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3 12: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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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关键词新药研究与开发药物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4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533(2007)02-0068-03
新药研究与开发是一项高技术、多学科、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又是制药公司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和主动力，若能成功开发出一个全新的治疗新药，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企业及其股东带来巨额的利润。但近几年来，随着研发费用的不断上扬以及研发周期的延长，制药公司新药研发的步子已经明显开始放慢。据国际上的有关调查，以研发为主导的制药工业的研发投入占总销售额的比重已为各行业之首，达到了航天工业和国防工业的5倍，几乎是计算机的软件及服务业的2倍，而且这种投入还在以每5年就增加1倍的趋势持续增长［1］，飙升的研发费用使全球制药公司正面临着巨大的研发压力。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内外新药研发的现状，阐述在新药研发阶段引入药物经济学的必要性，同时结合目前各国应用药物经济学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当前在新药研发中应用药物经济学所面临的难点以及前景。
1国内外新药研究与开发的现状
根据美国研发制药企业协会的一项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从新药的临床验证到FDA批准，平均每个品种要花13年左右的时间，研究开发的成本费用一般在2.5亿～3.5亿美元之间；就算研发成功，新药能够进入市场的成功率也非常低，一般从早期开发到上市销售的成功率，欧洲为1/4 317，美国仅为1/6 155；新药获准上市后也并不意味着商业上的成功，上市的新产品中只有1/5可以盈利。此外新药临床试验时间的延长和新药审评时间的增加，使新药上市后的有效专利期也在大大缩短。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制药产业就面临着创新成本不断攀高、新药上市数量连年减少的不利形势，目前全球范围内新活性物质的上市数量已持续下降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制药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新困境”。
我国新药研发自1985年实施《药品管理法》后，逐步开始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但我国新药研发的总体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自主创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至今不到100个，占我国批准新药的5%，仿制品种多达95%左右。在加入WTO后，国家虽然加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的研制,但力度太小，投入太少，短期内难见成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市的新药中，只有1种抗疟疾药蒿甲醚进入了国际市场和1种重金属解毒药二巯基丁二酸钠得到了美国FDA的认可，所占世界份额极低［2］。
2药物经济学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
2.1新药研发中引入药物经济学的必要性
新药研发的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特点，使新药研发决策的正确与否显得关系重大。决策正确，可以使企业获得巨额的利润，进而更好地发展；决策失误，其结果就很可能是最终开发出来的药品因经济性差而得不到广泛的使用，从而使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无法继续生存。一个戏剧性的案例是2005年阿斯利康抗凝血新药Exanta(ximelagatran，希美加群)的治疗中风的疗效遭到FDA质疑，并认为该公司对药品的副作用管理计划有缺陷，该消息一经公布，其股票立马在纽约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下降了3%～4%，至今余波未平。而此前，Exanta是被业内人士一致看好将成为预防心肌梗死、肺栓塞和中风的标准疗法，一旦获得FDA的批准，它将成为60年来的首个抗凝血新药，由此可见新药研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性。
而从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来看，新药不能获准上市的主要原因都是安全性或有效性不能满足有关要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即使新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符合有关要求而获得批准上市，也不等于该药物的市场前景就好，而且很可能因该药物的经济性差而销路不好。因此，在早期阶段，就开始对药物研发全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可以在完成药物研发的每个阶段性工作之后，在考虑安全性、有效性的同时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的结论，做出是否继续下一个阶段研究的选择。也就是说，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可以帮助人们及早获悉所研发药物的经济性，并为有关人员在药物研发的每一个阶段适时做出继续或退出研发的决策提供依据，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追加投入，为企业节约成本和时间，把新药研发失败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2.2在新药研发阶段引入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及难点
新药研发过程中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最好时期是临床试验时期，这一时期可以搜集到相关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所需的结果评价资料。在新药临床研发阶段，有关经济学的资料可从研究记录、病例记录以及医院公布的药品、治疗价格目录中获得，还可以直接向病人询问、调查获得。获得的资料可以通过药物经济学的常规分析方法如最小成本法、成本-效果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成本-效用分析法等方法来进行分析。
新药临床研究中，Ⅰ期临床试验阶段由于参与试验的患者很少，药物经济学数据的搜集代表性差，在此期进行临床研究只能作为探索性研究或正式研究的准备。Ⅱ期临床研究要求随机盲法对照试验，试验条件与药物实际应用环境有较大差距，因此对治疗效果的评价可能会受到试验因素的影响，但此期搜集的药物经济学数据对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具有参考价值。由于研究设计的严密性和病例数的充分性，Ⅲ期和Ⅳ期临床研究阶段比较适合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是临床研究的一部分，也可以配合临床研究的进展以及并行或追溯性地研究［3］。按照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案设计的临床研究，数据具有统计意义，比起在新药上市后采取所谓随机方式获得的经济学信息更具准确性，更可信。
与传统的临床研究相比，临床研究搜集资料的目标有很大的差异，药物经济学研究要搜集的资料并不完全是临床研究过程的副产品，而是要经过严密设计的主动搜索过程。这一搜集资料的过程，受到临床试验本身的限制，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它已脱离了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隐含前提即必须在现实药物使用环境中研究，临床试验中加入了人为激发因素，病例的选择受到限制，药物的使用受到限制，种种因素可影响测量结果的信度。另外，药物经济学所需的结果评价指标在临床试验中搜集的难度也应得到关注，如效用、效果的评价方法和指标及单位转换等［4］。
2.3药物经济学在各国的应用情况
国外药物经济学的应用起步比较早，在研发中获得的经济学数据主要作为新药申请、药品定价和医保报销目录的遴选参考，而且这种方式已逐渐被世界范围内药品监督管理及审批机构采用，并越来越受到关注。
