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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会计对策；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3-0130-02
通货膨胀之于我国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我国通货膨胀与西方通货膨胀有相近之处，所以我国改革传统会计模式时，借鉴西方各国的改革经验也未尝不可。当下，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真实而又有效的会计信息，我国企业要充分理解“通货膨胀”的含义、影响，并采取一些过渡性较强的局部改进措施。从而是我国经济向着一个稳健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经济的腾飞。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
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商品的生产量与货币的发行量比例失调。在通货膨胀时期市场上所有社会商品和劳动的平均价格水平持续升高。单位货币能买到的商品量及劳务量持续下降。就现在社会而言，人们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及带来的影响不同，将其划分为三种情况：温和型通货膨胀、剧烈型通货膨胀以及恶性型通货膨胀。
中国古代有两种类型的货币，一种是金银，具有真实的价值，另一种则是本身没有价值的纸质货币。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本身没有价值的纸质货币能不限量地发行，正是因为这种“不限量”，使通货膨胀悄无声息地袭来。导致通货膨胀在我国横行的原因有很多，如拉动内需，刺激消费，降低利率，经济结构失调等，但最主要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盲目提高的货币供应量。
二、通货膨胀之于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
与物价相对稳定的时期相比，在通货膨胀期间，商品和劳务价格水平波动幅度较大，各企业不能准确的掌握各种商品的价格走势，经常会由于一些错误的判断而造成生产量、经营方法、价格标注上的失误，从而削弱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商品的价格与各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物价上涨在一定时期内会给企业带来不菲的盈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格就无法真实地反映出经营效果，价格也就逐渐丧失了灵敏、快速调节生产的能力。
（二）通货膨胀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通货膨胀会影响社会经济及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中，计量商品与劳务的价值工具是货币。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企业正常生产的基础也是货币。这是否说明货币供应量越多越好呢？通过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暴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货币供应量不以产品供应量为依据，则会造成经济秩序运转异常，经济运行混乱。受影响最大的是一些事业单位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人员，比如医生、教师等。通货膨胀还能使本国出口公司的输出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弱势。由于货币流通量增多，物价上涨，企业更倾向于在国外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商品，而后在国内以高价售出。长此以往，本国经济将日渐恶化。
（三）通货膨胀对人们需求的改变
通货膨胀与泡沫经济和投机产业相关联，泡沫经济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且不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投机产业，则是以投机为手段，以攫取暴利为目的。泡沫经济和投机产业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的必然效应，同时，二者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扩张。在通货膨胀时期，纸币供应量越来越多，但其价值却日渐降低，货币持有者由于担心货币持续贬值，便会盲目地将纸质货币转换为需要抑或是不需要的商品。若是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管理，也许纸币就不能作为计价工具在市面上流通了。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可能会再一次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
三、我国企业应对通货膨胀的会计对策研究
（一）加快会计型人才的培养及观念创新
现代化的企业在顺应时代的步伐深入地改革其制度的同时，各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同样得到充分的发展，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将从局限走向开阔，投资者必定会成为其中之一。大学是培养时代人才的摇篮，所以大学的会计专业应进行有选择性的扩招，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审核。我国传统会计理念的基础是假设。这些假设是为了使财务会计理论具有通用性，在某些常出现的经济问题上得以套用。但是现实中，很多经济问题则不能在传统的假设中寻找答案。比如通货膨胀，在传统的理念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现象波及世界大多数国家，使传统理念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摇摇欲坠。为了保证在通货膨胀状态下使企业正常运转，就必须持续得到精度高的会计信息，所以企业要勇于创新，而不是只墨守成规的套用。
（二）完善各企业的结算制度
即为了削弱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逐渐消除企业债务链。在当下，由于没有特殊规定，所以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互相借贷，借款的一方成为债务人，另一方称为债权人，一般观念中，债权人占有主动权，可是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中，则是债务人拥有主动权。债务人通过各种办法尽量拖欠债务，将借来的资金进行各种投资，尽量以最晚的时间支付其债权人。此种机制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企业交易中介结算体制”。该体制使企业与企业间的交易变为企业与国家中介机构的交易，这种中介结算体制使企业没有空隙投机取巧，从而扼杀了债务链的产生基础。
（三）充分利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
尽管我国会计制度还不完善，但其中也不乏正确理论，所以企业应灵活运用。比如，在国家监督指导下，全面的对各企业的不动产做一次重估价，以资产现行成本作为提取折旧费的依据，适当提高一些固定资产折旧率。企业用于提取折旧费的产品销售出去后变为补偿固定资产的折旧基金，由于存在通货膨胀，所以为了使折旧基金不至于贬值，就要加快折旧频率，使企业持续获得利润。
现代财务管理的核心是财务决策，按其所涉及内容和环节，财务决策可以分为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通货膨胀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经济环境因素之一，影响着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环节。
笔者拟在阐述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决策各个环节的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特征
通货膨胀一般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状况。它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通常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亦即货币所代表的商品价值普遍下降。因此，局部性的价格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季节性、暂时性或偶然性的物价上升也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同时，并不排斥通货膨胀过程中有个别商品价格的下跌。
具体到财务领域，从理财的一般理念而言，通货膨胀的特征表现为通货膨胀期间，所持有的现金及其等价物一般会遭受货币购买力贬值的损失，而持有实物资产则一般会获得持有利益。
企业的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的金额是固定不变的，但它们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却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与此相反，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负债的价格一般是变化的，但它们所蕴藏的购买力却不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因此，当物价水平上涨时，实物性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也上涨，而货币性资产和负债的实际购买力要下降，出现贬值的损失。
二、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企业投资是指以收回现金并取得收益为目的而发生的现金流出。企业的投资，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投资时间的长短为依据，可以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以投资的对象为依据，可分为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本文以长期投资中的项目投资(资本投资)为例来说明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在做项目投资决策时，对投资项目的评价常用折现指标(如净现值、现值指数、内含报酬率等)和非折现指标(如投资回收期、会计收益率等)两类。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通常以折现指标作为投资决策方案评价的主要依据，而非折现的方法是把不同时间的货币收支看成是等效的，所以在决策方案评价时，其指标只起辅助作用。
在用折现指标做项目投资决策分析时，预测不同时期的现金流量则成了关键。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项目的现金流量比较容易估算，但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及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将对项目的现金流量产生如下重大影响：
1 造成虚假的税后经营利润
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常以历史成本的损益表为依据来预测未来的税后经营利润，该利润仅仅是企业正常盈利的收益；而在通货膨胀时期，则大相径庭。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项目的税后经营利润是历史成本和现行收入相配比的计量结果。在其盈利中，不仅包括了企业正常盈利的营业收益，而且还包含着企业已实现的资产存置收益。后者是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资产增值而获得的，它实际上并非真实的收益，而是虚增的收益。因通货膨胀而高估的会计收益，也使企业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所得税。
2 造成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
由于计提折旧的依据是历史成本而非重置成本，在通货膨胀时，传统的会计处理方式就会歪曲企业的折旧与摊销的真实情况。
3 影响企业经营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
通货膨胀下，由于原料价格上升，保持存货所需的现金将增加，人工和其他费用的现金支付也将增加，售价提高使应收账款占用的现金也将增加。企业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应收账款及坏账损失，不得不增加流动资金的投入，这势必影响企业的经营营运资本。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资本支出。
上述影响将对项目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变化，会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而这一切，都可归因于通货膨胀对现金购买力的“蚕食”作用。
(二)通货膨胀对筹资决策的影响
筹资是指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等活动对资金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适当的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的一种行为。筹资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包括向谁筹集，在什么时候筹集、筹集多少资金等等。筹资决策的关键是决定各种资金来源在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即确定资本结构，以使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相配合。通货膨胀的发生，将对企业的筹资环境、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产生影响。
1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环境的影响
通货膨胀期间，将会出现资金供给不足和企业资金需求增大的现象。国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势必紧缩银根，减少货币的供给总量。同时，由于物价持续上涨，随着企业经营风险的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使得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变得更加谨慎，进一步严格银行贷款的条件。在资本市场上，随着市场利率的上升，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暴跌，也增加了企业从资金市场上筹资的难度。对筹资方而言，如前文所述，虚假利润的出现、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最终的结果是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不断膨胀。这种供需不平衡的异常现象，改变了企业筹资的环境。
