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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的分析框架
（一）莫尔的经典“三圈”理论。“三圈”理论是由哈佛大学马克·莫尔教授在《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1995年）一书中最早提出的。该理论是关于领导者战略管理的一种分析工具，它以“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为框架，开展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相机分析。主要观点是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政府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或实施战略计划时，必须坚持价值（V）、能力（C）与支持（S）三个因素相互统一的原则。
不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包含着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只能是“愿景”，没有实施能力和公众支持，那只能梦想（梦想区V），有价值又有能力就可成为实现梦想之区（梦想实现区V+C）；缺乏公共价值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属于别人的梦想（别人的梦想区S），甚至可能给公共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噩梦区C+S）；具备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条件，那就可以放心去做（耐克区V+C+S），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更多的公共决策是具有公共价值，但目前尚无能力或尚未得相关者支持，这就要求政府官员提升自身的领导力，开展工作创新，“将新的尚不欢迎的现实，呈现给个人、组织或整个社会，让他们认可，并成功地适应新的现实的过程”。
（二）“三圈”理论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决策分析。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工业点源污染相比，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点多、面广、源杂、分散隐蔽、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点。欧美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工业点源污染才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绝对主要污染物。1990年美国面源污染占污染总量的2/3，其中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率为68%～83%，氮、磷营养元素是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的污染物质。丹麦270条河流中94%的氮负荷、52%的磷负荷是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发达国家既有较强的政府执行能力，又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力度，它们通过采取立法、发展替代技术、实施补贴等政策措施以及生物工程技术手段，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取得明显的治理效果，以美国为例，1990-2006年期间农业面源污染面积就减少了65%。当然，由于受到各国（地区）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面临着不同的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近年来我国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流域以及福建省闽江、九龙江等区域性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虽然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但它明显受制于地方政府有限的资源能力以及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等现阶段更重要的民生需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临着制度、技术等多个相互矛盾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既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又是区域环境管理中需要政府着力破解的重要课题。
二、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的“三圈”组合
（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农业产业结构逐步由过去“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多元结构转变，具体表现为种植业比重下降和养殖业比重上升、粮食比重下降和经济作物比重上升。1990年至2010年福建省“肉猪年出栏数”由766.46万头上升到1963.31万头，粮食种植面积由2745.92千公顷下降到1232.30千公顷，经济作物由同期的665.35千公顷上升到1038.59千公顷。同期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农药和薄膜施用量以及畜禽污染物排放均大幅度增加。闽江上游的三明和南平两地市是福建省现代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规模化、集约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加剧闽江流域面源污染程度。因此，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突出地表现为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闽江畜禽养殖污染负荷约占全流域的60%，畜禽养殖废水的COD和氨氮排放量分别约为流域工业废水排放量的5.7倍和7.5倍；闽江下游福州市郊16种蔬菜的硝酸盐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含量超标严重，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上限的2.76倍。农业面源污染所产生的化肥、农药、重金属残留物等有害物质一旦进入水体，会直接殃及水生生物，某些有毒物质还可能通过食物链的密集作用使处于食物链高位的人或畜中毒。可见农业面源污染不仅会加重流域水体的营养化，加快土壤退化，危及流域生态安全，而且影响着特色优势农产品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影响着消费市场的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已刻不容缓，既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
（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执行能力有限。我国现行环境政策主要是针对工业点源治理而设计的，各级政府主要采用“命令—控制”性的行政手段、排污收费等约束性的经济手段和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向企业提出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者命令其采用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为目的的生产技术标准，从而达到直接或间接限制污染物排放，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这种“命令一强制”性的环境治理范式，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具体的、可以用指标量化的环境问题以及点源污染，但对点多 面广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并不明显。当前地方政府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采取物理和生物防治等工程技术手段，相对忽视农民参与式激励性政策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现行的碎片化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仅要鼓励农民参与面源污染防治，而且要处理部门间利益矛盾。农业污染防治工作涉及到环保、农业、畜牧、林业、国土、水利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存在空白，缺乏统筹协调，难以监管到位；各个部门之间谁也无权命令或指挥、协调别的机构，部门间责任权利边界模糊导致经常出现沟通不畅、协作不力、相互推诿与扯皮的现象。县、乡（镇）、行政村基层环保能力十分薄弱，绝大部分乡（镇）和行政村没有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农业污染“无人管、无力管”的现象普遍。
（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农户支持度低。从农业微观经营角度看，农户经营行为短期化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根源。农民是理性的，“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个体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难于把握市场价格，只能采取以大量施放化肥农药和增加种植养殖面积及数量为主要手段，以追求产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并在利用公共环境资源创造自身财富的同时，尽量地将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外部化。随着福建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演进，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386199”部队成为闽江上游南平、三明等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由于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和环保意识较低，没有掌握好正确的、环境友好型田间管理技术，在缺乏农业技术辅导的情况下，主要根据往年经验过度施放化肥农药，个体农民大量利用化肥和农药，既可以获得较高的产品和经营收益，又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减少劳作的艰辛。“高度依赖化肥农药”不仅是农民的理性选择，而且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三、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导向
（一）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思想根源是政府和农民的环境观念淡薄，政府部门没有把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工作重点，存在着“重经济轻环保”、“重城市轻农村”、“先污染后治理”、“放任自然消减”的思想；农民环保意识普遍较差，责任感不强，粗放经营和随意排污等生产生活方式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强调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并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增加农民自主参与的力度，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从政府的角度看，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需要由经济增长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以及官员考核体系转变为注重绿色GDP、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目标，充分认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到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从农民的角度，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面源污染危害的认识，引导农户树立现代农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念，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路子。同时扩大公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大家共同减少污染，关爱家园。
（二）提升政府面源污染防治的能力。
1.加快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立法。当前我国缺乏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限定性生产技术标准，缺少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性规定多，配套性细则规定少，可操作性不强，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立法，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基于福建水系的相对独立性，建议制定《福建省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农业环保执法监督监察机制，并尽快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实施方案。
2.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组织体系。增加县级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的编制，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在条件允许的乡镇先试点设立环保机构，争取用3年的时间，所有乡镇全部设立环保站，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环保“缺胳膊少腿”的状况。在农村“六大员”基础上设立环保员，加强农村环保宣传、环境监督等执行力。
3.设立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在目前环境治理的组织资源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遴选若干个条件较好的区域，设立省、市和县不同层次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是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围绕农田化肥农药减施、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规模化养殖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推广综合防治技术。实行奖励和补助相结合的投入方式，加大“以奖代补”、“以奖促治”政策支持力度，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发动个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愿筹资筹劳，参与面源污染防治。探索建立村民环境自治机制，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起到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作用。
（三）建立农户参与式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机制是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央政府的规制缺失、地方政府的GDP偏好、个体农户的驱利性和第三部门发育的滞后性，使得流域面源污染成为个体理性选择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流域面源污染有效治理将取决于能否通过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加强利益相关者互惠基础上的互动，建立相互间激励相容机制，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多元主体信任合作机制。这就要求政府不仅仅要采取强制手段，包括严禁销售高毒高残留农药、对被列入“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 dylw.net双禁”的“两高”农药全面清出市场，在农业生产上禁止使用等，同时更要建立以经济激励导向的鼓励性政策，引导农户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由政府单边治理向政府企业和农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以强制为主的政策导向转变为激励为主政策导向，由以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治理，建立起政府引导、农户自主参与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政府环境政策的效果和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取决于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接受意愿。以无偿技术援助、有机肥价格补贴和尾水标准等三项政策为例，农户对无偿技术援助政策的接受意愿最大，尾水标准政策的接受意愿最低。因此，以提高化肥利用率为特征的无偿技术援助政策，既能从源头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政策目标，又能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有效地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结局，是未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设计的首要选择。政府提供无偿技术援助等以激励为导向的政策措施，使得农户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愿意采取有利于环境政策目标实现的经济行为，最终使农户在达到个人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环境政策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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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0-2011年福建省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邱孝煊，黄东风，蔡顺香.福州蔬菜污染及污染源调查和治理研究 .福建农业学报2009，15 （1）： 15-21.
量，凸显办学特色，提高社会认同感，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才能实现高职教育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高职教育良性发展对策
［作者简介］李兰军（1967-），女，河南鹤壁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经济师，研究方向为统计引用和金融。（河南鹤壁
458030）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5-0167-02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促进和带动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高职教育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与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需求的
变化与更新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高职教
育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培养模式，提高办学质量，突