新药评价的一项最新发展就是要求对新药进行经济学研究。当一种新药上市时，要求对市场中的同类老药或疗效相近的非同类药物进行经济学评价，以决定该新药如何能得到社会保险补偿或补偿多少。英国政府鼓励对新药进行经济学评价，肯定了英国制药工业协会提出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的作用，但没有要求制药企业在申请生产、上市和进入报销目录时必须提交药物经济学分析结果。美国FDA颁布了临床研究中已经制定了衡量药品的成本-效果的推荐性指南，同时政府在决定医疗照顾计划药品报销目录时，同样采用了成本-效果分析标准。同样，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出台。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虽然不是新药申报资料的必备条件，但是该结果的加入将有助于新药审评的通过。
另据报道，全球最大的40家以研究开发为基础的制药公司均设有药物经济学部门，国际上主要制药公司的75%已经采用药物经济学研究来制定药品价格，美国制药公司的50%及欧洲制药公司的38%在美国申请新药上市时提供了药物经济学研究资料，大约有16%的公司在新药临床前研究和Ⅱ期临床期间就开展了药物经济学研究，38%的公司在新药Ⅲ期临床和Ⅳ期临床期间开展了药物经济学研究［5］。目前在新药研发中，药物经济学主要应用于新药的申报、临床实验的设计和继续/终止研发决策。
3药物经济学在我国新药研发应用的前景
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起步比较晚，随着最近几年对药物经济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步伐也在日益加快。在药物的使用环节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尝试性地对各种预防、诊治方案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各大高校也开始开设药物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和研究中心；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开始将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用于指导药品的研究开发；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陆续制定相应的药物经济学评价规范或指南，并逐步开始要求制药企业在进行新药申请时提供相关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资料。
目前我国制药企业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缺乏自主创新的新药产品，不断受到外资企业的排挤；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药品不间断地强制降价。我国加入WTO后，世界各制药巨头纷纷进驻中国，与外企雄厚的资金、强势的研发能力以及严密的专利保护相比，我国药企的低价优势将不复存在，而成功研发出一个新药需要巨额资金和长时间的人力、物力投入，这也正是我国制药企业的软肋所在。因此，在我国制药企业资金短缺、研发能力落后的情况下，在新药的研发阶段引入药物经济学研究作为指导，将有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一条蹊径。这样可以尽可能地为企业节约成本和时间，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研制出物美价廉的创新药品，从而使企业有望在竞争激烈的医药界驻守一席之地。
明星那点事，公众都很热心，如果是明星夫妻，绝对是亮点，比如谢霆锋张柏芝、李宗盛林忆莲、孙楠买红妹、黎明乐基儿等等。当然大家关心董洁和潘粤明也许存在私心，能够从他们现在的窘境中找到自己的幸福点。
其实这会儿也许最应该问一个人：“元芳，你怎么看？”
此事确有蹊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或许应该问问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加里贝克。贝克创立了家庭经济学，他试图用研究人类行为物质方面的工具和结构去分析结婚、生育、离婚、声望和其他非物质方面。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规模经济”，两个人一起居住生活起码可以省一套房，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更能集中体现规模经济。
但贝克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在能力与收入方面差别很大的互补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这才是婚姻出现的经济学原因。
中国传统观念讲求男才女貌和门当户对，也符合贝克的理论。比如我们常见的富翁和明星的结合，生活中事业成功的男士和漂亮妩媚的女士的结合，学问渊博的男人和温柔贤淑的女人的结合，当然也不排除女强人和居家男人的结合。比照贝克的理论，我们也会发现那些相对稳定和幸福的婚姻，恰恰是存在极大互补性的家庭。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承认社会分工在家庭中的作用。近日，挪威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共同承担家务活的夫妇比家庭中女性做更多家务的夫妇所面临的风险更高，所对应的离婚率大概要高出50%，其研究者汉森表示，“在一个家庭中，男性做的家务活越多，离婚的可能性越大”。当然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份研究同时显示，那些承担更多家务的女性总体的幸福感仍然要高于按照现代婚姻模式生活的女性。
事实上，明星和明星的结合，是不符合婚姻经济学的原理，如果要达成一个幸福圆满的婚姻，似乎可以参照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婚姻模式。
【关键词】
克强经济学；经济发展；转型改革
一、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成果。1978―2011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自2003年有6年超过10%的增长率。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世界第二位，2011年占世界份额10.4%；中国已经进入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是政府债务风险和过度投资、生态严重破坏，在较低经济效率的资源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政府控制都会导致不公平，所以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的负担越来越重，中国必须进行深层改革。
克强经济学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经济学（Likonomics）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克强经济学的诞生，是以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我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这三项增长计划显然让资本市场饱受折磨，同时，随着3月PMI指数低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市场仍沉浸在过去的思维中，即经济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与城镇化。因此，克强经济学定义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经济学”首先就挑战“保八”思维，强调要为经济减速，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实行稳中求进的战略。虽然我国2013年GDP增速基本保持在7.5%左右，但整个经济没有处于下行趋势。主动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其中的艰辛与挑战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经济学”改革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其核心是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下放权利。我国现在行政审批项目仍很多，而且程序繁杂，工作效率低。行业与产业的准入门槛偏高，加大了企业以及全社会的成本。同时，长期形成的“管理就是审批”、“重权力轻责任”的集权审批的意识严重制约了企业活力与创造性的发挥。此外，人浮于事，遇到问题就互相推诿、扯皮的工作作风更是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我们就是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自信打破固有利益的藩篱，加强“经济学”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全面深化改革。
