，有悖公平原则。但实际上却是对所谓不考虑纳税能力而一视同仁的公平观的矫正，因而体现的是实质公平。
立法公平体现的是实体公平，即税收负担对社会全体公民是平等的，以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作为其标准。执法公平体现的则是程序公平，即税务机关在税法的适用上采取公正的态度，情况相同则对待相同，禁止在执行税法时对纳税人不平等对待。实践中人们更多的强调税收实体公平，而忽视税收程序公平。但税收立法的程序性、民主性、公开性则是实现税收实体公平的保障，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基本保障。税收公平原则既做到税收负担分配的公平，使纳税人能够实现客观上的公平竞争，又为税法的合理制定与严格执行提供公正公平的客观标准，因而是税法原则的核心。
(四)诚实信用原则的税法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则。该原则一方面对当事人的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确立了当事人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要求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遵循基本的交易道德，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以及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该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当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诚实信用兼具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的双重功能，符合法律社会化的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的要求，因此有帝王条款之称。
诚信原则作为法律化的道德规范，最初适用于民事私法领域。但道德本身不仅约束“市民社会”的民事主体，同时也约束“政治国家”的公权力主体[11]。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存在于私法领域，同样也为公法领域所适用。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指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本着诚实信用内在利益平衡之精神，本着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的方法作出征税或纳税行为，合理配置税务机关及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追求目标的不同，因此诚信原则对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要求不尽相同。对征税主体而言，税收执法形式合法与税收执法实质合法是其诚信的基础性要求。基于诚信原则的本质，出于保护纳税人权利的目的，对于征税机关不适当、不合法及无效的税收行为，应该视情况予以撤销、废止，以使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信赖得以保护。对纳税主体而言，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存在非法减轻或免除自身纳税义务的侥幸心理。因此，以主观善意来行使纳税权利履行纳税义务，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与冲突，成为纳税主体的诚信要求。只有税收法律关系的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才能形成依法征税与依法纳税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税法价值。
(五)公序良俗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税法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是指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公序是指公共的秩序，既包括法律法规对公共秩序所作的规定，也包括一系列被民众所接受的秩序，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种公共的秩序不仅能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还能制约不正义的立法，指导立法使每个民众都享有平等的社会利益，以保障他们的个人利益。良俗是指善良的风俗，即一般的、被普遍承认的道德，同样具有普遍约束力。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都是外延相对不确定的原则，都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效，但两者内涵不同。前者适用于诚实信用的民事关系中，要求民事行为必须诚实信用;后者适用于公序良俗的民事关系中，要求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因此，一旦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遇到立法当时未能预见到的一些扰乱社会秩序、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规定时，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指当事人在行使民事权利时，必须尊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不得破坏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不得损害他人依法享有的正当利益，否则，当事人的权利将依法被限制、剥夺或承担民事责任。该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原则，主要用于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失衡，是对权利(特别是所有权)不当行使的必要限制和必要矫正。
税收传统的“国家需要论”已被“公共需求论”所代替，经历了权利滥用自由思想向权力滥用禁止思想的转变。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及普遍被公众认可的税收公共秩序。征税机关在实施征管行为时，以严格依法征税、依法治税，严禁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而滥用征税权，损害纳税主体的权利;纳税主体只能依法纳税，禁止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逃避税收负担，损害国家的税权。对于征税主体违反公序良俗，滥用权利的行为，纳税主体可以通过法定方式加以救济，以维护自己合法正当的权利;对于纳税主体违反公序良俗，滥用权利的行为，应该通过相关制度的实施，例如法人格否认制度、代位权和撤销权等，使其实质负税。
三、结语
民法与税法在公私法融合的大趋势下，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结合税法自身的特点，以民法基本原则加以指导，使运用税收法律处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为法定模式，对于依法治国、依法治税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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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途径很多，如增发货币、罚没财务、收取费用等，因上述方法存在固有的缺陷，因此，现代国家通常将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最重要途径，从经济意义上讲，税收是实现现代国家职能，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和前提，是影响国家和私人物质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从法律意义上讲，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等职能的有机配合和制衡，是保证国家税收的重要手段，在税法既定前提下，如何保证政府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是税收执法工作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而诚实信用则是税收执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税收的必要性
从经济意义方面讲，国家的职能就是做私人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具体包括国防、外交等纯公共物品，也包括教育、医疗、交通、救济等准公共物品，同时还包括统一的市场体系、竞争规则等。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需要强有力的财政做后盾，因国家是若干单元自愿组成的实体，其本身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不直接创造财富，因此，只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从私人那里取得财富，从而形成国家财政，征税即是现代国家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均衡，贫富悬殊差距大，国家需要为大众提供大量的物品，为保证税收稳定，创造良好的税收执法环境，保证税收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是非常必要的。
从税收的职能方面讲，国家通过征税和再分配税收，可以实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调节私人主体的贫富差距，更好的实现救济、总体平衡等国家职能；通过税收手段，参与社会再分配，对各类主体的实际收入及运行发生重大影响，影响收入和储蓄结构、资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各类资源的配置，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空的职能。正是税收具有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等职能，能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解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因此，税收有助于保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二、诚实信用的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最早源自于罗马法，被民法学界奉为帝王条款，但其并非民法所独有的原则，而是公法和私法共通的基本原则，它要求税收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义务时，都应讲求信用，诚实的履行义务，而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1].