显办学特色，实现高职教育的良性发展。
一、高职教育现状
（一）招生状况
据中国民教网教研室统计，2011年专科（高职）二批的录取
最低控制线降到了历史最低谷，每门课平均大约
30分就能上大
学。尽管如此，专科（高职）批次，尤其是专科（高职）二批的投档
情况显示，不少院校仍然生源不足，零投档情形较大面积出现。
有专家认为，部分高职院校已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口。究其原
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社会认同感不高。受传统的“唯士唯学，重士轻工”思想
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心理，职业教育被
归结为“次等教育”。同时，还由于高职教育在国家经济建设中
的功能和价值缺乏宣传和引导，形成了尽管高职教育就业能力
提升，但依旧很难吸引家长学生的关注，社会吸引力不强。与全
国高校火爆的招生现象相比，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局面。这
种招生现象充分显示了我国高职教育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2.生源不断减少。高职院校生源急剧减少一方面与考生人
数逐年减少有关；另一方面，考生选择的多元化也是生源不断减
少的一个原因。有的考生觉得专科学历不值钱，选择直接就业；
也有不少考生选择复读，冲刺心中的名校；还有的选择到国外自
费留学，这些都导致了生源的分流。生源的减少也加剧了高职
院校的竞争激烈度，被淘汰的可能性也因此加大，导致没有特色
的学校或经营不善的学校很可能会陷入困境甚至消亡。
3.实行注册入学，喜忧参半。从
2011年开始，有些省市开
始试行注册入学，但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讲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
招生范围更广，招生自扩大了；忧的是办学实力一般的院校
很可能出现无人可招的局面。
4.专升本比例减少，影响高职院校生源。高职院校实行专
升本，可使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互渗透贯通，为高职毕业
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条件，也可以使更多家庭愿意让子女进入高
职院校。但是国家逐年减少专升本比例，使得高职院校毕业生
升学渠道受阻，致使许多考生放弃了入读高职。
（二）校企合作状况
高技能人才与知识型人才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高技能人
才属于经营型的范畴，高技能人才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经验的积
累。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
的技能型人才，它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进行校企合作。所以我
国大多数高职院校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
求，都非常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重视校企合作。但现实
中，由于校企之间缺乏利益驱动和有效的互惠互利的动力机制，
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另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高职院校
和企业合作过程中的责权利的规定也比较模糊，因此，双方很难
建立起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校
企合作的深入持续、健康发展之路。目前，校企合作在效果上普
遍处于自发性、浅表性、松散性的合作状态，校企合作深度不
够。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政策层面的问题。由于传统管理体制的束缚，国家和地
方政府在参与校企合作的机制建设方面仅限于舆论宣传、行政
鼓励，政府缺乏对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激励政策，缺乏相关法律
政策制度的保障，使得校企合作常常流于形式或难以为继。虽
然通过校企合作，学校在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双师队伍培
养等方面得到一定提升，学生在学校学到了专业理论知识的同
时在实践技能方面也能得到锻炼，学校和学生所得到的效益都
会比较明显。但问题在于，短期内的实习实训企业需为学生加
大投入，但利益却不明显。同时，由于政府还没有出台校企合作
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对校企合作中企业利益保护不够，校企合作
缺乏最根本的利益驱动机制，企业一方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学
生到企业中实习或实训，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
和运行，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机密和知识产权问题时，由于双方责
权利规定较模糊，会出现许多问题。所以，企业出于市场竞争考
虑，合作热情不高,导致学生在企业实习中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
作，无法得到深入锻炼，无法得到真切的实践体验。因此，在目
前已形成的校企合作中，大多是高职院校主动向企业寻求合作，
导致的局面是学校一方积极参与，企业一方消极应付，校企合作
只是浅层次低水平的合作，这种合作离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
相差甚远。
2.学校服务企业的能力弱。由于历史原因，目前高职院校
实验实训的条件不完备，教师的科研能力不强，科研项目与企业
关联度不高，学校很难了解到企业的实际需求，因此，很难满足
企业的需求，也很难及时有效地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因而，
对企业的研发能力、经营影响力、支持力较弱，这影响了校企合
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尽管现在多数高职院校实行“2+1”或
“2.5+0.5”教学计划，强调学生完成理论课后集中到企业实习，
但企业在临时性活动或其他任务需要用人时，学校因教学计划
局限往往不能安排学生去实践，对企业提供服务的及时性不够，
这也影响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二、高职教育实现良性发展的对策
（一）丰富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提升社会认同感
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的一个严
重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发达
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发展职业教育，甚至被
视为解决经济低迷、走出危机的关键因素。在发达国家，高职教
育不但没有受到鄙视，反而受到很高的待遇。各国提升高职教
育社会认可度的做法，主要是以特色为重，以质量取胜。如德国
的应用技术大学（FH），注重应用技术、注重学生实习，形成了适
用性强、学生就业前景好的社会形象，向“FH进军”成为德国高
中生的梦想。因此，我们看到，培养出有别于普通院校的高技
能、应用型、创新型、高素质的职业人才成为高等职业院校的一
条出路，培养的学生受到企业欢迎，高职教育的社会形象才能得
以更新。因而，高职院校必须依据其特点，结合经济发展的需
要，探索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法，达到丰富内涵，提高质量，
提升整个社会对职业院校的认同感，实现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
（二）建立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根本途径，
但就目前的校企合作状况来看，我们迫切需要提高企业的积极
性和参与度，可企业的动力不能仅仅依靠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感，还需要有效的制度与机制进行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国家尽
快研究出台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法规，以及与法律法规配套的
可行性措施，从制度上保障校企合作的长远发展。同时，制定校
企合作的相关优惠税法和激励政策，引导和激励校企合作，通过
政策导向，在财政税收、信贷奖励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引导
和激励校企合作。这样不仅可使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甜头，
认真履行校企合作责任和义务，也符合市场运作规则。在培养
过程中，企业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这部分支出单靠强调企业的
社会责任是无法长久坚持的，这就需要通过优惠政策或其他方
面给予企业一定的补偿，如可根据企业接受学生的数量和消耗
企业材料的费用，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和特殊的财政资助政策等
（如银行贷款上的优惠支持），使得企业得以坚持下去，形成校企
合作的良好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
（三）校企合作需深度化
校企合作应在遵循人才培养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和企
业双方的利益诉求，根据不同行业或企业的具体情况，采用全方
位的不局限于一种模式的灵活性深度化合作，培养出针对性强、
工作实际能力高的应用型人才。
1.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主动
力是区域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高职院校应依据
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企业对技术发展的最新应用和生
产的直接需要来设置课程体系，在专业设置上紧贴市场需求，同
时，依据市场需求积极研发拓展新的职业岗位。一方面有利于
提升专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还可以使高职院校的专业具有鲜
明的职业指向。高职院校只有找准了其毕业生就业岗位的具体
实践空间，形成其独特的优势，才能保持活力，实现良性发展。
在课程安排上，按照工作实际的具体要求构建高职院校的
课程体系，打破传统教育课程安排的局限性，遵循职业岗位技能
形成的规律，创造一个好的技能学习环境。注重实施“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把教学过程与实训实践过程紧密融为一体，努
力实现实用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
2.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是教育成功的保证，教育的成功实
施主要也由教师决定。高职院校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
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就要求教师既要有扎实的理
论知识，也要有熟练的专业操作技能，基于此，目前我国高职院
校都在强调“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所谓“双师型”教师是指
以教师职称与行业技术职称为就业标准，把教师基本素养与行
业素质合于一身的具有较高专业理论水平、熟练的专业实践技
能以及较高实践教学能力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但就我国高职
院校的发展来看，多数高职院校是由普通教育院校转变而来，或
由几所普通教育学校合并而成，原有教师基本上没有企业实践
经验，新招聘的教师也因刚从学校到工作岗位，没有企业生产的
一线工作经验。
因此，学校应强化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学校可采取分期、
分批选派教师到企业去顶岗工作或挂职锻炼，以解决教师实践
经验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与企业联合开发项目等活
动，不仅能服务企业研发，还能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使教师由
单一教学型向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一体化的“一专多能”转变，
真正达到“双师型”教师标准。另一方面，企业应选派专家、工程
师、技师等人员到高职院校任教，企业人员完全按照学校管理要
求，积极参加教研活动，与教师、学生融为一体，这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提高实践能力，对于优化专业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也有着
重要作用，达到教学和企业需求紧密结合双赢的效果。
3.课程考核标准与方法灵活化。为了提高就业率，高职院
校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实行“双证书”培养模式。除此之外，学校
在学生职业技能考核方面，不应单纯用一张试卷来考核学生的
能力，还应让企业的专家、工程师、技师等人员参与到考核中来，
以实际操作水平和实践工作表现来考核学生的能力。创建技能
考评标准，真正实现学生与职业岗位的零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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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树超.如何建设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08（7）.
经济安全带来长远威胁
1993年以来，外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年增率达12.25％。“十五”期间，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增30％，缴税年增22％，进出口年增34％。至2003年，外资企业达23万家，占国内企业总数3％，市场占有率30％，工业增加值占全国28％，纳税占税收总额20％，出口占出口总额55％，雇佣员工2350万，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10％。
其中，东南省份2004年人均FDI为128美元，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中部地区的7倍，西部地区的25倍。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省份，外资企业占该地区工业资产总值的43％。各地竞相出土政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招商地价下滑”的奇事。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招商挂牌地价为15万，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2001年为9.5万元，2003年降到6万，周边沪宁杭地区也将工业地价压到5－6万，长三角到处搞“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等“割肉竞争”，成为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对本国市场控制率提高，意味着本国生存空间相对缩小，对本国企业的成长形成强力竞争和扼制。 按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50％)来衡量当前外资对我国产业市场控制率，则亮起红灯的行业已经很多。
一位营销专家说：“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决定因素市场份额越大，影响力就越强。当一个品牌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半以上份额时，它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使竞争对手赶超它是几乎不可能的。”卖一个或几个企业，其影响还不至于让刻骨铭心，而“卖”掉整个行业才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无法弥补的过失。
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的调查，2006年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比私营企业高3个百分点。需要提起注意的是，据税务总局调研，外资平均税负(占销售额比重)为11％－12％，比私营企业略低(私营企业没有税收优惠，但漏税较多)，是国有企业的一半，所以这一“高”效益不值得夸耀。
外贸主导型的发展和外资在华势力的同步扩张，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愈易处于单纯的“打工者”地位。2003年中国出口53亿双鞋(等于为全球每人生产一双鞋)，而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所有代工、贴牌、“三来一补”的工厂实际上都处于这一境地。
在各国争相搞“出口导向”的竞争中，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实际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2002年同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下降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节省近200亿美元。
这一分工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我国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比重。据有关分析，1990－200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从24％降到11％。中国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十分有限，至今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4％，和1978年相同。显然，这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由发展模式所决定的。
我国被“融入”全球低端产业及制造环节，充当“世界打工”的轮廓已逐步显现。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的目标。
西方跨国巨头正加紧对中国
重要企业的控制
进入21世纪，我国对WTO的承诺，大幅度放宽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有关限制，如持股比例、转让技术等附加条件等。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给外资在华并购我国重要行业、企业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来自各方面的报道都说明外资对我国重要企业的并购，成为在华扩张延伸的日益重要的手段。当然，这些报道并不完全，来自官方的数据，则过于笼统，无法与其他数据来源印证。
据有关报道，2003年前，外资在中国并购仅占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2004年1月－2006年6月，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3.6％，增加了近12倍；一家境外的金融与商业顾问公司――Grant ThormtonCorporateFinance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间的一年中，有价值140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为境外企业所并购。在参与并购的这些外企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排名第一。根据这份报告，2005年，共有266家国际企业收购中国内地公司，与2004年268家的数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额却增长了52％――从90亿美元增加至140亿美元。在众多收购案中，以高科技产业收购宗数最多，但金融业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最大。美国公司占据这些收购案的总值约54亿美元；其次是英国，收购总值约34亿美元的收购案。新加坡是中国企业的第三大外来收购者，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底的总值18亿多美元的收购案。
