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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经济学价值概念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价值；冲突；探讨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097-02
联系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价值问题，不能不注意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方面的特殊的情况：有关价值问题的理论概念多是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与“商品价值”概念有关的价值观念，而对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相对比较陌生。同时，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活动把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实现“经济价值”的上面，这起到了强化“商品价值”的作用。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对“价值”这一哲学范畴所固有的主体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接受这两者概念时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在理论上防止这种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种完整全面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导实践。
一、两种“价值”的区别
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劳动创造价值，它必须依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只有将劳动产品用于交换成为商品才能体现这个价值。政治教学中的这个“价值”，其理论的来源就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一说。劳动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的：“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也就是劳动价值。
在哲学中，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它是指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满足需要和被满足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益关系。一种事物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一是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状况，它以这种性质和状况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构成了价值的客观基础。二是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一种事物，无论它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如果它不满足主体的需要，对这一主体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性质、状况，这是价值的客观性；二是主体的需要，它体现了价值的主观性。价值不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观性，而且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观性。这样一来价值范畴就被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归结起来，哲学上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1）表示的关系不同。哲学中的“价值”表示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是对价值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而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撇开了劳动的对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产的方式、方法等具体的东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共同的东西——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表示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2）大小的评判标准不同。哲学上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那么，判定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价值大与小，当然就要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万别的，面对同一个客体，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哲学上的价值评价带有很明显的主观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大小，以及由它决定的商品的价格而不是由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值明显地带有确定不移（一定条件下）的客观性。
二、两种“价值”的联系
关于哲学上所说的“价值”与经济学的“价值”即“商品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概念等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的“价值”概念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并且只能到《资本论》等论及“价值”范畴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它的统一规定，因此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根据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是哲学价值论的根据，具体说来就是必须从商品价值定义抽象出哲学价值定义，把价值规定为诸如人类劳动的凝结等，才是保持的理论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注意区别和分析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区分并不意味着要使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确地区分是正确地联系的基础。区别的意义正是要找到使它们合理地统一和结合的方式。事实上经济价值是哲学“价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经济学上，“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本身就是有严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这里，“劳动”是个狭义概念，它始终只是指为了制造产品而支付体力和智力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与商品生产无关的其他劳动；而它所创造的“价值”，也主要是指“商品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基础和尺度的“价值实体”。可见，它所回答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任何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它在内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与交换价值根本不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不成为商品的东西，都没有“价值”。阳光、空气等之所以“没有价值”，无非是指它对人的使用价值中并没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劳动，并非指它们对人没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等于不属于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范围。
至于在哲学上，也就是在更广泛、全面的现实生活中，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里需要思考的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诸如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现象。覆盖这些现象的共同“价值”概念，已经与“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产品之间的交换尺度问题，而是人们通常所关心的“有用无用”、“善恶美丑”等的本质和规律问题。我们把经济学中几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概念之间的相同性。经济学中物的使用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主体需要的程度，价值大一般就意味着满足的需要程度高。当然这里的主体实际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人，如果说是个别人的话，那么价值就无法衡量，就像商品价值一样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另外，商品价值必须在用于交换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就代表着哲学价值在于强调满足人的需要，不交换不能称其为商品价值，那么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就没有了哲学上的价值，交换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进行的。
讲到这里，回到教科书来看看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其实哲学“价值”的含义也就是对各种具体价值概念的概括和总结，除了经济学中的价值外还有如审美价值等，所以论述到这里，两者价值概念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0.