诚实信用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应当严格遵守的道德和伦理准则，也是其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本原则，其功能和作用表现为：
1、解释法律，弥补法律漏洞功能
法律具有归纳性和抽象性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执法者在应用抽象的法律规范解决一般的具体现实问题时，首先需要正确解释和理解法律的含义；法律不可能包罗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对未来社会现象的预测总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社会总是在变化和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法律具有滞后性特点，该特点要求执法者在应用既定法律解决新出现的复杂社会问题时，更加需要正确解释和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就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符合立法的宗旨目的，符合最低限度的法律价值，因此，选择解释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显的尤为重要，诚实信用原则集中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因此，可以很好的起到指导解释法律的作用。
2、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益功能
诚实信用是一种道德和伦理观念，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构建理想税收执法环境的基石。在税收执法中，最有效率的税收执法活动，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迅速完成征税和纳税工作，反之，则会增加税收的成本，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税收的数量在日益增大，税收法律关系日趋复杂，如何降低税收成本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解决降低税收成本问题的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求税收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精神做出具体行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构建税收执法法律关系。
三、诚实信用对税收执法的要求
税收法律关系包括征税和纳税两个主体，其对征税和纳税主体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诚实信用对征税主体的要求
1、税收执法形式合法
税收执法程序合法。应当按照税收程序法的规定，依法开展税收征收工作，在强调税收执法主动性特点的同时，不得逾越或违反程序，如按照规定着装，出具完税凭证、收据等法律文书，依法行使征收、查验、处罚等职能；充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得非法限制或剥夺纳税人的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保证纳税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得到法律救济，使税收执法在程序方面体现正义和公平精神。
2、税收执法实质合法
主体合法。执法主体只能是税务机关和工作人员或法律授权的组织，同时法律授权的组织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条件，非执法主体不得从事税收执法活动。
权限和内容合法。税务执法主体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开展执法活动，不得超越职权和开展税收执法活动，擅自做出开征、停征、减税、免税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决定，不得与纳税主体协商纳税事项，同时也不得消极对待税务执法，该征收的税款不征收或不及时征收，该处罚的不处罚。
依据合法。依据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税务执法主体应当在执行大量实体税收行政法规的同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等程序性规范要求，依法开展税收执法工作，
3、税收执法具有合理性
合理性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理、适度，合乎理性[2]，使正常理智的人根据一般理性能够理解和接受。因为税收执法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特点决定了税收执法具有合理性。
4、转变执法意识
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突出的强调了税收执法的国家意志性，由于长期受国家意志至上，个体意志服从国家意志观念的影响，税务执法主体常常以主宰者的地位凌驾于纳税主体之上，这是与现代的服务性政府的理念相违背的，有鉴于此，转变税收执法主体的执法理念，使执法主体平等的对待纳税主体，在实现税收执法职能的同时，发挥税务执法的服务职能，使税务执法更多地体现理性化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告知纳税主体应当享有地权利、披露税收的用途、保障纳税主体权利的救济方法等。
5、改善税收执法环境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财税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提高税收机关的执法地位，赋予税收机关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与此同时，要求相关政府机关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使纳税主体能够切身体会到纳税的成就感和责任感，充分享受公共福利，监督政府依法支出财政收入，减少铺张浪费，杜绝“豆腐渣”工程，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使纳税主
体在了解税收行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依法纳税的意识。
（二）诚实信用对纳税主体的要求
纳税主体总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总是存在减轻或免除自己纳税义务的动机，而较少考虑税收执法对公众利益的影响，征税和纳税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着。因此，从纳税主体角度讲，诚实信用要求，纳税主体根据相关税收法律的规定强调自身权利的同时，应增强依法纳税的意识，与征税主体共同完成税收执法工作，如了解国家的税收法律，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申报纳税、建立帐册、不偷逃应纳税额、不恶意转移定价等。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与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与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势，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点。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与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现状，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与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措施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承，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与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现状，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一、开展企业税务筹划的重要性
（一）企业会计水平的提升
目前，随着我国各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税务筹划工作的开展，税务筹划工作可进一步提高会计水平。我们都明确了解，想要做好税务筹划工作，需要有专业人士所负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会计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不单单要掌握好现存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还需要掌握好现代税法以及相关政策法律，唯有这样才能规划好税收工作的进行，才能保证企业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和专业素养，可以通过税务筹划来得以实现。
