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4 17:32:04
导语：在社区治理的难题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公民治理；社区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功能
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领21 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认为社区居民是自己社区的“提供者”，居民自己应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站在一起，这才能形成一个社区。
一、相关概念涵义
1. 社区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一词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含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亲密伙伴关系。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逐渐受到诸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对于“社区”一次的理解也呈现“百家争鸣”式的发展。笔者比较认同滕尼斯对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内的人所组成的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公民治理理论。公民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盖森等人的系列文献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强调，以公民与官僚合作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现代行政的必要途径，公民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超越。美国学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明确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对公民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建构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组织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和职责不清等问题迫切需求理论的指导，而治理理论便在这种需求下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兴起。其领域涉及社区流动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妇、妇女儿童社会服务、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心理健康服务等。通过发展社区内居民成为机构会员，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健康检查、心理辅导等培训课程。经过六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基层自治组织。它所体现的显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凸现治理绩效。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西方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观点，“比起大集团来， 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 而且能有效地运用他们身边的资源，向心组织的小集团一般总能发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团中， 能量经常是潜在的。”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较于政府部门是范围更小的集团，且更易促使社区居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带来更好的治理效果。 经过笔者在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馆的调查发现，社区小范围的组织机构比当地居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更能够组织社区居民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例如，为促进当地小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新市民生活馆为当地外来人口的“生意人”举办小型的“商业交流会”，探讨各自的“生意经”及个人经历，很好的促进了当地人的人脉交际；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办就业职能培训，如烹饪技术教学、淘宝店铺经营等技术，来促进社区居民的就业，这些是当地政府所无暇顾及的。2.更有效的实现社区共享资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以及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形象说明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公共事务的治理。个人理可能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在此理论下认为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只关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则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故二者难以就社区共有资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体行动。政府与市场一直以来被视为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两种途径，相应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也就成了解决公共事务各种问题的两种方式。然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无法完全解决资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难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治理的单元，由社区自治组织协调社区内居民共同治理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难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共同意识。目前，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意识，对社区公共事务淡漠。这是由城市发展进程中社区的产生和构成方式决定的。我国大多数的城市社区为了方便基层部门的管理，多半由“划片”产生，只是这种方式下产生的社区中居民共同意识淡薄，缺少归属感。 而社区自治组织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发组织产生的，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活动领域，有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 。同样，笔者在对上海新途社区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归泾村的新市民生活馆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以新市民生活馆为活动的组织场地，为社区居民组织举办各种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宣传，心理辅导讲座和社区内流动儿童英语辅导班等各类团体组织活动，并在每月举办一次社区主题型活动，使社区人心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意识得到了强化。
三、 当前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1. 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各种社区自治组织涌现，虽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开始向社区自治组织开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遗补缺”，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主要受一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地位合法性问题。 国家对社区自治组织实施控制管理，允许有限的结社自由 。但笔者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国家的态度决定着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前途，此外还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机制的约束。（2）活动经费筹资困难。笔者在对设立在浦东新区的新市民生活馆调研中发现，维持馆内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政府的招标项目，而且资金有限，通常需要组织的筹资部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经费缺乏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相当普遍和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自治组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
2.对策建议。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从政府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治理可以减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负担，还权于社会，让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与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对此，笔者认为，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相应的社区自治组织政策支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落实到实处，使社区自治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其次，在社区自治组织注册登记上予以较低的“门槛”，并在后期发展中通过对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金扶持；最后，监督管理上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将其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轨道。
参考文献：
[1] 周玉忠；王宇飞等.城市社区组织培育研究[J].社团管理研究.2008.1.10.
