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4 10:28:29
导语：在二胎政策的利弊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没想到这事儿说着说着就成了真――作为曾经的独生子女，现在，我可以合法地拥有一个“二胎指标”了。
记得当初开玩笑地抱怨过宝爸：“都是你们家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有俩孩子，咱们才不能要二胎的。”
宝爸却振振有词：“你还是感谢我老爸老妈吧，要不是他们违反计划生育生了我，你嫁给谁去？”
没错，宝爸是他们家超生的那一个，他还有一个姐姐，为此，当年他老爸差点儿丢了工作。而当初坚持要宝爸的理由，是宝爸的老爸也就是宝爷爷封建思想作祟，重男轻女。
所以因为宝爸的身份，有了小宝后，我们自觉报领了独生子女，虽然宝爷爷不甚满意。没错，小宝是女孩，不合宝爷爷心意。
但我们并不在乎，小宝是男是女，都是我们的宝。
其实那时也动过“再要一个”的念头，因为切身的经历，让我深知独生子女成长的孤单。也不是没有偷偷羡慕过宝爸小时候有姐姐陪伴，不知道比我幸福多少倍。而小宝，却要重复我人生前二十几年的孤单……是有些遗憾的。
请不起保姆
慢慢地，这种遗憾被抚养小宝的各种压力一天天打消了。
小宝有些早产，所以体质不太好，很小的时候，感冒是寻常事，我和宝爸常常三更半夜抱着小宝去医院。排队、挂号、打针……几天折腾下来，花钱倒在其次，因为心疼和焦虑，两个大人疲惫不堪。那两年，为了增强小宝的体质，我和宝爸，还有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变着法子地给小宝在饮食上调理，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小孩子团团转。
终于小宝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又要读幼儿园了。没有门路，好的公立幼儿园进不去，私立的，稍有点儿名气，托管费就要上千，还不包括各项琴棋书画的教育――全社会都这样，我们也不得不如此。
时间和精力还可以挤出来，经济成了最现实的问题，我和宝爸的收入，一多半要用在小宝身上，其余的做家用勉强够。如果小宝不巧生病，好了，当月定然入不敷出，还要接受宝爷爷的资助……
也幸好两家老人身体都好，主动轮流照顾我们的生活，因为根本请不起保姆。
饶是这样，也常常觉得委屈了小宝，因为给不起她最好的生活，在这个物质年代，恐怕这份亏欠感，是很多年轻的父母都会有的。
所以……还需太多理由吗？在这样的现实里，别说一度不允许，就算现今所有人都在奔走相告“可以要二胎”之际，如同本市都市频道就此问题所做的随机采访，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站在了“坚决不要”的行列里。早已切身体会了养个孩子跟养只熊猫一般的辛苦，所以，当初那点点儿“再要一个”的念头，早就被现实赶得无影无踪了。
不仅是我，宝爸也是态度坚决――不要。
说穿了，养不起啊，从精力到经济，都养不起。
小宝的态度
但有人对这事持兴奋态度，当然是宝爷爷，这个一直偷偷盼孙子的老头。当“‘单独’可以生二胎”的消息一出现，他就已经按捺不住，私下里找宝爸谈了好多次，目的只有一个，要求我们要二胎，甚至许诺他来负担经济。
可真的不全然是经济的问题，所以，不管宝爷爷如何劝说，我和宝爸依然态度不改。但这并不妨碍和很多年轻父母一样，我们也常常会把“二胎”这事挂在口上，当作谈资。
毕竟是件新鲜事，在“独生子女”占据家庭三十余年之后，这种格局终于得以改变。
只是没想说得多了，5岁的小宝竟也听出端倪，那天吃饭的时候，她忽然问我：“妈妈，你要给我生个小弟弟吗？”
小宝张大眼睛，一副认真、庄重的神情。
这可爱的模样让我忍不住笑起来，小宝脸蛋圆润、大眼睛长睫毛似洋娃娃，严肃起来更加像。忽然就想逗逗她，于是点头说：“对呀，给小宝生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好不好呢？”
只是逗她而已，以前和很多年轻妈妈交流过，都认定现在的独生子女，不像曾经的我们害怕孤单，他们好像生来就习惯了一个人，喜欢自己和自己玩，并且对别的小孩子有一些排斥。同事曾经跟自己3岁的儿子开玩笑，说给他抱一个妹妹来。没想那3岁小儿当即拼命摇头，大声说：“不要！不要别的小孩子玩我的玩具。”然后“威胁”妈妈：“你抱回来，我会打她的。”把那年轻妈妈吓了一大跳。
眼下，不知小宝会是怎样的态度，我微笑着看着她。
没想在听到我的答案后，小宝的眼睛张得更大，分明露出惊喜：“真的吗妈妈，你真的要给我生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吗？”
竟是这样的口气和神情，我略感意外，于是反问她：“小宝要不要呢？”
她一下从椅子上跳下来跃进我怀里：“要，妈妈，我要小弟弟和小妹妹，我会和他一起玩，给他吃我的奥利奥，像哄芭比那样哄他睡觉……”
小宝很有语言天赋，此刻小嘴吧嗒吧嗒，一连说出一串排比句，强烈地表达了她对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渴望。
反倒是我愕然。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没想到小宝竟是这种反应。但是……但是，她只是个小孩子，她懂什么？不过一时好奇和新鲜，她或者以为弟弟或妹妹就是一个芭比娃娃，可以不吃不喝也不长大，永远听她的话……
所以我笑起来，但并没有打击她的热情，只是把她拥在怀里，完全善意地哄骗她：“那好吧，妈妈就给小宝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于是这个想要弟弟或妹妹的小孩儿，就甜蜜蜜地亲了我一口。
小宝的当真
那天晚上，和宝爸说起这事，宝爸也意外，他亦认同现在的小孩子生性太“独”，小宝却好像不是如此。
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一个5岁孩子的想法去改变一个大的人生决定，所以说完后，我和宝爸都没有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的是小宝，因为从那天起，她几乎每天从幼儿园回来，第一句话都是问我：“妈妈，你的肚肚里有小宝宝了吗？”令我啼笑皆非，不得不一遍遍跟她解释，小宝宝不是说有就有的，那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小宝似懂非懂，但还是选择相信我的话，然后她改变了问法：“妈妈，你哪天才有小宝宝呢？”
她是真放在心上了。有天下午，宝爸加班，我去幼儿园接小宝，在外面遇见认识的一个孩子家长，忽然问我：“听说你打算要二胎了？”
我诧异：“没有啊。”
“小宝跟丫丫这么说的，丫丫当了真，于是老问我是不是要给她生个弟弟。丫丫有点害怕呢，怕我要了弟弟不疼她了，这些小家伙……”她絮叨。
我更加诧异，没想到小宝认真到这种程度，再然后我发现，除了小宝同学的家长，连邻居都知道了我“要生二胎”的事，有的劝我，到底也30多岁了，要孩子年龄偏大了；也有的劝，现在养孩子成本太高，要想好了；还有的劝，如果真的再要一个没准会偏心，就没有那么爱小宝了……总之，只要开口都是规劝，要我慎重权衡要二胎的利弊。
看，不要二胎不是我一个人的念头，现实把大多数人逼到了这种心境里。随波逐流有时不是没主见，而是生活所迫。
所以，我想，我要认真和小宝谈谈了。
为了我的小天使
但终究没能开口，因为除了每天的询问，小宝竟然开始为认定很快会拥有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做准备了。那个周末，趁我做家务，小宝独自整理了她所有的玩具，把它们一件件从整理箱里拿出来，用毛巾擦拭干净，重新摆放好。她拿出自认为漂亮的裙子，叠起来，放在一只抽屉里。她还取出了小猪存钱罐里所有的硬币，我走进她房间的时候，她正坐在地板上数这些年积攒的硬币。看到我，小宝一骨碌爬起来扯住我的手，“妈妈，好多好多钱了，给小弟弟买奶粉。”她高兴地说，“电视上说奶粉现在可贵了，但是妈妈，我可以把我的钱都给你，不怕的。”
我的心一下酸软起来。一直当她太小太幼稚，不拿她的话当真，可是她却这样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承诺，并全然相信了我――她的妈妈，丝毫都不怀疑。
可是我却在骗她。
蹲下来，我抱住小宝小而柔软的身体，轻轻问她：“小宝，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呢？”