2006年1－11月，中国(包括港澳地区)并购交易总量1234宗，同比上升30％，交易金额487亿美元；在装备工业上，“靓女先嫁”、“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改革思路，正在严重威胁我国战略产业。由于目前国家对出售国有资产缺乏统一标准和完善的机制，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各自利益，往往从“小局”出发，为获得短期回报，把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合资企业或国内企业出售给外商，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和未来的收豁，造成国有资产变相流失，更使我国对战略产业、骨干产业的主导权、控制权不断受到侵蚀。
威胁小仅仅来自战略或骨干产业。下文主要是根据公开报道所披露的诸多产业，在挟雄厚资本、打着“帮助国企改制”、“引来先进技术管理”等招牌、由华裔“专家”协助攻关开道的各路外资，在涵盖了食品饮料、轻工家电、建材化了、装备制造等国民经济各行业，对各行业排头兵企业的收购浪潮。这一潮流正在被主流经济学所赞美鼓吹，被一些政策制定部门所鼓励。
理论和政策的根据是现实。任何真理跨过一步，就可能成为谬误。试想，如果对各行业的这种无孔不入的外资并购，如此放任下去，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人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将丧失殆尽。
正如一位行业专家所警告：“中国人应该意识到保护本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谁手?已成为今天经济珲论的最大问题。摔制 自己的产业资源，是一个大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做到的。‘买办经济’能得到繁荣，却不会得到尊严。”
具体行业案例整理：造纸行业
我国造纸企业约3600家，产量5600万吨(2005年)，近10年来，生产和消费均以10％以上速度增长，产能占世界10％，消费占世界14％，化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多数企业资金短缺、技术装备和原料均严重依赖国外，低档产能过剩，高档纸供不应求。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际纸业巨头如芬欧汇川、斯道拉思索、印尼金光集团等，纷纷以合资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如2005年，国际纸业和太阳纸业在兖州共建合资公司，投资1.6亿美元上30万吨液体包装纸生产线，华泰集团2006年与芬兰斯道拉思索在山东营合资建设年产20万吨的高级超压纸项目等。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宝洁每招收一名员工，就意味着中国原冼涤剂企业有2－3名员工下岗。
在日化行业的合资中，外资通常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生产线和营销渠道，为外资品牌打工，同时冷落中方企业原有品牌。1994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上海牙膏厂“中华”牙膏，外方口头承诺自己的“洁诺”牌和“中华”牌的投入比是4:6，但并未兑现，中华牙膏多年为联合利华贡献8亿到9亿的销售额。
中国著名商标美加净：该品牌原占有国内市场近20％，1990年，上海家化与庄臣合资，“美加净”商标被搁置。跨国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资，实际上是将“美加净”逐出市场，为自己的品牌开路。上海家化的销售额从3亿元骤降至600万元。上海家化于1994年出5亿元收回美加净商标，但失去了宝贵时机。
化妆品：
法国欧莱雅正在快速占领中国市场。2003年该公司收购小护士，2004年收购羽西。在彩妆领域排名第一，在护肤领域完成两次并购后名列第二。中国化妆品市场的竞争已形成外资主导的局面。
跨国公司占据国内高端市场后，正在向中低端品牌发展，冲击本土企业。如联合利华从2005年加强二三级城市的布点分销。宝洁将飘柔、汰渍等产品大幅度降价、大力在全国推销玉兰油。欧莱雅收购小护士之后正寻找合作伙伴开拓三线城市和农村市场。美国雅芳和日本资生堂等也蠢蠢欲动。
2007年2月，作为全国护肤品行业第一的北京大宝，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全部股权(北京三露厂国有股83.42％，职工持股会16.58％)，3月与美国强生签订了转让全部股权的合同。2005年，大宝销售额为7.8亿元(占全国市场1％)，在国内护肤品企业中排名第一，这样，强生就拥有了大宝遍布全国的二、三线营销网络。
化妆品企业淘汰率很高，两年前全国有5000多家，现只剩3300家，2005年外资化妆品企业有130多家，占有国内40％的销售额和80％以上的利润(外资企业销售利润率为10％以上，内资企业仅2－3％)。目前活跃于市场的本土品牌还有隆力奇、拉芳、丁家宜等20余种，随着外资企业瞄准三、四线城市，国内品牌的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
制药：
华药集团：国内最大抗生素生产基地，2004年销售收入78亿元，居全行业第二。2005年落到行业第四，亏损2千万元。公司陷入债务困境。2004年进行股权改革。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华北制药”4.07亿股国有股折10亿元，另5820万国有股以2亿元卖给荷兰DSM(欧洲最大的原料药生产企业)，一并抵偿所欠“华北制药”债务。DSM遂获得华北制药7.4％股权。2007年2月DSM再用3500万美元购得华北制药25％股权；另出资1.06亿美元与华药集团的青霉素和维生素业务合作成立新公司，占49％股权。DSM成为华北制药第二大股东。
哈药集团：2005年，香港中信资本、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联合投资获得控股权。
盖天力：2006年10月，拜耳医药保健(BHC)与我东盛科技之启东盖天力制药公司签署协议，以10.72亿元收购后者的“白加黑”感冒片、“小白”糖浆、“信力”止咳糖浆等业务和相关资产，收购金额10.72亿元(1.08亿欧元)，东盛科技仍保留部分西药OTC业务。此为医药领域最大外资并购案。
〔关键词〕 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产能过剩；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5007906
一、引言
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宁波和开封的两家工厂开始制造太阳能电池，这是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开端。1986年中国从丹麦进口了风电机组，随后不久进口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但直到21世纪初之前，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都处于低速发展阶段，技术和工艺水平虽然有一定提高，但与国外相比差距仍然巨大。2004年是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开始起草，2005年开始颁布施行，极大地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2004年至今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增长了七十多倍，光伏装机规模增长了一百多倍。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上游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并逐渐具备一定的出口能力，成为世界新能源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不仅面临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市场、产业和政策等问题，而且还面临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合作受阻等瓶颈。提升中国新能源装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是破解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难题的关键，也是当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
新能源装备主要包括太阳能装备、风能装备、核能装备、生物质能装备、海洋能装备和地热能装备，中国具有出口能力的主要集中在太阳能装备和风能装备，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2008年国际市场环境非常有利于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生产，特别是美国新能源政策带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大量中国企业快速进入这一行业，成为光伏产品的代工厂，还有一些企业在美国成立承包光伏发电项目的子公司。这一时期的国内研究多集中在采用何种商业模式来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刘仰焰和沈玉良[1]对光伏企业加工贸易生产控制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对光伏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上游多晶硅料件市场价格，而进口料件和出口光伏产品的模式更适合民营企业的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仍有很多研究注意到光伏产业的潜在危机，孙广彬[2] 认为中国光伏产业存在企业规模偏小、低价无序竞争和自主创新能力低等问题。顾列铭[3]认为中国光伏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光伏产品约九成都依靠出口，过于外向的市场导向使中国光伏产业隐忧多多。
2012年7月德国光伏电池组件企业联合向欧盟委员会申请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从此中国光伏产业遭遇出口危机，2012年出口额同比下降三成，出口数量同比下降近一成，出口价格则同比下降三成。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析中国光伏产品出口贸易现状与问题，邢章萍[4]认为应正视光伏“双反”。陈晓梅和孙梦溪[5]认为高额惩罚性关税引发了光伏产业困境，提出应引导光伏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扩大内需，解决产能过剩。孟祥铭和隋欣[6]使用2008―2013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数据，基于CMS模型分析了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市场规模效应一直为正，说明世界光伏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而出口市场结构效应存在波动性，主要是由于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也表明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
中国风电装备的发展与太阳能光伏装备类似，十年前中国风电装备基本依赖进口，在风电装备发展早期，学者们多数在探讨如何实现进口替代。叶瑛莹和赵媛[7]认为中国风电机组国产化率太低，2003年国产化率为12%，风电机组的进口依赖过高导致发电成本和价格过高。刘家澄[8]认为中国不能长期依靠进口发电设备，必须走风电机国产化的道路，并对风电机国产化进程提出建议。这一时期也有学者担心国内风电装备制造业是否会受到国外冲击，施鹏飞[9]认为国外风电市场空间较大，外国制造商对中国市场暂时还无暇顾及，应抓紧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随着中国对风电装备制造的持续扶持，以及大量国内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进入，2003年之后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逐渐有竞争力，并高速发展，2010年培育本土风电装备制造业和降低风电成本的目的已经达到。
2011年之后中国风电市场发展放缓，风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开始减速，这一领域的企业不得不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不过此时世界风电产业也都进入低谷，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时Z丽[10]从风电的技术、装备和市场发展等角度总结了世界风电产业的进展，分析了2008年之后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风电大国政策的调整和支持风电发展的实际行动，认为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应及早准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周原冰等[11]对西班牙风电发展情况、电源结构和电网特点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其在促进风电消纳和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方面的举措，提出了推动中国风电与电力系统协调发展的启示和建议。2010年之后很多学者开始注意产能过剩问题，但对于“过剩”的概念仍存在分歧，王晓慧[12] 提出风电产业不能简单地定性为产能过剩，如果说过剩，也是相对过剩，更准确地说，是在较低水平上的相对过剩。王立国等[13]认为只是低端的风电装备出现过剩，他们建议发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加大行业发展专项研发投入，落实新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培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理性投资观念，打造国内企业的成本和质量优势。
三、新形势下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
国际能源有效需求不足、碳排放交易低迷和“双反”等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是否意味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堪忧？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市场地位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路径的选择和产业升级的风险预测。
1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际需求不平衡
根据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巨头BP的《2014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世界发电量约为23 127太瓦时，同比增长22%。可再生能源消费（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幅度提高，从2002年的2409太瓦时增加到2013年的1 2343太瓦时，年均增长率达到15%，占全部电力消费的比重从17%提升到53%，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总发电量年均增长33%的速度。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与近年来各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面对未来能源供应不足的危机和环境污染，为了寻求稳定充足清洁的能源来源，世界各国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列为本国能源政策和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3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新能源消费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核能方面，欧盟和美国的核能消费量比较大，约达到200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核能消费量的687%，日本自2011年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后的核能消费持续下滑，2013年仅为33百万吨油当量，比2012年下降186%。水能方面，中国处于领先位置，占世界消费量的24%。风能方面，欧盟和美国消费量相对较大，中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比2012年增长378%。相对于其他能源而言，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消费量较小，欧盟表现尚佳，2013年其太阳能消费量为187百万吨油当量，比2012年增长173%，占世界太阳能消费量的662%，地热能和生物质能消费量为384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消费量的352%。其他经济体虽然基础薄弱，但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非OECD国家太阳能消费量比2012年增长846%，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消费量增长91%。整体来看，虽然新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发展迅猛，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依然偏低，改善传统能源结构的作用尚未发挥。一方面，作为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尚无坚固的发展基础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可预测的外部冲击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并且这种影响不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另一方面，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不同消费水平也暴露了新能源产业发展进程中新能源技术及其导致的成本收益差异的重要性。虽然新能源具有清洁和可持续的良好特性，但在技术条件限制下的高昂成本，迫使大部分国家仍然依赖化石能源发展国民经济，中国有80%的发电量来源于煤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世界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2013年世界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总体呈下滑趋势，主要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包括多晶硅（含硅量不少于9999%）、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其他非电热的快速或贮备式热水器（主要为太阳能热水器）和风力发电设备等。2013年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2012年分别下降22%、25%、21%、55%和4%。2013年日本进出口额达到1396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23%，增加额主要来自于进口额的大幅增加，从2012年的48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6亿美元，增加了80%，其中部分原因是日本核能产业停滞和后退，使其不得不转向其他能源发电，2013年太阳能消费量比2012年增加了754%。国际需求不足仍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此引发的新能源产业贸易摩擦冲突将会越来越多。2013年世界出口国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案例有283件，比2012年增长354%，反补贴调查为33件，比2012年增长435%，也是1995年以来件数最多的一年。尽管世界经济复苏在望，但财政悬崖和新能源出口市场补贴削减等仍然存在，金融改革尚未完成，金融风险、新兴市场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等相互叠加的经济下行风险已然出现。出于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重视和对市场脆弱性的担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市场地位
1国际市场占有率低，国际竞争力弱，易受外部冲击
