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7 09:28:39
导语：在医学文献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图书复本控制是转型时期图书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科学合理的达到既控制复本，又较好适应读者的借阅需求，对于图书馆节约办馆。提高效益有重要意义。一个管理效率高的图书馆能够达到节约资金和优质服务的结合。因此，立足于提高管理效率，探究大学医学图书复本的控制。
关键词：大学图书馆中文医学图书复本控制
控制(contro1)被看作一种过程，管理者通过它去规范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使其和组织的目标和标准一致的。图书复本控制是转型时期图书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科学合理的达到既控制复本，又较好适应读者的借阅需求，对于图书馆节约办馆，提高效益有重要意义。
1大学中文医学图书复本过剩基本情况
大学中文医学图书复本过剩的基本表现为：藏书复本量分配不均，复本在某些区域过度集中，但利用率不高。非凡医学领域，例如法医学、军事医学，版本过于陈旧，是读者意见的焦点。图书馆对院(系)课程设置变化信息、读者需求变化信息不敏感，影响文献配置工作的正确决策。以及文献采访中对复本数的主观臆断，图书馆开放度不够，为社区服务工作薄弱，文献时效性强，很短时间内被读者淘汰，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可以看出，靠增加文献复本保障信息提供，会潜藏着资源浪费的极大风险。医学教材及配套用书的读者利用率最高，但医学纸质文献的增长速度是极快的，医学教材及配套用书版本更新接近一年一次，增加了复本被淘汰的几率。设置图书复本是为了防止图书供不应求状况的出现，增加馆藏信息资源的复本，必然会减少馆藏文献的品种。另外，影响图书复本的因素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每种书的复本需求都在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制定书刊复本标准以及统计各类藏书的流通借阅率，都只关系到具体部门的操作，对于图书复本控制的探究显然不具有普遍意义。复本控制的理想状态是没有复本，即”0复本”。西方发达国家和香港等发达地区大学图书馆在没有图书复本的情况下，图书利用率一般都要超过100％，实现低成本投入，高效益(经济和社会效益)产出口。我国普通大学图书馆暂时还做不到零复本，但是一个管理效率高的图书馆能够达到节约资金和优质服务的结合，从而摆脱图书复本控制的被动状况。因此本文立足于提高管理效率，探究医学图书复本控制的方法。
运用预设在图书馆计算机管理集成系统中的催还、预约功能模块，加大图书馆催还、预约工作的力度读者不按期归还图书，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经常碰到的新问题，图书在一个读者手中滞留时间过长，降低了文献周转率，有些时效性强的图书，长时间超期不还，很快成了过期图书，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预约服务则是渎者在所需图书全部借出的情况下，向图书馆登记预约，待图书归还后由图书馆根据预约先后顺序通知读者借书的服务方式。
医学图书催还及预约工作的开展能够让更多的人及时看到医学文献，减少复本需求。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使图书的催还和预约简便而快捷，有了广泛开展两项工作的前提。运用推送技术(PushTechnology)提供信息服务，是近年来个性化信息服务中的重要形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借助电子邮箱并依靠于人工参和的信息推送服务；另一类是由智能软件完成的全自动化的信息推送服务，多数大学图书馆运用的是第一类。运用计算机系统中的主动推送软件，我们要注重几点：①加强图书馆自助服务项目的宣传和指导：在高层次的白助服务，如自助借阅方面，一般大学还达不到要求，但网上预约、网上续借、联机公共目录系统(OPAC)检索的自助服务都可以开展。我们除了开展文检课教育，设置触摸屏指引，张挂宣传图、张贴宣传栏，进行网上导航以外，图书流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图书借阅服务中，还可以把图书馆网页打开，给读者作网上预约、网上续借、联机公共目录系统(OPAC)检索的示范；②探究和选取适宜的图书馆和用户交流的模式。由于电子邮箱在读者群中普及，我们可以采用电子邮箱和预约、催还软件的结合，把信息群发给读者；③做好前期读者信息的录入工作，具体录入读者登记信息是进行主动推送服务的基础性工作；④注重过程控制，提前调阅催还清单、预约图书到馆清单，及时发送催还通知邮件、预约图书到馆通知邮件，做好到馆预约图书的留存工作；⑤在运用好目前的系统的同时，积极寻求更高技术含量的方法。
网络环境下图书的催还、预约作为我国大学图书馆流通服务工作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对于它的重要意义以及工作方法还没有取得图书馆员的共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开展。向图书催还、预约工作的理想状态迈进，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但目前我们的很多工作还达不到现阶段的要求。图书流通部门要对催还、预约以及系统中其他的新型管理和服务流程制定统一的规则，并把其制度化。
2流通馆员承担即时参考咨询工作
参考馆员随着参考咨询服务工作的发展而产生，距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西方大学图书馆能实现零复本管理的高利用率，他们的做法之一就是极为重视参考咨询工作。图书馆的学科馆员都需轮流在大厅的咨询处接待读者，指导读者怎样利用图书馆，怎样查找图书。咨询台前往往会出现读者排队的现象。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图书馆又十分重视在网上开展虚拟参考咨询工作，并向”一站式“信息服务发展。从单一到多元化服务转变。
流通馆员在借阅工作中，要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技能做好即时参考咨询工作，要能够帮助和指导读者进行书目查询，并注重了解读者意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另外，应抽调专人做好部门的网上虚拟参考咨询工作，可以考虑创建读者QQ群，由管理员来解答咨询，QQ作为一款优秀的即时通讯软件，其功能基本都可以满足网上参考咨询的要求。流通馆员承担即时参考咨询工作，能够帮助读者解决利用图书馆碰到的新问题，盘活馆藏，使更多馆藏进人流通渠道，达到提高读者利用图书的效率和复本压缩的动态平衡。
3推进医学图书为社区服务工作和加强宣传。
扩大图书利用阮冈纳赞五原则至今对图书馆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有”书是为了用的”(Booksaleforuse)。医学事业飞速发展，信息量日益增多，知识更新频率加快，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信息需求和日俱增，图书馆要面向社会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主动为用户服务。在为读者服务工作上，要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点对点服务向链式服务转变，由局部服务向网络服务转变。医院图书馆作为为医务人员提供医学信息、更新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为医院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提供服务，增强医院创新力的重任。大学医学图书馆要加强和社区联系，扩大图书利用面，要为各医疗机构主动服务。例如：办理借阅证件，提供医学新书信息，代查代译，项目查新，文献传递等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阅读、休闲场所，帮助获取医疗保健知识。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一般的医学论著利用率偏低，限制了医学师生知识面的拓宽，我们可以进行开列必读书目，设立专架展示等来加大这部分图书的宣传。
4建立较灵敏的信息需求反馈机制
控制复本，是为了节约文献购买费用，增加图书品种。要减少复本又不影响读者服务，就要提高信息需求反馈机制反应的速度、准确度。图书馆要加强对院(系)资料员的业务管理，及时收集师生信息需求，形成一套工作制度。流通部门工作人员对有关读者信息要有调查，有记录，有专人及时反馈。文献采编部门及时采集分析读者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网络、书面和口头留言，收集之后不定期公布有关意见及办理情况，促进读者参和图书馆工作的积极性。和很多公益行业一样，没有服务对象的热心关注和积极参和，就不能形成行业工作的良性循环。
5尝试图书二次采购
优质的图书采选，是图书获得较高的利用率和读者满足率的保证。图书馆学家唐斯(Robert．B．Downs)认为，对于一个图书馆，”后人对我我们工作如有所褒贬，决不是因为完备的目录，精密的分类方法，简便的出纳制度，或是完善的参考服务，而是针对藏书一究竟从我们的手中留下些什么?或是忽略掉什么?”图书馆要极为重视文献采购工作，精选文献，重视藏书质量，要统一图书订购和图书分类的标准，做好采购，验收和编目工作，视具体情况区分新书和复本归类，避免不必要的增加复本，在减少复本的同时，使图书的品种得到增加。
一 、现代主义文学
（一） 演变
