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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形成特点
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提出有着明显的实践背景。2005年6月，在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给予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优先权。随后，浦东新区陆续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成立货币经纪公司、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性政府、建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改革试点项目。2006年5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结合、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相结合，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通过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随后，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改革与创新、设立东疆保税港区、加大土地管理改革等方面积极展开了改革论证及其实践，并设计了内容广泛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国内其他一些地区也自行提出了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伴随这一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改革实践的进行，特别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正式提出，理论界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理论探讨。最初做出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的论文为《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后陆续有一批论文公开发表。上海、天津、深圳还就此召开了专门研讨会。综合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些特点。一是研究方向的针对性；二是研究路径的实践性；三是研究内容的高层性；四是研究成果的阵地性。上述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表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改革理论发展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新课题。
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价值
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做出理论探讨，并对这种理论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其理论价值在于，既对推进深圳、浦东、滨海新区等地区发展及其深化改革开放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更对推动我国改革与建没理论向纵深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得到升华。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什么方法或步骤问题，一直存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就发生过“一揽子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争论。“一揽子改革”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零敲碎打的改革无法打破原有旧体制机构，一旦新体制在执行中发生问题，旧体制会随时取而代之。另外，“渐进式改革”会带来“双重交通规则问题”。这种新旧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及产生的摩擦，会使新体制的运行原则难以长存，使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欧经济学一些代表者的见解。我国许多经济学家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证了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实践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无法求得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从而走上了渐进式道路。这种方式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承受程度相吻合，减轻了改革的阻力，推动我国在20多年实践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正如“一揽子改革”论所提出的，渐进式改革的确有不少局限性。改革的渐进性意味着推行单项改革占突出位置。这种缺乏统筹安排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少风险和后遗症。我国2005年发生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一揽子改革”论尽管也有局限性，但其精神实质是要求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应同步配套，当然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环境与条件。从现阶段看，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已要求我国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革时期，涉及面之广、部署力度之大是空前的。特别是我国即将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改革不仅要面对自身国情，也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深入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因此，实施综合配套改革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是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这种改革理念不仅顺应了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而且是在新形势下对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提升和完善。就此方面所进行的理论研讨，无疑会极大地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2.使我国综合体制改革理论得到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决定了全面迅速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理论。首先，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转变经济体制来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变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这种领域更为宽广、目标更为远大的实践做出深层次理论探讨，将会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的全面创新。特别是改革由单项分进转为整体设计与推进时，更会为理论前进提供更大的需求与动力。其次，即使单方面的改革由单项实施转变为综合配套进行，也将推动各领域的改革实践及其理论取得新进展。如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将在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保税港区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探索，这必将促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更加深入与全面。再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大优势在于改革的先试先行，局部试验的某种简便性有利于较快总结出经验，通过解剖麻雀而提炼出的理性认识可再用于指导全局实践，这必然对我国整体体制改革理论的推进起到先导和加速作用。
3.使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更加丰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理论框架中，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才能有利于做到民主法制更加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加速建设，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以说，解决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无不与加快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息相关。因此，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为重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自身的实践，会积淀出独特的理论，支撑和谐社会建设，充实和谐社会建设理论。
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特征
对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新生事物，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国家职能部门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界结合各地实践对其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探讨，各抒己见。我认为，给出概念并统一认识尚非当务之急，从实际出发弄清特征却是理论研讨的突出任务。这将有利于深刻把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和主要任务，为各个区域确定建设目标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
认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征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有的同志指出，特征在于改革在广度、深度、路径方面不同。有的同志认为，特征在于关注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协调性。这些分析看问题角度不同，都是很有道理的，使人深受启发。但是我觉得，全面把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特征，既要与以往的改革比较，也要看到未来、着眼阶段性。就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言，改革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推出重大改革特别是综合配套性改革要进行区域性先期试验也是有依据和需要长期坚持的；现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国的综合配套改革及其试验区具有长存性。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概括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长期特征，可以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突出任务，明确一定时期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性特征。就此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1.从改革的阶段背景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顺应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完善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很重，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之后，要在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土地管理方式、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众多方面继续迈出有力步伐。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时期。以往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是和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今后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大步，体制改革必须服务于推动向集约型增长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探索出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为矛盾突显期，我国已就此规定了至2020年的构建目标与主要任务，改革要特别体现这一重任的要求。