2009年中国风电装备出口额比2008年增长-284%，2010年继续大幅下降，年增长率为-626%，2011年转而上升5200%，2013年出口额几乎没有变化，增长率仅为01%。中国已经成为连续多年遭受“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外，与出口的新能源装备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和薄利多销的贸易政策也不无关系。制造优势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导致了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过多集中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易受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表现为出口额增长率上下波动幅度很大和国际竞争力弱。中国多晶硅、风力发电设备和非电热热水器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低于10%。随着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并没有快速占有国际市场，暴露了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偏低的事实。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缺乏，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匮乏，难以获得多晶硅高端提纯、风机整机的研发与设计和关键零部件制造等先进技术，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在核心技术和有效行业规制欠缺的情况下，大量企业涌入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形成了恶性的低价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危害了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扶持环境一片向好，但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工具与方法有时过于简单化和流程化，不仅降低了政策效果，而且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
2结构性失衡严重，产能过剩和技术缺位并存，国内能源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
2013年中国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40%，成为新能源领域的领头羊，其他新能源产品则表现平平，徘徊不前。近些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增多，存在贸易逆差的产品逐渐减少，2009―2013年一些产品的净出口额从负转正。但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仍然欠缺，在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上与国外先进技术有很大差距，需要大量进口。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业500强中， 中国企业占据147席，但大都居于后列，前10名为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前50名中仅有3家中国企业。从商品结构来看，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失衡，新能源装备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少，加工成分大，附加值低，技术落后仍然是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发展瓶颈，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因而也难以撼动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从贸易区域结构来看，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出口区域结构在2012年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风力发电设备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12年的390%突降到2013年的05%，对德国从2010年的53%下降到2013年的02%，对南非从2009年的不到01%增加到2013年的215%。多晶硅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6%下降到2013年的09%，对法国从2009年的39%下降为2013年的02%。光敏半导体器件（包括太阳能电池）对法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09年的26%下降到2013年的04%，对德国从2009年的351%下降到2013年的31%，而对日本则从2009年的20%增加到2013年的200%，对南非从2009年的01%增加到2013年的31%。中国主要新能源装备出口在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全线下跌，出口额大幅度下降，有的产品转向亚洲市场和非洲市场。中国新能源装备出口结构的变化，固然有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的原因，但出口市场不平衡和对某一市场过于集中的特征，不仅增加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风险，在贸易条件改变的时候增大了企业面临破产和退出市场的概率，而且也增加了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从能源生产结构来看，目前中国仍以原煤为主要能源，2013年占能源生产总量的756%，相比2004年的771%，占比并没有大幅度变动。水电、核电和风电生产量在2013年达到37 060万吨标准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109%，仅比2004年增长约3个百分点。中国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产业，在发展战略上相对偏重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出口份额，忽视了新能源装备在国内的应用，有体制的原因，如上网电价实施步伐缓慢和电力价格体制改革滞后等，这不利于传统能源结构的改善，不仅国内市场得不到开发利用，而且在输出清洁能源的同时把生产时所附带的污染和高碳排放量留在了国内。
五、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和产业升级风险
1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
产业升级存在风险并不是新能源产业安于现状的理由，只有升级到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阶段，才能保证产业长期快速健康发展。不同国家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不同，升级路径和政策也不同，但主要是通过推动企业创新技术、产品、生产过程和功能以及拓展产业链等路径来实现。就发展路径而言，附加值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同时提高是最佳选择。由于现实情况的存在，二者不能兼顾并且前者的难度更大，在过去十几年中，各个国家的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凸显了多种发展路径。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比较优势，以在新能源装备中贡献较低附加值为代价，提高其国际市场占有率，随着新能源产业的成长和市场力量的增加，进入高附加值产业链。美国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领头羊，一度在产业链中占据关键环节并贡献了高附加值，但随着其他经济体的参与份额增大，美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渐降低，这一特征也出现在在新能源领域领先的其他国家身上。如日本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的出口额从2003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6%降为2013年的12%。相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有可观的提高。
二是发达国家在新能源产业的领先地位没有实质性受损，并且获得了新能源产品的真正价值。新能源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是低碳减排、改变传统能源结构和应对未来的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到新能源产业链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获得高附加值，而且在制造新能源产品过程中由于使用煤等高碳能源可能违背节能减排的初衷，存在高消耗本国能源为他国供给低价节能产品的负效应。
三是在致力于参与到新能源产业链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即便获得了较高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优势，也并不一定能进入到核心和高技术含量环节，通过继续加大投资和收购兼并进入相邻环节往往是该产业企业进一步采取的措施。或者复制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初期的路径，即进口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和服务，提升其在新能源产业多个环节的主导地位。或者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产品目录，开辟国内市场，以扩大国内消费为目标，缓解国际市场上的产能过剩问题。
2新能源装备产业升级的潜在风险分析
提高生产率和附加值是摆脱粗加工、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式。在升级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外部环境、国际规则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风险。
一是新能源装备制造技术存在转让和自主创新双难困境。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国家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了价值链上的中下游环节，能耗高、劳动力密集和“加工厂”是处于该环节的企业的共性。与其他产业相比，新能源装备还有用清洁可持续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目标。因此，发达国家为了长期获得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的创新收益和新能源应用的环境收益，在技术创新、使用和转让方面设置诸多壁垒。然而，越不发达的国家在技术方面越处于弱势，研发能力有限，整体水平不高，需要更多帮助。另外，技术转让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在产业的初始阶段得到迅速发展，但在中后期阶段易受到牵制，成为技术的跟随者，不利于自主创新。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文献引证分析报告，国外新能源专利引用次数是国内新能源专利引用次数的2―3倍，其中美国专利被中国引用的次数最多。在原始创新层面，国外专利具有集成创新性质，即通过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进行跨领域创新，中国的创新模式则更接近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基础相对薄弱，涉及领域较窄，局限于本领域创新。
二是路径依赖下发展模式转型存在生存风险。产业升级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新能源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在发展模式上走的是传统加工贸易老路子，利用制造环节的优势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行业地位。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用长期效率换取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过于集中制造环节，市场开发、产品营销和应用等环节必然相对薄弱，高昂的转换成本和难以兑现的短期利益把新能源企业限制在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成为新能源产业升级的现实困难。这种发展路径附带的产能过剩负效应更使得企业无暇顾及长远发展规划。
三是产业升级过程中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固有利益，而利益相关者将利用权利介入经济活动。在税收增长和政绩目标下，地方政府官员更为关注任期内地方经济整体发展、产业升级后的短期效益、当地就业、居民收入和社会影响，面对产业升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可能通过改变政策支持内容和方式影响新能源产业升级。与新能源企业依存度很大的供应商和销售商等上下游企业，将会考虑产业升级后订单大幅度变化对自身经营的影响，都有可能阻碍产业升级。
四是产品功能升级产生的影响给市场结构带来风险。产品质量和行业标准提高后，企业生存、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条件自然发生相应变化。企业面临兼并、重组、破产和倒闭的风险增大，新企业进入门槛提高，如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比去年减少24家。新能源装备国际市场占有率在短期内也会出现下降，进出口贸易总额出现下行压力。另外，市场经济具有系统性，某一环节的技术水平提高，但其他相关环节的创新相对滞后，企业需要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和协调生产活动。
六、政策启示
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升级，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增加国际市场上的进出口额可显著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但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市场份额扩大和发展战略内在统一，并促进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转型。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下的“加工厂”模式，迅速增加了中国新能源装备的进出口额，提升了国际市场地位。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低附加值和环境效应问题，积极通过出台政策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链升级和延伸。但受技术水平和市场环境的影响，以及低附加值、产能过剩、贸易壁垒和体制约束等难以在短时期得到解决的客观问题，致使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之路成疑：积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的工业型发展战略与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是否长期一致？是否存在其他占优发展路径？基于此，可归纳出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政策框架。
1创建和改善进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价值链的前提条件和环境，避免产业升级风险
利用中国在新能源装备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优势、竞争优势、集聚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等，以互利共赢为原则，搭建与新能源领域领先企业紧密合作的贸易平台，优先鼓励和支持技术和技能合作。改善技术投资的环境，为人才引进培育开辟绿色通道，完善专利政策，保护技术创新，搭建专利技术、投资渠道、技术团队和生产销售团队之间的对接平台，突破技术成长初期资金、营销、管理和品牌等企业运营方面的限制，缩短技术与市场应用之间的距离。对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从技术含量、复杂程度和价值创造等方面进行细化分类，就其在产业链中的层次地位和关键性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战略定位和政策支持。将技术升级与新能源产业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对技术的强烈关注可能致使出口份额下降和发展速度缓慢，因而进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价值链的发展规划应以中长期为主，将新能源装备出口贸易的评价标准界定为价值创造的绝对贡献和关键性突破。
2构建国内生产能力，打造产业升级空间
立足于产业和经济的整体发展战略，促进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效益最大化，扩展其在促进产业发展、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以新能源装备领域的领先企业为龙头，建立产业集群，促使中间产品和服务出口在集群内转移，制定有效的行业标准，帮助集群内企业提升技术和工艺标准，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建设有助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支持和鼓励新能源装备技术领域的创业，适当放宽新能源装备领域的审批限制，设计全面系统的创业扶持政策框架。培育有效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环境，制定相关的价格操纵和垄断治理政策，分类制定资源税以提高稀缺资源利用效率。
3调整和协调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政策，提供法律和相关支持
新能源装备生产过程中进口瓶颈是产业发展的最大潜在风险，借鉴历史经验，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度和经济活动分别制定贸易投资政策，建立关键零部件贸易的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增强国内企业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议价能力，为其进入高附加值产业链的经济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配套措施，支持和促成集体谈判，增加制衡谈判力量。加强政府和企业双方面协调合作，规避、预防和有效抗击“双反”等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设置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法规培训课程，加强政策领域、法律领域和相关制度之间的协调机制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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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争战略；现代企业；战略选择；比亚迪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现代企业竞争战略新选择――以比亚迪公司为例
收录日期：2016年8月10日
一、比亚迪公司状况
（一）比亚迪公司基本资料。始创立于1995年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广东的深圳，并于2002年7月在香港主板发行上市，股票代码为1211.HK。发展至今，已成为一家拥有IT、新能源及汽车三大产业群的高新技术民营性企业。比亚迪在上海、陕西、北京、广东等建有九大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接近700万平方米，并在印度、韩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均设立有办事处或分公司，现员工总数将近20万人。
（二）比亚迪公司的产业实力
