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0 08:21:42
导语：在财政风险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众多的指标权重测算方法中，AHP因其对数据资料要求不严格，只需要某一时点的样本数据，同时又可避免大量指标同时赋权而引起的混乱，所以在风险研究领域得到普遍运用。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权重进行确定。首先，构造一个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层次结构模型，包括目标层、中间层和指标层(见图1)。其次，指标权重的整个计算过程是运用AHP软件yaahp的群决策功能完成的。设定标度类型为e^(0/5)～e^(8/5)，专家数据集结方法为各专家排序向量加权几何平均，并将国内五位财政学者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重要性判断问卷调查的结果输入软件，并自动生成群决策计算结果。再次，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进行指标权重合理性检验。当CR＜0．1时，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否则需要重新构造判断矩阵，直到通过一致性检验为止。经过上述三步，最终得到地方财政收入各风险预警指标的权重。由表3可知，从单个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来看，税收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所占权重最大，达到16．08%，财政收入增长率所占权重最小，仅为7．88%。除财政自给率所占权重为9．19%外，其他预警指标所占权重都在10%以上。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因子角度进行分析，结构风险因子、质量风险因子指标所占的权重大，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评价的结果影响很大。
二、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系统构建
根据前述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风险分数值的映射原则，将每一个预警指标实际值按照其所处风险区间的不同映射为相应的分数，再根据各预警指标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贡献权重(即运用AHP得到的指标权重)，计算出各年度的综合评价分数，据以建立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综合评价函数。其中，R代表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综合评价分数，Xij代表第i类风险因子第j个指标的风险映射分数值。与此同时，由于各风险预警指标借助0分、1分、2分、3分的指标分值表示其风险运行状态，因此，地方财政收入风险最终加权得分仍可采用0分、1分、2分、3分反映其不同的风险区间。本文设定1．5分为轻警和中警之间的界限，两两分数之间的区间就是每一运行状态的风险综合评价分数区间。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地方财政收入的风险状况，分别用不同的灯号表示不同的风险区间，如表4所示。
三、2006～2013年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实证分析
在选取《辽宁省统计年鉴2013》及《2013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预警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将各预警指标值经过指数化处理后得到的风险分数值代入公式(1)中，运用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系统对辽宁省2006～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风险进行分析，得出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综合评价结果，如表5所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处于轻警区间且属于轻警偏下的状态，总体可控。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因子的角度分析，规模因子的风险值偏高，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较大，此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动较大，从2006年的8．79%上升到2013年的12．34%，且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辽宁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还是处于偏低水平的。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有三个预警指标值的变化趋势比较明显(如图2所示):一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二是增值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15．21%下降到2013年的6．85%，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这主要源于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以及2009年转型的正式实施引起增值税收入的不断减少，进而引发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不断增加。三是营业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25．12%下降到2013年的19．63%。尽管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仍呈现下降趋势，这必然导致以此为税源的营业税收入的减少。
四、不同进度下增值税扩围改革后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测
关键词：县乡财政；运行风险；财政职责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总体上迅速增长。但处于基层的县乡两级财政的运行质量却每况愈下，财政风险日渐显化。这一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部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为此，改进县乡财政运行质量，化解财政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财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风险的基本态势
（一）财政支出超常增长，收支矛盾突出，公用经费难以为继，事业发展能力低下
县乡两级政府作为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负有县、乡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职责。但近年来，我国一些省、市所属的县、乡财政甚至难以维持“吃饭”水平，用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已非常有限。
据统计，1994—2001年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平均占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70.33%，而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仅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48.63%.超常增长的支出吞噬着增加的财力，财力的窘困必然制约地方公共事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在县乡层面表现更为明显。2000年，全国2074个县的46%需要财政补助。而且绝大多数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挤占专款、拖欠工资、医疗费、差旅费等现象。如2001年，安徽省30多个县拖欠工资总额14.44亿元。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则更加尖锐。比如，现行村办公费、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费主要来源于农业税附加，而农业税附加只有改革前村提留的二分之一。在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有限的条件下，乡村两级公用经费难以为继，县乡社会事业发展欠账严重。
（二）财政赤字规模巨大，债务负担沉重，基层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在我国省、地（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处于基层的县乡财政因回旋余地小，遇有风险往往难以外化释放。因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累积了大量赤字与债务。虽然其总体规模目前尚未作出精准的官方统计，但据专家预测，地方财政最终负担的债务很可能是以万亿计的天文数字，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放大。这一预测源于债务不同侧面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近40%的县一般预算呈赤字状态，部分县虽账面无赤字，却普遍存在巨大的隐性赤字，即以当年应付未付的各种支出拖欠，或以负债、寅吃卯粮等形式存在的赤字。所以，实际发生赤字县、乡的数量和赤字规模可能会更大。在财政赤字不断累积的同时，地方政府负债也日益加重。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政府均不同程度地负有不同形式的各种债务，而且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负债规模越大，债务负担越重。如乡镇基层债务额已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负债则超过2500亿元。不仅如此，乡镇政府的债务每年尚以200多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三）财政收入质量低劣，财政支出刚性增强
依托于税法征收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确保了财政收入质量。但近年来，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增加不仅快于税收，而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收的正常增长。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政府基金等非税收入形式具有“列收列支”的性质，具有专项用途，难以形成地方政府正常支配的财力。另外，我国现行地方税收体系中，不仅多为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较弱的零星小额税种，而且在地方预算自求平衡的约束下，收过头税、不规范举债、寅吃卯粮、“空转”收入等现象大量存在，财政收入“虚增”严重。
低劣的财政收入质量，伴随着刚性的财政支出，使基层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进程中，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性增资”项目，需要地方提供配套资金。如由地方自筹配套的粮食风险基金，按《农业法》、《教育法》要求高于收入增长比例的支出安排等，这些硬性规定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另外，虽然财政每年增收达1000亿元之多，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员也是大量增加，加之工资制度改革，一些地区新增财力的80%用于人员经费的增加，县、乡等基层的比例更高。
（四）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日益扩大，区域间的不平衡态势加剧
分税制体制实施以后，虽然转移支付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却日益扩大。如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能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低于中部地区。资料显示，全国县级财政收支占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呈“反向”变动的趋势。与全国情况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收支占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则是“同向”下降，呈现县级财政萎缩趋向。
总之，我国县乡等基层财政运行质量堪忧，已经积聚并隐含了巨大的财政风险。
二、县乡财政运行风险的诱导因素分析