知耻而后勇。2014年以来，厚街镇通过加强执法、服务和重奖治污自觉企业等举措，有效地推进VOCs等污染物的治理，大气环境得到改善，相关大气环境投诉同比大幅下降，一举摘掉投诉大户的帽子。
严格执法 奖惩分明
“整改后，企业再未收到周边居民的投诉。”名扬家具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名扬家具有限公司位于厚街镇双岗社区，由于废气污染扰民，曾受周边居民投诉。2013年底，企业接到厚街环保分局的《限期整改通知书》，随后投入80多万元用于添置水濂柜和粉尘收集装置，升级环保治污设施，改善治理效果。
据了解，厚街镇双岗社区聚集了大量家具生产厂家，其中，一些厂家的不规范生产行为造成环境污染，附近居民深受其扰。
2014年4月起，厚街镇结合全市大气污染防治转型整治行动，对94家列入《东莞市木质家具制造和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治理方案》的企业，和176家纳入《双岗家具企业环保与消防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方案》的企业启动整治。
为提高企业治理的积极性，厚街还出台相关财政奖励实施方案，设立1350万元奖励基金，鼓励企业进行VOCs治理整改，对按期达到整改标准的企业给予一次性5万元的奖励。
“有奖有罚，对拒不整改的企业我们绝不手软。”厚街环保执法人员介绍，在整治过程中，厚街环保部门联合法院、电力等相关职能部门，对拒不整改、不按时完成整治任务的企业实施强制关停、停电等措施。据统计，2014年以来厚街共查处了违法企业92家，联合法院强制关停23家，联合部门执法实施强制停电2家。
此前备受诟病的双岗家具企业整治也成效明显，176家企业中，已完成整治的企业有166家，正在建设治污设施的有9家，企业整改率达99.4%，整治完成率达94.3%。
“经过8个月的努力，厚街VOCs排放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厚街镇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94家纳入整治的木质家具和制鞋业企业中，有86家已完成整改，其余的正在加紧施工，将为东莞冬季PM2.5控制达标天数交出满意答卷。
治理仅半年 降七成
位于厚街宝塘社区第二工业区的美林家具厂也属于VOCs重点整治对象，该厂油漆车间因设施陈旧出现部分破损，产生的油漆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群众投诉不断。环保部门要求企业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将原有的“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改为处理效果更好的试剂喷淋废气处理工艺。
此次升级改造需要一次性投入100多万元，而且处理成本将增加约30%。面对这笔不小的开支，企业老板陈柏希曾经犹豫过。然而，在群众环境维权意识不断提高、政府治理大气决心日益加大的今天，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且必经之途，否则就无法生存。
“这笔环保投入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值得的。”陈柏希表示，面对环保部门日趋严格的污染物排放要求，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一次性投入100万元，安装全新的试剂喷淋废气处理工艺，消除污染投诉给企业生产带来的后顾之忧。
据介绍，2013年仅厚街镇双岗村居民投诉周边企业排放废气的案件就达140多宗。来自东莞市环保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4年1月至4月，有关大气污染领域的投诉在全市环境投诉中所占比例已达到64.27%，稳居各类环境投诉案件第一位。
随着VOCs整治工作的推进，厚街双岗社区内与大气污染相关的投诉从2013年的140多宗，下降至2014年的40多宗，尤其是下半年，已逐步消除了重大污染投诉。据统计，2014年整个厚街大气投诉同比下降七成，群众对大气环境整治的满意度大大上升。
提供贴身服务 为企排忧解难
“政府组织专家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让我们省去很多精力”美林家具厂老板表示，企业也想尽快整改好，早日投入正常运营，但对于废气处理上的技术问题也不懂，政府部门上门提供的技术服务，正好让企业的整改能够一步到位，省去很多麻烦。
为强化整治服务工作，厚街环保部门将业务窗口前移，成立四个贴身服务小组，在各社区设立环保业务代办点，指导企业落实整改，最大程度地为企业提供优质、方便、直接的环保业务咨询及指导服务。
此外，直接送技术进企业，聘请专家、借力协会平台，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对于存在治理技术难题的企业，邀请专家走进企业“把脉问诊”，指导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技术的改进与提升，切切实实地为企业排忧解难。
【关键词】 社区治理范式 社区服务 福利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社区服务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的一条深入社会基层、服务社会大众的社会化服务道路。在我国社区服务发展的历程中，社区服务的范式也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了“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从“精细化”一词中可以看出，我国对社区治理范式的认识不断升级。在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也进一步注重福利化，不断形成“福利治理”的新道路。
我国社区治理范式演变的历程
从1978年起，我国社区治理范式开始由行政化向福利化演变。1978年至今，我国社区治理范式向福利化演变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社区服务化的萌芽阶段。1978年我国召开了，自始我国发展的重心逐步向经济建设转移，国内城市的工作任务也不断加大。1979年初，我国重新出台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于是城市街道和居委会的运行体制全面得到恢复。1983年的全国八次民政工作会议上，国家首次明确提出了改革社会福利机制，通过联合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兴办社会福利事业。1984年全国城市福利事业单位改革整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国家民政部明确提出要多渠道、多形式推动社会福利事业要面向全社会。在这一阶段，虽然表面上我国的社区服务开始向“社会化”演变，但总体上我国的社区服务仍然是政府化的范式。从经费来看，该阶段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经费是以政府的拨款作为绝对主体的。从目的来看，该阶段我国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解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经济社会运行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社区治理范式的行政化色彩仍然占绝对主导，该阶段属于我国社区治理服务化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社区服务市场范式的推进阶段。1987年，我国正式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标志着我国社区治理范式由行政化向福利化转变的萌芽阶段开始向推进阶段过渡。1993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明确了我国社区服务具有群众性、区域性、福利性和服务性等特点，社区服务的发展应根据不同的社区服务对象，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准则，建立差别化的社区服务价格体系。这一政策是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化的直接体现和实施依据。
