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11 10: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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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登记离婚 诉讼离婚 未成年人保护
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法律更多的关注婚姻当事人的意志,未成年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他们的抚养、监护、教育乃至身心健康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承受了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
一、我国的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离婚,即夫妻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关系。我国的婚姻立法对于离婚纠纷的解决设置了两种制度:一是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基础上的行政登记离婚制度。二是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判决离婚制度。无论哪种离婚制度都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对当事人离婚自由的保护,都从成年人是否愿意维护婚姻关系的角度出发,赋予成年人婚姻自主权的选择,但在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上有所欠缺。
(一)登记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己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该法条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离婚自由权的保护,并在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时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审查权,但审查权限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该规定实际上仅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权,即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以及户口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离婚协议中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条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不进行实质审查,对有关父母离异时子女是否发表了意见,离婚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否充分考虑到子女的愿望等问题均未作任何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父母离婚是不会征求子女意见的。尤其是“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的举措更显得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父母匆忙离婚致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蒙受损失,导致实质的不公正。
(二)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1.离婚诉讼与一般的财产诉讼未做区分,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订,均未将含离婚在内的家事纠纷案件与财产案件进行区分,而是使用统一的审理程序和审理方式,家事纠纷的特殊性无法得到体现。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如探视权、抚养权等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由于财产、感情纠葛,在诉讼中相互对抗,各自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容易被忽视。
2.离婚诉讼凸显婚姻自由原则,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离婚诉讼过程重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这是我国离婚立法的宗旨,但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以下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此处的“离婚案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调解”的“应当”也不具有强制性,故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不进行诉前调解或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一下当事人后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情况时有发生,无需考虑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能否有妥善的安排。可见,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在强调离婚自由的同时,为对未成年子女在离婚中的权益保护作充分的考虑。
3.诉讼离婚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款零散、缺乏系统性
对于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第36、37、38条的相关规定,如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父母子女关系,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承担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且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三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一些的针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法中未见有专门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律的不作为和未成年人的生理限制,未成年人在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诉讼地位,较少参加诉讼,权利和意愿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未成年子女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法官往往听不到来自于未成年子女的声音,未成年子女在诉讼中经常被利用或被忽视。但这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他们却有重大影响。父母一经法庭判决离婚,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对其健康成长造成很大影响。
二、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当离婚正在瓦解一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时,单方面的无过错离婚、不健全的离婚程序、强制性的离婚理由,以及缺乏实体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都造成了不应有的不公平和困难。”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它还承载着稳定社会、繁衍生命的历史使命,这种社会功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离婚制度在维护当事人个人婚姻自由权的同时,应能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运行。
(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夫妻之间爱情的延续”,生活在美好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是幸福的。离婚虽对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不产生影响,但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必然会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成长带来巨大的伤害,孟德斯鸠说过:“离婚是为着夫妻双方而建立的,但对于子女则始终是不利的。”婚姻立法在解除夫妻法律关系的同时,从应然意义上仍要重视原婚姻的产物——儿童的利益,即孩子的健康、安全及未来发展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未发育成熟,须予以特殊保护,尽可能减少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维持身心的健康发育,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及社会和谐