二、克强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影响
总理明确提出了要通过改革创新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改革的方向仍将是往市场化转型，克强经济学对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强化市场上各类主体归位尽责，同时，放宽市场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重启新一轮国企改革，释放新的改革红利。
（一）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决定》最突出的亮点是，过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现在是改成决定性的作用。从基础改成决定，其中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其作用还要受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受政府的影响等等。而决定性作用就排除了其他方面的作用，更多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加大经济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门槛，激发新一轮的市场经济发展动力。总理强调，未来将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投资增长，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完善国企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从现实发展看，央企改革着眼五个方面：其一，重新思考央企改革发展的逻辑，过度强调规模扩张，忽视竞争力增强是许多央企的通病，基于效率提高的竞争力提升，才是创造企业价值的前提。其二，加大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自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有的目标。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制衡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其三，继续深化业绩考核和分配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其四，创新体系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五，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以创新推动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转型的终极推动力是创新。知识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思想市场的运行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股息必须来自不同的知识创新。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突破传统依靠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模式，提升技术创新等内生增长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加强创新，已经成为势在必行。
三、中国未来经济走势
（一）从短期看，中国经济处于调整上升阶段，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能企稳回升，那么2015、2016年中国经济表现可能会优于2014年。
（二）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处于下滑阶段。如果未来10年，中国经济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那么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增长的下降速度要慢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同样发展阶段时的表现。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8%将成为常态，到了2020年之后可能低于7%甚至6%。
（三）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外贸顺差将不断缩小，货币供应量增速也将放慢，物价水平将保持低位运行，而房价上涨速度更有可能逐渐趋于平稳，三四线城市增速将大大放慢甚至出现下跌。
四、启发
克强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中国经济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使中国经济在今后的10年乃至20年以合理的速度继续稳定增长，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根本目标，中国经济面临的两大任务是转型和改革。
“经济学”包含了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对务实的结构性改革的清晰认识，这一改革将减少政府的过度监管，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理论，克强经济学是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成分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也必将对丰富和发展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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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语言哲学、语言社会学等众多交叉研究领域把语言放在不同于以往的语境下一样，语言经济学把语言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语境中进行考查，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又一次跨界和飞跃。在语言经济学的语境中，语言也被赋予了不同于传统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交叉学科视角的特征和作用，不仅实现了语言自身价值的提升，也对支撑语言经济学的两门主流学科———经济学和语言学研究有所推动和发展。那么，语言经济学对语言的认知和界定与以往有何不同，语言经济学的语言观又是怎样的呢?
1．1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征
语言经济学超越以往任何阶段的语言研究对语言经济特征的认识，明确提出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性。这一观点最早由语言经济学的创始人JacobMarschak提出，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实质和特征，是语言经济学的思想核心。应该承认，无论是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还是语言学家如索绪尔，都早已认识到语言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语言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都没有对语言的经济性特征达到如此深刻的认识，没能就语言的经济特性提出如此具体明确的论断。对于语言与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他指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因此，“交易需要语言”。［13］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经济学思想，他还认为研究语言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存在着相似性，其相似性在于“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它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是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16］向明友研究认为，索绪尔的语言价值学说，组合、聚合学说及共时、历时理论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德国、法国、瑞士及奥地利等国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或启示。