1.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外部成本并重；
3.计量由简单的加减向综合化和数学方向发展；
4.以货币计量为主向采用多种综合计量手段并存的阶段发展。
【关键词】会计成本；成本概念；传统成本；现代成本
一、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作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总成本。平均固定成本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平均总成本、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线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作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交易成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成本是发生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离开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易活动不可能发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会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产成本。
3.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成本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
关于交易成本的计算，人们还没有达到像传统成本价格的计算那么精确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在完善对交易成本的计算。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
四、会计学成本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赋予了成本本质的规定性，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和可补偿性，揭示了成本的经济性质，它对于研究对比会计学成本和西方经济学成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范畴相同。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其理论也广泛地运用在会计学实践上。
3.会计学成本与机会成本。在传统会计学上，成本只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但忽略了机会成本，经济学则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在会计学中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传统会计在现有以核算为主的基础上加强参与决策，实施适时控制和开展经济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学者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主张计量股权资本成本，将其视为真实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中来。机会成本不是对传统会计成本的否定，而是对传统成本分析的补充，扩展了传统会计成本的内涵。
4.会计学成本与社会成本对比。根据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价值消费和补偿的有机统一体。为此，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样需要补偿。而传统会计所依赖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业微观本身来处置成本补偿。若单个企业的生产行为造成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破坏，而不计入社会成本，就会以牺牲社会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虚增企业盈利。社会成本概念告诉我们，应从可持续发展实际要求出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成本耗费和补偿问题。为此，众多学者提出将社会责任会计和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在成本中反映企业生产商品对社会资源消耗和损失程度，求得实际成本的真正补偿。
5.会计学成本与交易成本。传统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但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相关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约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故形成了人力资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畴，这些成本范围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会最终进入会计成本的研究范围。
会计从来是服从和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的状态决定着会计运行的方向。传统会计学成本是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在新的经济下，要求会计模式也要进行相应变革，而经济理论恰恰为会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通过会计学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学成本的发展方向，从中可窥视出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1）传统会计成本正从单纯计量过去信息，正向能动地运用信息参与决策，提供未来信息的方向发展，即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会计成本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并重发展。
关键词：理性；精神；人性化；行为；演进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75-03
一、演进行为模型提出的缘由
