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4 16: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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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
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3］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时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在西方译论中曾被称为“仆人”。“舌人”和“仆人”忠实于原语作者或作品并真诚地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化转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处在为他者服务的从属角色。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要隐去自己的个性，淡化译者在介入原语和阐述目的语中的痕迹，使译文透明。当今社会，译者的地位还是不高，翻译一部作品比创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综艺节目中口译者的表现常被删除。这种对译者作用的忽视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漏洞，全然忽略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翻译作品的巨大影响。
翻译活动涉及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真空地进行平等交流，它始终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深入其中的译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翻译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4］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分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变得模糊起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侵略显得更为隐蔽。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5］它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缓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的主宰与话语权力压迫。那么，作为翻译活动主导者的译者在消解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可小视。胡庚申教授将这种翻译活动和过程概括为“翻译生态环境”，具体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总而言之，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见，在后殖民语境下，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导译者主体性能在翻译规范的指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鼓励译者从弘扬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抵制异族文化的强势迁徙，使社会规范和主体意识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影响和改变翻译作品的轨迹，同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间的平等交流，时刻关注“‘语种生态’，保持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的健康平衡，从而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7］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性研究现状
近年来翻译界的学者们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翻译研究、哲学社科翻译研究、商务法律翻译研究、口译研究等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性研究。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将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特点与人文科学中的“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在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许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的学者。他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互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8］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通过不断展示自身的适应选择与判断创造能力，体现其自身的主体性，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调整与适应，以维护翻译环境的整体平衡和健康发展。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许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译生态学》中曾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比喻成一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将“处理好整个村庄和所有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一个迫切任务”。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要想维护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进行，进而才能保证地球村这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持续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各国文化正如其经济、政治地位一样，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也仍然存在强势弱势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译理论所表明的，在当今世界，西方强势文化并未随着其殖民统治的结束而画上句号，相反，西方殖民语言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响着原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及法语出版。［9］而全世界的语言约有3500种，由此可见，欧语系仍然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语言殖民列强，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消解的文化霸权现象。