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在借鉴经济学思想为语言学研究所用上，索绪尔留给后人的启示和缺憾，进而预言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将会为现代语言学的言语及言语行为研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借鉴。［17］Marschak上述论断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就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和研究而言，却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在提出语言的这几个经济特性的同时，Marschak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详细的解释和阐述，但这些特性却在后来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和证明。现在看来，这一发现在当时能够被提出更显得难能可贵，意义重大，它总结出了语言以往不为人知的重大特征，既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开辟了一片语言研究的新天地。
1．2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
我国学者张卫国经过深入研究，在总结分析中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支撑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他对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分别进行了充分而翔实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对各方面的已有研究和未来可能开展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的这项研究在语言经济学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8］首先，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经济学认为，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语言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是对人力资本特定形式的投资。一方面，那些移民国家和多语种国家的实际情况证明，语言的掌握和人们就业以及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广为人们认识语言提供了新的视角，于是，研究者发现，劳动者的语言技能具有人力资本的特性(它符合人力资本的三个特征:要花费成本才能获得、具有生产性、依附于人体)，它是附着于人身的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它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机遇和业绩。语言作为一种技能，自然会产生经济效益。多语能力可以使人在胜任不同经济环境的工作和增加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机会等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多说一种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增加个人可能的贸易伙伴数量，进而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语言能力能够增加人力资本的储备，因此人们乐于通过投资去获取这项技能。语言的人力资本特性还涉及语言学习的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因此，双语教育以及二语习得等也在语言经济学关心的范畴。张忻［19］分析指出，把语言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是语言经济学家的创举。
语言是可以用来补充和取代其他类型资本的人力资本，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性资本。语言的“资本性”是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学习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人们学习外语的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用一种或多种外语进行交流的语言技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高含金量的“语言资本”，因为预期回报高，所以人们对投资外语学习乐此不疲。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主要是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部门的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法则的支配。语言这一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这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急需程度、交易市场的应用多寡、消费心理取向、人际交往的频率等等。另外，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既然拥有经济价值，就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态度和判断，小到个人选择学习何种语言，投入多少，大到一个国家针对一种语言应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都需要设计和规划。一般认为，语言政策是指关于语言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对某种语言政策的实施，也就是付诸行动，则是语言规划。就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而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应该被列为国策的一部分。由此，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也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部分。针对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迄今为止，张卫国［18］的研究是最为翔实的。虽然在他之前，也有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索绪尔［16］、黄少安［20］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或者进行如此充分而翔实的分析的，非他莫属。他分别从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命题界定、实际应用和思考等不同方面阐述并举证了他提出的命题。遗憾的是，正如张卫国总结指出的那样，针对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成果丰厚，而针对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研究却十分匮乏，这当然与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实用性更强、经济特性更明显有关，但是，也与学者们对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这两个属性关注不足、研究不够深入有关。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命题和更大的空间。
1．3语言是生产力