（二）加强纳税意识
企业可以通过规划税收来加强自身的纳税意识。从企业纳税意识层面上来讲，如果企业纳税意识较差，那么企业也做不好筹划税收方面的工作，企业需要纳税时便可采用一些非法的方式来减少企业税收。因此，企业开始着手税务筹划工作，也就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企业纳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企业想要保障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可通过税收筹划来实现。所以，在企业开始进行税收筹划时，既要控制好现金的流出，也需要延长现金所流出的时间，控制现金流出是能够增加现金的流量，延长现金流出时间是可以使资金能够在时间价值上得到增值。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保证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
（四）完善企业制度
另外，企业还可通过税收筹划工作，加以完善和整改现代企业制度。由于税收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使税收成本加以减少，所以可以不断对企业制度加以完善，最后被广大管理者充分运用。
二、会计核算中税务筹划所采用的原则
（一）遵守法律的原则
在进行税收筹划过程中，需遵循遵守法律性基本原则。企业想要展开合理的税收筹划，就需要依据税收有关政策，采用各种渠道来加以控制所缴纳的税负。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因此，企业在着手展开税收筹划过程中，需要以税法作为基本准则，进一步检验筹划工作是否具备合理性，并且可运用会计方法以及财务政策，在需要的时候可通过纳税检查，否则这些行为会加剧企业的税务。
（二）利益最大化原则
在进行税收筹划过程中，需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如果企业在进行筹划税务时，那么企业肯定想要减少所需缴纳的数额，进一步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这样的行为势必增加企业成本，因此在税收筹划中，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充分考虑到收入以及成本，唯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能获取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三）专业性基本原则
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也需要按照专业性原则进行。根据税收筹划特征来讲，所涉及的方面很广，需要安排专业人员加以管理。不单单需要设置指定的部门和机构，也需要聘请专业人士来负责税收筹划的工作。
（四）综合性基本原则
在税收筹划进行过程中，也需要按照综合性原则进行。从税收筹划层面上来讲，它一项理财活动，企业想要进一步实现它的功能，就需要充分掌握好企业每一项活动的根本性质，还需要掌握好有关法律法规。
三、会计核算中所实施的税收筹划
（一）结算方式
对于企业销售的收入，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结算方式。不同形式结算方式，在确认收入时间上也是有区别的，纳税时间也需得到相应的转变。相关税法中规定，直接收款销售通常是指以收到货单时间以及收到货款为最终的确认收入时间，采用委托代收方式或者托收承付的方式，在手续办理时，分期付款销售方式可以按照合同所约定的收款日期为最终确认收入日期。但分期预收方式以及订货销售方式，是需要以货物交付为最终确认收入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销售方式，所确定收入时间也是不同的，选择合理的销售方式，可在不同程度上延长纳税时间。
（二）成木费用
在分配成本费用过程中，税收筹划思想也就是想要尽力多分配一些当期费用，减少所发生的损失，间接减少递延纳税时间和所得税时间。主要做法包括：对已经发生的费用需及时核销。如存货亏损、坏账等情况。另外当期费用合理进行摊销。
（三）折旧方法
折旧方法可减少企业纳税额。所以，选择科学合理的折旧方式也可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税收筹划的效果，固定资产折旧主要分为加速折旧、直线折旧这两种方式。在比例税率情况下，如果每一年基本都是处于不变状态或者下降，应该运用加速折旧方式，这样才能把前期利润往后进行推移，这样可起到纳税时间递延的效果。反之，如果每一年税率处于上升的状态中，则运用直线折旧法。但在超额累计税率的情况下，需要采纳直线折旧方法。
（四）存货计价
不同形式的计价方法，最终使期末存货成本也是不同的，据有关研究表明，存货计价方法总共有六种形式，主要包括先进先出方式、后进后出方式、加权平均法、毛利率法、移动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等。由于受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选择合理的计价方式，能够在企业发展减少税负，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也是国际税法主体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由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其所遵循的不尽相同的税法原则，而国际税法既不能照搬某国或所有各国的税法原则，又不能完全不顾及各国税法的原则。因此，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各国税法所共有的原则，即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和公平原则。
（一）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
各国的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具体体现之一。税收管辖权独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征税方面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对本国的税收立法和税务管理具有独立的管辖权力；在国际税法领域，即指一国通过制定法律，确定本国税收管辖权的范围，有权对属于该范围内的征税对象进行征税。税收管辖权独立性和排他性，即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力，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控制或干涉；对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在国家间相互自愿、平等地进行协调的基础上的自我限制。
国际税法的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也是由国际税法对国内税法的必然的依赖性决定的。国际税法以国内税法为基础，一国的国际税收政策是其国内税收政策的延续和伸展；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税收协定往往是各国税法和税收政策相协调的产物；税法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权事宜，一国制定什么样的税法取决于该国的国内国际税收政策。同时，独立的税收管辖权还是国际税法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只有在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的前提下，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才可能是平等互利的；否则，如“二战”以前广大殖民地国家附庸于其宗主国，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更不用说独立的税收管辖权了，根本不可能产生包括平等互利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在内的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以，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是维护国家权益，平等互利地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
法律原则都有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之分。相对于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的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言，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是具体原则，而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作为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就是其具体原则。