离婚案件中,当前的婚姻立法具有强烈的成人化特征,对婚姻关系影响下的未成年人的利益维护力量较为薄弱,离婚诉讼中,现行立法没有对未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进行规定,由于父母离婚所造成的抚养权纠纷、探视权纠纷等需要另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些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情感、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纵是再多的金钱所不能弥补的。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平等对抗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程序设计上要求法官尽量保持克制,甚至扮演消极的角色,那么在涉及天然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利益时,现有民事诉讼限制了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也就削弱了司法权凸出未成年人权益的能力。
(三)有利于家事立法的完善
当前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诸多专家、学者呼吁建立家事纠纷的专门解决机制,离婚纠纷在家事类纠纷中居于主导地位,离婚案件一般都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视等权益的处分问题,离婚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符合家事立法改革的趋势。
三、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建议
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离婚案件中,如何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既关系到广大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一)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联合国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均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了倡导性规定。“更加注意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已成为现代家事诉讼立法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我国相关立法没有采用“儿童最大利益”的提法,我国现行婚姻法对调整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只规定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并与保护妇女、老人合法权益共同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没有突出保护儿童利益的优先性。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离婚纠纷中不能绝对的鼓励和纵容离婚自由,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均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适用限制
协议离婚制度应当适用于无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通过法院诉讼机制的介入方可。这不是针对我国协议离婚的缺陷所进行的独有的制度设计,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19条第1款规定:“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时,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未成年子女者须经诉讼程序离婚”;《墨西哥民法典》第272条也规定,“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我国澳门地区的离婚,有一种情形是向有权限的民事登记局申请的,也是要求“无夫妻两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三)诉讼离婚制度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对性质特殊的案件需要设计特别的诉讼程序及制度加以应对。针我国现行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
离婚上诉状具有下列特征：（一）必须是离婚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提起的，别人无权提起；（二）必须是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裁判不服所提起的；（三）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和期限，向制作第一审裁判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上诉请求
说明具体的请求目的，是要求撤销原审裁判，全部改变原审的处理决定，还是要求对原审裁判作部分变更。
离婚案件，相对地说比刑事案件的情节还要复杂一些，因此，请求目的，更要写得明确、具体、详尽。想达到什么目的，就一针见血地提出来，不能含糊其辞地只说：“请求上级法院予以照顾，适当变更原判”，“请求上级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或者是“请求上级法院给我作主”等类的空话。同时，要把请求目的全部写出来，有几条就写几条，不要疏漏。当然，如果属于考虑不周，在上诉审审理过程中再提出补充或变更诉讼请求，也是允许的。（三）上诉理由
离婚上诉状，在论证理由上，主要是针对原审裁判说话，而不是针对对方当事人的；民事状则完全是论述对方当事人的无理之处，这就是上诉状和状在写法上的根本区别之点。我们必须切实加以掌握。否则，如果上诉时，再将给原审的状或答辩状拿来，改头换面，照抄照摘，这不仅仅是不符合上诉状制作方法，更重要的是立论指向不明，文不对题，使上诉请求变成没有基础的东西，往往不能被上级人民法院所采纳。 书证XX（名称）X件 。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XXX（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联系电话）
委托人：XXX（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联系电话）
被上诉人：XXX（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联系电话）
上诉人因＿＿＿＿＿＿＿＿＿＿纠纷一案，不服＿＿＿＿＿法院于＿＿＿＿年＿＿月＿＿日＿＿字第＿＿号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包括要求全部或部分撤销、变更原判决）。
事实和理由：
（应全面陈述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不当或错误，以及程序违法方面的问题，提出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包 括在一审程序中未提供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此 致
＿＿＿＿＿人民法院
上诉人：＿＿＿＿＿＿＿＿（签字或盖章）
＿＿＿＿年＿＿月＿＿日
一、离婚案件中精神病患者的主要表现形式：
1、精神发育迟滞。以前称为精神发育不全，其个体在发育阶段（通常指在18周岁以前），由先天的或后天的，生物学方面和社会的、心理方面的不利因素，使精神发育受到阻碍或停滞，造成智力明显不足及社会适应困难。表现为智力低下。重度患者语言发育水平低，有的几乎不会说话，理解困难、表达也有限，甚至有的生活能力极低，大多数患者生活依赖他人来照顾。
案例一，吴某自幼因疾病导致精神发育不全，成年后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吴某的母亲与语言听力有障碍的孙某的家人达成婚姻契约，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孙某发现吴某生活不能自理，给原本生活不便的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向法院以吴某的母亲有欺骗行为提起离婚诉讼。
2、 酒依赖和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该类病人表现为对酒有依赖性，对酒的耐受能力明显增加，有长期饮酒史，经常在清晨饮酒或随身带酒频繁饮用。停饮或减少饮酒时即引起精神和躯体不适反应。
案例二、柯某自青年起常年饮酒，导致精神障碍，结婚多年的配偶喻某因不堪柯某的打闹，提起离婚诉讼，在诉讼中柯某表现为有一定的辩别是非的能力，但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3、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脑血管病是指由于脑血管畸形、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等原因引起的脑器官性疾病。急性脑血管病时可产生急性精神障碍。而脑动脉硬化以及缓慢多次发生的脑梗塞则属于慢性脑血管病，可导致人格障碍、智能障碍、偶尔可发生意识障碍。该类病多发于50周岁以上。脑动脉硬化性精神障碍表现为头昏、记忆力减退；血管性痴呆表现为痴呆。
案例三、70高龄的程某与50多岁的王某在三年前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尚可，后程某因脑梗塞而导致痴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程某的子女以被告王某未尽到照顾责任，而以诉讼人提起离婚诉讼。
4、精神分裂症。该病是精神病患者中患病最高的一种。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可以分为带有特征性的症状和其他常见症状，前者主要特征是“精神分裂”，即精神活动脱离现实，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以及思维、情感、意志活动之间不配合；后者有时也表现为“精神分裂”的一 定特征，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妄想和紧张综合症。多数患者虽经治疗病情缓解，但有复发倾向。