克罗尼恩曾指出，译者要关注“语种生态”之间的平衡，然而现实却表明，文化霸权、强权政治正在无时无刻地侵略和霸占原殖民地的语言文化和思想阵地，翻译生态的发展并非如预期想象的那样平衡，语种生态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为了缓解这种文化霸权现象，译者作为翻译群落中的支配者，应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承认文化差异性，尊重异族文化并大力弘扬本土文化，充分考虑合适的翻译原则、标准、策略以及译者读者的期待和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建立和谐平等的文化关系为目标，克制文化优劣的偏见和翻译霸权主义的形成，建立一个良性的翻译生态系统循环。虽然在整个翻译生态系统中，译者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法则一样，译者同时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在世界翻译生态系统中还存在着不同种群的小翻译生态系统，生存在不同环境的译者必然会因文化立场、审美价值、个人偏好等差异现象的存在而导致分歧。而正是由于这种或那种的制约因子的存在，所以说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是相对而言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不是让译者在翻译中随心所欲，而是为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译者的选择和努力，尤其是在存在霸权文化的生态系统中，译者需要通过自身力量力挽狂澜，集重大使命于一身，势必付出更大的努力，承担更大的责任。
[关键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翻译学硕士；学科定位；课程设置；管理与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26-03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研究生教育结构性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翻译硕士研究生教育继传统的翻译学硕士(以下简称为MA)后，于2007年开始设立首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下简称为MTI)学位点，目前已有150余所院校取得了MTI教育的资质。这标志着我国翻译硕士教育明确形成了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培养体系。翻译产业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短缺催生了MTI的产生。MTI的设立改变了我国翻译硕士教育单一的学术型学位类型，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加快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一次重大改革举措。近年来，对于翻译硕士教育，特别是MTI教育的特色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及发展趋势等问题，教育界和翻译界都有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穆雷、王巍巍从现行MTI课程的调查分析，翻译行业对MTI教育的启示以及MTI教育的培养模式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在MTI教育中体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特色等问题。苗菊、王少爽通过对翻译公司进行抽样调查并对其公司网站的招聘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来说明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多样化教学模式对MTI教育的重要性。仲伟合就MTI的设置方案，专业学位与研究型学位的差别，MTI的办学条件以及对外语教学的挑战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2009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全国首届翻译硕士教育与产业研讨会，专家和学者在会上就翻译硕士教育与翻译实践、翻译产业需求与翻译技术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许多观点和见解令人注目。本文根据5年来MTI教育的培养实践和发展趋势探讨MTI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1 MTI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1 专业学科定位问题
我国MA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是设在二级硕士学位点英语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的一个研究方向，从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看，主要是培养学术型翻译人才。MTI教育始于2007年，其目标是培养能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因此，这一专业学位的设立意味着我国翻译硕士教育专业型培养体系的确立。但从5年来的培养实践调查来看，一些培养院校在MTI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专业学科的定位和理解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专业型和学术型翻译硕士在培养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和界定不够清晰，因此在MTI教育中出现了两种倾向：其一是MTI的培养基本上沿用了翻译方向MA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在教学和管理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致使不能很好地体现专业型和学术型两种翻译硕士培养体系的差异，背离了MTI设立的初衷；其二是在MTI的培养过程中过分强调翻译的技能性和实践性，忽视翻译学科理论的传授和学生素质的积淀，表现出简单实用主义的学科建设倾向。
1.2 课程设置与培养过程问题
作为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最直接的体现，MTI培养过程中的课程设置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体现在主干课与选修课设置时相关实践课程设置不足，雷同于传统的MA课程设置，理论课比重过大，没有根据本地区和本院校办学特色开设相关课程，与MTI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培养目标相违背，没有体现多样性和培养的特色；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翻译学科理论课开设严重不足，专业技能课开设过于杂乱，缺乏系统明确的培养目标。从培养过程来看，其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毕业论文选题。根据对已毕业的MTI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调查，论文选题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明确，研究型选题占到三分之二，这与翻译硕士注重实践的初衷相左，反映出培养过程有待完善。
1.3 管理与评价体系问题
由于MTI教育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管理与评价体系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现阶段仍缺乏比较完善的MTI教育评估标准和评价体系，各招生院校根据各自的理解开展工作，这不利于MTI教育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质量的保障。一些院校在MTI培养过程中管理不到位现象严重，存在着重学位研究生教育、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现象。各院校对MTI的教学管理方面很少配有专职的管理人员，疏于对教学过程的管理，因此，难以保证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此外，MTI的教材建设、教学模式、基础设施与实习基地等问题也有待解决。
2 建议与对策
