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9 17:17:26
导语：在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 税负增加
一、背景
我国自2012 年从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具体税率为：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91家试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其他服务业企业对“营改增”推行前景的担忧。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理论模型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分为两种。第一，通过实施“营改增“可以实现实现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从而实现减税，在此称之为抵扣效应。第二，实行“营改增”的企业适用的税率也会进行调整，税率升高会增税，反之会减税，在此称之为税率增（减）效应。因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在此称之为减税净效应=抵扣效应-税率增（减）效应。
以下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税税率增（）税效应和抵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营改增”使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设某个交通运输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营改增”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t0，则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额为Rt0。“营改增”后，设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那么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Rt1。设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种外购商品的价格为Pi，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i，则此企业的进项抵扣额为∑Piti，因此“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为（Rt1-∑Piti），税负变化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税率增（减）效应，-∑Piti是抵扣效应。
以下着重分析抵扣效应。为了体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进项税抵扣全链条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即中间投入①占总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进项平均税率 ，使 ∑Pi=∑Piti，∑Pi为企业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商品总价格。设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为P，则-∑Piti=-∑Pi=-P其中，表示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①企业中间投入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所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体原因分析
（1）企业新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1过高。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但实施“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税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税率提高了8%，幅度过大，税率的增税效应明显。
（2）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 较小。在增值税抵扣全链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3）企业中间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运输企业的中间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产资料为汽车飞机轮船等，虽然当期购入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这些设备使用寿命较长，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购进，日常成本主要以维修费和燃料费为主，因此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四、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补贴机制。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过渡期，对因税改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弥补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前企业的进项抵扣不足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实际实行中一定要落实，透明化运作，简化行政手续，确保企业可以获得补贴资金。
（2）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但从长远来看，也应对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促进行业税负的优化。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中间投入的比率即特点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的成本结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实现进项税抵扣，同时其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会导致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但是，目前其适用11%的增值税，相比原来的营业税率大幅上升，为此，可以适当增加几档增值税税率，但也不能设置过多的税率档次，否则会给税收的征收征管带来困难。
（3）解决增值税发票取得困难的问题。对企业财务部门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结合“营改增”政策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调整。做好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归集和管理工作，尽量选择可以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另外，为了解决开票据繁琐的问题，可以采取集中采购分散适用的措施，例如企业为了取得燃油费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意集中购买油卡，再发放给驾驶员使用。
（4）加快“营改增”的双扩围。双扩围一是从地域上，向全国扩围。另一个扩围是从行业上，将更多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范围，这有利于打通增值税的全链条，增加进项抵扣效应，减轻企业税负，同时可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结构调整，实现“营改增”的最终目的。但在双扩围的同时要注意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切勿简单复制、一刀切。
金融周期下半场增长下行压力有增无减，双降符合一贯认为的“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政策组合逻辑。投资持续恶化、就业压力凸显、通缩推升实际融资成本，在汇率暂稳之时推出双降，充分体现了政府稳增长的决心。银行惜贷情绪明显，自主信贷需求亦疲弱，松货币（如央行再贷款）和宽财政成为稳增长的政策主力。由于正式预算的财政政策空间有限，稳增长的财政政策更多体现为准财政行为，具体表现为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和政策性银行加快政策性贷款等，这些准财政行为最终需要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以满足稳增长项目的融资需要。
往前看，内生增长动力疲弱意味着宽松政策态势将持续，“松货币、宽财政”配合人民币有序贬值预计是未来的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是金融周期下半场稳增长的主力军，货币政策方面，年内再次降息的概率较小，内生动力疲弱，加上基数原因，明年初经济增速可能再次大幅下降，仍有必要进一步降准降息刺激需求。预计人民币汇率年内基本保持稳定，明年全年可能有序贬值5%左右。
金融周期下半场增长压力有增无减
出口需求也将长期被压制。外需方面，全球地产投资短期内难言见底；制造业投资受到需求不振和产能过剩的抑制，基建金融周期2013年底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房地产整体处于下行周期（意味着主要抵押品价值下降），商业银行惜贷，两者相互负反馈，经济自主增长动能持续减弱。去杠杆过程中，投资的快速下滑是经济下行的主导力量，9月份单月投资同比增速在10%附近波动后再下台阶，大幅降至6.8%。房地产单月投资同比增速由8月的-1.1%进一步下滑至-3.1%，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由上月的7.3%降至4.6%，基建投资同比增速由19.7%降至14%。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中国的PPI 同比增速已连续43 个月为负。需求低迷也抑制了食品价格的涨幅，9 月食品价格环比下降0.1%，季节性调整幅度超市场预期，导致CPI 低于市场预期。
从总体物价水平来看，三季度GDP平减指数由二季度的0.1%进一步下滑至-0.7%，通缩状况加剧。实际融资成本面临上升压力，将进一步压制投资。
双降符合“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政策思路
实际上，受财政支出预算纪律限制，四季度财政支出增速预计回落至个位数。1-9月份财政累计支出12.07万亿，已完成预算支出的70.4%，比去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按照往年财政支出决算基本等于财政支出预算的规律来看，预计四季度财政支出5.08万亿，高于前三季度季均4.02万亿的水平，但是由于去年四季度基数较大，因此在财政预算纪律的约束下，四季度财政支出增速将回落至5.86%。
因此，正式预算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宽财政的主要体现形式，稳增长财政政策更多体现为准财政。近期政府加速推出稳增长项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些新增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财政历史数据来看，赤字率不超过3%似乎是不成文的“铁律”。由于今年的预算赤字率已经达到2.3%，因此除非突破3%的历史“铁律”，否则通过公共财政支出为稳增长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空间并不大。在商业银行“紧信用”的背景下，这些项目的落地则主要通过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的“准财政”行为实现。
准财政行为需要宽松货币政策配合。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是实施准财政的主要平台，其贷款主要投向中长期开发项目，是稳增长的“主战场”之一。2015年前三季度，国开行发放本外币贷款1.95万亿元，其中仅发放棚改贷款一项就增长了一倍，达到5770亿元。国开行主要依靠债券融资，截至2014年末，国开行债券余额人民币63，536亿元，同比增长8.8%，占总负债的66%。另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今年国家批准国开行、农发行向邮储银行定向发行1万亿专项建设债券，中央财政按照专项建设债券利率的90%给予贴息，国开行、农发行利用专项建设债券筹集资金，建立专项建设基金，主要采用股权方式投入，用于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和参与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这意味着通过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推行准财政将会对市场产生较大融资需求。因此通过准财政促进稳增长，客观上需要放松货币政策为准财政的稳增长项目提供融资便利。9月贷款增速上升或体现了准财政的效果。
政策宽松态势将持续
如前所述，金融周期下半场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而准财政的稳增长效果或难以在短期内体现。项目从核准发放“路条”，到实际开工落地形成经济增长本身存在一定的时滞，最短也要4个月，长则2年多。信贷政策对GDP的影响也存在时滞。从历史数据看，新增信贷对经济增长比较充分的影响体现在3-4个季度以后。
在金融周期下半场，非政府部门去杠杆，商业银行惜贷，经济自主增长动能弱化，只有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才能实现稳增长。且财政扩张力度越大、效率越高，对冲经济自主增长动能弱化的效果越明显，才能够尽可能的缓解货币放松、汇率贬值的压力。货币政策方面，随着此次降准降息落地，年内再次降息的概率较小：一方面，随着财政持续加码及前期政策的滞后效应，四季度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趋缓；另一方面，当前利率已处较低水平，降息可能带来的资金外流压力也是政策的一个制约因素。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的下行，年内可能还会有一次降准以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内生动力疲弱，加上基数原因，明年年初经济增速可能再次出现大幅下降，仍有必要进一步降准降息刺激需求。