2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的影响
随着筹资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筹资风险也将加大，风险对应着报酬，这意味着筹资成本的上升，用公式表示如下：
i=i+p
其中：l－投资者要求的名义报酬率；i－投资者要求的实际报酬率；p－预期通货膨胀率。
(三)通货膨胀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
股利分配是指公司制企业向股东分派的股利，是企业利润分配的一部分。股利分配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股利的支付比率，即用多少盈余发放股利、多少盈余为公司所留用。因此，股利决策也被称为内部筹资决策。支付给股东的盈余与留在企业的保留盈余，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减少股利分配，会增加保留盈余，从而减少外部筹资需求。
通货膨胀期间，随着筹资环境的恶化和资金成本的上升，外部融资将变得更加艰难。此外，企业利润中还包含着资产的持有收益。因此，企业利润分还是不分、多分还是少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股利分配决策。
三、消除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对历史成本计价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对现金流量相关指标加以调整
由于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针对通货膨胀的具体会计准则，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使投资决策使用的现金流量相关指标更加真实、可靠、更具相关性，可以在现有的计量模式下，对该指标适当地加以修正，从最大程度上消除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1 根据企业收入，成本费用以及营运资本的构成实际，结合通货膨胀率，对其作适当的调整。
2 改变折旧和摊销的计算方法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或摊销，将造成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提取折旧仍无法实现固定资产的重置，难以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为此，在预测现金流量时，可采用加速折旧法，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膨胀对固定资产更新的影响。
3 按照物价上涨的程度重估存货和固定资产的价值，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
按存货和固定资产的重估价计算确定其被耗用后转化费用的金额，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用各期实现的收入对所耗用的成本费用予以补偿，将保证投入资本的完整性，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二)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调整收益率评价标准
企业筹资的目的是投资，在做资本投资项目评价时，预期项目收益率也应加入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进而在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与资本成本之间作出比较：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增加，为可选的投资方案；而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小于资本成本时，将有损企业的价值。
1993年,泰勒提出着名的“泰勒规则”。
l、泰勒规则的含义
泰勒规则可以简单的描述为:
it,=∏i+r+h(∏i-∏*+gyyt(1)
其中,it:名义利率;∏t:当前预期通货膨胀率;r.真实均衡利率,即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状态下的利率;∏*:目标通胀率;yi:GDP缺口,即当前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比率;h、gy为协整系数。
泰勒规则的政策含义为:真实利率是唯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认为央行在制定政策时应将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其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具体含义为:①经济中影响名义利率的因素,除了当前预期通货膨胀率(∏t)以及真实均衡利率(r)外,还受预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差额(∏t-∏*),以及GDP缺口(yt)的影响,如果∏t-∏*=O,y=0则it-∏t=r,即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的理想状态;②上述各因素中如果任意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当局就应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变动贴现,来调节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等于均衡利率r。
泰勒规则表达式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是像(1)式中那么简单的线性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yi=β(it-∏t-r)+μ (2)
∏t=IIt-1+α yt-1+et (3)
it=gn+gyyt+go
(4)
其中it、∏t、r、yt代表的意义同上,μt、et为相关系数和均值均为零的随机变量,β、α大于零,gn、gy、go为政策性变量系数,其中gn、gy大于零。
运用计量经济学对以上三个式子进行分析,可以得到gn>1时,货币当局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会使得经济达到均衡状态,gn>1被称为“泰勒条件”。
2、对泰勒规则的评价
泰勒规则主张货币政策规则对经济的影响保持中性的原则,将相机抉择和规则性有机结合,以相机抉择增加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对经济进行微调;以规则性确保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泰勒规则在具有以上优点的同时,也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对于GDP缺口(yt)的确定问题。目前有关于GDP缺口的计算甚至概念方面,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总的来说估计GDP缺口只要有两类方法:第一类是生产函数法;第二类是对实际产出的时间序列进行估计,每一类方法,在具体的数据选取方面又存在不同。因此,由于对GDP缺口估计方法的不统一,使得(1)式中的计算数据发生变化,在具体实施货币政策规则时对采用什么货币政策手段极其幅度将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政策规则的实施效果。
(2)、预期通胀率(∏t)估算的局限性问题。由于预期通货膨胀率是一个主观变量,不可能直接得到,在实践中必须使用变量。泰勒以前四季度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来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这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概念或多或少存在差别,如果经济发生战争等不确定性因素将会对预期通货膨胀产生不确定的影响,货币当局将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泰勒规则在美国的实践
1993年7月,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放弃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即泰勒规则。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泰勒通过研究美国历年的货币政策,认为在美国、均为O.5,实际均衡利率和目标通胀率均为2%,即:
it=∏t+2+0.5(t∏t-∏*)+O 5yt
自从实施泰勒规则以来,美联储不断调节名义利率使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表一:1993年以来,美国调整利率的幅度及利率值
表一:1993年以来,美国调整利率的幅度及利率值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4年到2006年,美国调整名义利率的情况。美国不断调整名义利率是为了调控美国经济。从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美国上调利率7次,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过快发展而引发通货膨胀;在1996年下调0.25%,适当加快经济增长速度;1997年至1998年间,为了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下调利率3次;同样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而引发通货膨胀,在1997年3月至2000年5月上调利率7次;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国下调利率13次,众所周知,在这期间由于“9.11”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处于低迷,货币当局希望通过下调利率促进经济增长;近几年来,美国经济有所增长,截止到2006年4月9日,美国第15次加息,而且还有继续加息的预期。
美国运用泰勒规则调控经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并存的良好发展。
1999年,泰勒在理论上对泰勒规则从1879年到1997年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一下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前三个时期,泰勒规则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所得的各项指标差别较大,R2均在0.8以下,而在1987-1997年间,是极为吻合的,R2达到0.83。同时gn为1.533>1,符合“泰勒条件”,说明在这一时期,泰勒规则的实施是有效的。
三、目前在我国使用泰勒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分析“泰勒规则”的含义及其在美国的实践,笔者认为泰勒规则可以在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缩短政策时滞,同时为我国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参考尺度。然而,立即实施泰勒规则也是不现实的。目前,要在中国实行“泰勒规则”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除了要解决如何确定GDP缺口及与其通货膨胀率的估测问题之外,还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名义利率的选取问题
美国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名义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是美国的基准利率。所谓基准利率是指:资金市场上公认的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利率,在金融市场上可以根据该利率的水平制定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我国是一个以利率管制为主的国家,除了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贴现市场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属于市场利率外,其他的都属于管理利率。在没有基准利率的情况下,名义利率的选取替代利率。谢平、罗雄(2002),杨英杰(2002)在对泰勒规则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证研究中,均采用同业拆借作为利率。
第二、有关货币政策中性的问题
货币政策中性是指使得货币政策对经济既不起促进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字面含义上看,我国货币政策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我国的货币政策却将刺激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之一。
货币政策中性理论最早由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提出。弗里德曼认为利率等名义变量不会影响实际产出;卢卡斯认为公众有理性预期,会使得货币当局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大打折扣。在实践中,二战后,主要西方主义国家信奉凯恩斯主义,最终陷入“滞胀”困境,纷纷转而实行“中性”货币政策。只有德国一直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其经济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的理想状态。
考察国外货币政策中性理论的发展,以及其政策效果笔者认为中性的货币政策符合长远发展的要求。
第三、对泰勒规则的检验问题
【关键词】通货膨胀；会计；制度；会计模式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指国家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货膨胀往往演变成经济过热，使得货币的购买力下降，社会财富价值发生剧烈变动，国民福利被严重损害，企业的经营管理面临严重困难，给经济发展造成众多负面影响。通货膨胀可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可以整理得到以下表格：
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通货膨胀率的警戒线为3%。从表格可以看出，2013年下半年各月，通货膨胀率是围绕3%上下波动的。由此可见，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一直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其存在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二、通货膨胀背景下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