2.1 理清学术型与专业型翻译硕士之间培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应该说尽管MA和MTI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等方面都有比较显著的差异，但它们又都具有翻译自身固有的学科属性，他们的学科本质是相同的。作为同一翻译学科的两个不同培养方向，它们之间应当是相通和互补的。因此，在具体落实和体现两者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时，应该充分考虑它们之间培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能有分割与对立，不能简单归结为翻译学硕士是理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实践。任何脱离翻译的本质，忽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简单实用主义的学科建设倾向都会影响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总体而言，翻译学硕士在课程设置上更偏重翻译理论以及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等方面内容的传授，有关翻译方面的课程不但相对较少而且缺乏翻译实践类课程，具有比较浓厚的翻译学术研究的个性。这种个性具有学术拓展的优势，但在如何能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翻译社会性、复合性等方面有所缺失。笔者认为翻译学硕士的发展和建设应该吸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中的学科发展营养，在保留发展其学术个性的同时应当加强其社会服务性，以弥补其服务于产业和时代内容的不足。MTI在课程设置上更偏重翻译实践，其个性在于专业化、职业化、技能化、市场化的特点。根据国家MTI教学指导委员会拟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精神，MTI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科技翻译、典籍翻译、传媒翻译、旅游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等等，并且要构建符合各个方向的课程体系。但是无论什么方向，都不能有翻译学科理论的缺失，因为没有翻译学科理论的MTI会出现重实际轻科学、基础不牢固的单纯实用主义现象。因此，各培养院校在设计和建设MTI的特色培养模式时，不应忽略翻译硕士教育的学科共性。要注意避免缺乏学科理论指导下的简单实用主义的教育教学思想，要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翻译产业化与翻译学术研究并不是对立的，MTI的产业化离不开翻译学术研究，因为它的核心是培养翻译方面的“工程师”，而不是培养翻译方面的“技术工人”。翻译硕士虽然可以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但两者的个性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两者有很多共性的东西是相通和可兼容的。因此，在强调MTI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性时，不能忽视其应有的学术性，同样，在强调翻译学硕士培养过程中的学术性时，不能忽视其应有的实践性。
2.2 注重过程培养，强化翻译硕士教育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方面的论证研究
随着我国翻译硕士教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如何设计和建设符合其学科思想和理念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等一直是学术界和翻译界热议的问题。停留在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随意性倾向，翻译教学理论研究滞后的倾向仍普遍存在。笔者认为翻译硕士教育应该注意到：
1)翻译硕士培养方案的理论论证研究。目前，我国教育界和翻译界对翻译硕士教育，尤其是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关注、讨论和研究大多集中在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很少有涉及理论论证层面的问题。Ulrych认为元认知能力能够帮助译员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以及监控自己的表现，而理论是元认知技能的重要元素。因此，应加强翻译硕士培养方案的理论论证研究，探索符合专业型和学术型翻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应该看到，无论是翻译学硕士还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有机结合都是翻译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翻译硕士培养的重要目标。在MTI的教材建设中，应该考虑到恰当的理论介入，比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我国传统的优秀翻译理论等等，以拓展研究生的视野，为促进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动力。
2)翻译硕士培养中的课程设置与设计研究。虽然我国翻译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才仅有短短5年的办学历史，而且大多数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院校的培养模式仍然是沿袭翻译学硕士的培养模式。目前有关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的探讨还基本上限于讨论应该如何根据国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拟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来进行课程设置，缺少理论性论证，特别是缺少强有力的实质性成果来佐证课程设置的合理性。翻译硕士课程设计的理论基础是教育、文化和哲学与翻译本质观的同构。因此，要加强翻译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与设计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实证方面的研究。就具体课程设计而言，应加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课程设计范式的研究。以翻译活动任务、项目为中心，不仅可以增强课程的可操作性，而且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使学生翻译能力的形成，这种课程设计范式是应当提倡的。Ulrych提出：“所有职业成员的专业技能中都有历史和理论的元素。”翻译硕士培养也是一样的道理。在探讨翻译硕士培养时，须以翻译实践作为基础，但切不可忽略翻译理论的介入，而有关翻译的指导原则必须能够反映出令人称道的翻译成果。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翻译硕士培养的基本范式，这个范式的核心要求是翻译课中的教师和学生都要动手“实践”。没有翻译实践的教师去指导学生如何翻译往往是力不从心、缺少话语权的。“源于实，而反诸实”是有道理的。恰当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翻译学习与项目相结合的生态型翻译培养范式对于翻译学硕士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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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纽马克文本功能理论 ；科技英语；信息型文本；呼唤功能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2
一、体裁和文本
Genre（体裁）一词源于法语，起先主要是指文学领域的文学类型。genre是“随着时代改变而不同的一组构成性约定和规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的未明示的合约。这些规范使得某一文学文本的创作成为可能，尽管作者遵循也可以违背通行的文类约定”[1]。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体裁发展到用于语言学和翻译学界。语言学中，指按照约定俗成的形式表达的文本。体裁对于翻译来说是重要概念，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分析源语文本的文类属性，并用目标语中相应的文类进行转换。genre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语篇的规约性。
德国翻译学者在论述文本类型的时候，很少使用genre这一术语，而是使用text一词，认为text的内涵和外延要广一些，text汉语中有“篇章”、“文本”、“语篇”、“话语”等不同译名。