1、IT领域。比亚迪作为手机零部件的生产商，为其他公司厂商供应各种优质的手机零部件。依托着垂直整合的发展模式，并作为ODM供应商的比亚迪，为客户提供包括产品性能、产品测试等全方位服务。公司的IT业务包括微电子产品、柔性电路板、键盘、手机按键、五金电子产品、金属零部件、塑胶机构件、液晶显示屏模组、连接器、电声产品、充电器、二次充电电池等以及手机设计、手机组装、手机装饰业务等。
2、汽车领域。随着生产经营，比亚迪的汽车产业已经分布在了全国多个地区，并形成了集汽车销售服务、汽车技术服务等综合产业链。比亚迪汽车也在汽车研究的多个领域都触及汽车领先研究的制高点。与此同时，比亚迪汽车立志振兴我国的民族汽车产业。
比亚迪汽车作为新锐民族最具创新的自主品牌，保持了5年连续汽车销量翻倍的高增长。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比亚迪汽车销量分别约2万台、6万台、10万台、17万台。紧随其后，比亚迪的F3更是在2009年8月～2010年5月的连续10个月保持了全国销量的总冠军。比亚迪汽车在2009年的汽车销量更是同比增幅达162%，超过44.8万台。
2014年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秦”全年总销售约为1.5万台，成为新能源汽车年度销量冠军。城市公交电动化的步伐也在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比亚迪为了后续新能源汽车划定全新的油耗标准，全新的安全性能，提出“542战略”。
2015年比亚迪的首款双模SUV型的“542战略”车型―唐已经进入市场。唐是全球首款三擎四驱双模SUV，双模自由切换，长途混动，短途纯电，百公里加速可以在5秒之内，百公里油耗也仅仅2升。比亚迪唐的出现无疑使电子科技颠覆了传统机器，并带来了更高安全、极速响应、高效传动的新汽车时代，此举也为比亚迪汽车销量开辟另一增长点。比亚迪创始人认为双模混合动力会是汽车领域的方向，并会在一些新能源政策完善之后，会推出相对成熟的双擎双模设备，生产双擎双模汽车是比亚迪未来汽车领域的发展战略。
3、新能源领域
（1）电动车。电动车是具有广阔的发展潜景的，特别是在个人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方面。全球首款不依赖充电站的双模电动车比亚迪F3DM于2008年12月15日在深圳上市，吹响了解决环境污染、二氧化碳减排和能源紧缺三大问题的号角。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又在比亚迪新能源双模电动车的过渡下，相信纯电动车的时代亦不再遥远。比亚迪已开创了中国力量领跑世界的壮举，并拔得市场头筹的先机。
（2）储能电站。比亚迪本身就是靠研发电池起家，所以拥有铁电池核心技术，可以在实现能源储存的同时，形成对智能网的技术支持。随着全球的电能需求和新能源的国际重视与支持，比亚迪在现有的能源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
（3）太阳能电站。比亚迪为了大幅度降低太阳能应用成本，采用独创的工艺和技术，成功地让太阳能发电获得与煤电相当的成本，加速了太阳能发电普及的过程，解决了一直制约太阳能产业发展的硅片生产供应问题，对新能源产业稳步发展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
（三）比亚迪公司发展前景。比亚迪是在车企行业中，实行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最久的公司之一。比亚迪未曾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上中断过，从最早的e6纯电动车，到F3插电式混动汽车。中国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大都是因为政策的存在而存在，也因为政策的改变而有所调整。当所有汽车企业对新能源汽车信心不足时，比亚迪选择了迎难而上。比亚迪迎难而上的最突出表现方式之一就是自己集资并联合其他投资者在深圳当地建立出租车公司。
当所有人都认为比亚迪的这种做法不妥当的时候，比亚迪仍然坚持了下来。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真理，市场的发展最终证明了比亚迪的正确选择。比亚迪的深圳市电动车出租车业务很快地就实现了自我循环，并获得了盈利。比亚迪未来发展的契机其实是比亚迪目前的政策障碍，因此障碍得到克服，随后的市场也是会得到更大发展。
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在数据上是惊人的。这是来自一份关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7月份新能源汽车生产1.95万辆，销售1.7万辆，同比增长分别为2.2倍和3.3倍。中国实施试点政策的大背景下就已经取得了这种增长速度。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在2016年或之后放开试点，其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将会是巨大的。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大发展下，掌握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强者必然会占据到大的优势。那么，比亚迪呢？相信比亚迪最终会因为在新能源汽车的坚持而抢占市场先机，赢得市场份额。
二、比亚迪公司竞争战略存在的危机
（一）比亚迪公司WT分析。在中国的传统汽车领域里，更多的国产厂商选择的是效仿国外的生产模式：买入零部件，买入自动化生产线，进行人工机器模仿似的重新组装，赚取一定的组装费。而比亚迪公司在这方面拒绝了像以往中国企业的模仿似生产，而是有意地将垂直整合的模式发挥到极致：安全气囊、电子产品、安全带、空调、灯具、汽车引擎罩等汽车零部件，尤其是汽车模具，都是选择了自主研发制造。比亚迪所采用的这种模式，在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这一最大特点的同时，也因为其本身的各种综合性原因而具有一定的劣势（W）和威胁（T）。
1、比亚迪因内部能力所处的劣势（W）。（1）生产和研发规模与世界大型汽车制造企业还有很大差距；（2）比亚迪对不确定的适应能力和定位能力较弱；（3）营销网络不齐全，不够稳定；（4）生产工艺落后，不完善，智能化水平较低；（5）资金不够丰厚且状况不稳定。
2、比亚迪所面临的威胁（T）。（1）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不熟悉且对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信心不足；（2）核心技术还不够成熟，而且市场需求不够明确和稳定；（3）东风汽车、一汽轿车和福田汽车等27家上市的汽车企业都有意将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的发展战略；（4）随着汽车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将来将会有更多的行业进军汽车领域，比如生产手机的小米公司正在研发全智能化的小米汽车；（5）当前世界空气质量每况愈下，新能源汽车在被要求安全质量标准高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大力度的支持。
（二）比亚迪的成本优势将不能持续。巴菲特入股比亚迪之后，比亚迪因采用“夹具+人=机器手”的便宜模式而备受公众的认同。自2011年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开始大幅度提高，中国车企的平均人工成本占比为5%，而比亚迪的这一数据占比却大于10%。虽然有摊销折旧在“机器手”的模式上相互对冲成本。但如果随着人工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和汽车利润的进一步下降。一直在竞争上帮助比亚迪保持成本优势的人海战术是否能持续呢？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虽相对于发达国家，资金成本高，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但纵观中国近几年来经济、物质基本形势的变化，再加上中国汽车领域的税费体制，技术更新智能化的加快，光比亚迪单单依靠的“机器手”创造的成本优势显然是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变化的。因此，比亚迪所依赖的人海战术建立起来的总成本优势在中国的未来是不能持续的。
（三）比亚迪的竞争战略之误。比亚迪所依赖的总成本领先战略使得它在众多车企中异军突起，如黑马般的狂飙猛进，迅速抢领市场的有效份额。可好景不长，这匹黑马很快在2009年之后停下脚步，2011年的最新业绩报告不尽如人意，而2010年比亚迪所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汽车较上一年也无任何明显地增长。除此之外，新能源、传统汽车和IT三大产业的前景无一明朗，电池核心业务竞争的加剧、再加上不断的裁员风波等让比亚迪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中。这是比亚迪的第一次战略之误。
虽然经过最终的研究和整合，比亚迪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一方面继续实行电动化公交战略，先将研发成功的电动化公交投放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把量产双擎双模动力车作为主要，纯电动车作为次要的战略意图打开私家车的新能源市场。这显然是不够细化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存在着一心做大而忽略做好、做细的严重问题，又忽略了专一化竞争战略在企业实际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比亚迪第二次竞争战略之误。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的力推差异化路线战略思路是：要想突破自主品牌赶超合资品牌的这个关口，必须让新能源汽车承担突袭合资品牌的重任。而同样是新能源领域，特斯拉在创立之初就是为少部分有钱人服务，未曾想入进入公共领域，定位也是如此。所以从目前来看，特斯拉与比亚迪走的是不同的路线。特斯拉走的是高端细分市场，比亚迪走的是平民化路线。但在企业战略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上，我国学者肖星和陈诣辉曾运用档案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的战略定位并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只要配置资源达到了合理化，公司都能实现高的业绩。不同的战略定位各有不同的战略结果。在企业资源配置达到理想的情况下，定位高端的企业能实现理想的毛利率，定位低端的企业能实现高效的资金周转率。王传福的大范围普众化的发展战略路线虽然前景是美好的，但目前是不适合比亚迪的。这条路线需要的是比亚迪资源配置真正的合理，也需要比亚迪更加细化的目标定位与自身创新技术的革新，比亚迪目前恐怕做不到。
三、比亚迪公司的竞争战略选择与竞争模式的完善
（一）动态环境下比亚迪的竞争战略新选择。比亚迪一路以来的竞争战略大都是在建立在静态环境下考虑竞争对手和市场现状而制定的。由于本身与外界的合作较少再加上长期以来缺乏对竞争对手的研究和分析，因而当竞争对手进行有效反击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真正的强者是在竞争对手的侵袭下不断创新，并深刻明白任何竞争优势都只是暂时的。因而在动态环境理论下，企业发展的市场实情是更加复杂多变的，企业只有基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威胁和机会，不断有意地调整企业战略，进行持续的创新，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才能打破因长期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过分僵化的市场态势。比亚迪可基于动态环境下的三个层面选择新的竞争发展战略：
1、确立合作与动态竞争的新理念。要想企业与大环境现实共同进化，只有通过企业与大环境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所以比亚迪在未来的竞争中，不要一味地自己大干、单干。这是一个合作的社会，大公司更是如此，比亚迪要正确利用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随着竞合关系的变化实时调整企业的合作策略和竞争策略。
2、实行柔性战略。比亚迪应以管理方式的柔性化激发20多万员工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柔性因素和知识经济全球化经营理念。从企业的实况出发、改变经营结构与企业组织、优化企业管理的模式。柔性战略可以影响环境的不确定性，表现为能够利用环境的变化和制造变化提高竞争力，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优势。
3、建立战略联盟。当比亚迪缺乏某种资源时，可通过与其他企业缔结联盟的方式，结成分险共担、优势相辅、要素多向流动的一种网状型的组织，来实现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一滴水要想永久，要么把它滴入河流，要么把它放进大海。
（二）比亚迪竞争模式的完善
1、比亚迪旧有模式曾有的危机。从2011年初，比亚迪就不断爆出负面消息，但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8月初比亚迪的功臣元老夏治冰的离职，才引起媒体的重视。然而，风暴并没有到此止住，而紧接着是比亚迪的大幅度裁员事件，央视曝光的“气囊闷”，经销商退网风波。太多的变故让王传福措手不及，他高估了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也轻视了行业的进步。究其原因，比亚迪的危机源于王传福缺乏行业内成熟的商业竞争模式。
2、改善比亚迪竞争模式的建议
（1）整合产业，集中精力突破新能源大关。比亚迪应适当整合产业，保存决定企业命运的电池和汽车等核心业务，积聚力量和资源研发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力求在新领域形成无可模仿和取代的核心优势。在中国未来的汽车行业，谁能在新能源领域形成独有的竞争力，谁就必将能赢得未来的新市场。
（2）外部环境销售渠道战略的重新思考。为了长久解决比亚迪的经销商退网问题，比亚迪应该采用经销商订单式提货的方式和弹性化的销售策略。根据一个地区的人口组成结构和汽车保有量数据，制定一定的销售数量和计划，并让各级经销商根据以往的销量，随机上报订单数量，再根据市场实况生成相关的订单数量。对于滞销车辆，比亚迪可以根据一定的现实情况对厂家和经销商实行一定的补贴。
（3）改善企业内部人海战术。关于比亚迪的人海战术，针对现况，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比资金成本便宜，使用现有的半自动化生产是可以让比亚迪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获得成本优势。但随着全体国民文化水平、智力水平的普遍升高，而带来了劳动力成本质的上升，到时比亚迪恐怕就不能因为半自动化的成本优势对冲机器的购买、折旧和损耗而取得的最大优势。因而，比亚迪在现阶段，应该加快智能化、全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以适应将来的新企业发展的生产生存需要。
（4）实现产品的科研突破，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优势。第四点建议就是比亚迪公司应该在竞争战略的第三个层次属类竞争上，下大工夫，实现产品的科研突破，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优势。比亚迪的生产方式是通过创造性模仿，利用与竞争对手一样的产品来实现对该领域的统治，其中必须做到能以更低的成本推出更简便、更便捷的产品或服务，满足需求这种产品或服务的客户及处于市场边缘的潜在客户。当然起步的生产企业对其他领先的企业的模仿是无可厚非的，也无可置疑在模仿的过程中可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不可成为企业的主要运作模式，止步于模仿会让企业丧失其个性优势，进而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比各大汽车公司的财务支出比例，比亚迪公司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支出的比率不及我国一些一线自主品牌的车企。因此，比亚迪需要做一个关于资源整合，特别是关于研发的规划。例如，比亚迪应该在汽车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上多下工夫，如变速器、发动机。并且有意地在积累研发经验的同时形成一支专业的研发队伍，来逐渐形成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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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政府之“舞”
凌宁：走向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到位。
一般来说，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保障公平，这是政府与市场的重要边界。面对“市场失灵”问题，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与调控方面各自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共同促成并保障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政府通过转变职能，调整工作目标、工作机制、工作关系和工作方法，是解决当前转变发展方式问题的当务之急。当然，如果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去维持公平，如果政府退出资源配置，会导致社会的更不公平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应该看到通过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本身包含着公平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竞争的经济，也是公平的经济和合作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此时要加强政府监管，但政府监管并不意味政府取代。事实上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通过行政权力进行资源配置，容易导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较严重的浪费。
华民：在“两个转变”中，不是简单地关注“强政府”与“强市场”问题，而是使两者有机融合、相辅相成。
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些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的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需要加快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由市场自行解决，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等等，需要发挥政府调控和管理的作用。同时，“强政府”是基于“有限”和“有效”两个维度的政府，它并不是政府职能简单的增或减，而是政府“内功”的修炼。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即看它是否适应特定历史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强政府”应有科学的行政理念，应有完善的体制、机制，应致力于实现公共服务。
金太军：强大公民社会将有效规塑政府与市场的行为，化解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甚至政府与市场的“双失灵”。
市场体制发育不完全，特别是竞争性、自愿性和规范性的交易规则不完善，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及财富分配的“不公”。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和公民社会都应履行相应的纠偏功能。然而，公民个体的原子状及整体结构的散沙状使公民社会的集体化行动难以实现，从而无法成为有效纠正市场失灵的利器。政府的主体地位自然凸现出来，但政府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者说失灵，譬如说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也存在部门利益与个体利益，政府干预的效率有待提高，等等。当人们面对市场失灵时，往往感觉“悲观”与“无助”，自然渴望强大政府的存在，但在市场失灵有所缓解时，人们又会聚焦，甚至放大政府的失灵表现，流露出要求政府“退出”的愿望。要消除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悖论，就必须跳出政府与市场的二元静态分析框架，找寻“第三条道路”——公民社会。因此，如何实现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考验政府能力的重要课题。从基本路径来看，政府要特别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观点”，并及时进行梳理、提取与整合，相应进行公共政策的创新。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一个领域，是自主社会个体及自组织社团进行互动交往和自由辩论的一种非官方的文化批判领域，以自由、理性和开放为基础特征。在当代，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要努力适应这一趋势，及时对基于各种载体的“民意”进行有效的回应。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何处？