“因为爸爸妈妈那么爱我，我也想爱更小的小宝宝啊！”她圈住我的脖颈，认真地回答。
毫无防备，眼泪瞬间冲进了眼底，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缘由。我的小宝，她不是怕孤单，不是新鲜和好奇，更不是一时高兴，而是，她想付出她的爱，就像我们爱她那样。我一直都忽视了，我拥有的，是一个有爱心并愿意付出爱的天使。
那天晚上，我把小宝的话一字不落地讲给宝爸听，然后，我对他说：“咱们再要个孩子吧，为了小宝。”
【关键词】 二次剖宫产；输卵管结扎术；不良后果
作者单位：133000 延吉市医院（刘春洁）；65334部队医院 （吴大常）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统计近10年二次剖宫产同时行输卵管结扎术并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48例，其中年龄在35～45岁的34例，占7083%；25～34岁14例，占2917%。病程最短3个月，最长5年。手术方法二次剖宫产同时行抽芯包埋法双侧输卵管结扎术。
12 不良后果表现 以慢性下腹痛为首要症状就诊者30例，占625%；以心理症状为首要症状就诊者8例，占1667%；以月经改变为首要症状就诊者7例，占1458%；以其他主诉如痛、食欲不振、腹胀等症状就诊者3人，占625%。不良反应盆腔瘀血综合征、心理影响、月经紊乱居于前三位。
13 不良后果的诊断 详细询问病史，症状并行相关辅助检查如妇科检查、B超，改变实验、盆腔静脉造影、腹腔镜检查、选择性血管造影术等除外炎症、肿瘤、原发疾病、继发性引起相关症状的其他疾病。
2 不良后果及原因分析
21 慢性腹痛 有30例患者均出现术后非周期性的间断慢性下腹、腰骶部钝痛，占总人数625%。疼痛以轻度坠胀痛和酸痛为主，部分患者可表现为明显的下腹疼痛，但无固定、明显的压痛点。
术后出现腹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临床上常表现为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病变两种情况。器质性病变所致腹痛，常见的分别是盆腔瘀血综合征、输卵管与卵巢、子宫、肠系膜、盆壁、圆韧带、子宫骶骨韧带及大网膜等粘连，不同程度的输卵管积水、单侧或双侧性输卵管炎症、部分组织与手术切口部腹膜粘连等情况所致，多表现为手术之后即出现的间歇性下腹疼痛，轻重不定，病程迁延，保守治疗症状改善不明显。功能性病变所致腹痛，常表现术后一定时期出现的间断发作性下腹钝痛，精神放松时腹痛缓解，精神紧张时疼痛加重，保守治疗有一定的疗效。另有原因不明的腹痛，即检查时无阳性体征、用任何药物无明显效果的腹痛。
22 心理影响 心理症状就诊13例，占209%，患者出现各种心理症状：如焦虑紧张、悲观抑郁、思维迟缓、猜疑与嫉妒、障碍、躯体不适等。考虑二次手术后患者体质虚弱、精神、社会因素等与之有关。
23 月经改变9例，占145%，表现为继发性痛经3例、经期延长、经量增多或减少5例、月经周期紊乱1例。分析月经改变的原因为：手术引起输卵管、卵巢静脉回流受阻或盆腔静脉瘀血症，精神刺激等。
24 痛 少部分患者出现与相关的慢性腹痛，呈痉挛性发作。考虑与手术引起盆腔内组织粘连、气血运行不畅有关。
25 消化道症状 少数患者出现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便秘、贪食、呃逆，甚至出现肠麻痹。考虑术后患者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与之有关。
3 处理方法
目前对本病的治疗，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保守治疗，包括物理疗法和药物治疗；另一类为手术治疗。
对于功能性腹痛，保守治疗如改变、心理治疗、中医药治疗、西药治疗均有一定的效果。如3次/d的10～20 min膝胸卧位，晚上休息时，改习惯性仰卧位为侧俯卧位，纠正便秘，减少性生活次数，做适当的体育锻炼均可以增进盆腔肌张力及改善盆腔血循环从而缓解症状。中医治疗可根据症状选用具有活血化瘀、疏肝理气、通络止痛等作用的药物（如丹参、红花、川芎、当归、桃仁、蒲黄、灵脂、制香附、玄胡索、柴胡等）及推拿疗法；西药可选择谷维素、甲基素、孕激素等。缺点是：这些方法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对于器质性腹痛应采取相应措施，或切除病灶，或切除相关组织。如针对盆腔瘀血综合征，针对患者年龄，生育要求，症状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是否伴有器质性病变，酌情采用：圆韧带悬吊术、单纯的圆韧带缩短术，一侧附件切除术或骶前交感神经切除术等；有学者认为：开腹全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才能彻底切除了引起盆腔瘀血综合征的原发病灶和瘀血、曲张的静脉，同时使盆腔静脉侧枝循环被阻断，不致日后病情再次发作；然而，对于40岁以下的盆腔瘀血综合征患者术后内分泌功能的改变、开腹手术的术后并发症还应引起重视。
4 讨论
女性行输卵管结扎术是生育二胎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第二胎剖宫产后行输卵管结扎术的比例有逐年增多现象，已接近4∶ 1～5∶ 1。绝育术的施行避免了再次妊娠导致流产、清宫、异位妊娠致腹腔内大出血、滋养细胞疾病等导致患者痛苦、损伤患者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不良后果，但绝育术改变了患者身体自然的生理状态，同样有着不可阻挡的不良反应发生，因此，绝育术前要向夫妇双方充分交代手术利弊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由患者主动选择自愿施行，避免出现单存避孕、日后省事、侥幸不会出现不良后果的手术原因。
5 预防
术前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已婚夫妇强烈要求绝育且无禁忌证者；因心脏病、肾脏病、严重遗传病等疾病不宜妊娠和生育者。禁忌证：24 h内两次体温均在375℃以上、盆腔或其他部位存在感染者；各种急性传染病；心、肝、肾疾病的急性期、严重贫血，凝血功能障碍，或伴有明显的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等全身情况不能耐受手术者；严重神经官能症等。
【关键词】童车企业 好孩子 上市公司 商业模式
好孩子集团是中国童车行业中品牌知名度最高、产品覆盖面最广、销售渠道最宽的童车企业。2010年好孩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主要以婴儿推车、儿童汽车安全座、自行车及三轮车等儿童耐用品作为核心业务。该企业执行落实的“OPM+OBM”的商业模式，使其在市场多元化、产品多元化和客户多元化政策均取得较大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与核心客户的关系。好孩子集团的业务范围遍布全球各地，2011年、2012年、2013年在中国的收益较上年增长分别是20.5%、30.2%、4.2%，比业绩更令人骄傲的是好孩子集团整体软实力的提升，在中国市场上好孩子品牌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上市为童车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带来了丰厚的资金，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责任与风险。
一、童车企业上市存在的优势