二、纽马克的文本功能理论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将语言功能和翻译结合起来， 文本功能理论中，文本类型为text category。根据 Karl Bühler的语言功能学说，在莱斯的“信息型”、“表达型”和“祈使型”三类文本类型基础之上，将各类文本体裁划分为 “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 informative text） 和 “呼唤型文本”
针对三种不同功能的文本，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这两种翻译方法，用于他的文本分类体系中。语义翻译是一种侧重源语的翻译方法：与直译相比，更注重上下文，尽量保留源语的语法、词法特点，更多考虑原作的美学价值。[2]语义翻译法一般用于表达型文本， 而交际翻译法用于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语义翻译往往容易造成超额翻译（over-translation），目标文本使用的词汇多于源语文本，译文显得不流畅。而交际翻译侧重目标语，不仅强调准确传达原文的语境意义，其内容和形式更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不同于意译，交际翻译注重原作的交际意图。交际翻译侧重效果，译文更加流畅、自然，符合目标语习惯，容易造成欠额翻译（under-translation）即在目标文本中或增加细节，或进行宽泛化处理。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翻译的文本往往比原文差，因为翻译中有所失，而交际翻译的文本可能比原文更好，因为语义的丢失可以从译文的力量与清晰中得到补偿。[2]
三、科技文本与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策略
纽马克根据文本类型提出不同的翻译方法对应用性很强的科技英语文本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传统观点认为，科技文本单纯属于“信息型”文本，就是传达科技信息，语言风格往往定格为机械、保守。但随着科技文本的读者群体扩大，科技文本更趋向于自然、生动，充满激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的方向改变。这一转变离不开文本的呼唤型功能，纽马克指出，很少有文章是只有一种功能的，大部分文章是以一种功能为主，兼有其他两种。[3]使我们意识到功能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没有固定模式。这为译者了解科技英语具体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提供了依据。
无论科技英语的信息型功能还是呼唤型功能，按照纽马克的文本功能理论，都应采取交际翻译的策略。正确的翻译方法应该首先明确原文的主题思想，弄清文体风格，以便在译文中尽量体现这种风格，更重要的是弄清原文整体结构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连贯通顺，易为读者所接受。广义上科技文体泛指一切论及或谈及科学、技术的书面语和口语，包括：广义上科技文体一般包括：1）科技著述、论文、报告、科技实验报告和方案等；2）各类科技情报和文字资料；3）科技使用手册的结构描述和操作规程；4）有关科技问题的会谈、会议和交谈的用语；5）有关科技的影片和录像等有声资料的解说词等。科技文体的主要特征有：1）语言规范化、程式化；2）内容跨度大、复杂化；3）陈述客观、专业性强。[4]
下面将从词汇、句法对科技语言的特点加以分析。
1.在词汇方面，科技语言有别于日常用语，准确、简洁，并有限定的意义。科技语言强调语言的客观性、准确性和严密性，注重逻辑的连贯和表达的明晰。
科技专业术语是科技文本中必然包含的部分，科技人员大量使用科技专业术语相互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相对其它词汇，科技专业术语在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率较少，却是译者翻译科技文本的关键。这类词会反复出现，具有专业性强、词义精确、含义比较固定的特点。一些科技词汇词义单一、固定为纯科技词汇，如quantum（量子）、pneumonia（肺炎）、polyurethane（聚氨酯）等。这些科技词汇主要来自外来语和某些构词法新造的词，拼写较长、词汇生僻、晦涩。英语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多义词，在不同语境、研究领域具有不同含义，为半专业词汇。这些词既有非专业的普通含义，也有专业含义。如work在物理和力学著作中就可能是“功”，pavement在公路修筑的文章里意思为“铺垫层”而不是“人行道”等。
另外，传统构词法通过合成法、混成法、词缀法、缩略法形成新的科技词汇，合成法如dew-point（露点），混成法如telax=teleprinter+exchange（电传），词缀法如carbon（碳），electro （电）等，缩略法如DC是direct current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的。这些科技专业词汇词义比较稳定。
2.在句法方面，为体现客观性，科技英语一般采用现在时态、被动语态、名词化结构以及各种复合句，尤其是定语从句。
（1）一般现在时。 因科技英语句子较长、句型变化较少，且结构较为复杂，这是科技翻译需要特别注意的。英语必须通过语法手段明确表明时态，而中文缺乏“时间性”，所以通常借助来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科技文体因为内容多是一些科学原理和技术知识，多用一般现在时态。
（2）被动语态在科技文体中十分普遍。纽马克的对科技文本提出的交际翻译策略，更多的关注读者理解和接受。在翻译时，汉语表达习惯以“人”为中心，这个中心可以使作者，也可以是读者。翻译时既可以将英语的被动句翻译为形式上主动而意义上被动的汉语句子，也可以翻译为汉语的完全主动句。例如：
a.This product has been inspected before delivery and is in full conformity with our standard.
本产品出厂前经检查，完全符合标准。
b.The exhaust valve is open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air inlet ports are opened.
排气阀差不多在进气口开启的同时开启。
（3）名词化结构。主要指能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抽象名词。翻译时要适当利用名词转换动词的翻译技巧，不能死译。
例如：The heat loss can be considerably reduced by the use of firebricks round the walls of the furnace.
死译：通过炉壁附近耐火砖的使用，热耗可以被大大地降低。
建议：加热炉炉壁采用耐火砖可以大大降低热耗。
翻译时，将抽象名词use，灵活处理更符合目标语的表达，表达流畅，易于理解。
另外，在句子翻译过程中，衔接和连贯至关重要。科技英语中有些句子按源语译成汉语后， 译文会感觉语义不完整。根据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策略，译文可以在原文的基础上“添枝加叶” ，按照汉语的修辞习惯稍做润色， 从而使译文结构匀称， 语意贯通， 逻辑严谨且毫无累赘之感。
例如：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warned that the heart death in increasing rapidly in almost every developing nation.
译文：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 在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 因患心脏病而死亡的人数都在迅速增加。 通过加译两处，逻辑关系明了，使原文的内含语义更好的传递给读者，信息更完整。
在处理不同的科技文本翻译时，信息功能文本强调的是“真实性”和语言外部的现实，信息准确真实，语言通俗易懂是译文追求的目标，因而这类文本更多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策略。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译者大多会用“阐释”的方法来处理这类文本，译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即读者效应，多采用归化翻译方法。
四、结语
