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8 04: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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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在国际法方面，含有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下的国际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实体法和诉讼法以外，还有比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以及各国的司法制度的比较，等等。此外，国际刑法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时时刻刻涉及到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国家问题。比如：国际刑庭为了索取证据和查清案子而向有关国家或政府官员送达传票或命令；国际刑庭要求有关国家提供线索合作，以锁定和抓获被法庭的嫌疑犯，并在将其抓获了以后押送到法庭；为了审理案子的需要，国际刑庭必然要求将出庭证人所在地的国家当局同意他（她）出来、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国家同意他（她）入境；以及当被告被定有罪后，国际刑庭又需要有国家自愿同意、将其关押在该国的监狱里服刑，等等。
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将有关国际刑法的原则和理论付诸实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是一个有着800万左右人口的国家，1994年4月和7月，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胡图族对占人口总数14％的图西族进行了大屠杀。被屠杀的卢旺达人总共达到了80万左右，连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犹太人也没有那么快。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卢旺达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这样，联合国安理会先后成立了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后，联合国又成立了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别刑事法庭等。去年，联合国还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问题与柬埔寨政府签定了备忘录。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这两个军事法庭在性质上虽然也是国际法庭，但它们与联合国的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成立的机制不同。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成立的，审判的对象是二次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战争罪犯。检察官在状中都采用“代表某国政府对某某的”的措辞，因此在学术界和国际法上时常被称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是这样。它们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的，不是一个战胜国的法庭。所以，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
除了联合国成立的刑庭以外，近年来与国际刑法发展有关的，还有英国法庭对皮诺切特引渡一案的审理，以及安排在荷兰审理的洛克比案等等。
“普遍管辖原则”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运用
谈到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在2001年6月18日作的一个判决，这是国际法历史上、或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这个案例在国内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在国外传得很历害，其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意义也很深远。
普遍管辖权，是指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国际法，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是对构成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少数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和予以惩罚。所以，普遍管辖权与刑法上传统的领土管辖、保护管辖或国籍管辖原则，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普遍管辖权突破了地域、利益保护和国籍这三种传统管辖的因素，在国际法上历来受到严格的限制。
“普遍管辖原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一种理论，这个从来没有的历史，在去年6月被打破了-6月18日，比利时由其国内刑事法庭下了一个判决，裁定被的4个卢旺达人犯了战争罪。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93年，比利时国内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律，授权比利时国内司法机构可以对违反1949年关于国际人道法四个公约的事件进行。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正发生在1994年。事发后，很多卢旺达人逃亡国外。比利时以前是卢旺达的殖民国家，逃亡到比利时就有这个案子里的4个被告。他们是教父和修女。卢旺达是一个很浓厚的国家，教堂被公认为庇护所。但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人们往往对教堂也实施进攻。这4个被告把那些被追杀的图西族人引进教堂里，然后马上又去报告当地的武装部队和胡图族的人，把教堂包围了起来，并往里面扔手榴弹等，结果里面避难的人死得非常惨。当时，我作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到卢旺达当地去调查过。只见教堂里的尸体是一堆堆堆起来，真是惨不忍睹。这4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其中两人被判有罪。
比利时的判决打破了国际刑法上一贯采用的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原则-这个罪行发生地在卢旺达，被的四个人国籍又是卢旺达，被他们杀害的是卢旺达人，与比利时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比利时的法庭实践普遍管辖权的原则，用本国的法律审理与自己国家或国民没有任何联系的案子，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又是从《联合国》来的。《联合国》可以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根本大法。当然，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个机构，本身也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联合国安理会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或采取其他措施，也必须遵守《联合国》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说，《联合国》里并没有明确授权安理会可以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但是，国际刑事法庭对此的解释是，虽然联合国里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它在第41条规定了联合国安理会为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可以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中没有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一条。然而，规定中用了“包括”（including）这个词，表示这里的措施没有详尽的意思，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在必要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采用“包括”中没有列举到的措施。这没有明确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为包括成立国际刑事法庭。
《联合国》第25条还赋予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很大的权力，即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第七章下通过的决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接受并履行。这一条很厉害。由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第七章成立的，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必须予以合作。这为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关于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成立国际刑事法院最初是1989年由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禁毒。但提出以后，联合国接了过去，准备成立一个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自然人进行审判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草案，交给联合国第六委员会进行审议。同年的联大会议上讨论并成立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机构。以后，在1998年7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会议。我作为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正式代表，作为国际刑法的专家，参加在美国纽约和意大利罗马的会议，从法律技术的角度（不是政策的角度考虑）帮助各国代表团起草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有60个国家批准这些规约，它就能生效。经过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纷纷做工作，到去年底今年初，有57个国家批准了。以后的几个月，就一直停留在57个国家这个数字上。但到了今年4月11日这一天，一下子就有9个国家批准，因此，7月1日这天，世界上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即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的属事管辖权方面，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几乎一样，涉及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罪。成立以后，如果绝大多数缔约国同意，还会加上侵略罪。但在某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目前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性的。它们的成立就是为了分别审理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有关的案子，审完以后它就解散了。而今年7月1日开始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常设的机构。一旦设立，它就将一直存在下去。