案例四，原告吴某婚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好转，与自由恋爱的被告查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近年来怀疑被告有外遇使双方产生矛盾。在被告起诉离婚判决不准离婚半年后，原告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的思维表现和她的身份和文化程度不相符，脱离现实生活，对法律的公正性理解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
5、情感性精神障碍。该类案件当事人临床表现为单相的躁狂或忧郁发作，平时精神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在缓解期中精神活动正常，预后一般良好。此类病首次发病多在青状年时期。
案例五，原告李某婚前患有该类精神病，后经治疗有所好转。与被告刘某结婚后初期感情较好，后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2001年李某起诉离婚，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李某承受不了压力，病情复发，该病人发病时先表现为抑郁，后表现为躁狂，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破坏财物。
二、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的特征
1、就患者个体而言，外观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诉讼行为能力，独立意思较强，在病情的缓解期表现为正常。如案例五中李某和案例四李某。随着审理的深入，该类病人不合常理性表现出来，甚至病发。
2、就患病史而言，婚前有患病史，在结婚前有隐瞒行为，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病情才表现出来，且容易复发，对婚姻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如案例一中的吴某。
3、就监护人而言，诉讼阶段的诉讼人为患者的直系亲属，对方的不管不理甚至打骂，使该类病人的监护人再度承担起监护责任。
4、从双方当事人人数来看，诉讼当事人多表现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少数双方均为该病患者。
5、从婚姻的稳定性来看，该类婚姻的自主性较一般婚姻差，多为父母的操纵，婚姻的稳定性差。
三、精神病患者离婚案件存在的问题
1、法官对精神病患者诉讼主体资格应否主动审查。案件当事人诉讼目的不同，其诉讼心理状态也不同，有的该患者的亲属因经济问题、社会影响问题，不愿公开承认其病情，甚至拒绝对其精神状况进行鉴定；而对方当事人也会因诉讼成本和诉讼期限的延长问题不会主动提出申请；有的法官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证明主体资格，法官不应主动介入。
2、鉴定机构问题。在司法上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鉴定费用相对有病的当事人来说是昂贵的，因为该类病人要靠长期的药物来维持缓解的症状，数额不菲的医疗费让当事人的生活艰难，无法承担该病费用，而当地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精神病院，在医学上有鉴定的资格，费用也相对较低，大部分当事人更愿意选择该类医院，但涉及到鉴定结论是否有效问题。
3、精神病患者是否准予离婚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在离婚时向另一方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条件，如对方不答复所提要求和条件，则坚持不同意离婚；或者要求让对方对精神病人给予完全性的治疗，即要求待治愈后再离婚不迟的现象；或者要求离婚不离家，仍想由对方继续进行关照、护理精神病人的各项生活。
4、对双方（其中至少一方由法定人参加诉讼）达成离婚协议的，是否应当制作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人参加诉讼。法定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该条的理解为该类离婚案件，可以一调解的形式结案，也可以发给调解书，只有在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情形下制作判决书。而根据全国法院系统业大婚姻法教程的内容确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判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不应当以调解书的形式结案。
5、对精神病患者的婚姻是离婚还是婚姻无效的问题。精神病患者婚前一般有病史，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在精神病患病期属于法令律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
四、如何解决上述中存在的问题
1、诉讼能力问题，该类病患者治愈力较低，多数多次复发，既使没有复发，也是病情的缓解期，不能凭法官的一般判断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人代为诉讼。”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由于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就需要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人，或者由其法定人委托其他人代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应为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方患有精神病的离婚案件中，由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因为受精神缺陷的制约，本身既不能依法参加诉讼行使权利，也不能正确表述自己的意志，法律规定应由其法定监护人作为人代为诉讼，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对于患有精神病的一方当事人是否确实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只凭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者一般的表面观察就可确定，而必须要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诉讼行为能力作出确定。 离婚诉讼纠纷案件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其法定人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对精神病人有效。其所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的民事行为，即为法律所认可的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诉讼中法官应主动审查其诉讼行为能力，确定适格的诉讼主体。可由承担精神病人监护的监护关系顺序代为诉讼，或者由精神病人的法定人委托诉讼人参加民事诉讼。
2、 在诉讼中对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的确定，应当依据民法原理规定的采取个案审查确认制度。而精神病人在诉讼中能否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关系到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即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是否正当。因此，应首先考虑采用何种标准来确定或认定其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的程度如何。
（1）人民法院一般应委托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轻重程度，应以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理论性、科学性的根据。即采用医学鉴定标准确定。诉讼中当事人为证明肯定或否定患有精神病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以合法、真实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根据，来认定涉案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可以参照精神病医院出具的有关诊断证明、鉴定加以确认。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诊治过程中，有关专家对精神病人的病情所作出的科学检查、检测等结论性意见，仍可以由法官在作出确认时成为证明材料使用。但应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无异议为限，或者经开庭质证双方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或者由其他证据或事实相互认证为审查条件。
（3）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法定人）对所公认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为限。群众公认的事实，应该是精神病人的住所地村委会出具的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同时，也包括周围群众即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对精神病人长期的起居、生活等基本情况的感知和认识。对这类事实要求是：能够起到证明精神病人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精神疾病和现在仍然继续持有的精神状态，并且是人们均普遍认为和说法一致的事实。