（二）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一般都是各国国内税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税法领域中公平原则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国内税法中的公平原则，既是对国内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承继，又是由国际税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的综合性及其价值取向上的特点是派生自国际税法本质属性的一大特征。
按照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可以分为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两项具体原则。
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是各国在处理与他国之间在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上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实质就是公平互利，是国际经济法中公平互利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第10条规定：“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且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地和切实有效地参加解决世界性的经济、财政金融以及货币等重要问题的国际决策过程，……并且公平地分享由此而来的各种效益。”故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就是指，各个主权国家在其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终达到既照顾各方利益，又相对公平的解决结果。
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是税法的两大基本原则，二者的关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际税法中虽然也有效率价值的体现，但远没有公平价值重要，尤其是在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上。因为如果实行“效率优先”，允许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占优势的国家以高效率的方式对跨国征税对象征税，而以其他相对处于劣势的国家要付出高于前者的征税成本为理由，剥夺其对同一对象征税的权力，热必破坏国家间在国际税收分配领域的公平状态，有违国际经济交往的公平互利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就税收的行政效率而言的；税收的经济效率仍然是国际税法的内在价值要求，但亦存在着必要时让位于其公平价值要求的现象。故国际税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同于国内税法，应该奉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法规范同时又是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是二者相交叉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公平原则应与国内税法的公平原则一样，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1）税收的横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2）税收的纵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体现在对待本国纳税人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的问题上，这也是国内税法公平原则的延伸。实际上，现代国家在对待本国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上往往并不公平，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多采取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弥补本国的不足，是加速其经济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但是，国际税法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其所创造的一国的涉外税收环境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当然，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而应从全局出发，作适当的评估。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涉外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并非意味着一概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强调当吸引外资达到一定规模，内资企业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相当实力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逐步取消对涉外企业的普遍性和无条件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从弥补我国弱势产业、全面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在国家急需发展的项目、行业和地区进行生产经营的涉外企业有选择、有重点地给予税收优惠，从而在整体上保持涉外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税收待遇方面的公平状态。
三、国际税法上居民的比较
（一）国际税法确立居民概念的法律意义
居民是国际税法上的重要概念。在国际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同一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背景的不同，对居民的称谓及法律界定各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税法惯例的国际化，国际税法学界对居民这一概念已逐步达成共识，即按照一国法律，依住所、居所、管理场所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标准，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它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
应当说明的是，国际税法上的居民的概念最初源自有关的国际税收协定。早期的国际税收协定曾规定其适用主体为公民或纳税人。但公民的概念限于国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且公民的国籍国往往与公民取得的所得没有直接联系。而采用纳税人概念，则范围又过于宽广，难以确定，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按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来规定协定的适用范围。既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属于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家，又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居住在缔约国任何一方，故缺乏判定国际税收协定适用范围的一般标准。自196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草案》后，国际税收协定普遍采用居民概念确定协定适用主体的范围，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税法据此亦逐步采用居民这一概念。实际上，居民的概念介于公民和纳税人之间，不论是否为缔约国国民，都须符合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条件。
在国际税法上之所以要确立居民的概念，其法律意义在于：