另外，在它们有关属地、属时管辖权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管辖权方面，是都有一定的限制的。这从它们的名称就可看出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全称很长，叫“联合国1991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内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嫌疑人的刑事法庭”。它把法庭的管辖权限定得清清楚楚。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一样，它的全称叫做“联合国1994年以内在卢旺达境内所发生的或者由卢旺达国民在邻国境内所发生的有关严重违反种族灭绝罪行以及其他国际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所以，卢旺达国际刑庭的管辖权，也仅限于1994年之内，在1994年1月1日以前或1994年12月31日以后发生的，法庭管不了；罪行发生地被局限在卢旺达和邻国以内；犯罪的自然人，只能是在卢旺达领土内的或邻国的卢旺达公民；而所审理的罪行，则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一样，被限制在国际人道法的范畴内。
所以，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它一旦成立，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罪行都有管辖权。另外，它是永久性的。
1998年7月份，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在意大利罗马被通过后，开始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规约通过以后，签署的就有130多个国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了字。以色列也签了字。我们中国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出发，暂时还没有批准《规约》，也没有签字。
从理论上讲，通过惩治来制止国际犯罪，是世界所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个国家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则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定。各国的法律文化也不尽相同。在有关重要的问题达成共识之前，每个国家自然都有选择是否加入、或在什么时候加入《规约》的权利。我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工作中经常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西方对我国抱有偏见。所以，在环境不合适时，我们不一定非要急着进去。
的自我保护意识较低，在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突发事件的发生时，她们往往会即时的向信赖的人们求助，在刑法中明确指出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在我国刑法范畴指定上都是属于。
1.对进行犯是罪中的一个加重情节，并严重判刑
2.在我国刑法的第二百三十六条明确指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她人的意愿和发生性关系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随着刑法的变革不断的加大对性寝犯的处罚力度。特别强调了奸不满十四周岁的的，以处理无论对方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的前题。
3.奸节恶劣的，对使用暴利导致使被害人受重伤、严重则导致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处以死刑或者有期徒刑。加强对幼儿暴力事件的管理。近年来幼儿园频频出现虐待儿童的事件，给年幼的孩童留下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家长要善于利用幼儿刑法中的有关条约严惩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老师。
4.诱拐幼儿拐卖，对的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不仅破坏了一个美满的家庭还让幼儿心理留下巨大的伤害，我们国家正在不断的完善幼儿刑法加大力度打击诱拐分子。陪诱拐的家庭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打击和惩罚不法分子。
二、推广刑法
立法的本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合法利益，而近年我国也加大了幼儿刑法中的个种条例，爆保障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的合法权利，而刑法只是停止纸面上的一些条条框框而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用，也不能起到保护的合法权益，只有刑法等到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通过现代媒体技术推广刑法，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体传播的影响力和更新的能力是任何传播媒介无法代替的，通过一些真实的刑法案例让人们在生活中了解刑法，知道如何正确的利用刑法去保障的合法权利，普及和推广刑法，善于利用贴近人们生活的案例，将枯燥的刑法，生动化，立体化，简单化。
2.学校要加大推广刑法，学校通过组织一些有关刑法的教育活动，让每个学生了解刑法，在自身权益受到伤害时如何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学校老师对学校进行集中的刑法教育，当她们受到暴力事件或者犯和各种人生安全遭到伤害的时候如何利用刑法来保护自己，而不是屈原威胁，迫于暴力选择沉默默许他人对自己造成伤害。只有让她们了解刑法的作用，我国为什么要加大对刑法的完善和监管力度。
3.社会对刑法的推广，通过一些公益广告对刑法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刑法，通过举行一些有关刑法知识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刑法。和加大对自我的保护意识，在自己权益受到侵犯时如何即时的保障自身的安全，事后如何通过刑法来为自己申辩。
三、运用刑法保护权益
刑法的修订和推广是为了让更多人利用刑法来保障的合法权利，而如何正确的利用。刑法保护的权益成为我国的侧重点。
1.在受到犯事件上，在日常中家长要告诉孩子即使遭到侵害后，还是要‘告诉’可信赖的大人。寻求帮助告诉孩子如果无法逃脱害，最重要的原则是保证生命的安全而不是意气用事，事后像老师，家长或者警察寻帮助，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教导孩子学习一些安全的防身身术，可帮助孩子建立信心，在遇到犯时可以如何逃脱。在加强儿童的保护意识下国家因该加大对犯的处理力度，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加大对刑法的完善更好的保障儿童的身心健康。让犯者打消犯的念想。社会要帮助人们树立理性健康的性心理，这样才不会有人将魔爪伸向自我保护能力低的儿童身上，让她们有效的心灵受到伤害。让孩子相信通过刑法可以保护自己，家长老师可以通过刑法更好的保护自己，自己要勇敢的说出来，而不是选择沉默。
2.在受到暴力时要如何的利用刑法对自我进行保护，往往屈于暴力下选择逃避和不敢勇敢的站出来，在频繁的老师虐待案例中，由于老师的恐吓她们不敢告诉家长，对学校产生恐惧，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而如果日常家庭，学校，社会加大对刑法的教育，让她们学会如何正确的利用刑法保护自己。在学校收到虐待的时候即时的向家长反映家长通过利用刑法对的权益进行保护。
3.妇联的主要工作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具体内容为：团结、教育全市各族各界妇女以及各类妇女组织紧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发扬“四自”精神，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代表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关注并加强研究涉及妇女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提出建议；参与有关妇女儿童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拟定和实施，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坚持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基层服务，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协调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通过刑法保障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德日刑法/可罚性/客观的处罚条件/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
「正文
犯罪是被科处刑罚的行为，“值得科处刑罚”这种属性就是“可罚性”，确定可罚性的范围乃是犯罪论的重要任务。“可罚性”在犯罪论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是可罚性的要素，虽然客观的处罚条件是一般地发生作用，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只对具体的行为人有效，但是，它们都与故意或者过失无关，重要的只是其客观存在。
一、可罚性的涵义和地位
（一）可罚性的涵义
在刑法学上，“可罚性”（Strafbarkeit）一词具有多种涵义。
第一，“可罚性”被用来单纯指某行为是“处罚的对象”这种事实。例如，当人们说“行为在现行法上不具有可罚性”时，实际是说行为不是现行法的处罚对象。这种意义上的“可罚性”，被称为“形式意义中的可罚性”。
第二，“可罚性”被用来指行为“值得处罚”这种实质的评价。“值得处罚”这种实质评价意义上的“可罚性”，被称为“实质意义中的可罚性”。“实质意义中的可罚性”是“形式意义中的可罚性”的前提和根据，是立法论中进行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的标准。
第三，“可罚性”被用来指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即把“可罚性”评价视为犯罪论体系上的一个评价阶段。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可罚性”，被称为“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而且，作为包含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的全体的可罚性，被称为“广义的可罚性”；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被称为“狭义的可罚性”［1］。