1880年前后，西方主要国家进入迅猛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扩张阶段，其中尤以英、法、德三国为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随之加快，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19世纪以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光，被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巨型城市所取代，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等受到激烈的冲击和挑战。欧美社会的个人出现了普遍的疏离感、陌生感和孤独感。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非人化”元素就由此而来。发生于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欧洲社会岌岌可危的旧秩序和旧宗法。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严重的怀疑，并滋生反叛情绪。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还包括1917年爆发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二） 文学和艺术思潮
单纯从欧洲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可以看作是19世纪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向唯美主义文学转变、现实主义文学向自然主义文学转变，均形成危机而另谋出路的结果。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随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而蜕变的产物，其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却丧失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精神，遁入象牙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尤以法国象征主义作家为最。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则是19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的产物。它强调对外界现实的模仿，侧重描绘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病态事物和繁琐细节。此外，20世纪欧洲艺术的发展几乎处处与现代主义文学同步前进。因此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都和现代艺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有的时候甚至拧合成一个分支流派。
二、 表现主义文学
（一） 反对模仿现实，提倡抒发作家的主观感受
表现主义文学反对再现现实，而要求客观服从于主观思想的表现。表现主义认为自我是宇宙的中心和真实的源泉。他们主观的认为真实是自我意识的表现，“现实必须由我们创造出来”。表现主义者埃德斯米特主张艺术家去经历一切，凭借主观精神进行内心体验，体验的结果产生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经久不衰，并无限扩张，包容一切。艺术家要以这种激情来表现事物的幻象。所谓幻象，是事物的更深一层形象，亦即事物纯粹的真实。如果是表现房子，那就要舍弃房子的形似，使其本质显示出来；表现一个，要使她在“没有香水，没有色彩，没有手提包，没有摇晃大腿的情况下出现”。
表现主义文学既强调主观思想的绝对性，必然会带来对待客观事物的随意性，也就是任意扭曲客观事物的外部形态，用以外化和强化主观的思想感情。卡夫卡为了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灾难感和孤独感。在《变形记》中让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篇小说所采用的表现手法是独特的，他是作品所要强调的主观思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二） 强调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表现主义者认为，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过程，就是“从内向外”而不是如同印象主义者那样“从外向内”。托勒说：“剥掉人的外皮，以便看到他深藏在内部的灵魂。”为了做到这一点，表现主义采取了许多特殊的方式。
1. 大量采用内心独白
这是卡夫卡小说中所特别引人注目的。他的《地洞》通过一个小动物的内心独白，描述了它为了保存自己得来的食物千方百计的营造地洞后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而这种心情正是资本主义会中小人物难以自保的悲剧感。《变形记》中，通篇都是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的内心独白。
2. 强烈的对比
许多表现主义者为了表现人物内心的激情，她们在戏剧里排斥中和的色彩和声调，运用了强烈的对比手法。舞台上运用触目的布景和灯光来渲染气氛，衬托演员情绪的变化。
3. 同时性
采用同时性的表现手法，也是表现主义作家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复杂的感情和心情反映的手段。作者在作品里分头叙述同一个时间内发生的许多事情，或者作品里的人物在同一个时间内发生发生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心理反应。
4. 狂热的激情
表现主义戏剧家称自己的戏剧为“叫喊剧”；诗人称自己的诗为“叫喊诗”。贝谢尔甚至说，他们是“在神魂颠倒中紧张地张大嘴巴”，发泄主人公内心中强烈的感情和狂热的激情手段。
三、 大量采用象征的表现手法
有人说，表现主义是戏剧小说领域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文学不注重环境的写实和性格的刻画，而是采用象征的表现手法，赋予抽象观念一定的形式。在表现主义作品中，不论是表现主义小说，还是表现主义戏剧，表现的人都是象征性的，不是具体的，不成比例的和没有血肉的抽象的人物。
这是表现主义者最常用的手法：象征性的隐喻。揭开他们作品中的那一层神秘的面纱，透过那一副副扭曲了的外罩，我们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黑暗的社会现实。卡夫卡说：“作为一个文学家意味着善于隐喻。最伟大的文学家总是最善于隐喻的人。”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象征手法分为以下几大类：
1. 象征性中心思想
2. 象征性环境
3. 象征性人物
4. 象征性舞台形象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西方现代文学专题研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
[2] 转引自《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2期
摘 要： 文学的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联系。分析特定历史时代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蕴，是理解和把握当时代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中国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主要表现在赞美王者风范和劳动者向往的理想人生、公私分明的道德观念和先公后私的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的不良品行、憧憬婚姻的欢愉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等。它们具有昭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之源头、奠基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开启“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等方面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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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现代文学理论背后，都有某种哲学思想作为支撑；而现代艺术理论少有直接、稳定、系统的哲学基础，不得不经常采取经验主义的言说方式，并与创作实验相伴而行。从而，艺术家成为一个又一个“新”艺术观念的图解者。与其说，现代艺术在表象上是形式的革命，倒不如说，在骨子里，它是急于求成的观念的革命，是对“艺术”概念的不断翻新或发明。在这里，已经孕a育了后现代艺术的观念性与颠覆性的种子。