关键词 :气候变化;环境规划;“十二五”;适应;减缓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079-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14
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生机制、影响及应对是当今国际科学研究和社会政治的热点和难点,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对众多区域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影响正在出现[1 ]。作为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日益重要的新型要素,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环境规划的框 架中显得十分迫切。本文从分析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探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基本战略,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规划内容。
1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环境规划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海岸线漫长、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向来较 弱,而随着城市发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气候变化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2007年全国 平均气温达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温耗电耗煤导致大气污染特征变化[2],海平面持续升高使得沿海城市的气候异常事件和灾害损失严重[3]。 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环境保护战略紧 密结合起来已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指导我国环境保护活动的核心文件,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 划中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全面、系统地融入环境规划中,其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通过在自然生态、人居环境、产业部门等领域采取积极的应对气候 变化的措施,使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 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控制应对措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4]。
我国环境规划工作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 ,从规划编制到实施的体系、程序和方法,国务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 下发将应对气候变化嵌 入到环境规划体系中提供理论、技术和实践应用的支持,形成一套充分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家环境规划方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 我国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策略
2.1 适应和减缓: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
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是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影响的两个基本途径[ 5]。减缓是人类对区域环境作用的干预,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吸收汇减轻气 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适应是在承认气候 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人类为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对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的影响 而做 出调整。减缓和适应都是人类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政策响应行为,但二者针对的主 体有所不同,减缓是针对地球气候系统的人类干预行动,而适应则是针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自 我调整。
减缓和适应行为并不总是协调,本文根据减缓效果和适应效果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规划措 施分为三类:一是双效行为,即规划措施既有利于适应又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如提高植被 覆盖率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高了生态承载力;二是偏减缓的单效行为,规划措施有利于减 缓但不利于适应,如增加水电开发可以减少碳能源消耗,但同时增加了相关流域的生态脆弱 性;三是偏适应的单效行为,这类规划措施有利于适应但不利于减缓,如环境风险应急设施 建设加强了灾害适应能力,但建设和运行过程增加了碳排放。
2.2 基本途径的分析判断
由于大多数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是减缓和适应此消彼长的单效行为,分别将投资的一半用于更 有效率的减缓活动或适应活动可能比投资于减缓和适应协同措施的净效益更好[6] ,因此单效方案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适宜。国家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 如何在有限资金的约束下权衡选择何种单效方案,本文依据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从行为效益 、实施成本和主体差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2.1 行为效益
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虽然已明确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但着重强调的是温室气 体减排,忽略了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这同多年来国际对如何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关注较 多,而对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重视不够[7]有关。由于各种气候过程和反馈的时间尺 度大,即使在严格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浓度实现稳定的情况下,全球气候变化特征仍会因时 滞效应持续若干个世纪[1],其影响所及的资源供需、生产系统、社会关系和政治 文化四个层次的变化难以避免[8]。虽然这些预期影响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但相 应的适应行为必须及早作出, 并将其实施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长远规 划中[9]。与适应行为相比,国际社会减缓气候变化的收效甚微,且减缓行动的效 果较适应所需时间长得多,近年来诸多研究和建议也表明,对于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和脆弱的 中国而言,适应行动更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10]。
2.2.2 实施成本
目前国内外没有低排放、高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可供采用[11],而工业化过程中人 均能源消费和相应碳排放的拐点出现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之后,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必然需要碳排放空间。更 为重要的是,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一背景下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大量增长不可避免。
陈文颖等[12,13]应用中国MARKAL-MACRO模型对我国未来碳排放基准方案造成的GD P损失率进行计算 ,显示同样的减排率下,越早开始实施 减排约束,GDP损失率越大,而如果提前10年或20年进行减排准备,则可以在技术储备、资 本等方面逐渐适应减排的需要,从而大大减小减排对经济的影响。如果现 阶段的环境规划中就实施双效方案或以减缓为主的单效方案,则会严重制约我国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受到较大阻碍。因此,以近期为准备,中远期开始正式实施减缓 行为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较为适宜。
2.2.3 适应性排放和国际因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能力和未来排放需求上具有较大差异,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发展 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相对脆弱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工程性适应措施 的建设,由此也带来对适应性排放的巨大需求[6],我国南水北调、三峡工程都包 含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考虑。这进一步说明采用适应行为的紧迫性和减缓行为的高成本性。
国际因素亦对减缓与适应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矛盾主要存在于减缓的长期和全球效益与适 应的中短期局部效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减缓的成本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不利影响的损失 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来承受[10],美国等退出《京都议定书》也大大增加了减排策略 推 行的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应策略在近期比较现实,是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合 理策略。
2.3 基本策略的分析结论
由于减缓和适应之间存在复杂的权衡取舍关系,依据上述分析和国家方案提出的“适应与减 缓并重”的原则,建议未来我国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为“适应先行,减缓后举, 单双结合,重点突出”。在“十二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采用以适应为主的“单效”方案 ,在同时融入减缓与适应两类措施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加大适应行动的力度,使气候变化对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减缓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并逐步 推进取得阶段进展目标(图1)。这既涵盖了适应与减缓的双重途径,不会因偏废一方而造成 近期或远期的应对成本升高,同时亦面向我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
3 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领域
3.1 规划层次与领域
按照张兰生等[14]提出的全球变化影响途径,将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划分 为自然承载力、生产系统、社会人居环境三个层面。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1,2,6,11,15],自然承载力层面以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 灾 害风险防范问题最被关注,生产系统层面的主要问题包括低碳经济和敏感生产部门应对,社 会人居环境层面中,城市化环境效应和海岸带城市预期影响较大(图2)。这七大问题中,适 应行为 需求占绝大多数,低碳经济体现了减缓行为,符合本文提出的“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采取偏适应的单效行为的基本策略。
3.2 自然承载力层面