本文中所论及的“可罚性”是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可罚性，即“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它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外，对行为进行的“值得处罚”这种实质的评价。“可罚性”属于实体刑法的范畴，与“诉追可能性”（Verfolgbarkeit）不同。诉讼前提（如刑事告诉）和诉讼障碍（如赦免）这些决定诉追可能性的要素，只影响诉讼程序的进行，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对其存否无需进行实体的裁判［2］。
（二）可罚性的地位
“可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上具有怎样的地位？对此，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
1.刑罚处罚阻却事由说。该说认为，狭义的可罚性不是犯罪的成立要件，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这些决定可罚性的要素只具有阻却刑罚处罚的性质。日本刑法学家团藤重光指出：“观念刑罚权原则上与犯罪的成立同时发生。但是，作为例外，有时进而以其他事由为条件。这种条件称为处罚条件（客观的处罚条件objektiveBedingungderStrafbarkeit；condicionobjetivadepunibilidad；condizioneobiettivadipunibilita）。例如，破产犯罪中破产宣告的确定（破产法第374条至第376条、第378条）、诈欺更生罪中更生程序开始决定的确定（公司更生法第290条、第291条）、事前收贿罪中成为公务员、仲裁人（刑法第197条第2项）等即是。根据情形，一定事由的不存在被规定为处罚条件。这种事由称为处罚阻却原由（Strafausschiessungsgruende）
。例如，亲族间的赃物罪中近亲的身分即是（第257条）。这样，处罚阻却原由通常是行为人的身分。这称为人的（一身的）处罚阻却原由。因为处罚条件、处罚阻却原由是从某种政策的理由被承认的，它与对行为及行为人的规范性评价无关，同犯罪的成立没有关系。因而，（1）不具备处罚条件，或者存在处罚阻却原由，其行为是违法的。所以，例如在近亲相盗（第244条第1项前段）的情形中，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和成立共犯。而且，（2）行为人是否表象相当于处罚条件和处罚阻却原由的事实，与故意的成立没有关系。”［3］
日本刑法学者板仓宏把广义的可罚性区分为当罚性和要罚性，并且认为，当罚性（Strafwuerdigkeit）是实质的可罚性，它说明行为本身受处罚是相当的（处罚相当性）；要罚性（Strafbeduerftigkeit）基于刑事制裁的补充性要求，说明为了实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目的刑罚是有效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当罚性，犯罪不成立；没有要罚性，刑罚被阻却。“虽然这种要罚性以当罚性为前提，但是，实质上是与当罚性不同的概念。对在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进而具备实质的可罚性的意义上不能否定当罚性的行为，也因为不存在要罚性，而开辟了处罚阻却的途径。另外，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和犯罪后的事后事情等不能左右犯罪成立的事情也是判断要罚性的资料。为了将不能否定具备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行为尽管如此也要从刑罚中解放出来，要罚性是具有实益的概念。”［4］
2.犯罪成立要件还原说。该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不是与犯罪的成立与否无关的处罚条件，而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但是，可罚性不是犯罪成立的独立要件，而应该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内部论述可罚性，通过提出“可罚的违法”和“可罚的责任”这些观念，把“可罚性”还原到“违法性”和“责任”之中。日本刑法学家佐伯千仞指出：“刑法上的责任是引起刑罚这种国家的目的意识性活动的要件，因此，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刑罚目的的色彩或者规定。恰如刑法上的违法性特别作为可罚的违法被特殊化一样，为了使责任也具有刑法上的意义（是刑事责任），需要作为可罚的责任来特殊化。可罚的责任的特征，不只是指尽管行为人能够理解法规范的命令、禁止并根据它来行为却没有那样行为，进而是指这种行为人的非难性强烈到特别需要刑罚这一强力手段的程度，并且是适宜于接受刑罚这种性质的东西。”［5］
3.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说。该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不仅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而且，“可罚性”不属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内容，应该在犯罪论内部确立“可罚性”独立的体系地位，“可罚性”是继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后的第四个犯罪成立要件［1］（P8）。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早就提出：“某行为为了成为犯罪，首先要在法律上一般规范地被评价为违法，进而需要在刑法上被判断为可罚的”［6］，“可罚类型性”是“犯罪的最后的一般要件”。［7］关于犯罪概念与可罚性的关系，日本刑法学家庄子邦雄作了明确的阐述：“通说把犯罪定义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而且有责的行为，认为行为外的要素是与犯罪的成立要件相分离的可罚性的要素。即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或者人的处罚阻却事由是存在于犯罪这一实体的要素之外的为了发动刑罚的实体的要素。”［8］但是，“应该与刑罚权的发动密切相联来考虑‘犯罪’的实质，在刑罚权发动时才认为成立‘犯罪’。”［8］（P65）即，“站在应该使行为与行为人有机地联系以决定作为整体的‘刑事责任’的立场来考察，在减轻、免除刑罚的情况下自不待言，在没有进行刑罚量定的刑罚权发动的抽象可能性的阶段，也不斟酌行为外的要素就造出‘犯罪’这一实体，必须说是明显无视了‘犯罪’的实体。”［8］（P71）应该作这样的定义：“‘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和有责的行为，并且是具备可罚性的行为。”［8］（P71）
在关于“可罚性”的体系地位的上述三种学说中，笔者赞同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说。
冷战结束后,国际人权法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国际刑法也进入复兴和快速发展的阶段。以下就是由求学网为您提供的浅论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十分明显,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规则,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刑罚制度设计到刑罚的执行,并努力在保护被害人与保障被告人权利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透过国际人权法推动国际刑法发展的帷幔,不难发现其背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紧张博弈:为保护人权,国际人权法引领着国际刑法试图突破国家领土的藩篱进而穿透国家主权的坚硬铠甲国家则奋力祭起主权大旗并诉诸司法独立的坚固盾牌,抵御某些外部政治实体利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干涉其内政、侵蚀其司法独立,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虽然通过国际刑事审判来惩治国际罪行的设想由来已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一般被视为国际刑法的真正起点,其基本文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成为国际刑法的具体渊源。{1}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刑法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开始勃兴,数量增加,地位上升,国际刑法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国际法领域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从迄今为止近20年的特设及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至少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明显的趋势:国际人权法借助国际刑法的长矛利刃,企图刺穿国家主权的坚硬铠甲,突破传统意义上国家领土的界限,消解特权与豁免的庇护,以实现保护人权的宗旨;另一方面则是主权国家力图以维护国家主权之名,借助于现行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这其间的矛盾与冲突共同成就了国际刑法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彰显了其遭遇挫折和反复时的无奈与彷徨。
在国际人权法与国际刑法的关系问题上,多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不少研究并发表了一大批专着和论文[1]。国内有学者认为尊重基本人权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2}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极大地强化了国际人权监督机制,使得人权的国际保护制度带有强制力,这是国际社会在通向普遍的人权和法制进程中迈出的巨大一步。{3}从总体上看,在研究视角和思路方面,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从具体问题入手,研究国际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基础及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2],例如国际法是如何与国际人权法一道共同推进国际刑法具体规则变化发展的,这三者之间是如何形成互相补充关系的,等等。{4}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从人权与主权关系视角对国际人权法影响国际刑法的方式和结果进行专门研究的着述并不多见。为了厘清讨论的对象与范围,划定讨论问题的合理边界,在本文中,国际人权法指国际社会促成其成员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5}而国际刑法则指国际社会中调整国际刑事关系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2}是包含国际刑事实体法、国际刑事程序法、国家间刑事合作和国际刑法实施机制的一个综合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论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的影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摘要：本文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出发，在归纳当前理论界区分盗窃与抢夺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以理论指导实践，对盗窃与抢夺的界分作出阐述。