事实上，尽管科技语言翻译以信息准确忠实为第一要义，并不意味着译文生搬硬套，语言表达同样要注重得体，注重译文的可读性。随着科技英语与读者的互动加强，一些科技文本不仅要做到客观、准确，也要生动有趣。科技英语中主动语态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是一大变化。以美国《科学》（Science）和英国的《自然》（nature）等国际知名刊物征稿要求中明确尽量采用主动语态写作。统计显示主动语态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于被动语态，人称主语第一、二人称的使用日益普遍。因此，科技工作者应根据科技界语言的变化，在弄清原文语言Y构和原文实质含义基础上，灵活运用交际翻译策略，恰当地表达源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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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 杰（1980-），女，回族，黑龙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英语文学研究。
关键词：刘彬；《中华商标命名与翻译研究》；书评
一、引言
商标，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承载着商品和服务的关键信息，对于企业推广商品和服务、参与市场竞争、走向全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商标作为一张承载企业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名片，作为中国文化的使者，同时也在传承着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因此，商标的命名以及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翻译尤为关键。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刘彬教授所著《中华商标命名与翻译研究》一书，由国际语言学学会会员，香港语言学学会会员，湖南省翻译协会副会L戈玲玲教授作序，并于201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商标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刘彬教授坚持以应用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些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省级课题4项，参加国家级、省级课题多项；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1本、参与编写教材1本；并获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7篇。《中华商标命名与翻译研究》是刘彬教授主持的湖南省基金项目《湖南省著名商标文化蕴涵及其英译研究（14WHL36）》研究成果、教育部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汉语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14YJC740049）》阶段性成果。
全书约25万字，251页，共八个章节。从商标概述开始，我们了解到无处不在而又不为大众所知的商标的定义、功能与作用、分类、组成要素、价值与保护及其使用与禁忌。紧接着该著作介绍了历时视角下的商标发展，商标的文化和语言，模因论视角下的商标的生成与复制。通过大量的语料展示和解析，该书规范了商标命名以及对外翻译的原则与方法。最后，结语部分进行对全书进行总结和对商标命名和翻译领域研究的展望。
读完这部著作，不难发现，基于多维度视角，其通过大量的双语平行语料对商标的命名和翻译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为商标的命名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新的途径和新的方法。正如戈玲玲教授评价“书中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对于商标命名和翻译研究而言，既有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该书序），一方面，该书应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为商标命名与其翻译研究阐释并总结了相关理论、翻译原则与方法；另一方面，其规范了商标的命名和翻译，对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推广自己商标，推广中国文化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二、探讨跨学科领域、多维度视角下的商标研究
该著作最鲜明的特征是阐释了跨学科领域、多维度视角下的商标研究。全书从语言学、语用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
著作开篇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领域介绍了商标的定义、功能与作用，这可能是大众较为熟知的一面，并且以历时性的视角介绍了商标从古代、近代、当代的发展史，让读者很好地“观史知今”，了解商标。
随后作者从法律层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修正）》为依据，结合其自身学习研究成果，向读者们详细介绍了商标的分类、组成要素、商标的价值与保护以及其使用与禁忌。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商标背后蕴含的法律权益有了极大的帮助。
同时，著作中以商标文化为切入点，基于中华商标文化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从跨文化角度研究商标名翻译过程中国文化的传播。从文化领域中的五种文化形态――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探讨商标包含的中国文化要素，揭示了商标名称中包含着入乡随俗、情景交融、相互关联及相辅相成的文化肌理。这是首次通过文化视角进行商标命名及其翻译系统性研究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刘彬教授还从心理学、语言符号系统和美学领域对商标的语言和审美进行了探究。其中分别从语言学的语音、文字、语义三个层面阐述为顺应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商标的设计生成过程中需要考虑给消费者带来的听觉上、视觉上和精神感官等多个层面上的美的享受。
从总体上看，该著作关于商标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商标社会历史发展，商标法律权益，商标背后商品服务本身的市场营销，商标中的语言、文化、审美，商标所产生的的社会效应等等，体现了作者融合社会文化、民族心理、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宗教文化、审美情趣、法律条文等多维度视角进行商标命名及其翻译研究的探索。
三、构建语料库研究下商标命名与翻译系统性的理论规范
通过跨学科领域、多维度视角下对于商标的系统研究，刘彬教授抓住了商标本身的特殊性，结合国内外专家研究结果和大量的商标语料分析，总结出一套商标命名的原则，即基于商标信息功能和引导功能的区别性、引导性、适应性、简明性、历时性及合法性六大原则。基于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在这六项命名原则的指导下，书中归纳了六种商标命名方法，即人物式命名法、地点式命名法、形象式命名法、联想式命名法、典故式命名法与臆造式命名法，并加以大量的商标案例进行阐释说明。
刘彬教授指出，商标翻译是横跨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构建这座桥梁实际上涉及了多门学科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在翻译规范理论的指导下，该著作通过结合前面所有的关于商标及其命名的研究，构建了商标翻译规范，揭示商标翻译的六大原则，即关联原则、循法原则、从主原则、简明原则、真实原则及尊重传统原则。同时，在相关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著作中系统总结规范了传统的商标翻译（即外译中）方法，同时提出了在汉语商标国际化中汉语商标规范化的翻译（即中译外）方法。