在市场范式引导下，我国社区服务对社区治理带来重要作用，但该阶段我国社区治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在政府责任上，单位制、国企的改制迫使部分原有单位福利保障的社会群体沦为社区的弱势群体，而国家由于体制上的瓶颈无法对其提供充分服务，甚至出现政府推卸责任的弊端。其次，对社区服务的福利化产生一定的本质威胁。部分地方政府过分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开展社区服务，结果往往导致社区服务业运行不当，也使得社区服务的福利化本质被淡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社区服务的治理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时，我国的社区服务存在三大难题：首先，在社区服务的主体方面，当时主要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内容也主要局限在社会救助、社会救济等方面。其次，在社区服务的质量方面，社区居委会提供的大量社区服务已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再次，在社区服务的方向方面，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财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不断得到改革和规范，社区居委会兴办的各类服务组织和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不断被引入。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不断探索社区服务范式的改革，社区服务业的概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对社区服务的着眼点逐步由第二阶段的经济利益为主转向第三阶段的公共利益为主，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并凸显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这一重大调整体现了社区治理范式不断显现出来，社区治理的福利化开始得到回归。2000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的意见》等政策，逐步明确了社区公共服务的对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途径等，体现了我国对社区治理的重视和深化。2015年，我国确定了40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体现了我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化全面开启试点进程。
我国社区服务福利化转型发展的路径导向
在社区治理范式引导下，我国的社区服务必然将由行政化向福利化转型。未来推动我国社区治理范式福利化，在发展导向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进一步审视界定社区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内涵。在我国社区的发展与治理过程中，国家及各地政府、社会各界等对社区的定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基层治理与共同体。基层治理，重在通过政府权力的再造、下沉，对社区进行有效治理。社区共同体，则重在公共服务的强化和社区团结氛围的营造。在福利化视角下，我国社区服务应遵循两种导向：一是社区服务公民化导向，将社区服务定义为一种以公民身份所享有和参与的社会活动；二是社区服务物品化导向，即在保证社区服务的福利性质到位的前提下，尊重社区服务的市场特性。这也就表明对社区服务的界定不应仅局限在福利性质，也应包括市场性质，应根据社区的类型以及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提供多元化的社区服务。
加快构建面向多元主体的社区服务网络体系。虽然我国社区服务的治理范式已不断形成和完善，但是目前还存在以扶贫救弱为导向和以个体消费为导向的特征，即社区服务仅仅初步实现了纵向整合。在未来社区治理范式的引导下，我国的社区服务就应该形成主体多元、服务多元的社区服务网络化格局。在社区治理范式引导下要构建这种网络体系，应充分认识三大特征：一是在政府的角色定位方面，要求政府由原有的行政能不断向服务职能转变，具体就是将以往的权力和资源控制型的角色转变为以权力协调、资源对接、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化角色。二是在主体关系方面，要求重新配置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破除自上而下式的行政格局，逐步形成主体之间良性协作、共同治理社区的格局。三是在服务内容方面，要逐步走出原有的单一面向社区弱势群体的范围，积极向全体社区居民靠拢，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积极性，凝聚合力，主动深入调研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分层分类有序提供社区服务，形成主体多元化、服务内容多元化、社区之间互补的网络型社区服务格局。
积极建设多元化的社区共同体。在社区治理范式下，要构建面向多元主体的社区服务网络体系，就应该明晰政府、市场、社区这些主体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分工，并推进主体之间联动，实现“社区共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要确立社区治理范式下政府的权责。应遵循社区服务主体向多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冲破政府作为社区服务福利化唯一运行主体的瓶颈，不仅要提供基础的社区服务，还应建立社区居民服务的信息平台、沟通平台和质量监督平台等。二是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这一第三服务部门在社区治理范式下的主体服务功能，促进社会组织在服务理念、组织运行、与政府关系处理等方面不断提升。三是要全面激发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加速建设社区共同体。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对社区发展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等都是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实现社区服务福利化的重要保证。
（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长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摘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做出的重大决策，关系到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也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根本之策。本文结合泉州农商银行改制基本情况，将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与总结。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农村金融机构完善
一、泉州农商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情况
泉州农商银行是在原泉州城区信用联社和泉港区联社两家农村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合并改制而成的泉州市首家市级农商银行，从改制伊始就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奠定公司未来良好发展基础作为改革的主要课题。
（一）优质的股东结构
首先是在股东的选择上提高准入条件。在股改过程中严格按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筛选入股股东，高标准准入、高规格引资、高起点运作，提高入股额度，新增自然人股东认购起点为150万股，新增法人股东认购起点为1000万股。二是甄选优质股东。遴选法人治理相对完善、注重长远发展、投资理念成熟、有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作为发起人，实现把投机者挡在门外、引入真正优质战略投资者成效。法人股东持股比例原则上高于1%但不超过5%，确保股权相对集中又避免形成“一股独大“的大股东垄断现象，又避免股权过于分散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极大改善股权结构。三是纯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股东股份29180万元，占股份总额48.63%；所有企业股东全部是民营企业，改制后更具有经营自主性。四是建立合理股权结构。构建一个相对分散但又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合理股权结构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坚实基础。有利于发挥股东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股权的合理配置，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规范的公司治理