会计作为一门专门用来反映经济交易及事项的管理学科，其职责在于向有关方面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以提高经济效益。这就要求会计信息要能够满足相关各方的信息需求。这无疑给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鉴于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广泛存在，传统的会计核算模式让会计信息质量受到质疑。在会计信息基础上进行的企业财务管理也因此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通货膨胀对传统会计模式的冲击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核算必须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以名义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然而，这样的规定会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而不再合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货膨胀的存在冲击了“货币计量”假设
“货币计量”假设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关于记账本位币的规定，另一个则是假定“币值稳定”，即使有变动，其波动也是极其微弱的，不足以影响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当前中国逐渐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让这一假设失去了支持的基础，显得不再适用。我国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造成的货币资金购买力的下降已经足以影响财务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其造成的偏差很有可能会误导财务信息的使用者作出错误的决策。
2.通货膨胀动摇了“历史成本计价”的基础
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原先“按照历史成本计价”的现实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资产的价值往往会随着通货膨胀而产生剧烈变动，其实际价值很可能已经偏离了其账面上所反映的价值，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现为资产价值的高估。若仍然采用传统的以名义货币计价，将导致财务会计信息不真实、不合理，严重违背了“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会计质量特征。
3.通货膨胀让会计信息难以满足“配比性”原则
除了由于技术进步导致某些资产价格回落之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通货膨胀往往会导致企业的存货、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能够等价于更多的货币资金，相对升值。这就造成了这些实物资产的价值在账面上被低估，进而导致在计算成本时的低估，。然而，企业在核算收入时，则是按照现行市价进行计量的。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与成本或费用难以实现配比，期末损益的计算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二）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我国存在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而通货膨胀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针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同时也将给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决策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与麻烦。第一，通货膨胀直接作用于企业持有的货币性资产，这就造成企业持有货币性资产的购买力风险大大提高。企业需要考量持有货币性资产的规模，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将货币性资产转换成非货币性资产来降低购买力风险。然而，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货币资金不足，资产的流动性降低，有可能扩大企业的偿债风险。这种两难的境地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决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二，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由于商业信用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发生变化。比如，应收账款就面临由于购买力的下降而产生价值损失，应付账款则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产生购买力收益。而商业信用形成的债权债务往往缺少利息来作为价值补偿。由于缺少相关的会计信息作为支撑，这些变化在现今的财务管理中很难被统一地衡量，这就很容易形成财务决策过程中的一些盲区，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管理风险。第三，通货膨胀明显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对于经营较差的企业来说，由于提高产品售价可能使得企业的竞争力受损，在无法提高收入的情形下，投资成本的提高对其生存与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入不敷出，面临破产的绝境。第四，传统会计模式造成的收入高估与成本费用低估，导致企业经营过程中耗费的成本难以得到迅速的补偿，这不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另外，收入与成本费用缺乏配比性将导致利润指标严重背离实际，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税负和利润的分配数额，更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
因此，我国在做好宏观调控、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应当加快通货膨胀会计制度的建立工作，努力把通货膨胀给会计核算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
三、通货膨胀会计制度模式的选择
所谓通货膨胀会计，可以理解为在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对原先的历史成本信息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得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反映物价变动的水平，进而修正传统会计模式所带来的信息失真的一种会计方法。要建立通货膨胀会计制度，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针对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选择适当的会计核算模式。其基本思路，就是改变传统会计模式的计量单位或者计量属性，来达到反映通货膨胀影响的目的。目前，依照已经存在的研究成果，通货膨胀会计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不变币值会计、重置成本会计和不变币值的重置成本会计。
（一）不变币值会计
不变币值会计是指选定一币值稳定，购买力基本不变的货币单位作为会计的计量单位。在这种模式下，需要选定一个价格变动指数来作为调整资产账面价值的指标。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易于理解。通过调整，可以让资产的价值具有可比性。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物价变动也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态势。对于价格变动指数的选择很难制定出一个可接受的标准，更多情况下，可能要用到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二）重置成本会计
重置成本是指企业重新获取与其所有的资产相同或者功能相当的资产所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在重置成本会计模式下，企业需要对资产的账面价值按照重置成本进行调整，并反映由于通货膨胀因素而导致的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除了可以从市场上直接购置的资产外，重置成本的确定往往存在较大的难度。在确定过程中融入的会计人员的主观因素很可能会与现实脱节。
（三）不变币值的重置成本会计
不变币值的重置成本会计是上述两种会计模式的结合。它同时改变了传统会计模式的计量属性和计量单位。由于不变比值会计模式中所采用的价格变动指数反映的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忽略了个别物价水平的变动对非货币性资产的影响；而重置成本会计模式未能考虑通货膨胀条件下货币性资产的价值缩水。因此，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无疑是比较理想的会计模式，既能够反映个别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又能够体现货币性资产的价值损失。当然，这种方法的实施需要建立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对财会人员的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总体来说，在当前条件下，此方法在实施上存在难度，所耗费的成本也较高。但是，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通货膨胀会计模式非常值得借鉴与推广。
四、建立通货膨胀会计制度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建立通货膨胀会计制度的过程中，仅仅研究通货膨胀会计模式是远远不够的。一项制度的建立往往还需要宏、微观环境的支持才能够顺利实施。因此，我国在建立通货膨胀会计制度之前，应当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一）增强企业对通货膨胀会计的认识
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理解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在企业内部建立通货膨胀会计制度的第一步。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与企业的会计信息和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仅仅片面地知道通货膨胀会造成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导致企业的购置非货币性资产的成本提高。事实上，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会对企业已经发生的交易和事项的会计记录产生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将极大地影响企业各种财务指标的计算，进而影响公司今后的财务活动。
（二）加快制定通货膨胀会计的相关准则
目前，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对通货膨胀下会计处理的规定仍然不够具体与完善。这就造成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针对通货膨胀会计这一领域缺乏有效的指导。因此加快制定通货膨胀会计的相关准则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逐渐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也有利于企业会计核算水平的提高。另外，继续完善我国的统计工作，提供客观可靠的通货膨胀数据是推行通货膨胀会计的重要前提之一。
（三）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具体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
尽管当前已经存在现成的理论成果，但是通货膨胀模式的选择仍然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在综合分析我国的宏微观环境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理论成果进行改造与修正，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例如，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这就造成不同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的宏观调控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变动指标的确定存在较大的困难；我国会计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高素质财会人员的供给存在较大的缺口，倘若在短时间内采用较为复杂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将使当前的会计工作难以适应等等。总之，仅仅盲目地套用某种通货膨胀会计模式会导致会计信息所反映的情况更加地脱离实际，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目标背道而驰。
总之，通货膨胀会计制度的建立虽然迫切，但绝非能够一蹴而就。这仍然需要会计学者在充分调研具体实际的基础上，提出行之健全、合理、有效、可行的方案，进而进行选择性的试点，并在较长的时间内，反复修正，才能把这项制度切实建设好，最大程度地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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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NAIRU；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03－06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NAIRU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whe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re made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based on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In economic transmission period in China,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bor force marke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abor force marke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 of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so that NAIRU is not suitable to be adopted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in China.
