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垃圾的坏处

导语：在焚烧垃圾的坏处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第1篇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stomach."

2009年9月10日

这个结论似乎十分荒谬。但我到东京两天之后就不得不总结填饱肚子的经验教训了。

日本人很节约,精打细算,能省则省,至于客人会不会认为他小气,他们根本不予考虑。

――从成田机场到宾馆的路上,已是下午2:00,一上大巴车带东京分团的山西女士(山西是日本人的一个姓,跟山西省没有丝毫关系)就给每个人发了面包和水,我以为只是充当点心的,等会儿还有正餐,而当时也不算饿,就没有吃。下车时,山西女士说:“没有吃完的面包怕坏了,交回来我保管吧”,我把秋毫未犯的包裹给了她,没想到那是我今天中午唯一的午餐,下午接连不断的会议才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只得用自己随身带的小饼干和同伴支援的一根火腿肠渡过难关。我才沉痛地发现,在日本你要是想在“吃”这方面发扬风度,就等着饿肚子吧。

――9月9日一大早山西女士就告诉我们今天中午吃中国菜,本以为可以吃得正常一点了,没想到……一个五星级豪华酒店“中国名菜”,9个人只上了三道菜:糖醋里脊、麻婆豆腐、洋葱炒虾仁,外加一道甜品――日本豆腐和一道汤――蛋花汤。这么听起来好像不错,可惜菜是一道跟着一道慢慢端上来的,一开始并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于是大家纷纷狂抢,在这方面我当然不是高手,好在食量也并不大,也没真的饿着。

――9月9日晚是中日青少年交流晚宴,很多日本菜,种类丰富。司仪让服务生给我们提供饮料(当然是冷饮),我试着用英语请服务生给我一杯热饮,他听懂似的让我“Wait a minute”(请稍等),果然一会儿就给了我一杯红茶,激动得我狂说“Alegado”(Thanks)。一气喝下,当司仪大声说“现在让我们一起举杯,为中日两国友谊长存干杯!”,我顿觉无语,自嘲地拿空杯子在日本女伴M眼前晃了几晃,她无需任何解释就咯咯地笑起来,并把这个笑话讲给旁边同学听。

终于开始用餐了,我绕着圆桌子走了一圈也弄不清从哪里开始排队,后来找到山大附中一同来的女生Z,在她那儿找到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拿了盘和刀叉,又发现那个小队伍竟仿佛完全不向前移动,盯着眼前几盘诡异的菜,还是下定决心继续排下去。半小时以后,我终于搞到了一碟貌似正常的菜,吃得很饱(但不算好吃),心满意足地开始看节目。

――日本人餐餐生冷。这是我无法忍受的一件事,好在他们考虑了一下外国人的胃口可能不算太好,于是生菜生海鲜比较少,但冷是一定要保证的,连牛奶和茶都是冰镇的,旁边还放了一桶冰块让你加,鲜蔬菜和水果也像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牙。好在我总能挑到热菜,找服务员要一杯热饮,就是免不了跟人家解释一下“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stomach.”

――日本菜我只能吃下天妇罗。天妇罗是我唯一信赖的日本菜,味道正常。9月10日晚吃日本料理时先慎重地选择了好几种都尝了一遍,最后痛苦地发现,我只能吃下天妇罗和另一道可能是山药拔丝的菜,还是不错的,很有中国味。

七、参观

无论眼前的风景让你多么留恋,但心中总有故土热切的呼唤,我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使命,我始终记得自己的灵魂只属于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2009年9月9日

我看到日程表时以为这是个没意思的地方,但沉重的思考竟然在垃圾中产生了。

我们参观的是一个系统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工作设施和体系,叫做“东京临海副都心管路收集输送施设”,归属东京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有明清扫工场”。

东京23区临海副都心是填海造地形成的。在城市规划时启动了一个使市民世代受益的工程:在地下埋下了遍及全区的垃圾管道,同输气送水管道一起构成地下网络,并在几个重要地区兴建了大型垃圾处理厂,从此一切变得不可思议。这个系统不仅使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而且,垃圾最后都变成了人们需要的东西。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垃圾是如何变成人们所需的呢?