（一）经济运行质量低下，县乡财政运行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运行质量取决于总体经济运行质量。近年来，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结构失调、下岗职工增多、再就业压力增大、农民增收速度减缓、企业亏损增加、财政增收难度加大等。而这一时期，正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每项改革最终都要财政兜底。各级财政不得不承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多重压力。所以，拖欠工资、赤字增多、债务累积形式上是财政问题，实质却是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在财政上的综合反映，是经济未能充分发展导致的。譬如，我国除沿海地区和地处大中城市市郊的县乡外，大部分县乡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财源结构单一。而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增产不增收，农民因缺乏务农积极性而弃田抛荒，农业税税源萎缩，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县乡财政运行失去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人为加重财政负担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一般依据政府官员的短期“政绩”对其予以考核、晋职提升。浓厚的功利思想和政绩意识，常常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短期政绩而牺牲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比如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谋求主导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开发市场、招商引资等“政绩”，推出了一系列形象工程、献礼工程、达标升级工程，因缺乏调查研究，这些工程常常不得不中途进行调整，浪费了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使捉襟见肘的基层财政雪上加霜。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造成了地方财政的人为负担。地方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追求还体现在同级政府间、上下级政府间的竞争、攀比行为中。竞争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则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引导及竞争中的急功近利行为，出现了大量简单粗放的盲目投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浪费与基层财政的困难。
（三）政府间职责划分粗糙，地方政府职责与财力矛盾突出
与依据具体的法律划分政府间事权的国家相比，我国宪法对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与责任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具体事务上的划分及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并不明确，经济性事务的划分更为模糊，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省、市、县、乡各级的财权与事权，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客观上迫使省市级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加强对财政资金的集中力度。根据权威资料调查，省级政府所集中的资金自1994年至2003年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市一级政府也在设法提高集中程度。不仅如此，不甚明晰的事权还在不确定地上划下移，致使事权与财力偏离，尤其是地方政府职责与财力矛盾突出。如，消防、预备役费用支出在分税制形成时属于省级财政负担，但1999年，支出下划到区、县；教育经费的承担责任也是逐级下划，越到基层可支配财力越薄弱，财政负担比例越重。加之一些基层政府在鼓励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同时，过分夸大税收优惠作用，为税源流失打开缺口，导致财政虚收，形成风险隐患。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庞杂，地区均衡效果不理想
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般由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为目标的均衡拨款及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专项拨款组成，并以前者为主体。但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过于庞杂，体现为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多种形式，并且均衡拨款的转移支付力度过小，而专项拨款的转移支付不仅规模庞大，且采用非规范的“基数法”安排转移支付量。其结果不但未能缩小地区收人水平差距，反而直接推动了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1995年推出“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尽管在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有了明显进展，但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而言，过度期转移支付的作用力度显得极其微弱。而县乡基层财政间转移支付甚至未能形成制度，区域间财政能力失衡是必然的。
三、县乡财政风险的化解与防范对策
对策之一：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县乡经济运行环境
我国县乡财政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改善县乡财政运行质量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财政实力，走出“三农”困境。因此，从全局着眼，国家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思路与政策，调整农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强化国家对农业、农民的投入支持，改革农村管理体制。譬如，通过有条件地减免及至逐步取消农业税，涵养农业财源；通过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农业公共品（如乡村道路、电网改造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供给范围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增加对农业科研、教学、新产品培育的财力支持，以无偿方式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对高科技农业及农业深加工项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提升农产品质量及国际竞争力。
对策之二：重新界定县乡两级政府职能，明确划分两级政府事权及财政职责
目前，尽管法律未对县、乡政府的职责作统一、具体的规定，但从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看，其主要职能是承担行政管理、法律与秩序维护费用支出，文教卫生等事业支出以及农村的道路、救灾、扶贫、社会保障等支出；而缺乏自、区域差异大的乡镇政府也要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服务、基础教育、医疗、灾害救济、法律与秩序的维护等事务等。这种模糊的事权范围和财政责任必须重新界定。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县乡机构改革以及财政改革的要求，事权的重新界定应侧重于县乡在教育、卫生、社保、公务员队伍建设等事业发展方面的责任，以充分发挥县乡各自优势。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主要将原乡镇的教育、卫生、公务员、离退休人员经费和优抚对象优抚金等社会保障事业职责划归区县级管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事权，原则上按受益范围确定管理对象，其中跨乡镇项目事权主要划归县市管理，乡镇范围内项目事权主要划归乡镇管理。从而明确区县本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强化区县经济发展、财源建设责任，减轻乡镇建设支出和财源培植等方面压力。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乡村政权正常运转，以及除教育卫生外的乡镇事业发展及辖区内的公共公益事业发展等。事权划清之后，计划生育、义务教育、卫生、科学文化、民政等事业费，其人头经费原则上由县级财政管理，非人头经费则由县级财政与乡镇财政按比例分摊支付。
对策之三，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理顺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县乡财政体制的完善与确定，应以财权和事权相对称、有利于县乡两级财源建设并强化财政管理为原则，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激励与约束并重，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分灶吃饭”机制。首先，在划分税种、核定基数、确定分成比例或结算比例上，应县乡统筹兼顾，既有利于县级适度集中财力、增强调控能力，又要考虑乡镇行使事权的财力需要，调动乡镇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其次，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县对乡镇的转移支付等补助形式应与其共享收入基数完成情况挂钩，乡镇公用经费节余部分留用，保证财政体制良性运转；第三，理顺乡镇财税机构体制，增强财税合力、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第四，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在合理界定县乡政府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合并方式，适度扩大乡镇规模，获得资源规模和集聚效益；最后，强化宏观管理，理顺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在分灶吃饭条件下，乡镇财政的一些重大的财政决策如大项支出、举债、担保、投资等原则上必须与县级财政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能付诸行动。
对策之四，建立财政偿债基金与风险预警制度，化解与防范财政风险
首先，根据债务形成机制以及各级政府承担的支付责任，消化现有债务；其次，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完善债务偿还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资金等形式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并将政府融资项目投资额及项目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划转入偿债基金，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最后，建立有效的地方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根据地方债务特点建立一套既符合地方财政债务状况，又能反映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及其变化发展趋势的风险预警系统，监测和预防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1]张守凯，李森。论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个性特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5）。
[2]纯。谈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化解[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2，（1）。
[3]李生祥。建立地方财政预警系统的思考[J].四川财经，2002，（11）。
[4]刘向东，等。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困难的调查与思考[J].财税与会计，2003，（4）。
[5]何成军。县、乡财政困难：现状、成因、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2）。
[6]马晓河。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措施[J].农业经济问题，2003，（2）。
论文关键词：关于,尽快,建立,政府,重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力的加强，政府决策涉及的范围和金额不断增大。政府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但决策实施的结果往往有不确定性，未必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有的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政府行政决策的主要问题有：