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语言还具有另一个非常明显的经济性特征，即语言的生产力特征。语言的生产力特性至今为止尚没有人明确提出，但并不是没有涉及，在谈到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时，涉及到了人力资本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生产性，也就是说，具备生产性是语言成为人力资本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承认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的同时实际上就已承认了语言的生产性，也就承认了语言是一种生产力。但是，本文认为，语言的生产力属性是一个重要而又意义重大的特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论证。首先，从语言自身的特征来看，语言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具备生产性潜力。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语言除了具备描述和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感情的功能以外，还具备以往未被发现的施事功能。奥斯汀［21］在其名篇《论如何以言行事》中最早明确了语言的这一功能。无论他的叙述句和施为句之分，还是之后的言语行为三分说，都明确肯定了语言具有施事功能，从而为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认识到，语言不仅可以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进行静态描述，还可以引发动态能效，人们在说话的同时也在做事。这样，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就发生了划时代性的变化。韩礼德［22］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语言是用来做事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把语言功能概括为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认为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应;人际功能，认为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其功能之一必然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篇功能，认为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而是表达相对来说是完整思想的语篇，前两种功能最后要由说话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现。深入考察三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做事”功能实际上贯穿于三者之间，把三者连结成有机整体。它具体体现于人际功能中，通过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最终得以实现，是语言整体功能的核心。
在综合和借鉴多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说更是认为语言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它与客观世界和人类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改变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现实，更能够构建和改变社会现实。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劳夫，在其中早期主要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坚持认为话语分析应该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进行，把话语分析的关注点从文本层面发展到对于话语与社会关系的解释层面。后来他进一步把话语分析看作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批评社会科学的养分，对话语分析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把话语分析的使命上升为干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参与社会变革。［23］田海龙［24－25］也指出，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以社会问题研究为出发点，其二，它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研究目的。话语改变和再生社会和文化、影响意识形态，语言结构改变和影响社会结构，而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由中介体联系在一起。田海龙还援引VanDijk的话说，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心理构建和解读才能与话语结构直接联系起来。［24］由此不难看出，如同功能语言学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批评话语分析充分认识和肯定了语言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认为语言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的思想具有改变和构建作用。另外，从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来看，语言符合生产力的定义和要件。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通俗地讲，生产力就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它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物质基础条件。因此，生产力又有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分。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从语言的特征来看，它所具备的三个要素分别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即语言的字、词、句、语篇等不同构成形式;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即运用语言组建的各类产品和结果;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即以不同形式使用语言的人。综上，语言符合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和要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语言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语言既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力。语言的生产力属性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中，如各种经济、文化、文学作品的生产创作、商务贸易谈判、日常讨价还价等各类活动中。
2、结语
今年5月7日，国际油价就已经涨到了每桶123美元，而本周的油价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准。这看来像是一个冷静且合理的市场――当然，先别提上周油价还是145美元的事实。
究竟多高的油价才是合理的？在你向任何人提问之前，请先让他们对以下两个事实加以评论。第一，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的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每天消费石油760万桶，比2005年多了86万桶。第二，EIA的另一份报告显示，2007世界原油总产量是每天8460万桶，比2005年少了3万桶。
为什么中国每天消耗的原油增加了86万桶，世界原油总供应量却没有增加呢？最合理的推论是，某些人减少了他们的石油消费量，从而给中国增加石油消费留出了空间。确实，根据EIA先前的评估，从2005年到2007年，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单日石油消费量下降了大约76万桶。
现在我可以回答油价多高才合理这个问题了：油价应该升高到足以使美国、欧洲和日本（无论用什么方法）降低其消费量，直到满足中国这个新兴工业国家和产油国需要增加的消费量为止。
那么油价具体会是多少呢？总的来说，很多人对石油需求的价格弹性的估计要比我更乐观。但是，如果你的答案是，价格的上升远远超出了你认为降低需求所必须的幅度。那么，需求下降的程度一定也超出了必要范围。
石油存货量或许是个很好的反例。下图中黑线代表美国季度平均原油存量。红线说明，现在的存量比平常低。那么，还有人会说石油需求量下降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必要范围吗？
好吧，假定你认为，要满足2007年全球石油供需平衡，油价就必需上升到每桶96美元。那么到2008年，这一价格又怎会静止不动呢？数据服务公司Rigzone的报告显示，2008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原油比2007年增加了897万吨，进口的成品油比2007年增加了296万吨。这些油是从哪里来的？
