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30 17:57:04
导语：在人口流动趋势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贵州这种“两欠”地区，农民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或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性收入一般都有着较为强烈的非农就业意愿，即大量农村劳动力可能会转移到城镇部门从事非农劳动；然而，由于受国家惠农政策鼓舞以及金融危机影响，近些年贵州也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现象，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更多更大力度的惠农政策出台，贵州农村劳动力大量返乡将呈“常态化”趋势。也就是说，人口双向流动的结果就是贵州农村社会将出现外出农民、返乡农民、留守农民i类群体并存的情形，每一类群体在获取农村科技信息过程中因有着不同渠道偏好，从而就会对其科技信息的供给提出新要求，因此在人口双向流动趋势下研究贵州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异就显得十分重要。
那么何谓科技信息呢?本文中的科技信息是指农村科技信息，它是指对农民有用的、或能促进农村发展的以及能保证农业稳定增产增收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或技能的总称。科学知识方面的信息是指应了解一些农业科学基础理论的相关知识。如植物生理、农业气象、遗传育种、土壤肥料、病虫害、农畜产品加工、畜牧生产、农业机械以及经济、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信息。而科学技术或技能方面的信息则包括掌握作物、果林栽培技术、农畜产品加工技术信息；畜禽养殖及饲料加工技术信息；农药化肥适用技术信息；农业耕作技术信息；良种繁育技术信息；常用农机具的使用维修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本文中的农村科技信息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主要指与“三农”问题相关的一些实用新型科技信息，同时也包括相应的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等。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贵州农村劳动力的问卷调查资料。具体调查方式为人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在设计过程中参考了谭英(2004)、周爱军(2006)等人的研究成果，具体见参考文献[2]和[3]。 ]，且采取典型调查和立意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范围涉及贵阳、安顺、铜仁、六盘水等4个地(州、市)、12个行政村的100多个农户家庭。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即每村10份，回收问卷105份，回收率87.5％，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95.2％，其中留守农民32份样本、返乡农民46份样本、外出农民22份样本。此次调查涉及家庭总人口468人，户均4.68人，劳动力总数283人，户均2.83人。
二、三类农民群体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异
目前贵州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有亲朋介绍、村能人引导和自己摸索等几种形式，如课题组在调查“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稻谷、玉米等)所采用技术来源于何处”的问题时，有78.7％的农民选择了“实践经验”(如表1)，有14.7％的农民选择了“自学”，还有8.0％的农民选择了，“向村里人学习”：不难看出，贵州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有效渠道确实不多，但为了能更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水产和畜牧养殖以及其他的副业、手工业劳动等)中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问题，本文拟从“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渠道”以及“最喜欢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研究。
2.1三类农民群体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选择
据笔者对受访农民进行“您通常从哪些地方获得信息”的问题调查时，选择最多的四种渠道就是(如图1)：邻居(52.0％)、乡政府(32.0％)、村干部(31.0％)和村能人(28.O％)若分类别来看，留守农民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邻居(62.5％)、村干部(34.4％)、集市和中央电视台(31.2％)以及乡政府(28.1％)等；返乡农民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邻居(47.8％)、乡政府和村能人(34.8％)、村干部(30.4％)以及中央电视台(23，9％)等；而外出农民获取大众信息渠道主要是邻居(45.5％)、村能人(36.4％)、乡政府和手机(31.8％)以及村干部(27.3％)等。
由此可见，三类农民群体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有如下两方面特点：其一是通过传统方式(如邻居、乡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获取信息的多，通过大众媒体(如报纸、图书)以及网络技术(如互联网、通讯网络)获取信息的相对较少。其二是渠道选择相似度高，仅在个别方式上有差异，如“集市”对留守农民而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外出农民中有很多人则通过“手机”来获取一些大众信息等。
2.2 三类农民群体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异
通过图2可以看出，贵州农民获取农村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9种左右，依据受访农民选择的比重大小依次排序为：亲朋介绍(61.0％)、农村示范户(30.0％)、基层政府农技部门(29.0％)、涉农公司(29.0％)、广播电视(27.0％)、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3.0％)、图书报纸(9.0％)、电脑网络(8.0％)、科研部门(5.0％)等。分群体看，留守农民通常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亲朋介绍(53.1％)、农村示范户(37.5％)、广播电视(31.2％)、基层政府农技部门(25.0％)等；返乡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亲朋介绍(60.9％)、农村示范户(32.6％)、基层政府农技部门(32.6％)、涉农公司(28.3％)等；而外出农民则更多地是通过亲朋介绍(72.7％)、涉农公司(40.9％)、基层政府农技部门(27.3％)、广播电视(22.7％)等渠道获取农村科技信息。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亲朋介绍和基层政府农技部门推广是三类农民群体获取有关科技信息的常见方式，同时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对农村示范户的信息意见也非常重视，而返乡农民和外出农民也往往通过涉农公司获取有关的科技信息，当然广播电视信息在留守农民和外出农民的生产生活中也有着很重要影响。然而，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如图书报纸、电脑网络等虽然能提供量大、质优、时效性强的科技信息，但受条件所限其并不为三类农民群体普遍接受。另外，实践中三类农民群体通过科研部门获取科技信息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意味着科技信息的供需还存在着严重脱节的状况。
2.3 三类农民群体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分析
从前面所述可知，虽然三类农民群体目前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多种，但这些渠道中哪些又是他们最喜爱或最偏好的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相关部门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具有很重要的导向性。
据课题组调查，32.0％的受访农民最偏好的科技 信息传播渠道是“邻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绍”(如图3)，另有30.0％的农民认为“电视、报纸、电脑等提供信息”是最好的信息传播渠道，还有26.0％的农民最偏好“农技员的具体指导”。分群体看，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都是“邻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绍”和“电视，报纸、电脑等提供信息”，外出农民则把“农技员的具体指导”作为最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而三类农民群体则对“政府组织的科技宣讲和指导”和“村干部的提倡与宣传”两种信息传播渠道的偏好程度较低。
以上的偏好选择结果至少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是为了能获得实用、针对性强的信息和技术，外出农民更愿意或更需要农技员的“一对一”指导；其二是目前的贵州农村礼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相对单一，在有限的选择机会中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化的信息接收模式，即熟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电视媒体信息，而由政府组织或村委会提供的相关科技信息还未有真正及时、有效地进入“平常百姓家”，从而使得农民对其偏好程度较低。因此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创新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以便通过常态化的信息指导和服务、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渠道来满足不同类型农民的信息需求。
三、简短结论及对策建议
人口双向流动趋势下贵州三类农民群体获取大众信息的渠道选择相似度较高，只是在个别方式上稍有差异，总体上看主要都是通过传统方式如邻居、乡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等渠道获取信息；从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选择看，三类农民群体获取有关科技信息的最常见方式都是亲朋介绍和基层政府农技部门推广，而他们通过诸如图书报纸、电脑网络、科研部门等信息传播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较少；从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方式看，“邻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绍”和“电视、报纸等媒介信息”是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而“农技员的具体指导”则是外出农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传播渠道。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偏好不尽相同，因而相关部门在提供科技信息服务时就要根据不同类型农民群体的“个性特点”选择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这样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贵州农村科技信息传播渠道：
