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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岩溶县 经济发展 因子分析 大资源观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世界上岩溶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国家，岩溶区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岩溶区县(市)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远低于丘陵和平原地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岩溶区和平原区两者的经济发展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相差几十倍的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既不符合实现全面小康对基尼系数的要求，也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相违背。因此，未来实现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主要不在于全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而在于岩溶区的发展态势。
同时，岩溶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人民的脱贫能否实现，也关系到岩溶区生态环境的保护状况。落后的岩溶区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继续毁林开荒，滥用资源，使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在人力资源未开发的前提下，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粗放式的开发利用，势必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造成岩溶县生态环境脆弱、当地居民难于生存、经济难于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从纵向和横向等两个方向上分析广西区各岩溶县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速度，并结合大资源观理论，提出导致岩溶区经济发展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自然与社会因素。
二、广西岩溶县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广西岩溶县经济发展的纵向分析
从总量经济发展速度上看，各岩溶县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相对于解放前，岩溶县经济发展上了几个台阶。建国以来，地处岩溶区的各岩溶县国民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两次生产力大解放已经促使各岩溶县的经济基本上了两个台阶。如属于岩溶区的来宾县（现为来宾市辖区），社会主义改造后，生产力第一次获得了解放，全县经济、特别是支柱产业――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此为第一台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生产力第二次解放。岩溶县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农业生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为第二台阶。
2、广西岩溶县经济发展的横向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县域经济包括各岩溶县经济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多年努力，县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县域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农村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广西岩溶县的县域经济发展仍然还存在很多困难，与全国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1）岩溶县 GDP 增长速度与全国比较。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岩溶县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加快，速度每年基本接近甚至超过了全国水平，2001-2004年岩溶区所取样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国家1.5个百分点以上，增长速度相对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越来越快。这是十分振奋人心的现象。不过从人均来看差距在逐渐增大，1978年各岩溶县人均 GDP为262 元，全国 379元，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69.9%。2000年各岩溶县人均 GDP 为 3291元，全国为 6980元，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8.5%，差距由 1978年的117元扩大到2000年的 3689 元。
（2）岩溶县经济发展水平与广西其他各县比较。为定量分析与广西其他各县相比，岩溶县经济发展的落后程度，本研究拟选用因子分析法，综合多指标，从多角度反应各岩溶县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水平。
①评价指标选择。在选择评价指标时最先想到的是人均GDP这个指标。人均GDP是区域经济成果的表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具有代表性。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单是指经济总量的增加，还表现在产业发展层次的优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为此本文选择了人均GDP、产业结构层次、城镇化水平、农业生产率、工业生产规模等5个指标。
②定量分析方法选择。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广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该方法核心就是通过选出几个主因子即综合因子，然后对其进行因子分析，考察各综合因子与原始指标集的联系和数量关系，从而确定各综合因子的内部结构以及各综合因子的经济含义，之后以每个综合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可以构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评价模型：
③定量分析的结果。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05）》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获得了广西77个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评估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矩阵，我们现在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进行因子分析之后，由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广西各县的综合得分。
根据综合得分及排序，我们将综合评估得分介于0到1之间的区域归为较发达型县域，介于－0.5到0之间的县域归为欠发达型县域，得分小于－0.5的归为贫困型县域集团。
表1 广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类型分类表
表1显示，从岩溶县的发展状况而言，广西县域经济中较发达型县域与欠发达、贫困型的岩溶县县域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苹果、南丹、宜州、柳江、隆林、田阳等岩溶县或市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或较好的行政地位和良好的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处于第一集团。不过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岩溶县的基本上处于广西区内欠发达的和贫困型的县域集团内面，在11个贫困县域中，除三江侗族自治县、乐业县、西林县两县为非岩溶县外，其余均为岩溶县，其中岩溶县那坡、凤山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穷的两县，大部分岩溶县位于广西区内欠发达型县域内，达10个之多。
3、纵向和横向分析的基本结论
通过纵向和横向分析广西岩溶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水平可以发现，第一，跟全国其他省市中的或广西区内其他县域相比，岩溶县各项指标居中下水平；第二，广西岩溶县的经济发展滞后，不仅仅体现在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比较上，与同属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广西其他各县相比，各岩溶县总体发展水平也表现出极大的落后性。
岩溶县与区内其他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过大的发展差距对岩溶县和其他县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首先，过大的地区差距使岩溶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要素不断地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得各岩溶县与区内发达县域的竞争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影响地区间的合理分工的实现和产业在空间上不断地由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转移和扩散；其次，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弱化岩溶县自身的积累和发展能力，并且还将制约区内中心城市对发达县域的产业辐射和市场拓展，从而影响广西区全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三、大资源观下的岩溶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资源的内容与形式在不断的更新与充实。所谓“大资源观”就是指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仅局限于煤炭、土地、水、电等传统资源，而是更加注重产业品牌、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体制机制、环境资源等，更加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加注重资源集约利用和节能降耗，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下决心甩掉传统的资源型、粗放型发展模式，切实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落后的岩溶区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为此，从分析各资源要素投入的协调关系入手，我们认为除了导致脆弱环境形成的地质基础外，政府投入的长期不足、教育发展的滞后等也是岩溶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影响因素。比如长期以来，岩溶县教育发展滞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经济结构单一，及思想观念与基础设施落后。如此种种结果则造成过多就业人口束缚在农村，以对土地资源的原始性开发为主要谋生手段。而特别的是，土地资源与经济、社会资源的不协调开发，结果使岩溶县脆弱的土地生态进一步恶化。
岩溶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人民的脱贫能否实现，也关系到岩溶区生态环境的保护状况。在综合考虑岩溶县的发展现状及其外在自然环境后，我们认为，为实现岩溶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和协调好土地资源开发与其他现代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关系，摆正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由“资源集约型”向“人力资源储备开发型”的经济战略转变。
（本文系广西研究生创新项目 “广西岩溶县教育、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耦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07106020202M02。）
【参考文献】
[1] 佟玉权、蒋一军、龙花楼：中国南方石灰岩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3（5）.