论文关键词 盗窃 抢夺 界分
通说认为，盗窃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夺是指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根据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无法将盗窃与抢夺明确的区分开来，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不统一，面对抢夺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有学者曾对我国刑法中抢夺罪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主张借鉴德日的做法，取消并分解抢夺罪，一部分归入盗窃罪，一部分归入抢劫罪。 抢夺罪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是我国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拆分抢夺罪也并不能彻底解决司法实践的困惑，只是将盗窃与抢夺的界分问题，转换为盗窃与抢劫的界分问题，在法哲学原理、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联系具体案例和社会生活，对刑法所规定的盗窃和抢夺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解释，反而更有利于刑法的完善。笔者试图从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盗窃与抢夺的区分进行分析。
一、案情简介
2012年2月3日，杨某某去到一手机店门口，假装试用用绳子挂在店门口货架的手机，趁被害人黄某某与向店内其他客人介绍手机不注意之际，杨某某用指甲钳剪断拴住手机的绳子，将挂在店铺门口货架上的一台手机拿在手上，并逃跑。黄某某发现后紧追杨莫某并大声呼喊，闻讯赶来的巡逻民警合力将杨俊峰抓获，并从其身上起获被拿走手机一台和作案工具指甲钳一把。经鉴定，上述手机价值人民币850元。
虽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盗窃罪和抢夺罪数额较大(500元至2000元以上)、数额巨大(5000元至2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相同，但地方在根据本区域经济状况等因素作出具体规定时，可能会对盗窃罪、抢夺罪的数额标准有所区别，例如广东省政法委的相关规定，抢夺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是500元人民币，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是1000元，这样规定也具有合理性，因为抢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应当加大对抢夺行为的打击力度。这使得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十分必要。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在于杨某某的行为性质是盗窃行为还是抢夺行为，若认定杨某某的行为是盗窃行为，则由于盗窃物品的价值未达到追诉标准，因而不构成犯罪，若认定杨某某的行为是抢夺行为，则其抢夺物品的价值达到追诉标准，依法构成抢夺罪。
二、理论归纳
通说的观点是以盗窃行为的秘密性和抢夺行为的公然性作为区分盗窃与抢夺的标准，由于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行为人自以为没有被人发觉，而事实上行为人的行为一直在他人关注之下的情形，通说对秘密性与公然性的要求仅限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而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是否具有秘密性则再所不论，马克昌教授指出，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主观自认为采取的是不被被害人发觉的方法取得并且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的实质在于行为人自认为行为时隐秘的、暗中的，至于事实上是否隐秘、暗中，不影响行为的性质。
但通说的观点受到了诸多诟病，张明楷教授认为，通说的观点仅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作为区分盗窃与抢夺的标准，这一做法颠倒了认定犯罪的顺序，认定犯罪应当从客观到主观，先考察行为人行为的性质，再考察是否存在可以讲客观行为归责于行为人的主观要素，同时，通说的观点导致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没有任何区别，形成了客观行为类型完全相同，主观故意内容不同的不合理局面，另外通说的观点也无法处理行为人以和平方式取得财物，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被他人发觉的情形。从而提出，公开盗窃的情形大量存在，刑法理论应当面对现实，承认公开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区分盗窃于抢夺行为的标准是抢夺行为必须具有致人伤亡的可能性，而盗窃行为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盗窃与抢夺的划分，然而该标准将抢夺罪的成立范围限制得过窄，有轻纵犯罪之嫌。例如：张某潜入王某的新婚房内，撬开抽屉，箱子等翻找财物，被王某之母赵某发现，赵某既没有喊捉贼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对张某的行为予以制止，只是在一旁央求张某不要拿走自己儿子的东西，张某未理会赵某，继续翻找财物，最后拿走现金5000元。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张某的行为是盗窃行为，显然缺乏合理性。有学者在对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提出批评的同时，对通说秘密性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提出这种秘密性主要是针对于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而言。
秘密性是区分盗窃罪与其他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准，否定盗窃罪的秘密性可能给司法实践中盗窃罪的认定带来更大的分歧，也不符合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盗窃行为的一般认知。采用通说的观点将秘密性和公然性作为区分盗窃与抢夺的标准，并非仅以主观因素作为区分盗窃与抢夺的标准，因为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判断并非仅以行为人的供述为依据，而是要通过对其客观行为分析来判断，而行为人主观心态的不同也必然导致其取得财物的行为方式不同。同时，他人(包括被害人)是否知道行为人正在实施盗窃行为，并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秘密性是相对行为人而言，体现盗窃与抢夺行为的行为人主观恶性不同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是在知道他人明知自己在非法取得财物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 三、对本案的分析
分析本案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获取财物的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遵循认定犯罪从客观到主观的原则，从杨某某的行为手段、现场状况等客观方面出发对杨某某的主观心态进行考察。
杨某某的行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用指甲刀剪断挂手机的绳子，将手机拿在手中的行为;二是被被害人黄某某发现后，拿着手机跑开的行为。从第一个行为来看，杨某某用指甲刀剪断挂手机的绳子，将手机拿在手中的行为，是秘密窃取的行为，因为从杨某某的角度来说，其对行为过程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假装试用手机并选择了被害人黄某某向他人介绍手机，无法发现其行为的时机，如果杨某某在被害人的注视下，将挂手机的绳子剪断，那就应当认定为抢夺行为。杨某某将手机拿在手上时，其已经实际取得财物，杨某某的行为被店主发现后拿着手机跑开的行为是盗窃被发现之后的逃跑行为。
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此司法解释以设立单位的目的是否进行违法犯罪，或者以单位的主要活动是否实施违法犯罪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标准。但是对“以犯罪为主要活动”的认定标准又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做法。单位是民法上所拟制的权利义务主体，其社会活动是由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实施的，其自身不可能实施所谓单位犯罪行为。但是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一方面是单位组成人员，受制于单位意志；另一方面又是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个人，他可以影响单位意志并作为独立于单位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出现，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业务行为既可能是单位行为，也可能是他个人行为。因此，以设立单位的目的是否进行违法犯罪，或者以单位的主要活动是否实施违法犯罪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
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批复》对单位盗窃只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至于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情节严重究竟应对应盗窃罪哪一个量刑档次，《批复》未予明确。
对“情节严重”问题的认定，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批复》可以看作为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按照个人盗窃处理的成立条件，而不是现行《刑法》第264条中的第二个量刑幅度的条件意义上的量刑情节。其具体内容，一般来说，应当是指实施盗窃犯罪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社会危害严重等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批复》规定单位盗窃情节严重才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那么，情节严重应当是单位盗窃的起刑点，应当适用刑法第264条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盗窃罪应当是一个主要参考标准。单位盗窃追究刑事责任，毕竟是《批复》作扩张解释的产物，因而，在刑罚适用上应当严格控制，不能完全对应个人盗窃犯罪的量刑档次。否则，明显是违反了罪行相当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可考虑设两个量刑档次，即情节严重，在三年有期徒刑量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
