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5 06: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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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关键词:CAFTA;中国-东盟;相互投资
经过6年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提升,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在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如果说贸易合作是CAFTA建设的“先导”,则投资合作就是CAFTA向深层次发展的“助推器”。事实上,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相互投资被列入深化中国与东盟五大重点合作的领域之一,并制定了“为中国-东盟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的发展目标。因此,当前CAFTA建设的重点就在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
一、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回顾
由于特殊的地缘优势、文化优势,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实施,到2002年CAFTA正式启动建设前,双方的相互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以东盟对华投资为主导,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较小
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是大规模的对华直接投资则是在1992年之后。据统计,1992年之后东盟国家一年的对华投资额就超过了1979-1991年的投资额总和。1983年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只有530万美元,1993年就达到了10.1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1994-1998年间继续快速增长,1998年东南亚国家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42.2亿美元。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2000年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出现负增长,1999年实际投资金额大幅下降,比1998年下降了22%,2000年再下降4.4%。但随着东盟国家经济从危机中逐渐恢复,2001年的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上升,实际投资额为29.84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4.9%。
反观同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则难如人意。截至2001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共740项,总投资10.9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6.55亿美元。从中国对东盟年度新增直接投资来看,占东盟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非常小,而且无明显快速增长趋势,除1998年达到近3亿美元外,其他年份投资额基本上在1亿美元左右徘徊。
(二)东盟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较为集中
东盟对华投资国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一直位居东盟各国之首),其他五国在华投资所占比重很小。截至2001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几乎全部(99.1%)来源于新、马、泰、菲、印尼五个国家,仅新加坡一国就占了72.7%。在东盟国家对华投资过程中,华商一直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中约有80%的资本来自于当地华人企业,而在1997年前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8%。我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泰国、印尼、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五国,占投资总额的85%,其余五国只占到了投资总额的15%。就投资主体看,主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
(三)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且中小型项目居多
从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看,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产品多为出口。从投资额看,以中小型项目居多,投资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全部在华投资的70%。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也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中小型项目,单项投资金额平均在100万美元左右。
综观2002年以前的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总量、结构和单个项目看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双方的投资占各自利用外资总量的比例都比较低。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区内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也不利于产业集聚,阻碍了CAFTA的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二、2002年启动CAFTA建设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及其因素分析
(一)2002年以来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新发展
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CAFTA建设正式启动,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往来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在贸易扩张的同时,5年来中国-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速加快。
1.投资规模稳步上升,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速加快。从东盟对华投资看,除2003年投资额为29.3亿美元外,其余年份的新增投资额均在30亿美元以上,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看,尽管绝对额仍然偏低,但投资增速已明显加快。以2003年为例,当年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就从740个猛增到857个,总投资额从6.55亿美元增加到9.4亿美元;同期,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从7.7%提升到8.25%。从国别看,以2005年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为例,当年1-8月中国新增对越直接投资28项,协议金额8246万美元,超过2004年全年对越直接投资总额(8017万美元)。
2.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从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看,目前己涉及能源开发、金融、建筑、化工、织、电气、矿业、医药和运输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与此同时,东盟也有许多大中型企业在中国投资,在农业技术、矿产开采、化工机电、旅游设施、金融服务等行业独资或与中国企业合资。
(二)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综合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态势分析,以下因素的促进效应较为明显:
1.《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与实施。一方面为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则为相互投资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贸易合作快速发展,增强了双方的投资互信。来自中国-东盟理事会的消息显示,200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了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的目标。中国与东盟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增进了双方的互信与合作,为双方企业相互投资对方市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中国和东盟经济实力的提升为相互投资扩张提供了动力源。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使之一举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从而为扩大向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三、在CAFTA框架下推动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加速发展
(一)完善CAFTA投资协定,为中国-东盟相互投资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在投资合作方面的目标和宗旨在于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切实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为此,协议各缔约方同意采取以下行动:(1)通过谈判以逐步实现投资机制的自由化;(2)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给区域内的跨国投资提供便利,并提高投资规章和法规的透明度;(3)提供投资保护,包括实现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些内容的实施,将简化投资的程序和降低投资的壁垒,改善投资环境,推动投资自由化进程。
但是就目前而言尚需将这些相当笼统的承诺加以完善,使之具体化以增强其实效性。在比较研究相关国际投资协定并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完善CAFTA投资协定:(1)市场准入:主要涉及产业开放范围及其相关安排;(2)投资待遇;(3)透明度规定;(4)成员间投资的限制条件及相关要求的界定;(5)成员间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设定;(6)投资保护。
(二)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相互投资