传统的文献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让本书吸收总结前人成果，在研究商标命名和翻译研究中走得更快。虽然之前学者们从不同理论和视角提出了很多商标翻译规范或办法，研究成果颇丰，但就其研究本身而言，无论是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该书序）。但是该著作中，作者通过不断阅读电视、网络、书籍、期刊、媒体报道等相关宣传资料，在此基础上细心观察、潜心研究，并分门别类建立语料库，并将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应用其中，对实践与现实中的规范性的翻译活动极具指导作用。语料库研究法将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相融合，以客观翔实的语料为基础，在分析和总结大量的语料数据前提下提出商品命名与翻译的理论具有系统性的规范作用，对商品命名和翻译的研究意义更为深远。该著作融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为一体，独辟蹊径地将语料库研究方法应用商品命名与翻译研究当中，结合各种翻译理论，为商品的命名和翻译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规范，可以说这是刘彬教授对中国商标命名与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
四、展望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华商标命名与翻译
全球化视野下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商标的命名与翻译研究对于中国企业走出这种日益同质化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潮流、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刘彬教授最后指出，商标命名与翻译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对其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并呼吁不同学科、不同组织、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应用新的科研技术和手段进行科研合作。
该著作虽然在向读者讲理论、论方法，具有极强的理论性，但完全没有让读者觉得枯燥或是晦涩难懂。全书的最大特色是紧密围绕“商标命名与翻译”这一主题，大量列举了各种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商标名称及其翻译，并通过理论与案例相结合进行分析，环环相扣，娓娓道来。不管是对商标命名与翻译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中华商标命名与翻译研究》都具有实际性的指导意义。因此，英语、翻译、商贸或跨文化交际等方向的广大师生及科研人员、外贸或商标管理人员阅读该著作在从事相关领域学习、研究时都能从中获取系统的理论性或实践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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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格林生态休闲庄园；模式特点；发展前景
一、生态庄园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久居城市的居民对于旅游度假的需求日益增强，返璞归真，亲近自然，重返自然已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休闲方式。位于城乡结合部的郊区，既有现代都市的便捷，又不失乡村的闲适与野趣，这里的农家乐和生态农庄为游客体验幽静的田园生活，感受乡村宁静的生活环境、清新的空气和淳朴的民风提供了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对于旅游的投入加大，自我国假期改革后，消费者的旅游方式基本以三天的短期旅游为主，选择城市的近郊旅游尤其是生态庄园，逐渐变成了一种趋势。
来自于中国旅游网的一项调查数据：选择短途旅游的消费者人群占旅游总消费人数的比重如下：39.3%的人选择市内公园和游乐园，24.2%的人选择郊区景区，27.2%的人选择乡村游和农家乐，只有3.03%的人选择去外地。上述调查结果显示了度假休闲、乡村游及农家乐的市场份额所占比例较大，仅次于市内公园和游乐园的消费者比重。可以看出，消费者更加看重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消费方式。选择假日农庄游乐的消费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且还将呈现上升趋势，这就预示着诸如这样以自然环境、农业景观、农事活动和民俗风情等农业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基础，以发展农业生产、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前提，以市民休闲、度假、体验、求知和探索为目的新型旅游方式正应运而生，而农家庄园正是这种休闲生态旅游的典型代表。
随着居民对生活水平要求提高，传统的的旅游模式有着日趋冷淡的趋势，而短途休闲旅游在市民的旅游消费中所占比重日益上升，有着田园生活般庄园文化和生态休闲的休闲农庄能带给游客颐养身心，物我两忘，回归自然的感觉。可见，创建一所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特色化，最终面向大众的生态休闲庄园已经显得尤为必要了。
二、生态庄园的模式与特点
目前，我国传统的旅游品种大致分为如下几类：自然景观旅游模式，四川九寨沟，龙门石窟，湖南张家界；文化名胜旅游，如北京故宫，八达岭长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异域风光，购物体验式，如新马泰、香港等大城市；此外，还有以民族风情为主的旅游模式等。
与传统的旅游方式相比，城郊休闲农庄，地处郊区，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枢纽位置，同时具有便利的交通，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着大批的城市居民，引导游客来到郊区，吃农家乐，住民家房，耍农家乐，做农家活，无形之中向消费者倡导一种低碳、环保、绿色、健康的出游方式。
格林生态休闲农庄选址于生态环境好，自然资源丰富，污染小和风光旖旎的城郊，这里有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观，有难得的乡村野味，还提供一定的娱乐设施，如室外温泉，游泳馆、水上乐园、桌球、台球厅、儿童乐园、马场、垂钓、自助烧烤和疗养场所，以满足人们的观赏、休闲、度假、娱乐、游玩等需求；庄园还设立专供商务休闲娱乐的场所，如展厅，以供大型公司举行年会和半年会；还有丰富多彩的节目，如篝火晚会和舞会等。此外，庄园通过建立生态果蔬园、科学培育生态花园，让游客体验到农家自助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即发展了生态观光旅游，又愉悦了游客的身心，更为庄园实现了创收，体现了名副其实的多赢。
三、格林生态庄园创建的目的
与传统的农家乐相比，格林生态庄园的创建旨在打造一所环境优美服务完善的生态休闲农庄，它及采摘、园艺、旅游及景观园林于一身，便于消费者享受到假日观光、赏花品果、采摘游乐，体验甜美的乡村乐趣。其次，这样的休闲农庄使大型企业商务活动的举行从城市酒店过渡到近郊环境优美的生态庄园，使人与自然近距离接触，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与调整。同时也为户外婚礼项目如婚纱摄影、婚礼仪式提供天然的环境；不仅如此，它对现有的农家乐资源进行整合，使其服务水平得到一个整体提升。通过充分利用空间和自然资源，建立素拓场地、生态园以拓宽消费者市场。
四、格林生态庄园创建的意义
格林生态庄园的创建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休闲度假、怡养身心的理想场所。
首先，生态休闲庄园的建立是对当地本土美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特色的民俗风情的一种传播。它让农村特有的本土文化、民俗风情和技艺得以延续和传承；还可以增进城乡居民的交流，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同时使消费者有机会体验农村生活，增长农业知识。
其次，格林生态庄园的建立有利于对当地自然资源实施最大限度的开发与保护。在有目的的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维护的基础上发挥最大的经济收益。
再次，休闲农庄的建立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收入，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亦增加了国家税收。而且将带动和延长绿色产品等环保产业相关生产链条和消费链条的发展，促进了城郊“生态经济带”的形成。
此外，大量的客流将被吸引至此，可以刺激当地的消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
五、格林生态庄园创建的市场前景