Key Words: NAIRU； Philips Curve；Inflation
一、引言
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在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讨论中是一个经常援引并引起关注的概念。这不仅因为实现充分就业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讨论者试图依据NAIRU作为判断通货膨胀变化趋势、制定宏观政策的先行变量之一。在中国，对NAIRU研究和关注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NAIRU相关理论对宏观经济决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NAIRU理论综述，包括其由来、含义及影响因素；第二部分是NAIRU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探讨；第三部分是中国NAIRU的估计；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NAIRU理论综述
（一）NAIRU概念的由来、含义
根据英国的资料，Phillips（1958）得出失业率与名义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呈现替代关系，Samuelson和Solow（1960）用通货膨胀率替换货币工资变动率，使用美国的数据得到了“菲利普斯曲线”，其表明，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下降, 通货膨胀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线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其政策含义是，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宏观经济政策以容忍一般物价水平以不变的速度上涨为代价，实现一定的就业率。
依据Wicksell的“自然利息率（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Friedman,Milton(1968)提出了“自然失业率（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假说，认为自然失业率由实体经济力量中的供给方面决定，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就业没有影响，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就业；如果政府希望持续降低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之下，只有实行非预期的货币增长，出现非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结果，为维持低的失业率水平，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失业率水平。面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滞涨”想象，及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判，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提出了NIRU(noninflationary rate 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其目的是为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决策指标。他们定义NIRU为“这样的一个失业率，只要实际失业率水平高于它，预计通货膨胀将下降”。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性状，有两种极端的情形：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是负的；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失业率。在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受货币主义自然失业率的影响，Modigliani和Papademos认为，正如在美国1953至1971年的情况，“菲利普斯曲线”在高失业率水平相对平坦，在低失业率水平接近于垂直。这样，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存在一个失业率区间，在这个区间内，通货膨胀率是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内的失业率就是NIRU；实际失业率低于这个区间的下界时，随失业率逐渐减少，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概率增加；实际失业率高于这个区间上界时，随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概率增加（如图1）。
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当平坦的，特别是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代价增加就业；而货币主义者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当陡峭的，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产生高的通货膨胀率，但降低失业率的效果不明显。这样，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者都认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存在一个失业率区间，在这个区间，通货膨胀没有上升和下降的压力。这样，尽管对政府参与经济的态度不同，NIRU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所共同接受，后来被Tobin(1980)称之为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显然，NAIRU是把凯恩斯主义理论和货币主义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黏合在一起得到的一个概念，依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失业率水平），但其逻辑来源于“自然失业率”假设（宏观需求管理的政策有一定限制）。
多数文献明确界定NAIRU为这样一个失业率，当经济中的实际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趋势；当经济中的失业率高于NAIRU时，通货膨胀有下降的趋势；当经济中的失业率等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不变。不过，依据这样的定义，NAIRU概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非那么明确，文献中NAIRU的含义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一些文献没有区分NAIRU和自然失业率概念，例如，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在长期是中性的，非对称信息、长期劳动合同和价格黏性等因素导致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由此，涉及NAIRU的文献中，多数文献都或明或暗地假定NAIRU是短期的自然失业率，或者直接称之为the Short-run NAIRU，在涉及自然失业率假设时，更强调自然失业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为零，货币政策对自然失业率没有影响。例如，Camarero,Liuis Carrion-I-Silvestre, Tamarit(2005)把NAIRU分为三类，短期、中期和长期，认为短期NAIRU是政策制定者评估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一个合适指标，而长期NAIRU并不能估计。这是自然失业率和NAIRU概念在不同文献中存在的细微差异。
（二）影响NAIRU的主要因素
影响NAIRU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Joseph Stiglitz，1997），一是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例如劳动力中性别结构的变化影响NAIRU的高低；二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例如生产率增长慢时，NAIRU可能出现短暂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降低ANIRU水平；三是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些变化，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越高，NAIRU就越低,诸如对劳动力流动限制的一些市场法律法规的变化、职业培训等因素降低NAIRU；四是劳动力和厂商在决定实际劳动工资时的讨价还价能力。影响NAIRU的因素主要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有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影响NAIRU的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
（三）NAIRU在经济决策中的运用
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NAIRU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经验研究中可以用来作为评估通货膨胀率变化方向的参照点，如果失业率高于NAIRU，则预计通货膨胀率有下降的压力，如果失业率低于NAIRU，预计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压力；二是在经济理论中，NAIRU可以用来作为理解通货膨胀原因的起点；三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可作为一个评判宏观经济形势的指标，特别是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当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压力，这时不宜采取松的货币政策，当失业率高于NAIRU情况下，通货膨胀有下降的压力，这时不宜采取紧的货币政策。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运用NAIRU概念作为先行指标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Marcoa.Espinosa-Vega，Steven Russell,1997）。依据NAIRU概念，当实际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趋势，应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当实际失业率高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下降的趋势，应实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规则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导致的工资率的变化将传导到一般物价水平，这是一个十分严格的假定。在诸如美国、西欧一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相对成熟，工资率的变化影响商品价格，这个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很多情况下是商品价格首先变化，然后才有工资率的调整。在工资率的变化不完全等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以维持币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NAIRU理论另外一个暗含的假定是，失业率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变化的结果，或者说是总需求变化的结果，这样只要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就可以调整失业率，可以影响通货膨胀。然而，影响实际失业率的因素很多，在很多情况下，货币政策并不一定能够影响实际失业率。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利用NAIRU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局限性。在时间先后上，物价水平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有三种关系：同步，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先于实际失业率的变化，失业率的变化先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在前两种情况下，利用NAIRU作为货币政策的先行指标效果不是很理想。
三、NAIRU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实现最大限度的就业、维持物价水平稳定是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然是最佳的选择；如果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那么需要进行权衡和取舍，这种就业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取舍所面临的约束在经济学理论就是菲利普斯曲线。这里考察菲利普斯曲线和NAIRU在中国的适用情况。
回顾经济理论的发展，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承认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单纯的经验关系，其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James K. Galbraith，1997）。这里通过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理解菲利普斯曲线背后的逻辑。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因素主要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影响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由于影响因素不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一种情形是，总需求首先增加，引起物价水平上升，供给增加，然后失业率下降。另一种情形是，首先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失业率下降，实际劳动工资率上升，假若工资是企业成本的重要部分，持续工资上涨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两种情形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表述的统计关系。在美国、西欧，经济政策关注的是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NAIRU理论暗含的假定是，就业率的变化影响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是厂商的主要成本，持续工资变化最终将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进一步的假定是，就业率和工资率的变化先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这样NAIRU可以作为判断通货膨胀率变化方向的先行指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关系，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没有统计上的关系，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这种情形主要存在于转型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失业率主要受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通货膨胀率主要受商品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当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和商品市场的均衡联系相对比较弱，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统计联系就会相对弱，甚至统计上没有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就不存在。