如果我们把视觉艺术中的现代实验与现代文学中的理论建构做一个对应性的比较，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接踵而出，储备了太丰富的话语资源，而且，它们越来越超出了作为文学理论的惯有视野，将自己变成了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具有更充分言说能力的文化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觉得，想从“元叙事”层面去建立单独的艺术理论话语，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需的。对艺术研究者来说，如果承认文学理论的母体价值，那么，他一定会发现，文学理论会变得十分慷慨。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文学与视觉艺术的门类界限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总是在一些需要大家共同考虑的问题上，文学和艺术证明了自己的创造需要。人类文明也是这样延续和拓展其进程的。因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命运：我们都不过是永恒事物中短暂的存在一作为生物，我们无意识而生，违意志而亡；作为人类，我们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处境，但却希望接近自由。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那样的多，但所有这些问题，却又贯穿着命运性的单纯。现代文学理论与形形的现代艺术实验看上去似乎间接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直接联系的潜力，这使我们想到了人类问题的单纯性。这也许就是本文思考的最终意义所在。我希望通过一种互文性思考，从现代文学理论中获得提示，揭示出现代艺术理论同样想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现代艺术中的实验一倘若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一可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发掘资源，获得对应的研究策略。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列出一条粗浅的对应线索：
20世纪初，三大潮流支配欧美艺术界：以凡?高为先导的表现主义；以高更为先导的原始主义和幻想风格；以塞尚为先导的构成主义。可被归结为两条线索的走向：第一、抽象与表现：形式自律性的探索；第二、幻想与超现实：非理性的追求。其中所包含的种种艺术流派和现象，与现代文学理论可对应如下：1、抽象与表现：形式自律性的探索：（1)世纪之交：象征主义。发端于高更“综合主义”发展形式为：摩罗、德*夏凡纳、奥狄龙?雷东、勃克林、纳比派的艺术。对应文学理论一一波德莱尔“应和论”瓦莱里“感性体验与抽象思维平衡论”叶芝、庞德、休姆“意象主义诗论”。（2)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对应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与新批评派、符号学。（3)表现主义：发端于凡?高；以德国表现主义为主要发展形式。对应文学理论——克罗齐直觉表现论、科林伍德表现论、柏格森直觉主义。2、幻想与超现实：非理性的追求。原始主义与幻想艺术、形而上画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应文学-文化理论为——象征主义理论；柏格森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荒诞派戏剧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
以文学理论的成熟性为参照，所谓“现代艺术理论”，也许惟有形式主义和视觉语言分析理论——包括符号学、格式塔视觉心理学一一才获得了系统而成熟的品格。不过，在视觉艺术领域，形式主义也首先是由艺术家倡导的，那就是法国后印象派，尤其是塞尚所开创的道路。塞尚之所以被奉为“现代艺术之父”，原因在于他的“画面自有其真实性”的思想，这个思想主导了20世纪上半叶现代艺术的主要奋斗目标。它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艺术是现实世界的等价物，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模仿。塞尚就像历史的决策者，为20世纪前期的实验艺术运动制定了法律，从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直到抽象主义，无不以追求形式自律性、建立客观化的艺术真实为目标。而在艺术理论领域，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TheBloomsburyCircle)所倡导的形式主义艺术论。
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也不过是希望把塞尚的观点赋予理论形态而已。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最初的理论话语，形式主义艺术论本来就是作为后印象派的自觉回应而出现的，正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罗杰?弗莱，把塞尚、凡?高、高更等人的实验，称为“后印象主义”。
克莱夫?贝尔极力想说明而看来又无力说明的“有意味的形式”，到了苏珊?朗格的符号论艺术美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视觉心理学理论中，才获得了较完备的逻辑陈述。假如我们对20世纪前期的文学理论稍有了解，便很容易看出，形式主义艺术论的这一套观念，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文论中，能得到精致的说明。我们注意到，正如语言学方法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的历史递进关系中显示了愈益深入的重要性，从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到苏珊?朗格、阿恩海姆，一种类似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发挥了视觉传达研究的价值。在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这里，形式还是想被说清却终于无以言说的“意味”到苏珊?朗格这里，形式成为“情感的符号”，明确了作为情感传达的类语言功能；而到了阿恩海姆那里，视觉形式最终变成了思维的载体，来公然争夺语言的权限了。要是仔细考察阿恩海姆来回运用的那些关键词——视觉思维、完形、场、张力、力的构式、异形同构、简化原则，等一一我们会发现，它们不仅套用了心理学、物理学的概念，还有从语言学得来的启示，特别是为形式主义诗论所过滤了的语言学。
这样，20世纪前期的视觉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便可在艺术本体论的共同诉求中，两心无猜、投桃报李了。也正是在艺术本体论这里，文学和艺术理论开始获得现代性。塞尚说，“画面自有其真实性”俄国形式派称，文学作品是“意识之外的现实”。两样说法，实在只是同一种想法而已。从野兽派到抽象主义所倡导的“非描绘性”，也不过是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在视觉艺术语境中的出场罢了。
雅可布森提出“文学性”，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文学性”使一部书写文本成为了文学作品，“有意味的形式”使视觉图像成为了艺术作品。而且，在一种被表述为“张力”（tension)的共同感觉要素中，“文学性”和“有意味的形式”获得了本体论的统一。在我看来，对艺术本体论而言，张力论的价值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正是张力论，将形式本体论研究推进到了语言学层面，从而使“文学性”或“有意味的形式”不再显得好像是故弄玄虚了。
到了语言学研究的层面，在本体论批评家的眼中，“文学性”就应该像科学实证的对象那样，具备客观品格了，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了与物质相类似的东西。新批评派理论家维姆萨特说，诗歌是“言语的雕像”（verbalicon)①，这句话听上去就如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令人嗅到了“文学性”的物质性味道，尽管二人在对构架-肌质的关系理解上分歧甚大。不过，要是暂时不考虑德里达的“白色神话”，文学，除了语言的声音层面，我们还只好承认，它差不多只是由隐喻、悖论、反讽、歧义等修辞手段所构成的虚拟的雕像。但在视觉艺术这里，塞尚、立体主义者和抽象主义者，却希望建立存在于物质现实中的雕像。他们就好像在自告奋勇地为文学本体论制造物证。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前儿童启蒙教育影响
学前儿童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学前儿童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儿童将来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对学前儿童发展年龄特征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是人的教育“社会化”的起始阶段，是儿童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基础道德素质、世界观和人生观逐步形成的最佳时期。抓紧和抓好学前儿童教育工作，夯实学前儿童的知识基础，是造就卓越人才的奠基工程，对儿童的一生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做好学前儿童教育工作并不是个容易的工作，需要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耐心细致，因材施教，结合学前儿童心理特征，巧妙利用教育技术来做好学前儿童的教育工作。
苏联心理学家安赞可夫主张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设法造成一个愉快的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由于学前儿童年龄较小，在课堂上随意性强，自律性较低，所以没有符合学前儿童心里特征的教学手段很难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其造成的结果往往是课堂效率低下，学生学习效果不佳。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等高科技的教学手段正不断的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采用，并不断地影响着教育教学的发展。
一、教育技术的发展有利于课堂教学手段的革新