1.开展职业农民培训，培育和扶持农村科技示范户。调查已表明，邻居、村能人等几类人群在传播相关科技信息时具有“亲和力强”，易接受、方便快捷的特点，因此相关部门务必要创造环境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村科技示范户：第一是要完善相关的保险制度以及投融资体制，为农村科技示范户提供资金支持；第二是要对职业农民以及农村科技示范户不定期地进行相关的业务素质以及前沿科技培训，以便让他们有示范的“资本”；第三是要建立农户、农村科技示范户、农技站以及农业科研部门等多级联动机制、
2.要进一步理顺农村科技信息的产学研以及信息扶贫体制。有关部门提供的技术信息服务一定要以解决农民的真实需求为前提条件，这就要求研发部门一定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切不可不计成本地将实验室里试验出来的“成果”强硬地推介给农民，因为违背农民意愿的成果只会引起农民更大程度的反感。同时还要创造条件和给予一定待遇让农技员能在基层扎根，潜心服务农村；要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要完善“科技110”以及农业专家大院制度等
关键词：城市管理 流动人口 社区化管理
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的初始城市化水平仅为10.6%，经过60余年的曲折发展，截止200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47.3%，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腾飞阶段[1]；有专家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在2015年前后超过50%，并有望在2050年前后突破70%[2]。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城市问题屡见不鲜，城市管理随之发展完善，各种研究视角都以其不同的立足和特色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城市社区的发展与丰富实践使得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思考视角，即社区化研究视角。
1.引言：城市管理与社区化研究视角
1.1 社区化管理模式概述
社区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下，在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指导下，基层以社区资源为基础，运用社区管理的机制与手段，促进社区整合与稳定运行的一种管理模式[3]。
与以往的管理模式比，社区化管理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属地化管理，即以一定的聚集地为前提，实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二是服务型管理，即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为基础，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务和保障，因此社区化管理也是一个社区整合的过程；三是参与式管理，即社区化管理特别强调让普通平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
1.2 社区化研究视角：社区化管理与城市管理的联结
城市管理强调城市不应该由政府单一中心主导，各种准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市民也可以、并且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城市管理的过程中来，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促成公共目标，在社会上形成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4]。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城市管理的理念与社区化管理中的属地化管理、参与式管理和服务型管理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二者的连接点，这也是本文中的社区化研究视角题中之义。
2.实践：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新模式
2.1 传统流动人口管理概述
目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约1.5亿，占全国人口的10%，是城市住民管理中的一大核心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时间逐步延长，许多人已经是事实移民，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一种以社区化研究视角为基础、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新型管理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就是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
2.2 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的范围与框架设计
简单地说，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就是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带，模仿城市社区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服务方式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以维持聚集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通过服务的提供为流动人口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5]。按照这一概念，我们不难发现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模式的范围应该包括法制管理、户籍管理、劳务管理、治安管理、人口管理、社会管理和服务管理[6]，这一广阔的范围既包括传统管理方式所题中的内容，也包括社区化研究视角下所特有的部分。
首先，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是在社会管理的网络和法制管理的框架下展开的其次，新型的社区化管理以聚集地域为先导，以户籍管理和人口管理为基础同时社区化管理以治安管理为中心，这也是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治理相联系的一点，即通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疏导，最后我们回归社区化视角本身，以服务管理为依托、以劳务管理为形式，这也正是社区化管理模式所题中的观点，，另一方面提供培训等可以提高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服务，并将这些与劳务和就业挂钩，使流动人口最终实现就业，这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的最根本措施。
2.3 流动人口管理中的社区化视角
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是社区化研究视角的典型应用，通过上面对其范围、框架的叙述，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这一管理模式实际上也是属地化管理、参与式管理和服务型管理，这与社区管理模式的特征恰好吻合。
按照之前的分类，包含外来人口登记制度、单位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制度在内的传统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与社区化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区别，本文将结合社区化视角的特点对这两种方式进行比较。首先，传统管理模式十分强调户籍基础，这与其产生初衷和二元结构限制是分不开的，而新的社区化管理则尽量淡化户籍的因素，并在实质上以流动人口聚集地带为基础，采取一种属地化管理的方式；其次，传统管理模式下强调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管制和控制，将流动人口视为被动、威胁的群体，而社区化管理则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主动积极的城市力量，尤其在其聚集地突出其主体地位，强调流动人口的参与和自治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另外，传统的管理模式注重管理，强调对流动人口不法行为的限制，而社区视角下则在流动人口聚集地成立各种自治性质的组织为流动人口群体自身提供服务，使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并且争取通过服务的提供增强流动人口的自主性，提高其生活质量。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模式不仅仅是针对聚集群体管理的有益探索，也在符合社会背景条件和发展趋势的尝试，是今后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创新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2009中国统计年鉴》[M].国家统计局网站.
[2]《2009中国城市品牌发展大会文集》[M].P26.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2.
[3]魏娜、汪大海.《社区管理（第三版）》[M].P2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4]赵晨.《公共服务社会化初探》[D].长春：吉林大学.2004.4.
关键词：人口流动；传统农区；城市化模式；统计学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015-02
利用全国历次人口普查、国家与省级统计年鉴与实地田野调查的资料与数据，根据传统农区人口流动时间序列上的特征，并对农区人口流动的现状进行分析，在统计学视域下对人口流动的方向、规模与趋势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对于城镇化模式路径的研究多集中于在全国层面，通过对我国的城镇化路径进行反思，利用典型的案例进行统计学的视域分析，得出城镇化的推进模式。
一、传统农区流动人口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的转移，传统人口输出地传统农区对人口的“拉力”越来越大，没有真正掌握城镇化规律，不适应于传统农区。但是，在中央政府“三农”改革与城镇化政策的引导下，传统农区会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作为经济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对城镇化模式的动态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所以从传统农区人口流动的角度探讨其城镇化模式，可以补充和完善我国特殊的城乡人口流动理论，也可丰富我国城镇化理论。在统计学视域下流动人口的数据是十分不准确的，导致目前国内无法对流动人口有一个控制，目前典型的传统农区的流动人口所具有的现状：
（一）人口流动量大、比例明显
就目前情况下，传统农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量不断地在提高。例如，河北省在2015年末时，常住人口为7 424.92万人，比上年相比增长了41.17万人，但是同年城镇常住人口3 811.2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达到了51.33%，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但按户籍人口河北省城镇化率还不足35%，这充分的说明河北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状况为流量逐渐增大。
（二）农村D移人口主要流入中心城市
农村转移人口流向省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比如说河北省，通过统计我们知道，只有15.21%的人们选择了县/乡镇/村，绝大多数流向了省内地级市的市区，其中流向石家庄市占比达到9.57%，流入京津冀经济圈和河北省11个省辖市加总接近80%。这充分证明了农村转移人口流动方向首选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次选省辖中心城市，农村转移人口主要是被中心城市吸纳。