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西部地区湖泊、冰川、冻土、积雪等多种生态系统呈衰退状态 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如 气温上升1.5 ℃则草原旱区相应增长总面积将占国土面积的20%,为荒漠化提供潜在条件 [11],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红树林的变化亦敏感。通过环境规划增强自然生态系统 的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和自然界本身的调节与恢复,强化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监测评估和有效保护;二是减缓人为影响和干预,通过情景 分析估算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 并依此确定流域或区域开发利用的上限。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体现为径流量和降水分布变化。近五 十年来我 国六大流域天然年径流量整体上呈减少趋势,其必然导致环境容量的降低,加剧环境污染,引起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连锁变化[16,17]。应对气候变 化的环境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必须考虑未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城市用水尾水的水质水量,对水量增多的地区要考虑环境规划 中 污水处理能力和规模设计,对水量减少的地区,则要考虑径流减少导致的水质进一步恶化和 最优治污方式的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关注最可能的气候情景,并且要特别注意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即灾害 和风险所带来的影响。研究显示,与温度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变化与区域气候变暖关系密 切[18],而水源地污染等相关环境风险会同时增大。气候变化中的环境风险往往不 易事先被识别和判断,很难在规划措施中规避,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时 应根据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充分设计、做好预 留,并建立各种情景模式下的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
3.3 生产系统层面
全球变化同样对经济效率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日趋严重的影响。美国气象局研究表明, 不同行业对气候因素的敏感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农业、航空、建筑、渔业、林业、交通、工 业[6]。如农业生产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造成地力下降,同时作物 生长季节延长,昆虫繁衍加快,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将增大,农业面源污染面临源强增加和 范围扩大的压力。工业部门需要能源的强力支撑和对水资源高度依赖, 化工、冶炼等高耗能和高耗水行业的扩张受资源和容量约束凸显。纳入气候变化因素的环境 规划应当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以循环经济、高效农业为主要规划手段加以应对。
生产系统既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依据前文提出 的规划策略,“十二五”环境规划亦应着手减缓应对措施的准备,逐步开展“低碳经济”建 设将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突破口[19],减排的涵义不仅指污 染物排放的减少,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20]。从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起 ,应把低碳经济列为环境规划节能减排的规划指标之一,以循环经济为主要手段推进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 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我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将持续增 长,低碳经济将使中国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应充分论证、逐步推行。 为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低碳经济模式,“十二五”环境规划碳减排 指标可先在发达省市选择性进行,在中远期规划再推广为强制性约束性指标。
3.4 社会人居环境层面
作为高度开放、不完整和脆弱性强的复合 系统,城市在人居生态和社会消费两方面最为集中地承受了气候变化环境效应和问题。热 岛效应是人居生态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最突出表现,其诱发的连锁气象变化(如“ 雨岛效应”、“雾岛效应”、“暗岛效应”等)近年来在我国逐渐突出[21],而应 对气候变化的社会消费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也日趋增加,中国气候耗能量正由气候灾害 驱动型向温度驱动型过渡,特别是在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其中气温为关键性因子,气候变暖将使城市用电压力呈继续增 大的趋势[22,23],并由此带来要素污染结构和污染分布的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 城市环境效应和新发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城市的影响和规划研究,特 别是突出城市排水系统、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城市能源供应设施脱硫脱氮设施等适应气候变化 环境效应的措施,并在环境规划中予以体现和落实[15]。
沿海是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大多地势低平,建成环境极 易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各种生态环境威胁,如沿海生态与环境受损、咸潮上溯加重、海岸侵蚀、土壤盐渍化等。近30年来,以气候异常为主要原因造成的中国沿 海海平面 平均上升速率为2.6 mm/a,并预计未来30年继续上升至2008年升高80-130 mm[3] 。海岸带地区环境规划应当针对不同的人工 建成环境分类设计和实施规划。在宏观决策层面,对重要的沿海地区采用防护的方法,其它 地区根据发展需要选择防护、顺应或后退;在微观技术层面,对采用防护手段的地区按照预 防与治理相结合、陆地与海洋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强化防护对策,如 加强沿海及入海河流堤防工程建设和海防林建设。
4 结 语
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 家结合起来,既是从源头预防、根本解决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承担国际责任,从环境保护角度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而努 力做出的贡献。采取适应行动是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最紧迫的任务,减缓 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的核心内容,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取得阶段进展目标,从长远角度看, 其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协调一致。
必须指出,我国环境规划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化考核指标的系统性和重点实施工 程的可操作性,要保证“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方案落实执行,应特别注意科学 规划目标和指标以及重点工程的保障。规划目标按照环境保护突出重点、少而精的原则增列 1～2项可监测统计、能定量考核、易分解落实的鼓励性指标,重点工程紧密围绕三个层次覆 盖七个重要领域,优化预算投资和加强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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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Factors into Environm 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 hina
YANG Xiao LI Yangfan YIN Rongyao SUN Xiang ZHU Xiaod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sources Re 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Abstract Effec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have been going further now adays. National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hina should have specific po licies on how to tak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to account through the environmen tal plann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behavior benefits, implementation costs, adap tive emi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 basic strategy called singleeffect
by adapta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 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hould both be i ntegrated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while adaptation behaviors weight more.
关键词：环保管家；清洁生产；企业环境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环保督查制度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重点排污单位开展了系统的环境管理工作。随着垃圾分类等国策的实施与推动，人民群众越来越感觉到绿水青山深远的战略意义。环保管家作为新时代生态环境领域重要的参与者，已经开始从生态环境服务工作的浅水区向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的深水区探索。如何精准地提供重点排污单位清洁生产服务、强化管家专业能力摆在了第三方环境服务机构眼前[1]。
1环保管家的背景
2017年8月，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环规财函〔2017〕172号），鼓励第三方治理单位提供包括环境污染问题诊断、污染治理方案编制、污染排放监测，以及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及维护等活动在内的环境综合服务。伴随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环保管家”这一概念应运而生[2]。环保管家作为一种“合同环境服务”的新型治理环境污染的商业模式，主要为企业提供检测、监理、环保设施建设运营、污染治理等一体化环保服务和解决方案，以解决企业环境问题。在企业运营工作中，环保管家可以和大气、水、固废，以及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同步开展，通过监控管理实现数据信息的自动采集。环保领域涉及更多的专业化问题，在污染处理过程中需要加大投入力度，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治理方案，满足不同环境治理要求。企业实行环保管家的优势在于企业自身监督管理水平的提升、企业自身环保水平的提高、企业环境管理信息的公开。印染行业环保管家的服务思路是开放的、创新的、包容的、协同的，是以供给侧改革为导向的主动服务、以需求为导向的定制化服务。目前企业环保管家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服务理念逐步形成，服务内容也逐步丰富，需要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总结和推广[3-4]。
2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领域发展现状
清洁生产在不用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废物减量化”“污染预防”等，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义的清洁生产为清洁生产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该思想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提高生态效率，降低人类及环境的风险。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颁布以来，政府对清洁生产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2012年修订以后，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的节奏明显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2020年3月再次修订，以垃圾分类为代表的资源化利用思想已成为国民必须掌握的基本素质。但相比于政府的高要求，部分重点排污单位的执行却受到了很大的掣肘，尚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以下问题。
2.1资源化利用意识相对薄弱
企业职工清洁生产意识薄弱，缺乏垃圾分类等资源化利用培训，环保管理人员配置不足，业务能力和素质不高；企业原辅材料台账记录不完善或记录内容不真实；产污设备、污染治理设施管理制度不完善；现场管理执行不到位。