由于广大学前儿童的知识基础浅薄，所以学前儿童教育，属于启蒙教育阶段，其主要目的是让学前儿童明白善与恶，对与错、美与丑等基本道德理念和基本的科学知识，为学前儿童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打下基础。以前老师们对学前儿童的教学手段主要是通过在课堂上讲一些富有哲理的小故事来将学生的注意力带入课堂，或者通过一些音乐、挂图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学前儿童的智力和见识大为提升，传统的故事、挂图等手段已经吊不起学生的胃口，所以传统的教学手段必须与时俱进，进行革新。
二、现代教育技术的产生及应用，促进了教育思想的飞跃和教育观念的更新
从信息传播以及教育传播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教育内容的传递要依赖一定的传播技术，而传播技术水平对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教育技术的进步，无疑对教育的发展有着直接正向作用。
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现代教育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知识的总量也在迅速增加，知识爆炸的出现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要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提高学习效率，只能靠教学手段的现代化。随着人口的增涨，需要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而传统的教育方式又适应不了人炸所代来的普及教育和扩大教育规模的要求，因此，必须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达到目的。为了解决传统教学形式和方式存在的比较抽象、受时间空间的局限较大、施教范围小和表现手法少等许多弊端，人们将新技术引进教育领域，研制出新的教学工具。广大教育工作者也不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和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方式，而是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逐步构建新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组织形式，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
随着以通信技术、视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兴起、凝聚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各种现代教学媒体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借助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等理论来共同探讨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利用问题。
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实现扩大教育规模、优化教学过程、提高学习效率和促进教育改革为目标。现代教学传播媒体的应用促成了现代教育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于许多教育教学问题的新思考。与传统教育方式相比，现代教育技术有其自身的优势。
现代教育技术教材具有多媒体的特点：这些教材有幻灯片、投影片、无声电影片等视觉教材;有录音带、唱片、CD片等听觉教材;有电视片、有声电影片、激光视盘、计算机教学软件等视听结合教材。同文字教材相比，这些教材主要是用图像和声音来表现教育教学内容，并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使之观其形、感之色、闻其声，使教学生动活泼，提高广大学前儿童认识与记忆的效率，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三、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师角色的影响
过去，人们对教师的角色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诸如“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科学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等等，甚至还有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教师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在传统教学中，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正如韩愈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相对学生是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也是权威的象征。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一个优秀的教师常常是学生学习的偶像，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的角色从其特征、职能等方面将发生变化。教师不在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信息源，教师的权威意识也将逐渐失落。教师的职业将变得普通而平凡。教师角色的变化，并不是说现代教育技术使教师失去了“主人”的地位致使角色退化，而是对教师角色的要求更高了。这个新的角色，使教师的职能更趋向多元化。首先，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以及言传身教、作为学生榜样的角色没有变化，而且应发挥得更好。其次，教师应逐渐由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生学习能力的引导者。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和知识信息总量的增加，要求学生有更高的学习策略和学习能力。教师应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使学生逐渐由消极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知识的探索者和能力的进取者。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判断学生的需要，帮助和指导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应该成为教学软件的设计者、制作者，成为教学工作的研究者，成为终身不断学习的学习者。
这一过程习惯称为“三动”，即：“心动”、“脑动”、“手动”。“心动”者，是指学生的兴趣能专注于议论文的写作从而诱发他“行动”的必然；“脑动”者，是指学生能够持续于议论文思路和论证的思维训练活动，并能持久化、习惯化；“手动”者，即指学生能顺理成章、自觉地执笔写作，以“我手”来表达“我心”。
教师为达成议论文写作目标有“三备”之说，即：“备写作素材”、“备写作思路”、“备写作主体”。“三备”和“三动”必须要有机结合，高效运用。
一、备写作素材，引发“心动”
顾宪成有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们讲的都是关注生活，关注现实。
议论文的写作正合此理，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只要“合时”、“合事”，“入得我兴趣”，能“动得我心”就应该值得引起写作者的关注，就可以在“此事”上花时间、花精力去仔细揣摩、推敲、思考、领悟。
和同学探讨时下流行的“穿越体”、“宫廷剧”或“秘史剧”，先调动其兴趣，使之“心动”再对其“情感态度、价值观”加以合理引导，以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比如，有学生就在作文《品位》中如是写道：
当《宫心计》正和街头巷陌奔走相告的观众热恋中，《美人心计》心计一动见势横插一脚，全场热播；当其中的热度还未消散，《步步惊心》又紧跟一步，惊艳亮相；《武则天秘史》自然不甘坐失江山，毅然决然趁热打铁霸气登场。这略显得阴盛阳衰的影视剧个个争奇斗艳的场面自然饱了观众的眼福和艳福。众人是饭前看、饭后谈。甚至连晚上做梦都进入戏中，自编自导。一时“暖”了“秘史”却“冷”了“经典”——难道这就是现在国人所追求的高品位吗？
漫步街道，这里播放的是《爱的供养》，那儿在兜售着《爱情买卖》，前方还一路哀叹着《伤不起》；这边追求的是杨幂，那边欣赏的是吴奇隆。试问，看了这些你又领悟到什么呢？
由此可见，学生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现象，只要教师准备得当，加以科学引导，学生就能“心动”，就能引起学生对现象关注和思考的兴趣。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备”字要充分体现教师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为学生准备的“天下事”是经过筛选、分类、归纳的。
这“天下事”当然要是时下发生了或正发生着的事，这个事不仅要先“鲜”还要入得学生的“眼”，这样才能调动学生思考的兴趣。让心先动起来才能为“脑动”埋下“伏笔”。
二、备写作思路，促进“脑动”
议论文要有清晰的写作思路和方法。在“大众”之风盛行的时候，作为施教者能否和学生共同探讨和发现既符合写作规律又相对“小众化”的行文思路呢？如有学生针对时下热议“制假、打假”现象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打假有了新领域，实在是拓展了国人的新视野！