1.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税收管辖权范围。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通常将纳税义务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负无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另一类是负有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无限纳税义务人，即对于源自该国境内、境外的全部所得都要向该国申报纳税。未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有限纳税义务人，仅就其源自该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2.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采用居民与非民居概念，则在某一自然人或公司居民身份单一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国家之间对同一所得的双重或多重征税。同时，当一个国家行使居民征税权时，按国际税收惯例，这个国家必须承担对该居民所缴纳的外国税款予以抵免的义务。易言之，一个国家的居民到另一个国家投资并取得所得，如果所得来源国行使所得来源地征税权，则该居民在所得来源国已缴纳的税款应在其所属居民国按法定标准予以抵扣。这也是所得来源地征税权优先于居民征税权原则的要求。
3.维护国家征税主权。在国际税法中既存在居民征税权与所得来源地征税权的冲突，又存在因国际税收条约尚未对缔约国国内税法认定居民纳税人的条件作出规定所导致的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各个国家间对同一所得行使征税权上的冲突。如何适当界定本国税法上居民的范围，划清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对于谈判、缔结和执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征税权。
此外，依法确认居民的概念和范围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交流及人员往来。
（二）国际税法确认居民的标准
国际税法上确认居民的标准可以区分为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和公司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在此，我们将分别予以比较论述。
1.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定
各国对于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标准的规定并不一致，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种：
（1）国籍标准。根据本国国籍法应为本国公民的自然人，即构成税法上的居民。国籍标准是从国际法中的属人管辖权原则中引伸出来的，即国家对于一切具有本国国籍的人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实施税收管辖。但随着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人们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许多自然人国籍所在国与自然人经济活动所在地的联系较松散，采用国籍标准认定居民身份难以适应自然人实际所得和财产的状况。在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住所法优先于国籍法的倾向，在税收立法中目前也只有美国、菲律宾、墨西哥等少数国家仍坚持国籍标准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
（2）住所标准。一些国家规定，一个自然人如果在本国境内拥有住所，即构成本国税法上的居民。例如，英国所得税法规定，在英国有永久性住所的自然人或者在英国拥有习惯性住所的自然人为英国税法上的居民。 住所本是民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指一人以久住的意思而居住的某一处所。从各国立法与学说来看，住所应包括居住的事实和居住的意思两个构成要件。住所与国籍的区别在于：住所是个私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地域的民事联系；国籍则是个公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国家间的政治联系， 故世界上采用住所标准确认自然人居民身份的国家比采用国籍标准的国家较多。但直接援用民法上住所概念的国家甚少，一般在税法中还附加居住时间的条件并称之为“财政住所”。例如，日本所得税法规定，在日本国内有住所并在国内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自然人为税法上的居民。 应当指出的是，采用住所标准的国家甚多，且各国对外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一般也明确采用这一标准，但住所作为一种法定的个人永久居住场所，并非完全能反映出某个人的真实活动场所。因此，不少国家通过税法作了补充性规定。例如美国纽约州税法规定，凡在本州境内拥有一永久性住宅，且在纳税年度内又在本州境内居住6个月以上，则视为本州居民。
（3）时间标准。时间标准又称居所标准，指某—自然人在一国境内拥有居所并且居住时间达到法定期限即构成该国税法上的居民。对于居住时间的长短，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大多数国家规定为半年或l年。居住时间如果不累计计算的可以不受年度限制，如果累计计算则一般限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居所与住所的区别在于，居所是指自然人暂时居住的某一处所，其设定条件比住所要宽，它不要求有久住的意思，只要求有一定居住时间的事实。
（4）混合标准。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住所标准和时间标准相结合的混合标准综合确定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例如，德国所得税法规定，在德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但有居所且居住6个月以上的自然人为德国税法上的居民。 也有些国家还同时采用居住意愿标准，即把在本国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或被认为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的自然人规定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判断某一自然人是否有在本国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通常要综合考虑其签证时间长短、劳务合同期限、是否建立家庭或购置永久性食宿设施等因素。
2.公司居民身份的确定
确认公司在税法上的居民身份，同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一样，其目的是对居民的国内外所得行使征税权。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公司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它与自然人相对应。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确认标准可归纳为下列几种：
（1）注册地标准。即以凡按本国法律组建并登记注册的公司规定为本国居民公司。例如，美国所得税法规定，凡是按照美国联邦或州的法律注册登记的公司，不论其管理机构是否设在美国境内，也不论公司股权是否为美国公民所控制，都为美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由于公司的注册成立地只有一个，故这一标准具有纳税人法律地位易于识别的优点。目前，瑞典、墨西哥、美国等均采用注册地标准。
（2）管理机构地标准。该标准以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为确认居民公司的依据，凡是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依法被认为在本国境内的公司即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按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一般是指公司董事会所在地，或者董事会有关经营决策会议的召集地，它不等同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管理机构所在地。采用这一标准的国家有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
（3）总机构地标准。此标准以公司的总机构是否设在本国境内为依据，来确定其是否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总机构是指公司进行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全部经营活动和统一核算盈亏的总公司或总店。法国、日本、新西兰均采用了总机构地标准。例如，日本税法规定，凡在日本设有总机构，总店或总事务所的公司即为日本税法上的居民公司。