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1）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劳动力在农村的生产率相对于在城市的低，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失业。（2）1979年以来,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劳动力流动量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城镇工资率上升的压力。（3）无论实际工资率的变化，还是名义工资率的变化都没有完全反映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例如，国有企业、垄断部门等的工资形成机制呈现刚性，即使在失业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上升趋势明显。1985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1.25倍①，2006年成为1.7倍；2006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类型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993年的6.26倍、5.02倍和4.02倍。（4）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林秀梅，王磊，2007；李骏娴，薛江，2007；蔡，都阳，高文书，2004）。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就业率和一般物价水平联系较弱，有时关系不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联系较弱，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逻辑关系。同时，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是城镇就业人员工资率上升引起的，更多的情况是，过多的总需求在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城镇居民就业，降低了城镇居民失业率。因此，在中国依据NAIRU作为判断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先行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上述结论可通过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数据得以验证。1980年至2007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散点图（见图2）、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简单相关系数（-0.4322）表明,从整体看，中国并没有完全背离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基本统计关系，即相对于低失业率水平，高失业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从图3看，相对于高失业率水平，在低失业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增加的幅度高，次数多。同时，在不同时间段，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变化趋势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征。例如，1980年至1984年，在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也在逐年下降；在1998年至2003年，通货膨胀率为负值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这些都和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复杂结构吻合。
对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的文献众多（范从来，2000；赵博，雍家胜，2004；曾利飞，徐剑刚，唐国兴，2006），但中国经济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获得一个一致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这些都实际上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因此，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的NAIRU在中国不能成为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先行指标。
四、中国NAIRU的估计
（一）NAIRU估计的文献回顾
由于NAIRU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对NAIRU估计成为NAIRU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多数涉及NAIRU的文献都是关于NAIRU估计的。已有文献对NAIRU的估计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依靠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估计NAIRU，依据菲利普斯曲线估计NAIRU，完全依据失业率数据估计NAIRU。相对而言，第一类估计方法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厂商和失业者的选择行为为基础，建立决定NAIRU的方程，但暗含的假设条件太多，实用性较差，应用这类方法估计NAIRU的文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较少，但在分析影响NAIRU变化的因素时都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对第二种和第二种NAIRU估计方法简单回顾。
早期研究者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完全从菲利普斯曲线出发，对NAIRU的值进行了估计。基本方程是=C++b(-1)+c,其中表示通货膨胀率，C为常数，UA为实际失业率，(-1)为通货膨胀率的滞后项，为劳动生产率。估计C、?琢、b、c值后，给定一个能够容忍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推导出NAIRU的值。以后的文献采用了一个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最简单的方程为，=e-?琢(U-U*)+?淄，其中为实际通货膨胀率，e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U为实际失业率，U*为NAIRU，?淄为供给方面的冲击。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e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将保持不变，则实际失业率U等于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U*。上述菲利普斯曲线不能直接估计，因为e和U*都是未知变量。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率e有各种假定，最简单的假定为随机游走模型为，e等于上期通货膨胀率，则由=e-?琢(U-U*)+?淄得到P=?琢U*-?琢U+?淄，在关于?淄假定条件下，使用P、U的统计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估计上式中的常数项和?琢的值，则U*等于估计方程的常数项与估计实际失业率系数?琢之比。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利用这个方法估计的美国1960年至2000年的NAIRU的值为6.1%。上述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NAIRU的估计有很多暗含的假定，文献中从这个角度估计NAIRU的方式，可归结为一个一般化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Thomas Laubach,2001）:
?仔t-?仔=?茁(L)(u-)+?啄(L)(?仔-?仔)+?酌(L)X+?着
其中?仔t为通货膨胀率,?仔为预期通货膨胀率，u为实际失业率，为NAIRU,X为供给冲击，?着表示序列不相关的误差项，其中?茁(L)、?啄(L)、?酌(L)为滞后算子的多项式。上式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仔是一个不可直接观察和统计的变量，必须对其假定，文献中的假定有?仔=?滋+?琢?仔，或者?仔=?滋+?琢(L)?仔,还有其他形式。NAIRU也是一个不可直接观察和统计的变量，对的变化也有多种假定，最简单的情形是假定恒等于。20世90年代初，美国实际失业率下降后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趋势，由此，从20世纪90年代估计NAIRU的文献侧重于假定NAIRU是变化的。变化方式有多种假定，一些文献假定是离散的，随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间的值不同；还有一些文献假定NAIRU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即=?准′St；更多文献认为NAIRU随机的，通常假定ut=+?浊t，其中?浊t~N(0,?姿?滓),并且对所有t、?子的，E?浊t?着?子=0。对于还可以依据具体情形有其他假定，例如，Thomas Laubach（2001）假定=+?滋t-1+?浊t，其中?滋t=?滋t-1+?淄t，?淄t~N(0,?滓)，并估计了七个国家的NAIRU。
估计NAIRU的另外一种常用方式是仅仅依靠实际失业率的时间序列数据本身进行估计，暗含的假定是，实际失业率水平必然趋向于其均衡水平。一般化的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为u-=?茁(L)(u-)+?着，其中关于的选择仍然如上述的各种假定。Mariam Camarero,Josep Liuis Carrion-I-Silvestre,Cecilio Tamarit（2005）假定=，Tb,i-1≤t≤Tb,i，上式变为u=?滋+?兹iDui,t-1+?茁(L)ut-1+?着t,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式，间接得到NAIRU==+。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从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Ⅱ=Ⅱ-1-?琢(U-U*)+?淄出发,利用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失业率的数据估计了Ⅱ=?琢U*-?琢U+?淄，其中Ⅱ为一般价格水平，Ⅱ为通货膨胀率，U、U*分别为实际失业率和NAIRU,然后得到U*+?淄/?琢=U+Ⅱ/?琢，上式右边为已知数据，上式左边U*表示一种趋势变量，?淄/?琢表示供给冲击，应用HP滤波技术(Hodrick,Prescott,1997)得到NAIRU的值。
（二）对中国NAIRU的初步估计
由于中国转型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复杂，估计一个在经济理论和统计关系两方面都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目前仍没有完成的工作。例如，王少平、涂正革、李子奈（2001），王少平，张洁（2007）认为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尚不具有适用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精确估计NAIRU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复杂的估计技术并不一定比简单的估计技术更有效。例如，Ray C.Fair(2000)认为一些文献中关于NAIRU的动态设定是不精确的，在低的实际失业率水平，失业率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里从菲利普斯曲线和单纯城镇失业率数据两个角度对城镇NAIRU给出初步估计。不过，这两种估计方式都存在较多的假定。
由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并且对它的估计在统计上的效果很不理想，这里首先估计简单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仔t=c+?琢Ut+?淄t，其中,?仔t为以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变化表示的通货膨胀率，Ut为失业率，?淄t为其他变量的冲击。估计结果为?仔t=15.8-3.44Ut，其中，常数项和失业率的t统计量、F统计量都能在5%的临界水平通过检验；修正的R2=0.1555,这表明在统计意义上通货膨胀率变化可归因于失业率变化的比例很低；DW统计量为0.8969，在样本数为28的情况下，接受残差项存在正一阶自相关的假设。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率受供给、需求和通货膨胀率惯性等的影响，这里先验地假定通货膨胀具有惯性，估计方程?仔t=?琢?仔t(-1)+?茁Ut+?淄t，结果为?仔t=10.37-2.71Ut+0.54?仔t-1，其中，常数项和失业率的t统计量、F统计量在5%的临界水平通过检验；修正的R2=0.4761；DW统计量为1.5748，在样本数为27的情况下，残差项不拒绝零自相关的虚假设。对?仔t=10.37-2.71Ut+0.54?仔t-1变形有?仔t=-2.71(Ut-3.83)+0.54?仔t-1。尽管假定失业率变化引起的实际工资率变化导致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逻辑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逻辑，如果假定中国存在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且NAIRU不变，在通货膨胀率为零时可得到1980年至2007年中国的NAIRU为3.83%。从图1看出，在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3%时，多数情况下出现了通货膨胀。
和存在成熟劳动力市场的美国、西欧不同，中国城镇失业率不仅和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化有关，也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约束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因素有关，由此中国NAIRU是随时间变化的。不过，影响城镇失业率变化的这些变量很难量化，这里利用HP滤波估计城镇失业率中的非周期部分，可作为中国城镇NAIRU的替代，结果如表1。
五、结论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些摩擦因素，城乡劳动力市场是二元的，劳动工资率的变化并没有完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工资率的变化也不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NAIRU概念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中作为先行指标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依靠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中国的就业率的政策措施效率不高，而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放松劳动力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等微观政策对于降低中国失业率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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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条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我国可以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减少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的扰动，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7－0021－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业的发展，中央银行原有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日趋失效。1990年，新西兰政府率先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士、冰岛、挪威等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或转型国家，如智利、以色列、秘鲁、韩国、波兰、墨西哥、巴西、泰国、捷克等都相继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本文试图在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寻求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中央银行直接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并对外公布该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不再设立中间目标，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主要依靠定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2]政府或中央银行根据预测提前确定本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承诺维持一个具体的长期通货膨胀水平，长期价格稳定将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的政策目标。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的目标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预防通货紧缩与预防高通货膨胀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仍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计量指标，[3]这主要是因为消费价格指数是进行经济预测的核心指数，具有更新快，数据的滞后期较短、可信度高、易为公众所接受和理解、不易被中央银行所控制及有利于提高通货膨胀水平的信誉度等特点。[4]