从假烟、假酒到假国医再到现如今的假学者，可谓无假不有。假烟假酒伤胃，假国医伤身体，假学者实在是伤了国人之心。（罗列现象）
年年打假，天天打假，时时打假，然而为什么打得假却无处不在了？
利益是其根本诱因。面对造假的日进斗金，面对造假的扬名海内外，面对造假带来的声名鹊起！造假实在是一本万利。造假者终于从中尝到了甜头自然甘愿为之铤而走险。（原因一）
除了直接的利益以外，良心的考量变得无从谈起了。在造假售假跟前，良心反而成“假”的了——良心的确不能按斤两买！（原因二）
造假者的良心缩水了，报废了！那么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又哪去了？新闻媒体为了收视率丧失了辨别力，毕竟如今对他们而言收视率才是硬道理！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甚者，某些电视台、电台明知其中有猫腻，但到嘴的肥肉如何舍得吐出，又不愿意担待责任，所以就想出在屏幕的下方打出诸如“此纯属专家意见，不代表本台观点”。如此云云，把责任撇开。真假完全由观众自己去识别。（原因三）
所以对群众而言，打假成了技术活！
这样一段论述的文字，从材料上来看无疑同样是抓住了生活中备受关注的热点来展开讨论，但更难能可贵的是论述的过程中论述者紧紧扣住“制假、造假、假货横行”这一方面的问题，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即：假商品利益诱导的原因、造假者道德丧失的原因、监管部门和媒体责任缺失的原因进行问题的探讨，思路清晰，切中要害，并能层层深入。
为了能够使学生在写作之前科学地针对现象展开有效思考，能够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脑动”起来，师生可以就写作思路和方法的有效准备进行探讨。这样的探讨既有必要，又有价值；既能开动针对写作思路的思考，又能为议论文行有效的思路准备，真正实现有备而写。
三、备写作主体，实现“手动”
议论文写作的主体是我们的学生，是必须要执笔“手动”的学生。教师要尽可能把握所施教学生的个体差别，有时甚至需要为每个学生“量体裁衣”、“量身定制”，充分把握学生的个性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准备、指导。现在的高中学生视野开阔、兴趣广泛、思维活跃，可塑性强。这就要求教师能够走近学生，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或者通过作业的批改发现议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普遍和个别的问题。了解学生，“备好”写作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手动”的愿望，无疑是提高议论文课堂教学效果，打造“高效课堂”必由之路。
[关键词] 中医文献; 医学伦理学; 医学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R-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09)27-123-02
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道家的行善积德主张、佛教的慈悲救苦理念是历代医学伦理思想的精神支柱[1],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传统医学文献蕴涵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传统医学文献中伦理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始于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抗争自然,以求生存与繁衍,做出一些维护人类健康和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诸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伏羲画八卦……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亡”。又如:“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嵇其医事,以制其食”等等,祖先为拯救苍生,发展医药,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为历代所称颂。人们在和疾病进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实为中医伦理学思想之萌芽。
古代医家强调人命之至贵,谓“人之情,莫不恶于死而乐生”,将医术视为“仁术”、“圣人之术”,蕴藏着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医圣张仲景,公开申称其“精究方术”之目的在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学伦理道德观。痛斥“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之“趋世之士”,严厉批评了当时医学界“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等草率了事,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唐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中医伦理学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孙思邈云:“人命至贵,有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从而规范了医生的诊疗作风、治学态度和道德修养。孙思邈不仅医学上业绩光辉,且医德高尚,他倡导“精诚”之医德观,就是中医伦理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明清医学伦理道德之著述繁多,论述广泛,如李梃之“习医规格”;喻昌之“六不失”;龚廷贤之“医家十要”、“病家十要”;陈实功之“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之“祝医五则”;李中梓之“不失人情论”;张璐之“医门十戒”;徐春甫之“庸医速报”、“医业不精反为夭折”等医家精辟之论述和见解,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伦理学思想。
2 “医乃仁术”、“ 以人为本”、“济世救人”是伦理学思想形成最具影响的思想和方法
传统医学历来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其最具典型影响的莫过于“医乃仁术”、“圣人之术”、“心存仁义”的观念。如先哲“仁义”、“人为贵”之人本思想和人生之学,“仁心散播天下,仁术救助黎民”、“笃行仁义,兼济天下”之举。唐代医家孙思邈坚持以“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和“盖人一死不可复生”的人本思想,把“大慈小恻隐”作为医生的崇高品质。“人命至贵,有贵千金。”要求医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性命。”树“誓愿普救生灵之苦”的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追求。把“仁爱救人”作为医者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传统医学特别重视习医者之道德伦理修养。古人在习医前必“以血盟誓”,以端正品德,强调“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并跪对天地,向上苍起誓,“有敢背言者,反受其殃”。通过“以血为盟”、“指天发誓”要求医者摒除杂念,酷爱医学,发“大慈小恻隐”之心,树高尚品德,以赢得病者信赖。孙思邈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若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这种“心怀仁爱”、“博施济众”,视患者“皆如至亲之想”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病人的医学伦理道德观,是一种极有价值的道德规范。
传统医学认为医者济世活人,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孙思邈倡导“上极天文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劝诫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汉代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晋・皇甫谧坚持“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明代医家徐春甫强调“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要求业医者要博采群书,多见多闻,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为解除病人疾苦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体现了全神贯注、高度审视、分毫弗谬的精湛医术和高度责任感。