1．行政决策系统运作模式不健全
作为行政决策主体的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通常既是决策的制定者，又是决策的执行者，而各级人大在实际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身兼两职”、缺乏行政决策的公共权力和非公共权力监控体系等现实情况都不利于形成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互制的机制。
2．追求政绩导致盲目决策和草率决策
在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中，某些决策者由于盲目追求目标，往往只看到决策的积极结果，而忽略乃至漠视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广东亚运会期间免费公交政策，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产生的负面效果却是当时决策者未预料到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对一些重大决策项目更是不经充分论证就匆匆拍板，导致有的工程投资了几个亿，却在实施过程中半途而废。
3．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缺失
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权力和责任相分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倡集体决策是民主的体现，但也可能造成集体负责而实质上却无法负责的状况。决策的成败未与决策者个人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直接联系，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严格，这往往都导致决策者以经验缺乏为理由，不经慎重论证作出决策。
要保证政府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合法、科学和民主，减少决策风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必须避免政府行政决策的盲目性，提高行政决策的效率。
为此，我们建议：建立完善行政决策的风险评估机制，避免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产生失误。
1．明确界定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范围
规定凡涉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发展规划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政策，涉及公共利益或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及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政务事项，都应列入风险评估范围，具体如：政府重大投资项目、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公用事业价格调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
2．详细规定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实施
建议通过调查问卷、专家访谈、公众听证会等方式，从公共财政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和环境生态风险三个主要领域详细分析决策的正反面效果，以此作为政府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其中，公共财政风险评估主要考量政府财政的承受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聚焦相关利益群体的生存保障构成因素；环境生态风险评估旨在检测决策是否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主要评估的是决策的不可行性，根据内容的不同可分别由相关政府机关联合专家、专业风险评估机构实施。对于存在一定风险但仍属于可实施范围内的行政决策，应把握好出台时机，提前制定预防应急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将风险防范的责任和措施落实在决策之前，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避免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
【论文关键词】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
【论文摘要】中国的显性国债不会转化为危机，但要防范、消除或延迟非直接显性债务的转化为直接显性债务，规范政府或有及隐性债务的大量集中显性化，以确保这类债务能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逐步显性化、逐步加以解决，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其对国家可能造成的不应有损失。
一、公债风险与公债危机的关系
公债风险是指政府在运用公债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的缺陷以及多种不确定的经济因素所造成损失和困难的可能性。当出现公债无法偿还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公债危机。
只要发行公债，就会有公债风险；任何公债都有风险，只是风险的大小不同而矣。公债风险是潜在的公债危机，公债危机是现实的公债风险。公债风险不一定就必须成为公债危机，前者只是后者的潜在可能性，只要处理得当，公债风险就不会酿成公债危机。
二、公债风险转化为公债危机的成因及对策
产生公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了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导致偿还能力低下以至不能还本付息从而出现公债危机。许多人把财政赤字作为公债危机的罪魁祸首，但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呈上升趋势，确没有发生公债危机。为什么？
美国人认为：孤立地看待预算赤字的影响是一种误导，应该把政府的预算赤字或盈余和其他政策放在一起来考虑。预算赤字的批评者有进断言，政府债务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实际上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正如银行官员评价一个贷款申请人时可以比较这个人的债务与收入一样，我们也应该评价相对于国民收入规模的政府债务负担。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使美国经济的总收入一直在增长。因此，美国支付政府债务利息的能力也一直在增长。只要政府债务的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政府债务一直增长。美国经济的实际产量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如果通货膨胀率是每年2％，那么，名义收入每年增长5％。因此，政府债务可以每年增长5％，而不会提高债务与收入的比率。2001年， 联邦政府债务是3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5％是1750亿美元。只要联邦预算赤字小于1750亿美元，这种政策就可以维持下去，美国的公债风险就始终处于引发公债危机的爆发线以下。这说明，只要公债保持合理的规模，赤字保持适当的比例，公债和财政赤字在使一国国力持续增长的同时也能处于引发公债危机的爆发线下。
所以我们必须把公债规模放在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把握好公债规模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率和宏观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政府管理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
避免公债风险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奉行财政健全主义；强调财政健全，防止财政突破最大承受能力，才能避免引发财政危机。可以说，财政健全主义是公债制度的指导性原则和终极判断标准，一切公债制度的安排都应当以此为准绳来衡量是否适当。
三、中国的国债风险分析
在我国，由于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务，所以我国目前所有的公债都是国债。国债的以下几个积极作用可以说大家是达成共识的：发行国债是政府扩大总需求的有效手段；为政府投资性支出筹集资金；弥补经常性收支差额；在金融市场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为避免因政府举债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确保中国国债安全运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国债风险进行有效监控，并责成中国财政部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中国财政部结合本国国情，对中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安全警戒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最大财政赤字率应小于4.04％，最大安全债务相对规模在50.50％以内较为合适。 现阶段，相对于直接显性债务，中国政府还面对着大量的或有隐性债务需要有效管理。或有隐性债务是一种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 它相当大程度上是以政府道德为基础产生的。这些债务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财政债务、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方面。
（一）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产生是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 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除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或担保人承借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贷款外，地方政府债务还包括自行向银行、单位和个人的直接借款、国债转贷资金、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专项借款、农业综合开发借款等。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给地方财政带来的负担, 可能是地方财政在未来几年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是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以内，而且随着地方经济的加速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将得到有效缓解。 "
（二）国有企业财政债务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国有金融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缺口较大，不良资产比例偏高等诸多财务风险问题。同时国有非金融企业也存在一定量的财政债务。客观地讲，如果国有企业财政风险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缓解，集聚到一定程度会显性化为中国政府的债务，形成政府债务风险。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投资失控和低效导致了财政风险乘数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有企业的亏损,使财源日益枯萎,削弱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后劲，使国家财政承受的亏损补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支出负担。二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监督管理不力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巨额损失。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诸如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也由财政承担,造成了沉重的支出压力。
（三）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社会保障基金是指按照社会保障制度，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形成的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较大，如果因基金收支制度上的某些不合理安排或突发事件，出现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时，为保证社会稳定，政府必须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国家财政需要对基金的缺口给予必要补助，由此会转变成中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