（三）省内人口流动势能强劲
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城谋生已经成为农民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得到的人口流动的现状都显示，省内人口流动势头强劲，比如说河北省农村人口流入京津冀城镇地区的劳动力占到了样本总数35.53%，流入石家庄市区的占样本总数的10.69%，流入京津冀城镇和石家庄两地相加接近一半，流入省内其他10个省辖市的占到样本总数的31.24%。从农村转移人口的流向调查可以预判，应该扩大省辖市市区规模。
（四）劳动资源丰富
传统农区具有农村外出劳动力个人人力资本、思想观念等个人资源，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发现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仍然很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所然说不同的时间数据会存在很多差异，但是，近年来河北省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出省的比例逐年下降，留在省内的比例有所上升。
二、城镇化模式研究
经济学领域下，城镇化模式是城市化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内容。模式研究是一种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通过对复杂事物和对其运动方式进行理论探讨，实现总的概括为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从模式的角度研究运用于自然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研究城镇化问题已成为城市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发展就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贫富差距缩小的过程。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一）中国传统模式
在西方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的三种代表性理论下，为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以房地产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首的粗放型城镇发展模式，城镇投资迅速增大，大工程、大项目比比皆是，城市化发展速度大大提升。但是这种模式下的中国展现出许多弊端。
1.传统城镇化模式下城乡分割严重，农村萧条与大城市病并存 ，对于传统城镇化模式来说，“重城轻乡”、“重农轻工”等现象随处可见。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吸走了大量农村的人才和资源，导致农村劳动力稀缺的同时，城市人员过多，农村粮食产量下降，而城市需求过多，城市不堪重负，而且人口膨胀在造成城市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拥堵、医疗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大大制约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与农村发展极不协调。
2.区域间不平衡，超前城镇化和滞后城镇化并存。众所周知，我国的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状态，省区内，城、镇、乡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经济差距。中西部地区许多中小城市发展比较滞后，产业转型与调整也比较困难，东部大城市人员密集，劳动力密集，对产业发展极其有利，所以东部明显发展优于中西部。
（二）新型城镇化模式
在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制约下，这种模式不再适应中国的发展，中国必须走新型的道路才能解决滞留问题，因此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体系。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协调、可持续推进”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机制保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
1.新型经济
这种新经济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总体背景，形成高含量科技、高效益济，产业创新能力提高，低耗高能，需求体系以内需为主，消费支撑，由大企业和的中小企业组成的企业结构体系，而不是单一的依靠大城市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
2.新型社会
新型社会以新型社区、新型社会组织以及新型社会管理为要素，形成一个交往方式社会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包容和谐的社会。在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推动以及人口流动政策的放松下，我国人口在城市和乡村间大规模、持续快速地流动。人口流动是必然的，这不仅对城镇化有巨大的影响，对农村也影响深刻。在我国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但又能在弊端下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建设经济，在艰难中不断发展前进。
参考文献：
[1] 彭荣胜.基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传统农区农村人口转移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2，（11）：47-54.
[2] 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4）：387-398.
[3] 陈文峰，孟德友，贺振.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及区域格局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1，（8）：978-985.
[4] 张建秋.传统农区工业化视角中的企业家研究综述[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1-27.
[5] 马林靖，周立群.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化质量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6）：119-125.
[6] 彭雪辉，王德，顾文选.城市化率指标的本质与合理目标进度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2005，（3）：35-37.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3―2007年居住在静安区满6个月并建孕册的流[]动人口孕产妇为观察对象，以同时期辖区内本市户口孕产妇作为对照。
1.2方法
对2003―2007年社区孕产妇系统管理报表数据进行分析，该报表由各社区固定1人管理，每年进行报表填写培训。
2结果
静安区2003―2007年流动人口及本市户口孕产妇系统管理情况见表1。与本市孕产妇相比，流动人口孕产妇的早孕建册率、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均很低。
3讨论
3.1早孕建册率低
从近5年数据来看，流动人口早孕建册率很低，虽然2007年上升到38.7%，但与本市户口的早孕建册率相比两者间差异悬殊，这一现状与文献相同［2］。分析原因可能为很多流动孕产妇根本不知道怀孕后应在孕13周内去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孕册，接受上海市孕产妇系统管理服务，孕周很大时到产院产检方被告之要建立孕册，然后再到社区建立孕册。目前静安区已加大宣传力度，并联合街道计生部门和各楼组长，排摸流动人口孕产妇情况，宣传早孕建册的益处，督促及早建册。
3.2产检意识不强
在早孕建册后孕16~18周要到产院开始系列产检，整个孕期一般情况下要求产检8次或以上［3］。产检的意义主要是及早发现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并给予处理，最大程度保证母儿安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围生儿死亡率。近5年来，本区流动人口产检平均次数不高，没有达到一般要求的8次产检，没有产检过的孕妇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风险。实际上很多流动人口孕产妇不愿或减少产检，除孕期保健意识不强外，产检时所需费用过高超过其经济承受范围也是原因之一，使产检的次数相应过少。但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夫妇保健意识较强，产检次数较满意，从而拉升了平均产检次数，因此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亦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分析和处理。本区要求每个社区早孕门诊医生对每个流动人口孕产妇做到常规宣传并介绍周边区县设立的平产接产点情况；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专职人员对孕妇定期电话或上门进行孕期访视，督促产检并给予相应的保健指导，其目的主要是提高流动人口孕产妇孕期保健意识并提高产检次数，降低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风险。
3.3住院分娩和产后访视率高
本区流动人口孕妇住院分娩率达100%，访视率亦几乎均达到100%，相比周边邻区县要高得多［2］。静安区是中心城区，流动人口孕产妇人数相对周边区县并不多，虽然本区无平产接产点 ，但其住院分娩率很高，突出了社区管理有效面。然而产后访视率数据上表现很高，但在实际中流动人口产妇拒绝访视的还存在，而且文化层次越低越有可能拒绝访视，这与文献相符［2］，产后拒访的原因主要是产后保健意识不强。
3.5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低
孕产妇系统管理人数是指妊娠至产后28 d内有过早孕检查、产检次数城市≥8次，农村≥5次，住院分娩和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4］。在我们的报表数据中对于流动孕产妇系统管理中产检次数要求达到8次或以上。从本文数据来看，流动人口孕妇由于不能在孕13周内及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孕册和产前次数达不到要求的8次及以上，故而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远低于本市户口的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对于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一直是个难点也是重点工作，近5年来，静安区一直在探索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办法，提高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率，但收效甚微。2007年加大了管理力度，和街道计生部门协作，加强宣传教育，孕期访视重点督促产检及住院分娩，产后及时联系产妇，做好上门访视，本市和流动人口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均有小幅度上升。在此基础上今后还将进行相关的调研，继续探索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办法，切实提高流动人口孕产妇系统保健率，降低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风险。
4参考文献
［1］朱丽萍, 谭晶, 贾万梁 ,等.上海市流动人口孕产妇平产分娩点工作及其效果［J］.中国卫生资源，2007，10（2）：89-91.
［2］蒋美芳. 浦东新区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 2007，22（30）：4278-4281.