姜永华：转变政府职能，关键是要解决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越位”的地方要退出、“缺位”的地方要弥补、“错位”的地方要纠正。
具体要把握好四个关键环节：一是改善经济调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稳定物价、改善民生等任务，让政府宏观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和艰巨任务。要求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适当的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减少微观的事务管理和审批事项，让经济保持平稳发展。二是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加强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领域的监管。拓展公平准入的市场范围，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市场，还包括要素和产权市场，特别是强调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规范运行。三是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是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金太军：政府职能转变应正视其滞后的“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实然”现状，实现由“错位”至“正位”、“越位”至“回位”以及“不到位”至“到位”的“应然”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而滞后则主要呈现为政府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状态。“错位”就是政府与企业职能划分的错乱，如很多重要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政企不分，阻碍了创新，阻碍了一些新技术、高技术的产业化；“越位”就是政府管了一些不应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如政府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而且把GDP的增速作为考绩的主要标志；“不到位”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没有管或管得不好，如把本应由政府或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推向市场、推向社会。正是这种种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不到位，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履维艰。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
而“正位”是指理顺政企关系，实施政企分开，将政府的所有者职能与企业的经营者职能分开，把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分开；“回位”是指政府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致力于履行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责，改变政府“驾驭市场”的做法，使政府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将重点转向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环境，调控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为市场失灵的地方提供服务，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到位”是指经济建设型政府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逐步从经济领域抽身到公共服务领域，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和服务，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以避免改革与发展步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发展陷阱。
凌宁：政府不应该在“强政府”或“弱政府”上做文章，而应转向“有效政府”，“有效政府”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找准职能定位，如何有效履行职责。
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为适应其所处的行政生态进行动态调整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是所有改革的关键，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结合部，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政府职能转变围绕政府职能总量的调整、政府职能结构的调整和政府职能实现方式多样化而展开，政府职能逐步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靠近，取得了好的成效。但是，面对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发展关键期，我们需要进一步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等诸多关系中的职能界限和范同，实现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的相互调适和重心转移，推进直接调控、间接调控等多种公共管理和服务工具的使用。目前的核心任务是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政府自身改革路在何方？
金太军：政府职能转变必然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但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既非“缓慢改革”亦非“不改革”，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行有益的探索和试验但要防止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摸到石头后不愿过河”，企图将现有改革中的利己制度元素定格化和固态化的情况出现。
政府自身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受到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能政府的惯性、职责同构的弊端、市场质量的影响和社会发育的迟缓，但最为关键的则是现实利益的阻隔。传统计划体制的瓦解，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在高层政治精英推动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政治精英对社会利益进行体认后发生的诱导性制度变迁。这种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是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社会物质短缺、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制度变迁几乎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使改革获得了社会的普遍支持，也为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奠定了现实基础。但随着改革的推进，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浸润，体制框架中人自然形成对原有体制的依赖，形成认知结构与行为路径的“锁定”。要破解这种“锁定”，政府及政府官员既要有巨大的改革勇气、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又要进行合理的规划，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好心办坏事”。在多元的利益格局下，政府自身改革很可能会触及自身的利益。如江苏目前的大部制改革面临难以深化的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刚性与人员（主要是领导）分流的阻力。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江苏所特有。
姜永华：政府自身改革的主要难点是在转型过程中政府自身的利益问题，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调整，制度约束是利益调整的关键障碍，消除制度约束须从体制改革入手。
对于政府改革而言，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通过理顺自己与其他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减小社会冲突成本，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不同群体的积极性，才能形成推动经济转型的新合力。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体制机制。二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和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加强政府性投资项目的管理，按照“举债有度、偿债有源、成本求低、效益求高”的原则，加强政府投融资管理，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三要处理好加快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坚持环保优先、环保为民的原则，将环境保护作为事关发展全局、民生改善的一项重点工作，构建现代产业生态系统，增强城市生态调节功能，促进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四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凌宁：江苏省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行政体制还不够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尚没有完全到位，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特点；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贫困大学生的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带有普遍社会性的问题，甚至影响了当前高校的发展与稳定。这里所说的贫困生是指经济贫困生。何谓高校经济贫困生，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发达国家通常是指其所能获得的每月生活费低于就读地区的人均生活费的最低标准，甚至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群。在我国，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贫困生的标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根据教育部文件的精神，大致上可以把因家庭收入少，难以依靠家庭的支持而正常完成学业的学生界定为贫困生。经济上的重负，往往会导致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贫困使大学生心灵深处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挫折感，从而导致了自卑、焦虑、抑郁、自尊心过强、孤僻、人际关系敏感等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部分学生因此成为经济和身心的“双困生”，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性格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较大影响。研究和解决贫困大学生的这些心理问题，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
1 当前我校贫困生主要的心理问题特点
（1）自卑与自尊的矛盾心理
自卑是人的一种不良自我意识，是一种自己轻视自己，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的惭愧、羞怯、畏缩，甚至心灰意冷的情绪。自卑是贫困生最典型的心理特征，也是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其它方面的心理问题都是从自卑开始的。以电控学院学生为例，贫困生大都来自边远贫困地区，家境贫寒，在中小学时代他们所接受的信息与所知的事物皆与城市生源的学生有较大差距，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形成了自卑心理。自卑感强的学生往往自我认识不足，过低估计自己，只看到自己的短处和劣势，而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在与别人比较时，总拿自己的短处与他人的长处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这样就形成了消极的自我评价。另一方面，有的贫困生自尊心又极强，他们宁愿贷款、勤工俭学，也不愿接受社会、个人的资助，不愿欠人情债。
（2）焦虑与抑郁心理的困扰
焦虑是由心理冲突或挫折引起的复杂情绪反应，贫困生不仅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同时害怕因学业差而对不起父母的一片苦心。这样使得贫困生精神压力大，形成紧张、不安、忧虑、恐惧的情绪状态，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等现象，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抑郁是一种感受到自己无力应付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常伴有厌恶、痛苦、羞愧和自卑等多种情绪体验。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优异的成绩，为自己的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然而，他们又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使他们感到痛苦万分。
（3）过强的自尊、嫉妒心理
作为贫困生，经济上的窘迫是他们不愿提及的，也是最怕同学怜悯和看不起的隐痛，出于自尊，贫困生容易导致自我保护，表现为敏感、偏执和过激。对涉及与自己相关的事情，总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和情感反应。处理问题偏执，易浮躁激动，与同学相处难以掌握分寸，给人一种难以接近，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脆弱的，只能接受成功，不能经受失败，当自己不能成功时，就会对别人的成功产生嫉妒心理。
（4）渴望人际交往与自我封闭的冲突
贫困大学生虽然渴望人际交往，渴望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但多数贫困学生因经济拮据而吃穿俭约，使得他们自惭形秽，不敢轻易和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在一起，更不敢轻易和他们说话。由于害怕遭受挫折和伤害而羞于交际，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愿轻易袒露心迹，渐渐地给人一种难以接近、不合群的感觉。
（5）虚荣心理较强
我院大部分贫困生能正视贫困，注重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然而也有一部分贫困生，受虚荣心驱使，为了让别人瞧得起，维护自己所谓的面子，求得心理平衡，不惜花重金包装自己，盲目与人攀比；部分贫困生面对父母到学校探望，竟然向同学谎称是自己的老乡，惟恐给自己丢人。虚荣心使他们对金钱的渴望与日俱增，部分贫困生为了经商赚钱而本末倒置，把学习搁在一边，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6）敏感、多疑及攻击心理较重
部分贫困生不愿提及经济上的窘迫，也最怕同学怜悯或瞧不起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的内心极为敏感、多疑，与自己本来无关的事情，他们也会认为同学是在背后议论自己，于是在内心深处重重设防；还有些贫困生心胸狭窄，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和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内心产生对他人的不满、不服气，进而又心生憎恨、妒忌。贫困生的这种消极、冷漠、厌世，在思想上很容易走向极端，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少数学生甚至会产生行为。
2 贫困生心理问题形成原因分析
（1）家庭原因。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家庭对人的心理状况的影响是个性形成的最初根源。家庭地处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较差，这样背景的贫困生构成我院贫困生的“主体”。为了改变祖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绝大多数家庭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倾尽全力培养孩子考大学，由此导致对孩子缺乏正确的教育而过分溺爱，导致孩子的自尊心、自我优越感很强，但自理能力、受挫能力却很弱
（2）学校原因。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招，招生数的增加带来了高校贫困生数量的增加。一些高校没有把解决好贫困家庭学生的困难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足，政策宣传力度不够，以致不少贫困生对资助政策不了解，凑不齐学费上不了学。再则，学校在营造整体育人环境和氛围上重视不够，没能在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上做好兼顾。
（3）社会原因。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观念，加重了贫困生的心理负担。社会上一部分人对贫困生存在偏见，贫困生在成长中或多或少地有过因贫困遭人耻笑、心理上受挫折的经历。同时，社会上各种“资助”工作的开展，由于宣传不够，或实施不当，使一些贫困生在得到物质资助的同时，也遭受到心理上的伤害。因为绝大部分贫困生并不太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贫困身份，但由于“资助”宣传的需要，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将自己的贫困身份公之于众，造成一种无奈，进而形成心理压力。
（4）自身原因。贫困生所处地的教育条件相对薄弱，加上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思想上缺乏自强、自信、自立、自尊的正确意识，心理素质差、抗挫折的意志力弱、依赖心强、自卑感强等，在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双重作用下，贫困生心理负担过重，加上自身承受能力弱，很容易出现心理障碍。
3 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1）开展积极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
① 对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从新生入校开始，学校就要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和掌握学生家庭的状况，建立贫困生综合档案，包括个人资料、家庭背景、品行说明、学习成绩、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等。从不同侧面了解和掌握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
②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选修课和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帮助大学生了解心理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心理健康对学习、生活、就业等的重要性，教育贫困大学生以健康的心态和人格面对贫困，增强自我调节的能力。