（4）关于在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该精神病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为解决当事人对此项诉讼争议，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需按民事诉讼法程序作出认定的，可比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3、如感情确应破裂，应准予离婚。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修正后的婚姻法对于该类精神病人感情破裂没有明确的标准。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久治不愈的，或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的，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视为夫妻感情破裂，可准予离婚。具体应掌握两点：一是婚前隐瞒病情，婚后经治不愈的，该情况无须多次治疗，也无须时间上的考虑。二是，婚前虽知有病，或是病为婚后所得，应属于多次治疗无效而影响到夫妻感情的。多次一般应掌握在三次以上。
4、精神病患者的离婚案件，应以判决的形式结案。离婚诉讼是身份关系的诉讼，是否同意离婚的意愿，法定人是无权表示这种意见的，必须由当事人本人表明。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因精神性障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理性方面，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实质性法律问题因缺乏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正确表达其内心真实意思。立法上，从确定精神病人具备最主要原因和精神病人行为产生的法律效力方面，已在法律规范体现出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自行为开始时即归于无效，该类当事人无诉讼行为能力，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的离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裁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即使法定人与婚姻当事人的一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也不应当用调解的形式结案，但可在判决书中将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定。
5、该类离婚案件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区别对待。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属于禁止结婚的情形。同时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属于无效婚姻。医学上规定，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不得结婚。因此，对一方或双方为精神病患者的的案由是离婚还是无效婚姻，应以双方在结婚登记时该患者是否在发病期为衡量标准，因为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其所进行的婚姻登记的行为也应为无效，法院应当宣告其婚姻无效。相反，在进行结婚登记时该病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其婚姻属于有效婚姻，应定以离婚案由。
6、对精神病患者在财产分割上，子女抚养费负担及经济帮助上均应给予照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以上法律规定，处理离婚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另一方应支付一定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是提供一定财产，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原则。在此要明确的几项问题是：首先，在离婚诉讼中，要区分精神病人属于哪种情形的不同情况。根据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划分原则，和另一方的经济状况，给付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其次，确定一次性的给付标准。针对精神病人病情的不同程度，目的是解决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居住的住处等问题。由于精神病人在离婚诉讼中的特殊性，对于所解决精神病人的生活费用中，应当包括一定的治疗费用，由另一方一并给付。再次，对于另一方给予精神病人的经济帮助，是一种物权性质，而非扶养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保护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身体健康，照顾精神病人的生活，管理精神病人的财产等方面应由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实施。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依法应履行相互扶养、扶助的义务，但在离婚后，互相抚养的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因此，离婚时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不应再以坚持不同意离婚或其他理由为要挟条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过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
家庭暴力导致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既有婚姻当事人自身原因，也有与环境等外界原因，还有职能部门及相关制度的原因。
（一）自身原因
1、婚姻基础较差。婚姻当事人婚前认识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草率结婚致使婚后夫妻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或大或小的矛盾，双方便会失去应有的理性认识和法律意识，出现伤害对方的言行，矛盾激化后，双方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而采取极端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彼此，导致暴力行为发生和升级。如王某某与周某某离婚案，二人（均系再婚）认识不到二个月便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相处时间短，彼此了解不够，婚后，各自缺点逐渐暴露，并缺乏沟通交流，为此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后来发展到王某某稍不如意便对周某某实施家庭暴力，致使周某某诉至法院要求结束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2、男权思想较重。男权思想在文明社会的一些人或家庭中仍有存在，更是产生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以自我为中心的丈夫在家庭中保持高姿态，一旦妻子做出不合要求或不如所愿的行为就会换来殴打，作为弱势群体的妻子则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不敢声张，默默忍受。如此以往，更加助长了丈夫的“势气”，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也更为频繁。如杨某与张某离婚案，杨在家庭中以“大男子”自居，随意辱骂女方，多次殴伤女方住院，甚至威胁、恐吓张及其家人。为使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不受侵害，张某起诉，要求解除与杨某的婚姻关系。
3、法制意识淡薄。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普法的开展，要求同男性处于平等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并更加懂得怎样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当“禁止家庭暴力”载入新婚姻法后，作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妇女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欲通过合法途径结束痛苦的婚姻生活。笔者所在法院三年审结的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有220件，其中以女性为原告的案件有217件，占98.63%.
（二）外界原因
1、经济发展的是导致暴力引发离婚案件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处于经济和社会地位强势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对象，且大都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李某某与陈某某离婚案，李某某经商致富后，对与之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妻子陈某某产生厌倦之意，在外拈花惹草，妻子试图想改变现状，恢复温馨的三口之家，但李某某不仅没有悔改，反而限制没有经济来源的陈某某的生活开支，并常对其实施家庭暴力，陈某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该案经法院审理调解未果判离，并判决夫妻共同财产归陈某某所有，李某某给予陈某某经济帮助费30000元。原、被告双方均服判。