关键词：低碳经济；区域差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核心理念的低碳经济应运而生并成为全球热点。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人口大国――中国，能耗和污染不断加重，环境恶化不断加剧，是典型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国际能源署统计表明，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耗量最多的国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同时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其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目前煤炭产量已经接近极限，对于煤炭等能源的过度依赖无疑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能源结构为核心思想的低碳经济正是解决资源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此，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需要，也是缓解在全球排放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影响重大而深远。发展低碳经济，其前提是对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全面、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才能寻求发展低碳经济的突破。因此，综合评价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系统地认识低碳经济的区域差异，对于我国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刘朝等(2011)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前景并得出提高居民低碳意识和倡导低碳消费有利于实现低碳目标的结论；肖翠仙等（2011）研究了如何构建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将经济发展，能耗排放、技术发展和低碳产业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的看法，并以广西梧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余丽生等（2011）对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发现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未来低碳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消耗总量的控制和结构的改善；刘爱兰等(2010)运用Matlab聚类对我国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卞勇等（2010）通过对2008年各省市数据研究后发现，各省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耗及碳排放水平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上如研究侧重某一具体区域，基于全国省际层面的数据研究较少。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省级数据，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进行实证研究。
二、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建立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
选择低碳经济评价指标的目的是对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测度和评价，因此低碳经济指标的选取要反映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实质。具体地说，低碳经济指标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几方面的要求：（1）科学性。指标体系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能够反映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实质。(2)代表性。选取的指标不能太多，而且要具有代表性。(3)简明性和可操作性。指标概念明确，另外选择时要考虑现有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水平，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测量。
根据以上要求，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如下指标：资源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模块共11个评价指标，详见表1。
（二）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这里采用极值处理法。具体的评价指标有两种类型：X9、X10、X11是正指标，即指标越大，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越好；X1、X2、X3、X4、X5、X6、X7是逆指标，即指标越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越好。
正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为：
逆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为：
其中mj是第j个变量的最小值，Mj是第j个变量的最大值。
（三）评价模型的建立
由于低碳经济的评价涉及多个指标变量，而且指标变量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这时最好能从中提取少数的综合变量，使其能够包含原变量提供的大部分信息，同时这些综合变量尽可能地彼此不相关，因子分析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反映了一种降维的思想，通过降维将相关性高的变量聚在一起，不仅便于提取容易解释的特征，而且降低了需要分析的变量数目和问题分析的复杂性。因此，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得到反映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公因子和综合因子的得分与排名，然后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获得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层次分类。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基础上，综合二者结果，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进行综合评价。
三、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各省市2011年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次的研究对象是除新疆、和宁夏以外的28个省市。另外，由于河北省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X2、吉林和江苏的单位工业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X7数据有缺失，在进行因子分析时用相应变量的均值替换。
（二）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首先借助SPSS16.0统计软件，计算出所需的11项指标，然后调用因子分析模块对低碳经济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表4。从表2可知，提取的6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90.16%，说明6个公因子对原始变量有很好的代表性。
经过对6个公因子进行分析，发现公因子1、3、4意义相近，体现了各地区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为此，根据公因子1、3、4对方差的贡献率进行加权得G1，公因子5、6都代表了各地区的污染排放，加权后得到G2，公因子2体现的是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记为G3。最后以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G1、G2、G3加权得到因子综合得分F，结果见表3。
（三）因子分析结果的比较
⑴ 从第一个因子G1可以看出，海南、重庆、黑龙江、北京、吉林5个地区在资源能源上的消耗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比较节约，而内蒙古，贵州，河北，山西，青海需要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对能源的消耗。
⑵ 对第二个因子G2进行比较发现，虽然辽宁和黑龙江是老工业区，但是污染排放量却不高，原因是近些年老工业区的经济地位逐渐被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开发区取代，使得污染排放有所下降。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的污染排放量也不高，说明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后这些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地区政府比较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
⑶ 对第三个因子进行比较，发现与实际情况较吻合，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的社会经济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江西、黑龙江、安徽、河南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落后。
⑷ 对综合因子F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情况不均衡。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和上海当仁不让的在低碳经济发展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贵州、山西、青海的低碳经济形势则不容乐观，需要各方引起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
（四）聚类分析及结果评价
基于以上因子的特征，我们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系统聚类法），识别低碳经济发展的区域类型，聚类结果表明，所研究的28个省市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分为4类，见表4。
四、结论
借助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文章对我国低碳经济区域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中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趋同于经济发展状况。具体分类情况：第一类是首都北京，北京低碳经济的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北京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问题也不能因此轻视。第二类是海南、上海、黑龙江、浙江、吉林、江苏等地，这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其中上海的能源消耗较低但污染排放较高，原因主要为上海是国际化都市，发展虽然不依赖于能源，但高城市化水平带来了污染和排放问题。第三类是以山东、辽宁、陕西、广东为代表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处于中下水平。还可以看到，虽然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在全国前列，但其低碳经济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第四类是甘肃、广西、内蒙古、山西等7个西北部省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亟待提高。
2、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从总体上看，各地区在资源能源消耗、污染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呈不均衡态发展。各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依赖于能源消耗，导致污染排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朝、赵涛. 2020 年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前景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7)：73-79
[2] 肖翠仙、唐善茂. 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生态经济，2011(1)：45～48，57
[3] 余丽生、冯建、虞斌. 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研究[J].统计研究，2011(10)：111-112
一、1998年全省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1998年，全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和综合经济效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统计，国内生产总值3704.21亿元，比上年增长1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289元，比上年增长10.2％；全省财政收入290.18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全部职工工资总额402.7亿元，比上年增长3％；全部职工平均工资5590元，比上年增长3.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8.4％，比上年下降1.6％。