2.从改革的综合性看：顺应现阶段要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行的改革必须具有扩展性和全面性。改革的举措不能再局限于单个领域或单一方案。一方面，将改革由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上层建筑领域。当前要注重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并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制社会，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及其机制。另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内部改革也要体现全面性。如经济体制改革在现阶段就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解决突出经济社会矛盾的需要，注重推进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与耕地保护制度、保税港区的海关特殊监管管理体制、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关键词：失业 界定 特征 成因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失业现象已经成为当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今后我们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面临着失业所形成的压力，为此，探讨和研究我国的失业现状和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失业现状的分析和认识
关于失业的理论界定和统计标准
对失业及其范围作规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由此而统计出的失业数量和失业率以及所反映出的就业状况是政府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失业衡量体系和统计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国际间的横向比较和研究，从而也有利于借鉴和学习世界发达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的经验和方法。
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大多从失业者的角度对失业状态进行界定。失业者在统计时被确定为“有劳动能力，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在这里，“有劳动能力”和“正在寻找工作”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具体的情况不同，对这两个问题的界定也各有差异，从而导致被认定的失业范围和失业率也就不同。以美国为例，规定16-65岁为劳动年龄，凡在这个年龄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下列情况下被认定为失业：新加入劳动队伍第一次寻找工作，或者重新加入劳动队伍正在寻找工作达4周以上的人。为了寻找工作而离职，在找工作期间作为失业者登记注册的人。被暂时辞退并等待重返工作岗位而连续7天未得到工资的人。被企业解雇而且无法回到原工作岗位的人，即非自愿失业者。国际劳工组织将失业人员定义为：在一定年龄以上，在调查统计的一定时间范围内没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规定，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目前无工作（非农业户口），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包括就业前失去工作的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中未实现就业人员。
分析和对照上述关于失业的定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对失业的界定与国际通行的方法以及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中国对失业人口的统计口径偏小，没有将下面两类人员列入失业范畴：一类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对失业人员的统计仅限定在持有城镇户口的人口中，从而将目前存在而且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除在失业队伍之外；另一类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所特有的下岗人员。虽然这两部分人员是否属于失业，是否应该统计在失业人口之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争论，但这些人口绝大部分没有就业、没有工作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统计的标准和方法上的问题，对失业人口统计的结果也与人们一般的理解和感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失业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和采纳世界通行的失业统计方法，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我们的失业状况，才能够有利于我们的正确决策。否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统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目前的失业状况
国家统计局200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0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8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如果仅从上述数字来看，目前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不算严重。600多万的失业人员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9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国来说并不算多，3.6%的失业率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相当低的。但考虑到我们上面所讲的统计标准和方法上的偏差，实际存在的失业问题比数字所显示出来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鉴于中国目前的特别情况，在政府公开的失业统计之外，分析、研究失业状况还必须注意到如下的因素：
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 随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中科技投入量的增加，可耕地面积的减少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为4.2亩，但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可耕种土地约有8亩，这就意味着中国农村中约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一数字和由国家计委主持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中指出的1.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相吻合，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十五”期间我国农村中估计每年还要新增500-600万人的剩余劳动力。
下岗职工 下岗职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特指那些在企业无工作岗位3个月以上，但尚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继续从原企业领取低于工资的生活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且未在社会上有其职业的人员。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问卷调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推测，目前下岗职工中，约有75%需要就业，这部分下岗职工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依此计算，中国目前的1300多万下岗职工中，约有1000万左右属于失业人员。
没有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而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由于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普遍淡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工作的人员，并没有进行失业登记，这就造成实际的失业人数和登记的失业人数之间有一定的差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1996年、1997年调查的失业人数与登记的失业人数之差分别为262.2万人和410万人，由此造成的可能的登记遗漏占登记失业率的比重分别为47.4%和71.9%。依此，1996年、1997年中国城镇公开登记的失业率则分别由3%和3.1%扩大到4.40%和5.33%。由此看来，由于中国国情，没有登记的失业人员数量相当可观。
隐蔽性失业 隐蔽性失业是指表面上虽然有工作，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没有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即有“职”无“工”的人，当经济中减少就业人员而产量并没有下降时，就可以认为经济中存在着隐蔽性失业。隐蔽性失业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通常与较低的经济效率联系在一起。据测算，我国社会存在的隐蔽性失业超过2000万人。
综合上述因素，中国社会目前实际的失业状况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严重的多，应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济理论界应该加强对中国失业问题的全面研究，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降低失业率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当前的失业特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就业中的深层次矛盾日渐突现。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相比较，既有共同的特征和原因，又有由于中国国情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性因素，分析中国失业的特征有利于我们对当前失业问题的正确判断和理性把握。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以下特点：
城镇中的隐蔽性失业进一步公开化
在我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广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形成了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人员。一方面，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存在是由于中国不合理的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庞大的隐蔽性失业队伍的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劳动效率低下，组织中纪律涣散、人浮于事，大量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社会成员间不良情绪互相感染，产生了诸多不良的消极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的作用，这部分隐蔽性的失业将不断公开化，沉积在内部的大量冗员进一步释放出来。
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还将会继续增加，急需转移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内，中国社会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会是漫长的。目前农业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5%左右，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这些人急需转移，但目前社会上适应这部分劳动力的工作却非常有限，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游荡于社会之中，这些人迫于生计多从事一些季节性、临时性或者那些较高素质的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对社会经济的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潜在性威胁。加之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这部分失业人员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据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农村中20岁以下的人对这种现实的接受程度要远小于他们的兄长和父辈。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形成了大量的下岗人员，生活困难、再就业难度大
据统计，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仅300万，1996年上升到891万，1992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分流及下岗职工总计1274万人，占当年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7%。1996年底，全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比例下降到仅为26%，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的仅1.8%，职工人均年生活费为925元。平均每月领取生活费77元，其中国有企业90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47元。全国共有22个地区人均生活费低于100元。