2、社会不良风气是导致暴力引发离婚案件的外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腐朽思想与陋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婚姻和家庭。债台高筑、嗜酒如命、重婚、包养二奶等社会丑陋现象的存在引发了家庭暴力，施暴者为达到自己的畸形目的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如郑某某与韩某某离婚案，平时韩某某与郑某某夫妻感情一般，但好酒的韩某某喝醉后，便失去理智，轻则对郑某某呵斥，重则拳脚相加，常常打得郑某某卧床不起。酒醒后，韩某某为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甚至跪地乞求郑某某原谅并保证不再触酒。数次的毁约，屡次的被打经历让郑某某心惊胆颤，不知下次何时又会遭到丈夫的毒打，为了结束这身心恐惧的生活，郑某某诉至法院，坚决要求离婚。再如代某某诉刘某某离婚案，刘某某入赘到代某某家，婚后不但缺乏家庭责任感，而且与一女子以夫妻名义在外租房同居并生一子。为了达到与该女子结婚的目的，刘某某一回到家中便对妻子代某某实施家庭暴力，并扬言要么离婚，要么就置于死地。代某某诉至法院，要求与刘某某离婚，该案经法院审理调解离婚，刘某某给予代某某经济赔偿。
3、职能部门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原因。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其隐蔽性决定了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家庭暴力行为除杀人和重伤外，司法机关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就让其成了相关部门不管不问的真空地带。再则有相当部分执法人员认为家庭暴力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致使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很少得到制裁，从而助长了家庭暴力事件的增长。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时难以寻求有效的保护，即使通过相关部门解决，也只能解决一时的，毕竟家庭生活是长期的，而且暴力行为的发生具有隐蔽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有些部门想管也有心无力，制裁手段的缺乏更让相关部门对施暴者无计可施。另外，我国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明确的认定和具体的制裁办法，可操作性不强。
二、家庭暴力的特征
家庭暴力由于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直接针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并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后果，与其他暴力行为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一）身份的特定性
家庭暴力由于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因此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和关系。如婚姻主体间存在的夫妻关系，据我院三年来审理此类案件调查统计，90%以上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为丈夫。
（二）时间的连续性
家庭暴力因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施暴者会因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不定期地施暴。
（三）行为的隐蔽性
家庭暴力大多数都发生在特定的场所，即多数发生在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居住的住所，其暴力行为很难让世人知晓，大多数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的家庭隐私。“家丑不可外扬”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为了不使家庭矛盾激化而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受害者大多采取忍耐态度，不向外张扬，更谈不上要通过程序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由此导致施暴者更加猖狂，且不让外人知晓，隐蔽性很强。
（四）手段的多样性
家庭暴力，既包括肉体上的伤害，例如殴打、体罚、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如威胁、恐吓、咒骂、讥讽、凌辱人格等，甚至还包括性暴力。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仅造成受害者身体、精神的痛苦、心理的压抑，还威胁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甚至导致恶性案件发生，成为影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预防家庭暴力的几点思考
要预防、减少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首先就应反对和消除家庭暴力的存在，如何消除家庭暴力？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转变观念，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家庭暴力中，施暴者丈夫打妻子大多缘于夫妻在家庭中地位不平等，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作为女性，一是应树立“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要认识到自己与男性具有同等的人格与尊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二是正确处理好恋爱、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不要在无感情基础情况下草率结婚。婚姻生活中，双方多进行沟通与交流，遇到存有分歧的，要共同理性地面对并心平气和地提出各自的看法与意见，不能动辄就进行人身攻击，以免事态激化，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三是受虐待妇女应具备自我保护意识和防暴抗暴意识。如在面对极其残暴的施虐者，有可能出现被杀或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要尽快离开家庭到住所地的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派出所求救，或请求相关部门如妇联、工会以及各种公益性的法律救援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机关等的介入，必要时还可寻求法律的保护，如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以达到保护自身安危，震慑与制裁施暴者的目的。
（二）强化素质，提高法律意识
全民综合素质与法制道德意识应该得到增强与提高，这不仅需要公民自身的修养，更需要国家加大宣传力度，并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对社会上存在的陋习与丑恶现象，应当加大打击力度，纯净社会环境，让家庭暴力没有生长的土壤。司法机关要加强普法宣传，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提高广大妇女的法制观念，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和斗争性。
（三）构建体系，发挥职能作用
政府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起主导作用。要通过明确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地位，增强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构建整个社会防控和制裁家庭暴力的体系，并将其纳入乡、村两级矛盾纠纷调处、社会综合治理的考核范围。报刊、电视、广播等社会媒介和舆论监督也要及时地曝光和谴责残害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从舆论、道德到法律、机制，从司法机关、社区、单位到家庭编织一个反家庭暴力之网，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达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目的。
（四）加强司法援助，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救助和保护受害者是反对家庭暴力的重要措施。家庭暴力发生后一方面要制裁施暴者，另一方面要抚慰受害者。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及妇联等要重视给受害者精神上的抚慰，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相关部门还应开辟妇女热线电话，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设立妇女庇护所、家庭事务裁判所、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
（五）公正执法，强化司法机关
为了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司法机关要加强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要重视和加强对施暴者的制裁力度，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要使施暴者有所顾忌，让妇女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应转变家庭暴力行为系夫妻间私事的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律尊严。必要时，审判机关可设立专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家庭暴力法庭”，及时惩治施暴者，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并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给受害者最大的便利，使其得到相应的赔偿。
（六）构建制度，完善执法体系