社会学科中诸多学科的发展越来越明晰的暗示着这样一个特点：经济学从着重研究“物”的角度逐渐转向了重视“人”的角度，笔者称在这里将经济学从高度抽象的“理性人”向现实中的人的回归过程称为“经济学的人性化过程”。这一转变在主流经济学、博弈论、金融学、管理学，尤其是以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为代表的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以史密斯(Vernon L. Smith)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的兴起等都诸多学科中得到了深刻体现。经济学的历史特点是逐步抽象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过程，这一抽象过程的逐步加深逐步实现了经济学框架的统一性和理论的完美性，标志着经济学的成熟与完善。然经济学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逐步孕育自身否定因素的过程，经济学每一次抽象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否定因素的进一步加强，这一否定因素的核心就是与抽象相对应的人之“个性”，这一否定因素是伴随着人类物质匮乏时代逐渐走向物质富裕时代的过程而逐步得到加强并凸显的，也是随着人类从权力时代逐步走向自由时代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得到体现的。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开放使得人之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究竟是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之个性能够得到张扬，还是人之个性张扬的内在要求和驱动使得经济和政治走到了今天的情景呢？笔者认为是后者！
人是有自我感觉、懂得体验和享受、并有着超强的创造力的高级动物，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人类天然具有强烈的欲望与冲动，这些欲望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决定人具有天然的自私性的一面，精神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情感与价值观，也就是人类天然有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和趋势，这就使得人类又天然具有同情心的一面，因为人的意义必然以他人为依据。人类的个性张扬就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张扬。个性的张扬表现出来的是多方面的欲求，这种欲求的自由性与物质宇宙的天然秩序性形成了一种张力，物质世界的秩序性对人类形成了一种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条件，但人的创造性和认识能力能够逐步减弱这一制约性，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为了生存，主要的欲求和矛盾体现在物质方面，这一物质方面的欲求反过来影响了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思想与情感，历史条件决定了思想与情感必须为物质的追求服务，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理性”才真正能构成经济学的基础。
二、演进行为模型的建立
经济学的人性化过程必然要求我们全面考察人类的各项特征，一向被主流经学所忽略的有关人的一些重要属性不得不再次被提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有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价值感”、人的“创造性”等。人具有创造性是一项事实，这是人与人之外其他一切生物在表现上的最大不同。怀特海在其《思维模式》中也提出过“创造为何是可能的？”这样的问题。一旦认识到人的创造性，我们就不能简单接受人的行为是“反应性选择过程”，而应是“创造性选择过程”，“创造性”的引进也直接否定了一个人偏好的稳定性假设，同时拓展了一个人决策行为的可选方案集合的边界，或者说这个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在一个长期的视角和动态的行为过程中，创造性是不能忽略的。如同不能忽视人之“创造性”一样，同样也不能忽视人之“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价值感”。笔者认为这两个人之属性是相伴相生的，有创造性一定会触发出自我意识，有自我意识则一定也会逐渐演变出创造性，没有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没有创造性的自我意识是必定会被淘汰的，从而也就不存在自我意识。创造性是适应性能力的高级阶段，是适应之后的改变的冲动与能力，这种冲动源自自我意识的更高级的自我实现要求。自我价值感是自我意识的精神枢纽和内在欲求，也是自我意识的必然结果，一个人自我意识淡薄，自我价值感也会同样趋于清淡。创造性的存在可能导致自我价值感的不断提升。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人行为的深层的心理基础，而当前的行为理论和模型对此鲜有触及。引进这些有关人的重要属性，必须从长期的、动态的视角出发，因为创造性、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等都只有在连续的变化过程才能体现其重要作用，在静止的时刻必然会被抽象掉，正因为如此，演进行为模型是着眼于行为规律探讨的长期视角。
关于一个现实中人或者真实的人的行为过程笔者通过下图来揭示：
上图就是在引进了自我意识、创造性、和自我价值等概念之后的关系图。
箭头的方向代表着影响的方向。图中给出了两种理性的概念，“原始理性”是与人的物质追求相接近的概念，也是与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接近的概念，“综合理性”则是一个行为主体经过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之后对物质和精神双重考虑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原始理性的升华之后的理性。一个人的目标主要是在综合理性下生成的。决定一个人创造性和适应能力的关键环节是“思考力”的培养，或者再具体一点说是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一个越是思想贫乏的人，其行为模式偏向于整个图形的右半部分，而思想丰富的人则越偏向于左边。
基于上面的框图所包含的内容，笔者在下文中逐步提出演进行为模型。
丁丁老师用如下模型解读了布坎南所评价的沙克尔的贡献：
这个模型给人的震撼是很大的。这个模型的含义是：当下的理性选择依赖于尚未出现的价值时，“最优”（最小成本实现既定目标）就无法在当下被确定，因为正是当下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潜在价值，也就是说，可选方案的集合依赖于选择本身而且依赖的方式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动态的过程中，“理性”必遭否定！也就是无法在“理性”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因为在动态中无法确定怎样做就是“理性”。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现实中的行为主体当前的最大满足感或者说效用并不取决于实现当前的某个目标，更多地取决于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或期望。笔者提出两个工具性概念。一个行为主体为了实现未来某个不可明晰表达的目标，其间所做的各种最大化努力，称之为“模糊理性”，所追求的不可完全明晰的目标称为“模糊目标”。这里的模糊理性不同于以往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模糊理性是无法做到“理性”下的理性，它有“理性”的影子，但更是“理性”的非理性，“理性”和“有限理性”都是静止的概念，而模糊理性是与动态过程相联系的概念。“模糊目标”也不同于效用函数目标，效用建立在严格偏好假设基础上，必定是静止的概念，是有关“当下”的决策问题，而“模糊目标”是面向未来的，模糊目标的所对应的效用及效用函数在当前是无法确定的。由此，我们建立模糊目标函数如下：