第二，在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值的约束下，为达到产出稳定等其它目标，中央银行短期内拥有采取灵活政策的权力――这就是“弹性通货膨胀目标”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采用有弹性的区间通货膨胀目标，他们遵循一条基本原则：政策的灵活性不能以损害中央银行的信誉为代价。[5]
第三，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货币政策决策者保持实质性的开放和透明，例如，应定期公布通胀形势报告，并让公众参加政策讨论。从国际实践来看，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家由中央银行公布；巴西、以色列和英国由政府公布，不过中央银行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国家是由中央银行和政府共同公布。公布的内容主要有：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局限，包括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理由；公布通货膨胀目标，不仅包括通货膨胀的目标值及其决定它的依据，而且还包括价格指数、目标期限和目标区的类型；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原因。[6]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济学解释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在人们的理性预期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偏差，在长期看是无效的，货币政策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扰动正常的经济周期，使得经济偏离常态。但许多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且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
1．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信息充分的思想。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终极目标之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正是物价水平的综合体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终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因为它没有中间目标，在它的作用结果中不确定性因素减少。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为例，作为中间目标的货币供应量要实现的目标是多元的且不确定的，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也可能向其反方面作用，造成经济周期的紊乱，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果是明确的。在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之后，货币当局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而且中央银行或政府会定期公布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减少了居民的搜寻经济信息和做出相应判断的成本，从这点来看，它又是有效率的。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更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贯彻实施，也能够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果。
2．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货币中性经济思想。按照货币数量主义的观点，货币中性就是使得货币增长都表现为名义价格的提高上，对真实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供应使得：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换言之，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那种保证货币因素不对经济运行产生任何影响，从而保证市场机制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货币政策。由于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前提下，相当于货币供应增长率与真实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固定关系，在实际经济中利率和汇率水平等一系列因素要不断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通货膨胀不超过设定值，实际上也就是货币增长量与实际经济增长相一致，这是货币中性的一种体现。货币中性是货币政策追求的一种境界，它可以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这一点也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许多相同的市场经济特征，如中央银行具有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等。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主要有：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7]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求相当高。首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上要具有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对通货膨胀的预测，独立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道义劝告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市场干预和调节，引导社会公众预期，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公开设定的区间。其次，中央银行应摆脱“财政控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受财政政策的支配或者制约，否则，大量的、持续的财政赤字将加大通胀压力，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在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并迫使中央银行采用高通胀率的货币政策。当然，基于银行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防止政府实施金融压制，对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来说，还要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
2．货币政策的高度透明度。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无一例外的具有很高的透明度。透明度是公众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否达到既定目标的信息基础，目的在于使公众了解并相信央行的政策意图。[8]货币政策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能够使公众获得更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信息，提高市场潜在的效率。同时，透明度也使得中央银行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其在做出决策并执行时更有责任感，尤其在中央银行被赋予很高的独立性的时候。
3．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率变动是货币政策变动的信号。从理论上说，利率具有及时性、可测性和可控性的特点，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下，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受利率波动而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总需求水平，最终导致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变化。[9]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反映出来，其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经济的运动状态。从以上各国实践历程中可以看到，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工具，真正成为了市场需求和投资、消费决策的主要参考指标，市场化的利率在调控经济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浮动汇率制。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固定汇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为了确保汇率目标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进行外汇干预，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进而对价格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通过可信而又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达自己优先考虑价格稳定而不是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信息。因此，中央银行实现一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必须在浮动汇率制下。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管理的启示
我国把调控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这种目标下，货币不是中性的，正是这种不是中性在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累积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把M1、M2的增长率定位公开目标，并希望它能够成为抵御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就业率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完善以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的前提下，提高货币供应量是一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选择，因为货币供应量提高会累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这种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按照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的增长表现为真实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和，可是在我国，由于货币传导机制的缘故，后两者加起来小于前者，即一部分货币供应迷失了，货币数量公式变化为：真实经济增长率＋迷失的货币＝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这个公式反映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与此同时，并不是因为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货币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长期使用，已有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货币政策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减弱，而且从现有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到左右为难的阶段――扩张性宏观政策害怕膨胀，紧缩宏观政策害怕通货紧缩。基于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困惑，当前我国能不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呢？笔者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暂时还不符合我国国情。在我国中央银行还不具备独立性、利率的决定还没有市场化、汇率还是属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金融抑制现象普遍存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还未完成、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灵等情况下，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其应用条件分析可知，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如果盲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造成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
但是从目前许多国家实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成功的实践来看，这种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而实际上，这四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因此，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侧重点不同的宏观政策目标。如，目前我国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的比例较高，就业压力很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可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首选目标，其余目标可做为兼顾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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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ul R Masson， Miguel A Savastano， Sunil Sharma．通货膨胀目标法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框架吗[J]．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1998，（3）．