充分发挥股东和董事（或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公司治理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股东的专业程度及其积极性决定股东能发挥多大作用，注重股东的价值取向和公司价值取向融合，注重选择价值取向相对一致的投资者入股，让股东成为公司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并积极支持企业长远发展。
一是建立精简专业的董事会。突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二是完善董事会运作机制。三是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职能。
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对策
通过泉州农商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情况分析，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还须通过转换经营机制、转变经营模式、构建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风险评价系统来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转换经营机制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中的公司治理，首先应转换经营机制，这要求农村金融机构适应公司治理机构的基本要求，构建现代企业制度金融企业。一是构建完善的股东大会制度，进一步界定股东的权益与相关决策事项，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大会议事基本规则和工作流程，切实保护股东基本权益，推动股东权利有效行使。二是构建完善的董事会制度，保证决
策科学性。从制度层面有效解决董事会由于其不到位与决策管理能力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三是加强监事会监督能力。构建内部透明以及程序开放的流程与评估机制来加强监事会功能，强化对财务以及经营等多方面的监督。四是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董事会一般不对机构的经营情况进行管理，经营权由经营班子按授权履行。
（二）转变经营模式
作为一家农村金融机构，泉州农商银行坚持跳出经济领域看待服务“三农”，坚持立足城区服务“三农”、服务社区，着力破解沿海发达地区”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难题。泉州农商银行积极立足“商业银行市场化、本土银行现代化、草根银行亲民化”，倡导“人文金融，民生情怀”，充分发挥资本充足、决策快速、网点广布、服务专业的优势，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积极创新金融服务，引进高效的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事业部制，设立村镇银行事业部、社区银行事业部、大客户事业部三大事业部，分别致力于服务“三农”、服务社区和服务中小企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打造富有闽南本土特色的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金融服务，具有地方特色的“泉州农商银行模式”初见雏形。
泉州农商银行深刻认识到改制后的农商行是一家商业银行、本土银行、平民化银行，应最大限度贴近和融入社区，专注社区金融服务，以个贷产品、信用社区、中小企业票据服务为切入点，涵养社区个人及中小企业基础客户群，为社区优质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提供高效高质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提高品牌价值，形成社区银行特色的服务、营销、盈利模式，打造社区金融服务的品牌优势和专业优势。
（三）构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风险评价系统
当前一是强化内控机制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加强对重要岗位、重点业务环节和风险点的控制管理，下大力气治理各类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和问题，确保监督制约机制有效运行；二是加强警示教育，警示每位员工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提高员工防腐免疫力和法制观念；三是端正经营思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纠正重业务经营、轻内控管理的错误思想，牢固树立合规经营理念，把稳健经营、安全发展的经营理念贯彻落实到位；四是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加强制度教育和培训，提高全员的业务操作和风险识别能力，全面树立：“合规创造价值、违规滋生风险”理念，坚持以文化建设来推进合规经营。
参考文献：
一、坚持高起点规划 科学布局发展战略
统筹城乡建设，促进协调发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创新之举，也是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小城镇建设要坚持前瞻性、科学性、严肃性，要坚持高起点、严要求，以人为本，有效提升其内涵功能。为达到此目的，我乡聘请了山东省和泰安市等几家规划设计院为我乡精心编制规划，科学布局。先后完成了《乡饮乡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新农村建设五年总体规划》和乡饮、南赵、郭沟三个社区规划。规划的形成和建立对于我乡新农村建设将具有全面指导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富裕、文明、生态乡饮过程中将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二、坚持高标准建设 提高承载经济发展能力
近年来，新的一轮城乡建设热潮正在形成，，我乡树立“开放搞活，经营城镇”的理念，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提前布局，把驻地开发建设作为重点，扩容提质，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多元化投入，以地融资，以城建城”的发展思路，努力开创了驻地建设的新局面，全乡投资6930万元，开发建成面积10万余平方米。
（一）多元投入 共建共享
多年来，受传统思维的影响，驻地建设层次乱，品位低。乡政府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以来，解放思想，开放搞活，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政府积极引导，走多元化合作道路开发建设驻地，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乡饮中心幼儿园的开发建设就是乡政府积极牵线搭桥，给予政策支持，乡饮村出让土地使用权，教育办公室配合调整教学场所，开发商投资建设，新建一栋教学楼，三方合作，实现了共建共享。采用同样方式，对十中沿街、供销社油库、乡原供电站工商所等空闲地段开发建设，建设面积2.2万平方米，投资1300万元。
（二）以地融资 以城建城
一方面需要发展建设，一方面财政困难。面对困难，我们不等不靠，自谋出路，以地融资，以城建城。10年以来，盘整乡驻地空闲土地共有40余亩，其中原农具厂沿街、兽医站、建筑公司等地段挂牌出让6000多平方米，沿街建起了商住楼，为驻地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增加财政收入160余万元。今年抓住国家加大政策、资金支持，扩大内需的难得机遇，我乡加大了道路、电力、通讯、供排水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统筹安排科技、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设施建设，累计投资达600余万元。驻地至南赵道路改造3.8公里，投资93万元；连村供水改造，投资100余万元；社区电力改造，投资100余万元；驻地清华苑小区、食品站小区、十中、原农具厂、交管所、卫生院等小区排水设施、绿地建设、地面硬化等项目建设，合计投资320余万元。以地融资，以城建城，增强了城镇承载经济发展的能力，促进了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