二、1999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测
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和加强农业，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步伐，加强城乡市场开拓，努力扩大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深入实施科教兴鄂战略，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1999年我省企业改革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再就业工程更加深入实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并实现社会全面进步。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左右。
三、1999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根据去年我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1999年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测，经过对工资水平的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将全省1999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确定为：
（一）1999年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基准线为6％；
关键字：县域经济 熵值法 综合评价 主导产业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082-03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相对独立运行的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经济单元，也是区域经济最基层的环节，对县域经济的理论所形成的县域经济学，属于区域经济学这个大学科。
目前，我国经济已连续30多年快速增长，广西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全国相比，广西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仍偏低，发展速度严重滞后，表现为地质环境恶劣、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基础薄弱、扶贫任务重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随着改变开改的深入进行，要想实现贫困的稳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对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的准确定位，应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地域特征来发展县域经济并使其步入正轨，从根本上解决县域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忻城是广西的贫困县，如何利用有限土地使农民收入、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是贫困地区未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现阶段单靠政策和财政扶贫来解决贫困问题，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行的，贫困地区所欠缺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政策支持，还欠缺先进的文化观念和先进的生产力。要摆脱贫困，不能单靠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更重要的是为贫困地区传播先进的文化观念和先进的生产力，使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从观念上加以转变，对本地区有更进一步的科学认识，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结合现状，选择一条适合的发展道路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最终消除贫困。
二、产业整体发展状况评价及行业对比
为了科学评价忻城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本文建立了评价数学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计算机实现。这个模型既可用于忻城县不同年度自身发展的横向综合分析评价，也可用于忻城县内部各大产业之间发展情况的比较。
在对忻城县自身发展状况进行横向综合评价时，按年数据进行收集，并以一年内的观测值为基础进行评价。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客观方法权数的不可继承性所带来的评价结果的不可继承性，使得每年的评价结果都保持为确定值。虽然会带来误差和波动，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采用这样的方法显然更为合理科学。
三、对数学模型的一般性描述
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主要就忻城县自身的横向综合评价作一个说明（横向比较预处理时，选取每一指标的最小值作为处理基数）。假设评价矩阵为：
关键词：四川装备制造业；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
中图分类号：F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09-0071-02
一、引言
通常认为，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生产技术装备的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七大类，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生产投资类产品的全部产业。四川是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大省，拥有雄厚的基础和实力，装备制造业也是四川省的工业支柱产业，对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和全国比较起来，四川的装备制造业到底发展状况如何？本文拟利用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对四川省装备制造业2005年至2009年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
偏离—份额分析法又称增长因素分析法，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Daniel（1942）和Creamer（1943）相继提出，后经Dunn（1960）等学者总结并逐步完善，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有效的统计方法之一。但是该模型仍存在一些局限，局限之一是，该模型只考虑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没有考虑区域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之间的交互作用。针对这个问题，Esteban（1972）引入了同位变量来解释这种交互作用，增加了第四分量，称为分配分量，即Esteban模型。Haynes（1987）从数学上证明了Esteban拓展模型确实拥有集合和分散的对称性，并强烈建议研究者应用。本文即运用该模型对四川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二、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
设Bij0 表示区域i产业j在期初的经济变量值，Bijt 表示该变量在期末的值，则该变量在此期间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Bij= Bijt -Bij0= Bij0 g+ Bij0（gj-g）+ Bij*（gij- gj）+（Bij0-Bij*）（gij- gj） （1）
式（1）右边第一项为国家分量，表明按照全国所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区域i产业j在期初应当达到的水平。
第二项为产业结构分量，表明在全国j产业的增长速度既定的情况下，地区i产业j由于产业结构不同而引起的变化量。
第三项为纯竞争力分量，表明地区i产业j相对于全国产业j具有的优势或劣势。Bij*称为同位变量，含义是按照据j产业占全国所有产业的份额及地区i全部产业的期初值，地区i产业j在期初应当具有的水平。如果地区i产业j的发展速度超过全国产业j的发展速度，则表明地区i在该产业上比全国拥有比较优势，反之则具有比较劣势。
第四项为分配分量，是Esteban模型有的部分，由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相互作用而引起，其符号分别代表在地区i是否专业化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一个区域专业化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该分量为正；如果一个区域专业化于其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则该分量为负。如表1所示。
将式（1）简单变形得到以下等式：
Bij- Bij0 g=Bij0（gj-g）+ Bij*（gij- gj）+（Bij0-Bij*）（gij- gj） （2）
式（2）左边称为总偏离，代表该变量实际变化和国家分量之间的差距，表明区域i产业j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全国所有产业平均水平的高低。总偏离可看成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效果的指标，该效果可以通过式（2）右边来解释，即用产业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和分配分量来解释。
三、数据处理及实证分析结果
（一）数据来源
由于受统计指标采集的局限性，本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指标衡量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七大产业的发展状况，取值时间范围为2005—2009年，即以2005年为基期，2009年为报告期。基础数据来自于四川省统计局网站。
（二）四川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分析
运用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出四川省装备制造业7大产业的国家分量、产业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及分配分量，如表2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七大产业相对全国平均水平均为正偏离，即四川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总偏离最大的是普通机械制造业，达到454.66亿元，总偏离最小的是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仅为38.25亿元。在四川省普通机械制造业454.66亿元的正总偏离中，由于该产业竞争力较强，带来了247.01亿元的偏离效果，占总偏离的54.33%；基于四川省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贡献了104.29亿元的偏离效果，占总偏离的22.94%；由于该区域专业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该产业，带来了103.36亿元的偏离效果，占总偏离的22.73%。
此外，尽管七大产业的总偏离均为正，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结构分量为负数，表明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负偏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分量为负，表明四川省在该产业上不具有竞争优势；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五大产业的分配分量为负，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由于四川省专业化于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该产业造成的负偏离；其余的四大产业和全国比较起来具有比较优势，但四川省却没有专业化于该产业造成的负偏离。
（三）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四川省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在全国同类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但是目前的发展规模在全国同类产业中还比较小，所以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鼓励这些产业大力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全国同类产业中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应当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该产业的竞争力水平。
参考文献：
[1] 吴继英，赵喜仓.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及其在劳动生产率分析中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
[2] 史春云，等.国外偏离—份额分析及其拓展模型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07，（3）.