扩大融资途径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运营扩张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而在扩张过程中融资是企业获得资金的最普遍来源。公司在上市后解决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为企业的持续发展获得长期稳定的融资资源，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二种筹资方式辅相成，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易获得名牌效应，积聚更多无形资产使企业更易获得信贷。好孩子集团在上市的过程中，共募集8亿9千500万港币资金之后，重磅推出C2C战略。这种从“从摇篮到摇篮”的战略理念，追求的是只能化的创新设计，使用绿色、环保、健康，并且可以进行生物循环的原材料。通过原材料的循环使用，避免能源的浪费，达到低成本的效果。
提升品牌知名度深化品牌内涵。企业品牌是消费者识别该企业的一种标志。假期我们以问卷调研，走访婴用品商店，与婴幼儿父母交谈等方式在成都、重庆、大庆、太原等全国一二三线城市进行调研以及对相关资料的收集了解，得出在选购婴儿车的过程中父母最看重的事婴儿车的安全性能指标，而在大多数出做父母的年轻家长中，对相关产品了解程度较少的情况下，好的品牌也意味着好的品质。好孩子公司品质、创新、服务三大质量理念深深抓住了消费者消费心理，可见品牌效应在使好孩子品牌以及旗下的小龙哈比品牌的婴儿车成为当今中国童车行业第一二大品牌具有深远的影响。
企业信息透明度提高企业整体实力。企业上市后负有向外界披露信息的义务，需要对外界披露的信息有：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企业相关信息的对外披露在现行市场体制的监督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有一定好处的，信息的对外披露可以规范原来不规范的企业管理和运作，完善公司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
二、童车企业上市存在的劣势
2002年好孩子集团的大股东就已经公开好孩子集团已经具备上市的条件，可以很快在香港上市，没有上市的原因是考虑到时机的成熟性，如果为了上市而上市，并不利于好孩子集团的发展。六年后，好孩子集团融资了2亿美元在香港上市，2010年好孩子集团终于成为上市公司中的一员。“好孩子”已经不再只是少数人的好孩子，而成为了社会公众的“好孩子”，从上市想法萌生到符合上市条件再到成功上市，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好孩子集团在上市的路上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而在这过程中肯定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是上市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企业的发展会一帆风顺，上市公司的关注度比非上市公司关注度要高，企业相关信息对外界的披露会引起多方的高度关注，现在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合法经营，在此基础上还要给予消费者相应的人文关怀，例如：童车产品在设计使用时要更关注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以及使用方便性。假如童车企业忽视到这一点，在生产婴儿车的过程中不注重品质，一味的靠低价争夺市场份额来追求利润，对婴儿造成的损失被媒体报道后会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使企业声誉毁损阻碍企业未来发展。
在企业上市后公司的经营决策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企业经营的重大决策需要走一定的程序，需要中小股东的监督以及股东大会的一致决策同意，这样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将会失去部分作为非上市企业享受的经营灵活性，对企业的控制权就会有部分分散给其他的股东，但是，在义务方面，上市企业比非上市企业需要履行更多义务、承担更多责任，管理层也将受到更大的压力。
三、总结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开放二胎政策，2015年婴儿潮的到来，婴儿车市场将迎来新的春天。国内婴儿车市场产品丰富多样，婴儿车生产厂家规模大小高低不一，市场竞争激烈。现今国内童车企业除了好孩子集团之外的婴儿车生产厂家都没有成功上市，上市企业的高门槛也让很多经营者望而却步，但是婴儿车是个特殊的商品，在以满足安全性、符合儿童成长的角度开发新产品，再加上合法经营顺应时代的发展势必会为企业积累相应的财富，满足企业上市的强大资金支持，再经过合理的法定程序审核，童车企业未来必将走向上市。
童车企业的上市，给童车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挑战。上市后企业的资本结构将发生改变，权益资本增加。融资渠道变得稳定，公司的债务比率大大降低，财务风险减弱，也可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较低的成本资金。再将获得的资金用在企业内部的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用前期资本积累后期资产，逐渐形成良性生产经营循环。
总之，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中国童车企业想在行业内部竞争中突出重围走向成功，虽然成功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但是企业上市是获得发展的有利途径之一。上市后企业会获得各种优势支持其企业的发展，而其中最重要的优势是上市后企业融资途径的拓宽会带来资金积累，有了源源不断资金的支持企业才会变逆境为顺境，变危机为转机，变停滞为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联动发展
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潜力，是未来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其中，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出路，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因此，从现状和未来分析，城市化是组织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浙江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和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迅速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但是，随着浙江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村工业化所累积的机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农村工业的低组织化程度和浓厚的乡土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大省”的脆弱性。1998年浙江人均GDP虽然达到1350美元，但由于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迥异的体制背景和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与国外通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偏差很大。以工业化进程常用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主要指标比较分析:从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看，浙江1997年实绩分别为13.7%、54.1%、32.2%，而世界银行给出1991年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14%、35%、51%。