一、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家庭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人口现象。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流动人口仅为657万人，经过1980年的较缓慢的增长，至1990年时突破2000万人，达到2135万人； 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流动人口的数量开始迅速增长，至2000年已突破了1亿人；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规模扩张势头依旧强势，2005年，已近1.5亿，超过中国总人口的11%（见图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0.4亿人，市辖区外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人，即全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鉴于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结构，流动人口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人口群体还将长期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
我国的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在流入地团圆，甚至是全家同时迁移，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趋势。1990年“四普”时，流动人口中只有7.44%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中，而有近60%的人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我国人口流动浪潮初步掀起，多是单独的个体流动。这种早期的迁移流动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往往是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人首先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住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不大。到“五普”时，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家庭迁移已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征，且是以核心家庭的迁移为主要形式。新世纪以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愈来愈明显。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其监测的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每户2.3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84.5%与配偶一同流动，随父母流动的儿童（58.2%）多于留守儿童（41.8%）。
二、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分类之探讨
社会学家们将家庭区分为不同的模式或类型，如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身家庭等等。但是，流动人口家庭是在近年来的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它表现在或者全部家庭成员迁出，或者与部分家庭成员长期分居。这种家庭类型和家庭关系与以往的关于家庭模式、代际关系、家庭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此外，对于流入地政府决策部门而言，摸清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对于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家庭政策亦是非常之重要。
目前，已有几位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进行了分类。李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划分中涉及了流动者、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四类角色，洪小良在其研究中加入了父母的角色。张文娟则将上述五类角色进行组合，将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划分为独居，和配偶同住，和子女同住，和配偶、子女同住，和配偶、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及父母同住，和父母同住，和子女及父母同住，和兄弟姐妹同住，同居，和配偶、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单独和其他人居住，共15 类家庭结构类型。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流动者的婚姻状况，主要依据流动者的生命历程中结婚和生育两个生命事件对流动人口家庭模式进行分类。因为，这两个生命事件对流动者的个人生活与发展将产生显著影响。在经历了结婚和生育之后，流动者将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此后，他们的生活与发展将发生质的变化。此外，核心家庭成员是否在流入地同住，也将对流动者是否打算长期定居流入地产生影响，也将对流入地的公共服务提出不同的需求。
鉴于以上目的和依据，本文将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划分为14类（如图2所示）。对于未婚流动者主要考虑父、母是否与其同住，分为：1.未婚独自居住，2.未婚仅与父、母同住，3.未婚与父母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4.未婚与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同住。对于未婚流动者而言，父母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父母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需要指出的是，在流动过程中未婚流动者可能会结婚、生育，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
对于已婚未育的流动者主要考虑配偶是否与其同住，分为：5.已婚未育独自居住，6.已婚未育仅与配偶同住，7.已婚未育与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同住，8.已婚未育与配偶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对于已婚未育的流动者而言，配偶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配偶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
对于已婚已育的流动人口主要考虑配偶和孩子是否与其同住，分为：9.已婚已育独自居住，10.已婚已育仅与配偶同住，11.已婚已育仅与配偶和孩子同住，12.已婚已育仅与孩子同住，13.已婚已育与配偶和孩子及其他家庭成员同住，14.已婚已育与配偶和孩子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对于已婚已育的流动者而言，配偶和孩子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配偶或者孩子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
三、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征。目前，高层已指出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人口迁移流动的家庭化趋势体现了流动人口开始从流动就业向融入当地生活转变。这一过程中将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给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带来新挑战，提出更高的需求。
1.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和社会融合状况将发生变化
以往的研究大多发现，第一代流动人口（农民工）大多是倾向于年轻时在外打工挣钱，年纪大了回老家养老。但是，在当前人口流动呈现明显家庭化趋势的情势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和对未来的打算亦随之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长，呈现“流动人口不流动”之势。《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其监测的流动人口流入地连续居住生活时间平均接近5年，79.5%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超过1年，53.2%居住超过3年，36.7%居住超过5年，14.4%居住超过10年。可见，“盲流不流”，流动人口有逐渐沉淀之势。这对流动者自身、对其家庭、对流入地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甚至对城市化进程都将产生影响。
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安排、家庭成员（尤其是核心家庭成员）随迁与否将作用于其心理感受、社会参与情况、与老家的互动频率与方式等，对其能否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产生影响，也将影响其是否有长期定居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倾向将影响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已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体制、制度安排构成硬需求；有长期定居倾向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体制、制度安排将构成潜在的硬需求，且二者均将成为长期性的需求。如果忽视这种需求，在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在流动人口客观上和城市互动不断扩展的背景下，会给城市体系的持续发展埋下隐忧。
2.流动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仅仅是“单个的人”
以往的学术研究亦或是相关政策等多是以流动人口个体为对象。然而，在当前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的情势下，社会各界应该充分认识到流动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仅仅“单个的人”，应该更多地从家庭的视角去探讨流动人口的生活状态等方面，以家庭为单位考虑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一方面，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是渐进的，而且其在城市居留的不同时期，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管理的需求也是相应变化的。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对于未婚的流动人口而言，就业与发展方面的公共服务，诸如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等服务可能是他们急需的。对于有孩子在流入地就学的家庭而言，随迁子女的教育将可能成为他们最迫切关心、最急需获得的公共服务。对于有长期定居意愿的家庭而言，政府能否提供低价位的租房服务、或者是低价位的购房服务可能是他们急需的，同时，就业者和随迁家属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可能是亟待解决的，等等。
3.流动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认同迷失，日常照料、家庭社会教育缺失等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目前来说，流动儿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非常广泛的关注。可以预判的是，随着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家庭收入的增加，流入地（如上海）政府对于流动儿童教育的投入加大等因素，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将子女带在身边。
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迁移，长期在流入地居留，甚至有一部分人在流入地出生并一直居住，从未在老家生活过。事实上，他们已经是“回不去的一代”。但是，由于体制等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常常陷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尴尬境地。此外，流动人口到流入地之后，大多处于就业状态，且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工作强度相对较大，故其随迁子女（尤其是低龄子女）的家庭教育和日常照料缺失比较严重。而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是依靠原有的社会网络、以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共同居住，常常会形成流动人口聚集地。流动人口集中居住，不利于其随迁子女与当地的孩子交往，亦不利于孩子很好地认识流入地；同时，流动人口聚集地尚没有社区的概念，故其随迁子女的社会教育亦严重缺失。这些都不利于随迁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将不利于城市未来的和谐稳定。流动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认同、归属感与健康成长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四、应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相关思考和建议
古今中外，家庭都是个人重要的福利资源。稳定和谐的家庭，不仅满足了个人的物质与情感需求，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珍贵资源。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流动人口家庭是弱势家庭，尤其是在城市陌生的环境下，家庭对于流动个体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在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的情势下，我们应该关注流动人口家庭，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
1.全面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的现状与特征，加强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分析和调查研究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结构、居住安排，不仅仅对其生活状态、定居倾向、社会融合程度产生影响，其不同的家庭结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因此，充分了解、准确判断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的现状与特征这将能够更好地为宏观决策、改革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政策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分析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家庭模式的最为全面、权威的数据，应该加强对普查数据的开发与挖掘，全面分析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特征，并从群体的数量上来量化流动人口家庭的公共服务需求。
此外，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这一趋势，还应加强抽样调查和田野调查，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程度、与老家的互动情况、长期定居意愿、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程度、公共服务的需求状况等等。
2.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社区等多方面的合作，制定渐进融合的社会政策，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
户籍制度立刻完全放开是不现实的，嵌套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性的对策是根据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就业稳定状况、居住安排、家庭需求等方面的考量，提供渐进性的户籍准入和社会融合对策，分层次、递进地使其逐步整合进入到城市体系中。
在充分把握流动人口家庭模式的现状与特征、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应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多方面的合作，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满足流动人口家庭在经济支持、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增加他们的福利。
摘要: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目标，要求北京认真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动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北京在未来10年后将形成以流动人口为主的格局。必须准确预测北京流动人口增长趋势，制定科学的流动人口增长战略规划，主要通过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来合理调控流动人口，建立北京内外人口流动通开机制。
关键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流动人口;人口调控策略
北京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是北京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抉择。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认真面对人口增长问题，应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流动人口问题，拿出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动人口调控管理对策。
1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引发关注讨论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拿出了一个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数已达1972万，其中北京的户籍人口1246万，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如果算上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北京的流动人口总数已接近或超过1000万人，成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据调查结果，北京市人大调研组认为，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已经提前十年突破。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增长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指出:“对于人口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领导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调控人口的规模摆上重要位置，处于目标游移不明，政策导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状况，长此下去势必损害首都的长远发展。”北京市人大调研组发出强烈呼吁，主张从严控制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采取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相应措施。①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最近也发表了关于北京市人口的调研报告，披露的数据与市人大调研的数据基本一致，市政协调研报告认为，按现有趋势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总量将突破2500万人，新增的交通供给将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调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协建议尽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把流动人口的控制作为主要对策②。
北京流动人口超千万的消息引起了关心北京发展的许多人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探讨如何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势下，解决好北京的人口增长问题。我们且不说原来的发展规划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万的计划是否正确，常住人口提前超过原计划200万，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目前北京开始实施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战略下的新阶段，确实有必要对北京的人口增长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增长进行研究，拿出切实符合建设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调控对策。
2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与流动人口的关系