GPI指数的提出
GPI指数的概念GPI是国内生产总值污染物排放指数(GDPPollutantEmissionIndex)，是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的指标。GPI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地区)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污染物数量。在环境统计公报、环境状况公报中，废水的统计指标有废水排放总量、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COD)、废水中氨氮排放量;废气统计指标中有二氧化硫排放量(SO2)、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固体废物排放量状况主要由固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量来衡量。因为废水中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废气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在污染物排放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本研究选取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COD)、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SO2)、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固)作为GPI的分析指标。
GPI指数的作用GPI指数是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关系的指数，它能反映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组成的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状况，也能反映经济与环境发展规划和计划的执行性情况，以及对过去发展状况和相关工作的总结和评价等。GPI指数提供了一个科学客观的、明确具体的评价指标，是对经济与环境系统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工具。GPI可以对城市经济与环境系统进行衡量，纠正唯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片面倾向，使城市有一个合适的近期努力方向和科学长远的奋斗目标。GPI把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联系起来，为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使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确保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达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基于GPI的城市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分析
部分城市经济发展与工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在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与工业污染物排放状况中，考虑分析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工业污染物指标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全国三类23个城市(直辖市3个、部分省会城市7个、部分非省会城市13个)作为分析对象，统计了2011年这些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废水中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废气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运用公式(3)，计算了GPI工业COD，即单位GDP废水中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运用公式(4)，计算了GPI工业SO2，即单位GDP废气中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运用公式(5)，计算了GPI工业固废，即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部分城市工业GPI分析从GPI工业COD的平均值来看，有16个城市GPI工业COD的指标值低于23个城市的平均值5.65，其中直辖市、省会城市的GPI工业COD平均值分别为2.56、5.01，均低于23个城市的平均值，而一般城市GPI工业COD的平均值6.72高于其平均值。从GPI工业SO2的平均值来看，有15个城市GPI工业SO2的指标值低于23个城市的平均值36.27，其中直辖市的平均值22.45低于23个城市的平均值;省会城市和一般城市均高于其平均值，而省会城市的平均值41.65高于一般城市GPI工业SO2平均值的36.56。从GPI工业固废平均值来看，有17个城市GPI工业固废的指标值低于23个城市的平均值0.47，其中直辖市的平均值0.18低于23个城市的平均值，省会城市和一般城市GPI工业固废的平均值均高于其平均值，其中省会城市的平均值0.50低于一般城市GPI工业固废平均值0.52。根据图中所示，2011年按不同的城市类别列举出23个城市工业GPI的指标值。在3个直辖市中GPI工业COD、GPI工业SO2、GPI工业固废指标值中，重庆最高，北京最低。由表1可以看出，重庆在直辖市中废水中的工业COD排放量、废气中的工业SO2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均最高，北京排放量均最低。在7个省会城市中，GPI工业COD指标值中南宁最高、哈尔滨最低，南宁废水中的工业COD排放量最高，哈尔滨排放量较低;GPI工业SO2指标值中乌鲁木齐最高、南宁最低;GPI工业固废指标值中昆明最高、哈尔滨最低，昆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最高，哈尔滨排放量较低。在13个一般城市中，GPI工业COD指标值中宜宾最高、青岛最低，宜宾COD排放量位于第3，青岛位于第10;GPI工业SO2指标值中宜宾最高、本溪最低，由于宜宾SO2排放量位于第3，本溪排放量最低;GPI工业固废指标值中本溪最高、中山最低，本溪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最高，中山排放量最低。一般来说，GPI值的高低主要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各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与资源状况存在不同;二是各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三是各城市的经济结构存在不同;四是各城市在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方面存在差异。
部分城市GDP与GPI的综合分析根据23个城市GDP、GPI工业COD、GPI工业SO2、GPI工业固废数据，见图4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23个城市的GDP按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列，可见对应的GPI工业COD、GPI工业SO2、GPI工业固废大体上呈现波动递减的趋势，表明GDP曲线与对应的GPI曲线大体上成负相关关系，具体体现在GDP较低的城市，GPI工业COD、GPI工业SO2、GPI工业固废相对较高，而GDP高的城市对应的GPI工业COD、GPI工业SO2、GPI工业固废较低。第二，GPI曲线的波动明显，对于GPI曲线波动较大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城市化水平、城市功能、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状况等的差异所产生的。如GPI工业COD曲线在连云港、常德、南宁出现明显拐点，兰州、乌鲁木齐GPI工业SO2相对其他城市指标值来说很高，本溪、昆明GPI工业固废相对其他城市指标值来说较高等等。从对部分城市GDP与GPI的初步综合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环境污染是由于人类不合适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制约经济的良性发展;三是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结论
关键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指标；地区差距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南京财经大学课题(C0706)资助。
作者简介：刘敏楼(1974-)，男，江苏泗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金融发展与金融改革研究；宗颖(1976-)，女，江台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流通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9；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95-04 收稿日期：2008-03-02
一、引言