为此，应完善制定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国家应尽快出台可操作性强、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其中应包括家庭暴力的定义、家庭暴力的救助机构和求助程序、制裁机构、施暴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家庭成员树起一道有效的法律屏障。
一、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增多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务工，导致夫妻双方长期分居，这种情形日益增多，使很多夫妻常年聚少离多，严重的影响了夫妻感情。一旦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一方到法院要求离婚，由于其往往不能准确提供对方的详细地址，使得法院常常很难通知被告应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通过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往往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此外，有的当事人缺乏家庭责任感，对婚姻无所谓，常常行踪不定，表现为不辞而别，独来独往，另一方很难把握其行踪；还有一种当事人是恶意缺席，故意规避法律，不愿承担不利后果，如不想离婚，不想抚育小孩或不想让对方获得财产之利益。故意不到庭，造成对方当事人举证困难，人为增加法官判决离婚难度；还有的拖延诉讼，迫使对方当事人让步。
二、离婚案件缺席审理的弊端
1、双方感情是否破裂难以查明。在缺席审理时，由于被告未到庭，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质证程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审判中，法官主要看原告的举证，不能通过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并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双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有时原告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往往夸大其词，甚至杜撰一些不实的事实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法官仅凭原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确实难以判断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2、财产及债权债务状况难以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财产情况，可能有遗漏，因为对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告不知情，亦无法查清，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的分割仅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和被告下落不明期间原告所得的财产；同时还可能存在虚假，因为原告为了达到多得财产的目的，也有可能隐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这种情形如果涉及的财产多、数额大，缺席判决后，一旦被告重新出现，新的财产分割纷争必起无疑。同时，因为被告未出庭参加诉讼，对夫妻间的共同债权、债务亦无法查清。在共同债务问题未查清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子女抚养问题难。缺席审理时，夫妻双方不能就子女跟谁生活及抚养费的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当原告不同意抚养子女，对被告公告送达缺席审理时，若判决由原告抚养，而被告又下落不明，对原告来说是不轻的负担，且对原告不公平；若判决由被告抚养，而其又下落不明，子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应注意的问题
1、依法通知被告应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第十条规定“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上述内容，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和被告答辨时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当事人”。对恶意缺席的被告，法院可以依法要求其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然后向其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其签收与否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对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若用《民诉法》规定的其它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采用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2、对一方以下落不明离婚的案件，要把查明对方当事人是否确属下落不明作为案件审理的重点，因为查清该事实是确定案件能否适用缺席判决的关键。诉讼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因无法质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审判人员应根据这类案件的特殊性，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除调查核实原告提供的证据外，还应当调查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近亲属，因为一方当事人若非下落不明，其一定会和近亲属保持联系。如果其近亲属也不知道其下落，那么结合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可认定被告下落不明。在程序上应尽可能保证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多渠道获取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信息，在发出公告的同时，应在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直系亲属住所地张贴公告，防止原告采用欺诈手段，骗取法院适用缺席审理。
3、认真审查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材料。由于离婚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离婚纠纷除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外，还涉及婚姻家庭的稳定，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在审理涉及一方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时，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审查。特别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证人证言，应该通知出具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对共同财产、共同债权债务，最好通过当地基层组织调查核实，在无法查清时，应暂不处理共同财产、债权债务问题，待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出现后再行处理，充分保障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诉权。同时，加强与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亲属的沟通，尽量减少日后可能出现的缠诉。对被告恶意缺席的离婚案件，审判人员要耐心做被告的思想工作，争取让被告到庭参加诉讼。对被告明确表示不到庭参加诉讼的，应要求被告出具对婚姻、财产分割及孩子抚养的书面意见或将其意见记入笔录，或采取就地调解或到案发地开庭等措施，解决被告不到庭参加诉讼的问题。
4、妥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父母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因被告未到庭，对于子女应由谁来抚养，人民法院认定的难度较大。对被告恶意缺席的离婚案件，一般可根据子女目前抚养的现状，判决子女由原告或被告抚养。对被告下落不明而判决离婚的案件，原告有先行抚养子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判令子女由原告携带抚养；若夫妻有共同财产的，可将被告方应得的共同财产份额作价后交付原告 抵作抚养费，多余部分也可交由原告保管，待被告出现后主张权利时，再由原告交还给被告。若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可判令被告负担部分抚养费，待其出现时再申请执行，被告如有异议时则可由被告另行主张。这样判决既不会影响被告事后再主张要利的诉权，也保持了子女抚养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
目前，相当一部分网站都为网民提供网络“婚姻登记”的服务项目。登陆者只需填写系统要求登记的相关资料即可通过网络与另一登陆者结成“网络夫妻”，成立网络“婚姻”关系。之后，“夫妻”双方只要再次登陆，即可在网络世界无所顾忌地“谈情说爱”，甚至过所谓的“夫妻生活”。一部分已婚者往往因过分沉溺于此而冷落其现实中的配偶，进而引发现实夫妻双方的感情危机，甚至诉诸法院闹离婚。
“网络婚姻”已经对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目前来看，我国的婚姻法尚未对其作出相应的规定，特别是新婚姻法在规定法定离婚事由时没有明确把“网络婚姻”作为法定离婚事由。