现在的时刻为t，那么最大化的目标就是模糊目标函数ft+T(x)，其中T代表期望长度，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要求及物质追求的程度还有个人的知识累积及把握世界的心智能力等有关。当T=0时，这个决策行为就退化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行为，模糊目标也可以用效用函数来代替，因为在静止的当前时刻，理性和效用概念都是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的决策模式是这个动态决策模式的一种特例，“理性”也仅是这种特殊条件下的概念而已。将前文中的重要概念纳入到上述决策模式中，完整的动态决策模型表述如下：
上述(1)―(5)式整体所构成的行为模型，笔者称之为“演进行为模型”。演进的含义是指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是随经验体验、知识积累、思考能力等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Vt表示“自我价值”变量；Mt表示“物质追求”变量，m取自material首字母；Pt表示“感知”变量，P取自perceptual variable首字母；Et表示“环境变量；上述四个变量决定了模糊目标的形成。 x*t-1(i=0，1，2…k)表示不同时刻的最优行为；Nt表示知识累积，N取自knowledge的第二个字母；St表示思考力，或者说批判性思考能力；Vt，Mt，Pt三变量又是上述三变量的函数。(x*t-1，x*t-2…x*t-k)代表过去的最优行为，揭示的是经验过程，k代表对过去行动的记忆长度，一个用心的行为主体的k较长，而不怎么用心的行为主体k较小，当k=0时，表示这个行为主体无记忆（这里的记忆主要指场景记忆，动物的行为模式中，k=0），在主流经济学的决策模式中，k可以看做为0，因为当前的决策与过去无关，相当于无记忆。St代表思考能力，严格来说，思考能力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创造性，思考力是创造的源泉。Pt是沿用了海纳(Heiner)在“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可预期行为的起源”)一文中的模型里的概念Perceptual variable，称为感知变量或想象变量。用中文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为“悟知变量”，代表的是对整个环境的总体把握程度，这一能力主要来源于行为主体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思考能力下的创造力大小。通过Pt，我们就达到了引进“创造性”概念的目的，因为一个行为主体的悟知能力越强，他的选择范围也会越大，体现了“创造性选择”的真实过程。因此Pt也构成了模糊目标函数的可选行动集合。整个模型的特点是，目标函数和可选行动的集合都是动态变化的。在某一个时刻，可选行动是内生变量，其他变量是外生的，而对于目标函数的确定和可选行动集合的边界确定，其他变量则又是内生的。
三、演进行为模型提出的经济学意义
演进行为模型就主流经济理论及相关模型的不足提出了相关的替代思想，主要有：
1.演进行为模型改变了传统决策中的目标函数。传统的目标函数总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效用的最大化又是以物质消费来体现的，这种目标效用是物质导向的，并且这种效用函数是假定偏好稳定的。演进行为模型则提出的是面向未来的模糊目标函数，兼顾了行为体的物质要求和自我价值要求，并且这个模型没有偏好稳定性假设，一切偏好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调整的。传统的目标是静止的，即目标由当前确定不再改变，而演进行为模型的目标函数不仅是面向未来的，而且是动态的，目标函数会随着多个变量的影响而做出理性调整。这符合作为个人在成长中的不断调整过程，也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在历史的继承中不断调整改变的现实。
2.对理性重新作了理解。在动态的过程中，一个行为主体没法确切知道如何行动是完全理性的，因此笔者提出了模糊理性的工具性的替代概念，但并不是要否认“理性”所包含的合理性。而且，对传统“理性”的“黑箱”做了全面分解和探析。传统“理性”，传统理性只假定行为主体是“理性”的，但对于理性是如何形成，如何变化以及理性如何引导行为等等是不做探讨的，所以“理性”概念被视为“黑箱”。笔者则将理性概念分解为原始理性和综合理性，并通过框图揭示两者理性的动态关系，并在两者理性之间通过思考的环节并结合人之经验、知识积累和人生体悟等连接起来，并指出一个成熟的行为人是在综合理性下做出决策的，而综合理性是包含了人之自我价值感和创造性能力的理性，显而易见这种理性并不能视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这都严格有别于传统理性的范式。
3.对目标函数和可选行动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了调整。传统的做法是将目标函数与可选行动方案分离的，也就是可选方案与目标函数无关，比如，默顿(1969)的模型，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是分离的。这一点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的情况是，目标的设定与行动的选择是相互影响的。本文中的演进行为模型则兼顾到了这一点，可选行动集通过感知变量与目标函数联系起来，而感知变量又与思考力联系起来，体现了学习和经验在动态决策中作用。
4.引入了创造性。传统的理性分析范式，是不讨论行为过程中的创造性特征的。他们将创造性理解为理性之后的结果，有效率一定会有创造。这一点在许成钢和汪丁丁的文章中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否定。高度的竞争有损创造性！笔者则认为，将创造性过多地跟物质追求和效率联系在一起是不妥当的，即人类有创造性不仅仅是物质导向的结果，而是人类自我价值追求内在的驱动和要求。所以创造性不是在物质之后，而是在物质之前，更与人之自我价值感相贴近的概念，创造性是人类幸福感受的源泉，没有物质欲求的导向也会有创造的发生，而过度的物质追求反而会损害创造发生的温床。
5.与传统的理性范式相比，演进行为模型引入了更多的有关人的因素或变量。比如自我价值感，创造性、思考能力等，这些概念的引入才能将纯粹的经济理性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人，只有引入了更多的人的因素，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才能更强，才能更好地为了人类的未来福利做出正确的安排和制度导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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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L. S. Shackle, 1953, “The Logic of Surprise”,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20.