浙江第二产业比重之高和第三产业比重之低超乎寻常。从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看，浙江1997年分别为41.3%、30.9%、27.8%，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时平均水平分别为28.6%、30.7%、40%。浙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近，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畸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低。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浙江1998年为35.4%，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3%，浙江比重显然偏小。由此可以看出浙江工业化进程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产业结构转换远远快于就业结构转换，二是城乡人口结构转换又明显滞后于就业结构转换。这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是城市化滞后的反映。
(一)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表现浙江城市化滞后既有总量问题，更有结构问题。
除总体水平不高外，主要还是大中城市过少，小城镇过多造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以及“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建设问题。具体表现在:1.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从1997年浙江、江苏、辽宁、广东、河北、山东和福建等沿海部分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浙江居于首位，为48.62%，其它依次为江苏45.15%、辽宁44.19%、广东43.18%、河北43.03%、山东42.56%、福建36.40%。据测算，上述省份1997年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大致为35.4%、29.40%、54.26%、41.35%、23.15%、33.95%和24.68%，浙江处于第三位。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应系数(城市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辽宁为1.208、广东为0.985、山东为0.798、浙江为0.709，处在第四位。
2.城市化对工业化带动不强。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工业化道路。“低、散、小”成为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乡镇企业、农村个私企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受户籍制度、财税体制、土地政策、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无法接受城市化导向，农村工业化的就地性明显，乡土气息浓厚，以致出现了“镇镇象农村，村村象城镇”的城镇化局面。这主要反映在城镇建设缺乏长远的规划，功能不清，定位不准，产业层次单一，地区之间的互补性差。城镇在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周边农村的影响和辐射等方面，都离城市化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3.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品位低。从1997年沿海部分省市大中城市的构成看，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系非农人口，下同)，江苏和辽宁分别有1个;人口在100—200万的城市，山东和辽宁分别有3个，河北有2个，浙江只有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山东、辽宁分别有5个，广东、河北和江苏分别有3个，浙江也只有1个;人口在20—50万的城市，广东有27个、山东有19个、江苏有17个、辽宁为8个、河北为8个，浙江仅6个。从1995年各大中城市非农业人口平均规模看，特大城市广东为316.67万人，江苏为226.02万人，山东为156.78万人，浙江为121.38万人;大城市江苏为83.18万人，广东为66.91万人，山东为63.95万人，浙江为63.21万人;中等城市江苏为31.43万人，山东为30.82万人，广东为29.60万人，浙江为27.21万人。可见浙江大中城市的数量最少，规模明显偏小。城市的规模、档次、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与沿海兄弟省市相比，城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般来说，城市规模偏小，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功能的发挥，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制约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4.小城镇过多、过小、过密。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建制镇由167个发展到1998年的1006个，增加了近6倍，这固然有顺应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然性，但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现有浙江城镇布局过多、过密问题突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的城镇平均间距只有5—6公里，而从温州龙湾区状元镇到瑞安市城关镇不到50公里，布局了近20个小城镇，平均间距只有3—4公里，有的镇如永中、永昌、永兴、沙城等基本上已连在一起了。城镇过多、过密带来的问题是过小，全省县城以下建制镇平均规模只有8000人，其中5000人以下规模的城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二)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1.农村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发展状况离散，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减少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机会，最终又反过来制约工业本身的发展。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各类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遍地开花，企业和专业市场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导致农村工业技术层次低、产品档次低、产业离散度大、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业结构趋同等，市场竞争力弱化。