（4）其他标准。综观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认定标准，一般采用上述标准中的一种或几种，少数国家还同时或单独采用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控股权标准。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以公司经营业务的数量为依据，实行这一标准的国家通常规定，如果一个公司占最大比例的贸易额或利润额是在本国实现的，该公司即为本国居民公司。控股权标准是以控制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居民身份为依据，如果掌握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具有本国居民身份，则该公司亦为本国居民公司。
（三）国际税法上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由于各国法律对于负无限纳税义务的居民的认定标准不一致，以及跨国所得的存在，导致双重居民身份而引起的双重征税问题。目前国际条约尚未对居民认定标准规定任何准则，各个国家根据国内法律规定税法上居民的构成条件，并在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特别条款，以明确优先采用何种居民概念。
1.自然人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1）应认定其为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两个国家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定其为与该自然人经济关系更密切（即“其重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国的居民。在缔约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选择自然人有永久性住所的缔约国为居住国，这样足以解决一个人在缔约国一方有永久性住所，而在缔约国另一方是短期停留所导致的双重居民身份。在认定永久性住所时，应注意考虑任何形式的住所，包括个人自有或租用的房屋或公寓、租用带家俱的房间，但重要的判定因素是住所应为自然人所有或占有的居住所在地，该所在地应有永久性，即有安排并适合长期居住的住宅，而非由于旅游、经商、求学等原因所作短期逗留的临时居住。如果该自然人在两个缔约国境内有永久性住所，应查明哪一国家同该自然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这就要求将该自然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职业、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动、从事营业地点、管理其财产所在地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验证。
（2）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国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则该自然人应为其有习惯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此项规则的含义是倾向于把自然人经常居留国确定为居住国，并主要根据居留时间和间隔时间确定在哪一国有习惯性住所。
（3）如果其在两个国家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住所，应视其为国籍所在国居民。据此，在税法居民身份的识别上，住所标准亦优先于国籍标准。
（4）如果某人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居民，或者均不属其中任何一国的居民，应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商解决其居民身份问题。
2.公司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对于公司居民双重身份的冲突，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各国通过缔结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加以协调，其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缔约双方在协定中事先确定一个解决此类冲突应依据的标准，例如中国与比利时、法国等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都明确地选择了以公司居民的总机构所在地国作为居住国的冲突规范。但也有不少国家采用OECD范本和UN范本所作出的规范，对于同时成为缔约国双方公司居民的，首先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为其居住国。然而在有些情形下，判定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并非易事。对管理机构和控制中心的不同理解，会引起国家间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因此，就出现了第二种方式，即有关国家通过签订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公司居民身份发生冲突时，由缔约国双方的税务主管当局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所涉公司居民的身份归属以及由哪一国对其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
（四）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
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主要体现在国内所得税立法和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
我国1980年的《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意义上的“居民”、“非居民”缺乏较为明确的界定。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既解决了中国境内所有自然人按照一个税法纳税的问题，又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的通行做法有了相应的衔接。其按照国际惯例，采用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将纳税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或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关于住所的认定，目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应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不应以户籍作为认定住所的唯一标准，关于居住时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满365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天数。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按总机构所在地是否设在中国境内来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居民身份。 理论界通常将总机构解释为依照我国法律设立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负责该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这种解释与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具备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根据有关法律，其注册登记地在中国境内并应在中国境内设立该企业的总机构，不得将其总机构设于中国境外。但是，不具备中国企业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亦应将其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外商投资企业均应为中国居民公司。 因此，我国税法有关认定居民公司标谁的规定有待完善：一是对总机构的定义应有法律明文；二是认定居民公司的范围不应限于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包括其他法人团体或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三是管理机构地标准为大多数国家国内税法所采用，我国亦应采用此种标准。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 公平互利 平等 基本原则