从理论和实际需要的角度考虑，评价国债风险需要考察或有及隐性债务情况，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剖析国债风险状态。
四、中国的国债风险化解
（一）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
要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切实防止新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发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综合债务水平的变化，以控制公开发行的国债为中心，同时密切监控政策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直接债务与或有债务的相互影响，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与经济综合债务水平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要尽快统一国家预算，建立完整的预算体系，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积极化解政府或有隐性债务
对于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首先要整顿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同时银行信贷部门要严格把关，深入调查，以免产生新的呆坏账。其次，治理和整顿现有的银行机构，解决现有的银行分支机构过多、效益差、监管难的弊症。再次，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大力开展理财、咨询、代支付、担保等中间业务，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最后，要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对于养老保险欠账，应通过多渠道融资的方式来缓解现有的财政压力。比如让大批国企上市、国有股减持、发行专项债券等等。另外中小企业拍卖、租赁的所得收入，国有土地及房产的出售、租赁所得收入，新增税收和扩大社会保障费的征缴覆盖面及征缴力度的收入（可以考虑加征社会福利税），增发货币收入等等都可以为减少养老保险欠账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
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只有开通规范、合法的举债渠道，才有可能堵住各种隐形、违规的借债融资渠道。因此，首先要从法律上容许地方政府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以规范的形式发债借贷，同时，组织大规模债务登记调查，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并区别不同类型债务，有针对性地研究应对之策。其次要细化地方政府事权，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事权界限，加快地方政府职权转换，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最后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地方财政与债务的透明度，建立统一监控体制，分级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债务。
就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而言，中国国债目前仍处于安全范围之内，并具有一定的增发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国国债风险已完全消除。因此，中国国债管理者的国债风险意识是不能松懈的，必须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在合理控制直接显性债务规模的同时，尽全力消除或延迟非直接显性债务转化为直接显性债务，防范政府或有隐性债务的大量集中显性化，为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2］Alessandro Missale . Public Debt Management［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论文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本文简单阐述了金融风险的概念，并对金融风险的九种类型分别进行了简单说明，然后列出了平定金融风险的措施，指出了金融风险可能产生的原因，并应对金融风险可能引起的后果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什么是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指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机构财务损失的风险，企业或者机构的金融安全是产业安全的核心。
金融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会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构成威胁;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一旦发生系统风险，金融体系运转失灵，必然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二、金融风险分类
1.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畸形发展使风险集中于银行
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国有银行在资金配置上长期位于绝对主导地位。企业的生存发展在资金流转困难的情况下，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解决。同时，居民更愿意将钱存入银行，使得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边际储蓄率也在不断提高。
2.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互传感放大
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一直未建立金融与财政间风险隔离机制。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中央银行在资金运用存在财政化倾向，巨额再贷款难以收回，因此金融风险不断向财政转移。同时，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普遍偏高，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存在大量隐性债务，因此财政风险就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的趋势。
3.非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成为金融安全隐患
由于中小金融企业从正规金融渠道筹集发展资金非常困难，就被迫要寻求非正规金融渠道。
4．机制转化中金融机构的风险突出
首先，由于国内银行业缺乏竞争，创新能力差，管理方式落后等，因此银行业风险比较集中，资产质量令人担忧。其次，保险证券业结构不合理，资产质量有待提高，有一定的累计风险，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和有效监督。
5.严重弱化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
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的严重弱化会导致不正常的资本流动，比如假外资的寻租性流入和资本外逃。资本不正常的大规模流动，会增加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影响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
6.人民币汇率机制缺陷导致国民福利损失
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缺陷导致中国传统的开放模式和开放政策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并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激化国内发展模式的矛盾，引发国际经济摩擦，导致低价值链增值模式，危及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增大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造成巨大的国民福利损失。
7.日益凸显的利率风险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行的程度还不够，政策环境还不宽松，商业银行不能自由调整利率，面临很大的系统性利率风险。同时利率的波动不断加剧，而大部分金融机构管理利率风险的能力不足，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8.房地产业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一个不容忽视的是事实，中国银行业信贷资产中约有一半是以房地产贷款或其相关的形式存在的。房地产行业存在高负债经营隐含财务风险突出;假按揭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问题严重;基层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操作风险明显;土地开发贷款有较大信用风险;新法律法规可能限制贷款抵押品的执行，法律风险增大等不足。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很可能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9.金融开放过程中的“拉美化”风险
所谓金融“拉美化”，主要是指国内金融活动越来越依赖国际资本，因此导致本国的资产定价权、证券服务业、投资收益等等大多为国际投资者和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所控制或支配的一种现象。这些直接表现为我国金融资产定价权的丧失;股市并未真正与国际接轨，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融资能力逐渐降低，导致国民财富流失，一旦国际市场有变，就会存在很大风险。
三、平定金融风险的措施
1．建立并完善基于风险机制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场的风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一是通过放开股票价格，减少行政干预，增强股票风险意识，提高股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允许股市价按照市场规律变化，从而以便投资方正确认识股市，掌握股市运动规律，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二是通过政策鼓励公有股适当上市。公有股是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总称，通过共公有股上市，促使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的流动中实现增值，缓解股票市场供需关系，违规操作。三是扩大股票试点范围，适当增加证券交易机构。由于一些地方存在内部股票，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将这部分定向募集公司批设为上市公司。目前国内上市股票数量还很缺乏，国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允许一些地方适当发行上市股票，同时加快改制步伐，提高上市企业在改制企业中的比例。
2.银行业面向市场化。中国的银行业一直是作为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身份出现的，自然其本身存在很多弊病，承受外界风险的能力很弱。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通过引进相关行业的战略投资者或者通过上市等途径，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业务模式，增强自身盈利能力。通过与国际接轨，可以拓展银行的业务能力，激励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中国银行业通过进入市场，将会与实力雄厚与管理先进的外资银行发生正面冲突，如何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甚至变得越来越强大，将会有助于改善国内银行存在的诸多弊病，如资金不足，管理落后，盈利单一，股份单一等。同时，假如银行上市的话，就必须如实的披露公司的各项信息，这样有助于加强银行的管理和盈利目的性，也提高了经营的透明度，自然就增强了银行抵抗外界风险的能力。通过以上分析，中国银行业适当的开放.积极的挺进世界资本市场，可以快速优化企业机构，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充足企业资本，扩大企业业务范围，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企业的各项素质。