2.2清洁生产审核流于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7条要求，重点排污单位需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应将审核结果向清洁生产综合协调部门、环境保护部门报告。但在实际审核过程中，审核组织对企业基本情况了解不明，产排污判断失误，清洁生产方案趋同化，严重影响了审核报告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在环保压力日趋提高的当下，部分企业为了应付考核甚至伪造清洁生产审核结果，造成不良影响。
2.3减量化措施考核无法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18条要求，国家定期鼓励、限制和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名录，但部分重点排污单位对此名录不够重视，出于市场经济利益，仍选择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对现有推荐的节水工程则“选择性失忆”，以企业效益不佳等市场因素对抗减量化措施。
2.4清洁生产审核机构良莠不齐
随着清洁生产审核机构资质的打破，大量的环保咨询机构在未进行有效培训的前提下探索清洁生产审核领域，野蛮生长严重，审核质量严重下滑。此种现象给企业判断国家形势带来了严重的误导，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不知道什么淘汰产品”“今年效益不好明年再说”“反正政府对我没有要求”是部分重点排污单位面临减量化考核无法落实的托词。因此，如何让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真正落到实处，需要专业人员和机构进行一对一帮扶，环保管家服务就成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3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清洁生产审核中的应用
3.1环保管家参与清洁生产工作
（1）环保管家有捕捉科技前沿及行业领先的嗅觉与能力。（2）环保管家具备了解目标企业原辅材料、工艺、设备、产品等各项静态运行情况的能力。（3）环保管家可以掌握目标企业的过程控制、废弃物、管理、员工等动态运营方法。
3.2环保管家开展资源化利用全过程服务
（1）定期开展企业原辅材料、产污设备跟踪，推荐优秀供应商。（2）以查找环保隐患为手段，实施企业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3）以污染治理设施排查为切入口，定期开展废物减量化考核，把节水、节能、减废作为根本目标。（4）以环保培训作为突破口，定期对企业员工开展清洁生产、垃圾分类培训，通过加强教育训练，不断强化员工的节能减排意识。（5）以制定环保各项管理制度为依托，完善企业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管理，实施奖惩机制并监督落实。
3.3环保管家自身建设的要求
（1）积极掌握重点排污单位的行业动态，熟悉行业法律法规，并结合合规性评价积极完善自身行业特殊属性。（2）通过问题导向，从污染治理设施倒推产污环节，并熟悉其产污工艺原理。（3）积极培养沟通能力，成为企业实施全过程管理的好帮手，搭建政企交流的桥梁。
3.4环保管家实践清洁生产审核案例展示
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开展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公司领导层与环保管家积极沟通并下达实施清洁生产审核至全员。环保管家依托专业背景，从合规性分析、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污染因子排放、药剂组合选型、设备效能出发，利用《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系统开展了全公司员工清洁生产培训，从而导入理念。在审核过程中，环保管家结合日常环境隐患排查与污染因子达标性分析，从清洁生产方案探索的八个方面，总结整理出7套可实施的无低费方案和2套中高费方案。随着清洁生产评估的开展，专家组肯定了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一致同意实施方案。环保管家在实施方案管理方面发挥了日常巡查、诊断的优势，督促企业开展改造并在审核后期进行环保绩效核算。在审核尾声，企业通过投资50.8万元，当年取得经济效益35.845万元，通过后道水处理工艺改进、超滤设施优化改造等中高费方案的实施，实现中水回用16.79万t/年，COD减排2.13t/年，污泥减少委外处置250t/年。在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清洁生产验收过程中，环保管家对企业取得的环境绩效进行了汇报，得到了验收专家组的认可并顺利通过验收。
4环保管家开展企业清洁生产和资源化利用实践的意义
4.1是提升企业内部清洁生产管理软实力的重要保障
环保管家可以很好地满足企业清洁生产和资源化利用的考核要求，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产生，并化解企业盲目抵触的情绪，为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环保管家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4.2是地方环保管理主管部门实施监管的重要补充
环保管家可以作为企业内部清洁生产监督员，发挥地方环保主管部门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的监督管理作用，让企业从被动的监督检查转变为主动探索实施清洁化管理，缓解环境主管部门的工作压力。
4.3是清洁生产审核过程的重要支撑
环保管家是企业环境管理的吹哨者和监督员，在“双控双减”要求下，可以更大限度地为企业开展资源再利用提供技术手段，带领企业探索市场动态和引入先进技术，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的建设依然是我国发展的千年大计，有着重要的意义。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的运作，对我国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在当前环保形势下，相关人员应当提高对环保管家服务的关注，应该将清洁生产监督管理纳入环保管家服务工作，让环保管家可以在生态文明的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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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与之相对应，流转税1994为79.5%，2001年下降为69.3%，这组统计数据虽然表明所得税在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流转税占绝对优势的基本税制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的复合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绝对地位有所改变但我国的税制结构仍然是属于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推行减税政策，至少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的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蕴含着相应的政治风险。显然，减税存在着较大的阻力，虽然广大投资家期望政府能够削减部分税收，但事实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投资者情绪、经济景气指数和市场进入门槛的高低三大因素，减税直正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关联程度不高；二是通过减税来扩大内需，在我国缺乏实践环境，西方国家通过低税政策可以鼓励勤奋工作、提高税后收益水平产出规模和企业自身的积累率，进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推行减税政策，“储蓄—投资—产出”循环流势必会受到险碍，并不一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刺激（这从我国降息与储蓄存款的增长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三是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企业都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减税”二字，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存在。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经在很多领域相机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暂停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允许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特殊的广告业务费用扣除法；并与此同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在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上述分析，答案我们不言自明，税收的超常增长实在不能成为减税的理由。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
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从经济运行环境看减税
无论是“减”还是“不减”，改革的推进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1992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走向成熟和规范，在这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问题会由于诸如传统和国情的原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当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推进、投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伴生、“三农”问题凸现等关键问题交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大背景的时候，减税是很难的选择。1994税制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而进行的改革，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减税和不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要害，改革应着眼于运用税收杠杆增进国家、企业效率，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着眼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税负；着眼于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四、从税负看减税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长期以来的大规模投资造成多行业产能过剩，与此同时，以化解产能为目的的大规模产品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和纠纷，使得我国陷入化解产能过剩与频遭贸易摩擦的双重压力。毫无疑问，要加速化解国内过剩的产能，出口贸易依然是主要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我国利用出口贸易加速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遭遇贸易摩擦亦不可避免，要更好解决这一对难以避免的问题和矛盾，必须做到内外兼顾，对内继续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既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又要提升国内经济发展质量，对外则既要扩大产品出口，又要积极应对各类贸易风险。本文不再赘述这两难境地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未来我国去产能格局下的出口贸易如何更好防范风险、减少贸易摩擦提出对策建议。
二、去产能格局下防范出口贸易摩擦的对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经济处于新常态和各国争相恢复本国经济的特殊时期，作为我国各经济主体而言，必须理性面对所处的经济发展环境，不能仅追究对方进口国超越边界的贸易制裁，还需从提升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和质量，以及产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来全局谋划，正确选择合理规避贸易摩擦、降低贸易风险的路径。
(一)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当前我国正努力实施的去产能和供给侧改革两大举措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面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各行业，除了广开市场寻找稳定的需求端以外，必须积极稳妥地策应中央的总体战略部署，自主进行全方位的供给侧改革，以全面提升全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一，加速行业重组，以提升行业生产集中度。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之所以频频遭遇贸易制裁和贸易风险，行业分散进而竞争力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表明，行业集中度低已成为诸多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直接导致该行业的市场控制力差、产品出口低价竞争、过度出口、出口市场分散等问题，最终导致产品出口时遭遇贸易摩擦。因此，有必要借助市场调节和行政调控的双重力量，提高行业集中度以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交易话语权。近年来，我国各行业都在谋划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事宜，但效果并不明显。以钢铁业为例，早在2008年前后就曾掀起过一股重组整合浪潮，但整合效应不尽如人意，行业集中度不增反降。而今，钢铁业重组规划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如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河北钢铁和首钢集团，其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优质生产要素集聚、产业集聚，提升行业经济发展质量，当然也是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之举。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市场调节作用，政府、行业协会以及企业的多方共同努力，制定合理政策，以行业兼并重组实现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以市场手段将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提升行业集中度，进而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当行业集中度越高，该行业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就越强，市场竞争力亦越强，即使遭遇贸易制裁，在协调应诉方面也更具优势，有助于减少和解决贸易摩擦。