一、成本概念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中西方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中，有关成本概念的探讨一直不曾中断。西方(主要指美国)对成本概念的研究集中在20－70年代，以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以及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名词委员会的报告成果为代表；我国对成本相关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自50年代至今有关成本概念的讨论也一直存在。本文拟将与成本概念研究现状相关的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成本”的定义一是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关于成本的定义。1951年，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成本概念”(Cost Concepts)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该定义强调对“多年来成本会计人员在其工作中所使用的多种成本概念进行总结”，从而使成本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笔者认为，报告中对成本定义所作的解释和限定，对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更为重要。报告在定义之后进一步解释：“成本”是一个一般性(generic)的概念，在具体使用成本时，必须将其与成本对象(costobject)相联系。同时，成本概念在使用中也蕴涵着这样的事实，成本总是特定成本主体所发生的成本。从该报告对成本概念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成本概念进行研究必须要限定成本的主体和成本的对象，否则成本研究将没有意义。1955年，成本概念委员会又了《基于管理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暂行报告》，该报告中提出了服务于管理的计划和控制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在第三部分“企业成本的本质”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通常是指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的一定量的价值”。其后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work)的报告中指出，理解成本的本质需要理解以下三个问题：成本概念的目的性；企业风险与成本的关系；计量所放弃价值的方法。对于成本概念的目的性，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作为一项成本，为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取得或创造的经济资源的成本应该只包括那些为了实现这一特定的管理目标所必须放弃的价值。但由于管理目标的多层次性以及管理行为的多样性，成本报告中所列示的放弃价值(成本)会因企业和特定管理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从广义上来讲，任何事物的成本都取决于决定成本的目的。 二是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等关于成本的定义。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第4号会计名词公报》对成本的定义为：“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劳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成本可以分为未耗和已耗，未耗成本可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已耗成本不能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应列为当期收入的减项，或借记保留盈余。70年代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会计原则委员会将成本定义为经济活动中所蒙受的牺牲、放弃或抛弃。80年代，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FB)《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成本的定义为：“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即为了消费、储蓄、交换、生产等所作的放弃”。三是我国关于成本的定义。我国《企业会计制度》(2001)将成本定义为“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除引用西方关于成本的定义之外，从我国学者对成本概念的研究成果来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企业)成本是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耗费的本钱。……成者，完成、实现之意；本者，资本之本，本钱之本”(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专业委员会，1996)；成本是“特定的会计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发生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代价”(葛家澍等，1999)；“成本是为实现特定经济目的(不包括偿还债务、退还投资)而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其中，支出是一个主体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流出的时间既可能是现在，也可能在过去，还可能在未来；流出的形式既可能是支付现金，也可能是消耗或转让除现金以外的资产，还可能是提供劳务、承担债务，甚至是发行股票等，其结果既可能导致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也可导致负债的增加”(张敦力，2004)。四是对中、西方成本定义的评述。中西方对成本定义的不同表述，体现出中西方在基本概念规范化上的差异。西方对成本的定义，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定义和使用目的，其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西方关于成本概念定义的落脚点多为价值的牺牲或放弃，作为货币计量结果和表现的“价值”在成本定义中居于核心地位，“价值牺牲”作为成本本质内涵的表述也是相当抽象的；而我国对成本的理解长期以来受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成本价格论述的影响，对成本本质内涵的理解倾向于具体化。尽管如此，中西方在成本概念的认识上，还是共识居多的，如对成本目的性的认识、对成本主体的认识、对货币计量的认识等。
(二)成本的本质对成本所下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对成本本质的理解。中西方在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放弃”和“耗费”的不同倾向。一是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Norton M.Bedford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1955年的暂行报告之后对企业成本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研究文献中出现的多种成本概念(如沉没成本、付现成本、真实成本、机会成本、可控成本、可变成本等)统归至企业成本的概念之下，并试图寻找各个概念背后所共有的相同因素，即企业成本的本质。Noaon M.Bedford对企业成本本质的分析思路为：现金支出_÷现金牺牲一现金放弃一价值放弃。将企业成本的本质最终归结为价值放弃，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的广义性，使得成本计量的多种方法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不同计量方法下成本概念的准确性。以价值放弃作为企业成本的核心本质，允许以多种货币金额来计量不同的成本，企业成本的全部本质就更清晰地体现在对成本计量方法的考察中。企业成本概念的多样性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企业成本因企业所履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其被使用的特定目的不同而
不同；企业成本因其预期被计量的范围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为取得或创造经济资源而有目的放弃的价值所包含内容的不同而不同。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方法是抽象式的，类似于数学中的交集，使成本本质包含于所有可能出现的企业成本内容之中，与此同时，又不限制不同企业成本各自的计量需要。而我国理论界对成本本质的理解则在对西方吸收借鉴的同时，也赋予了自己的解释。