3.开拓并利用债券市场筹资。债券筹资是指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的方式。债券筹资是企业一种重要的筹资方式，其筹资范围很广。与股票的股利相比较，债券所付利息允许在所得税前支付，因此企业在税收上可享受到一定的收益，故企业实际负担的债券成本比股票成本要低;同时，无论发行公司的盈利多少，持债券者一般只按照协议收取固定的利息，若公司盈利丰厚，增加的收益远大于支付的债券息额，则会增加股东财富和公司价值。由于债券持有者一般无权参与发行公司的管理决策，因此发行债券一般不会失去公司的控制权。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债券有固定的到期日，需要定期偿付本金和利息，假如某个时间财务有困难，而又必须偿本付息，因此，会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同时，债券的发行规模受到政策的约束，一般只能筹集一定额度的资金，而且债券的发行与贷款，融资等相比较，其限制条件更多也更严格，这样就会影响到企业的资金使用。
4．利率调整逐步市场化。所谓的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弃对利率的管制，使利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从而引起利率的上下波动，利率市场化将是我国金融管理改革的必然方向。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形成在社会资金供求关系中，以基准利率为中心，市场利率为主体，既有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又具有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一种利率管理系统。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速度发展比较快，市场化的程序已经很深。我国根据国际汇市的变化，不断地适时合理的调整利率。通过调整利率，银行就具有了定价权。即使这样，一些问题仍然需要注意。首先，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应该迅速，因为利率市场化后，资金流动的流动是双向的，就有可能引发投资者的撒走存款。否则，就会引起一定的危机，时间越久，危机的程度机会越深。其次，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资金雄厚，客户多的大型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就会越来越强大，这些优势是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所不具有的，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因此就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最后，利率市场化的全面展开，会使一些中小型金融企业的融资越来越难，不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平衡与健康。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41）
摘 要：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评价的核心问题是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这个体系应包括合法性指标、合理性指标和真实性指标三个部分，运用这些指标对沈阳的财政收入评价的结果对辽宁乃至全国的财政收入质量情况分析都有一定的意义。沈阳财政收入存在着总量、构成及执法方式不合理等情况，应采取加强地方财源建设，适当减轻工商企业的税费，预防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减少税收执法中的随意性，打击财政收入“注水”现象等措施。
关键词 ：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评价指标；构建；运用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2-0103-02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论文为2014年度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优化研究——以辽宁为例”（主持人沈阳大学李忠华，项目批号2014lslktzilljj-02）”的系列阶段性成果（1）。
作者简介：李忠华（1965-），男，吉林九台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实务；霍奕彤（1988-），女，吉林吉林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实务。
所谓的财政收入质量是指财政收入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以及财政职能在组织收入中实现的程度。有关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评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能够指导实践的仍显不足，应研究构建全新的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评价指标评价体系，以供实际部门使用。本文从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三个方面构建这个指标体系，并以沈阳为例进行分析评价，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评价的必要性
（一）财政收入的质量是政府管理和服务质量的保证
合法性收入下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近年来，我省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收入质量不断改善。这与我省一直坚持依法治税、严格征管、应收尽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确保了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具体体现在两具方面：一是积极培植财源，促进税收收入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强化非税收入管理，提高财政收入质量。继续加大对收费项目的清理整顿力度，取消不合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严禁违规越权设立收费项目。
（二）财政收入的取得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增加较多，并快于税收的增加，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可用财力不同步。因为非税收入大都在财政上列收列支，有专项用途，真正体现在地方政府财力上用于正常支出的部分并不多。由此造成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并未带来地方实际可用财力的同步增长。这种看起来很可观的地方财政收入的“量”，由于没有较好的“质”，并没有使地方财政困难状态得以改善。许多地方的收费收入快速增长，甚至出现了收费收入增长超过税收收入增长的不正常现象。收费收入的过度扩张严重地抑制了税收收入的正常增长。
（三）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执法行为具有导向效应
政府行为对私人具有导向效应。主要是通过税收，税收是对居民收入分配之后的再分配，比如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就是在个人劳动所得和企业经营利润分配的基础上，在进行一次由政府参与并主导的分配。政府的税收收的多，个人或企业实际收入就少，反之亦然，从而对国民收入有影响。另外政策导向性的分配，比如对一些鼓励的行业给予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而对于限制性的则征收高税率，收取相关行政性费用等。
二、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就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评价体系指标而言，目标不同，指标也会有一些差别，但总体而言应从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三个维度来构建这个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一是合法性分析。如有无“收过头税”、“有税下征”、“寅吃卯粮”、“应退不退”、“应减不减”等。二是合理性分析。包括规模分析（财政收入总量）构成分析（如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主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例等）趋势分析（如税收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弹性等）效果分析（如税收收入产业比率、税收收入行业比率等）等指标。三是真实性分析：如有无财政“空转”和“买税”等。
这些指标在本文中分析运用是以辽宁省沈阳市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评价，以便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地方财政收入质量评价指标的运用——以沈阳市为例
（一）总量分析及趋势分析
依据沈阳市统计局2011年12月《沈阳统计月报》的数据，2011年沈阳市地方税收约占税收总收入40%，税收约占财政总收入85%，所以，沈阳财政负担率约为24%（8.2%÷40%÷85%）左右，较比同期副省级城市沈阳偏高。大部分地区税收弹性都超过了2，大东区更是11，平均税收弹性2.1，这个比例在副省级城市中相对偏高。
（二）税收收入构成比例分析
依据沈阳市地税局2011年《税收收入分行业分税种统计月报总表》的情况看，2011年沈阳市大部分地区非税收入比例都超过20%，全市24.2%，这个比例较比同期副省级城市相对偏高。
（三）税收产业构成比例分析
还是依据沈阳市地税局2011年《税收收入分行业分税种统计月报总表》的情况看，2011年沈阳市大部分地区“房地产+建筑业”税收占比都超过40%，有的区如于洪、东陵达到60%以上，地方税收过于依赖房地产及相关产业。
（四）第三产业税负增长情况分析
依据辽宁省地方税务统计，辽宁省地方税务局，2007-2010年的统计数据分析，2011年沈阳市第三产业税收增长有限，特别是代表第三产业方向的现代服务业税收所占比重没有明显提升，交通运输、金融和现代信息略有下降，租凭和现代商业略有上升。
（五）行业税负情况分析
2011年，沈阳市装备制造业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五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19%、2.18%、12.56%、14.82%、13.57%，税收增长率分别为12.84%、18.75%、69.62%、58.43%、24.83%，税收弹性分别为10.80、8.59、5.54、3.94、1.83，而全国装备制造业行业平均工业产值增长率、税收增长率、税收弹性分别为12.47%、36.27%、2.91。
四、结论及建议
（一）加强地方财源建设是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之本
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47%。而在事权下移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网民有“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的顺口溜。应加强地方财源建设。减少对非税收入和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是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之源
在古代，我国有“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之说，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弗曲线，演示着税收与经济良性发展的关系。012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22.57%，如果加上政府预算外收入、体制外收入，许多人估计3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平均20%-25%。所以，应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三）预防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是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重要措施
2012年，我国地方本级收入61077亿元，地方本级财政支出106947亿元，收支差额为45870亿元。另据来自审计暑的资料，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省会城市中债务压力排名最高的10个为：高京、成都、广州、合肥、昆明、长沙、武汉、哈尔滨、西安和兰州。所以应采取措施，加强地方财政风险的监督与控制。
（四）规范执法，减少执法随意性是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质量的必然选择
赋税，以法律法规做依据。实际中仍存在多种不依法征税情形。包括征过头税、寅吃卯粮、应退不退，应优惠不优惠等。如焦点访谈报的四川某地向当地农民强征房产税。河北河间税务所按纳税人电费强征税（每度电征0.9元），税款可直接存在个人银行卡。山东某地税务机关直接将税收任务转包纳税务师事务所等。尤其对基层税务机关一些不依法、超标准随意征收，吃、拿、卡、要的现象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治理，以源头预防为主，防管结合。
参考文献：
[1]申益维.辽宁省财政收入结构优化研究[D].辽宁大学，2013：23-28.