国内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方面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其中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反思更是多有力作(谢平，2001；张杰，2004；周立，2007)。但是，关于农村金融的具体发展状况却缺少系统总结的文献。姚耀军(2006)对农村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衡量，并从总体上总结了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四个特点：其一，农村货币化程度加深，同时，农村货币化程度区域差异明显；其二，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不佳；其三，农村信贷市场已属于极高寡占型，而农村信用社处于垄断地位；其四，金融的储蓄运用的中介功能微弱，并且正规金融体系在中介功能上正逐渐被非正规金融所替代。且在农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这种替代更加明显。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区际、省际、甚至省内发展差距都极不平衡的大国，经济、金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周立、胡鞍钢(2002)认为，由于金融问题的外部性很强，其发展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关系密切，从关注经济发展差距、社会发展差距甚至政治问题的角度考虑，我们都应当关注国内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一套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从省际层面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别进行衡量和比较，以提供一个农村金融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
麦金农(1973)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时，提出用货币化指标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增长。他认为“货币负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向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银行资金的镜子――看来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实际规模’的最简单标尺”。一般地，它被简化为M2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由于金融发展首先是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并且经济货币化是金融深化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因此，金融发展的第一个也是基础性的衡量指标应该是货币化程度(彭兴韵，2002)。对于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货币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同时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商品化比率。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农村M2的数据难以收集，也难以较为精确地衡量。
另一个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戈德史密斯(1969)在研究金融发展和结构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一般地，它被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
在作金融地区差距的比较时，由于中国缺乏各地农村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和麦氏指标。因此，本文利用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去揭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因为我们知道，在农村地区，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金融中介的资产，其他工具并不多，所以利用存贷款的数据，基本可以揭示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状况。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
对于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我们参考周立、胡鞍钢(2002)的方法，通过收入比指标(IR)来揭示一个农村地区的相对储蓄能力。具体的比值，以该地区的存款占GDP的比率，反映单位国民收入形成的存款额数量，来考察该区域的储蓄动员力以及经济剩余。
第二个指标是存贷差(DLS)，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农村地区内的存款额与贷款额的差额。它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该区域的信贷资金的净流出与流入情况。如果DLS为正，称之为存差；如果为负，称之为贷差。它反映该区域使用外来银行贷款或向外输出银行贷款的绝对数额。
第三个指标是存贷比(DLR)。存贷比是一个农村地区一定时期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率。它反映该区域信贷资金的自给程度，是一个相对值。如果比值小于1，说明信贷资金完全来自于内部的积累，并且有余，可能对外输出资金；如果比值大于1，表示本地资金自给不足，需要来自外部的补给；如果正好等于1，说明本地的信贷正好等于本地的资金积累。
三、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一)以各地区农村存贷款为替代指标的1998年～2004年农村金融发展总体状况
从图1可以看出，1998年我国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为0.6972，1999年大幅增加到1.0012，其后直到2004年，基本稳定在1左右。如果按照Goldsmith(1969)以金融相关率为标准，把金融结构划分为三类的方法，即FIR在20％到50％之间的金融结构属于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金融结构其FIR约在1左右，那么从1998年至2004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已经越过初级阶段，接近或达到高级阶段。
1998年，最高的北京的FIR高达2.81，比最低的内蒙古的0.23高出10倍多；除了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之外，还有广东和山西的比值超过1；在全国均值与1之间的省区有河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宁夏6个；而低于全国水平的则多达20个省区，其中，内蒙古、福建、湖北、湖南低于0.4。到2004年，全国平均的农村金融发展指标FIR达到0.9955，比1998年增长了143％；其中最高的北京的FIR为2.9273，最低的为0.3616，相差8倍，比1998年缩小了不少。如果不考虑的话，则北京的FIR与福建的差距仅为6倍多，不到1998年的一半。超过1的除了开始的3个直辖市、山西和广东外，加上了重庆和西部4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而新疆也达到了0.9921。低于0.6的有内蒙古、辽宁、江苏、福建、湖北、等6省区。
(二)结构指标
1．收入比(IR)
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上，全国农村的收入比从1998年
的0.40上升到2004年的0.54，增加了14个百分点，经济剩余的动员能力有很大增加。其中超过0.5的仍然只有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广东5省区。2004年，河北、黑龙江、重庆、云南以及西部5省区都超过了0.5，说明金融机构在组织和动员经济剩余的能力方面有所增强；同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剩余，资本的来源增加。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收入比在地区之间的对比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例如，江苏、浙江、福建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FIR一样，并没有表现出比较高的或与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收入比。这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地方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私营与集体经济发展较快，农村居民的资金并不一定会存入金融机构，他们可能有更好的投资去向。因此，衡量机构角度的农村金融发展，还需要看下面的指标。
2．存贷差与存贷比
从表2可以看出，农村地区除了1999年至2001年表现贷差外，其他年份都是存差，农村资金仍然是净流出，不过在有些年份也表现为流入，波动比较大的原因在于农业银行农贷的变化比较剧烈。其中，历年中，河北、江苏、广东等，即使在全国净流入的年份，也表现为资金的净流出，主要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发达，经济的剩余比较多。从全国范围看，农村资金的自给率在1998、2002、2003、2004年在70％至80％之间，其余3年表现为超贷，但是与全国存贷比比较，并不严重，刚刚超过1。地区之间，1998年，存贷比的地区差距不明显，最高的海南为0.94，最低的北京为0.52，不超过1倍。1999年这种差距扩大，最高的青海3.49，比北京的0.73高出近5倍。其后，地区差距比较稳定，高值和低值之差保持在3倍多。
四、农村金融发展差距的地区比较分析
(一)农村金融发展差距的地区比较特征
1．金融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代表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指标FIR从1998年的0.69到其后几年中稳定在1左右，虽然说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已经越过初级阶段，正在达到高级阶段，但从1999年之后，就没有多大的提升，与全国FIR水平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根据周立(2004)的计算，1998年，我国的FIR已经达到了1.70，东部的北京、深圳、海南、上海、广东5省市是全国金融相关比率最高的地区，1999年都高于300％。中部省区的金融相关比率最低，湖南、安徽、湖北、江西、河南5省区1999年金融相关比率还不足200％，西部省区多在200％～300％之间。