其二，加速产品转型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在进出口贸易中，我国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和纠纷的几个重要原因如技术标准(安全标准)不符合进口国要求、出口产品违反了进口国知识产权规定、违反“碳”排放相关制度等等。尤其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进口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管制和阻碍。正如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钢铁产品出口来看，我国虽然每年钢铁出口规模较大，但出口钢铁产品的门类结构构成并不合理。我国现在出口的钢铁产品大多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中高端汽车板材、高牌号硅钢和高端建筑所需的钢材以及其他一些船舶、航天工业所需的高品质特钢基本没有出口甚至要从国外进口，尤其在当前去产能背景下出口的产品更是如此。因此，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积极加强自主技术研发，采取新的工艺和技术，推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加速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靠产品技术、品质和品牌赢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自身的失误，不给国外企业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以此将贸易摩擦降到最低点。
(二)全面对接“一带一路”，扩大对外贸易。近年来，我国产能化解取得了明显实效，以钢铁业为例，“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根据规划，在未来5年将再压减1亿～1.5亿吨钢铁产能。在此过程中，虽然出口规模较为客观，但遭遇的贸易摩擦也十分频繁。2015年，国外针对我国钢铁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达37起，是前两年案件数量的总和。进入2016年以来，“双反”案件依然只增不减。4月26日，美国钢铁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碳钢和合金钢产品提起337调查;6月2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的终裁投票一致认定，中国输美冷轧板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了实质损害，美国商务部将对中国此类产品征收256.44%的反补贴税和265.79%的反倾销税;7月11日到7月21日，巴西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高碳钢丝产品、钢绞线、热轧钢板启动了3起反倾销调查;8月4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冷轧钢板产品做出反倾销调查终裁，决定实施税率为19.7%～22.1%的最终反倾销措施，并采取追溯征税措施，最终的反倾销税将持续5年。诸如此类的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在智利、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哥伦比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都时有发生。
综观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制裁的国家，以几个传统的贸易伙伴国表现最为活跃。在我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同一进口国因为进口数量激增而引致“双反”调查是在所难免的。尽管如此，为了早日实现我国去产能的目标，又不能直接减少产品出口数量，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拓宽我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积极实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
当前，正值我国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从地域空间上来看，“一带一路”贯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是世界上跨度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近年来，这些沿线国家大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产业发展不完善，基础设施投资欠缺成为其最大的发展瓶颈，对于境外的产业投资需求、工业品需求显得十分迫切。所以，其巨大的市场容量将给我国在保持以往传统的贸易伙伴的同时，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契机，也这正好为我国化解国内产能过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这些沿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能够成为我国新的贸易对象，还可以尝试产能合作的方式，依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将我国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直接到当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利用我国的优势技术，提早在这些国家生产布局，也给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伙伴带来实惠，实现多赢的局面。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未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新的出口增长点，这些国家的市场条件、信用环境、营销渠道等与发达经济体都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即使存在广阔的市场，也必须更加严格地控制出口产品质量，建立完善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
(三)用足用活WTO组织，谨防贸易伙伴政策偏差。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各世界经济组织中的政治、经济话语权亦日益提高，但依然发挥不够。在世界贸易领域，除了我们自身严格履行WTO的各项义务以外，还必须充分运用该组织赋予我国的各项权利维护利益、防范风险、解决纠纷。
第一，要求各国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问题，我国政府和企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与发达国家进行博弈争取，是否具有为“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一国在遭遇“双反”调查时的纠纷解决。近年来，在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和利益博弈中，中国难以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胜诉，形成了我国在贸易规则体系中的“软肋”，直接导致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愈演愈烈，相关国家利用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滥用反倾销手段。有些国家还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解释扩大到金融、企业并购等方面，指责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所以，我国政府以及企业等一方面对外要继续积极争取发达国家早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避免频繁的由于“非市场经济”的原因而遭到不公平的反倾销调查;另一方面对内要继续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供给侧改革、进出口贸易等经济行为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且积极推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我们以为，尽早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的身份不仅可以减少贸易纠纷，更能在遭遇反倾销时免遭不公平的待遇。
第二，敦促WTO维护好国际贸易秩序，防止贸易对象国滥用贸易规则。仔细分析当前各国间摩擦发生的原因，其重要原因还是因为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很多国家制定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所致，从法理和制度上来讲，这都是违反WTO的自由贸易主义原则的。面对此情形，中国作为WTO的重要成员之一，要利用我们在全球贸易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不仅要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发挥好作用，同时要敦促WTO积极履行好全球贸易秩序维护者的重要职责，防止发达国家滥用WTO制度的行为发生。同时，要敦促WTO利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积极矫正各国与WTO规则不符的相应政策制度，减少和消除贸易壁垒。这样，WTO不仅提高其国际贸易摩擦的预警能力及时地预防、解决摩擦问题，而且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公平的规则制度环境中开展自由贸易往来，共同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环境，最大限度地实现互利共赢，减少贸易摩擦。
地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它的开发强度日益增强，不少地区已呈现资源枯竭和生境退化的趋势，难以再承受下去来满足人类的要求，因此,实施生态发展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1-3]。众多的国际生态公约就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安排和限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维护子孙后代的利益。这些被称为是法律旗帜的各种公约都不是单纯由法学家们单独完成的，必需要广泛征询涉及自然保护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总结自然保护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以及生产战线上广大公众的经验教训，才可能制定这些涉及全社会利益的许多规定。本文就拟简要地探讨一下它们的意义和作用，以期我国能完善和健全有关自然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律体系，来适应已踏入生态发展文明时代门槛的迫切要求。
1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既是生物之间以及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复杂相互关系的体现，也是生物资源丰富多彩的标志。它是对自然界生态平衡基本规律的一个简明科学概括，也是衡量生态发展是否合乎客观规律的主要尺码。一个区域保持得是否完整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是否合理来决定。因此，它的保护对象是全方位的，要从物种及其遗传资源、生态系统和景观多样性各个方面着手。这个公约不仅阐述了防止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问题，也强调要关注人类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它提出要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持续利用和利益公平分享三者密切结合来考虑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实践证明，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工作就难以持续下去。它要求各缔约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要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作出全面的安排。“公约”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多次的修改，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签署，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这说明世界人民终于认识了由于人类本身的管理失误所造成的地球生境退化、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灾难，决心采取共同行动制定有约束力的并起综合作用的国际公约。现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已成为各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以看出，”公约并不是一纸空文，但与其说是一次性产物，不如把它看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1.如何做好野生物种种群和被传统农业与本地人民广泛应用的物种及其变异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问题，2.发达国家如何落实支援发展中国家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责任；3.如何通过技术转让和交流实施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和持续利用的战略；4.生物资源利用者如何落实酬报各地从事保护工作者和提供传统利用知识人们的责任。这些问题虽经多次讨论，但不易取得协议。