[2]弯海川.地方财政收入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235—240.
[3]辽宁省地方税务局，辽宁省地方税务统计，2007-2010年.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面对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具体目标，我国政府职能改革将进一步深入。而政府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建设以及政府监督的加强，都对政府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目前执行的是1998年实施的预算会计体系，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的记账基础。收付实现制虽然能够体现政府当期现金收付的平衡，但是“不利于对受托责任的评价，不利于准确地揭示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利于全面地评价管理者的工作绩效”，故有必要在政府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本文仅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阐述权责发生制在我国政府会计中的可行性。
一、我国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必要性
主要在于说明我国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范政府财政收支的需要
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数量：如预算项目的投入产出分析、政府财政状况指标的计量等在收付实现制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而权责发生制要求把政府的财务状况以资源的形式进行系统地整合，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门指出：“只有采用权责发生制才能全面反映政府的资产和负债状况，以及政府的所有公共交易。”
（二）反映政府债务状况的需要
政府部门近年来承担的或有负债呈逐渐上升趋势，已成为一些地方财政运行的包袱。这些或有负债主要包括：政府为企事业单位融资提供的担保或承诺、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下级财政收支缺口和债务等。“由于收付实现制只记录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无法反映尚未用现金支付的部分即或有负债；因此现行的政府会计对财政负债信息的披露无法做到真实、完整和及时，而给政府部门带来了极大的财政风险，对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也造成了潜在威胁。如果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则能及时真实地反映政府的或有负债信息，有效防范财政风险。”
（三）评价政府财务绩效的需要
当然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绩效改革，而财务绩效是重要的内容。在权责发生制下将产出预算与权责发生制预算结合起来，使全部成本与所取得的绩效密切相关，这将有利于加强管理。在权责发生制下，“成本”的概念取代了传统预算管理模式中的“支出”概念而处于主导地位，使得财务绩效可以用成本-收益等经济学方法等进行衡量，便于用量化和具体化的方式来对政府财务绩效进行评估。
（四）促进社会公众监督的需要
随着政府改革的透明化，财务公开越来越重要。在政府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后，政府资源将会得到有效的管理，各种财务作为资源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会计系统将会变得更加开放，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取有关政府的综合信息，而这在收付实现制下是较难实现的。
二、我国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可能性
主要说明我国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等给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随着行政改革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必将带动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而权责发生制可以作为一种改革的方向与方法纳入国家改革体系之中。
（二）西方国家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西兰率先对政府会计进行改革，将权责发生制全面引入政府会计起，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美国等成员国已开始在政府会计中不同程度地引入权责发生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对政府会计进行改革，逐步摈弃完全的收付实现制，一定程度上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给我国引入权责发生制提供了有益和有价值的借鉴。
（三）研究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学者越来越多，提供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会计学者针对政府会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有益的建议和设想，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翻开近几年的《会计研究》、《财会月刊》、《财会研究》等刊物，可以看到：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有十多篇，具体设计改革必要性、可行性分析；改革的具体路径；改革的阶段性思考等。这些论文为我国会计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政府财政工作者不断进行的改革，提供了实践基础
由于现行收付实现制的政府会计制度，带来了很多问题，财政工作者在具体的工作中，探索各种改革路径，其中就包括权责发生制的探索，如通过实践发现：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之间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二者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共存的，只要把财政工作的任务进行细分，结合二者的特征采取不同的工作模式。这些有益的探索将为今后全面的改革提供良好的实践基础。
三、我国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路径
主要论述我国政府如何引入权责发生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教育，营造改革环境
权责发生制引入政府会计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为改革的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宣传教育中，要对政府官员、媒体以及公众进行广泛宣传，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从而加深对权责发生制相关改革措施的充分理解和认同。同时，要精心制定教育和培训计划，加大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使他们掌握权责发生制的有关内容，熟悉其操作程序，为政府会计改革培养大量有能力、有经验、懂专业的骨干人才，为改革营造人才环境。
（二）建立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
我国也应尽快修订和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明确权责发生制在政府会计中的地位。这些法律和制度应当包括制定政府会计法，政府会计制度，修订财政法规，财务制度以及审计法规。
（三）制定规章，做到有章可循
权责发生制的作用是通过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体现出来的，必须制定相应的规章规则来为其执行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这里的规章包括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工作指导思想、思路、原则、方针政策等，还包括具体的运行规范、标准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会计准则”。我国应当在深入研究收付实现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国际上政府会计准则的发展动态，应尽可能地与国际通行的做法相协调。
（四）根据现状，采用双重会计基础
从国外经验看，几乎很少有国家在引入权责发生制后就完全摈弃收付实现制的，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修正模式。例如：美国、丹麦、法国对于雇员养老金收益、公债利息以及第三国家的贷款或担保等特定会计事项采用权责发生制，而对其他事项则采用收付实现制。因此我国在引入权责发生制的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政府会计的特点，针对不同的会计事项采用不同的会计基础，不能因为引入权责发生制而否定收付实现制的作用。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演进过程 地方政府债务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极不匹配。在合法融资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地方投融资平台，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基础产业快速发展。然而，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数量的快速膨胀，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种问题。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一般是由地方政府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而发起设立的公司。本文采用2010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定义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演进过程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萌芽阶段、创建阶段、推广发展阶段、加速发展阶段、规范发展阶段。
投融资平台萌芽阶段（20 世纪80年代初-1994年）。上世纪80 年代初，广东省以修建铁路融资方式为省内各地政府集资贷款，然后再利用所筹资金修建道路，偿还贷款来源于道路建成后通车收费的收入。这种政府筹集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的萌芽阶段。1992年，上海市为了完善筹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最早建立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即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投融资平台创建阶段（1994-1997年）。1994年分税制后，财权大部分上缴中央，事权大部分下归到地方，这给地方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大规模建立起来。1997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投资体制近期改革方案》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创建了国有独资的城司，实现了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市场化。
投融资平台推广发展阶段（1997-2008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大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各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但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资金压力。为了解决基建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了投融资平台的项目融资功能，满足了建设资金的需求，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投融资平台加速发展阶段（2008-2010年）。投融资平台真正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是在2008年下半年，投融资平台的数量不断增加，融资规模迅速膨胀。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中央政府出台4 万亿元投资计划，此项扩大内需的刺激计划方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融资作用。2009年3月份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也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肯定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举债的积极性，投融资平台的数量与债务规模开始迅速膨胀。