从地区差距指标看，FIR从1998年的0.6567变化到2004年的0.506，说明地区间的农村金融发展差距在缩小，与农村人均GDP的差距呈不同的变化。农村人均GDP的差异系数从1998年的0.64上升到2004年的0.88，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与全国金融发展显著不平衡，金融差距要大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差距相比(周立等，2004)，这是农村金融发展好的方面。同时，人均存款和人均贷款的差异系数略有上升。
2．金融发展与农村地区人均GDP的关系。为了评价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以农村人均GDP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各年的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
可以看出，在所有各年中，人均存款和人均贷款都与人均GDP高度相关(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经济理论相符合，即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带来较多的经济剩余存款和较高的资金需求贷款。而金融发展相关比率与人均GDP的关系，在我们研究的区间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其余年份为正相关关系；但是无论相关程度的正负，在统计意义上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性，这与理论不符。因为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应该引起金融的增长，因为金融的发展首先要有经济的剩余，从而推进商品化的发展，才可能有金融供给和需求的产生。
而金融结构的指标存贷差与农村人均GDP的系数历年都比较稳定，处于0.01至0.02之间，并且统计上在5％以上的程度上显著，说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增长，存贷差会逐渐增加，但数值比较小，在经济意义上不太显著。存贷比的数据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即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存贷差有缩小的趋势。 3．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的另一个特点：非效率的配置原则。公认的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江苏、浙江和福建地区，无论是FIR指标、收入比指标，还是存贷比指标的排名都比较靠后，而农村经济发展不尽人意的西北5省区。相关的指标却比较高，尤其是近年，如2004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FIR和存贷比的指标分别为1.0948和0.9654、1.3564和0.8313、1.0861和1.1594、1.4943和1.8725、2.08194和1.1426、0.9921和0.7944，基本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资金在这些地区的配置从宏观上看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
(二)可能的原因解释
1．从农村金融发展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征。上海、北京、天津、重庆以及广东等直辖市和地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直辖市由于行政区位特征，农村经济更容易受到城市的辐射。比如现在处于城市郊区的农村，一大批由快速的公共交通和市中心联系在一起的新农村正在崛起。许多居民白天在城市上班，晚上和休息日就在这种新农村中居住。随着更多大城市郊区捷运系统的出现，这种主要为大城市居民提供居住地服务的新农村会越来越多。这些交通便利的城市郊区，还有可能吸引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进来，利用这里的低成本和接近自然的环境，雇佣本地劳动力，组建电讯服务中心、动漫游戏制作中心、网络公司等高科技企业。而珠江三角洲等地较早出现的工业新村，则以某几家企业或一个工业开发区为中心，为他们的企业和员工提供生产和生活上的服务。这些工业新村一般都靠近沿海港口和工业区，在交通、劳动力成本和工业配套方面，都能获得竞争优势(黄朝翰等，2006)，这使得金融发展与之相配。
2．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区，如江、浙、闽等地，农村金融发展指标比较低的问题，也可以认为与该地区经济发展较好有关。因为当地的民间金融比较活跃，资金的融通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的。同时，农村工业化特征比较明显和加快发展的情况下，金融的结构也比较合理，规模较大和发展较好的乡镇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例如，截止2007年底，江苏和浙江分别有29家和30家乡镇企业(以注册地址作为乡镇企业的标准)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这不仅可以募集到资金，对于企业治理水平也是一种推进。
3．金融的发展(FIR)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统计上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尤其是近年来，在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却比较高。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仍然处于抑制状态，正规金融的资金主要是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配置。另外，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2000年之后，西部各省区的金融发展指标增速比较明显，是因为受政府控制的正规金融加大了对西部的政策支持。
4・我们同时注意到，山西作为一个特别的地区，历年的金融发展指标都比较高。1998年至2004年分别为1.1150、1.3650、1.4725、1.6395、1.5257、1.5872、1.4644，比全国水平平均高50％以上。山西并不是西部开发列定的地区，而长期有着比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这提醒我们，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意志，传统的习俗、社会资本等可能也对其有相当的解释能力，因为山西在历史上有比较浓厚的商业和金融文化传统。
五、基本结论
我们在文章中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收入比、存贷差和存贷比等金融发展变量对我国各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衡量和分析，基本的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自1998年以来，农村金融发展总体处于越过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水平，但在1999年有比较大的增长后，总体水平在其后的几年中就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不平衡虽然显著，但从几个金融发展指标的地区相对差异系数可以看出，与全国总体金融发展相比，地区差距要小得多。
第三，农村金融在资源配置上没有体现出效率的原则，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目前仍然处于比较明显的抑制状态，体现了政府的意志。
关键字：忠熵权 广T关联度 工业行业 综合评价
基金项目：重庆市软科学项目“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产业结构矛盾及其解决路径”（CSTC2008CE9073）
一、引言
工业经济是重庆国民经济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37.8％，90年代上升到42.3％。工业已成为重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城镇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有力地促进了第一、三产业的发展。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重庆工业体系比较健全，轻重并举，行业门类齐全，有38个之多，配套能力较强。但这些行业经济效益和发展水平各异，有些行业企业规模较大，而经济效益差，但却是为重庆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支柱产业，而有些行业企业规模小，但经济效益好，对经济增长有突出贡献。那么对不同的行业如何进行综合比较呢？笔者从重庆38个工业行业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6个行业，用量化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并排序，力求客观地比较这些行业经济发展的情况，为重庆市工业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二、行业分类、经济指标及计算方法的选择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的统计，重庆市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涵盖了38个行业，分布极广，这其中，又以机械、冶金、医药、化工等为支柱产业，为分析的方便，笔者从这38个行业中选出16个重点行业作为样本。从选取样本的特征看，2005年，16个所选行业共有企业2365个，占总体的80.28%，样本行业工业总产值达22436124万元（当年价格），占总体的88.83%；样本行业2002年从业人员77.68万人，占总体的84.05%。因此，所选16个行业基本上反映了重庆市工业经济的面貌，是整个重庆工业经济效益的骨干力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指标选择方面，我们选择了反映在企业产品竞争力、企业经济效益、企业偿债能力、企业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的9个指标来反映工业企业的总体素质。对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有多种方法，如主成份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这些方法都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都有各自的特点，也有各自的不足。本文采用熵权――广T关联度法进行综合分析，其优点是按原始数据的差异性进行客观的加权，以消除主观影响，可用于非时间序列。