199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占60.2%，农村中非农产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1.5%，非农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比重达57.4%，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没有与人口和产业的空间转移同步进行，乡镇企业多分布于乡村，且规模过小。1996年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共有6.6万家，职工356万人，平均每家只有54人，“八五”期末，这些企业共拥有固定资产878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只有133万元。在乡镇的合作经营和个体私营企业规模更小，平均每家企业的从业人员不到5人，如此“低、小、散”的企业特点，很难取得规模和集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状态离散，造成要素集聚不足，城市发展滞后，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工业发展由于缺少城市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支撑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最终又反过来制约了工业本身的发展。
2.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兼业现象普遍。1997年浙江农村个体工业企业51.3万个，从业人员292万人，工业总产值3543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4.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但是，“村办工业办在村，家庭工业办在家”的工业乡土化难以促成现代城镇的崛起，劳动力也难以向城镇集聚。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尚无足够宽松的环境，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门槛”过高和二元户籍制度使许多农民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之本的土地经营权。农民在这种“家家有其田”的格局下必然出现农业兼业经营。如温州、台州和金华等地区的农村工业化，以个体私营企业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股份
转贴于 制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广泛分布的小城镇为依托，人口转移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农村劳动力普遍是亦工亦农的兼业农民。农民兼业化的普遍存在，不仅使农业规模经营受阻，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难以走上正轨，农村工业的产业层次、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也难以提高。
3.大量离农人口处于游离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和种种不稳定状况。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已经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但是，由于种种制度约束，这种转移没有纳入正式渠道，是一种暂时性的体制外转移，导致形成一个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游离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造成诸多不容忽视的弊端。如他们对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也不愿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经营中短期行为严重，甚至片面追求利润，不求质量和信誉。
由于不少“两栖”人口在农村和城镇占有双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在宏观上微观上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农村工业的粗放经营，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工业受发展条件的限制，其产业主要集中于造纸、食品、纺织、印染、化工、建材及采矿等行业，而这些正是相对高污染的行业。由于农村工业在生产工艺、监测技术和废料处理等方面的落后，其污染强度明显高于城市企业。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布局过散，不仅加剧了资源浪费与污染蔓延，也影响了生态投资效益，使污染物集中处理难度加大，造成污染面的扩大。据统计，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占全部工业污染损失值的份额1978年为6%， 1988年上升到20%，预计2000年将超过50%。
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环境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可以说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高度分散的农村工业布局，还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省有关部门统计，农村工业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地约0.1052公顷，远高于全省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均用地0.0261公顷的水平。从单位土地利用效率看，农村工业用地每公顷的产值仅及城市工业用地的1/10。同样是工业用地，我国城市工业人均用地为55平方米，而农村工业则高达每人555平方米。据有关方面测算， 1979—1984年，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推进，已经使我国付出了比城市化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价，到目前为止农村工业化已花费了近700万公顷的耕地。
5.基础设施利用不经济。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工业发展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气以及交通、通讯、仓储等设施，几乎每个乡、村甚至企业、农户各搞一套，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据有关方面估计，农村工业仅仅由于布局分散和封闭，资源利用率降低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20%—30%，行政管理费用增加80%，人力资源消耗增加1%—2%，最终表现为资金利用率降低20%左右。不仅如此，由于布局分散导致产业组织规模不足，由此引发重复投资与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损害着社会的经济总效率。