投融资平台规范发展阶段（2010-至今）。2010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加强了管理，使投融资平台在数量与融资规模上加速膨胀的趋势得到抑制，在运行方式上更加规范化。2012年3月，银监会召开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会议”，再一次给快速发展的地方融资平台降温，并进一步规范了融资平台的运营模式，以减少贷款风险。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方式建立的。因此，要了解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梁玉芳（2011）从法律地位的角度分析认为，这两者之间一般存在着两种关系：委托关系和行政授权关系。而投融资平台所获得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都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授权，所以融资平台应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贾银萍，2009）。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之间密切的关系，导致了一旦投融资平台无法偿清债务，最终将会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问题。刘颖（2010）经过研究也表示，从微观角度来看，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来自于企业的直接或担保债务，而且从宏观角度分析，一旦投融资平台经营失败，地方政府必将承担平台公司所有的债务，并由政府直接偿还。因此，在投融资平台的经营过程中，总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根据已有文献，从“资本化”的角度，对投融资平台如何产生了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债务类型做出分析研究。“三个资本化”包括特许权资本化、土地资本化、政府支出资本化（敬志红，2011)。
特许权资本化。地方政府根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不同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市场化运作，社会投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投融资平台以地方政府的项目收费权为抵押物，向银行或其他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以项目的未来收益偿还所贷的资金。因此，这一领域并不能对地方政府形成偿债压力，但如果项目经营失败，则或有负债将成为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二是公私共营、市场运作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这一领域中投融资平台将对项目进行经营管理和具体操作。地方政府对这类项目不产生直接的资本金支出，但从债务本息偿还的资金来源看，却属于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三是完全政府投资领域。政府根据这一领域中的项目资金需求的大小，通过投融资平台的融资和运作，对资金需求小的项目负有直接偿债责任，对资金需求大的项目负有或有偿债责任。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地方政府土地资本化的具体表现是融资平台公司通过银行以土地的未来收益进行杠杆融资。这一运作模式是通过流转土地使用权和质押土地收益权而实现政府债务融资。因此，它最根本的风险是对土地价值估计的不确定性。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价值往往被高估，使得政府和投资公司的债务规模急剧膨胀，若突然遇到经济调整，土地价值下跌，则土地的偿债能力会减弱，导致银行切断对政府提供的资金链条，届时偿还债务的压力会直接由当地政府承担，若政府财力不足以偿债，则会对社会各领域造成不稳定的影响。
政府支出资本化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实现杠杆融资的一种方式。一般是通过地方政府建立的农业投资公司，在它们收到财政支农资金后，用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再将贷款资金转贷给其他农户的一种融资方式。但是，一旦财政不能定期支出，或出现支付危机，就会影响到基层政府和各经济体。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企分界不清晰。在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制度下，地方政府纷纷发起设立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导致政府与企业的界限非常模糊，当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急剧增加时，势必会造成地方政府庞大的隐性债务，导致财政风险的产生。如果这一问题不及时解决，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法律，必定会以投融资平台为主要载体进行融资。
融资过度依赖银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主要是中央的地方政府债、城投债和银行贷款。在这三个融资模式中，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截至2009年末，我国14家上市银行里，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占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11.75%（黄志龙，2011）。由此可见，投融资平台的贷款在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中的比重逐渐提高，融资方式过度依赖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并可能导致由金融风险所产生的一系列其它社会风险。
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法律失效问题。根据《担保法》和《关于规范地方财政担保行为的通知》中的明确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以外，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因此，地方政府所出具的承诺函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投融资平台公司无法将贷款偿还给银行，银行对政府所担保的还款责任将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王晓曦，2010）。
资金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田华杰（2011）分析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在打捆贷款后，会将筹集的资金交给建设单位使用，平台公司并不对项目的建设和资金的使用进行管理，造成融入的资金全部脱离融资平台，也就是借款人的监管范围，可能会出现资金因为得不到监管而使用不到位的现象。
健康发展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议
控制债务总量，提高信息透明度。目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融入的资金规模非常庞大，所构成的债务结构也比较复杂，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且巴曙松（2009）发现，当前应推动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所构成的隐性债务，向可以公开的显性债务转化，提高当前投融资平台债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拓宽融资渠道，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当前，投融资平台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但银行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程度的把握比较困难，给银行的正常经营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为了扩展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肖玉香（2010）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可以设立股权投资基金，这也是新形势下投融资平台的战略选择。
健全财政体制，减少融资压力。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将财权重心上移到中央政府，事权重心下移给地方政府。因此，要解决投融资平台债务迅速膨胀的问题，应该从根本上健全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事权适度向中央政府转移，财权划分上适当向地方政府倾斜，划清各政府层级间的权利职责，尽量减少政府职能的重叠，减轻下级政府的财政负担和融资压力。
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独立运作投融资平台。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加大，很多地方政府选择通过投融资平台筹集资金。但刘颖（2010）分析认为，应该放宽法律约束，允许地方政府自行举债，减少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过度依赖。这样不仅能加强政府的财政收支管理，而且还能控制地方债务的进一步膨胀。政企分开在我国改革初始就已经提出，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王晓曦（2010）认为投融资平台应该成为“具有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经营风险的市场主体，”从而促使投融资平台经营的市场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及其风险评估.西南金融，2009(9)
2.何剑，李雪葱.地方融资平台主要融资渠道探析.国际金融，2011(2)
3.黄志龙.整顿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对策建议.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0-2011），2011.1
4.姜彬.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考察地方财政融资与担保.生产力研究，2008(12)
5.贾银萍.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银行家，2009(7)
6.敬志红.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研究—兼论地方投融资平台管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7.刘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经济研究参考，2010(47)
8.梁玉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法律地位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1
9.孙慧等.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创新.国际经济合作，2010(10)
10.石珩，姜武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现状、问题及建议.国土资源情报，2010(11)
11.田华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及财政性建议.金融经济，2011(4)
关键词：公共财政 地方政府投资 地方政府融资
在中国分税制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和财权的分配上出现了事权的重心下移和财权的重心上移，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与此同时，中国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完善。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大，而大部分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唯有寻求外部融资。为了进行投资，地方政府绕过了法律法规的框架建立的各种融资平台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巨大的地方财政赤字带来的财政风险等。而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投资并不是逆经济周期的，而是萧条时投资扩张，高涨时投资也扩张，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危险。因此，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至关重要。目前对地方政府投融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融资方式创新上，而没有将融资放在整个投融资体制的框架下来加以考虑。本文按照财政分权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基本思想，通过地方公共产品将地方政府融资（财权）与地方政府投资支出（事权）结合起来，克服地方政府“缺位”、“越位”现象，破解地方政府融资难题。