[7] 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1，（7）．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通货膨胀；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103-02
1文献综述
在恒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中，消费者的当期消费受到全部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预期收入的影响，房价波动意味着恒久收入的变化，恒久收入的变化必将导致消费需求的变动，并集中反应到通货膨胀率上。但是，我国衡量通货膨胀率水平的重要指标CPI中并没有反应资产价格，因此有关房地产价格水平的波动是否会引起CPI变动就成为了中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在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CPI屡创新高的情况下，研究我国房地产价格水平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也就非常必要。王维安等（2005）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发现房地产预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建议把房地产价格水平纳入CPI；而黄平（2006）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很小，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大幅度变化对CPI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不需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
对于房地产价格水平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学术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结论。本文将在总结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1年第1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2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研究
2.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着重研究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以此来确定是否应该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体系。本文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RPI）来代表房地产的价格水平，用CPI来反映通货膨胀率水平。本文选取2001年第1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本文把CPI的月度数据用算术平均法转化为季度数据。RPI和CPI均是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同比数据。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CPI和RPI这两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nCPI和lnRPI。
2.2单位根检验
我们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lnCPI和lnRPI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在这个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0.3823）是负的，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整机制，表明着上一季度的非均衡误差以38.23%的调整力度率对当前的季度做出反向修正。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可以分为短期波动的影响和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两部分，短期波动由各变量的差分得到反映，长期均衡可以从协整方程中得到反映。
基于上面的实证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RPI与CP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在长期，RPI每增加百分之一就会引起CPI上涨0.6886个百分点。这说明房地产价格水平的上涨对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有推动作用。从短期来看，上一期的非均衡误差将以38.23%的调整力度对当期CPI的波动做出修正，这种修正的力度较大，能够保证CPI与RPI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2.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房价水平波动与CP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并不意味着房价的波动在短期内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为此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我们根据AIC准则选择了适宜的滞后期数。检验结果见表3。
表3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F统计量概率值结论lnCPI不是lnRPI的短期原因2.26680.1191接受lnRPI不是lnCPI的短期原因9.82170.0004拒绝lnCPI不是lnRPI的长期原因2.55150.0527拒绝lnRPI不是lnCPI的长期原因3.87910.0101拒绝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在长期内房地产价格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是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短期内房地产价格水平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而通货膨胀率不是房地产价格水平的格兰杰原因。
3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房地产价格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这一关系是正向的，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升高会导致即期和未来的一般物价水平上升。这说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用”大于“替代效应”，而且房地产价格也包含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具有重大意义。这可以解释为：随着居民财富的增加以及拥有住房的家庭不断增多，虽然住房方面的消费在居民消费中仍占有较大的份额，但住房消费对其他商品的消费挤出效应正在减小，而拥有住房的家庭的增多使得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更加明显。
是否要把房地产价格水平纳入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中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呢？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应该对房地产价格水平给予充分的重视，无论对即期通货膨胀率的控制还是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测都不能忽视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变化。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在“钉住”传统CPI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水平变化，加强对房地产价格水平的监测和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判断，提防通货膨胀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央行应该使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变得通畅、实现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良性互动，从而使货币政策制定者及时正确的应对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以及房价在高位下滑所带来的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通过对房价的有效监控达到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王维安，贺聪.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J].财经研究，2005，（12）.
[2]黄平.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06，（6）.
关键词 通胀保护国债（TIPS） 物价连动国债 年金投资
物价连动债券，指发行债券的利率设计和某一专门的产品的价格相联系，比如石油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就可以和石油的价格相连动，不但能让投资者分享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而且利息的支付可以很好地和公司的收益情况联系起来，从而使发债公司在利息偿付上风险不大。再比如电力公司债券可以和电价相关联；钢铁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可以和钢的价格联系起来等。而本文所探讨的物价连动国债，专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动债券。
从国际上来看，物价连动债券最早出现在一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如巴西、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国在1981年、美国在1997年也开始发行这种国债。现在，这两个国家此类国债的总发行额，已经占到全世界总发行额的80％。
在发行之前的1996年，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把这类产品称之为“通胀保护国债”（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ion security，TIPS），在1997年1月正式发行后，又使用“通胀指数国债”（treasury inflation-indexed security，TIIS）这个名称。不过，市场参与者仍喜欢使用TIPS来称呼它。其他类似的称呼还有好几种。本文使用“物价连动国债”这个术语，主要原因有：一是这种债券随物价指数而波动，收益随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增加，也可能会随通货紧缩的发生而减少。因此，称之为“通胀保护”，就有失偏颇；二、物价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膨胀，后者不是随时发生的，但是物价却是随时在变动的。用“物价变动”，更能代表普遍情况；三是日本发行的类似国债，就称之为“物价连动国债”，这样便于统一、借鉴以及比较。
1 物价连动国债的含义及产生
传统债券的票面额和票息率一般都是固定的，因此，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将会影响债券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如果物价上涨率高于预期，则对债务人（传统债券的发行者）有利，对债权人（传统债券的赎买者或者投资者）不利。
物价连动国债，是一种用来对冲物价上涨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它的一般结构是先按通货膨胀比率来调整债券本金，再按固定的票息率对调整后的本金进行计息。例如，可设10年期物价连动国债的年票息率为3％，物价上涨率为2％，面额单位为100。那么，到了1年后的付息日时，应付票息分成下面两步来计算：第一步，调整本金。调整后的本金＝债券面额×物价上涨比例＝100×1.02＝102；第二步，确定利息。应付利息＝调整后的本金×预定票息率＝102×0.03＝3.06。另外，到了10年期满还本时，应还本金为100×1.0210＝121.9元（假设10年内的物价上涨率均为2％）。
就这样，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它的实际收益率就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使国债的购买者免于通货膨胀风险，并获得稳定的实际收益。
2 物价连动国债的优点
物价连动国债的价值能够随着物价上涨的幅度而调整，这样，即使物价上涨，也不会损害该国债的内在价值（或者购买力）。根据国外的经验来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还基于以下考虑。
2.1 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
对于传统国债的购买者来讲，他们将获得的实际收益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变化。国债的购买者将因为这种实际收益率的不稳定（也就是风险）而要求得到一种风险补偿，也即要求提高国债的利息或者赎回价值。这部分补偿被称为通货膨胀风险金，它的存在增加了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而如果政府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由于国债购买者无须承担通货膨胀风险，政府就无须支付通货膨胀风险金，从而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Campbell and Shiller实证研究表明，通货膨胀风险补偿溢价在0.5％～1％之间。Sack and Elsasser研究指出，美国财政部1997年发行的三只TIPS节省了债务成本约12亿美元。
2.2 物价连动国债提供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通胀的预测对投资者和宏观决策层都具有十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投资者需要对其投资的真实收益有一个合理的判断，而宏观调控部门则需要一个准确的途径及时了解市场的通胀预期以提高通货膨胀控制政策的有效性。当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为中立型，并且国债在市场上流动性很强时，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就等于传统国债收益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即预期通货膨胀率＝传统国债收益率－物价连动国债收益率。
如果发行多种到期日（例如3年、5年、10年、15年……）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并对市场中相同时间跨度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进行对比，则可获得市场对将来不同时间跨度的通货膨胀率预期，这种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通过其它途径难以得到的。当然，由于税收以及流通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将使得这种普通国债与物价连动国债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化。但是，对于决策部门来讲，这种比较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政府可以据此对通货膨胀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
2.3 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有助于建立并发展一个长期的债券市场