二是我国关于成本本质的耗费论。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在西方是较有代表性的，它高度抽象出了不同领域、多种成本概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因素，我国理论界也对此观点多数持赞成意见，所不同的是，我国学者认为，价值计量的事物(对象)才是成本的本质，从而将成本本质具体化为资源的耗费(戴新民，2003)，或资本、本金的耗费(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委员会，1996)。还有观点认为成本本质上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效率(阳昌云，2000)。随着成本概念的发展，成本本质的“资源”观逐渐建立起来，如米切尔，马赫在《成本会计一为管理创造价值》一书中提出：“成本是资源的一种损失”；霍恩格伦在《成本会计学一以管理为重心》中指出：“成本是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目标所失去或放弃的一项资源”。
三是对中、西方成本本质的评述。无论是西方的放弃论还是我国的耗费论，在成本所放弃或耗费的内容即价值的表现对象上，即资源，中、西方的认识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认为成本是资源的放弃，而我国认为成本是资源的耗费，放弃和耗费有何不同，该点在明确了下一个问题“关于成本与费用”之后会变得较为明晰。放弃(melease)中包含牺牲(forgone)和支出(outlay)两种含义，也就是说放弃既表明资源的转化，又表明资源的使用，而耗费则表示资源的使用和消退。在西方的概念中，定义费用时使用耗用，而定义成本时多使用牺牲。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成本和费用的不同。本文认为，对于成本的本质，西方的放弃论较我国的耗费论更为科学、全面、合理。
(三)成本与费用费用概念以及成本与费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成本概念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话题。事实证明，理论界对成本与费用概念的规范和使用并未达成共识。西方关于费用的研究资料中，对费用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例如，费用有时被作为成本的同义词使用，认为如果没有其他词语的限定，费用就是一个没有技术含义的一般概念；而多数情况下，费用指服务成本(与有形的产品成本概念相对立)或者专指与销售、管理、财务等活动有关的服务成本；Paton，Littleton，Greer，Porter及多数权益派学者将费用作为是总收入的减项，利润的决定因素，总体看来，西方围绕费用概念而产生的争议并不少见。在我国，对成本与费用概念及其关系的讨论，其观点也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其间有本质的区别。成本与企业特定资产或劳务相关，而费用则与特定期间相关；成本是企业为取得某种资产或劳务所付出代价的量度，而费用则是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资源耗费金额；成本不能抵减收入，只能以资产的形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而费用则必须冲减当期的收入，反映在利润表中；类似的观点还有，“成本”和“费用”概念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大区别的概念。从概念体系的科学性上讲，需要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用来说明企业资产形态变化过程中的计量标准；一个用来说明经济资源的消退；有学者将成本和费用的关系图示为：成本性费用资产成本损益性费用；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是指某主体为一定目的而发生的耗费。成本适用于“主体目的已达成”的场合，费用适用于“主体目的执行中”的场合。 笔者认为，成本与费用关系的研究适宜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即财务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以及管理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财务会计领域的财务成本与费用的关系研究，因而得出将成本与费用概念严格区分使用的结论，这是合理的与必要的。在财务会计层面上可以使用小成本、小费用的观念，严格区分成本和费用，从而规范概念的定义和使用。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对费用的定义中，可以看到费用概念的狭义化趋势。与此相对应，本文认为对成本的定义适宜采用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定义，即：“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财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狭义的成本(小成本)表示资源的转化，狭义的费用(小费用)表示资源的耗用。如此界定、规范之后，财务会计层面成本与费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在管理会计层面，可以使用大成本、大费用观念，即将成本和费用均视作主体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的而放弃或耗费的资源，将成本和费用作为本质上相同的两个概念而不加以严格的区分，这将有利于在大成本观下不断和完善成本管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二、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
有观点认为，会计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方面，而成本概念在会计学及经济学中均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会计学应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与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关联，佩顿(W.A.Paton)认为：“在某一领域中完全有效的概念或术语无法移植到另一领域”。他指出，“至少，在没有严格限定的情况下，会计人员必须意识到，会计则和概念从计量的角度上来与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明显不同。只有对基本原理的深入训练才是对会计人员真正有益的，而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对经济学家所陈列概念的表面理解可能会使会计人员陷入迷惑，而不是有助于其在合理的理论基础之上展开会计程序”。经济学中的短期成本、长期成本、边际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概念本身的含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清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并由此对经济学和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进行正确认识。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会计学与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进行阐述。
(一)研究基本范式不同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阐释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谓范式，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范式是作为一种学科探讨基础的思想、技术和方法论的“模子”，其实质是一种语言方式。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是不同的。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会计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则是会计的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在经济学中，从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到新古典经济学对范式的发展，再到新制度经济学对范式的革命，成本收益分析都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它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