依据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的处罚，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政策。上述“情节严重”可以看做为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按照个人盗窃处理的成立条件。然而，对此做法的合理性，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位与自然人应适用相同的定罪与量刑标准。另一种认为，单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标准应高于自然人犯罪。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自然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数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的严重情节是对自然人量刑的加重情节。然而，《批复》中却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这儿，情节严重却是单位犯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前提。那么，单位实施盗窃行为，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中的情节严重应当对应自然人盗窃中的哪一个量刑幅度呢？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从而既引起了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议，也使得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不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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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在国际法方面，含有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下的国际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实体法和诉讼法以外，还有比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以及各国的司法制度的比较，等等。此外，国际刑法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时时刻刻涉及到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国家问题。比如：国际刑庭为了索取证据和查清案子而向有关国家或政府官员送达传票或命令；国际刑庭要求有关国家提供线索合作，以锁定和抓获被法庭的嫌疑犯，并在将其抓获了以后押送到法庭；为了审理案子的需要，国际刑庭必然要求将出庭证人所在地的国家当局同意他（她）出来、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国家同意他（她）入境；以及当被告被定有罪后，国际刑庭又需要有国家自愿同意、将其关押在该国的监狱里服刑，等等。
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将有关国际刑法的原则和理论付诸实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是一个有着800万左右人口的国家，1994年4月和7月，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胡图族对占人口总数14％的图西族进行了大屠杀。被屠杀的卢旺达人总共达到了80万左右，连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犹太人也没有那么快。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卢旺达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这样，联合国安理会先后成立了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后，联合国又成立了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别刑事法庭等。去年，联合国还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问题与柬埔寨政府签定了备忘录。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这两个军事法庭在性质上虽然也是国际法庭，但它们与联合国的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成立的机制不同。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成立的，审判的对象是二次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战争罪犯。检察官在状中都采用“代表某国政府对某某的”的措辞，因此在学术界和国际法上时常被称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是这样。它们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的，不是一个战胜国的法庭。所以，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
除了联合国成立的刑庭以外，近年来与国际刑法发展有关的，还有英国法庭对皮诺切特引渡一案的审理，以及安排在荷兰审理的洛克比案等等。
“普遍管辖原则”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运用
谈到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在2001年6月18日作的一个判决，这是国际法历史上、或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这个案例在国内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在国外传得很历害，其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意义也很深远。
普遍管辖权，是指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国际法，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是对构成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少数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和予以惩罚。所以，普遍管辖权与刑法上传统的领土管辖、保护管辖或国籍管辖原则，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普遍管辖权突破了地域、利益保护和国籍这三种传统管辖的因素，在国际法上历来受到严格的限制。
“普遍管辖原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一种理论，这个从来没有的历史，在去年6月被打破了-6月18日，比利时由其国内刑事法庭下了一个判决，裁定被的4个卢旺达人犯了战争罪。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93年，比利时国内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律，授权比利时国内司法机构可以对违反1949年关于国际人道法四个公约的事件进行。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正发生在1994年。事发后，很多卢旺达人逃亡国外。比利时以前是卢旺达的殖民国家，逃亡到比利时就有这个案子里的4个被告。他们是教父和修女。卢旺达是一个很浓厚的国家，教堂被公认为庇护所。但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人们往往对教堂也实施进攻。这4个被告把那些被追杀的图西族人引进教堂里，然后马上又去报告当地的武装部队和胡图族的人，把教堂包围了起来，并往里面扔手榴弹等，结果里面避难的人死得非常惨。当时，我作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到卢旺达当地去调查过。只见教堂里的尸体是一堆堆堆起来，真是惨不忍睹。这4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其中两人被判有罪。
比利时的判决打破了国际刑法上一贯采用的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原则-这个罪行发生地在卢旺达，被的四个人国籍又是卢旺达，被他们杀害的是卢旺达人，与比利时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比利时的法庭实践普遍管辖权的原则，用本国的法律审理与自己国家或国民没有任何联系的案子，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又是从《联合国》来的。《联合国》可以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根本大法。当然，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个机构，本身也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联合国安理会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或采取其他措施，也必须遵守《联合国》的规定。
实事求是地说，《联合国》里并没有明确授权安理会可以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但是，国际刑事法庭对此的解释是，虽然联合国里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它在第41条规定了联合国安理会为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可以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中没有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一条。然而，规定中用了“包括”（including）这个词，表示这里的措施没有详尽的意思，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在必要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采用“包括”中没有列举到的措施。这没有明确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为包括成立国际刑事法庭。
《联合国》第25条还赋予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很大的权力，即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第七章下通过的决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接受并履行。这一条很厉害。由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第七章成立的，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必须予以合作。这为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关于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成立国际刑事法院最初是1989年由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禁毒。但提出以后，联合国接了过去，准备成立一个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自然人进行审判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草案，交给联合国第六委员会进行审议。同年的联大会议上讨论并成立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机构。以后，在1998年7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会议。我作为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正式代表，作为国际刑法的专家，参加在美国纽约