从法理上说，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原则源于规则又高于规则，体现着规则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虽然没有规定确定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后果，但在创制法律、理解法律或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互利原则不公可以指引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何正确地适用规则，而且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时，可以代替规则来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准则，并且可以有把握地应付没有现成规则可适用的新情况，具有灵活性。
公平互利原则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始终，体现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基本判断标准。因为不可能有一种强制力作为后盾，只能用一种公平互利的原则来衡量国际经济关系的公正性，与国内法相比较，它的作用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对守法的指导上。
在现实中，许多经济大国为了一己之利，要么在创制国际经济法律文件的过程中作损人利已的规定，要么对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的有些条款作合乎已身的解释。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时在创制中吃亏有时在事后的补救中吃亏。因而，在现阶段，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使大国在“理”上有屈，促使其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法律文件的制定和修改中，也要充分利用这一原则，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从公平互利原则与国际经济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来说
国际经济法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其中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原则，还有全球合作原则，有约必守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与经济主权原则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决不能割裂对待。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无公平互利可言；另一方面，也只有实行真正的公平互利原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主权完整。现实中，许多借主权平等，而实行表面上的平等地，使许多经济弱国都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主权，因而现实中正确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十分必要。对于全球合作，和有约必守，都是要在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行的，不然，在吃亏中合作，守不公平的约，都是不合理的。
从公平互利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存在的意义和作用上说首先，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双赢是最为理想的，最大利益是每个国家都追求的，不吃亏是各个国家的底线。互利的存在，恰好是为了创造一个双赢的环境；而公平的存在，则是对于不吃亏这一底线的保障。所以，公平互利原则在现实中，对于在双边中的国际经济具有的吸引力，对于双方的整体发展乃至各方的发展都是有得而无害的，对于国际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公平互利的原则对于原有的经济实力相当、国际地位基本平等的国家，具有落实和巩固原有的平等关系的作用；对于原来经济实力悬殊、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国家，具有纠正原有的不平等关系，确立实质平等互利的关系的作用。
最后，公平互利原则贯穿于国际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在国际贸易、投资、税收、金融等方面，公平互利原则不但可以促进它们规模的扩大，而且对于它们的良性发展亦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从公平互利原则实践效果上说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互利原则的最好实践，莫过于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斗争得来的普遍优惠制。虽然实行普遍优惠待遇制度尚未规定在国际条约中，被认为是根据发达国家“自行选择”而实行的一种临时措施。不过，由于该制度已有许多发达国家付诸实践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件中得到反映，我们不妨认为该制度已成为国际惯例。
当然，目前普惠制仅仅是在税收上的待遇，随着关税的一再降低，普惠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将越来越小，发展中国家应争取更多的非关税方面的“普惠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第四部分已体现了这一点。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将这些优惠措施稳定下来，并进一步的明确具体化，将这些优惠落在实处。
普遍优惠制的实行，把从表面的平等，真正的落实到实质的公平层面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发展有了一定的作用。不过，从上面也可以看出，就是普遍优惠制也有一些问题，因而，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加强，从而，在更多的层面上实现公平互利。
三、从我国的国情上来说
在我国有关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公平互利原则基本都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今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国际经济交往
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我国是国际社会最早提出并推行平等互利原则的国家之一。2004年4月刚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缔结或者参加关税同盟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参加区域经济组织。”2001年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国家把公平互利原则作为对外经济交往法律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在现阶段，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在国内立法中的指导地位。
四、从公平互利的宗旨来说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强调公平互利和平等，究其主要宗旨，在于树立和贯彻新的平等观。
对于经济实力相当的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平等关系的维持；对于经济实力悬殊的不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形式平等关系或虚假平等关系的纠正以及新的实质平等关系的创设。就应当让经济上贫弱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权单方面享受特殊优惠待遇。
贯彻公平互利原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从世界战略全局和发达国家本身利益出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公平互利关系，有助于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困难，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总的来说，现在公平互利原则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适用于不同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国家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平互利的原则，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谢邦宗，张劲草.国际经济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2.