人们对将来通货膨胀不确定的担心程度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使得发行长期普通债券的成本非常高。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长期的债券市场就更难以建立。而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将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智利、墨西哥和波兰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的目的就在于此。
2.4 物价连动国债的发行将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并将促进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物价连动国债对于养老基金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在养老保险中，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优点是无通货膨胀之忧，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这种代际抚养的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财政不堪负担，宣告了现收现付制的失败。而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基金积累制有抵御人口老龄化的优点，但是它的最大问题是保值增值问题。基金只有保值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基金只有增值才能显示出积累制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物价连动国债，就为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投资渠道。
原先在谈到养老金投资中用来对冲物价上涨因素的工具时，一般都考虑股票。但是，有研究指出，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仅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股票并不是一种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理想保值品。也就是说，当通货膨胀上升，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不能完全根据通货膨胀的变化做出一一对应的调整时，股票的实际收益最终下降，股票将不能给投资者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国外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从过去30年（1975年1月～2003年12月）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没有很强的正的相关性。
2.5 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按一般的投资组合理论，构成组合的投资品种间相关性越小，则越有利于组合的安全。而通过研究发现，物价连动国债与传统金融资产的相关性很低。因此，投资者把物价连动国债纳入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与其它的金融资产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3 物价连动国债的问题
除了上述的优点之外，物价连动国债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3.1 物价连动国债的“时滞”问题
在计算物价连动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时，要用到物价指数。而价格指数的统计与计算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使得物价连动国债所能采用的价格指数稍稍有点儿“过期”，即产生了“时滞”。时滞现象将影响物价连动国债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时滞越严重，这种能力越弱。
3.2 名义税收制度会影响物价连动国债的市场吸引力
物价连动国债的功能之一是使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这个功能要受到税收制度的影响。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人们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如果税收制度建立在名义收入基础之上，这部分收入就要征税。这样，在出现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多交税；在出现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少交税。目前，我国的税收还没有与通货膨胀关联起来，对于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那么，物价连动国债的购买者仍将承担一部分通货膨胀风险，这将降低物价连动国债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到物价连动国债的顺利发行。
3.3 与传统国债相比，物价连动国债的流动性稍差一点
其主要原因在于，物价连动国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以长期持有为目的的年金基金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它们是为了对冲将来物价上升的风险，才购买此类国债的，而不是为了投机目的。因此，在流通市场上的交易量就小得多。我国现在虽然还未发行此类国债，但是由于它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无疑是它的最重要投资者，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流动性差这个问题。
4 我国债券市场引入物价连动国债的思考
目前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还不很合理，我国在以往几年的国债发行中，期限多以3年左右的债券为主，中长期国债品种十分缺乏。而物价连动国债的期限一般比较长，最高为30年。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很好地促进我国国债期限结构的完善，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的压力。
随着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它们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但是它们对安全性要求较高，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是符合它们投资标准的一种理想对象。
另外，物价连动国债还可以帮助我国中央银行等经济部门和投资者更好的预测未来通货膨胀水平，使债券市场利率水平更加合理。我国适时推出物价连动国债，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泰勒规则；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一个中介指标，是西方国家评价货币政策效果时的首选中介目标，然而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由于经济制度环境的缺陷，泰勒规则目前并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J.泰勒教授于1993年提出的著名理论。他通过7个工业国家数据的模拟分析,发现利率规则最有利于央行保持产出与物价稳定,其中利率规则是指根据产出和物价水平与设定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来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规则,具体用公式表示为:
it=r+πt+0.5yt+0.5(πt-π*)
其中，it为联邦基金利率，r为实际均衡利率(泰勒教授根据美国资料设定为2%)，πt为平均通货膨胀率(本季度与前三个季度通胀率的平均值)，yt为实际总产出缺口，以100(Y-Y*)/Y*表示，其中Y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而Y*为潜在产出(按照2.2%的年增长率增长的潜在GDP)，π*为设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值(泰勒教授设定为2%)。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中介目标，泰勒认为它的政策含义是：实际均衡利率为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为了保持实际均衡利率的稳定，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果实际产出增长率超出潜在产出水平，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或者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时，也就是说，当存在着GDP的缺口及通货膨胀缺口时，实际利率就会偏离实际均衡利率，此时，中央银行就应当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名义利率从而使实际利率恢复和保持在实际均衡水平，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泰勒规则货币政策操作实际上遵循着双重规则――“稳定货币增长规则”和“泰勒规则”，而且是将所有变数归入真实利率指标来考虑的宏观货币政策。
二、泰勒规则作为中介指标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从1993年开绐,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开始加息。活期存款从2.16%上升到3.155%；定期1年从9.18%上升到10.98%,定期5年从12.06%上升到13.86%，一直持续到1996年5月1日。实际上，从1996年的下半年开始，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又开始逐渐地出现。央行也意识到通货紧缩的影响，实行了降息，在两年的时间里连续降息6次，活期存款下降到1.44%,定期1年下降到3.78%，定期5年下降到4.5%，到2002年，活期为0.72%，定期1年为1.98%，定期五年为2.79%，再加上储蓄存款的个人所得税，实际利率更低。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是对国民经济通货紧缩的理论说明。为了使经济走出低迷，从199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在2002年坚持扩大财政政策的同时适度强化了货币政策扩张，在2003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2004年以后，我国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通货膨胀；央行以提高利率的方式，试图控制通货膨胀，可是从2006年8月到2007年9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央行已经连续5次提高利率，通货膨胀却没有降低，目前的利率已经接近1998年的利率水平。以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受到严重的制约，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理论值得令人商榷。同时，近15年来，我国以发行国债的方式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近15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情况如下：
以1998年为界限，1998年发行了3808.7亿元，呈现出一个较大的转折点，以后呈线性一直上升，我国经济的增长不得不依靠财政政策。
货币供给量作为央行调控的中间目标，便于央行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动性。我国于1993年正式提出了货币供应量，1996年公开了市场变动并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稳定，使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从1994年的34.5%下降到了1997年的17.3%，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从1997年以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一直在15%的水平波动，2001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开始上升，到2003年为19.58%。但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一些行业泡沫的产生，使局部通货膨胀又开始出现，同时财政政策的扩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影响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这使得央行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控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和兼顾各方的利益。针对这些情况，2003年的下半年央行为了压缩信贷量的过度增长，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力度,然而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减弱,2003年9月21日央行被迫将存款准备金从6%提高到7%。加之GDP的增长需求更多的货币投入,这使得我国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从1997年的1.22上升到2003年的1.89，成为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之后虽然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在2006年年底，仍然高达1.65，依旧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中，既有通货紧缩的阴影，又有通货膨胀的苗头（2004，、王文波），货币政策的扩张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而货币政策的收缩会导致通货紧缩的经济困境。
有关利率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实证分析认为,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中介指标,中国货币政策应当提高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程度,由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转变为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可是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影响,经济对利率的弹性较低而不得不依靠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和有关利率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应用得出了相反的结果,产生了我国有关利率的理论研究的悖论。
实际上，经济不能形成内在自主增长机制，是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失灵、经济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国有企业占用了70%的银行信贷，而工业增加值仅占增加总额的不到1/3，民营经济对经济的增长贡献占60%以上，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比例不到1/3。私人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适应的弹性较小，导致了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有限性，也是利率悖论出现理论与实际不相符的结果。因此，我国应加快私人产权制度的培育，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宏观调控提供诚信的产权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郑超愚.2003―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62.
[2],王文波.2003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及2004年展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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