（三）责利打包 破解难题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利益矛盾的冲突，遇到拆迁清障的难题。这些难题完全依靠政府解决，有时会增加难度，激化矛盾。我们把开发商的利益和责任义务打包，乡政府让利于开发商，拆迁清障的工作让开发商自己完成，让开发商接受利益也承担义务，公私结合，解决工作的难题。2010年利用打包的工作方式，解决了搁置已久的兽医站开发建设问题。
几年来，先后完成了清华苑小区、食品站职工1#、2#宿舍楼、十中沿宁曲路商住开发、幼儿园及沿街商住楼开发、原供电站工商所沿街开发、卫生院沿街开发、金生肉制品厂等建设，共计建设面积4万平方米，总投资2800万元，大大提高了驻地城镇化水平，提升了驻地形象。
2010年，借我县城乡建设年的热潮，进一步加快我乡驻地的开发建设，新一轮启动了驻地主干道两侧的北赵村、十中沿街、林业站、公路站、供销社、粮所沿街、兽医站、万乡路南段交管所南及驻地大街两侧的建设空白点进行开发建设，计划总投资3000万元，进一步打造沿线建设发展的新亮点。
三、坚持用城市化标准管理 提升驻地品位
为优化发展环境，加快经济建设进程，打造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环境优美的特色新乡饮，我们采用城市化的标准管理，加强了驻地容貌及经营秩序的治理，签定《驻地容貌管理合同》，把驻地保洁权和管理权细化，承包给大户管理。规范了环卫队的工作体制，配置了新的环卫设施，解决了驻地容貌脏乱差的问题，同时加大投入，配备了专门的执法车辆，形成了“有人建有人管”的长效管理机制。卫生死角没有了，车乱停、人乱行、乱扯乱挂、占道经营等得到了有效治理。为靓化驻地形象，2010年，乡政府投资10万多元，把驻地大街两侧的广告牌按统一标准进行了更换，重新调整了大街两侧的绿化树木，进一步实现了驻地的绿化、美化。
一、从“单位人”到“社区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大变化是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大量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给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弱化，而我国社区发展明显滞后，尚不足以承担基层社会管理重任。一些基层的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或处理不当，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必须转变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并加以完善。
二、从“管制”到“治理”：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行为方式，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行为主体及权威来源不同，从一元到多元。传统的“管制”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绝对地位，管理行为的主体及权威的全部来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虽也需要权威，但来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是一个多元参与的结构体系。
二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从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动。“管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总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对社会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非常强调权力的上下互动，强调通过合作、协商、参与等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双向互动的。
三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从强调服从到鼓励参与。政府“管制”因推崇权力的唯一性及绝对性，非常强调社会对其绝对服从，排斥社会参与，以便政府对社会控制及管理的顺利实施，但也造成社会参与性及政府回应性的严重不足。“治理”则强调合作网络的构建，重视公民社会的培养，鼓励多元参与，强调民众通过社区、NGO、NPO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对话，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从控制、规制、法制到服务、协调、回应。“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强调结构规制和行动规制，实行统一化管理，较少容忍差异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体系则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网络，以服务于各成员为宗旨，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追求目标，强调通过合约参与者的自律行为、互动性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务的回应性。
从“管制”到“治理”，不仅是行为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嬗变。通过治理的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事务将由直接管理、控制变为引导、协调多元参与。所以，治理是一个更契合现实的理念，是一种更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良性运行的行为方式。
三、从“依赖政府”到“发展社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期，要想在基层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必须创新并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完成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
首先，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须厘清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引导、疏导的转变，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沟通的转变，实现由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变，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最终实现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专注于指导和帮助社区成立社区组织，为社区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社区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社区大力支持，确立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改变“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变“服务生产者”为“服务购买者”，通过鼓励、扶持一批NGO、NPO等社会组织，使之有能力承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促使政府实现从“全面干预社区”到“政策引导扶持”的职能转变。