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现代城市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动性的增强。城市化时代人动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动。所以，发达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为流动的人口。世界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作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级形态，必然是一个人口大聚集大流动的城市。权威的专家学者认为，世界城市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会的缩影”，是多元的人种与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就是国内各地、世界各国人口向北京聚集的过程，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流动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外国人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几，远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结构的标准。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国人口就占当地总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国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从总体看，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动人口、外国来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据笔者测算，再过5年(即2015年)流动人口将与北京户籍人口数持平，到2020年，流动人口将大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将形成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会高达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户籍人口中也会有外地户口不断迁入北京的“机械增长”的人口，如算上这一块，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又要迈向世界城市，这个趋势不仅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科学预测到。北京本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要求着眼，北京应积极打开大门欢迎外来人口，北京将成为流动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户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会流动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经济是开放式经济，是聚集式经济。城市经济之所以比一般区域经济更发达，是因为城市经济有两种乘数效应。这两种乘数效应都是由城市的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发的。城市经济可分为输出产业和非输出产业，输出产业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区域提供供给的产业，非输出产业是满足城市内部自身需求的产业。城市的发展会使输出产业迅速发展并优先增长，如为周边地区市场服务的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会迅速发展，这就是城市经济的第一乘数效应。在第一乘数效应基础上，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城市，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生产力和市场发展，特别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各种服务业的大发展，从而扩大非输出产业和输出产业。这就是城市经济第二乘数效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大大增强以上两种乘数效应，促进城市经济大发展。而在此大发展中存在极大的人口需求。这就使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因为有就业岗位，有人力资源需求，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趋势。北京正在制定建设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战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术创新人才、各种产业人才、各色服务人才。而这些靠现有本土常住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无法满足，更在需求结构上无法满足。于是就需要具备条件和素质、能够适应北京发展的外地人口、外国人口来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动人口来北京，会使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落空。
转贴于 再一个问题是，到底如何评价外来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人们光看到外来人口占据了北京的就业岗位，消耗了北京的资源，但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对北京的重大贡献呢?北京的经济总量、北京的GDP大约有将近一半是外地流动人口创造的。从一、二、三各个产业看外地流动人口都是人力资源主体，庞大的劳务大军成就了北京的发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达数百万的外地劳务人员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除了领取到相对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并没有享受到北京发展的成果。他们没有北京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不上北京应该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劳务人员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中，他们的子女来京往往进不了正规的学校和幼儿园。包括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所创造的北京经济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时，却无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动人口剔除在外。经济总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却没有他们了，只有北京户籍人口，所以按照户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断享受着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红利”，外地人却享受不到多少北京发展的成果和好处。这能叫公平和谐吗?在建设世界城市的新形势下，北京应认真对待流动人口问题，如果对流动人口政策不正确，将严重影响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3按照建设世界城市要求解决北京流动人口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就这样16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只相当于一个一般地级城市市域总面积大小，却承载了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省份的人口总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60%，市域平原面积不过6000多平方公里，水资源严重匮乏，土地资源更是异常紧缺。如果人口增势继续加快，会加剧北京空间环境资源与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也会出现严重的大城市病。这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约因素。怎么办?能不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调控对策，是对北京市的一场大考。只靠人为的行政的手段是无法限制的，以人为本、科学化解或许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宽阔的胸襟，接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并共同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做贡献，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几条可供参考的对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国格局来准确预测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趋势
准确对外来人口增长进行预测是制定北京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根本依据。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北京流动人口的增势。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世界的东方大都，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大调整、大融合、大变革，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加速进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对北京的人口、资本、物资、信息等经济社会要素的流动趋势，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带动力的世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北京会成为外国高端人才、经济贸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观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许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各种科技研发机构、各种金融机构等都会登陆北京，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对这一人口增长的趋势要准确判断。当然，最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国内，伴随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产生更大的就业需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会大批涌入北京。对未来五年、十年国内流动人口向北京流动的总量要做出准确预测。笔者认为，未来五年，北京流动人口将在目前1000万左右的基础上增至1500万左右，未来十年将增至2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情况也可能会超过。北京作为中国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设世界城市，未来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总量达到和超过3000万人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日本全国人口为12700万人，而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常住人口高达2000多万人。韩国的首尔地区更是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达3000万人。北京作为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首都，未来发展成为3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边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亿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对北京对流动人口的战略性的预测和管理应该以这一大趋势为主要依据。
3.2制定科学的北京流动人口增长战略规划
依据对北京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的预测，北京应该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规划，提出相配套的应对措施对策。到底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来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合理进行人口布局，对北京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应该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应该及早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对策研究，拿出详细的发展战略对策规划。否则，北京将陷入很大的被动。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计划时要把流动人口的增长作为编制规划的重要因素统筹考虑，在与人口密切相关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也要互相衔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长规模的目标要求。
3.3通过转变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来合理调控流动人口
北京流动人口构成中低端人口比例过大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未来北京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赖于北京城市建设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转型。只有实现了这种大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转变。建议北京采取向外转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业，将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转移出北京，可以与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展产业转移协作，发展北京在外地的“飞地经济”，减少这些产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产业项目转移走了，在这些产业行业就业的外来人口也就跟着走了。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设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进的建设方式，减少对低端劳务人口的需求。建设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使北京流动人口实现高端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3.4建立北京内外人口流动的通开机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历来是以北京户籍人口不向外流动为前提的，我认为这个模式已完全不合时宜，应该坚决打破。原来那种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迁徙、只能进不能出的老模式应该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北京应该制定鼓励一般就业人员、老龄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迁往外地常住，政府给予鼓励和优惠的政策，户口可以保留也可迁出，社会保障待遇不变。对流动人口进入北京要进行科学性的引导，避免在京盲目买房、买车、盲目举家搬迁，凡是不具备举家搬迁的应给予耐心的说服。因为盲目流动搬迁不仅会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困难，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现今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外地与北京生活条件差距的缩小，举家搬迁北京并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房价较高、生活成本相当昂贵的城市，所以不应该鼓励大批的低端劳务人员举家搬迁北京。因为这样做，不仅会造成北京新的城乡结合部的严重问题，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难以形成北京和谐城市的局面。目前，学术界都对流动人口外出务工人员的两栖生活方式给予同情，认为下步城市化应该结束这种两栖方式，真正转变为流向城市的市民。对北京这样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动人口是可以实现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劳务人员还是不现实的。由于北京对周边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条件，多数的外来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举家搬迁的这样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边一二百公里的区域内都可以实现一小时内通达，北京到周边五百公里内都可以实现两三小时通达，这就使北京周边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协作城，分担北京常住人口的压力，多数京外人口可以维持现有的常住地不变而在北京就业、工作。同时，更应该鼓励流动人口不断流入流出，减少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时间。能够是季节性的劳务工作就无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继续增强对流动人口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面对建设世界城市的大势，北京流动人口会持续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城市空间、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长远目标看，扩大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拓展北京城市发展空间是必然之举。北京这么一个国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辖面积再扩大1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京冀发展合作的纪要和框架协议，确定加强城市规划衔接，搞好城市发展空间对接;加快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北京周边区域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深化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合作，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和协调发展;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提高相互间产业发展关联度。这实际上就是拓展北京的发展空间，随着城际铁路、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的发展，北京远郊区县、与河北近邻区域完全可以承载更多的流动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调入，今后要加强与山西、内蒙古的协作，以保证对北京的能源供应。同时应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低碳发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证流动人口增长对能源的需求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水资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近年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资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可行的对策是进一步挖掘水源潜力，建议加大对北京的调水量，大力提倡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城市。在供水节水问题上要制定严厉的地方法规，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保证节水，加大对节水的财政支持，这样多管齐下，用水问题还是可以缓解的。上海市由市财政统一出资更换全市居民的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仅这一项就节约了原来用水量的50%。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鉴，节约用水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3.6确立流动人口与本市户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权益
要以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解决来京流动人口的困难，对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学等各方面一视同仁，给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实提高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坚持同工同酬，保证流动人口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北京应大量建设面向外来流动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励城中村改造中建设廉租房，使大量流动人口在京有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又不形成过重的租房负担。对在北京长期工作，为北京做出较大贡献的外来人口，应给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实行居住证管理，并探索北京户籍流转创新办法。对来京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实行同城待遇，给予义务教育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牛凤瑞主编.城市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连玉明.重新认识世界城市[N].北京日报，2010.5.31.(17).