以“农家乐”为例，2006年五一期间，西安市八个县区接待游客64万人，实现收入1450万元；2007年与上一年持平，2008年十一期间，西安农家乐接待游客55万人，实现收入1350万元，2009年五一三天假期，接待游客61.2万人，实现收入1986万元。由此可见，休闲农庄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传统的农家乐规模小，管理不善，卫生健康方面不能保证，其休闲娱乐方式单一，而庄园扬长避短，将农家乐带入庄园进行统筹管理，在规模上适当扩大，卫生及管理上相应改善，做到规范经营，把服务质量放在第一位，为休闲农业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现如今，更多企事业单位更愿意到一些设备齐全服务完善的休闲农庄去放松，而庄园的目标消费者以短期休闲的旅游群体为主，如商务群体，青少年等闲散旅游群体，外景拍摄群体，户外婚礼群体等。由此可见，格林休闲农庄的建立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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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凡，（1992―）男，汉族，陕西延安人，专业：财务管理。
关键词：翻译模因理论；高校翻译实践教学；翻译理论教学；翻译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11-143-03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专门的应用型人才的需要，2005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在高等学校设置翻译本科专业。2007年，为了进一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在高校开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即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目前，已有158所高等学校获准招收MTI研究生，翻译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各路有识之士以此为契机对如何在高校进行翻译教学纷纷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笔者在下文中将以翻译模因理论为切入点加以探讨。
一、翻译模因理论
模因（meme）起源于生物学词汇基因（gene），是1976年由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首次提出来的。模因是文化传播或模仿的单位。模因能够通过模仿和复制在人的大脑之间进行传播。模因分共生模因（mutualist memes）和寄生模因（parasitic memes）。共生模因与寄主互为生存、共同发展，而寄生模因将杀死其寄主而自行消亡。在同一种文化中，模因是通过模仿来传播的，尤其是通过语言来进行传播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模因则需要通过翻译进行跨文化传播。
最早将模因与翻译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他把翻译研究看作模因理论的一个分支，试图用模因理论来解释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切斯特曼把有关翻译、翻译理论的概念或观点统称为翻译模因（translation memes）。他发现在翻译理论的进化过程中，有些翻译模因由于不能被普遍接受而消亡，为寄生模因；而有些翻译模因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得以生存和发展，属共生模因。他还发现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一种翻译模因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翻译模因则处于次要地位。因此，他把西方翻译理论史划分为八个阶段：一是词语阶段（Words），即翻译中词与词之间的转换阶段；二是神谕阶段（The Word of God），此阶段主要强调语法形式和直译；三是修辞学阶段（Rhet-oric），此阶段的翻译重心已由原语转向译入语，要求译文自然流畅；四是逻各斯阶段（Logos），要求尽量保留原语的风格和特色，主要强调语言的创造力和文学翻译；五是语言学阶段（Linguistic Sci-ence），主要强调语言学知识的重要性；六是交际阶段（Communication），重视翻译过程中各个参与者的作用；七是目标语阶段（Target），以目标语为重心，优先考虑目标语及其文化的相关因素；八是认知阶段（Cognition），强调翻译是思考，探索译者的决策过程。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各种模因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不断地进行复制和传播，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每一种模因既是对以前模因的复制和继承，又存在一定的“突变”（mutation），模因在变异中得以发展。模因之间的复制是增值的。因此，模因的传播是动态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二、翻译模因理论与高校翻译实践教学
翻译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翻译实践。高校的翻译教学包括翻译实践教学和翻译理论教学。无论是在本科阶段，还是在研究生阶段，翻译实践课就是让学生在正确的翻译理论指导下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并从实践中掌握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同时提高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那么，在教学中，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从时间和内容上来说，翻译理论部分应该占20%-30%，翻译实践部分应该占70%-80%，这样的比例对本科的翻译教学比较适合。给本科生开设的翻译课程，只能算作翻译实践课。
对于如何在高校进行翻译实践教学，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控制论专家弗朗西斯・海拉恩（Francis Heylighen）的模因复制四阶段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认为，模因的复制要经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同化（Assimilation）：指的是模因被注意、理解和接受的阶段，也就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提出的翻译过程中分析和传译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应该拓宽翻译题材，不仅要选择文学类作品，还要涉及一些非文学类的翻译题材，这样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便于学生接受。另外，教师在这个阶段还应该传授给学生翻译的基本方法和策略，使学生在大脑中对这些方法和策略有一个初步的、整体的概念，以便提高他们对原文的理解水平，成功地完成对原文的解码过程。二是记忆（Retention）：当一个模因引起了受体的关注，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得到接受并且被纳入认知体系后，需要在记忆中存留。存留的时间越长，感化受体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在这个阶段，教师应采用精讲多练的教学方式。讲授翻译理论和技巧的重点，为学生配备大量的实践练习，从词句到篇章，从文学翻译到非文学翻译，涉及语言的不同层次和方面。这样就会让学生将翻译的理论、方法和策略牢牢地留存在记忆中，指导今后的翻译实践。三是表达（Expression）：指的是模因必须由记忆模式转化为受体能够接受的模式。这个阶段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学生的通顺表达上，而这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阅读、翻译实践和目标语写作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教师还要让学生多读好的译作，多比较，多分析，取长补短。四是传播（Transmission）：模因表达需要有形的载体或媒介。人类是模因赖以生存的载体。模因可以通过翻译来进行传播。翻译活动就是通过语言进行模因复制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为了实现有效的传播，教师可以让学生做一些目标语的仿写练习，对语法、句法、风格等进行模仿。为了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教师还要通过课堂介绍、媒体播放等方式让学生对目标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多加了解。