其次，要以多元参与为实现途径。一方面，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要推动社区制度规范化、配套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推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NGO、NPO等社会组织，政府取消对其进入社区的政策，并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其获得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规范相关社会组织行为，实现政府、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为实现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员方面的投入，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要选派一部分具有社区管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进入社区，更要加强对现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关于社区管理及服务知识的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及服务人才队伍，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二是要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基层社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财政预算支出适当向社区倾斜，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建设进行投入，实现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资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加以修缮，并兴建一批新的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游乐健身设施等。
最后，要以社区发展为目标追求。一方面，通过转变社区治理观念，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通过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责任监管，形成监督与约束机制。通过以上建设，实现社区自身的发展，增强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弃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须坚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实现社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
本世纪初，房山区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矿区失业职工和城郊失地农民增多，人口向城镇集中，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随之而来。
为发挥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房山区教委构建一个覆盖所有人群、多元化终身教育体系，把成人教育纳入其中，提出成人教育工作新思路：明确一条主线――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搭建一个平台――社会各类学习者学习的平台；构建一个网络――覆盖城乡、方便学习的成教网络；抓实六大板块工作――学历教育、社会培训、社区教育、基层成人学校业务指导、学习型组织创建业务指导、社会化考试服务；并对成人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
首先，深化区成教中心内部改革。把区成教中心调整为区政府直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确立其全区成人教育业务指导中心、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指导中心，由区教委1名领导分管并兼任其中心主任。其次，加强乡镇成人学校建设。在全区23个乡镇（街道），各成立1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乡镇成人学校，校长由各乡镇教育助理担任，办公经费由区财政核拨，专项培训经费由乡镇拨付，教职工由区教委改革分流出来的教师补充，学校由并校时腾空的教室进行整合利用，从而彻底解决了乡镇成人学校的法人资格、编制和校舍的问题。在乡镇成人学校指导下，全区每个村（社区）都建立了1所村级成人学校（市民学校），校长由村委会（居委会）主任兼任。从而构建了以区成教中心为龙头，以23所乡镇（街道）成人学校为骨干，以583所村级成人学校（社区市民学校）为基础的三级成人教育网络。
在其基础上，房山区进一步整合各类学习培训资源，为学习者提供更加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第一，依托区成教中心，整合区直机关工委、区文明办、区财政局、区妇联、区残联等多个部门，在区成教中心建立培训基地，开展大量行业、部门专项培训。第二，依托乡镇成人学校，大力开展学历教育、自主培训、辅培训工作，狠抓学习型组织建设。第三，依托村级成人学校（社区市民学校），积极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以成人教育为纽带，房山区形成了一个党政统筹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管理，企业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全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依靠这个体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奠定了基础。 创新成教形式，丰富成教手段
房山区创新成教形式，改革成教内容，让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凝聚人心、提高素质、构建和谐、促进发展中推动基层社会走向善治。
第一，改变过去封闭式、灌输式的成教形式，突出贴近、互动、实践特色。成教内容由学习者自主选定，因人设班、按需培训。在街道社区，主要围绕居民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开展学习培训。比如，拱辰街道北关东路社区市民学校每月固定开展健康知识、法律法规、大众创业等培训。在乡镇，重点围绕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开设应用性课程。比如，史家营乡社区成人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进行乡村旅游、种养殖技术、手工艺制作等方面的知识培训。第二，建立各类教育资源互联互通机制。在成人学校内设立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为中小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创设便利条件；在中职学校和成人学校之间，建立师资、设备、课程、培训项目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面向城乡社区，开放幼小中职成等各级各类学校的舞蹈教室、图书室、体育场等，使校内教育资源为社区居民服务。第三，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由“虚”向“实”转化。区文明办与区成教中心牵头，将全区成人教育、市民文明学校教育、道德大讲堂三方面资源进行整合，成立了房山区市民文明学校总校和道德大讲堂指导中心，构建起“资源统筹、三位一体”新型市民文明教育体系。第四，以文化的力量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比如，阎村镇本着以文“化”人的理念，利用乡镇成人学校，整合全镇各类教育、文化资源，建立种植实训基地、阎村学习网、中国农民合唱培训基地、梓萌书社四大学习平台，为建设经济大镇、城市新镇、文化名镇凝聚了最广泛的人心和力量。
通过以上措施，房山区成人教育满足了社会成员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教育、学习需求，既提高存量劳动力知识和技能、增加其就业创业机会，又能持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新型市民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进而使他们在学习和活动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和归属感，让社会和谐稳定。 实现四个结合，凸显四大亮点