我国于1993年1月7日作为第7个国家正式批准加入“公约”，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组成国家履约协调组，统一规划各项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可见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和认真态度。许多学术单位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研究机构来规划研究和宣教事宜；还出现了非政府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它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公众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10多年来完成了大量工作，除了按“公约”规定完成必需做的基本项目，例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外，还出版了系列丛书和许多研究报告。建立了许多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实体。主要经验有下列三点：1.保护和发展必需密切结合，利益公平分享是关键；2.统一协调分散管理的方针是正确的，但需要进一步完善；3.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不断加强，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在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期间，国家颁布了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11－2030），”明确今后2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并将之看为是维护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保障的大事。因为，当前资源过度利用、工程建设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并未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状态一时难以解除。它要求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基本体系，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开展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评估、监测、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加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例如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和种质基因库的建设和完善，把保护和发展密切结合；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防止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和完善，完善群众参与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工作[4-8]。
2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关于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跨境转移的一个协议，它旨在充分确保它们的转移、处理和使用。它的文本由生物多样性缔约国会议来讨论和确定，已有100个以上缔约国批准，于2003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所以，可以说，它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个议定书。文本中详细论述了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凭借现在生物技术所获得的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的保护措施，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这意味着，已改变了遗传性质的活有机体从一个国家跨境转移必需符合议定书的规定，出口者必需提供充足资料使进口者能做出知情决定，确保所有货运有议定书要求的文件记录，即使进口者不是缔约国也要按议定书要求办理。我国于2005年4月27日批准了议定书，显示我国在执行国际条约和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承诺，并大大增强该议定书的份量。同时，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对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政策体系、法规体系、转基因活有机体及其产品风险评估和管理技术准则、生物安全管理国家能力建设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
3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湿地是指内陆和海岸地带水深6m以下的水域、沼泽和草甸地带。这些地区是调节水分循环、维护水禽和水生生物生存的重要栖息地，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大片湿地被改变为农地、养殖场甚至城镇，导致许多物种消失，常出现一雨便成灾的可怕事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原亚洲湿地局、国际水禽与湿地研究局、美洲湿地局三个湿地组织合并为湿地国际，并在湿地公约的制定和技术支持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大大促进世界范围主要地区湿地和湿地物种现状的评估和研究，加强与政府和当地社区的合作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湿地公约于1971年2月2日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订，所以常称为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它通过传播信息资料、提高公众意识、开展培训活动和在各地建立湿地管理项目、支持和促进区域和各国湿地保护和湿地资源持续利用和行动计划的制定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国凡是在生态学、生物学、湖沼学和水文学上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都可申请加入湿地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湿地名录，加入国际湿地名录的湿地应建立保护区，加强对物种和栖息地的管理，管理好者可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会受到批评。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会后，认真履行缔约国的义务和责任，为了适应湿地保护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湿地保护，1994年9月由林业部牵头联合17个部委制定一个广泛参与、切实可行、符合国际规范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确定了中国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目标、内容、优先领域和项目，使之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以确保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中国湿地保护事业的发展。许多科教部门建立了湿地研究中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众多的专著和研究论文和报告[10]。迄今，我国已有37个湿地保护区分五批加入了国际湿地名录，并开展大量保护和持续利用的工作。#p#分页标题#e#
4世界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是指具有世界价值的独一元二的自然和文化区域以及许多非物质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是各个国家精华中的精华。作为具有世界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可从以下列几点来判断：(1)表征地球进化历史的主要阶段的典型代表或独特的地理景观类型；(2)表征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断进化的生态过程或生物进化和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典型事例和杰出的代表；(3)具有极为特殊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的区域；(4)具有世界价值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或众多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符合四个标准之一的区域可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三类）。世界遗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三者被认为是国际保护生境（栖息地）的三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制定，1978年正式生效。这说明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有责任来保护那些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把它们看为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认可和保护文化景点的国际法律条约，它把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拓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相互关系的思维，并制定协同计划来保护它们[11-14]。
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并深深体会到自然与现代化共存、经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共存的伟大目标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样，加入和认真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建立比较完善的世界遗产地系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许多省市建立了申报世界遗产办公室，促进自然保护、文化组织和文物系统各方面的专家认真考虑，提出具体的计划和方案。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自然遗产地8处、文化遗产地2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处，还有文化景观3处，总共40处。现在打算申报的区域还有100多处，估计每年只有自然和文化遗产各1处获得批准。但是，人们已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是为申报而申报，而是决心通过完善管理，争取支持，使之更加壮大，以适应社会、文化、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那时申报将是水到渠成之事。主管自然和文化遗产工作的分别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
值得指出的是，有悠久历史的全球农业系统，是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在发掘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时，却忽略了这个方面，以致传统的农业耕作制度及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优良品种的基因多样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流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2003年建立了“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心”，旨在开展全球重要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以期建立一个全球共识的持续发展的动态系统，弥补了不足之处。我国浙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全球第一批五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其实，我国还有许多项目符合其标准，需要大力发掘、继承和发扬[15-18]。