[4]世界城市论坛发言摘要.北京离世界城市还有多远[N].北京日报，2010.6.12(17).
[5]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观点摘要专版.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高端人才战略策论[N].北京日报，2010.6.7(17).
[6]连玉明答记者问.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N].北京日报，2010.6.21(18).
关键词：省际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2000年中国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2016年末，中国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达到1500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0.8%，比2000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其带来的影响将更加广泛、突出以及深远，不仅会加重全社会的养老负担，而且会通过影响生产格局对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进入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深化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呈现高度的线性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99。但从截面上看，2014年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呈现出的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只有0.24，也没有表现出某种非线性的规律性，经济增长快速的省份老龄化程度并不高，反而一些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省份老龄化程度更高。2014年，上海的实际人均GDP最高，达到93289.96元①，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9.68%，全国排名第12名；重庆的老龄化率最高，达到14.12%，但其实际人均GDP只有33537.35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相对矛盾的现象？难道是因为经济增长与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它们之间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要理解这种整体与局部表现不一致的现象，就必须考虑中国各省份之间存在的大量人口流动。人口流动不仅直接影响各省份老年人口的比重，而且会对各省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4]。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数达2.21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数0.86亿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0-14岁人口数达705.72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8.22%，65岁及以上人口数达113.34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1.32%。到2015年末，全国流动人口已高达2.47亿人。如此多的人口流动，特别是跨省流动，必然会对各省份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使得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其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省际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根据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详见国家统计局。2000年，老龄化率高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紧随其后，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最低，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梯次分布。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迅速提高，重庆（11.72%）、四川（10.95%）分别位于第一、第二，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放缓，上海（10.13%）甚至出现降低，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平稳上升，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西部崛起、东部回缓的分布。2014年，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进一步回落，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进一步平稳提升，即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与2010年保持相近的分布。为什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格局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影响各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人口进行跨省流动。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不再按原来的趋势发展，改变了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分布特征。从省际流动人口的规模上看，2000年跨省流动人口数为4241.86万人，占年末总人口数比重3.41%，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数为8587.63万人，占年末总人口比重6.44%，十年间跨省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了约2倍，比重上升了3.03个百分点。分省份来看，除山西和云南外，各省份的净流入率2010年的绝对值均大于2000年的绝对值，其中两次人口普查净流入率的绝对值都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赵令锐摘要：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使得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复杂是最大的上海2010年的净流入率达到37.91%。而山西与云南的净流入率绝对值没有增加，主要是因为它们由人口净流入省变成了净流出省。因此，省际流动人口的规模在逐年增大，各省份间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其影响程度也在逐步加大，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长必然对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省际流动人口的流动区域上看，2000年到2010年大部分各省份净流入率的正负方向保持不变，只有山西和云南的净流入率由正号转变为负号。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主要在东部地区，2010年净流入率①较大的依次是上海（37.91%）、北京（34.52%）、天津（21.01%）、广东（19.76%）、浙江（18.32%），这五省份的净流入率在2000年也是名列前茅。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2010年净流出率②较大的依次是安徽（14.97%）、江西（11.64%）、湖南（9.90%）、四川（9.67%）、贵州（9.45%）、重庆（8.88%），这些省份的净流出率在2000年也都较大。因此，省际流动人口主要从中西部地区流出，流入东部地区，大量的流入人口使得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增长放缓，而大量的流出人口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的上升加快，改变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2010年14-64岁人口数达7768.57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90.46%，其中超过1000万人的四组分别是20-24岁（19.43%）、25-29岁（15.04%）、30-34岁（12.56%）、35-39岁（12.82%）③，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只有1.32%。因此，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轻，跨省流动的绝大多数是劳动力人口，年轻人口比重高，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大量的劳动力人口跨省流入通过增加东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数从而降低流入地的老龄化率增长，大量的劳动力跨省流出通过减少中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数从而加快流出地的老龄化率增长，使得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
三、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若没有省际人口流动，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也将呈现简单的线性相关，但实际上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人口进行跨省流动，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结构，使得经济增长与区域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复杂化。参照宋健（2006）、张航空（2015）的分类方法，根据各省份2000、2010年的人口净流入率的数值，可以把31个省份分为三类地区：净流入区、净流出区和零流动区，如表1所示。净流入区是指人口净流入率为正的省份，包含14个省份；净流出区是指人口净流入率为负的省份，包含15个省份；零流动区是指人口相对流动较少的地区，只包含2个省份。接下来分别分析各类区域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数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关系。判定系数为0.6673，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是相对较高的。但比式（1的判定系数要小，说明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拟合程度不及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的这两者的拟合程度。但是，由于本文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探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判定系数的大小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双对数关系。（三）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包含东部的河北与山东、中西部的大部分省份，它们都是人口净流入率为负且2010年的绝对值大于1%的省份。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由于大量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从该区域流出，不仅使得当地省份常住人口总数的增长缓慢，更重要的是造成该区域内各省份的人口结构呈现中老年人口比重偏高的倾向，从而加速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人口净流出率越大，对该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率产生的影响越大，不少省份表现出人口老龄化率快速上升的现象。在收集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15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基于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经豪斯曼检验发现F统计量为18.5706，P值为0.0000，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如下的估计方程：lnPGDP=5.5336+0.4286OLD(78.5499)(48.7744)R2=0.8900（3）估计方程式（3）表明，人口老龄化率与实际人均GDP对数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关系。判定系数为0.8900，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是较高的。比式（1）的判定系数要大，常数项和人口老龄化率的系数的T值也都比式（1）较大，说明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出区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拟合程度要高于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的这两者的拟合程度。因此，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也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
四、结论
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视角试图探究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两者的关系在中国总体上与在分省市上表现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结论：（一）由于大量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深化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省际流动人口不仅在规模上逐年增大，而且在年龄结构上也以劳动力为主体，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减缓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长，加快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上升，改变了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二）省际人口大量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省际人口的流动，不仅解决人口净流出区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还为人口净流入区提供其所需的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据分析也表明人口净流入率与实际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三）基于各省份2000、2010年的人口净流入率的大小，把31个省份分为零流动区、净流入区、净流出区三类不同的区域进行分析。在省际流动人口零流动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双对数关系，其关系的密切程度要低于零流动区；在省际流动人口净流入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也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其关系的密切程度要高于零流动区。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相关，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本文也仅是从人口流动的视角进行分析，考虑省际流动人口的存在对这两者的关系的影响。事实上，人口流动只是影响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一个因素，还有众多其他因素同样会对这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本文的结论只是一个探索性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郑伟，林山君，陈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08）：3-38.