1.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推介功能。投资促进推介活动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东盟十国均已在博览会期间举办多场重要的投资促进活动,来自中国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的企业也纷纷举办投资促进活动,吸引东盟投资者。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活动迅速升温。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博览会特殊的11国联办机制,紧密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将区内各国、各地的投资环境和政策宣传作为投资推介活动的重点,尽可能实现投资信息的经常性更新和共享,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有益的投资决策信息。
2.合力打造湄公河次区域和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由于特殊的区位优势,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是扩大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天然平台。(1)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REATMEKONGSUBREGIONCOOPERATION,简称GMS)规划始于1992年,合作范围包括沿湄公河流域,即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5国和中国云南省等地区。涉及7个合作领域: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以及贸易与投资。截止到2005年,六个成员国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119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约53亿美元。(2)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其主旨是通过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的港口、物流合作,促进相互投资,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促进泛北部湾地区成为太平洋西岸一个新增长极。2007年,中国和环北部湾东盟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港口合作与发展”的投资主题。各国都表现出加强交通,特别是港口建设项目合作的迫切愿望。从环北部湾东盟国家情况看,港口“扩容”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之一,如越南胡志明市计划投资2.2亿美元扩建4个码头,中国广西也在不断加快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的港口建设合作,2007年已开工新建大型深水码头项目15个,泊位37个,总投资99亿元。
3.积极筹建和完善各类投资产业园区,打造相互投资的良好载体。如果说次区域合作是CAFTA框架下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有效平台,那么投资产业园区则是相互投资的最终载体,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率。早在2003年底,为支撑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投资合作,中国已在广西南宁市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园区。据统计,从2004年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至今,入驻中国-东盟经济园区的企业已经达到118家,合同投资总额近77亿元人民币,其中已开工、在建项目80个,竣工、投产项目38个。目前,已有泰国、印尼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国内外企业入园,园区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项目涉及电子、生物制药、机械制造、高级纸业、彩印包装、农副产品加工、塑料、板材加工、现代农业等领域。
另外,2004年开工建设的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也已经成为中国和东盟投资者投资的重要载体。目前,签订合同落户园区的生产性项目26个,投资总额23.3亿多元;已签订投资意向书的项目18个,投资总额76亿多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底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苏州工业园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在老挝合资建设万象特殊经济区项目,则标志着产业园区作为中国-东盟相互投资重要载体的新发展。在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支持下,苏州工业园区牵头负责建设老挝2009年东南亚运动会场馆,并开发万象市周边10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中国还将在东盟国家建立若干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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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宫占奎,李文韬.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比较研究[J].南开学报,2004(1).
[4]李皖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分析[J].当代亚太,2004(9).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外包和外部资本企业；贸易结构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吸引全球投资，来发展并壮大国内产业，当产业的竞争力获得提高后，对外贸易也会跟着兴起；因此我国关心国际产业转移，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本研究论文研究当国际产业转移成形后，连带造成的贸易的商品转移趋势。虽然有关国际产业转移的文献探讨相当多，发表的文章相当丰富，但进一步探讨对贸易影响的文献则较有限。
另外，由于近20年来，许多国家纷纷前往我国投资，由于各国企业前往我国投资所考虑的因素大同小异，因此可能产生产业转移效果，同时，也会给投资国带来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效果，但因各国投资行为可能有共同性，使得贸易创造及贸易转移效果可能会有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论文也将针对我国、南韩及日本的贸易结构变化差异性加以比较分析。
一、国际产业转移发展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产业转移改变了产业的国际分布，对产业转出国和转入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二次大战后的195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已历经数个阶段，各阶段如下：
（一）战后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
战后国际产业的转移，于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凭借其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全球领先地位，成为第一次国际性产业调整和转移浪潮中的主角。
（二）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美国一起成为这一时期产业转移的主导国家。这一时期，把劳动密集型工业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
（三）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方工业化国家高耗能的重化工业，迫使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开始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较少消耗能源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粗放型重化工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
在这一阶段，美、日等先进国家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进一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80年代中期以来，“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和我国，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各国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知识经济蓬勃兴起，有效地推动了先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些新变化形成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进入和技术转移改变产业转入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并通过外包和外部资本企业的建立对一国产品的进出口和贸易方向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通过产业升级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一国国民从事生产活动的分布。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推动力量，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行业选择及代工，改变了全球生产能力布局，影响了一国的产业结构，进而影响进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上下游的关联效应及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通过资本累积的效应
资本累积一般是指与国内储蓄相对应的新增投资和外国资本的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转入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可以将低质量的资本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本存量，从而达到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效应。
（三）通过技术转移的效应
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要素投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比例，加快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提高了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促进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
三、东亚的贸易商品转移比较分析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特征来看，在东亚中，中国的发展程度较落后、技术层次较低、劳动力较丰富、薪资水平较低，因此得以吸引外资的流入，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入国；至于南韩及日本则是同样有大量的资金流出而进入中国，因此都是属于产业移转的转出国。