1、市民将自家垃圾按可燃、非可燃、资源型和大型分类扔进不同地方:可燃――扔进管道;非可燃和资源型由专用垃圾车运走;大型垃圾要给处理厂打电话,自有人把它抬走,但要付钱。扔垃圾竟然也要付钱?这是日本处理垃圾的“3R”理念之一“reduce”。从根源上减少垃圾的产生,政府是不鼓励市民扔掉自家的冰箱、洗衣机、大衣柜的,然而对于垃圾的分类是没有奖惩制度的,市民之所以自觉遵守,是因为当初他们每家都领到一份报纸,详细介绍如何分类并补充告示:如果分类分得不好,不予回收。由于每只垃圾袋上都标有主人的名字,所以如果你的垃圾长期堆置在公共垃圾存放处的话,你的名字会长期堆在垃圾上,挺丢人的。不好意思,您呀,还是拿回去重分一遍吧。

2、垃圾处理厂将垃圾分类集中屯放在仓库里,有一只大铁爪子把它们抓归各位。我们去的地方叫有明垃圾处理厂,挺有名。可燃垃圾焚烧后用于发电、供热,还供着厂子后院的一个温水游泳池,除垃圾厂自用电外,多余电力可卖给电力公司。焚烧所得灰渣用于制造建筑材料,如玻璃、石灰砖等。非可燃垃圾一般把它还原成原材料,如金属、陶瓷,厂子的展柜里放着几双流行款式的滑板鞋、皮手套、T恤衫,你无法想象那都是垃圾做的。

3、还有专门回收本产品的名牌商店,如佳能会在店门口设个箱子,写上报废的佳能产品往这里扔,那些电子设备就可以重新回收利用。

可惜,即使有如此完备设计的工厂仍然年年亏损,需要政府补贴,用税收像公民福利项目一样养着,当年建厂时的高科技设备、厂房建筑、人才职员,这些成本到现在还没收回来。1995年建的,14年了吧。我们经得起这样的亏损和补贴吗?不得而知。临走时,工厂管理员说:日本是个没有资源的国家,所以必须要从一切可能的地方找资源,而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非常宝贵的资源。这也难怪,其实日本在资源方面技术超前那是逼出来的。如同一个富翁,知道自己很有钱,花钱大手大脚,最后成了穷光蛋;而原本一穷二白的家伙,绞尽脑汁想省钱的办法,像老葛朗台那样的,最后也能变成富翁。中国地域辽阔,遍地是矿藏。据说山西的煤一挖就够全世界用几十年,所以我们从不吝惜,其实我想在资源方面我们跟日本一样穷,只可惜现在还很少有人真的相信。

从垃圾处理厂出来,同伴L在我旁边赞叹,日本实

在太干净了,连垃圾都这么有用,这儿的人真幸福死有了。你看看咱太原,比较起来那还算人住的地方?我漫不经心地问:难不成您将来要在这儿定居吗?她犹豫了一下,说我还要去美国去西欧,看看哪儿更好。我心中冷笑,不觉调侃道:“这恐怕不是中国政府派你到日本来的初衷吧?如果人人这么想,那包括尊父母在内的中国人民也用不着这么费劲地培养你们这些人了吧?”她鄙视般地斜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还轮不上你教育我呢!不跟你说了,我要听歌呢。”我摇头叹息:“是轮不上,轮不上啊。”回到车上,我陷入沉思。当然,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只要不危及集体和国家,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别人追求幸福。L的想法在日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也深深地懂得,要让一个落后的国家强大起来,是需要理想者和牺牲者的。鲁迅、钱学森、谈家祯,正是他们这样许许多多的人,放弃了个人幸福才换来今天中国来之不易的每一点进步。我希望做像他们一样的人,无论眼前的风景让你多么留恋,但心中总有故土热切的呼唤,我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使命,我始终记得自己的灵魂只属于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或许还有件事值得一提,现在高二这个阶段,有许多人学雅思、学托福,英语老师也大加鼓励,说起来也真像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但我并没有对它们抱有太大兴趣,一方面是懒得费力气,另一方面我从没想过长期呆在国外,要这些高级英语证书没有用。我就在自己的国家考大学,参加工作,我以为这就是幸福了。我其实并不排斥出国,只是在外的游子不管走多远,也都是要回家的。

(记于日本东京23区临海副都心)

八、体验

相对于我们的情况,这种全民动员的防灾意识、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以及完备细致的预防措施,确实令我汗颜。