由“网络婚姻”导致的离婚案件，无过错方大都会以过错方的“背叛”行为严重伤害自己的感情为由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对离婚时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仅限于以下四种情况：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公民婚姻成立实行的是登记主义原则，即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登记之后，婚姻关系才宣告成立。“网络婚姻”显然不具备这一法定形式要件，“网络夫妻”因此无重婚之嫌：“网络夫妻”双方登陆注册时通常都不以真实资料示人，彼此之间甚至连对方真实姓名和性别都不清楚，在网上更不可能有同居事实发生；至于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就更谈不上了。也就是说，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因“网络婚姻”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想要通过诉讼手段得到精神赔偿，在现阶段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网络婚姻”构成违法，理由是过错方有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的发生，符合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但从审判实践看，过错方的行为导致的后果通常是冷落其现实中的配偶，进而拉开夫妻双方的感情距离。然而，过分沉溺于电脑游戏、QQ聊天或足球也同样可能导致相似的结果，将“网络婚姻”行为视为侵权，一般审判人员可能认为过于牵强。
在“网络婚姻”中，过错方的行为的确给无过错方造成了巨大的感情伤害，对其行为不予以法律制裁和约束有违婚姻法保护无过错方的立法本意。在考虑法律的管辖范围时，不应仅仅局限于“网络婚姻”是否为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而应从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出发，考虑其对现实婚姻产生了何种影响。
“网络婚姻”导致感情破裂。所谓婚姻，男女双方只要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婚姻即告成立。从我国婚姻法来看，在婚姻关系的成立过程中，较为主要的是实质要件，而当事人双方的主观条件即自愿结婚是众多条件中的重点。纵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虽然对婚姻缔结双方的年龄、血缘关系的规定等存在差异，但均将双方自愿作为婚姻成立的首要条件。而在程序方面，除了一些生理方面的考虑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国家为了婚姻关系的稳定和便于管理而设定的，比如我国在1989年之前还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婚姻登记程序，婚姻关系虽在法律上得不到国家承认，但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因此，作为“网络婚姻”，我们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游戏，因为在双方当事人主观上已经或多或少的具备了与对方具备一种与现实相同的情感关系，这一点可以通过“网络婚姻”双方的语言和一些网络下的行为予以证明。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并不仅仅只是将双方是否见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因为除去见面，有配偶者的“网络婚姻”与婚外恋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更深一层讲，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相比，主要差异是双方是否有过性行为。但我们在考虑是否与他人同居时，主要考虑的是同居双方的感情，并不是将双方间是否存在性行为作为第一要件。如果将感情因素排除在外，则会出现同居与混为一谈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也体现出感情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因此“网络婚姻”应该作为导致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络婚姻”构成事实侵权。婚姻产生的基础是爱情，在众多由“网络婚姻”导致的离婚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都是由于时间的问题对另一方缺乏必要的体贴和关心。从心理学方面，需求的不满是导致婚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需求不满中，就包括一方或双方的正当感情需求如温存、体贴等得不到满足。而这种不满足的情况将会导致心理的痛苦并对对方丧失信心，从而促使离婚的发生。从大多数因一方过错而导致的离婚案件来看，这种感受是普遍存在的。在众多由网络问题导致的离婚案中，婚姻的一方均是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放在了网上。从网上对一些网民的调查中发现，关系较为亲密的网友在网上聊天的时间一般不会少于20个小时／周，同时加上日常工作的繁忙，夫妻间原本可以相处的时间被大大压缩。这是婚姻的另一方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的，对其而言，这与现实中的婚外恋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了，无过错方的权利实际已被侵害。
“我出24万！”“我出25万！”这听上去似乎是一次极为普通的“拍卖”，其实却并非如此。日前进行的这场“小型拍卖会”，“拍卖师”是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而“竞拍者”只有两人——一对要离婚的夫妻，竞拍的是他们的共有住房。
结婚数年的张先生和陈女士近年感情迅速恶化，到法院诉讼离婚。江干区法院受理此案后进行调解。但两人都想要那套共有住房，调解陷入僵局。若按以往的处理办法，这个离婚案将由调解程序转入判决程序，须委托评估部门评估房屋价值，再由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及当事人实际情况作出判决。如此一来，不但离婚时间要拖延，当事人还得缴一笔评估费。
承办法官打破常规，征询双方意见，提出“双方竞价”的调解方案，即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看谁出的钱多，房屋就“卖”给谁，“竞拍”所得钱款分一半交给另一方。
经过几轮紧张“竞价”，最终陈女士以30万元取得了房子，而张先生也拿到了自己满意的15万元补偿金。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民事审判法官的基本要求，也是××*同志在多年的审判实践中对法律真义的理解。××*曾从事过审判档案管理工作，不论她在什么岗位上，都把公正与为民放在第一位，在负责档案管理工作时，为了便于档案管理与查询，20*年她负责起草了法院系统电子档案录入方案，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对7万多卷宗电子录入、扫描、建档工作，使电子档案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市档案管理工作的前列，所在单位被评为山东省“特级档案管理先进单位”，本人被山东省档案局授予“全省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并荣立个人三等功。20*年，××*调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工作，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是普通的基层父老乡亲，他们大多生活在法律语境的边缘地带，诉讼也多是离婚、工伤事故、道路交通、邻里纠纷等案件。为了审理好这类案件，她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知识的学习，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关，提高办案的效率，使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以最有效的办法和最能让当事人接受的方式，为百姓主持公道。另一方面强化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意识，把人民满意不满意、赞同不赞同、拥护不拥护作为工作标准，做到在思想上爱民、行动上亲民、方法上便民，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20*年她审理了一起长达18年的学生伤害赔偿再审案件，为了调取证据，她三上北京、济南调查相关证据，先后十余次走访当事人，依法判处某学校赔偿当事人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7万余元，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自20*年以来，共审结民事案件380件，其中调解结案166件，其办案数量及调解率均居全院同行首位。所审结的案件均能做到案结事了，无一超审限、无一错案、无一发回改判和上访缠诉。20*年荣立个人二等功，20*年被山东省妇联、山东省高院授予“山东省优秀女法官”荣誉称号。
二、定纷止争，促进和谐，是她不懈追求的审判目标
定纷止争，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是人民法官神圣职责。××*结合民事审判工作的实际，总结出六条诉讼调解法，即教育说理法、判例指导法、理解信任法、耐心讲解法、换位思考法和社会介入法。在20*年审结了一起二审交通肇事赔偿案，上诉人沂水县居民王某驾驶货车将骑摩托车的刘某撞伤，一审判决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王某召集部分亲属围攻一审法院，××*同志得知情况后，及时和原审法院承办人员沟通，并运用教育说理法、换位思考法和判例指导法，耐心细致给王某讲解有关法律规定及其相关判例，指出其行为的严重后果，经过长达2个小时的说服工作，王某撤回围攻上访人员，阻止了一起严重违法事件的发生，又经过不厌其烦地多次调解工作，上诉人一次性将5667元现金交付被上诉人，案件实现了圆满解决。