1.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界定
1.1地方政府投资理论
政府投资包括中央政府投资与地方政府投资，从分工看，中央政府是投资宏观调控的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地方政府并不是投资宏观调控主体，只是进行财政投资和改善投资环境。而财政投资扮演什么角色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属于公共财政，政府财政投资主要投资于公共投资领域，而且财政资金是公共投资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公共品理论是公共财政的基础理论。
根据公共品理论，政府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私人部门生产的产品来提供公共品，也可以自己投资生产公共品。这里就要区分公共投资和财政投资。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公共投资是各种经济主体以公共品为对象的投资，而财政投资的主体则是政府，财政投资与公共投资不应完全等同。与理论上界定公共投资领域相比，实际中把政府财政投资限定在公共投资领域存在不小的难度，它会遇到多方面阻力。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而公共财政制度是以政府预算制度为依托，随着政府预算制度的形成而形成的。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预算制度就没有公共财政制度，把财政投资限定在公共投资领域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在中国由于尚未真正建成公共财政制度，财政投资不能限定在公共投资领域，是投资领域政府作用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的根源之一。
1.2地方政府投资的范围
从上述分析可得知目前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商不完善，中国的地方政府投资范围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如何对其进行界定呢？按照现有财政分权的基本思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理，地方政府投资范围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事权，而事权的相关规定分散见于《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总的来看，与政府投资相关的事权涉及本区域内的公用设施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现有的法律框架规定了地方政府投资范围公共领域。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呢？
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按照要求，对地方政府投资范围和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将财政投资区分为公共投资和国有资本投资两大类，当前的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领域投资。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财政投资变成次要地位，非财政投资成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仅仅依靠财政融资投资是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需求，还需要非财政融资投资提供公共物品。综上所述，本文的地方政府投资就是指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和非财政投资。
2.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方式提供公共品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因此必须要扩大非财政投资也即广泛吸收民间投资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公共品。与此相对应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也要作出重大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2.1地方政府融资方式
是一拨款、债务性融资、资资方式的事权。共投资领域也就无从谈起。政从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融资的渠道与方式看，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财政拨款。财政拨款是政府无偿拨付给企业的资金,通常在拨款时明确规定了资金用途。其资金来源一般为本级政府财政收入，用于教育、卫生公共事业；二是债务性融资。债务性融资包括地方政府的银行贷款和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性投资公司(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信托融资等。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弥补建设资金缺口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三是资产(资源)性融资。资产(资源)性融资是各级地方政府利用政府所掌握的资产和公共资源筹措的资金，包括有形资产(资源)融资(如项目融资与土地融资)和无形资产(资源)融资(如特许经营权融资)。四是权益性融资。权益性融资是政府性投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或其他自筹资金，包括上市融资和非上市股权融资。
2.2各种融资方式评述
上述四类融资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和适用范围，综合看来，目前主要的融资方式有：
首先，债务性融资中的银行贷款是当前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全国城建投资中银行贷款的比例变化看，2000年银行贷款占全国城建投资资金的20.9%，2003年达到31.1%，2005年为30.8%，2007年在禁止“打捆贷款”业务后，银行贷款仍占全国城建投资资金的28.9%，其中有近1/5的城市67.5%的城建投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
其次，资产(资源)性融资中的项目融资是当前融资机制市场化的主要方式。就有形资产(资源)融资而言，项目融资如BT（建设—转让）、BOT（建设—运营—转让）、TOT（转让—运营—转让）和PPP（政府项目与民间合作）是目前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式的创新，是未来准经营性项目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土地融资也是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方式之一。
第三，权益性融资中的股权上市融资目前在国内比较常见，一些以水务、交通等为基础的交通投资公司、城司都通过股票上市进行融资，如上海城投控股就是以城市水务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典型。而非上市股权融资主要资金主要以外资为主，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领域。
3.对建立在公共品供给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建议
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将其与地方政府投资及地方公共品供给结合起来分析。其中，提供满足地方民众需要的地方公共品是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核心，地方政府投资是提供地方公共品的一种主要方式，其他主体投资将弥补地方政府投资的不足。所以地方政府融资要更宽泛，不仅为财政投资融资，还要为非财政投资融资。另外，针对不同的地方公共品所使用的融资方式是有差异的，同一种地方公共品的提供也可以有不同的融资方式。
3.1财政融资
财政融资来源通常由地方税收和地方非税收收入组成，主要用于解决本级人民政府事权范围内的政权建设、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因无收费机制、完全按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无法实现有效供给，必须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通过拨款投入加以解决，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人行道等。
3.2非财政融资
3.2.1债务性融资
在地方政府不享有举债权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没有正门、走旁门”，变通违规操作，或者把债务分散在各部门或下属公司，或者以为其他单位或项目提供担保的方式筹集资金，其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隐蔽性。但对于债务融资也要区别对待：对于没有经营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要严格控制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融资，适当放宽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但必须要有严格的控制：一是事先经过同级人大投票通过；二是要将年度债务融资总量控制在地方政府收入一定的比例范围之内。
3.2.2资产(资源)性融资
目前项目融资主要是为那些造价高昂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手段，因为这些项目具有潜在利润，但无法短期收回投资成本，需要通过公共—私人合作方式来提供资金，如道路、桥梁、关口等。私人部门提供新的资金来源，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当前债务并提高举债能力，从而将更多的资金用来解决民生问题。对于利用土地等资源进行融资是着力要解决事关全体民众的项目投资，而且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所以要采取市场的方式来进行。
3.2.3权益性融资
权益性融资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地铁在2000年10月发行股票上市，政府向公众直接出售23%的股权，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国内也有很多城市在基础设施领域已开始了这种运作，所以，这种融资方式可以解决类似地铁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问题。
4.总结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政府的作用责无旁贷，而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毋庸置疑。因此，规范政府投融资模式，降低风险，提高效率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研究投融资模式的意义也在于此，希望能对解决此类问题提供相关参考。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不宜过分夸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融资风险［EB/OL］. (20100301)[20100421] 省略.cn/plus/view.php?aid=2449.
［2］陆昂.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投资行为研究:基于公共管理者视角［D］.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56-57,111.
［4］张雷宝.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
［5］安秀梅.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与支出分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70.
［6］刘立峰.地方政府建设性债务的可持续性［J］.宏观经济研究,2009,(11):49.
［7］陈燕.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及其演进［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42,44.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