要方面，根据对成本收益工具的运用程度以及成本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可分为传统成本理论和现代成本理论。其中，传统成本理论中的代表概念为：短期成本、长期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现代成本理论中的典型概念为：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这些不同的成本都是经济学用以进行效率分析的工具。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讲，成本是会计计量的一种重要属性(基础)，它决定着会计报告的结果。虽然成本在经济学和会计学各自的领域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为“成本效率”分析工具的成本，与作为“计量属性”的成本，其内在含义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对成本定义的方式和内容存在差异。
(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经济学家将成本称为经济成本(economic costs)，根据C.E.Cox的定义，“经济成本是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因努力和节约所遭受的痛苦”(C.E.Cox，1930)，这种痛苦成本是主观的。经济学家对成本问题的研究采纳的是社会的观点，其出发点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单个的生产者，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全社会的生产结构而不是单个生产者的具体问题。与经济成本不同，会计人员关注企业成本(business costs)，即企业将其产品投入市场所必须作出的支付。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单个的企业或个体，关注个体所有者的回报(盈利)能力。因此，概括来看，会计学中的成本是微观的、具体的、方法层面的；而经济学研究的成本则是社会的、抽象的、本质的。经济学家将生产者看作一类人，而会计工作者必须从个体(业主或企业)的角度计量现实成本的发生。
(三)研究目的不同经济学有时被定义为一门基于价格研究现象的科学。因此，经济学家对成本的关注源于价格，其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成本如何影响价格、以何种方式决定价格、以及成本对价格的决定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学成本的理解如图2所示。会计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复杂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成本进行追溯(反映职能)。在会计学的分析中，基于会计假设(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持续经营、货币计量)尤其是“会计分期”假设而将全部支出区分为“成本”与“费用”的分析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确定每期的收益及资产价值。由此看来，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研究方法均存在差异，经济学家的研究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因此，他们在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与此相比，会计学家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记录流入和流出企业的货币。他们衡量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但忽略了部分机会成本(曼昆,1999)。因此，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是无法直接应用于会计学领域的，研究视角的不同，使经济学和会计学对同一客体进行研究时所限定的范围，所使用的方法，所关心的结论均有所不同。在成本研究方面，经济学成本理论为会计学成本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而会计学的成本理论则是经济学成本理论的具体运用。
三、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构建
作为一般性概念的“成本”，在其核心本质的约束下，其内涵和外延日益呈现出广义化的趋势。对于成本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要想在特定的条件下正确理解和使用不同的成本概念，从而提供或获取确当的成本信息，双方都需要对与一般性成本概念相关的必要因素进行明确和限定。本文提供了一种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方法，即构建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将这一框架的构建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首先进行关系构建，即构建成本概念中所体现的成本主体、成本客体以及成本对象之间的关系；其次针对各种关系要素的具体化，进行特定条件下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内容和程序构建，称之为解释性构建。
关键词：释义矛盾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需求二重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文摘要：关于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以及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等问题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尊重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以现实指导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 关于劳动创造价值问题
劳动价值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揭示出“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劳动过程，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结合新的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中，曾对人的自由与必然和反对神本主义价值观等问进行过探讨。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对各种不同意义的价值概念作过考察和把握。他首先严格区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立足于对交换价值及其内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产的秘密，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面对利用混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来否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庸俗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反复强调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同时，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将它们的差别绝对化，并未否认在一般科学的范围内研究使用的价值的意义。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价值”一词有时表示商品的价值，有时表示交换价值，有时则表示使用价值，其含义往往只有根据上下文联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体地确定。虽然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曾有用“worth”(价值)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价值)表示交换价值的习惯，但无论是日耳曼语源的“worth”，还是罗马语源的“value”，都只是“价值”一词的两种不同语言符号形式罢了。为了避免象这样多义地使用“价值”一词所造成的混乱，马克思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分别用三个不同的词，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来表示它们。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的，实际上有三个概念，其中，“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交换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价值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概念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value”)，而且是活劳动，不是物化劳动，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从价值量的变化规律来看，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仅仅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 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动要形成价值，光靠劳动自身还不行。如果只有劳动而不具有诸如土地、机器、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要素，无论如何是生产不出商品来的。没有商品，自然也无价值可言。关于产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胁”“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产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的基本观点。