今年1月我们就已经预见到了美国经济的衰退，这当然会使需求下降。但是现在看来，美国的GDP增长似乎比我们很多人预测的都要高。这说明，如果你1月时曾经预测过现在的原油价格，那么现在就更有理由提高预期了。另一方面，从过去两周的数据看，欧洲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大。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油价下降，这一地区的需求量也仍会减少。
此外，需求量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否具有滞后性呢？如果确实有，那么即使石油价格不再上涨，美国经济也没有衰退，2008年内，美国的石油消费量也应该持续下降。
今年世界石油产量仍会上升，并且可能上升的更多。这些能满足中国吗？如果能，那么每桶123美元的价格可能还是过高了。
但是别忘了，当你在做这些计算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2009年、2010年、2011年一直往后的需求情况。如果长此以往，试图通过不断削减美国人的消费来达到全球的供需平衡，那么17年以后，美国人也许就不能再消费石油了。
在这样的经济学原理之上，再问，现在的油价过高了吗？有可能。过低了吗？也可能。但是有一件事肯定是过高了――就是那些声称他们知道确切答案的人们的自信心。
在一个现代化的班组中，工人会偷懒吗？
你可能觉得不会。因为在现代化班组中，专业化分工程度很高，一个工作被分解成了多道工序。在同一道工序上，完成操作的时间基本是固定的。那么，每个工人偷懒与否，看他完成的工作量就清楚了。按照这种理解，只要工资待遇合理，工人就不会偷懒。如果他真的偷懒了，工资也会自动减少。
不过别忘了，在班组中还有很多是无法用数量衡量的工作。比如某些需要大家配合完成的大型零件加工，还有一些要定性考核的工作。在干这些活时，多伸下手、少伸下手，不像计件能数出来，偷懒就很可能发生。
不要轻易把偷懒归因于道德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偷懒是个经济学问题。
简单说，经济学认为边际效应是逐渐递减的。举个例子，当你肚子饿时，吃第一个包子获得的满意度是9，第二个包子可能就是8，吃得越多，获得的满意度就越来越低。工作时也一样，我们对所获报酬的边际效应也是逐渐递减的。换句话说，虽然工作中每小时平均得到的工资是相等的，但我们对在第一个小时和第十个小时所得报酬的满意度，却在降低。于是，懈怠便会产生。懈怠长时间不能纠正，人就会偷懒。
当然，可能一开始偷懒的只是极个别人。不过，偷懒是会传递的。按照经济学解释，人们都是理性人，都想愿意在付出较少劳动的前提下，得到与他人相等甚至是更高的报酬。如果班组中有个别人偷懒，他们挣的却与自己一样多，谁会甘心？偷懒自然就在所有人中间传递起来。
不要担心，杜绝班组偷懒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有选择的激励和多元化的监督。既然边际效应递减不可改变，可以制定措施：在月末对不偷懒的工人单独奖励，提高他的满意度。而判断到底谁能获得奖励，除了班长监督外，还需要工人之间的相互监督。W
撰文 ／陶子
“牛粪”占便宜
班组要评选先进。以前都是组织决定，这次为了发扬民主，改为由个人申请，然后讨论通过。
让老李申请，他摇头：我年纪大了，让给年轻人吧。叫大刘申请，他直打退堂鼓：不行，我还差得远呢！最后，平时谁都没看上眼的小赵递交了申请，被评上了先进。有人不服气：论技术，他不如大刘；论资历，他比不上老李。这小子凭啥啊？
表面上看，小赵评上先进有点投机取巧。可问题是，为什么有实力的人不申请呢？
我来做个分析。首先看老李，他年纪大、经验多，如果论资历肯定能被评上。但是，跟年轻人比，他的技术不占优势。所以面对机会，他会想，我即使申请了也可能没戏。再看大刘，他年轻、技术好，如果单论能力肯定没有问题。但评先还要考虑诸如工作经验、平时表现以及人际关系等，这些方面别的工人比他更有优势。权衡之下，他也选择了放弃。
对小赵来说，他的哪方面都不是最好的。但他有自己的优势――没有后顾之忧。递交申请，如果评上了，那就是赚了；如果没评上，损失的不过是一张申请表。所以，他放开手脚反而有了意外收益。
在这件事上，所有人都是根据自己的信息对预期作出判断，然后行动。由于老李和大刘预期评先的门槛比较高，他们在心理上认为：评上了还好，要是没成那不有损名声吗？最终都退缩不前。说到底，他们只看见了自己的不足，并没有考虑其他竞聘者是如何判断的。
其实，班组评优申请跟生活中追求美女的道理相似：大家都预期追求美女一定需要很高的条件，于是退而求其次选择追求普通的女孩，结果最后往往是“牛粪”收获了“鲜花”。为了生活中更多的“鲜花”，我们是不是该放低心理门槛，奋起争当“绿叶”呢？W
㈠ 经济基础
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交换,而要交换,在一个经济封闭的区域内,至少要有两个经济独立且产品不同的生产者才行,因此,商品经济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基础是食物有剩余,即使只有一部分人的食物有剩余也可。
私有制的形式有很多种,不光有个体私有制、资本家占有制,严格地说,在一个划定的范围内,凡是劳动产品不为全民所有的分配制度都是私有制。例如,对一个国家来说,乡镇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省市企业甚至几省联营企业都是私有制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之间还有商品交换,从这些企业中受益受害的不是全民,只是一部分人,结果还要造成贫富分化。再例如,建国后中国就一直没有完全过度到公有制,还有许多的集体企业,还不是纯粹的公有制国家。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作为划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主要标准,这样划分有缺陷。因为只有劳动产品才是人最终需要的,人最关注的就是劳动产品如何分配,所以用劳动产品的归属权作为划分标准才最合理,最严密,不能被小人钻空子。因此,公有私营、最后自负赢亏的承包制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私有制。
㈡ 贫富分化的根源
在私有制社会里,各个人、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发展都不一样,有的穷,有的富,贫富不均。穷人、穷国为什么穷,富人、富国为什么富?几千年来,经济学家都在寻找原因,但到今天穷的依然穷得莫名其妙,富的依然富得稀里糊涂。看了本节之后,各人各国就都能知道各自为什么穷或富了,穷人和穷国也就能对症下药了,免得病急乱投医,聋子治成哑巴,越治越重。那么造成贫富不均的根源是什么呢?
如果各个人或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封闭的,相互没有财富流动,即没有经济贸易,也没有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发生,那么在这种前提条件下,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就是科技水平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能力与习性的差异等。例如,有两个国家,科技水平一样,但一个处在资源丰富、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的地方,一个处在资源匮乏、土地贫薄、气候恶劣的地方,这样必然是前一个富,后一个贫。如果两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一样,但科技水平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低,有资源开发不出来,有原料造不出东西,这样也要造成贫富分化。有相邻而居的两个人,一个体质强,一个体质弱;或一个勤俭,一个好吃懒做,这样也能造成贫富分化。几百年前,交通不便,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与侵略很少,所以那时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差异主要是上面几个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都不是人为的,不可避免,与社会的性质也无关。
当然,政治上的某些因素也能造成贫富分化,如有的国家发生内战或内乱或政府决策失误等,但这些原因都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如果各个人、各个地区或各个国家之间有财富流动,那么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除了上面几个之外,还有掠夺和剥削。下面就重点来谈谈这两个。
⒈ 贸易掠夺
一提到掠夺,可能有人马上就会想到敌人用飞机、大炮轰开国门,将好东西席卷而去;或者歹徒用刀架在脖子上,逼着缴出财宝来。虽然这都是掠夺,不过这样的掠夺是暴力掠夺,非常直截了当,财富的得失一目了然,没有什么道道可讲。这里要讲的是一种面带笑容而且又非常隐秘的掠夺——贸易掠夺。
读者们要注意,在政治经济学里,据我所知,马克思把贸易掠夺和剥削基本上是混在一起了,这里则把它们严格分开了,贸易掠夺和剥削是两回事。
那么什么叫贸易掠夺呢,它是怎样掠夺财富的呢?秘密在哪儿呢?