(三)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造成农村工业布局分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发展初期受客观条件所限，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主要还是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
1.认识方面。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初期，由于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对农村工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引导，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企业分布过散、规模过小。另一方面，在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先行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民资民力，过分依赖农民建设小城镇，导致小城镇数量多、档次低，形成“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2.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农村工业在发展初期都是一定社区内各要素的组合，与社区在经济利益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政企不分时，社区领导对社区内的农村工业有很强的支配权，在用人、用地甚至管理和财务方面具有硬性指挥权，这导致当地领导和农民不愿进行企业异地搬迁。此外农村工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固定资产和设施达到一定规模，若搬至城镇，必须支付一笔迁移费用，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3.户籍政策方面。我国自1956年就开始实行城乡高度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迁移。这种制度尽管在近年来有所松动，但许多条件仍然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入，使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福利、保险等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目前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而进入门槛又过高，现行的土地承包、宅基地和计划生育等政策，使农民觉得留在农村比进入城镇更合算，启动城市化和促进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发展的难度加大。
4.行政区划方面。现行的行政区划大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有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不适应。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浙江不少地方存在一城多府的现象，如宁波市与鄞县、金华市与金华县、衢州市与衢县、绍兴市和绍兴县等，因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其它利益问题，县政府与市政府在城市的规模、建设、管理上难免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既不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也不利于县级中等城市的发展。
5.财政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行县市直接对省的财政体制，采取一系列鼓励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浙江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取得了阶段性发展优势。但与此同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不少地方出现地级市的经济实力低于所管辖县市的“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从1997年GDP看，绍兴市区69.94亿元，而绍兴县、诸暨市分别达到173.81亿元和121.6亿元;金华市区45.16亿元，而义乌、东阳两市分别达到110.28亿元和83.4亿元。从1997年财政收入看，绍兴市区7.05亿元，而绍兴县达到8.65亿元，去年已突破10亿元;金华市区2.9亿元，而义乌市达到3.61亿元。此外，嘉兴市和所管辖的海宁市、桐乡市，台州市和所管辖的温岭市等，也有类似情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现行财政体制，也是造成浙江区域中心城市成长缓慢，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不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6.投资方面。资金的投入和集聚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浙江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省份。在1952—1978年期间，浙江国有投资人均只有41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列全国各省市最后一位。国有投资不足，不仅使浙江的重工业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浙江城市化进程。同时，80年代以来浙江实际利用的外资数量也较少，迄今全省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累计尚不及一个苏州市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广东省的1/10。
利用外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二、尽快构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关键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建立有利于二者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一)市场配置机制
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是由农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要素市场发育，就难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化组织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提升工业化，按城市化发展要求调整经济布局。
合理发展大城市，突出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