1.就中国来看：中国总出口占全球出口合计的比重，由1999年的6.8%提高至2011年的21.7%，符合国际产业转入国的特征。而全球出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重提高比重都超过30个百分点，而且几乎都是传统产业或劳力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纺织类商品占有6项，可见符合国际产业转移的特性。
2.就南韩来看：南韩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与中国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较，也有6项重迭，包括比重下降最多的前4大商品，可见南韩也是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出国。
3.就日本来看：日本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与中国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较，仅有杂项制品（HS96）1项相同，可见日本产业转移至中国的现象并不明显。。
综合来看，在东亚的出口表现上，中国与南韩有较明显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而且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并不明显，而南韩有较明显的转移现象，而且是属于高科技产品。这也反映日本、南韩、中国的三个等级技术水平。
五、结论
由本研究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会反映在贸易商品转移上，个别国家不论国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或净流入，所带动的三角贸易变化，也不论是贸易创造或贸易转移效果，最后从全球的观点来看时，都将反映在贸易商品的转移上。
就东亚的出口，在1999年至2011年间，确实存在贸易商品转移的现象，其中中国与台湾及南韩有较明显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而且是劳力密集型产品；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并不明显，而与南韩有较明显的转移现象，而且是属于高科技产品。
参考文献：
[1]李睿.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优化效应及我国对策[J].国际经济观察，2011，10.
近年来,美国及欧盟等发达国家利用TRIPS协议的弹性条款,以市场准入及跨国投资为诱惑,使发展中国家与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以下简称FTAs),在这些FTAs中加入一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由于这些条款超过了TRIPS所规定的保护标准,被称作TRIPS-plus条款。随着FTAs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签订了含有TRIPS-plus条款的FTAs,特别是在药品的专利保护领域,TRIPS-plus的扩张显得尤其突出。TRIPS-plus条款的强势扩张在影响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秩序、侵蚀知识产权保护多边体制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药品的可及性(即可获得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TRIPS-plus条款并及早制定出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RIPS-plus条款的缘起与发展
早在19世纪末,国际社会就开始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有国际条约和国内法两条途径,其中国际条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TRIPS协议产生之前,国际上已经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如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保护版权的《伯尔尼公约》、保护邻接权的《罗马公约》以及《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等等。但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较高,这些公约不能满足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提供高标准保护的需求。比如,《巴黎公约》没有规定专利的最低保护期限,对于商业秘密也无专门公约予以保护,此外也无一个有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初,美国以退出谈判相威胁,要求将知识产权纳入多边谈判。考虑到乌拉圭回合协议作为一揽子协议,包括了发展中国家所希望得到的一些东西,例如纺织品协议回归、服务贸易协议、更强化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发展中国家最终做出了妥协和让步。1991年,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提出了乌拉圭回合最后草案的框架,其中《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基本获得通过。1994年4月5日,125个参加谈判的成员方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签署了包括TRIPS在内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法律文件。可以说,TRIPS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胜利,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统一化和协调化的最低标准,即各成员对知识产权所提供的保护可以高于但不能低于TRIPS所制定的保护标准和要求。与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相比,TRIPS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大,保护期限普遍延长。此外,TRIPS协议还规定了详细而完善的知识产权执法措施,包括行政和司法程序,并且将有关知识产权的争端纳入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化了各成员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
论文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
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的十几年间，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经济学论文，2007年则达到3.33∶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诠释，但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资源性原因（吴敬琏、温铁军、李朝林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农民增收困难，而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关系矛盾，即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陈锡文、易秋霖、吴光炳、李伯霞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市场性原因（于凤芹、彭腾等），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以及农业投资过少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观念性原因（吴碧君、于凤芹等），认为整体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种田经济学论文，也不利于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导致农民整体收入增加困难，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些结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预测缺乏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没有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地理解；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测度指标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展类因素；二是二元化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包括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经济实力、投资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情况等方面的指标。二元化类因素则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城乡投资对比、农业贸易条件以及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指标。经过比较、甄选，结合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原则，最终选取15个统计指标作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体系（表1）。
表1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主要指标及代表符号
主要指标解释
发展因素
CPI
反映物价水平
人均GDP
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一产占GDP比重
二产占GFP比重
三产占GDP比重
财政总收入
反映经济实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反映投资发展水平
进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贸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反映外商投资情况
二元化影响因素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反映城镇化水平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支出结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比
反映城乡投资
工农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反映农业贸易条件
目前，日本政治正处在极度动摇之中。1955年，时任总裁的鸠山一郎联合自由党，成立了自由(自民党)，创建了超稳定的政治体系――“55年体制”。在这个体制下，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自民党分裂，出现了短时间的自民党下野的情况之外，其他时间均属于自民党执政，或者是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执政。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崔岩则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金融因素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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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跃.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10）.