一提到贸易,大家就要想到商品交换,所以贸易掠夺是在商品交换时发生的,它的手段就是不等价交换。对于不等价交换,想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不等价交换必然产生赢亏,所以贸易掠夺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实现的。赢的一方就是掠夺的一方,亏的一方就是被掠夺的一方。下面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让大家看一看不等价交换过程中财富的流向,看清楚贸易掠夺是怎样实现的。
假设在原始社会末期,在一个经济封闭的部落里,人们全部从事农业,用的还是石刀、石斧,但那时已有了冶铁、锻打的技术,而且有不少家庭的粮食、衣服已有了剩余,打造铁刀、铁斧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时有个叫朱五的精明人,心想打造铁刀、铁斧肯定能发财,于是他就弃农从商,开了个铁匠铺,专门打造斧头,平均每个工日打造一把。因为这个部落内打造斧头的就独他一家,所以他的斧头的价值为1元/把(假设每个工日的价值为1元)。再假设农民平均每个工日能生产小麦二斤,则小麦的价值为0.5元/斤,那么一把斧头就和二斤小麦等价。当朱五把斧头打造出来后,就要进行交换。那么一把斧头换几斤小麦呢?如果他老老实实地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一把斧头换二斤小麦,这样的结果朱五满意不满意?当然不满意。因为这和他当农民时一样,辛苦一天只能得二斤小麦,永远都不能截然地出人头地,这就违背了他弃农从商的初衷,所以他肯定是不愿意等价交换的。当然那时他也根本不懂得什么等价不等价,他只是想尽量地多换小麦。假设他想拿一把斧头换二十斤小麦,能成交吗?估计没问题。因为铁斧是新产品、时髦货、稀罕物,锋利轻便,有之则趾高气扬,无之则昼思夜想,人人都急切得到手,而且有些农民家的粮食足够支付,所以交换成功不在话下。这就象电脑刚问世时,价格虽高得烫手,但照样有不少人咬着牙去抱是一样的。当朱五以一把斧头换二十斤小麦的价格开始交易后,一年他就囤积了七千多斤小麦,成为轰动一时的爆发户。别人有看着眼馋的,也跟着效仿,或者说是在朱五的带动下吧,于是就有了第二家铁匠铺。这家铁匠铺有俩人,平均每人每个工日打造斧头两把。这时该部落内斧头的价值就降为0.6元/把,一把斧头与1.2斤小麦等价。但他们仍以一把斧头换二十斤小麦的老价钱交换,也很快就发了。但好景不长,往后市场逐渐饱和起来,能换起的家庭都换了,不能换起的家庭还是换不起,于是斧头的价格被迫一降再降。当降到一把斧头换1.2斤小麦时,这时正好属于等价交换,铁匠和农民各不吃亏。当斧头的价格继续下降时,铁匠开始亏损,朱五更觉得不合算,不得不关门大吉,回家种地,只剩一家半死不活地撑着。如果朱五无地可种,又无其它生意可做,他就有可能坚持到底,哪怕一把斧头只能换一两小麦,他也要干,在他认为,总比白睡一天要强。又过了一段时间,农民的余粮又积累多了,而且有些人家原来换的斧头也该更新了,于是斧头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朱五又开始重操旧业。私有制社会一路上就是这样步履蹒跚地过来的。
一开始铁匠为什么能发财?他们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吗?不是,他们每天创造的价值和农民的一样多,按理不会比农民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更不是。是掠夺农民的。是怎样掠夺的呢?归根到底是通过不等价交换。斧头的价格抬高了,就等于小麦的价格被压低了,农民本来用二斤小麦就可换一把斧头的,却用了二十斤,农民亏了十八斤,铁匠赚了十八斤,这十八斤就被铁匠白白掠走了。这就相当于一个铁匠白白占有了九位农民的劳动成果,九位农民每天产的十八斤小麦白白地被铁匠占去了,所以说,赢利的本质就是掠夺。千万不要误以为只要是掠夺就得拿刀枪对着你,其实凡是以无换有、以少换多、以次换好的都叫掠夺,而且还是更高明的大手笔。比方说,有人抢了你一根金条是掠夺,那么有人拿一把烂稻草换你一根金条算不算掠夺?算不算高明?相比之下,拿刀枪明抢就显得蠢多了,为智士所不齿,只有实在换不成时才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说,掠夺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在正讲的贸易掠夺,是商品交换者之间以低价值商品换取高价值商品的行为。 它是商品社会中比剥削隐藏得还深的富人致富的另一个秘密。另一种是非贸易掠夺,是不通过商品交换而占有他人财富的行为,包括偷抢、诈骗、贪污、受贿等。这两种掠夺,虽手段不一样,但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硬说它们不同的话,也不过一种是明枪,一种是暗箭。
赢与亏、贫与富、掠夺与被掠夺都是互相依存的矛盾,有一方必然有另一方,不可能单独存在。所以,这个人赢利,那个人就得亏损;这个企业赢利,那个企业就得亏损;这个行业赢利,那个行业就得亏损;这个地区赢利,那个地区就得亏损;这个国家赢利,那个国家就得亏损。拿上例来说,铁匠赢利了,农民就亏损,铁匠是掠夺农民富起来的;铁匠富了,农民就穷了,铁匠的财富是农民不知不觉的“集资”。这就好象原来一般高的一把筷子,都截下来一截,往一根上接。不过,由于农民比较多,铁匠只有两家,所以各个农民的亏损不会很多,表面上也许只能看到铁匠暴富,看不到农民暴贫,没有偷抢那么明显,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铁匠的财富是他们自己的勤劳所得,农民都不勤劳。但是,这也没关系,只要我们牢记物质不灭定律——山不会无缘无故地高,海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洼,就不能轻易被假象迷惑住了。
既然掠夺与被掠夺决定了一个经营者的生死存亡,那么应当怎样判断哪个是掠夺的一方,哪个是被掠夺的一方呢?可以通过平均交换价值来判断。如果一种商品的平均交换价值高于其价值,则表明该行业掠夺了其它行业,如果低于其价值,则表明该行业被其它行业掠夺;如果一个企业的商品的平均交换价值高于其价值,则表明该企业掠夺了其它企业,如果低于其价值,则表明该企业被其它企业掠夺。还是拿上例来说。当第二家铁匠铺刚开业时,斧头的价值为0.6元/把,小麦的价值仍为0.5元/斤,一把斧头换二十斤小麦,则斧头对小麦的交换价值为10元/把,高于其价值0.6元/把,所以是铁匠这一行掠夺了农民。反过来,小麦对斧头的交换价值为0.03元/斤,低于其价值0.5元/斤,所以说农民被铁匠掠夺。
怎样计算掠夺和被掠夺的价值呢?如果是计算一个行业掠夺其它行业的价值,把该行业换来的商品的总价值与该行业换走的商品的总价值相减即可。也可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甲行业掠夺的价值 =(甲行业商品的平均交换价值 - 甲行业商品的价值)×甲行业商品的数量……(3)
例如在上例中,开始斧头对小麦的交换价值为10元/把,斧头的价值为0.6元/把,假设某一个月内铁匠共换掉斧头150把,则在这一个月内铁匠掠夺的价值=(10-0.6)×150=1410元。