3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3.1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对生命及其价值尊重的意识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医务人员过多依赖于现代检测技术,淡化了对生命尊严以及生命价值尊重的意识,使医学出现了“非人格化”倾向。因此,在当今医学界重新强调生命尊严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强调人道主义才能正确对待和应用医学技术,正确对待人的生命,并给予生命价值以理性的认识,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医学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有关伦理丧失的问题[2]。此外,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得生殖技术、基因工程、死亡及资源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医学难题,对传统的“贵人”思想也引发了强烈的冲击。因此,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医学人道主义的同时,坚持人道主义信念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3.2 以德为崇的医学伦理道德理念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的医德情感
随着社会经济新格局的出现,社会各方面利益分配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一定影响。在社会经济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分配上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客观存在。等价交换的商品意识乘虚而入。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而大大淡化了医务人员对病人疾苦的同情心,对病人愿望、要求的关心以及诊治疾病的诚心、细心和耐心,使手中的医学技术也成了急功近利的手段,医德情感荡然无存。博爱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医学之博爱又具有其鲜明的职业特性,这就是缘自于对生命的敬畏、热爱和尊重而产生的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和爱护。这里,爱已不单纯是一种说教,而是医学行为本身。就医学理想而言,医生必须是一名成熟的爱的使者[3]。
3.3 以艺为精的精湛医术有助于纯洁医务人员的从业动机
医学原本是一种世俗的职业,但医学既有幸与人的生命结缘,便具有了以世上最圣洁的品格为标准来升华自己的机会。诚然,医学无法远离世俗生活,医生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从医作为一种职业无法抹除谋生手段的烙印。但是,医学可以成为圣洁的职业。医学必须有达圣的人文价值追求,世俗的生活可以躲避崇高、淡化理想、抛弃人文、远离圣洁,医学不可以,人类对生命的热望不允许医学随波逐流、走下圣洁的殿堂。有的职业可以以利润为第一要义,以金钱为第一动力,医学不可以,人的生命价值至上的性征不允许医学抛弃责任,混迹于喧嚣的市场。选择了医学就选择了责任、义务和奉献。中国有两句话用来说明医学达圣最为贴切:“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同样,医者可以进入达圣境界。中国古代“悬壶济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老人的药理解为他自己的生命,老人正是以自己生命的全部为奉献,用来拯救生灵。今天的医者追求达圣的人文价值,当然不必跳入悬壶之中,也不必一日而遇七十毒,正如台湾作家张晓风所说,他们常忙于处理一片恶臭的脓血,常低俯下来察看一个卑微的贫民的病容。达到圣洁境界的医者,对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感悟,对人的生命有着由衷的敬畏,在对病人奉献终极关怀的过程中,守护他人身心健康,守望自己精神家园已显得尤为重要。
4 结论
二千年传统医学文化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和吸收的有益成分,在当今构建现代医学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可能完全背离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文化的传承最突出的表现在价值理念的延续和认同,虽然今天对于医学伦理的规范研究日益成熟,对文化多元性的影响和交融也日益密切,但是优秀文化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在具体的医疗行为过程中依然存在,而且会在文化转型和社会的进步时期凸显出来,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医学伦理的发展是紧紧围绕现实的医患关系和目前的医疗社会环境展开的,价值观的冲突、文化习俗的变迁、社会制度的改革等等因素都在制约着今天的医学伦理构建,但是,作为人类伦理的追求共性而言,强调生命质量和价值、追求公益公正的现念与传统的“仁爱”思想一脉相承[4],只是历史的语境迥异,这也反映了人类思想的延续性和价值观的共性。我们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其中和谐的医学伦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传统和谐理念的“仁爱”思想曾经对二千年的传统医药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依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5]。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医药发展的历程检验了“仁爱”思想的合理性和现实存在价值,可以说二千多年的传统医学史是“仁爱”思想合理性的最好注脚;另一方面,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理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和历史继承,作为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最高价值观,“仁爱”思想既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对利益冲突日益紧张的医疗环境的有效伦理引导。
[参考文献]
[1] 冯春. “仁爱”思想与传统医德文化的价值取向[J]. 法制与社会,2007, 2(7):63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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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士明. 以医学伦理学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J]. 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65(3):18-19.
[4] 倪征. “医乃仁术”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J]. 医学与社会,2002,13(2):53-54.
关键词：女性易装 社会性别制度 木兰 娄逞
封建礼教讲究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要求广大女性谨守传统女德，不能越礼。如《礼记・内则》中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1]“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有时不得不走出家门，进入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这必然与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产生一定的冲突。为了化解由此带来的矛盾，这时就会出现女子易装现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现。
这样易装后的女性在社会性别上暂时取得了“他”的身份，暂时拥有了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的合法权利。如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易装女性木兰，她易装从军征战，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迹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与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齐时也出现了女子易装行为，如果说木兰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内的话，娄逞则是一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女性。《南史》记载：“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慧景之应也。”[3]娄逞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女性不输于男性的政治才华。
由木兰和娄逞事可知，这时女子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易装。可见，此时“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相当严格。在这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范形成于先秦时期，但是，那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分工并不如后世明显，因此，虽然政治等领域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但还是有一些社会活动允许女性参与。如女性从军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列国频繁征战，有时连女子也被编入军中，不能幸免，这是男性出于战略需要而对女性的奴役。《商君书・兵守》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4]《史记・田单列传》中亦记载：“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5]这时女子并无易装和换回女装的问题。但是，这却成为后世文学中女子易装从军的肇端。