失业人群中普遍素质较低
失业人群大多缺乏专业技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就业观念落后，“等、靠、要”的隋性思想严重，再就业难度大。
结构性失业特征明显
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的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失业。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一时难以改变其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性别结构，从而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即一方面存在着有工作而无人作的“空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有人无工作的“失业”，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克服。
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失业的成因有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既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性因素的失业，也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性因素的失业，还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过渡性因素的失业。既有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失业，又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形成的失业，但总来说，体制性因素是中国目前失业的主要原因。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历史性遗留原因所形成的失业
错误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实施了鼓励生肓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79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0%。养活大量的新增人口消耗了大量的国民收入，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后来纠正了错误的人口政策，但就业压力在短期内难以缓解。
“全面就业”的就业政策造成了企事业单位的大量冗员 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实行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和统一管理的制度，大部分的劳动力通过行政干预和统配的方式实现就业。计划型的就业政策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高的就业率，形成了“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现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的取向，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然会使大量的业已存在的冗员释放出来，形成新的失业。
“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限制了就业数量 我国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产业政策上重视重工业、重视生产资料的生产，忽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产生结构重型化的道路。
重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生，资本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力能力差，等量资本投资于重工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要远小于投资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
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堵塞了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在所有制结构上片面追求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限制、排斥甚至是禁止其它经济成份的发展，从而使劳动力就业渠道极为单一，造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同时人为地制造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分，更加剧了就业渠道的单一和阻塞。
单纯的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由此带来的虚假就业及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都必然在改革的过程中反映出来。历史的失误造成我们今天发展的代价和改革的成本。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形成的失业
体制性冗员在改革中释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打破传统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旧体制下形成的冗员必须在新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释放出来。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断推进，客观上要求企业和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行为符合并适应市场化原则。广大企业，特别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将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化原则自主选择、独立决策，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推广，一方面使许多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或濒临于破产，这些企业的裁员以及按照劳动合同正常的解聘的职工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用工自的落实，使企业中长期以来通过行政手段安置的大量的富裕人员受到排挤和向社会的释放。特别是对国有企业“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政策的推广，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培育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运作，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一些不适宜的生产要素将不断地从原有的统包统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劳动用工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冗员、债务和企业承担大量的社会性职能成为企业深化改革的最主要的体制性因素，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
上述分析说明我国当前的失业和下岗职工之所以不断增加，从根本上来说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突现，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内部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调整。“精减、高效”是纳税人对政府职能管理体制的要求，“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职能管理改革的方向。在这个转变和调整过程中，也将会产生相当一部分的富裕人员，需要分流。
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必然会不断调整和优化，特别是我国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变型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会加快，我国当前有相当部分的失业人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由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大部分的产业领域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缩减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成为新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一些传统的落后产业不断萎缩，甚至被淘汰，新兴的产业不断涌现，结构性失业人数还将不断增加。
中国的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对中国现阶段的失业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把握其特征，找到产生的成因，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
参考资料：
1.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版
坚持改革:
原因：我国现阶段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
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内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的改革。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务的形势，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大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正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基础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场取向”不够这一原因，产生了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我国经济在迈上新台阶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拓宽改革攻坚的层面，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成就伟大，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趋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减少的同时仍有相当数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显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视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
三是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配套的诸多新课题，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