三、计算过程及结果排序
（一）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的熵值及权重
1、样本值的考察
计算熵值时，要求样本值为非负数，即xij≥0（i=1,2,…16;j=1,2,…9）。从统计数据看（见表1），9个指标下都是正数，因此，不需对指标下的数据作变换。
并计算得e1=0.813774, e2=0.870854, e3=0.976866, e4=0.92948, e5=0.99739, e6=0.9975, e7=0.974601, e8=0.935908, e9=0.999955.（K值的取法下一步说明）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对于给定的指标项j，当i值不同时，各数据xij的差异如果越小，则ej越大，如果xij的差异如果越大，则ej越小。因此，定义差异性系数为
gj=1-ej(j=1,2, …,9) 式（4）
当i=1,2,…,16，且xij全部相等时，则ej=emax=kln16,由于xij相等，数据是均衡的，因此差异性系数gj=gmin=0，即此时gj= gmin=1-emax=0，即kln16=1，所以k=1/ln16。
计算差异性系数得： g1=0.186226, g2=0.129146, g3=0.023134, g4=0.07052, g5=0.00261, g6=0.0025, g7=0.025399, g8=0.064092, g9=0.000045。
5、确定第j项指标的权数
wj=gj/∑gj（j=1,2,…,9）式（5）
计算得w1=0.369737, w2=0.256409, w3=0.04592996, w4=0.140012, w5=0.005183, w6=0.004964, w7=0.050427, w8=0.127249,w9=0.000089。
（二）利用广T关联度分析排序
要比较16个行业，首先应选好参照行业，即确定“最佳行业”和“最差行业”，然后分析各行业的每一项经济指标与“最佳行业”和“最差行业”的相应指标之间的接近程度，以此来确定16个行业经济发展情况的排序。
1、确定“最佳行业”和“最差行业”的各项指标数值
“最佳行业”的指标向量为{x01，x02，…，x0,9}，其中x0j=max{x1j，x2j，…,x16,j}（j=1，2，…，9）。“最差行业”的指标向量为{ x17,1，x17,2，…，x17,9}，其中x17j=min{x1j，x2j，…,x16,j}（j=1，2，…，9）。
2、数据标准化
由于各个经济指标的单位不同并且指标间数量差异较大，使得不同指标间在量上不能进行比较。为了正确地进行比较，首先应该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方法是：
然后将无量纲化的数据yij乘以相应的权重数wj得到标准化数据
y/ij=wjyij(i=0，1，2，…，16，17；j=1，2，…，9）式（8）
3、求增量数列
记增量数列为{y/i2, y/i3…, y/i,11}( i=0，1，2，…，16，17),其中
y/ij=y/ij- y/i,j-1（j=1，2，…，9）式（9）
4、计算各行业分别与“最佳行业”和“最差行业”的广T关联度
定义r+i为第i个行业与“最佳行业”的关联度；r-i为第i个行业与“最差行业”的关联度。
r+i=[1/(9-1)]∑ε+(j), （j=2，…，9） 式（10）
r-i=[1/(9-1)]∑ε+(j), （j=2，…，9）式（11）
其中：
r+i越大，表明第i个行业与“最佳行业”的关联程度越大；r-i越大，表明第i个行业与“最差行业”的关联程度越大。
以上（1）、（2）、（3）、（4）的具体列表计算略。
5、 计算综合广T关联度
λi=r+i-r-i(i=1,2,…16)。λi越大，表明第i个行业与“最佳行业”的关联程度越大，同时与“最差行业”关联程度越小。根据λi的大小可以把16个行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排序，结果如下表:
四、结果分析
从计算结果来看，2005年重庆市工业各行业中综合广T关联度大于零的行业有3个，而广T关联度小于零的行业有13个，这说明接近“最佳行业”的行业少，而接近“最差行业”的行业较多。因此，重庆市工业企业的总体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排序结果表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名列第一。重庆化学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重庆市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重庆是国家布局的西南化工基地和全国综合性化工基地，拥有化学矿山、化学肥料、涂料、颜料、化学试剂、催化剂及助剂、粘合剂、炸药及火工产品、信息化学品、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橡胶制品、化工设备制造等17个行业。基本形成了以长寿化工园区、涪陵化肥基地、万州盐气化工基地三大化工板块为主，特色工业园区为辅的相对集中的产业群。
烟草加工工业排名第二。尽管重庆市烟草企业数量很少，只有7个，从业人员也很少，只有0.55万人，但是其经济效益较好。近年来，重庆烟草业通过产权改革创新了体制，成立了重庆市烟草工业公司，通过川渝中烟重组、渝滇合作打破了区域分割，统一了市场，取得了较大发展。数据表明，川渝两地烟草放开之后，重庆烟草工商业效益得到大幅提升。但是以烟草业属于垄断性和国家限制性发展的产业，因此，重庆经济发展应当尽量减少对该行业的税收依赖。
煤炭采选业排名第三。重庆市煤层赋存条件差，地质构造较复杂，开采技术条件较差，瓦斯、煤尘、水、火、顶板灾害严重。2005年，全市生产原煤3310万吨。在已探明的139处井田中，均有矿井进行开采，生产矿井、闭坑矿井占有资源量17亿吨。开发程度高，利用率达74.07％。全市人均占有煤炭资源量为76吨，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0%，属贫煤区，后备资源不足。全市1451个矿井核定生产能力4270万吨/年。其中，区县1422对矿井核定生产能力2844万吨/年，平均能力2万吨/矿。
作为重庆市基础工业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排名分别为第四和第五。
作为重庆市重要支柱产业的医药行业排名第八位，其广T关联度为负值，说明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一般，但从其经济效益指标看都比较靠前，说明其发展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发展重庆医药行业，要完善产业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增加融资渠道，缓解医药企业融资瓶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国际间交流合作。加大对医药科研的投入，努力构建新药技术创新平台。针对目前医药行业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通过强制实施GMP和GSP认证，提高企业进入门槛，限制企业数量，保证药品质量、淘汰落后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基础较好、有一定实力的医药企业发展。
作为重庆市支柱产业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落后，排名第十位。原因主要在于：重庆市汽摩行业利润下降较大，客观上有原燃材料上涨，产品价格下降，汇率变化等。重庆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但是零配件企业结构分散，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汽摩配件上规模的企业约500多家，但规模小、实力弱、缺乏技术研发优势和关键核心技术，处于新市场开拓难、老市场被挤压的尴尬境地。企业开发落后于市场，近两年汽车、摩托车市场竞争激烈，更加加快，一些企业在产品研发、出新上仍满足于小改小革，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较弱。
重庆市传统产业普遍发展欠佳。纺织业、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都排列倒数。尤其是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由于条件低、待遇差、生活环境恶劣等因素，用工结构矛盾突出，存在熟练技工缺口大，普遍、杂工过剩现象等问题。
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重庆工业企业为作为重庆经济的重要支柱，为重庆创造了财富，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了一部分就业，为重庆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除了烟草业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外，其他行业尤其是传统的纺织、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状况普遍堪忧。因此，重庆市工业企业发展是非均衡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导致投入产出不匹配，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显然缺乏绩效。由于轻重工业竞争力弱，重庆工业发展慢于全国。重工业比重大，效益低，从而使工业总体经济效益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中，国有及集体企业比重较大，产权改革还有待于深化，民营工业体系还需进一步培育。
因此，重庆应大力发展汽摩行业、化工医药这些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构筑三大经济发展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重庆工业的发展，一要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要促进消费增长；三要放宽市场准入，活跃民间投资和外来投资；四要以投资为动力，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五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工业行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彭勇行，江彩第.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方法[J].统计与决策.1993,(5).