至秦汉之际，女性依旧允许进入军队，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与刘邦交战时，“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6]女子被甲，当与男丁无异，且平时应训练有素，方能迷惑楚军。但汉代以后，随着封建礼教的严苛和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女子从军被认为不祥，影响士气。《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与匈奴作战不胜，“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后来“陵搜得，皆剑斩之。”[7]结果再战，大胜。但在特殊情况下，女子依然会出现在军队中，《三国志・武帝纪》载，吕布与曹操交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裴注引《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8]
此后，女子从军甚为少见。对此，吕思勉先生说：“后世女子罕从征战，偶有其事，人遂诧为异闻；若返之于古，则初无足异也。”[9]所以，后世再没有出现女性大量从军的事情，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必须改装为“他”才能具有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因此，南北朝时的木兰和娄逞不得不靠易装来取得男性身份。《木兰诗》的结尾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为女性的才华张目，但是“辨雄雌”的标准是“雄”，女性是靠掩盖自身的生理性别换来行动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装进入公共领域并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常态，女性易装行为在客观上打破了社会性别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规范发出了挑战。因此，男权意识需要对其重新进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这种行为纳入传统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木兰和娄逞一个受到赞扬，一个受到贬斥，她们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装故事书写中变得意味深长。尤其是木兰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文本意义。
在探究其中原因时，她们易装的目的不能不引起关注，木兰和娄逞都是主动要求易装，但是木兰易装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时，父亲年老，且“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征战归来后的木兰尽管战功显赫，却依然愿意着其旧时裳。相比之下，以男权意识衡量，娄逞的易装动机就显得十分可疑，是无故而诈为男子。娄逞不甘自身才华被埋没的易装要求，实际上包含了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女性自我意识危害到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稳定，危害到了男权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视为“人妖”，遭到了男权意识的责难。
因此，在对女性易装故事貌似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男权意识对其的改造，包含着在违背传统道德的故事中极力以传统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权意识对待木兰和娄逞的态度基本上成为后世易装女性的两极待遇。
自木兰和娄逞后，唐代成为女性易装较活跃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装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1]，这时小说中也出现了女性易装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其在后世影响极大。至五代，王蜀出现黄崇嘏易装事，后与娄逞同被收入《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间传说中几乎家喻户晓的祝英台事，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代张津的《四明图经》。此后，宋金元时期很少再见女性易装事迹，这与理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作品中演绎的多是前代易装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装事迹重新出现是在明初，与前代不同的是，这时女性易装的目的已经是为保持贞节，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管女性出于何种原因而易装，这种行为都属于非常态的做法。因此，历史上关于女性易装故事的记载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装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会主动创作与虚构这类人物形象。他们对理想女性的表达自有其常规方式，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至明代，进入小说作家视野的易装女性很少，多部笔记小说中反复记载的都是同一个易装女性的故事。但是从作品数量不少而易装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窥见明代真实的两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易装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缘的手段，具有绝世才华的女性，同时也具有“三从四德”的传统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对女性才华持颂扬态度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女扮男装的才女颜氏安排的结局依旧是换回女装，闭门雌伏。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易装现象的记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装的女性具有不亚于男性的才华，这无疑对“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是经过改造，这些女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换回女装，相夫教子。而对于不愿换回女装的女性，则给予严厉的批判，称之为“妖”。
女扮男装实际上表明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权意识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是绝不允许女性萌发自我意识的。对女性易装的评价标准是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的，并以此对她们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评价。封建礼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别规范，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又不断出现女性易装，走进公共领域的现象。男性作家在记载这些现象时，不得不对“她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另类表达途径，这是礼教的矛盾和尴尬。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卷，第518页。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卷，第531页。
[3]（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卷，第243页。
[4]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页。
[5]（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卷，第2455页。
[6]（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卷，第326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卷，第2453页。
[8]（晋）陈寿撰、裴松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卷，第12页。
[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3-304.