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历史台阶后的新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所依据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30年改革所集中针对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因此，转轨取得初步成功后，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就必然成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建立科学发展观体制保障为重要内容，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呼唤的。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改革开放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实际上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解决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这两个方面，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经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转折。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完善体制是继续完成“市场取向”为基础的“完善”，也包括更广泛和深刻的新内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决“更好”的问题，就是“完善”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改革发展协调性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与重视民生的配套性问题；更好地在体制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国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带有很大的初兴特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通过“完善”体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解决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好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问题，更好地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实现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为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连续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场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场取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继往开来的连续性。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决不能离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贯通改革开放过程的体制性基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实现协调统筹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注重民生为重点的多方面制度创新。这些向纵深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协调进行的。仅靠市场机制，固然不可能自发实现科学发展，还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但离开了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学发展。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基础性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环节仍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来推进。已经实现市场机制的部位，进一步完善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类微观主体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市场封锁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必须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协调，而不能离开这一取向。这就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是承继的、连续的，又是适应发展新时期向深度广度的拓展。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拓展和强调的新内容很丰富，其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二是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下对四个层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二、更加重视市场基础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发展观、市场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问题，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动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带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驾驭其“自发作用”，将会对社会效益与公平正义价值产生冲击，这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和工业化加速期相交汇的阶段，可能助推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产生积累。为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高度重视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建设，重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视公平，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重视公共服务行业社会效益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
围绕“重民生”为重点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交汇的改革，也是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民生领域的体制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关联的，不可能离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要靠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动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说，解决民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在这方面的改革，不仅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发展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就业制度创新、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文化体制创新、安居工程建设、直到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要重视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观，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与初次分配制度的关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调节的主要领域，是以公平性调节为原则的，当然调节的深度以不损害效益机制为限，我国目前仍有进一步加大调节力度的余地。在我国现阶段，完全依赖再次分配调节是难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伴随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城乡范围到位的保障调节。在这个历史阶段，分配体制的改革必须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实际上，群众对分配意见的直接感受也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次分配领域还是要确保效率优先，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须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规范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协调，要考虑分类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关注点，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农业、农民补贴，同时，适时研究农产品价格调控体制，稳定农资产品价格，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
要高度重视就业制度创新。就业既是经济层面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人文层面的事，体现社会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巨大压力的实际考虑，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仅靠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就难以支撑社会和谐与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既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利于带动就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既是长期压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当前现实压力，决不能因其长期性而忽视当前。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定问题，不能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指标，而应当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真正解决不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促进就业还要研究新思路。对产业工人、包括进城务工者，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加强劳动保护；对某些产业，包括内外资，可否根据产业特征给予劳动力数量的适当外在调控。该破产、该下岗、该裁员的当然还要进行，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应当扶持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教育、转业培训。就内外需就业结构看，我国在就业压力下，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支持了超常规的低价格出口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扩大农民工队伍就业状态，但这部分就业的过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为相当的国内需求，制约了与经济增长相应的国内需求增长，反过来也会制约内需性就业增长，这是需要与扩大内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新时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不够，突出体现在政府性资金直接投资项目数额偏大，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确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现阶段实际，对社会保障寄予脱离现阶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的口号，这同样是有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特别要更加重视城市低收入和低就业家庭，更加关注农村社保体系的启动建设。二是对养老医疗保障加大统筹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统筹层次，养老统筹到省，医疗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迁移所必需的社保转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转移方面加强协调支持和监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这里的投入并不能对应产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责