房山发展成人教育，注重思想引领，立足本地实际，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 实现了四个结合：一是成教工作与提升群众素质结合，使基层群众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中提高就业技能和文明素质。二是成教工作与发展地方经济结合，为房山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建设首都高端产业新区和现代生态休闲新城提供了人才支撑。三是成教工作与深化教育改革结合，使成人教育在体制机制、管理路径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服务体系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四是成教工作与推进基层善治结合，让成人教育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源泉。
房山成人教育发展还凸显了四大亮点：第一，成教工作向基层群众延伸。从城区街道社区到乡镇农村，一个立体式、全覆盖的成教网络，成为基层群众提高自我、融入社会的民心工程。第二，成教理念向机关社会渗透。成教倡导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理念，得到了机关和社会积极响应，社会上各类学习培训资源得以整合盘活，使学习型社会建设有了坚实基础。第三，成教方法向实践一线拓展。成教侧重因人设班、按需培训，凸显贴近性、实践性，助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四，成教探索向纵深方向发展。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调研组认为：房山区在成人教育创新发展过程中，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彰显了以人为本、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胸怀。其实践探索具有前瞻性、独创性、系统性，对各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景下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一、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也不乏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凸显。当今社会，人们更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使得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如何解决好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问题，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环节。
二、城市摊贩经营的现状
城市摊贩，大多是外来的流动人口，以无业、待业或下岗人员居多，其中也不乏一些退休人员，甚至有些农民为了养家户口也来到城市摆起了小摊。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口较为密集、人流比较多的道路和广场、学校、医院的周围，甚至有些摊贩直接在公共道路两旁占地经营。他们的经营品种也非常丰富，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多以生活用品、水果、蔬菜、早点、熟食、油炸食品等为主。他们大多会选择投资较少、风险较小但收效快的项目进行经营，并且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能随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当今城市立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与目前城市的市场规划、建设和管理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有直接原因，目前还没有找到针对城市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长期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要解决城市摊贩这一治理难题，关键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负的外部性。
那些不具备任何排他性消费的物品所有权属于公有产权。公有产权由公众共同行使财产的权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选择对公共资源的行使方式，同时也不能排斥其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等权利的自由。例如，张三到公海里选择以某种方式捕鱼是自由的，与其他人在此海捕鱼的权利是同等的。公有产权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每一个人自由进入，平等的分享，就会出现对资源的过度使用，而没有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难题，同样也摆脱不了这一“公共牧地”的悲剧。这里所涉及的公共财产主要是道路和空气，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外来摊贩，他们每一个人都享有使用道路和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但一般情况下，居民正常使用道路和呼吸空气，不会影响其他人享用该资源的权力，可现在的问题是，小摊贩占据城市的道路进行摆摊，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了负的外部性。换句话说，小摊贩经济的存在影响了其他人使用该公共资源权力的自由。摊贩经济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摊贩经营所产生的对环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坏，这个负的外部性没人承担相应成本；其次，由于摊贩经营不是那么规范，难免会出现缺斤短两的情况，而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也难以保证；最后，由于摊贩经营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这使得一次购买的消费者即便权益被侵犯了也无处伸冤，由此带来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他人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经济主体如果不是产权所有者，他就用不着为那些给他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外部性”买单。由于摊贩经营所带来的对环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坏，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正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才使得这种“外部性”能持续存在。产权界定不仅仅代表利益，它实际上是一种使利益和责任保持平衡的机制。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使自己的劳动更有效率，即在同样付出的时候得到更多的回报，那就需要界定产权。可见，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就成了能否消除外部性的关键。
四、 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要想解决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难题，不应该只靠政府的力量来规制，而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好摊贩经济所产生的外部性。针对我国的现状，可以分区域进行管理：对于那些会造成通行不便的摊位，或是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产生的负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就会相当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产生的负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围相对较小，应该结合区政府的管理，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可以把权力交给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所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而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也解决了摊贩经济的流动性问题，使得摊贩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经营，能够减少由于对消费者损害等带来的外部性。同时，城市管理者也要相应进行调整，要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角色，做人民的好公仆，强行执法将仅仅针对少数不遵法守纪的个别行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王洛忠.城市街头摊贩：非正规就业与公共政策回应[J].新视野,2006(02):66-68.