和意大利罗马的会议，从法律技术的角度（不是政策的角度考虑）帮助各国代表团起草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有60个国家批准这些规约，它就能生效。经过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纷纷做工作，到去年底今年初，有57个国家批准了。以后的几个月，就一直停留在57个国家这个数字上。但到了今年4月11日这一天，一下子就有9个国家批准，因此，7月1日这天，世界上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即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的属事管辖权方面，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几乎一样，涉及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罪。成立以后，如果绝大多数缔约国同意，还会加上侵略罪。但在某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目前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性的。它们的成立就是为了分别审理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有关的案子，审完以后它就解散了。而今年7月1日开始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常设的机构。一旦设立，它就将一直存在下去。
另外，在它们有关属地、属时管辖权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管辖权方面，是都有一定的限制的。这从它们的名称就可看出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全称很长，叫“联合国1991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内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嫌疑人的刑事法庭”。它把法庭的管辖权限定得清清楚楚。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一样，它的全称叫做“联合国1994年以内在卢旺达境内所发生的或者由卢旺达国民在邻国境内所发生的有关严重违反种族灭绝罪行以及其他国际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所以，卢旺达国际刑庭的管辖权，也仅限于1994年之内，在1994年1月1日以前或1994年12月31日以后发生的，法庭管不了；罪行发生地被局限在卢旺达和邻国以内；犯罪的自然人，只能是在卢旺达领土内的或邻国的卢旺达公民；而所审理的罪行，则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一样，被限制在国际人道法的范畴内。
所以，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它一旦成立，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罪行都有管辖权。另外，它是永久性的。
1998年7月份，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在意大利罗马被通过后，开始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规约通过以后，签署的就有130多个国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了字。以色列也签了字。我们中国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出发，暂时还没有批准《规约》，也没有签字。
从理论上讲，通过惩治来制止国际犯罪，是世界所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个国家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则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定。各国的法律文化也不尽相同。在有关重要的问题达成共识之前，每个国家自然都有选择是否加入、或在什么时候加入《规约》的权利。我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工作中经常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西方对我国抱有偏见。所以，在环境不合适时，我们不一定非要急着进去。
摘要：刑法和道德是社会存在、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种行为规范，道德和刑法之间具有内在牵连，表现在刑法的各个方面，如刑事政策、刑事责任和刑法基本原则等。本文要探讨的是刑法基本原则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即刑法基本原则的道德属性：罪刑法定原则立足于功利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基于人道主义，适用刑法平等原则是公正精神的表征。
关键词：刑法基本原则；功利主义；公正；人道主义
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刑法适用平等三大原则，其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等各项刑事活动中。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与道德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刑事立法需要考虑是否将一些道德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刑事司法需要考量行为人的道德品性在量刑中所占的位置，刑事政策则需要考察道德规范在抑制犯罪发生方面的作用。鉴于道德和刑法基本原则在刑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厘清刑法基本原则和道德的关系、探讨和分析刑法基本原则的道德属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功利主义的需求
道德的终极标准，就是指社会主体在从事行为时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只有在道德终极标准的指引下，社会主体的行为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主体权益，达到道德的最终目的。道德终极标准包括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一个分标准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睛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加每个人利益总量”，另一个分标准则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加整个社会的利益总量”——在他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它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ll1。其实，无论是总标准还是分标准，都是为了引导主体充分维护社会和个人利益，都是为了增进社会主体的最大幸福。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是评价一切行为的道德价值的最终尺度，因而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最终动机”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内涵上是相同的，两者有道德终极标准的应有之义也和功利主义密切相关。对于功利主义，赫起逊做过精辟的阐述：“凡产生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的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131。因此，我们认为道德终极标准又是功利主义标准，两者在内涵、范围和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和重合性。
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会导致个人利益之间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为了维持秩序稳定，就需要抑制危害行为的发生。但统治者在整治危害行为时，是否能做到公正呢?是否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呢?罪刑法定原则出现之前，显然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为了达到惩戒的目的，洛克主张以理性和良知来限制惩处犯人的权力，并强调要对惩处与违法行为进行核对，以确定惩处犯人是否恰当。但是，洛克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主张和要求不能确保百分之百的稳定性和全体国民遵守自然法，也不能确保和平与安宁以及一定要公正地惩处违法者。因为由每个人来执行惩罚权，势必会导致人们之间的战争状。鉴于依靠良知和理性并不能达到公正处理社会冲突的目的，也不能最大程度保障个人和社会利益，则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目的也不能实现。于是，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实现社会最大利益的价值观，奠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罪刑法定原则开始进入立法者的视野。犯人之所以产生期图侵害他人利益的欲求，与犯人从侵犯其利益或享受利益中得到的快乐是一致的。这同时也适用于利益的持有人。因为利益是归属于其持有人的，享受这种利益对持有人而言也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因此，在存在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利益持有人会对自己的利益继续存在感到不安，就会希望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需求。当这种希望保护自己利益的欲求达到一定规模时，作为国家来说，就感到有必要保护该利益，就会有制定刑法的动机I5_。通过制定相应的刑罚规范，可以对危害行为予以调整和规范，以达到保护社会和个人利益的目的。