和创新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要从大城市的功能和特点出发，大力发展城市型经济，提高城市的集聚和吸纳能力。城市产业布局要优二兴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要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和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商贸旅游业和金融保险业等，以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而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同时要努力增强大城市和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城市对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通过城市这个载体，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农村工业经济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工业向现代化迈进。
重点培育和发展中小城市，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的集聚规模。对中等城市要着重提高档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要培育为中等城市，充分发挥各具特色的区域中心城市作用。中小城市要注重城市内涵质量和城市开放度的提高，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强化优势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导向作用，着力培植知名品牌和行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分层次高起点地推进城市建设。
加强小城镇建设，将小城镇建设与城镇体系整体布局和农村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发展区域性的中心镇、重点镇，积极引导具备条件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小城镇发展重点放在扩大规模、提高档次上，努力改变目前“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发展状况。建议在每个县(市)确定1—2个、人口规模在5万以上的重点镇，加以重点培育、重点建设、重点发展，充分发挥其在集聚要素、发展规模经济方面的示范作用。
把开发区和工业小区作为联动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按市场配置机制进行要素的集聚与重组。浙江省目前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8个，省级经济开发区51个。各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开始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到1998年底，全省开发区投入开发资金200多亿元人民币，累计开发面积178平方公里，建成了一批高标准的道路、地下管网、变电站、污水处理站等重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到1998年底，全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产开工企业达16690家，国内生产总值286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7%。各级开发区已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最佳载体。在目前土地审批冻结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首先应向开发区和工业小区集聚。
(二)利益驱动机制
城乡关系根本上是利益关系，推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促使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需要以利益驱动机制加以引导。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克服就工业化论工业化、就城市化论城市化的倾向，把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联动发展，作为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作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作为全面协调和整合城乡利益关系，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方面。
积极调整财税关系，改进和完善乡镇财政包干制度和经济考核制度。建议股份制农村工业企业的利润可在工业小区内实行“先分后税”的办法，即由各股东向各自所在地的税务部门交纳所得税，也可实行“先税后分”，工业区所在地的税务部门按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将相应的税金返还给各股东所在地，以吸引外地投资者到工业区办厂或吸引分散的企业搬迁到小区。如可规定凡异地到工业小区办农村工业的，其上缴税金的70%返还给投资者所属的乡镇。对非股份制企业，建议实行企业迁向外地工业小区后，其社会性开支、支农建农基金和规定应交的利润及企业管理费仍可交回原社区经济组织，企业原行政隶属关系不变。
各地可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村工业向工业小区集中。以增量带存量，凡新办工业项目和商贸企业，要按照规划安排，进入工业小区。降低农村企业进入工业小区的“门槛”。对工业小区的集体、国有土地使用权，可采取作价入股、出租转让等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费用。同时在资金信贷和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往工业小区集中。
(三)制度创新机制
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必然触及产权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调整和创新。
进行农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工业向城镇适度集中。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改变政企不分的社区所有制。可建立农村工业资产管理公司，对各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经营效益进行评估，并招标组建资产经营公司，通过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改造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调整不同社区的乡镇企业利益关系，使企业形成独立于社区的行为目标与利益机制。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使乡镇企业产权突破地缘性和封闭性的束缚，促进乡镇企业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逐步向城镇集中。