[2]崔瑛.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方法[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1996,(3).
[3]唐五湘.熵权―拓展的T型关联度法[J].统计与预测.1999，(4).
[4]重庆工业.重庆市经委公众信息网.
关键词：郑州；航空港经济区建设；旅游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175-02
前言
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各个产业的带动，而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其发展与多个因素相挂钩。如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区域人才素质以及本地交通环境等。一个城市的交通环境能够反映该城市发展状况的同时也能影响各个产业的经济效益。本文从当前郑州市旅游发展现状来试分析航空港经济区建设对该城市旅游产业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
一、郑州航空港经济区建设战略定义及战略意义
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许多行业正在不断趋向全球化发展。航空运输在现当代来说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中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门行业，它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顺利来往交流，还为本国各产业的发展提供的便利的交通运输之道。郑州航空港经济区建设是作为我国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其建设和发展目的是为加快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此外，航空港经济区的建设不仅给城市带来了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其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也促进了该城市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首先，对于郑州航空港经济区建设的战略地位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1）以航空港建设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实际上，在大同连接世界重要枢纽机场以及主要经济体制的航空物流通道，对于我国航空运输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故郑州航空港的建设在国家的指引下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实现中原地区地处内陆发展外向型经济运输通道的顺畅；（2）能够作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航空港的建设不仅是要打通连接各国货物运输的通道，还要对其提升开放门户功能。
二、郑州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郑州旅游产业发展目前效应分析
郑州市产业结构在当前来说已经达到了三级分割的高级化建设，其中，旅游行业的发展占据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然而，在近几年来，郑州市旅游行业的逐步稳定发展为其总体经济带来了有效的促进作用。郑州市作为大多数旅客前来河南游玩的首站，当前已经成为河南省旅游消费的重要集散地。该市始终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政策，在各种旅游方案、宣传语促销形式下实现了赢得旅游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局面。据2013年的统计来看，仅不到半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内游客5 427人次的接待率。
（二）郑州市旅游行业的发展意义分析
旅游即是指人们为了休闲、商务活动等其他目的离开常住地，到达其他地方并且将停留在那里低于一年时间的活动。一般而言，旅游产业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发展的，故可以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是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的，经济增长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旅游业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郑州旅游产业的服务所覆盖的行业相对较大，并且具有关联性、综合性，其产生的效果也更为有优势。按照促进就业量的角度来看待，旅游行业每吸纳一个旅游人才，则相关行业就必然要吸纳5个就业人员。而从世界旅游组织的测算结果来看，旅游行业在收入上，其每1元的收入意味着相关行业就势必会增加4 633元。当前， 郑州市旅游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虽然已经将该效用进行发挥了。但就具体状况而言，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规划下，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旅游行业的总体发展还需要做进一步调整。
三、航空经济区建设对郑州旅游产业的影响
（一）航空经济区建设对郑州旅游产业的优势影响
1.郑州市旅游行业所依赖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并且资源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观意义性。如巩义石窟寺、黄治三彩遗址以及大唐嵩阳观等等景点，都作为旅游行业的发展支撑。并且其涵盖古代、近现代文明又都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前往。就少林寺作为一项旅游产业而言，其在近十几年来武术文化几乎是闻名中外，也由此创建了自己的王牌产品效益。而伴随着我国4E级民航干线机场的建成，以及京广线、陇海线的贯穿南北的通行，郑州便形成了便捷的十字交叉枢纽，加上107线和310线高速公路的建设，更是将海、陆、空三线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优势，使得郑州旅游在浇砼问题上变成了顺畅无比。
2.郑州是河南的核心城市，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政治、文化、经济效益，并且其历史文化之悠久，非常具备承担起全国性商品流通和跨区域旅游的职能。而郑州在每年所举办的全国交易会、博览会等活动中更加展现了其作为国家级别的商贸中心。这样一个商品资源丰富的都市自然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旅客，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旅游设施的构建，以及对旅游市场的拓展、旅游活动促销等也就成为了必须。
3.当前，对于郑州市来说，区位优势和住宿设施已相对完备，并且能够为不断前来的游客提供基础保障。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建造综合实验区的规划方案，而郑州市当前的经济发展又符合了为航空港建造提供坚实基础的优势条件。与此同时，航空港建设使郑州作为我国首个航空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引来新一轮的市场竞争热潮也是必然之势。故在不断吸纳外来人才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批批知名企业的纷纷入驻，可见，航空港经济区建设在促进郑州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该城市旅游客数量的引入产生了一定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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