从一个层面来讲，在因犯罪行为而使社会主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通过适用刑罚可以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目的。对犯罪人进行惩治，剥夺其继续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可以使其不能再危害社会。但是，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曾说：刑法是善良国民的大，也是犯罪人的大。对犯罪人的行为需要加以刑事制裁，但刑罚的适用必须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是说，在刑事司法中，必须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以期达到司法公正之目的。“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因而首先要尽可能排除一种趋于减损这幸福的东西，亦即排除损害。然而所有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根据功利原理，如果它应当被允许，那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同。对社会民众来讲。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也可以预防其实施犯罪。当社会民众了解到刑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后，就不会轻易的实施犯罪行为，这也间接起到了保护社会利益的作用。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当不存在社会利益冲突的时候，罪刑规范的法定化也为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奠定了基础。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对抗中世纪封建国家当中，以国王以及官僚即法官所具有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为背景的肆意专制裁判(罪刑专断原则)，在近代市民阶层兴起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它是保护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原则『7】。为了避免国家机关利用刑罚任意侵犯和干涉公民权利，必须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而罪刑法定原则很好的承担了这个任务，其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划出一道红线，作为界分两者的标准和依据。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则。公民的权利不再随时处于危险之下，而有了明确保障；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则，国家的权力不再擅自发动，而有了具体标准。公民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较好的保障，而国家的刑罚资源也不再因为肆意发动而浪费和消耗。通过发挥刑罚的惩治功能，可以在出现社会冲突的情形下达到保护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目的，可以增加社会利益的总量；通过抑制刑罚的惩治功能，可以在社会平稳的情形下达到保护公民的利益、免受权力的非法侵害，可以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利益的增长者和道德终极标准的第一个分标准相适应，而后者则和道德终极标准的后一个分标准相契合。总之，将犯罪和刑罚用刑法条文固定下来，作为社会主体实施行为的规范标准，作为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判规范，是基于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之目的，是为了将人利益冲突降至最低限度，也是为了将对个人利益的损害降至最小。而这与道德终极标准的精神相符合，也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内在意蕴。
二、罪刑相适应原则：人道主义的追求
人道主义，众所周知，是一种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人本身乃最高的价值和尊严罔。人道主义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将人当人看”，一个层面是“使人成其为人”。所谓当人看，是指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应当把他当作人来对待，尊重其作为人的尊严、人格和固有的权利，尊重并满足其作为人的正常需要c9]。所谓使人成其为人，是指使人自我实现，使人发展、实现自己的潜能而成为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最完善的人。
在刑法理论中，学者们对人道主义较为重视，都主张在刑事立法、司法及执行中将犯罪人当人看。善待行为人，反对将行为人视为刑罚客体，不能出于其它目的而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康德指出，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犯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I!】。既然人本身是最高价值，那么，不言而喻，对于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坏，对他的坏、他给予社会和他人的损害，固然应给予相应的刑罚，应把他当作坏人看；但首先应因其是人，是最高价值而爱他、善待他、把他当人看。从刑事古典学派的绝对确定法定刑到刑事社会学派的相对不定期刑，正是在罪刑适应的基础之上寻求人道主义，也表征了从“把人当人看”到“使人成其为人”的发展历程。在封建社会形态下，刑罚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没有独立的价值。
为了维护秩序稳定，统治者可以擅自动用刑罚，犯罪者不过是统治者展示权力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权力无需说明它为什么要推行贯彻法律，但是应该展示谁是它的敌人并向他们示自己释放出来的可怕力量。这种权力在没有持续性监督的情况下力图用其独特的表现来恢复自己的效应。这种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展示为‘至上权力’的仪式而获得新的能量”㈣。在这种司法体制下，罪与刑之间没有适应性可言，司法主体往往根据治理犯罪的需要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犯罪人的独立人格在这种司法程序中也荡然无存。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司法权力，启蒙思想家从各个角度对封建社会下的严刑苛罚、滥施刑罚等现象给予了猛烈抨击，而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古典刑事学派也提出了相应的刑罚理念，如孟德斯鸠主张罪与刑之间应有适当的比例，刑罚的轻重应当协调，对不同的犯罪，刑罚一定要有区别，必要时也可以采取是否适用赦免区别对待。认为死刑是病态社会的药剂；反对苛酷的刑罚，反对肉刑、拷问和株连，强调用刑应当慎重、应当宽和，亦即主张在刑罚中实行人道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之所以会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正是启蒙思想家鼓吹人权保障的结果。与封建社会下的司法观念不同，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是主体而不是客体，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司法程序中的犯罪人应被作为人来看待，司法主体应尊重其人格，因此，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就是刑罚的量和犯罪的质相适应。考察这个时期的罪刑适应原则，可以发现其报应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公正，相对于封建社会下的司法而言，犯罪人是司法主体而非司法客体、是目的而非手段。但是，在古典刑事学派那里，对“使犯罪人成其为人”的重视远远不够。因为在这种司法体制下，犯罪人虽然从司法客体转变为司法主体，被当作人看待而不再仅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手段，但是，犯罪人仍然是在被动的接受司法审判和刑罚制裁。从法理上讲，他不能做任何行为以减轻自己的危害，即使他有这样的意图，刑罚体系和司法体制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必须老老实实的接受司法裁判和刑事制裁；即使他做出了减轻自己罪恶的行为，司法体制也没有相应的回应，如对其适用缓刑、减刑或者假释等。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犯罪人想要发挥自己的潜能、使自己成为更为完善的人、实现自我的机会基本上不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刑事古典学派的相关刑罚理论，尤其是罪刑适应下的绝对确定刑理论并不能很好的治理犯罪，因此，需要采取新的理论和措施应对高犯罪率。于是，立足于实证主义而非思辨主义的刑事社会学派开始主导刑罚理论的发展方向。针对行为人的危险性而非行为的危害性，刑事社会学派认为，罪刑相适应需进行相应的变化，其中的“刑”不能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应该是相对确定的不定期刑。该理论认为，犯罪人在犯罪中和犯罪后，其人身危险性会发生变化，司法机关应该根据相应的变化对其适用刑罚。对于任何一起犯罪，刑罚问题都不应当仅仅配给罪犯与其道德责任相应剂量的药，而应当被限定为根据实际情况和罪犯个人情况，视其是否被认为可以回归社会，确定是否有必要将罪犯长久、长期或短期地隔。正是在这种刑罚思想的引导下，缓刑、假释、减刑等刑罚理论随之出现。在这种罪刑适应的理论中，如果犯罪人积极悔悟，并能主动的为减轻自己的危害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司法机关视其表现而对其作出相应的刑事处罚。判决前，如果犯罪人真诚悔罪、并不会再危害社会的，法院可以对其适应缓刑；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如果犯罪人积极的参与改造，从思想上认清自己的罪恶，执行机关可以对其予以减刑或者假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犯罪人不再是完全被动的司法主体，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轻自己的刑罚，使自己的人格更为完善，进一步实现自我潜能、寻找发展自我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刑事社会学派下的相对确定的不定期刑与罪刑适应理论更能体现人道主义，是使人成其为人的反映和表征。使人成其为人实质是指给人自由，因为自由乃是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
总之，我们认为，从古典刑事学派的罪刑适应理论到刑事社会学派的罪刑适应理论反映了人道义的发展轨迹，从“将人当人看”到“使人成其为人”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正是罪刑相适应理论的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两者的发展是交互影响互为促进的。
三、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公正价值的诉求公正、正义和公平，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正义或公平确实要求，人们生活中由政府决定的那些状况，应当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享有。习惯上正义被认为是维护或重建平衡或均衡，其重要的格言常常被格式化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正是等(利)害交换，显然具有两种相反含义：等利交换和等害交换①。其实，公正就是指对所有人平等对待、同样情况同等处遇。平等是公正的价值内核，是公正的应有之义。就是指法律应该不分轩桎地适用到一切情况，一切人物，不论贫富，无分贵贱。法律能够这样无差别地适用，才可以称作正义的实践。