××*作为一位女法官、一位母亲，她不仅有着亲情和爱心，还具有着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一起离婚案件中，因其男方有严重过错，男女双方均同意离婚，但为抚养孩子及家庭财产分割发生争议，在调解中她运用社会介入法，让其亲属和10岁的女儿做其父母的工作，女孩的父母受到了感动，在财产分割上也互相让步，以调解结案，此案虽然不是喜剧结果，但依法保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利益。庭后，××*又将其电话号码留给女孩，与女孩长期保持“热线”联系，鼓励她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在她审结的离婚案件中，调解率达到60%以上。今年8月1日前，××*同志作为涉军合议庭成员接受了山东省广播电视台的采访，其所审结的涉军案件均能达到质量高、结案快，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军人的合法权益。
我最后选择了民一庭，被分到民一庭王礼仁书记那里实习,王书记是我们学校特聘的教授,他还为我找了两位优秀法官老师:胡远亮法官、朱晓玲法官.我选择民事庭实习,这主要考虑到民事程序法在我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我自己民事程序法学习得不够好,又从来没有去实习,学习这些也很久了,现在民商这一块我以前学的忘记不少，特别是在民事程序这方面，几乎完全是个空白,平时又没有实习过.我记得不少学法学的前辈们都说过一句话:“学法学的，得民法者得天下”，我知道自己要更加重视民事法这一部分,不论我们将来参加司法考试还是考研，我还是得认真学习司法实务方面的操作,以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在中院民一庭实习的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时间里面，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整理卷宗，这是我在实习期间最为主要的工作事项,帮助王书记和胡法官整理卷宗100多份，边整理边看档案材料，在这些已经审结的案件中有很多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到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责任的认定等等，在整理卷宗过程中，对民事案件从立案到审结的程序，各种该归档的文书的分类有了详细的了解。
2、旁听案件。中级法院管辖人口较多，涉及标的额一般也比较大,民一庭又是全法院管辖的事最多最杂的，到二月底已经立案待审的案件就有很多，民一庭总共20多位审判员,平均每人至少有案子几十件，常常每天都有几十个庭要开，这对我而言是一件好事，可以听的案子就比较充足。以前在学校的模拟审判主要涉及大的案子是刑事方面的，比较注重程序，法庭审理比较严肃，但在这里听了几次民事审判后觉得庭审很随便，很多程序性的事项都一言带过了，法官审案子就像聊天一样，离婚案件一般是不公开审理的，我也以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去旁听了。通过旁听案件，我对民事的审判特点和程序有了详细的了解，懂得了审理民事案件关键在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刑事案件着重体现国家强制力惩罚犯罪不同，民事案件理想目标应是案结事了,让双方当事人共赢而又不失法律的尊严，这一点就对法官的个人职业道德素质要求很高，这个素质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知识渊博，更重要的是懂得替当事人着想，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一定程度上追求司法效率,更不能摆官老爷的架子，人为的拉大法官和群众的距离。
3、做询问笔录。在开庭审理之前后,要对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询问,我担当过几起案件询问时的记录，由于法官们在询问时有时候用宜昌方言，我在记录的时候不能全面的记录下来，只能记住一些重点和大概，有时候还要询问一下当事人,以免出错,然后才让他们签字，其实他们即使是用普通话讲的话我也不能完全记录的准确，平时我们在速记这方面锻炼较少，搞模拟审判时的书记员记录都是假的，庭审笔录都是早就准备好的，我觉得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应该增加速记这方面的培训学习.
在中级人民法院里实习了个把月的时间里，对这里受理的案件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中级法院民一庭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1、离婚纠纷，特别是过完年的头三个月，离婚案件大概占了总案件的一半左右，法院对离婚案件，一般情况下第一次离婚的如果不是婚姻法规定的那几种如一方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不改，一方有遗弃虐待家庭成员，夫妻分居满两年的等等这些强制规定的，一审都是经调解无效后判决驳回原告的离婚请求，但如果半年后原告再以相同理由提起要求离婚的，法院审理时如果调解无效一般都会判决支持离婚，所以现在要离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一次不成，再来一次准行。经过平时和法官们的探讨以及一些自己听过案子，看过的案卷，我发现现在离婚案件有一些新的特点：①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②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30岁以下的离婚的占多数 .③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整理案卷中有40份离婚案件，其中有30份是女方提起的，这反映出当今妇女维权意识增强，妇女地位提高. ④一方不出庭，诉讼文书采取公告送达的增多 ⑤因家庭矛盾引起离婚较多，多集中于外出打工者，且都是在春节后不久提起离婚。
3、劳动合同纠纷，在法院听了几起关于劳动合同的案件后，发现在辩论过程中，用人单位的人总在强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劳务关系，或者强调是雇佣关系，而劳动者的人强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是一种没有签定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审理这类案件还要涉及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书，要认定工伤的提起赔偿的话要先有劳动仲裁委员会做出劳动关系的认定。由于自己也快毕业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所以对劳动争议这方面的案子关注的比较多。劳动争议案件要提起诉讼一般有个先决程序，就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不服仲裁的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对经常提到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在庭审后我也做了如下整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合同的主体上看。劳动关系的一方必须是用人单位。即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体经济组织，另一方是劳动者个人。劳务关系的双方可能都是个人，或者都是单位，也可能一方是单位，一方是个人。（二）从用工双方的关系上看。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而劳务关系的双方则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劳动者只是按约提供劳务，用工者也只是按约定支付报酬，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三）从支付报酬的形式上看。劳动关系支付报酬的方式一般是按月支付工资，有规律性。劳务关系多为一次性的或按阶段按批次支付，没有一定的规律.（四）从法律的适用上来看。劳动关系中产生的纠纷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应由劳动法来调整。劳务关系中产生的纠纷是平等主体的双方在履行合同中所产生的纠纷，应由民法来调整解决。
法院里的实习让我知道了自己的无知和知识的缺乏，把全国三百多所开设法学的院校比做一个瓶子，西政、中南财大、北大、人大、武大就是那个瓶子的盖子，我们的学校就是那个瓶子的底，现在法学没有专科生了，我们就成了垫底的，原来我总以为法院里的法官素质都很差，审判了这么多年都没过司法考试，我现在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片面，不是法官不想学，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学，整天被案子压着，一直以为中国的法院里法官们学历低，都是军队里面转业出来的,而在法院认真实习了一个月后，才了解到，很多人都有大学法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不出去看看闯闯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在法院实习，做错了什么事，法官们可以说你还是学生，可以原谅你，但当走上工作岗位后再出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设身处地为法官们着想一下，假如我自己是法官，当在判决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就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责任，前提是要司法公正，这代表的正确地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法院专门有审判监督庭，专门负责错案追查制，实习让我在学生和走上社会进入工作岗位之间有个良好的过度，是自己人生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骤，使我提前了解了社会，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做好了思想和能力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为就业打好了一定的基础，对我的将来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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