[2]郭琳佳.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在我国法中的体现.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缺陷;改进方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1 所得税会计的基本概述
(1)所得税会计的属性｡
首先,所得税会计是税务会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得税会计是严格按照所得税法的规定和要求核算企业的收支盈亏,计算企业在纳税年度的应纳所得税款,并定期编制和提供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其次,所得税会计是财务会计中的一个专门处理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之间差异的会计程序,其目的在于协调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关系,并保证会计报表充分揭示真实的会计信息｡概括地说,所得税会计是以国家税收规定为准绳,以应税所得为核心,以会计技术为工具,利用财务会计资料,加以整理､分类､计算､研究和处理会计所得和应税所得的差异,并正确申报缴纳税款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是一种专门的会计程序｡
(2)所得税会计的目标｡
财务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所得税会计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财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向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作出决策的会计信息,而所得税会计是为了调整会计利润和纳税所得额的差异而产生的,这就决定了所得税会计必须围绕财务会计的总目标服务,真实反映会计利润和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
(3)所得税会计的基本原则｡
所得税会计原则内在的关键性要素包括时间性､一贯性､确定性､可预见性四项｡据此可归纳出,在财务报告日期对所得税进行会计处理时,需遵循下列基本原则:非获得批准,纳税人必须一贯地采用某些会计处理方法;纳税人采用的财务会计方法必须清晰明了地反映纳税人的所得;对于已在会计报表中确认的全部事项的当期或递延税款,应确认为当期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计量某一事项的当期或递延所纳税款,以确认当期或未来年份应付或可退还的所得税金额;为确认和计量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不须预计未来年份赚取的收益或发生的费用的应纳税款,或已颁布税法或税率变更的未来执行情况｡
2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
(1)应付税款法｡
它是指将本期税前账面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纳税影响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无论是对永久性差异还是对时间性差异均完全按照税法规定处理,所得税费用是税法意义上的费用,而非会计意义上的费用｡这种方法简单明了,但违背了财务会计的基本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容易造成企业各期净利润剧烈波动｡目前,这种方法在国际上已逐渐被淘汰｡随着我国会计体制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逐步趋于完善｡
(2)递延法｡
它是指在税率变动情况下,运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确认所得税费用的方法｡它确认时间性差异,比应付税款法有了进步｡但当税法或税率变动后,本期发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按现行税率计算,以前发生而在本期转回的各项时间性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按原有税率计算｡
(3)损益表债务法｡
它是指在税率变动情况下运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确认所得税费用的方法｡递延税款余额反映的是按现行税率计算的由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未转销影响纳税金额｡
(4)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该法以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为着眼点,逐一确认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账面金额与计税时归属于该资产和负债的金额之间的暂时性差异｡与损益表债务法所不同的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的暂时性差异所反映的是累计差额,而非当期差额,因而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反映的是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其“递延税款”科目更具现实意义｡
3 我国现行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的缺陷
(1)采用应付税款法的缺陷｡目前,随着我国会计体制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逐步趋于完善｡由于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与税法二者的目标和行为规定不同,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表现在所得税上就是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差异越来越大,这种差异大部分都是时间性差异｡此时,若继续采用应付税款法进行会计处理,当期不确认时间性差异而影响的所得税金额,不符合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因为,所得税作为企业获得收益时发生的一种费用,应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计入同一会计期间,以达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但是,应付税款法不确认当期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显然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
(2)采用递延法的缺陷｡递延法有着本身的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递延所得税可能不表示所得税的实际结果,即列入资产负债表的递延所得税金额不具有应收应付的性质,也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递延所得税借项或贷项并不真正意味着未来年份可少交或应补交的税款;也就是说,它并不完全代表企业所拥有的一项资产或负债｡
(3)采用损益表债务法的缺陷｡损益表债务法是以损益表为导向,注重时间性差异,而非暂时性差异,所以,它提供的会计信息和揭示的差异范围窄小｡此外,损益表债务法无法恰当地评价和预测企业报告日的财务状况的未来现金流量｡
4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初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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