哈斯勒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也是瑞典财政政策委员会主席。巧合的是，他与2014年度新科诺奖经济学得主让梯若尔还是同窗学友，都毕业于培养出23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人们一般的想象不同，来自北欧的约翰哈斯勒教授非常幽默和热情。过去几年里，他在治学之余评判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并参与投票选出当年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哈斯勒教授诚恳而又不失风趣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报告》的10个问题，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哈斯勒教授对尖锐问题没有回避，甚至还提到某天或许会有外星生命获得诺奖。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并没有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家，有人说这是不公平的，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约翰哈斯勒：毋庸置疑，中国的增长是非常壮观的。中国已经成功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进入美好生活的时代，而西方国家在历经这种转变时则消耗了更长的时间。但就对人类的重要程度来说，这本身并不能成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以诺贝尔医学奖为例，一个国家成功的提高其公民的平均寿命，不论这个群体的数量是多大，这个国家都不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不过，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奇迹秘密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议题，也许未来诺贝尔奖可以花落此处。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道路会产生它自己独特的理论，与西方国家的有很大不同，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约翰哈斯勒：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模型应当建立在对人的需求、愿望和动机的描述之上。我本人坚信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经济学不能划分成有着不同基础条件的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本土经济学。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标准和文化都是不同的，在套用具体的模型和采纳建议时也必须适当地考虑到这一事实。
中国经济报告：你预测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出现一个本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做才能赢得这一桂冠？对此，你是否要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学教育政策制定者说些什么？
约翰哈斯勒：即使我被授权做出此预测，我对做这方面的预测也还是无能为力。我给出的建议与研究领域已经落后于美国的欧洲是一样的，第一：需要确保研究人员是独立的，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主题上做自由的研究；第二：要鼓励年轻学者去挑战既定的真理，不唯上、不唯书；第三，要积极参与国际间交流，用研究的国际学术关注度评价其研究。
中国经济报告：新技术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对此有两个问题，1）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原则和原理？2）你认为在长远的未来，诺贝尔奖会不会颁给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而不是一个人？
约翰哈斯勒：了解技术变革的驱动因素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由于在学术研究中很多时候更加关注简单的资本积累，所以它比理解经济增长更加困难和更加多面化。
谁知道呢？也许未来某天，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外星人也可能会得到这个奖。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像政策倡议者吴敬琏教授，政策制定者，金融从业人士兼专栏作家谢国忠，智库研究员刘倩等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哈斯勒：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发表评论。不过，我们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将会公开――在50年后。所以，你不得不耐心等待才行。
中国经济报告：这么多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只有一名女性获奖者？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你认为会有更多的女性获奖者出现吗？为什么？
约翰哈斯勒：当我们做各自的决定进行投票时，会被告之要完全忽略性别、国籍、种族以及类似的个性特征。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我们遵循的一项非常合理的原则。我经常公开承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只有相对较少的成功女性经济学家，这不仅仅是经济学科的悲哀，也是经济学科的损失。然而，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有所改善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经济学家都是女性，所以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中国经济报告：所有诺奖获得者都善于计量分析或定量分析，他们实际上是半个数学家，善于计量分析是否是成为一名优秀经济学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很多传统的经济学家，都对此知之甚少，你对此有何看法？
约翰哈斯勒：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与社会相关联。为了将经济学与实际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能够去回答诸如此类的量化问题，比如说“一件事对另一件事的影响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统计学的方法和数学模型。不过，我也相信劳动力的分工理论――每一名研究者并没有必要去亲力亲为的去做所有事。所以，经济学不仅存在空间使不同的经济学家做不同的事情，也需要有不同的经济学家去做不同的事情。
中国经济报告：用于区分经济学家“好”与“坏”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约翰哈斯勒：从全球经济学界中所获得的关注度来评估他的科学研究即可。从中也不难看出：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但比这更好的方法也没有出现。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学家如何去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是通过媒体？还是通过研究成果？
约翰哈斯勒：这不是能由我来评论的。我只能说，经济学是一门与社会有关的学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是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一份责任，对记者来说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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