[2].邹湘江，吴丹.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J].人口学刊，2013，（04）：70-79.
[3].张航空.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J].人口学刊，2015，（01）：95-102.
[4].李晓阳，林恬竹，张琦.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来自重庆市的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15，（06）：46-127.
1.论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保险权利的保护
2.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3.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讨
4.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人口生育变化的新特点
5.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
6.论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
7.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8.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9.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试析
10.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
11.中国人口生育政策60年
12.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低在何处——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13.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14.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
15.中国出生人口的新变化与趋势
16.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17.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18.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19.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要
20.流动人口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影响
21.论计划生育权利义务的双重属性——以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为背景
22.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23.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24.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25.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26.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
27.21世纪初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基于对山东省一项问卷调查的研究
28.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29.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30.人口生育观念嬗变与社会发展
31.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特点及相关理论——中外研究述评
32.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33.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34.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
35.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吴江流动人口为例
36.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37.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38.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量化分析
39.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影响
40.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与人口出生率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41.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
42.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
43.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
44.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45.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以日照市东村为中心(1949~1973)
46.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
47.我国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概述
48.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彻底改革——基于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分析
49.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50.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响因素
51.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52.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
53.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CGSS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
54.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55.生育政策潜在人口的结构及其二孩生育意愿——对两项大规模调查结果的分析
56.人口优化理论再探——新人口危机和国家安全
57.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
58.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59.我国人口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预警
60.企业青年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61.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62.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63.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中国生育率估计
64.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及其性别差异研究
65.生育率结构性变化与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实证研究
66.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
67.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该何去何从:近年的争论和讨论
68.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决定研究:基于工资收入获取视角
69.人口生育政策的评价方法研究
70.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
71.低生育时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72.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73.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74.东部较发达省市人口下降区人口发展趋势——基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县域个案诠释
75.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76.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77.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
78.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健康状况调查
79.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系的缺陷与对策
80.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81.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82.婚姻家庭与人口生育立法分离之探讨
83.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84.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
85.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86.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87.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回顾与前瞻
88.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89.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90.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91.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92.人口生育问题与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策略选择——以广东省潮汕地区为例
93.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94.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95.“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96.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97.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
98.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生育状况调查分析
文章编号:1003-1383(2010)05-0612-03 中图分类号:R 51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0.05.054
麻疹(measles)是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对麻疹易感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些流动人口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免疫规划管理层面上,多以县(市、区)为单位居住不满3个月或无当地居住证的人群。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卫生问题,导致麻疹的流行病学特征也发生了变化。我国流动人口约1.4亿,对这一庞大人群的对传染病控制是我国免疫规划工作的薄弱环节。本文对流动人口麻疹的发病情况及相关因素作一简要综述。