在翻译实践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大量的翻译实例，反复讲授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让学生不断地接触这些原则和方法，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然后再把这些原则和方法应用到翻译实践中去，从而掌握它们，让自己能够流畅通顺地进行表达，实现模因的跨文化传播。这完全符合海拉恩的模因复制的阶段理论。
三、翻译模因理论与高校翻译理论教学
翻译理论课是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它的设置应在翻译实践课之后。但是在本科阶段学生也应该接受基础理论训练，这是因为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是盲目的实践，学生只能通过自己的摸索来积累经验。切斯特曼认为翻译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翻译过程中思维和决策的基本工具，没有理论的翻译是盲目的翻译（To translate without a the-ory is to translate blind.）。
为了说明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切斯特曼把奥地利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引入到他的翻译模因理论当中，论证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波普尔把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物质世界，指的是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客体及各种现象，包括人体及其大脑；第二个世界是精神世界，即个人思想、情感的主观世界，也就是主观精神活动，它对第一个世界，尤其是对人和动物的躯体起支配作用；第三个世界为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如思维观念、语言、文字、科学等一切抽象和具体的精神产物。这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第三个世界是第一个世界和第二个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反过来又影响第二个世界，从而影响第一个世界。观念影响行为，行为影响物质世界，而物质世界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观念。
根据波普尔的理论，翻译模因，即翻译理论或翻译观念，存在于第三个世界，它是促进翻译技能发展的关键因素。个人翻译技能的发展来自于以前的翻译实践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历史的学习。翻译模因影响了译者个人的主观世界（即第二个世界），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翻译行为（即第一个世界）。尽管翻译理论不能直接解决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但是翻译理论可以通过译者个人的主观世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翻译行为。因此，根据波普尔的理论，翻译模因是翻译实践中概念工具的直接来源，必然会影响译者的思维方式和翻译行为。所以，教师在翻译教学中应该重视翻译理论的教学。翻译理论作为概念工具是翻译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翻译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在宏观上决定组织译文的思路。学生一旦掌握了翻译理论，他们就能够全面认识翻译过程和结果，从而对他们的翻译实践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四、翻译模因理论与翻译史教学
翻译史教学可以使学生对翻译模因进化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翻译理论。正如上文所述，切斯特曼把西方翻译理论史分为八个阶段，即词语阶段、神谕阶段、修辞学阶段、逻各斯阶段、语言学阶段、交际阶段、目标语阶段和认知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学生个体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翻译教学应该遵循每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律。
在词语阶段，教师应围绕着词汇进行翻译教学，可以为学生介绍词义的选择和引申、词量的增减、词类的转换、词序的调整等有关词语的翻译方法，培养学生的词汇翻译能力。神谕阶段强调的是直译。直译是最基本的翻译方法之一，要求译文既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要忠实于原文的形式。也就是说，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字面进行翻译。大学生往往处于这个阶段。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指出直译强调的是对原文的忠实，不是死译、硬译，不要束手束脚，拘泥字面。这种翻译方法比较适用于哲学、法律、科技等文本的翻译。修辞学阶段主要强调的是译文的流畅表达。教学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双语驾驭能力上，可以对学生进行目标语的写作训练，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对于母语的语言功底的锤炼。逻各斯阶段强调的是文学翻译，“杂合翻译”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他提出了“杂合”翻译策略，认为翻译过程必然会涉及语言和文化这两种形式，其对译者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两种语言文化成分的保留使译文本身也具备了“杂合”性。因此，教师要使学生认识到原文可以在译文中有所体现，译文或多或少要带有一些外来色彩。语言学阶段的主要教学内容是语言学知识，包括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的知识，目的是为学生选择译文提供依据。交际阶段强调的是译文如何能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阶段的主要教学内容应为交际理论，如格赖斯（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s）、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斯波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理论（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等。目标语阶段主要侧重于目标语的文化层面。这一阶段涉及的翻译理论知识有翻译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等方面的内容。认知阶段是最后阶段，主要探索译者的决策过程。教师在这一阶段可以把翻译教学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结合起来。在这个阶段应该注重学生自我意识的培养。
五、结语
翻译模因理论无疑是将模因理论引入到翻译研究的一种崭新的尝试。海拉恩的模因复制的阶段理论让我们了解了高校翻译实践教学的方法；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论证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引起了我们对高校翻译理论教学的重视；切斯特曼对西方翻译理论史的阶段划分使我们认识到应该按照每个阶段的发展规律进行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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