[2]刘华.城管执法的失灵与重构――以小商贩治理为例[J].云南大学学报,2009(01):95-99.
“晨跑是我发起的第四个公益项目，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林明荣告诉记者。在担任该小区公益组织负责人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起了治理环境、整治随意停车、推进垃圾分类等多个项目。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朱健刚告诉记者，像林明荣所在的社区公益组织，在广东省不计其数，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以法人或非法人形式活跃于社区层面，解决休戚相关的公共难题。
如此活跃的景象背后，是广东省社区公益不断“探新”的实验。如何利用互联网方式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用商业的智慧协调政府、市场和公民，以实现三方共赢，成了社区公益人颇为关心的议题。
“潮”涌社区公益
“一些愿意做慈善的人聚集起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做一些爱心活动。它不一定是现代公益，也可以是传统的。”这是朱健刚定义中的社区公益。
“比如潮汕地区的善堂，自明代就开始组织救济周边的弱势群体，已有几百年历史。”在他看来，广东的社区公益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基础。
广东省地方文化根基深厚，务实的广东人长期秉承“与其为千里之外捡垃圾捐钱，不如把家门口搞干净”的观点，“因此，广东的企业家都乐于捐助当地祠堂或社区。”朱健刚说。
除了风气使然，社区公益的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政府的鼓励。
2013年，广州市举办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资金达到1500万元。迄今已成功举办了3届创投活动，资助金额更是由前两届的1500万元提高到1850万元。由此可见，政府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服务的力度之大。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看来，政府资助并非活动的最终目的，按照规定，公益组织需自筹项目配套资金（占比需达40%）。广州公益创投创新性的“广州模式”，催生出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1+1+1>3”的社会治理模式。
距离广州不远的深圳，曾诞生过中国首家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以改革闻名的沃土之上，大量活跃在社区层面的自组织转向社区基金会模式，探索如“潮”般涌向社区公益。
2014年3月，《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出台，原始基金200万元的门槛、公益基金不允许社区冠名的限制被打破，开了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的先河。
深圳首个居民众筹成立的“蛇口社区基金”便得益于此。
发起人之一的“80后”公益达人张鑫说，2014年年底，89个蛇口居民自掏1000元腰包成立“蛇口社区基金”，致力于链接本地资源，解决本地问题。“之后短短两个月，就筹集了近40万元的自然人捐款，加上近60万元企业承诺捐款，基本达到100万元注册资金。”
经过探索和创新，“深圳模式”日趋成熟。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光明新区为代表的政府倡导培育模式、以桃源居为代表的企业倡导培育模式、以蛇口基金为代表的居民众筹培育模式等多种模式。
社区公益之难
盛名之下，社区公益并非完全顺风顺水。
2011年，陈建华履职广州市市长，自封“垃圾市长”的他开始力推垃圾分类，虽然社区公益组织在多个垃圾分类试点投入了巨大精力，但效果仍不理想。
据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一家在广州关注垃圾分类及垃圾管理的民间环保组织，于2012年6月经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批准后成立。以下简称“宜居广州”）总干事巴索风云回忆，当时他们做过一项调研（2012年），数据显示：虽然91%左右的居民知道广州正在进行垃圾分类，但只有50%的居民知道自己的小区正在进行垃圾分类；虽然超过70%的社区完成了垃圾分类的宣传动员以及垃圾分类基本设施的配套，但垃圾分类作业流程尚未理顺，仅7.8%的社区同时做到了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
成效问题并非最棘手的问题，团队的稳定更令他担忧。
“宜居广州”目前的团队分为调研人员和社区人员两部分。“人员几乎每年都会变动，做社区的团队要改变人的观念，花费了很大力气，却收效甚微。时间久了便对未来产生了迷茫。”巴索风云表示，新进的全职人员又在不断重复以前的路径。
尽管他知道目前种种遭遇的症结所在――像大多数业内人士反映的那样，社区公益组织所能接触的资源寥寥无几，单一的募款来源令组织缺乏长期的稳定性。“而资源中，钱是最大的因素。”但他依然无计可施。
在巴索风云看来，民间机构很少能拿到政府的支持经费，而办公场地、水电网络、推进项目都需要钱。“作为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我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南中国环境基金。”
“商业并不可耻”
韩靖表示，目前，他正在探索一条公益和商业互相助力的可行之路。
他创办的“路人甲”，是一个具互联网思维的小额定额捐款及轻度公益参与的网络筹款平台。
捐款人在捐助了10元之后，即可以在“路人甲”平台上挑选一张优惠券。而这些由爱心商家提供的优惠券，金额几乎都大于10元，例如价值30元的爱奇艺会员卡、滴答拼车20元代金券、桔子酒店40元会员卡等。“其通过‘惠捐模式’创新地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运用了行为心理学和商业的结合，以实体化、物质化的形式鼓励人的捐赠行为。”
这一机制并不复杂，其实质上是一个搭建了捐赠人、爱心企业、公益项目的价值闭环。
捐赠人在捐赠10元后即可兑换一张由爱心企业回赠的答谢券，享受超值优惠和在线服务；企业通过优惠券的方式参与公益，既实践了社会责任，推广了品牌，又赢得了用户；而作为连接双方的公益项目，又为每一个公益组织负责人自行管理捐款人和活动参与者提供了载体。
“公益+商业”的模式被“路人甲”证明是可行的。“‘路人甲’与‘车爷’的合作让我们看到，商业并非处在公益的对立面上。”
“车爷”是一家上门洗车O2O公益环保品牌，车主每缔造一次上门洗车服务都将有1元钱捐给公益事业。其“车爷公益基金”与“路人甲公益”合作，在向平台10个公益项目进行定额定期捐款的同时，为捐款人提供了20元洗车优惠券。截至目前，“车爷”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社区公益活动共计16次，累计投入公益基金22976.9元。
据了解，“路人甲”公益捐赠平台自2015年2月14日开始上线试运营，截至2015年年底，注册用户近十万，APP注册率达85%，捐赠用户总体转化率为39%，复捐率达18%，优惠券领取总量近两万张，优惠券领取率12%。
在韩靖看来，“路人甲”惠捐模式的成功意味着解决社区公益难题的探索出现了曙光。
“路人甲”正在积极尝试打造一个“善商联盟”，外来游客通过捐助本地公益项目，再通过“路人甲”公益平台领取本地商户为之提供优惠服务。既解决了本地的社会问题，又让那些捐助的游客在本地消费时获得了优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区常见的不良商家价格欺诈问题。
韩靖希望通过“路人甲”平台的惠捐模式来激活和促进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本地人对于社区公益非常有情怀，只要标的明确，其实社区公益筹款并不难。”
颠覆与改变
互联网颠覆式的影响力，悄悄改变了林明荣的公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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