[10]（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卷，第374页。
1．课程标准制定上的差距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初中课标）对初中阶段写作的要求是“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特别指出“写简单的议论文，努力做到有理有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高中课标）对高中阶段的写作的要求是“能考虑不同的目的要求，以负责任的态度陈述自已的看法，表达真实的情感，培育科学的理性精神”；“书面表达要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感情真实健康；思路清晰连贯，能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结构。在表达实践中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发展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提高记叙述、说明、描写、议论、抒情等基本表达能力，并努力学习运用多种表达方式。能调动自己的语言积累，推敲、锤炼语言，表达力求正确、鲜明、生动”。从课程标准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初高中作文要求上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是跨越式拔升的，高中阶段的作文要求已经偏向议论文。
2．教材体系上出现的差距
初中教材九年级上册“阅读”体系中有《敬业与乐业》、《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谈读书》、《不求甚解》、《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六篇议论文，下册有《谈生命》和《人生》两篇议论文。在“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体系中，没有安排议论文写作指导专项的内容，但在九年级上册，教材安排了五个“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的专题，专题内容涉及思考议论的特点，如：《微笑着面对生活》、《青春随想》、《好读书读好书》、《金钱，共同面对的话题》、《话说千古风流人物》。
人教版的高中必修3、4“表达交流”体系安排中有一套相对系统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体系。它是由8个部分组成的：学习选取立论的角度、学习选择和使用论据、学习论证、学习议论中的记叙、学习横向展开议论、学习纵向展开议论、学习反驳、学习辩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套教材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对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进行详细、专项、系统地指导，是一套相当理想的议论文写作教材。而初中教材中没有作文教学体系，作文全凭教师个人的经验发挥，没有统一的议论文写作教学系统计划，学生没有写作提高的渐进梯度，就更不用说与高中议论文写作的衔接了。
3．教学现状中存在的差距
初中教材中的写作教学以叙事类的作文指导为主，加上近几年来初中升学考试大纲中“文体自选”的写作要求，及升学考试的功利性让初中教师在作文指导中偏向于记叙文的指导，而弱化了议论文的指导，甚至于避开议论文写作。据笔者在高一新生中问卷调查中统计，只有近30%的学生在初中阶段写过议论文，近38%的初中老师指导过议论文写作。议论性的文章虽然有所涉及，但是由于不限文体以及为了在考试时能得一个理想的作文分，老师总是建议学生写记叙文，不要写议论文。而进入高中后议论文写作却成为一门必修，要求高中生有思辩力、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写作教学现状必然导致初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衔接的裂痕。
4．思维能力培养上的差距
初中课标只有“运用联想和想像，丰富表达的内容”体现了形象思维的要求，再也没有其它的思维标准。而高中课标要求“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发展创造性思维”，因此在写作上初中缺乏必要的简单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尤其是逻辑思维的训练铺垫，导致了初高中写作思维训练在衔接上的裂痕。写作本身就是思维的运动过程，写作能力主要表现为思维能力，议论文写作更要依赖于思维能力。初中语文教材没有专门的写作思维训练，教师指导又不够系统全面，加上学生思维发展的规律制约，很多学生思考问题具体化、表面化、单一化，不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看问题，更难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议论时常常就事论事。
议论文写作教学在高中阶段尤为重要，如何提高高中学生议论文写作水平，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弥补裂痕，重在衔接。
一、注重学情研究，调整教学策略
要做好初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衔接工作，首先要注重学情研究，以此来调整自己教学策略。“适应学生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可接受性的教育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关注教育对象，教学的内容、方法、份量和进度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但又要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他们经过努力才能掌握，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才能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了解学生的原有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是为了确定当前所学新知识的教学起点及适用的教学策略、方法，学情分析既是学生学习的起点，也是我们教学的起点。在高一议论文写作教学之前，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QQ群聊等方式，围绕初中议论文习作情况、习作难点及习作教学建议等问题而展开，及时掌握学生议论文写作情况，发现问题，了解学生教学需求，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达到知识、能力、素质的软着陆，才能真正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作用，使课堂教学更富有针对性。作为语文教师，了解学生各个阶段学习语文水平，是必要的，帮助他们做好思想、感情、知识等的衔接也是必要的。教师应及时计划，及时总结，及时反馈，多与学生探讨，做好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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