③ 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通过心理咨询引导贫困大学生建立积极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提高自身心理素质。通过个别辅导和行为指导等步骤，分析学生无助、困惑、自卑心理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帮助学生直面环境和压力，进行自我接纳和自我欣赏，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习生活。
④ 加强心理咨询宣传。要营造心理咨询的良好氛围，使大学生从观念上普遍认同和主动接受心理咨询，主动到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
（2）帮助贫困大学生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塑造独立健全的人格
① 宣传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消除贫困大学生的思想疑虑和不满情绪。使贫困大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校招生并轨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深对国家经济状况及贫困现象产生的原因、国家对于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政策和学校对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等方面的理解，督促学生正视困难，引导他们正确处理解决经济困难与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的关系。
② 引导和帮助贫困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困难观。教育贫困大学生理性地对待贫穷，摒弃“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树立起自强自立的精神，正确看待生活中的不幸，正确看待贫富和利义，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经济贫困的现象。还可定期邀请校友或校外的、一些在生活经历或创业经历上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成功人士来学校进行现身说法，通过他们自身成长过程和不断追求事业的成功经验，教育和引导贫困大学生调整心态。
③ 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最基本的是对父母感恩的教育。学校和社会要将感恩教育与学习实践“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逐渐使贫困大学生学会知荣明耻、知恩图报，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常怀感激之心和致谢之情。用实际行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将来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④树立贫困大学生中成人成才的楷模。要让典型引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栏、座谈会、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对优秀贫困大学生的感人事迹和顽强、豁达、吃苦耐劳、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良好精神风范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和引导贫困大学生树立信心，摆脱困境。
（3）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优化育人环境
① 对贫困大学生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要努力营造对贫困大学生理解、尊重和关怀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全体学生中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风尚；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同时，教育家庭富裕的学生，要真诚、主动地和贫困学生交往，言谈举止注意分寸，尊重贫困大学生的人格和尊严，尊重其隐私，充分考虑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尽力避免使他们产生被施舍的感觉。
② 开展适合贫困学生特点的集体活动，实现心理良性互动。根据贫困生的特点、爱好和专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开展一些深入实际、适应竞争、有利于发展能力的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通过建立贫困生自己的社团组织，定期召开贫困学生座谈会、联谊会等，让贫困生敞开心扉，彼此充分交流内心的困惑和感受。并借此锻炼他们的沟通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心理危机感。
（4）关心贫困大学生的物质需求，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
①完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及各项管理制度。成立专门的助学机构，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国家、省和学校的相关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减、免”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及各项管理制度。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从家庭收入、个人消费和同学评议三方面综合考虑，深入细致地做好贫困生经济贫困的等级（特困、贫困、一般贫困）界定工作，并定期对界定结果进行复核。
② 发挥舆论作用，支持贫困大学生帮扶工作。主动与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联络，宣传贫困生帮扶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对贫困大学生献出一片爱心，使贫困大学生充分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③ 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减轻贫困生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是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产生的最直接原因。帮助贫困生摆脱经济的困扰，是解决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前提。面对贫困大学生生活窘迫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应侧重于能力培养和就业信息提供两个方面。政府、学校、民间团体和社会经济主体等部门和单位，应设多种对贫困大学生资助的专项基金，帮助贫困大学完成学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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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务川在全省47个非经济强县中排名25位，其中3项指标排名全省第一，5项指标排全省前十，10项部门工作在全省、遵义市考核中名列前茅。尤其是“2016年遵义市法治政府建设示范点”这一殊荣，更是对务川推进依法行政，打造廉洁高效型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有力佐证。
狠抓调查研究
实现决策科学化
规范政府议事决策规则。从依法行政、勤政廉政、效能建设等12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务川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强化民主决策、公众参与、调查研究、专家咨询等决策环节；加入风险评估、跟踪评估、责任终身追究、行政裁量权等制度；针对行政不规范、违规违纪行为多、执行力差等现实问题，严格纠错问责、履职尽责、督促检查等方面的规定，从源头上为推动决策科学化、行政规范化、履职高效化提供遵循和依据。
规范项目决策和管理。研究制定《务川自治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22个项目管理制度，强化全过程跟踪审计，确保规范合法；采取社会效益评估、中介评估、风险评估、跟踪评估等方法，力求做到效益最大化；县财政每年预算3000万元设立项目前期工作专项基金，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一系列措施解决了项目推进过程中不规范、不透明问题，促进了项目建设阳光公开、廉洁高效。
规范规划编制和执行。启动全行业、全领域规划编制和完善工作，投入3000多万元资金，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产业、城乡、土地使用、基础设施等领域近50个具体规划。新增各类规划执法力量89人，开展规模空前的“两违”整治和城乡规划执法整治，拆除违法建筑35万平方米，全面取缔非法砂石料场，整治多家违反各类规划的生产企业，有效维护了规划的严肃性，促进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更加有序、高效。
规范与效率并重
实现行政规范化
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动员全县力量，组建工作专班，强化城乡规划、土地、林业等执法和清理，共接收1124幢房产、232宗土地、193间门面、5家酒店以及其他各类资产，国有资产价值从10亿元跃升到50亿元。同步开展土地收储，实现从零到5000亩的突破。以雄厚的国有资产为依托，因势利导组建集融资经营为一体的洪司，2015年至今共申贷审批通过资金63亿元、到位30亿元，为全县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力的资金保障，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高效运用。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2015年4月，成立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出台20个内部管理制度，对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交易行为进行集中规范管理。截至今年10月底，共完成项目交易699宗，成交金额8.79亿元，节约资金9185.1万元，节约率9.5%。有效规范了交易行为，提高了交易效率，堵塞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铲除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规范公共财政管理。2015年3月组建县财评中心，对各类项目进行造价评审把控。截至今年10月底，接审金额37.89亿元，审减金额4.31亿元，综合审减率11.35%，节省资金相当于2015年本级收入的105.02%。实行直接支付，切断部门和第三方利益链条，阻塞资金漏洞，杜绝部门私藏“小金库”行为，2015年3月以来节约财政资金5000万元以上。严肃财经纪律，出台《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务管理规定》，严厉打击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目前共查处违反规定10人，追回资金16.66万元。
规范档案文书管理。2015年以前，全县有32个部门10年以上未向县档案局移交档案，很多重大决策、征地拆迁、招商引资资料无档可查、无据可依，大量矛盾纠纷相继产生。对此，务川完善档案管理制度，投入160万元资金新建方志馆，完善设施设备，指派150多名专人开展档案清理工作，县档案局接收移交档案7706盒、312958件。档案文书的规范管理，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工作阳光高效开展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支撑，是“对历史负责”的必然选择和务实举措。2015年，务川档案工作考核排名全省第二位、遵义市第一位，县档案局获“全省档案工作先进集体”表彰。
理顺职能职责
实现用权阳光化
规范机构编制、人事和职能管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继续优化机构设置，因地制宜整合国土、建设、城管、交通、环保基层延伸职能，提高行政效能。加强人事管理，着力在政策上管人、环境上留人、待遇上引人、潜力上育人，今年上半年吸引各类优秀人才83人，是2015年的2倍。强化部门履职，以“三定”方案为依据，强化部门职责33项，调整职责21项，规范职责3项；充实城乡规划、城管、土地、林业等执法队伍，扭转了职能缺位、履职缺位的局面。
规范监察和审计工作。牢牢抓住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坚定不移支持纪检监察部门“三转”，紧抓“”督查，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2015年以来，开展各类督促检查11次，发现问题32起，查处90人。以财政资金使用为主线，以财政预算执行、固投审计、专项资金审计为重点，切实强化专项清理工作和审计监督力度，从根本上规范了经济管理行为，防控了廉政风险。
规范考核、督查和问责工作。实行“三按月一召回”“末位淘汰”等10项干部管理制度，2015年以来共约谈干部25人，“回炉淬火”12人。完善考核考评方案，以省、市、县政府工作报告、重大决策部署为重点，结合乡镇、部门工作实际区别化制定考核方案，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加大督查力度，组建“两办”、发改、监察四支督查队伍，对项目建设情况开展督查；借鉴省委、省政府增比进位、项目观摩的工作方法，每季度开展一次全县项目观摩和乡镇排位，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与时俱进搭建系列微信工作群，对项目建设中存在问题及时曝光，真正做到“白天查、晚上查，平时查、假日查，天晴落雨查、夜半三更查”。加大问责力度，今年上半年，h委、县政府对项目推进落实不力的，诫勉谈话3人、通报批评4人，36个单位因主体责任未落实被问责。
导读：由于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间的脱节，人口规划和市政建设等配套体系的相对滞后，虽也引进一些优质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但在人员配置尤其是仪器设备装置等方面依然存在难以满足的需求，导致产业规划和人口布局脱钩，就业地与居住地间的空间分离——“产城分离”现象加剧。因此，居住与就业、产业与城市功能、产业化与城市化、人与自然这四方面的融合理念，是实现“产城融合”的关键。
大城市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中心，在带动区域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同时，城市自身功能及其空间结构的现代化、集群化、生态化和郊区农村城镇化，是全面提升区域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在全面推进区域城镇化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与产业的空间优化调整紧密相连，成为生态文明、转型发展、创新振兴的重要组成领域。但是多年来，“产城分离”一直作为上海发展中的负和博弈，始终阻挠上海循环经济的绿色生态发展，并对上海的住房、交通等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稳定发展的问题。本文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分析，并就“产城融合”的城市发展未来趋势作学理上的探究，以期能真正实现上海高效的低碳经济环境。
一、上海“产城分离”的类型
伴随着上海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中心城—郊区、中心区—区—郊区的功能分化，在推进人口郊区化的同时，就业空间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制造业就业人口由集中城区至分散郊区，工业和商业等产业空间及其居住空间之间由混杂趋于相互分离，由此导致产城脱节、职居分离和结构失衡等“产城分离”现象十分明显，城市“空心化”和“夜空心化”等问题亟待妥善解决。
由于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间的脱节，人口规划和市政建设等配套体系相对滞后，虽也引进一些优质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但在人员配置尤其是仪器设备装置等方面依然存在难以满足需求的方面，导致产业规划和人口布局脱钩，就业地与居住地间的空间分离——“产城分离”现象加剧。对此，又可细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白天在市区上班、晚上回郊区居住，二是白天在郊区上班、晚上回市区居住。
第一类，主要是伴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在推进人口与产业向郊区转移的过程中，部分新城、新的开发区缺乏系列的产业支撑，不能提供有效的配套就业岗位，对吸引人口、特别是劳动人口集聚的作用难以显现。由于基础设施和优质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园区）和居住功能不完善，住房空置率偏高，人气明显不足。尤其是到了夜晚，随着大量劳动人群陆续下班返回老城区，新城和新市镇（园区）的“空城”现象时有出现。也由此造成新城地区建造的大批商品房、保障房等居住楼宇入住率低，人们白天到新城（园区）上班、晚上则返回到中心城区居住，在产业区（开发区或园区）则出现“夜空心化”现象。
第二类，由于中心城持续实施“退二进三”政策，制造业等产业大规模由中心城向外转移，特别是在宝山、闵行等近郊区增速最快，制造业等的集聚现象显著，而中心城的工业规模迅速下降。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办公类服务业向中心城聚集的特征十分明显，逐渐占据了城市的优势区位，形成了CBD或副中心。特别是在老市区，像黄浦（包括原卢湾）和静安，旧城改造政策将居民动迁至区或近郊区，大量的市政服务机构、商业办公机构以及企业总部聚集，城市功能产生显著的演替，原来的市中心区让位于地租更高的现代服务业。此外，中心城区高昂的房价也迫使大量市民在区或近郊区购房，而这部分人口数量的聚集性增长，直接导致了服务业从业人口与居住地在空间上的显著失衡。
在可预见的未来，上海城市建设的重心将不断向郊区转移，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并随着郊区新城的建设，在郊区的就业岗位增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加上中心城区旧城改造和相关政策措施的作用，未来上海人口将进一步向郊区迁移，人口郊区化有增强的趋势。数据显示，上海人口郊区化的发展强度将进一步加大，郊区人口所占比重将持续上升，中心城区人口占比则不断下降。无论是绝对人口数量还是人口增速，郊区都将大于中心城区，成为人口的净导入区。由此，促进“产城分离”趋向“产城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也就越来越显现出其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影响上海“产城分离”的因素
就区域整体发展而言，引发“产城分离”的因素涉及区内外、微宏观等多方面，既包括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差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等经济因素，也涉及社会公共服务和政府政策等领域。
（一）产业结构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上海市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原有的空间已远不能满足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制造业郊区化成为上海工业发展的新思路。目前已形成的六大产业基地、8个国家级工业区和14个市级工业区大多位于郊区。大量就业机会，带动就业人口向郊区转移，也引发人口的郊区化。2008年末从业人员较多的前五个区依次是浦东新区占15.7%、闵行占8.5%、松江占7.9%、嘉定占7.7%、徐汇占6.5%，五区合计占全部从业人员总数的46.3%，除徐汇，其余四区均位于郊区。