2009年9月10日

9月10日下午去了位于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2-37-8的池袋防灾馆。这是日本中小学生接受防灾教育的地方,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达到模拟灾难现场的目的,然后用实践的方法掌握防灾要领。

我们体验的内容有四项:灭火、烟雾、抗震和3D电影,我每项都参与了,很有意思。

灭火这项最假,是每人拿一个灭火器高呼Kajida(日语“着火啦!”)随后对着屏幕上的火苗狂喷,国内也有类似的设施,我是第二次玩这个了。烟雾要有趣一点,是用衣袖捂着嘴(不能用纸巾、很容易吸烟),弯腰至1.2m以下(真实情况下应在0.8m以下,几乎是手脚并用往前爬了),从一个迷宫似的通道穿过,里面弥漫着“烟雾”(据管理人员说那其实是从食物中提取的成份,可以放心猛吸),通道里光线昏暗,有些门可以打开,有些不能,要找到标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标志灯,我们的任务是分成三队,有序撤离“火灾现场”。那些门中应该有一个是热的,即火源,绝不能打开,只可惜我没摸到。管理员说这模拟的是大火烧毁电路以后,那个“安全出口”的指示灯还能在停电的情况下坚持20秒,要尽快找到它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把门关紧,堵住烟雾。

六级地震躲避是最刺激的,在一个房间里按餐厅厨房布局,灶上烧着水,六个人坐在桌边聊天,桌上每人有个小垫子,我和X老师一组,他进去以后故做放松地对大家说:“地震还没来大家应该干啥干啥,该写作业写作业,该聊天聊天,就是要迅速反应……”突然,一阵剧烈地摇晃,X老师果然敏捷地第一个钻进桌子,还不忘伸手拉起一把跌倒的椅子。在房间外面看监控录像的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我蹲在桌子下抓住离我最近的桌腿,本想拿垫子护住头部,可是想到头上有桌子但朝桌外的一侧身体没什么保护,就像盾牌一样挡在左侧。我右边那个师院附中的男生最搞笑,在桌子底还摆Poss,对着外面拍照的同学大叫:“快点,再来一张!”水壶“咣”地一声掉下来,室内灯也灭了,地板第三次剧烈摇晃了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出来了。因为是在五楼,没法模拟上下摇晃,只能左右摇晃。对于灶上烧着水,以前防灾馆的教育是先关煤气,再钻桌子,但现在取消关煤气一项了。因为日本普通家庭都装有“地震阀门”,一旦震级超过五级,煤气自动断掉,不会发生火灾或煤气中毒。

3D电影是关于多年前发生在东京的关东大地震的,因为没有准备,当时死了14万人,我们观看时戴着一副特殊眼镜,看起来有立体效果,那些花盆、碎玻璃片、砖瓦好像正往你头上砸。

晚上我们住在立川市(隶属东京都)的PALACE HOTEL。在去往PALACE HOTEL的路上,山西直美询问供职于日本国际协力中心的TX:你家的家具有没有固定?有没有在地震躲避的房间里准备手电筒、饮料和压缩饼干啊?TX惭愧地说还没有,每次下定决心去买却没有买,但我和先生、女儿约好一旦发生地震,在女儿的学校操场见面。这里补充介绍一下TX,她是中国人,从小在北京长大,但嫁给一个日本人以后就跟丈夫姓,姓村中(日本也有跟夫姓的习惯),生了女儿从此在日本定居,在日本的国际协力中心工作,处理外事。由于中日语都讲得好,成了很好的翻译,我觉得她很了不起,但想不通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日本人!据她介绍,由于在日本随时可能发生大地震,所有人都随时准备着应急物品。她女儿的小学要求每个孩子带一块“防震巾”――一条厚毛巾似的东西,平时系在教室的板凳上,地震时解下来保护头部。相对于我们的情况,这种全民动员的防灾意识、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以及完备细致的预防措施,确实令我汗颜。

我离开防灾馆时买到了一条特殊的塑料毯,600,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美国宇宙航天局的科研产品,有金银色两面,银色朝外披在身上降温,金色朝外则保暖,防水防湿,地震时也用它裹婴儿,但它是可燃的,火灾时是不能用的。晚上,我在PALACE HOTEL看到一架自己弹琴的电钢琴,惊得目瞪口呆,弹的还是《音乐之声》的曲子,一首接一首,那些琴键自己按下,踏板也跟着节拍起落,真是太奇妙啦。