5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持续利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注意保护，不允许任何利用是不科学的，必然是行不通的；当然，过度的利用，不注意保护必然导致破坏。这个公约的目的就在于监测商业开发的主要物种，对一些已陷入受威胁状态的物种，通过贸易限制达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这个公约1973年3月于美国华盛顿签订，1975年7月正式生效。它把控制贸易的物种划分为三类作为其附录，附录1是指那些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的对外贸易必需获得出口国科研机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进口国也确认是如此才能进行；进口国将之再出口也照此办理。附录2是指那些目前虽未濒临灭绝，但如对其贸易不严加管理，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就可以变成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也必需得到出口国家科研机构的认可，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出口贸易。附录3是任何一个缔约国认为属其管辖范围内应进行控制开发利用，而需要其它缔约国合作管理贸易的那些物种；它们的出口贸易同样需要出口国管理机构发放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前两类物种需经全体缔约国大会讨论通过，后一类物种只需各缔约国自己认定，报公约秘书处备案即可。附录中所列的物种是重点管理对象，但它们的地位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随其种群传播和消长而有所调整，所以需要对它们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监测。这样，每一个缔约国都要建立专门的科学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来负责专司其事。前者负责研究确认各个种的基本情况，提出处理的意见；后者即专司具体管理业务，发放出口许可证。可以看出，这个公约不是要禁止野生动植物包括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贸易，而是制定各种措施保证可持续贸易，不引起它们走向灭绝；目前，它已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控制野生濒危物种及其衍生物的国际贸易系统，为物种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0年12月25日，我国提交参加“公约”的交存书，1981年4月“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1982年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种科学委员会”，分别挂靠在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科学院内，开展有效的研究和管理，成果垒垒。看来，大力培养熟悉“公约”的科研和管理人员，进一步弄清和宣传“公约”各条款的实质内容，加强对濒危野生物种的研究，提供其消长规律和具体情况，监测贸易现状，编制控制贸易的物种名录及其识别手册和图谱，制定合理开发利用的指标，提高进出口管理水平，防止过度开拓而造成物种灭绝应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20]。
6迁徙物种公约
物种的生存和分布不受边界的限制，特别是迁徙物种的生活周期可能遍历多个国家，但各国的保护和管理水平不尽相同，难免会遭受猎杀，因此必需通过国家政府间的共同努力来加以保护，既要保护物种本身，也要保护其栖息地。保护区在这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公约于1979年签订，1983年正式生效，100多个国家参与并共同关注这些独特物种种群的保护，效果明显。我国签署这个公约以后，许多保护区承担了这些迁徙物种的保护，无论在科研监测和合理利用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山东长岛保护区累计环志各种候鸟128种21万多只，其中猛禽22种6万多只，占全国猛禽环志总量80%以上；回收国内外环志鸟231只，最长回收为8年，为鸟类迁徙规律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成绩明显[21]。由于“公约”所关注的物种独特，没有任何公约能代替其作用，实际上，它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必要的补充和起具体的辅助作用。#p#分页标题#e#
7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个公约是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为解决地球气候潜在变化可能引起的众多问题而联手进行的一项努力。它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于集体执行“公约”所制定的各项规定。它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我国于1993年1月批准了这个公约，是最早的10个缔约方之一。“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在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注意减少和防止人为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开展技术转让等各种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增强所有温室气体的吸收汇和储存库，例如不同类型的保护区等；在适应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制定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综合农业的发展、关注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涝影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纳入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政策和行动，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尽可能降低气候变化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京都议定书中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使其CO2、CH4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排至少5%；同时，确定了“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三种境外减排的灵活机制，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境外取得减排限排的抵消额，从而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限排目标，缓解其国内减排限排压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是其义务的核心内容，要求采用由缔约方大会制定的可比方法编制人为引起的各种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国家清单，发达国家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但是，要真正的具体落实十分困难，许多会议都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具体化，但都不能取得共识，需要更耐心地通过深入分拆，实事求是协调和合作共事地去解决。可以看出，制定减排限排温室气体目标是一个重要方面，而确定不同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人工营造的方法来固碳的目标也是不能忽略的，两者是相互相成的[22]。
8防治荒漠化公约
【关键词】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金融项目；对策
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同时出现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的盈余状态。在理论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互补的，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同时出现顺差，但在我国却出现了这种独有的现象。这一特殊的经济问题，便引起了国内学者对此的广泛关注与研究。项妍妍（2011）以1985～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对两个项目顺差成因之间进行相关性研究，并得知两者的原因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共同的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出口行业的发展，促进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吸引了外国企业大量在国内投资生产，诱发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刘兴宇（2012）以经常账户失衡为例，分析由于处在微笑曲线的最底部，我国的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经常项目余额。另外，认为双顺差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陈腾龙（2012）由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恒等式：Y=C+I+CA，来推导出S=I，S>I，S
1.总体趋势。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表现为以贸易顺差为主的经常项目顺差和以直接投资顺差为主的资本项目顺差。我国从2006年起开始保持着连续多年的双顺差，自从“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政策之后，2012年我国国际收支从往年的“双顺差”格局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一顺一逆”状态。国际收支总顺差大幅下降。2012年，经常项目顺差1931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42%；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次逆差，上年为顺差2655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1763亿美元，下降56%，大大低于2007～2011年年均顺差4552亿美元的规模。
2.经常项目。第一，经常账户仍是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主要来源。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积极融入到世界市场中，并增加经济对外开放度。因国内外市场结构特点，国内鼓励出口贸易，国外对华出口限制，导致中国出口贸易发展远远快于进口贸易。经常项目顺差一直呈增长趋势，对双顺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高时达到4206亿美元，占国际收支总差额比重为91%，占GDP之比为9.3%，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些许下降，2012年又有反弹。（见表1）。第二，货物贸易顺差较快增长。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12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0569亿美元，进口17353亿美元，分别较2011年增长8%和5%。近年来，货物差额的增长幅度与经常项目的增长幅度是大致相当的，其中经历了基本平稳期（2001～2004）、大幅上升期（2005～2008）和金融危机之后的下降期（2009～2012）。
第三，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状况仍然相对落后，甚至常年保持逆差。从2001年的-59亿美元到2012年的-897亿美元，服务贸易的逆差规模还在逐渐扩大。第四，收益项目逆差有所收窄。收益项目在这十二年期间，除了2007、2008年出现顺差之外，其余年份一直为逆差。2012年，收益项目收入1604亿美元，投资收益逆差574亿美元，下降33%。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资收益较上年有所下降，导致投资收益差额偏小。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整理。