产业结构空间变动所带来的人口郊区化，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上海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近郊区，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2%；与此不相匹配的是，常住人口仍集中在中心城边缘区，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51%。如此人口郊区化与产业郊区化的脱节往往是缘于企业已迁至郊区、而从业人员仍居住在市区，由此造成人口“夜空心化”和“产城分离”现象。
（二）区域经济的差异
人口流动具有逐利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往往决定着人口流动的方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会吸引人口流入。
首先，GDP及财政收入大致反映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上海各区县近十年间人口流量与GDP、财政收入增加值基本呈正相关。作为人口净流入地的闵行、宝山、嘉定、浦东（近郊区）以及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崇明（远郊区），人口流量越大，GDP水平、财政收入增加值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好。
其次，住宅价格是人口选择居住地的重要考量因素。土地价格上涨，特别是中心区房价快速涨高，对普通居民而言已超出其承受范围，郊区房价相对要低得多，中心城区与郊区间房价和交易成本的巨大差异，使很多居民开始主动向郊区转移。同时，住宅的非价格因素也对人口再分布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们对住宅的选择趋向开始从解决住房基本需求转向追求舒适清洁的居住环境，亲近大自然越来越成为选择居住郊区的重要原因。郊区可供开发的土地多、价格低廉、住宅区域的设计相对自由、住宅密度较市区要小、住房宽敞、小区环境优于市区、新建房的房型等特点往往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这种种导致主动向郊区迁移的居民数量不断增多。概言之，居住人口因市中心房价和生活成本高而迁至郊区，其工作单位的郊区化却往往相对滞后，由此造成城市的空心化。
（三）基础设施的优化
城市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为人口向郊区延伸提供了可能。交通的发展缩短了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距离，使城市空间短期内迅速扩大，其中又首先在于公共交通以及私人小汽车交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使郊区的可达性提高，为市区和郊区的联系带来便利，极大地促进人口向郊区扩散。
随着上海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快速干道的建设、高速公路网、轨道交通的完善，缩短了市中心区与郊区间的物理距离，为人口向外迁移扩散提供了基础。1999年上海出台高速公路网计划，集中在外环以外的区域建成联系上海中心城和11个新城、9个市级工业园区和重要运输枢纽的高速公路，逐渐实现“153060”目标。同时已建成的11条轨道交通线路，延伸至郊区，基本覆盖到整个上海市范围，为居民的居住与工作选择提供了更大空间，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郊区转移和流动。
公园绿地、文化、教育、卫生、商业及服务业设施的配套建设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原因。只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休闲需求，才能聚集居住人口。上海在推动人口和产业向郊区转移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与基础设施和优质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跟不上产业配套。城市和居住功能不完善的情况，导致住房的空置率较高，人气明显不足。尤其到了夜晚，人群由工作地返回老城区，郊区的新城和新市镇“空城”现象，以及“人流不大、人口不足、人气不旺”现象时有出现。
综上，引起上海人口分布变动的直接诱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郊区对外来流动人口吸引力的增加也主要源于该地区产业的调整。区域经济差异引导人口流动的方向，人口在主动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中，更愿意趋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区域，并考虑该区域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成本。
（四）社会与政策因素
研究表明，上海郊区化进程中，尤其是“一城九镇”建设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政府承担着制定郊区化发展战略、城市规划、保障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及资金筹措等多方面工作。
1.人口管理政策
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每年吸引着大量劳动力迁入，其中外来人口管理政策演变与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状况相关：根据外来人口的潜在贡献实施差别化待遇，实施“控制人口，但不控制人才”的发展战略；同时按照公安部规定，大中专院校录取的学生，采取户口自愿迁移的原则，使一部分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不迁移户口，形成人户分离。伴随着上海户籍管理制度逐渐松动，促进了高学历外来人口数量的增长，但由于工作特点、居住成本等原因，外来人口多集中在近郊或城市边缘区。同时，城乡二元户籍的改革也弱化了城乡户口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别，削弱了人们的“恋城”心理，增大了郊迁的可能。
迄今大城市区域现行的一些社会经济活动，相当部分仍与户口挂钩，例如动迁房安置政策。在许多大城市，因市政建设或土地批租需要对居民进行动迁时，将家庭的实际户口数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家庭的实际户口数多得到的实惠也多。对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居住地的变更却没有带来户口地的变更，造成人户分离。
2.产业园区政策
上海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稳步提高第一产业”的产业政策，建设“东南西北”四大产业基地——包括东部国家级微电子产业基地（浦东张江）、南部世界级石化基地（金山杭州湾附近）、西部上海国际汽车城（嘉定）、北部国家级精品钢铁基地（宝山北部地区），进一步促进了近郊区与郊区产业发展。
工业企业的外迁与郊区园区的开发，造成就业岗位的大幅度空间变动，带动了大量就业人口向市郊流动，并把生活区也转到工作地附近。同时，郊区卫星镇建设初具规模也强化了这一趋势。而中心城区大批居住人口向近郊区和中心区边缘区迁移，逐步形成以商业和办公为主的格局。
3.城镇建设政策
根据上海总体规划（1999～2020），一方面针对郊区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和人口吸引力，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中心城区的居住用地供应量和住宅开发量，实施“双增双减”政策，从根本上减弱了人口集聚力。其中，对于存在的城镇建设与园区建设关系，郊区新城的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商业服务设施，郊区新城的空间布局，等等问题，宜按照紧凑型城市模式，以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获得规模和集聚效益，也有利于产城融合，扭转产城分离局面。
4.住房保障政策
上海逐步推进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强调市场在住房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展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住房机制，并探索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近十年间，根据中低收入者的分布情况，政府规划建设的政策性住房基本上紧靠外环线，配套商品房和中低价普通商品房也主要位于外环线外，中心地段很少甚至没有。如此的外环线地段、集中开发建设模式对人口郊区化起到一定推进作用，同时也使内部居民面临生活成本加大、住房选择自由度降低等问题，形成居住空间和社会分异，加之旧城区改造、房屋动迁等影响，加剧了产城分离现象。
三、促进“产城融合”协同发展的组合战略
（一）实现上海“产城融合”的总体构想
“产城融合”，旨在实现产业与城市功能的融合发展，形成既宜居又宜业的新城，推动城市化与产业化的双向融合。近年来，房地产业和安居工程的凸显性发展，使得“产城分离”凸现出的“生产与生活分离”现象更为严重。同时因投资性购房者把郊区置业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手段，房屋被大量空置，矛盾进一步加重。职居分离也直接导致了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加剧。
“十二五”的目标就是强化“产城融合”，统筹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大型居住区与新城建设，发挥新城在优化空间、集聚人口、带动发展中的作用。作为重点发展的松江新城、嘉定新城和临港新城，产业特征显著。松江新城以先进制造加工业为主，嘉定新城形成了依托国际汽车城发展的一体化汽车整车、零部件研制、商贸和物流等特色产业，松江新城和嘉定新城结合既有的产业基础推进新城发展，并依托新城进一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临港新城主要以先进重型装备制造、港口物流及航运科技等产业为主体。因此，实现“产城分离”趋向“产城融合”，尤其是对于新城发展，必须关注四个方面的关键性“融合”理念。
1.居住与就业融合（“职住平衡”）的理念
首先，新城的就业岗位总量和居民（劳动力）人数要大体相当，促进本地居民就近就业；其次，新城岗位的技能要求须与本地居民的技能水平相匹配，新城的房价要与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再次，要促进公共设施和社会资源的完备，具备居住、就业、医疗、教育、购物、文化和娱乐等一系列的城市设施和功能，加强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社区管理、社会综合管理等资源的配置，满足人口快速增长和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防止“新城”变“睡城、夜空城”、“钟摆式”长距离通勤。
2.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的理念
空间规划引导产业集聚，产业发展充实城市功能。要促进城市建设与产业同步协调发展，增强新城的服务功能，加大对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提高吸纳就业的能力，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3.产业化与城市化融合的理念
根据新城发展定位，推动郊区城市化是新城建设发展的一大目标。为促进居住与就业的平衡，新城需要培育更多与发展定位相一致的产业，同时完善产业配套服务，推动产业化，进而通过产业化，提高新城的核心竞争力和要素集聚，推进产城一体化。
4.人与自然融合的理念
缓减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改善人居环境是新城建设的初衷。从田园城市到生态城（Eco-Town）的实现，要遵循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和源头预防理念，努力建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这亦是“产城融合”的理想之所在。
（二）实现上海“产城融合”的对策建议
1.上海产业布局调整与人口再分布
1990年代以来，上海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提出“市区体现繁荣繁华、郊区体现实力水平”的原则，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一是通过市区联手、条块结合，在中心城区全面推进都市型工业园区建设，并以此为抓手，带动工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劳动力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综合调整，形成与城市环境相和谐的新生产力布局。二是加快推进郊区实力型产业基地建设。先后在东、南、西、北规划布局四大工业基地，并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信息、石化、钢铁精品和汽车产业领域的国内外企业和项目集聚。
在此战略布局下，市区大幅度“退二进三”，工业布局的重心逐渐向郊区、特别是近郊区转移。由此导致工业郊区化的同时，也带动城市人口的郊区化。2000～2010年间，市区工业从业人员减少47.8万人，占全市工业从业人员总数降至2010年的7.26%，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更降至7.64%。在核心区，工业的绝对值或相对值下降更为明显。
2.郊区重大项目与人口再分布
由于虹桥商务区、迪士尼等重大项目在郊区落户，郊区基础设施及服务不断完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将进一步拉动就业人口向郊区集中。其中，虹桥商务区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布局，包括主功能区和主功能拓展区，涉及闵行、长宁、青浦、嘉定四区。根据规划，将形成“一环、两轴、三核、五区”①的总体布局和“以总部经济为核心，以高端商务商贸和现代物流为重点，以会展、商业等为特色，其他配套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新亮点、发展总部经济的新载体，服务全国的新型商务区域。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虹桥商务区人口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包括常住人口及外来人口。
产业导向和层次决定了地区就业人口的结构。配合虹桥商务区建设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的产业定位，四区的二产增量均大幅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最低的长宁区为7.5%、嘉定区为8.4%，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相对而言，虹桥商务区三产发展较快，四区增速均远高于全市。嘉定区增加最快为14.6%，约为2010年全市第三产业增量的3倍。与此发展相适应，区内就业人口进一步向第三产业集聚。除嘉定外，其他三区从业人员结构都表现出向第三产业转变态势，与2004年相比，三区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人员增多，闵行最多，为6.7个百分点。
由于商务区仍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目前就业人员集中在能级较低的产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较大，第二产业内占主导地位的仍为纺织、机电、装备制造等传统工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大多仍从事传统能级较低的生活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最多的批发和零售业占10.7%，层次较低。
3.郊区产业发展改变人口的“产城分离、人户分离”
（1）三大新城产业发展带来的变化
“十二五”期间，松江新城、嘉定新城、临港新城作为上海城镇发展体系重点建设和发展的地区，已形成一定规模，不仅成为上海先进制造业的主要集聚空间，而且也成为上海人口增长的主要聚集地。由于新城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供应和服务，未来人口向郊区新城聚集将更趋明显。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带来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再分布。由产业调整引起的企业外迁、级差地租、流动人口外溢，出现了强劲的人口再分布态势：市区范围扩大，城市人口大规模由内向外搬迁，市区人口总量呈绝对或相对地连续下降，人口密度显著减小，郊区化特征十分明显。
（2）加快郊区产业升级转型，扭转“产城分离”
“产城分离”的主要原因是未能统筹新城规划、建设和人口社会管理。针对“夜空心化”现象，郊区加快产业升级转型与人口再分布互为协同，发展产业，增加就业机会，这有利于减少郊区居民外出，防止“钟摆式”长距离通勤。对于“空心化”问题，郊区应加强公共设施和社会资源的完备性，使其具备居住、就业、医疗、教育、购物、文化和娱乐等一系列的城市设施和功能，有利于吸引市区居住人口回到郊区，扭转“产城分离”的现象。
（3）加快郊区产业升级转型，改变“人户分离”
据上海统计局的2010年上海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状况及特征分析报告，人户分离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近郊区，浦东新区最多，其次为闵行区、宝山区。伴随着上海城市建设重心向郊区转移，郊区加强水、电、煤等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商业、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实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加之郊区房价偏低的积极推动作用，居民将得以在郊区享受与市区同等甚至更优质的服务，也有利于促进居民就业——居住的郊区化，改变“人户分离”局面。
4.完善产业发展政策
郊区应积极培育和发展主导产业，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并满足居民自身发展需要。根据因地制宜原则，建立健全多层次的产业体系，实现不同产业间的“高低配”，为不同层级人口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1）重视产业规划与人口规划的协调
区域产业规划应与人口年龄和职业等结构状况相匹配。例如，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轻、职业技能状况较强的地区，可做出高端的产业定位；在职业技能状况较低的地区，应配置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或服务业；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老的地区，适当配置养老产业。
（2）加快发展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
一是大力促进工业集约化，降低单位产出消耗。二是重点发展能发挥郊区资源、环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规模壮大和结构优化。例如青浦区依托古镇文化、水系生态资源及毗邻虹桥商务区、苏浙等优势，重点发展旅游、商务会务、文化创意、康体医疗等服务业；松江区依托较强工业基础，深化工业服务化、服务业专业化发展。三是促进新城成为郊区服务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借鉴国际大都市新城商业、文娱等多业态集聚经验，在新城培育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多元化业态，使郊区新城真正成为全区商务、文化、经济中心，加强能量集聚辐射。
（3）出台优惠政策，引导产业郊区化
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疗机构迁入郊区或在郊区建分部，给予优惠的土地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对迁至郊区的工厂企业发放低息贷款、减免税收、给予迁厂补助金等；同时对中心城区的办公楼和车辆征收“拥挤税”。
5.建立“城市空心化”预警机制
城市郊区化后期将会出现空心化的前兆——“城市稀疏化”：中心区人口相对减少、商业区繁华程度降低、单位面积产值增率变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城市空心化。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的大城市地区人口和工业向郊区或区域迁移，使原来的城市中心区开始“衰落”——税收下降、房屋和设施失修、就业岗位减少、经济萧条、社会治安和生活环境趋于恶化。据统计，1981年美国的贫困人口比率为11.2%，城市中心区的贫困者比率为14.7%，而郊区仅为7.1%。因此，上海应借鉴现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在促进人口和产业郊区迁移的同时，适时建立“城市空心化”预警机制，加强城市中心区改造、振兴城市经济，促进上海中心城区与郊区间的和谐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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