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生存型发展的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其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在体制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键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矛盾。不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国在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下，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于解决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问题。对此，我国已经启动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出台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决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发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的，大量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需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特征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新时期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时期是一体互动的。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着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但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如果仅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一些权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导的老路，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重点是要重视市场的约束机制建设。市场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激励导向机制、约束限制机制。两个机制都健全，才能构成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仅理解为激励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建设，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没有市场约束机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过去我们花费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不理想，问题在于体制、机制的角度研究不够。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例如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未形成、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财税体制不健全等重要问题，要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强市场主体自身的各项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内在约束机制。市场本身就有约束机制，但还要通过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机制的健全才可以实现。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加强市场秩序与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政府“经济调节”也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日趋突出等，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动解决，这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须健全符合需要的经济调节制度。实际中，对部分高耗能行业投资过热、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方面的调控办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这也是基于当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基于市场调节，又不放任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所谓带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即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对某些重要环节按产业导向意图设置制度性调节机制。一要探讨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解决资源浪费无节制问题，税费的办法、处罚的办法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础还是要建立资源产权制度，使资源形成产权约束。我国的矿产资源、城市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资源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尽可能在市场基础上设置经济调节的制度性节点。减排要探讨设立排污费用制度，排污必须列入企业成本，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节能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建立有效的价格分摊制度等等；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仅靠计划、项目、处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规范土地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使用和流转办法。
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工业化已经推动并形成强大的城镇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体制没有相应转变，城镇化又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6157万，占总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如果减去1.5亿经常性进城务工农民，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变为30％。这一数据距离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88.3％的工业化参照数据相差甚远。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城镇化空间，但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顺畅地释放出来，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是―个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问题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除，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延续，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某项体制变革来即刻改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已经滞后，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经济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户等重要体制上，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从人口构成看，如果只看三次产业产值，我国第一产业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城市的工业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但这部分工业对城镇化作用较小。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复杂局
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会抵消我们提高农民收入的种种愿望和努力，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现金收入之比逐年扩大，1985年为1.8倍，2007年扩大到3.32倍。近年我国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未能改变。这些说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进程必须逐步展开。既要反对不顾生产发展条件，把改变二元结构和城乡关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互动的阶段。有的体制已经具备了先行先试、局部展开的要求和条件。只有深化改革，适时出台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城乡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包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发展要融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必须得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城乡一体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探索适应市场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面很广，必须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进行探索，把握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
农村生产方式也已经蕴含深刻变革。有条件的地方正在促进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没有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不可能解放已经离土的农民，也就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很多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从“有条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条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离土的权利置换、并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孤立运行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了，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已到了非重视制度创新不可的时候。包括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宅基地确权与农民进城后的流转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确实要保护耕地总量、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也要在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相衔接方面积极探索，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基本内容是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只有让进城务工农民逐步转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种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转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农民工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但身份转化的工作也应当逐步推进。
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城市化、城镇化管理机制。目前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多元目标之间缺少统筹。例如空间布局问题，应当统筹我国主导各类空间布局的规划和法律体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功能区设计为主导，加入城镇化布局的考虑，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也要在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统筹考虑，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统筹协调。
五、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会自律、基层自治机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触及，但并未提高到战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务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把自律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社会体制，也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体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就必然会过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终也就难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运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及时解决化解的矛盾，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时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法制的基础上由社会自身调节矛盾利益。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发展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是必然的选择。