探索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在稳定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按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积极鼓励离土进城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样既可为进城农民定居或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又有利于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吸引工业资本介入农业，鼓励农户将他们承包的少量耕地转让或折成股份，农户以农业工人的身份成为新组建的农场职工，或者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二是政府农业部门成立非盈利性的土地管理公司，通过市场行为并购、整治过于细小的耕地，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或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三是发放永久性土地使用权证，实行“一地一证”，农民只要凭土地使用权和承包合同，就可以对土地实行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四是在宅基地的安排使用上，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取消一家一户的宅基地审批，实行村庄统一规划，引导农户集中建造公寓式住房。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排除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抓紧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进行总结完善和全面推开。积极探索以县市为单位，对辖区内居民试行单一户籍制度，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的落户标准，实行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取消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在进城户籍的收费问题上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度，既要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又要降低进城门槛，使进城者安居乐业。同时，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包括:积极引进并留住外来的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其他高素质人才，取消对中高级人才、大专院校毕业生进大中城市落户的限制。积极鼓励投资移民，凡在城镇投资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或外埠人口均允许在投资地落户。对在大中城市连续工作满5年并有固定住所的本省合同制农民工，直接转为工作所在地户口。鼓励家庭移民，家庭中凡有一人在城镇工作定居的，允许其家庭成员在该城镇落户。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实行城乡不同的生育政策，非农夫妇只准生一胎，导致进城吸引力下降，部分农民不愿农转非进城落户。为此要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可适时推出全省城乡只能生一胎的统一政策。在目前大政策未调整的情况下，也可允许市县采取变通办法，即以一定时间为界限，使进城的农民转为非农人口后仍以“农民”身份享受二胎政策。
改革财政体制，增强城市自我发展能力。城市财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浙江实行的是省直接对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甚至不少地方出现地级市的经济财政实力低于所管辖的县市实力的“小马拉大车”的情况，难以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制高点”。借鉴兄弟省市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的经验，适当调整财政管理体制，有选择地扩大区
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或者象江苏那样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使区域中心城市能够集中必要的财政资金从事城市建设。同时运用财政杠杆合理引导和调整区域生产力布局，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财政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建议第一步，通过全额返还城市建设维护税、增加对地级市的城市建设补助等办法，进一步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第二步，选择部分地区实行财政市管县体制，以促进所在地区中心城市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强化中心城市经济实力。
改革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城市建设仅靠政府财政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努力拓宽城市建设的投资渠道，主要有:一是积极鼓励集体、个人和社会各方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经营，改变单一的政府投资格局。鼓励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资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并参与经营。大胆采用项目融资的建设—经营—转让(BOT)、转让—经营—转让(TOT)、资产收益抵押(ABS)等投融资方式。二是各级政府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机动财力也要加大投入力度。三是要确保现有城建资金渠道的畅通和不流失。现有资金渠道要足额收取，不得随意减免、截流、挪用，确保专款专用。四是借鉴上海市的经验，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按照自筹、自用、自还的原则，对城市建设资金实行统一调度、有偿使用、滚动增值。五是盘活城市基础设施存量。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吸引内外资，以出让股权、经营权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六是充分发挥浙江民间资金充裕的优势，运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动员和吸引民间资金建城。
(四)政府推动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和发挥宏观调控、指导和管理的职能，尤其在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方面，政府的推动作用必不可少。
适当调整行政管理体制。重点是在保持现行行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要求，对局部的市县管理体制、乡镇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建立起适应联动发展的新的管理体制。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域中心镇政府在财政、税收管理和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权限，强化镇政府管理职能，使其为农村工业集中布局做好服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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