(于日本东京都立川市)

九、菅生高中

这也许就叫做因祸得福吧,流感给未被传染者带来的好运,看来要远远大于可能带来的坏处了。

2009年9月11日

我看到这个学校名字,心中一乐:不知是这校名起得好,还是这词组得好?草菅人命的“菅”,再加上“生”,可真够逗的!更可笑的是随团同来的某君大叫一声“营生高中”,日语翻译没听见似的照翻不误,就是中国学生肚里好笑。

其实,人家学校的全名叫做“东海大学菅生高等学校”。据我们的分团组长X老师介绍,这不过是日本的二流中学。当时刚进校门以后有种年久失修的感觉,墙、地面、教室都还没有太原五中的好,奇怪的是竟然得了如此之多的奖,奖状、奖杯放了一墙。刚进门大家都被要求换上拖鞋,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拖鞋比我的脚大了好几号,光滑的塑料和我的丝袜之间几乎没有静摩擦,上下楼梯简直是太危险了,连走在平路上都费力气,一天下来脚疼死了。我觉得都不如脱了鞋光脚走,可是太impolite,没敢。中午在他们那个食堂吃饭,饭不坏,就是得站着吃(一开始我以为是这样),后来发现可以坐,但不能在桌子的座位上(那是给老师坐的,日本人等级森严),未来两天的民宿交流(住在日本女伴家中体验日常生活)日本女伴M以及西班牙女孩I热情不高,不像中国同伴Y和L那么黏黏糊糊的。我在桌上发现了一瓶类似炼乳又类似酸奶的东西,在日本还一直没喝到酸奶呢。我一激动就倒了一杯,颇不放心地问I这是什么,她和M对望一眼:“我也不知道,以前也没在这儿见过它。”我耸耸肩,勇敢地喝了一口。事实证明我确实很勇敢――那是一瓶沙拉酱。

吃完饭参加大会,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之一用英语发言。然后,分成几个小组中日学生开始交流。我送给两手空空的M和I 每人一张剪纸风景,然后以I为翻译,每人手里拿个电子词典开始聊起来。聊到两点多,我就盼着M她老妈来接我们,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中日学生忽然都被要求戴口罩。我、M和I分别戴蓝、粉、白三色口罩,看起来不错。

接着就有消息说,中国学生当中有四人体温超过38℃,要送医院检查,让日本学生马上离开到另一房间,中国学生原地待命。气氛顿时由兴奋变得紧张起来。

我只好扬着刚在纸上写好的“山口百惠”和“濑田裕子”的名字,与M、I两人告别。

其实为防H1N1,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戴着统一配发的蓝口罩,看起来很想让它像盾牌那样阻挡细菌,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机场和海关的工作人员大多也戴着口罩,大家都呼哧哧地喘着粗气。

原以为警报会很快解除,但最终大家在那个会议室等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天的民宿活动也取消了。我们无聊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幸亏有架电钢琴放在那儿,话筒还都可以用,我和W承担了给大家找点乐子的任务,轮流开始弹琴,把能想到的大家都熟悉的曲子弹了个精光。我俩还想研究四手联弹,只可惜水平不行,越弹越难听,只得作罢。随团的《光明日报》的记者狂问我们学了几年、考了几级并连连忽悠:很厉害啊很厉害。供职于日本国际协力中心的TX又来给我们量体温。由于刚才过度兴奋,又出现好几个37℃以上38℃以下的,我虽然体温正常却有点头晕,赶紧又弹一首《摇篮曲》试图冷静一下。

到晚上6:00时,M、I和Agason(日语“妈妈”)一起来了,大家合影后就要分开了,我连忙狂奔到楼下给她们拿礼物,是那个《兰亭集序》的竹简。M说她正学《兰亭集序》,兴奋不已地给我看她的课本。看来我送这礼物还真是适逢其时、适送其人啊。

这个晚上我睡了几天来最安稳、最舒服的一觉,7个多小时,创历史新高。因为那天我们在一家很高级的酒店(昭和馆)一人开了一个双人间,实际原因是:隔离。这也许就叫做因祸得福吧,流感给未被传染者带来的好运,看来要远远大于可能带来的坏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