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转轨，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当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观调控的配套等等，但这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就不能顺畅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使很多本应在市场基础上由社会自律协调解决的问题维系于政府的干预，也必然不能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重要改革领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体制更具有基础性的改革。不要以为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只存在于社会领域，它的基础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比如现在推出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四个分开”，“四个分开”显然是必要的，但实际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关系上缺少更为基础的前提，就是把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摆上更前置的位置。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把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协调解决的事项移交给中介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否已经具备条件，需要实现政事分开的中介组织目前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没有改革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收费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来越依重收费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境地，这反过来，则严重扰乱了国家岁入制度重构的进程。同时，各种形式的收费又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扰乱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素，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主权。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主权，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 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 1999年第1期
中国经济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很大提高。
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严峻挑战。
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CEO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他平均每天花公款人民币4万元用于个人享受。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这样。
近年来有种倾向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可“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是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人员)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收入水平不高。靠投资拉动的增只能使资本收入增，而资本收入增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是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只能造成国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增。第二部分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其份额增加，也只能使极富的人收入增加。
经济价值。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的直接作用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市场经济所包含的改革、自由、平等和竞争等现代性理念的支撑和推动下的发展进程。当前，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无疑需要对这些现代性理念进行深化和具体化，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蕴含这些现代性理念的体制和机制，保证这些现代性理念在经济运行中自觉贯彻和施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其中能够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企业和个体确立主体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性观念，培育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性，从而可以激发起全社会投身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另一方面，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强化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改革意识、大局意识、效能意识等，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进一步推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立和巩固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从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价值。长期以来，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与市场经济要求的自主、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相适应，人们对民主、法治、参与、监督等政治权利的行使要求也日益增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上日程。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以及其他历史原因所致，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还比较淡漠，政治参与能力比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开展公民政治意识教育，培养公民的民主政治观念，提高全社会的政治素质，尤其要高度重视培养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在此基础上，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更为重要的功能，就是要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在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秩序、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做好思想引导、正常宣传、服务保障工作，最终保证国家权能部门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有依据和保障。
文化价值。文化现代化，从其包含要素上看，集中体现在政府和公民思想道德的现代化，尤其是核心价值的现代化；这些理念，还会延展到哲学、法律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等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以人为本、尊重生命、追求公正、实现自由”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的推动。正是由于实践了这些基本价值，我们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世界的尊重。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全社会广泛倡导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培养政府和公民具备现代的思想道德素质，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核心价值的构建。在社会的现代核心价值构建中，既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因素，如孝顺、忠诚、节俭、谦和等，又要坚守在我国社会建设进程中形成的时代精神，如改革、创新、责任、诚信、守法等；同时，还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唯有如此，我们的一切工作才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关键字：第三部门；制度创新；成本效应
一、文献回顾
（一）“第三部门”的定义
“第三部门”这一概念首先由列维特等人于1973年提出，目前学术界关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大多认同“第三部门”是除政府部门和企业以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等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
塞拉蒙认为，“第三部门”有6个基本特征：“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
在中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第三部门”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形式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例如康晓光就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第三部门”。
（二）“第三部门”起源的一般解释
“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主要包括经济背景分析和经济原因分析。经济背景分析是对“第三部门”兴起的经济大环境的研究，经济原因分析是借用经济学工具对其兴起的本质原因进行论述。
西方关于“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由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布罗德（1974）提出的政府失灵理论，该理论通过论证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局限性，从功能上证明“第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不过该理论更多的是说明了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并没有揭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产品或服务只能由“第三部门”提供。在此基础上，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汉斯曼（1980）提出了合约失灵理论，通过分析市场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及“第三部门”的特征（受“不得分配盈利”约束），解释了在市场机制与第三部门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失灵理论和合约失灵理论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问题。而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为什么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第三部门”的结构及分布领域各不相同？于是，学者们又从社会传统文化因素考虑“第三部门”的产生。譬如James （1987）的实证研究证明：荷兰和比利时的文化多样性比较高，所以在他们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条件下，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第三部门。
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大领域。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市民社会”的出现和新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已成为9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孙立平，1992、1994；邓正来，1993、1998；王颖、折小叶，1993；谢维和，1993；王颖，1994；孙炳耀，1994；张静，1998）。并已从理论概念的引入到关注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陈健民、丘海雄，1999；孙立平等，1999），以及从单一的国外经验模式介绍向综合的比较研究分析转向（王绍光，1999）。
从经济学角度看，目前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分析更多的是对其经济背景的分析，如康晓光（1999）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社团是“集权体制松动”的产物；邓胜国（2004）、俞可平（2004）及王绍光（2004）等在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环境的研究中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引发第三部门产生的其中一个环境因素。