作者简介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也密切关注环境质量变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说，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关系，即呈倒U型曲线关系，[1]。
环境竟次理论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共地悲剧”的发生过程，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的工业失去竞争优势。因而，国家之间会竟相采取比他国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次优的环境政策项目管理论文，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更低的环境标准，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恶化。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在一国单方提高环境标准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和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相比失去其竞争优势，从而使高环境标准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若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自由贸易，实行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因外部性内部化的差异而使该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出同样产品的价格相应要低。因此，该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种由成本差异所产生的“拉力”会吸引国外的企业到该国安家落户。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认为污染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运用的生产和污染消除技术通常比东道国本地的企业更先进和更有利于改善环境。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替代部分东道国同行业低效生产的企业, 则东道国的整个污染状况将有可能好转[2]。郭红燕和韩立岩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FDI存量与环境管制变量呈正相关，表明中国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现出 “污染避难所”效应 [3]。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东部和中部的FDI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长迅速。1979-1984年总计41.04亿美元，而后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923.95亿美元，1979-2008年累计达8526.13亿美元。2007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别为78.27%、15.30%。[4] 2008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为923.95亿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项目管理论文，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和辽宁，2008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的FDI的总额为543.7104亿美元。东部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江苏为251.2亿美元、广东为191.27亿美元、辽宁为120.2亿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别为100.84亿美元、100.729亿美元、100.256亿美元（见图1-图3），江苏和广东占200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47.93%。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来，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8年中部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河南为40.327亿美元、湖南为40.052亿美元、江西为36.037亿美元、安徽为34.9亿美元、湖北为32.45亿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国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19.89%。
图1中国东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2中国东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3中国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二）变量选取
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和数据的连续性，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为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作为经济增长指标，此外，考虑国际贸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输出性，用FDI作为污染的输出指标（万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别表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项目管理论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省（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别表示污染指标的自然对数，LNY、LNFDI分别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本文中东部十一个省（市）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辽宁、海南、山东、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龙江、吉林、河南。通过东部和中部的数据研究中国东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
（三）模型设定形式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具有截面、时序的两维特性，模型中参数在不同截面、时序样本点上是否相同，直接决定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根据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样本数据适合上述哪种形式，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设有因变量与1×k维解释变量向量，满足线性关系：
，=1，2，…，N，=1项目管理论文，2，…，T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察时期总数，参数表示模型的常数项，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的k×1维系数向量，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采用F-test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个体变量系数相等；H2:截距项和个体变量系数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则属于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混合估计；如果H2被拒绝,则检验假设H1，如果H1被接受，则属于变截距，否则属于变系数。变系数、变截距和混合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S2、S3,面板个体数量为N，面板时间跨度为T，根据Wald定理在H2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2项目管理论文，在H1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1，用变系数模型拟合，反之，则用变截距模型拟合。
三、东部和中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关数据，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七个环境污染指标分别进行回归。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异方差，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回归后的残差是平稳序列。回归结果见表1-表8
（一）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影响差异分析
表1 东部地区 LNFS、LNFQ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FS
LnFQ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辽宁--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广东--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苏--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东--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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