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病学与免疫状况
大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导致麻疹的发病数日益增多,发病构成呈现递增的趋势,流动人口成为麻疹高危人群和麻疹控制的难点和重点。1991~2005年北京、上海等地流动人口麻疹报告病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发病率是户籍人群发病率的4~10余倍不等[1,2]。2005年全国麻疹病例中流动人口占37%,其中广东、北京、上海等地麻疹病例占总病例数大于50%[3]。流动人口密集型的广东省,1999~2003年流动人口的麻疹病例占广东省麻疹病例的52.9%[4];佛山市2005~2008年的麻疹病例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密集且流动人口多的地区,占总病例数的94.97%[5];东莞市某镇报道2001~2003年流动人口麻疹年均发病率是本地户籍人口的10.67倍[6]。处于中原地带的河南省郑州市2000~2002年流动人口麻疹发病人数占44.82%,而流动性相对较大的市区内构成比为61.57%[7]。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常州市2007、2008年麻疹病例中流动人口比例均>60%,且2008年是2007年的2.59倍[8]。
近年来流动人口麻疹爆发流行的次数增加,山东省2005、2006年分别爆发43起、28起,都是在流动人口中发生[9]。而胡家瑜等[10]报道上海市2001~2004年外来人口麻疹爆发流行就有62起之多。
在流动人口中,无麻疹疫苗免疫史或接种不详的比重多。如上海市、深圳市外来人口麻疹病例中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的分别占93.55%[10]和90.00%以上[11]。浙江麻疹流行地区约80%的外来儿童无MV免疫史或免疫史不详[12]。宁波市近年对流动人口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有MV免疫史的占48.7%,显著低于本地人口的88.8%[13]。河南省郑州市调查的899例麻疹确诊病例中,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的占85%[14]。
在众多资料中,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水平达不到85%的免疫屏障,福州市的流动人群麻疹抗体阳性率为81.34%[15]。中山市2002年流动人群麻疹抗体阳性率只有81.6%,另外有37.9%的人群麻疹抗体水平未达到1∶800的保护水平[16]。但相对而言,流动人口这一因素通过自然感染或隐性感染获得免疫力,又可以增加麻疹抗体阳性的可能性[13],如深圳市某区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总阳性率为95.98%[17],珠江三角洲为85.96%[18]。
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的特点
我国麻疹的发病季节一般集中在4~7月,近年来由于3~5月为外出务工人员进城和学生返校的时间,而11~12月为春运时节人员流动性大,所以麻疹的发病季节多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段内[7]。但有的城市发病季节也有推迟的现象[5]。毕建萍等[19]研究显示,2005~2007年萧山市流动人口麻疹发病季节相对于1983~1992年发病季节性呈强度减弱,高峰日推迟,流行高峰延长,这可能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使用麻疹疫苗后,麻疹免疫状况得到改善有关。有报道麻疹防治较好的地区如美国、西班牙,未到常规接种月龄婴儿及成人发病率上升[20],在免疫预防覆盖面不足的边远地区,如我国的陕西省、贵州省,麻疹发病仍以15岁以下儿童为主[21]。但是近年来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计划免疫工作水平的提高,小年龄麻疹发生得到有效控制后,出现发病年龄向大年龄和未到麻疹疫苗免疫年龄人群转移的现象,这与流动人口在其中的调控有关。流动人口的麻疹发病年龄以6岁前的学龄前儿童为主[20],小于8个月龄的婴儿发病也有增多的趋势[6,7],如郑州流动儿童麻疹病例小于8个月龄的占15.64%。16~35岁的成人麻疹占的比例也逐渐增多[21,22],黄兴民等[6]调查16及以上流动人口麻疹发病率为50.14%,发病年龄后移。说明“双向位移”现象与疫苗时代小月龄婴儿和成人发病增多的趋势一致[23]。
由于流动人口流向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其发病职业也呈现多样化。小年龄组主要以散居儿童为主,其次为幼托儿童。大年龄组以民工及工人占首位,其次为商业服务者和其他职业[6,24]。流动人口麻疹病例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城区的租房者等,造成城乡结合部大量易感人群聚集。据报道,流动人口发病率以流动人口聚集的近郊和远郊区(县)为高,病例的地区分布呈现从市区向郊区、从近郊向远郊转移的趋势。陈丽玉等[25]调查发现流动人口麻疹病例主要聚集于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城边村”。
流动人口麻疹流行的相关因素
流动人口儿童建卡、建证不及时、MV漏种、接种时间推迟是6岁及以下儿童发病较多的主要原因[6]。居住时间的长短与是否及时办理预防接种证是儿童麻疹漏种的一大影响因素。深圳市居住
影响人群麻疹抗体水平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人群历年MV接种率、免疫成功率和MV的免疫持久性;二是隐性感染。有文献报道[28]流动人口中有MV免疫史而原发性失败占11.3%。1963年疫苗广泛使用后出生的女性多未自然感染麻疹,体内被动接种疫苗产生麻疹抗体的水平较低,妊娠后通过胎盘到达胎儿的麻疹IgG抗体,无论是滴度还是残留时间均低于野毒株自然感染,对下一代的保护作用弱,显然体内低麻疹抗体的婴儿在到达常规免疫的初免月龄前可能已成为易感者,难以抵御麻疹病毒的侵袭。近年来,周波青等[29]从妇女的分娩方式角度进行临床研究还表明由于分娩方式发生改变,剖宫产造成婴儿体内母传抗体IgG抗体缺失,麻疹提前易感,导致婴儿就诊率提高。再者,我国缺乏成人麻疹的免疫程序,这可能是16~35岁的成人发病比例增加的原因之一。
计划免疫初期我国主要采用液体疫苗,接种剂量低,冷链运输、接种技术不成熟等,导致疫苗所产生的有效保护低,免疫失败人群自然累计。而大年龄病例多来自农村和边远山区,出生年代大都为80年代以前,当时计划免疫未普及,部分人群MV初种、复种未种,加上冷链设备不足造成的无效接种,导致这个年龄段麻疹易感人群积累[20]。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的麻疹流行状况不容乐观,是我国传染病免疫规划工作的薄弱环节,加强麻疹控制管理工作极其重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流动人口儿童免疫计划工作的管理,及时对流动儿童登记建卡、建证;二是提高流动人口麻疹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率,并定期对特定人群采取强化免疫,巩固免疫屏障;三是定期对流动儿童进行MV查漏补种工作,将MV疫苗的初免提前至6月龄;四是政府提高重视,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探索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五是通过加强麻疹监测,确保麻疹监测的敏感和准确;提高麻疹疫情预测预警能力。
参考文献
[1]费 怡,张秀英,刘 军,等.上海市浦东新区麻疹流行病分析及控制策略探讨[J].中国计划免疫,2004,10(1):23-24.
[2]王秀云,许志涛,秦德良.北京市昌平区1999~2005年麻疹流行病学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7,13(2):138-140.
[3]余文周,税铁军,李 黎,等.全国2004~2006年麻疹流行病特征和预防控制措施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5):337-341.
[4]吴承刚,罗耀星,邵晓萍,等.广东省1999~2003年麻疹流行情况与防制策略探讨[J].华南预防医学,2004,30(6):41-42.
[5]孙宝志,黄组星,杨泽锋.佛山市2005~2008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及控制对策[J].热带医学杂志.2009,9(12):1443-1445.
[6]黄兴民,郑少敏,赵 兵.东莞市厚街镇2001~2003年流动人口麻疹流行学分析及控制措施[J].热带医学杂志,2005,5(6):843-845.
[7]董蒲梅,贾永普,韩同武,等.郑州市流动人口实验室确诊麻疹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及控制措施[J].中国计划免疫,2003,9(6),357-359.
[8]张 倩,张建陶,卞 琛,等.常州市2007年麻疹减毒活疫苗强化免疫前后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国疫苗和免疫,2010,16(1):15-19.
[9]宋立志,许 青,徐爱强,等.山东省1993~2006年麻疹发病年龄变化对消除麻疹的影响[J].中国计划免疫,2007,13(4):373-377.
[10]胡家瑜,张金芳,陶黎纳,等.上海市2001~2004年麻疹爆发疫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5,11(6):473-475.
[11]刘卫民,何梅英,陈国翠.深圳市罗湖区1998~2004年麻疹监测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2005,12(6):1352-1353.
[12]王建华,姚耿东.麻疹流行地区麻疹疫苗提前初免的成功率调查[J].浙江预防医学,2009,21(6):24-25.
[13]孙灵英,白廷军,戎江瑞,等.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疫苗和免疫,2008,14(5):403-405.
[14]贾永普.郑州市2000~2002年本地和流动人口麻疹病例的比较[J].职业与健康,2004,20(3),65-66.
[15]张 宏,黄晓霞,陈剑惠.福州市2007年流动人口麻疹和风疹抗体水平监测[J].中国自然医学杂志,2009,11(5):347-349.
[16]赵婉莹,周 海,罗小铭,等.中山市人群及流动人口麻疹抗体水平监测分析[J].疾病监测,2002,17(8):290-291.
[17]邱星元,曾桂盛,李海秀,等.宝安区流动人口麻疹、百日咳和白喉免疫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0,27(3):325-332.
[18]郑焕英,刘 冷,郭 雪,等.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流动儿童麻疹免疫状况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1):35-37.
[19]毕建萍,徐兴福.预防接种和流动人口对萧山区麻疹发病时间分布的影响[J].中国热带医学,2008,8(7):1214-1245.
[20]Penarey LI,SantaOlalla PP,Amela HC.Measles in Spain :its move into thepopulation[J].Aten PRIMARIA,2004,33(4):200-202.
[21]左树岩,梁晓峰,殷大鹏,等.贵州省2003~2004年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效果评价[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1):7-12.
[22]李文戈,高奇峰,卢 潮,等.中山市东区2005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07,33(6):52-53.
[23]王陇德.预防接种实践与管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71-174.
[24]韩建康,姚文庭,沈建勇,等.湖州市2005年麻疹高发流行因素探讨[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6,7(6):550-553.
[25]陈丽玉,何 凡,肖 敏,等.汕头市龙湖区2004~2005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07,33(3):39-40.
[26]钟学飘,李亦才,杨丽珍,等.移民城市农民房居民区儿童麻疹疫苗漏种情况与发病的关系[J].职业与健康,2009,25(24):2728-2731.
[27]吴红岩,严 胜,朱永寿,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外来儿童计划免疫情况调查[J].上海预防医学,2003,15(9):470-471.
[28]徐敏钢,黄 瑾,汤素文,等.麻疹免疫水平及影响因素探讨[J].中国计划免疫,2006,12(5):385-388.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