对经济原因的分析目前仍处于对西方研究理论的梳理及引进阶段，在研究方式上也大多借用西方的研究方式，重点集中于应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合约失效等经济学理论（郭国庆，1995；谢岳，2000；李勇军、路金亮，2002；谢蕾，2002；张建川，2004）。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国外理论解释中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局限性，并进行了一些探讨，其中田凯（2003）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一文中指出韦斯布罗德的“政府失灵”理论的前提和条件在中国并不适用；康晓光（1999，2004）也撰文指出不能把中国社团的迅猛发展看作是对西方语境里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反应，因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存在民主政治体制。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应用其他经济学理论分析“第三部门”的起源问题，希望能找到适用于中国国情下的“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理论。例如申毅（2003）在《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一文中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解析非营利组织兴起的一般规律；刘霞，张丹（2004）在《经济学与组织学交叉视野下的公民社会》一文中从经济学和组织学的交叉视野，探究其宏观和微观的成因。虽然这些学者尝试用其他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我国“第三部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分析的对象仍是西方社会的“第三部门”，并没有将我国“第三部门”兴起的特殊性考虑在内。
（三）几点评论
西方有关“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解释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最具代表性与普适性，但这些经济理论在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就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市场失灵”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即“第三部门”的产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失灵的一种反应。回顾中国“第三部门”的出现时机，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其计划经济体制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理论上既不允许“第三部门”的存在，也无法提供其存在所需的空间。但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改制过程中，市场关系和所有权的重新确立，使得政府之外的公共领域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具有存在的空间。因此，确切的说，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失灵的反应。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政府的投票决策方式，政府决策往往只是代表了中位选民的意见，而不能满足其它选民的需求。因此，政府提供公共品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出现“政府失灵”。但该理论也是基于一个前提：即代议民主制政府特定的运作逻辑无法满足各阶层选民的需求。这与中国“第三部门”产生的政治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政府失灵更多地是由于集权政治体制引发的政府资源配置、社会治理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失灵，而不是投票决策方式导致的失灵。因此，与西方的“政府失灵”认为“第三部门”是对民主政治体制失灵的反应不同，中国“第三部门”是对集权政治体制失灵的反应。
总的来看，虽然我国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西方理论在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仍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小范围修正阶段，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权威的，具有普适性的，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可以很好解释我国“第三部门”起源问题的经济理论。
二、关于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视角看，“第三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由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而制度安排又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因此，对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其兴起的内在原因。本文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找出“第三部门”兴起和发展的经济层面的逻辑和意义，从而为“第三部门”的普适性找到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一）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背景
中国“第三部门”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有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些原因发端于集权体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失败。
一方面，通过经济市场化，重构了市场关系和所有权，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变更，其结果是集权体制的松动，产生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为“第三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非秩序化竞争较为明显，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同时，受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的特征发挥得并不显著，这种经济环境也促使“第三部门”的产生。
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看“第三部门”的产生，可以发现其起源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组织几乎同时产生，前者追求的是利润，后者则体现了公益性（或互益性）的努力，并不存在特定的对“市场失灵”反应问题。因此，本文尝试采用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及成本理论来分析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
（二）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制度原因
当原先的制度失灵时，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组织形式便会出现，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希克斯改进。因此，“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在制度层面必然有其特定原因。
与国外“第三部门”大多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我国的“第三部门”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引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第一，从制度变迁的时间看：我国“第三部门”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这一阶段，我国先是坚持计划经济主导模式，政府则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强调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具体表现为集权政治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原有的集权体制模式遭到质疑，市场经济模式倍受推崇，政府开始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逐渐放松对经济干预。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中非秩序化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同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较多，使得市场经济的特征发挥得并不是十分显著，这使得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陷入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尴尬境地，政府关于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并没有得到公民的完全认可。此外，国际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方互动的社会控制和管理机制，从而为通过制度移植来达到社会的最终协调和稳定带来了希望。因此，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基础上，我国的“第三部门”开始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历程。
第二，从制度变迁的空间看：通过体制改革，重构了市场关系和所有权，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变更，其结果是集权体制的松动，产生了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多元利益主体出现；同时，转型过程中由于原有的低效率制度的逐步废除，新制度又尚未完善，出现了严重的制度“双重失落”，即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在转型期间无法涵盖社会管理的所有领域，亦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因此，按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必须具备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的观点，两个领域之外的第三域就存在着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可能和契机，即第三域属于制度变迁的空间。“第三部门”迅速崛起的空间恰好位于存在着制度变迁空间的第三域。因此，从制度变迁的空间看，中国“第三部门”的兴起应该是其准确占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空间的必然结果。
第三，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形式看：我国“第三部门”起源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起源于农村，制的废除与的实行，使得农村中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的核心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作为生产主体的独立经营的农民需要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并且，改制后分散经营的农民也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来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在这种背景与需求下，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下而上的“第三部门”。同时，也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中国家—单位—个人的结构，单位影响力逐渐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一方面，游离于单位制以外的利益主体需要新的组织形式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一个中介性组织来沟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体。可见，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我国“第三部门”的主体形式表现为一种以自我管理为管理方式，以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为组织属性的组织形式。
（三）中国“第三部门”起源的经济原因——成本效应
从微观层面看，“第三部门”兴起和发展于政府和市场之外有其成本效应上的原因。
1.生产成本效应
“第三部门”的基本组织属性——志愿性使其在人力输入上主要依靠志愿劳动力，在物力和财力的输入上主要依靠志愿者、社会捐赠以及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和企业则不同，前者受财政预算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后者受资金约束。在资源输出上，“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大多有特定的目标人群，采用自助方式，既有效节约产品的生产成本和组织资源的消耗，又满足目标人群多元化的需求。因此，“第三部门”的志愿性使得它在资源输入和输出上，具有比政府和企业更低的生产成本。
2.交易成本效应