3.资本、金融项目。第一，资本、金融账户比重上升。2001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始终保持顺差状态，从两大项目的贡献率中可以看出，几乎完全由金融项目主导。与经常账户相反，资本、金融账户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顺差规模反倒逐步扩大，占国际收支总差额比重从2208年的9%上升到66%，与GDP之比也相应的从0.9%上升到3.6%。直到2012年才首次出现逆差（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第二，直接投资保持较大顺差。作为直接投资的两大组成部分，我国在外直接投资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分别呈现长期逆差和长期顺差的状态，并且两者之间的比重除2009年外，其他几年为1：0.3左右，这说明我国的直接投资项目存在严重失衡。直接投资差额是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两者走势基本一致。2012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逆差，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净流入。第三，证券投资净流入大幅增长。2012年，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478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143%。其中，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64亿美元，2011年为净回流62亿美元；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542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305%，创历史新高。第四，其他投资大幅净流出。2012年，其他投资项下净流出2600亿美元，而2011年为净流入87亿美元。其中，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资产净增加2316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26%；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负债减少284亿美元，而2011年为净增加1923亿美元。
三、对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运行的原因与评价
（1）国际收支平衡新格局初步形成。2012年我国经济呈现缓中趋稳的走势，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我国国际收支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持续“双顺差”首次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状态，这显示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自主性进一步增强。（2）国内消费增强、国际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国际收支一直以来都饱受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影响。由于国内储蓄率高、内需长期不足，同时又因为价格优势，以“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发达国家的长年赤字经济结构又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贸易出口市场，使得我国经常项目中的货物贸易不断增长，国际收支持续了多年的双顺差。（3）国际市场波动、资本流动变化明显。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和金融运行稳定时，新兴经济体重现资本流入；又加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重拾升势，境内外正利差刺激了套利资本流入我国。但是当欧债危机再次恶化，市场避险情绪加重，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资本外流。受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2012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新设及增资流入有所下降，对外直接投资资本金跨境流动规模大幅增长是带动总流出与流入上升的直接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2013年“促平衡”任务依然艰巨，但是我们要抓住机遇，按照“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思路，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选择有效的对策实现预期目标。（1）降低高储蓄，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当前，中国政府短期内要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生产，提高中低群体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同时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住房和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扩大有效需求，增加政府支出来克服内需不足。（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出口和扩大进口，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调整出口优惠政策，借助于出口政策的调整促进产品结构升级，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鼓励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旅游带动进口。（3）把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结合起来，支持企业“走出去”，优化投资结构。应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管理，阻止热钱流入，平稳国际收支的剧烈波动。适当调整吸引外资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鼓励更多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4）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发挥外汇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我国目前应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加速建立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从而发挥汇率制度调节贸易及资本有序流动的作用，进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项妍妍.浅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成因及治理[J].时代金融.2011（9）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QE一直扮演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角色。如今QE终于如预期划上休止符，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政策值得期待？
无疑，QE的退出进程符合预期，可以预见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常态化仍将采取渐进方式，不会操之过急。从2013年5月开始，关于QE提前退出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美联储在政策退出上依然非常谨慎，预计未来加息也是如此。尽管本次会议声明偏鹰派、就业市场也在稳步复苏，但美联储不会过早加息，最可能的时间还是最初耶伦提到的明年二季度。不会过早加息的原因：一是美元加速升值并不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目前美国很依赖贸易再平衡式复苏。二是目前通胀低位，预期稳定，美联储并没有压力。三是美国资本市场过去几年的反弹和货币宽松有直接关系，货币收紧操之过急可能会造成金融风险。
QE退出以及货币政策常态化的影响将会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美元走强，不是短期，而是中长期。原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美国内部去杠杆、外部再平衡，新兴市场危机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其二，黄金进入熊市：去年的大跌可以视作黄金中长期熊市的起点，目前还未结束。美联储收缩，美元走强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三，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低迷。虽然在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大宗商品会间歇性反弹，但在全球需求弱复苏、美元走强的大背景下，价格难有趋势性上行。
那么QE退出对中国经济政策影响几何？
这里存在一个中美货币政策脱钩的问题。2010年后，中美货币政策出现了脱钩。彼时，美国为应对债务危机，继续实施了QE2和QE3。而中国在四万亿刺激后，不得不面对相对强烈的通胀预期，并采取紧缩货币，一直持续到现在。中美两国经济形势决定了两国货币政策可能继续脱钩。
因此为了对冲美国货币政策，中国客观上要求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在美元进入强势周期时，全球流动性将出现回流美国，这客观上将引发中国的热钱出现资本外流。第二，实际利率过高要求降低利率。第三，货币政策工具从隐性操作将逐渐转向显性操作。随着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外汇流入将出现缩减甚至负增长，从而卡断了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为了维持13%左右的广义货币增长，在基础货币增长预期不增长基础下降的周期里，只有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美国结束QE，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初期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负作用较小。中国货币政策将继续与美国货币政策脱钩，货币政策工具将从隐性操作逐渐转向显性操作，即全面降准和降息。
民生证券认为，QE退出将加剧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行，推动央行货币投放渠道转变。美元走强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利率水平（美债）的上升，而国内则面临房地产市场趋势性走弱、货币持续宽松的情况，这将缩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套利空间，导致外汇占款继续走低，这将迫使央行通过其他方式补充基础货币，预计明年再贷款、PSL、SLF 等货币投放将继续频繁使用，如果外汇占款下行幅度较大，或有降准出现。
同时，还会加剧中国出口复苏的压力，促使国内采取更多的内生性微刺激措施，同时倒逼国内改革。美国此轮复苏伴随着贸易再平衡，并不会直接带动中国的出口，相反，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随着美元指数一起加速攀升，这将对出口造成更大的压力。外生性复苏难，只能靠内生性力量。预计未来微刺激措施仍会不断发力，内部自贸区的探索以及外部贸易规则的谈判也将随之加速。
可以预见的是，在美国“零利率”结束前夜，中国“零利率”只是“镜中花，水中月”。首先，中国不具备“零利率”的任何一个条件。其次，不能认为中国将重演美国八十年代开始的利率下行。
目前国际形势之复杂前所未有，中国货币政策将保持高度灵活性，降息等长周期货币政策出台概率较小。1、美、欧、日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在美国将“收”、欧洲仍“放”、日本正“乱”之时，中国央行必须保持高度灵活性。（1）外部环境对国内的干扰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资本的流动，二是经济对出口的影响，两者都变得不确定。如果央行采取明确的趋势性货币政策，则可能会导致无法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2）由此可以判断，降息等长周期货币政策在未来一年内实施的概率都较低，若降息后出现国际资本外逃，则央行应当提高利率加以应对，而这又会打破央行货币政策连续性，损害央行信用的同时，实体经济也将因难以形成确定预期而受损。（3）采用SLF、PSL等中期货币政策工具，辅以灵活调节正回购利率，是中国央行的最优选择。中国金融市场“股债双牛”持续的可能性较大，国际资本大幅流动是潜在风险点。1、根据“修正的泰勒法则”分析框架，中国仍将继续债券牛市。修正的泰勒法则是指，长期利率债收益率取决于增长、通胀和金融系统风险，中国经济增长下台阶至7%附近较为确定，通胀维持2-3%窄幅波动是大概率事件，重点在于金融系统风险。2、最大的风险在于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认为中国汇率已经进入双向波动区间，央行新增外汇占款将长期维持在0附近，因此维持中国市场将在较长时期内“股债双牛”的判断。
中信证券分析认为，目前市场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继续偏积极。美联储平稳结束QE，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而日本央行在10月31日意外宣布将扩张现有的QQE政策，此举短期内对全球投资者的信心会有非常明显的提振，股票市场尤其受益。从国内来看，预计宏观流动性偏宽松的格局可以维持，而海外资金流出A股市场的状况已出现好转迹象。比如，EPFR连续两周净流出减缓，NDF隐含人民币贬值预期在上周也出现缩窄。同时，11月新成立基金数量又将迎来高峰，10月31日的数据显示11月将有26只偏股型和股票型基金成立，预计最终的数量将会更多，而9月的小高峰在全月也仅成立了24只。从经济基本面与宏观流动性来看，支持风险偏好的上扬。另外，如果11月有沪港通开通的消息，可能依然对市场情绪有一定提振作用。目前虽然A+H股的折溢价指数在97，接近100的平价水平，但是从AH板块估值来看，占A股沪股通股票池权重较大的银行、能源、保险、运输等板块相对于H股依然有20-30%左右的折价。
此外APEC峰会推动政策舆情高涨，应该聚焦第三次对外开放。当前，第三次对外开放政策舆情进入高涨阶段，这表现为北京APEC峰会议题的、新一批自贸区政策舆情的升温以及“一带一路”规划的可能颁布。政策主题关注受益于第三次对外开放港口、铁路、公路等基建行业及相关设备制造类企业，区域上则关注海西、“一带一路”和京津冀等地。
投资策略方面：乘QE东风，配低估蓝筹。年内经济基本面失速风险消散;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结束，业绩对行情的影响趋于阶段性弱化;市场的流动性和风险偏好则继续偏积极，日央行QQE操作的东风亦有望使A股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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