近年来，有人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认为应该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质生产要素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我们认为，物质生产要素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物质生产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它的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会“平均消耗”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如果大于社会“平均消耗”的范围，就意味着物质生产要素的浪费，超出部分的价值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节约物质生产要素，使物质消耗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产该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实现更多的价值。其次，先进的物质生产要素有利于劳动者从事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不同，创造的价值也不同。但是，物质生产要素的先进程度要与劳动者的素质相适应，不是越先进越好。
但承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前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创造商品价值；后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源泉，没有劳动这个唯一源泉，无论物质生产要素多么先进，多么丰富，同样创造不出商品价值。第二，物质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是通过劳动为媒介而实现的，它并不改变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三 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意义问题
对价值规律的揭示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必然会促使商品生产者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力向前发展。市场化改革20多年的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必然走弯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实践上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统统视为异端，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不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
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尽管“问题”和“问题意识”如此重要，但国内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著作，却鲜有以“问题”为核心来组织材料的。传统的“经济学说史”虽以“经济学的皇冠”――价值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骨架，却把其他包孕着丰富内涵的经济思想一笔掠过或拒之门外，甚至把不同于正统观点的学说简单斥为“谬误”。近来通行于世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例如亨利斯皮格尔编著的《经济思想的成长》，收集资料更加丰富，持论力图更加客观。然而，这些著作仍以人物和学派为纲领进行梳理，更像是博物馆里的展览陈列，读者或能“知道”更多的知识，却难在思想上得到鲜活的启示。
汪丁丁教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堂实录”，也是一部以经济学核心概念的发展为中心编撰的经济学思想史。作者始终认为，“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并以十几个“元概念”为骨架组织叙述全书，例如“财富”、“效用”、“价值”、“成本”、“利润”、“货币”、“均衡”等。作者反复强调这些核心概念所本有的“生命”与“张力”――概念越是基本，所包含的不同方向就越多，围绕它的争论和对话的可能性就越多，“生命力”就越旺盛。沿着时间之流，作者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演化史详加阐释，娴熟地描绘了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动态图像。
先看目录的读者也许会陷入困惑――为什么一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在讲完了“导论”（第一讲）和“方法论”（第二讲）之后，要以对“善与幸福”（第三讲）的讨论开头？细读全书可以发现，这样的安排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独具匠心。经济学与道德伦理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亚当斯密曾经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国富论》便是由伦理学脱胎而来。实际上，当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处理相似的应用问题，即现实生活中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在讨论“效用”、“福利”的时候，免不了要追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追究，讨论“财富与效用”之类关键词难免底气不足。
作者以“正义”和“理性”这两个“重中之重”的概念收尾，更包含深意――如果对“社会正义”概念的论说，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那么对经济学“理性主义危机”的批判反思，则构成了作者学术思想的“阿基米德支点”。作者认为，发乎人类理解力的“情境理性”和“判断力”的运用，是解决经济学“效率”和“正义”两大问题的钥匙，然而，要找到具体的解决途径，仍需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努力。作者坦言，“别看这部分的讲稿只有两页纸，它提出的问题，可能还要琢磨几十年”。
从上世纪90年代在《读书》上讨论《经济学的关键词》起，汪丁丁就致力于经济学核心概念“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份讲义的出版，可说是作者十余年阅读与思考的结集。为了使历史的叙述与现实相契合，作者引用了大量当代文献与思想史相互印证。不可否认，这本书体系比较庞大，不同概念间复杂的关联纠缠在所难免。对读者的整体把握能力而言，的确是一大考验。考虑到这层困难，此书在每讲前面都附有一张“心智地图”，即根据人类发散性思维特点而编制的思想网络图，以此描绘各讲的概念关联，使讲义眉目清晰，更便于读者理解和思考。
经济学是一门显学，经济学思想史却似乎是显学里的“冷门”。然而，回首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一流大学对经济思想史也是关注备至的。即使肯尼斯阿罗这样以数理见长的经济学家，也亲执《经济学思想史》课程教鞭达十余年之久。如今，经济学前沿研究充斥着深奥的数学模型与复杂的数据验证，却越来越疏远了思想，而一门缺乏思想的学科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这部讲义，也许是经济学者向思想史宝库开掘的引路之作，引导我们在“根本问题”和“核心概念”的路上，与休谟、斯密、密尔等思想大师相遇、对话、共感、相知，感受到思想元典的浑朴之力与淋漓元气。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推翻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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