一方面，与政府体制中单一的权利控制中心和科层制的组织模式相比，“第三部门”自我管理的方式及相对扁平的组织结构减少了组织监督和控制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第三部门”民间性（包括我国“第三部门”的特殊情况——官民两重性）使得“第三部门”更接近基层民众，对基层多元化的需求能作出更快捷的回应，从而降低两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从科斯的交易成本扩大理论出发，可以证明，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第三部门”，虽然增加了订立合约和进行监督的成本，但这些都低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
科斯定理认为企业生产目标的确定减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那么依此思路，企业就具有代替市场机制，节省费用的性质，而与企业相比，“第三部门”特定的组织属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又具有比一般企业更低的交易成本，具体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由于企业需要对其内部生产者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管理成本，从而导致企业存在追加交易费用上升的可能性。而志愿者作为“第三部门”主要的生产者，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公益或互益性），既降低了组织动员的成本，又减少了生产者之间的隐性摩擦和协调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
第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最明显的交易成本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度量产品品质费用。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消费者缺少足够的信息来评估产品的质和量；另一方面，如果产品由企业提供的话，他们很可能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对称关系中所占的优势地位欺骗消费者，谋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产生道德风险。尽管市场的很多方式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但过高的交易费用使得市场和普通企业都很难支付。而“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及其对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能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非营利性的特征使其无须为了增加利润而夸大其产品的内在品质，而对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又使得其非常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认为夸大产品品质而失去诚信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第三部门”可以作为减少和消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度量产品品质费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第三，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效应：由于私人品消费具有竞争性与派他性，因此，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最典型的是对公共品的消费。由于公共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无法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为零。除非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低到能有效地使消费者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共同付款的协议。但这种情况在一个大规模的集团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消费者之间各自应该支付多大份额的价款进行谈判和协商是极其困难的，成本相当高，足以阻止最后协定的形成。布坎南认为可以通过消费者俱乐部来解决这一问题。消费者俱乐部也是“第三部门”（互益性），该组织通过向消费者成员收费的方式，增加消费的排他性，有效解决了公共品的生产问题，并通过准入性收费来克服“搭便车”的拥挤现象。
综上所述，对起源的经济分析有助于理解“第三部门”在中国兴起的特殊的经济环境，即集权体制的失灵，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的降低，市场经济特征的模糊。同时，通过经济原因的分析，了解到“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其兴起和发展在制度层面有其特定原因；而其特定的管理方式、组织属性及组织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成本优势，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印证了“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逻辑和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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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田凯：“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J ］，《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6期。
[论文摘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新的科技革命掀起一场新的革命，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一个长期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全，互联网快速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起到了一定影响。电子商务逐渐向传统的经营模式提出挑战，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新纪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我国加入wto后，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更是尤为突出。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知识经济爆炸的今天，高科技不断充斥着生活的今天，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放眼全球，走在科技的尖端。
互联网时代正在飞速的向前发展，现在已有1．3亿人学会了使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主流的经营模式。电子商务是指对整个贸易活动实现电子化。从涵盖范围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是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从技术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获得数据（共享数据库，电子公告牌）以及自动捕捉数据（条形码）等。电子商务是因特网爆炸式发展的直接产物，是网络技术应用的全新发展方向。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全球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也成为电子商务的内在特征，并使得电子商务大大超越了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它不仅会改变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而且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与结构。
要理解电子经济，首先必须认识到网络是一个新的媒介，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考虑到网络给人们之间的沟通以及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多人认为更多的贸易往来很有可能完全在互联网上实现。可以肯定的说，即使网络即使不是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也至少回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自从新的科技革命开始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受到冲击，面临挑战的同时，也遇到各种机遇。电子商务对于市场经济影响在于：首先，它将会淡化有形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场所的概念和功能。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将改变人们对千百年来对市场的理解和认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有形市场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和地位无疑会淡化，而更加广阔频繁，多样化和实时性的商品网络虚拟交易市场将逐渐兴起和扩大。第二，市场范围会变得更加广阔，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商品交换活动当事人数量的增加，以及交换关系在空间上的扩展。第三，市场交易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电子商务对于传统商品交易活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和革命，在未来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将大量使用包括电子目录，电子广告，电子交易系统，电子邮件，电子合同，电子商品编码，电子报关，电子纳税，电子库存管理，网上交易谈判，电子保险索赔和电子结算等在内的各种电子手段。
同时，对于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也存在着影响。第一，在收集信息上更为便捷。借助于互联网，既能使消费者购买决策更加迅速，果断和趋于理性，同时也可以减少因为搜索这些信息而产生的辛劳和时间。第二，消费者在购买时间和空间的选择上有更大的灵活性。第三，付款方式，由于电子支付使商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之间能够随时随地的使用电子方式支付有关贷款，完成电子交易，作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整个交易过程。第四，消费者将享受到即时周到的销售指导和售后服务，通过网络信息查询和网络沟通方式，消费者杂从选择产品开始到商品购后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可以享受到高标准的销售服务。与传统的销售方式比较，网络服务系统将更加及时，有效，全面地向所有消费者提供各种销售知道和售后服务。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它对企业经营和管理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首先，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使企业面对的市场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市场将面临这样一种趋势：从狭小，传统，有形的小市场逐步走向广阔，现代和无形的大市场。其次，电子商务具有低成本进入市场的特点。第三，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时又对企业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我国目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个方面提高科技含量。但是，目前，我过仍是传统的经营模式占主导地位，这就要求全面提高科技含量和改变人们的普遍传统意识。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市场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电子信息化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轨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主体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在新的时期，中国加入wto的契机结合我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的市场经济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与国际接轨和自己国情相结合，找到真正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更好的在高科技的浪潮下乘风破浪。
参考文献
[1]电子零售时代，（英）亚历克斯·伯奇著，杨哲慧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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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传媒市场大变局，黄升民，周艳主编，中信出版社
[4]南方网，迟福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2002年6月
[5]论文中心，当代经济与科技发展，何祚庥，2003年11月
[6]包头之窗，迎接知识经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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