罗尔斯将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的实质原则是什么。正义是指对法律规则的公正执行，对社会主体无差别的平等适用。反映到刑事司法层面，就是将刑法平等适用于任何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犯罪主体。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该条规定表明：所谓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指把刑事法律作为统一的尺度毫无例外地、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追求形式正义，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正的合理内涵。“形式正义的概念，也即公共规则的正规的和公正的执行，在适用于法律制度时就成为法治。甚至说，形式正义又可称为‘作为规则性的正义’，也就是法治””。
鉴于现代国家对法治的重视，对背离公正原则的司法行为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公正的内涵是多纬度的，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可能会对其作出不同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具体的司法适用是否反映了公正也会产生分歧，如“赔钱减刑”。有的学者认为赔钱减刑背离刑法适用平等原则，不符合公正精神。“赔钱减刑必然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局面，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反面，助长一些人‘有钱无恐’的骄纵心态。法不容情，法亦不能容钱，如果法律在金钱面前不能保持应有的威严，而显示出‘俯首低眉’的姿态，就会强化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偏见，从而助长已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阎。有的学者则认为赔钱减刑可以实现更深层次的公正，能更好的维护被害人利益。“花钱”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实可以买刑，但这种买刑决不是金钱万能的结果，而是在国家公权力的主导下，以促进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和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为前提的一个多赢举措”。观点截然不同，应如何看待两者呢?我们认为，行为人在刑事判决之前，对被害人给予相应赔偿的，法官可以在法定幅度内对行为人从轻量刑，这与公正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对这种情况，法院需谨慎处理，避免产生一些消极情况。首先，对被害人给予民事赔偿是行为人的义务，赔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减小，因此，可以在量刑上予以酌情考虑。但是，鉴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从轻量刑的幅度不宜过大，并且，要尽量避免减轻处罚。如果对行为人减轻处罚，则刑法适用平等的问题就会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力赔偿的行为人，在量刑上和有钱赔偿的行为人会差别很大，这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社会民众会将刑罚和金钱划等号，认为刑法是有钱人的刑法，而这对培养公民对刑法的认同和信仰是非常不利的。并且，犯罪人可能会产生蔑视刑法的心理，认为刑法就是富人的刑法，有钱就可以犯罪，有钱就可以买刑。这对发挥刑法的威慑、惩治和教育功能也是极其有害的。其次，建立国家赔偿制度，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并加强对犯罪人的道德教化。其实，彻底解决被害人的利益补偿问题必须依靠国家赔偿体制，而不能过多依赖行为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刑法的平等适用，才能尽快建立法治社会，被害人的利益才能真正受到保护。因此，对于“赔钱减刑”，前述两种观点都过于偏激。既要公正的惩罚犯罪人，又要尽可能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就需要对“赔钱减刑”予以具体分析。对于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行为人，如果其积极履行了赔偿义务的，则可以在法定幅度内，对行为人给予从轻量刑。但是，对于应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行为人，虽然其履行了赔偿义务，也不从轻处罚，更不能减轻处罚。因为无期徒刑和死刑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没有可以从轻的幅度，当然，更不能在死刑和无期徒刑以下进行量刑。
适用刑法平等是形式正义的合理反映，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但是，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是正义的一体两面，在关注形式正义的同时也需兼顾实质正义。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仅仅关注形式正义，一味的、呆板的平等适用刑法条文，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也不能较好的实现社会正义。“同一种惩罚观念对不同的人并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如富人既不怕罚款也不怕出丑。犯罪造成的危害及其惩罚意义因犯罪者的地位而异。而且，因为惩罚应发挥防止再犯的作用，所以惩罚时需考虑罪犯本人的情况，推测其邪恶的程度，其意图的本质：在两个犯同样的盗窃罪的人中，一贫如洗者的罪过不是比脑满肠肥者要轻得多吗?在两个作伪证的人中，自幼就被灌输荣誉感的人的罪行不是比被社会遗弃和从未受过教育的人要严重得多吗”]?从上述言论可知，就犯罪人而言，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如果对他们适用相同的刑罚可能无法得到相同的后果。为了实现刑法上的平等，应该对犯罪和惩罚作出分类，并基于这种分类而作出不同的判决，这种差别对待表面上看是与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相违背的，但实际上它恰恰是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在更深层次上的反映，也是刑法追求实质正义在司法程序上的表征。因此，我们认为，在司法过程中追求实质正义不但没有背离刑法适用平等原则，还是在更深层面对刑法平等适用原则的解读和诠释。并且，追求实质正义也是建立法治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法治如果只是着眼于形式正义，完全抛弃实质正义，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但失掉了实质正义，而且也难以实现形式正义，甚至于会背离正义精神”rj_。
形式正义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平等适用刑法的基础，因此，在立法、司法及刑罚执行中关注形式正义是根本需要和必然要求。但是，为了体现刑罚的差异性，为了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刑法的平等精神，实质正义也是立法主体与司法主体需要考虑的因素，其不但没有背离适用刑法平等的基本原则，反而是对该原则的补充和升华。
四、结语
鉴于刑法基本原则和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文章从功利、人道和公正的角度对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的道德屙I生做了分析和探讨。但是，在对刑法基本原则德行的论证上，还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和空间。笔者仅仅是从一定角度做了相应的阐述，希望能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并希望能为其他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一点素材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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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行为优先的基础上考虑结果的因素，即在以行为人之行为为出发点的同时不忘保护法律所维护的法益。
（一）对法律秩序双重性的保护
法律秩序具有双重性，其中，“法益保护”是目的，而规范“特定性为”是手段。进行违法性评价的时候，如果只以行为无价值为依据，就没有考虑到利益冲突的问题，忽视了法律保护法益的根本目的；如果单纯地以结果无价值为依据，就会因为没有考虑到刑法规范为行为设定的标准而使法律秩序变成了纯粹的利益性冲突。在二元论的框架体系下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看，从行为出发，着眼于法律秩序的规范性，在对行为的刑法规范性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衡量，进而对规范性的法律秩序下的损害结果进行二次评价，二者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二）功利主义视角下二元论对规范的维护
功利主义是分析问题的重要工具和理论基础。伦理学讨论行为的善恶标准以及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说是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用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依据行动自身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断行动的正确或错误；规则功利主义则根据在相同的具体境遇里每个人的行动所应遵守准则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动的正确或错误。”规则功利主义认为“既定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它是否遵守了有效的道德规则；依照规则功利主义，如果（大致上说）对这些规则的普遍遵守会促进功利主义者实现其最高目标，也就是给所有相关者带来最大的积聚性后果，那么这些规则就可以是有效的。”根据行为功利主义的观点，问题不在于什么规则具有最大的功利，而在于什么行为具有最大的功利；与此相反，根据规则功利主义的观点，“问题不在于什么行为具有最大功利，而在于哪一种准则具有最大的功利。”将功利主义引入刑法学的违法性领域，行为功利主义即可以代表结果无价值论，规则功利主义即代表了二元论。不难推知，行为功利主义所代表的结果无价值过分的看中了结果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伦理学还是刑法学中，结果都并不能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产生结果的过程往往更值得深究，张明楷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及“‘行为功利主义则主张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为了更好的后果，可以放弃对日常准则的遵守。’他认为刑法上的规则是为了保护法益而制定的，规则就要服从法益保护的目的，这种规则只是一般性规则，总有例外，所以在例外的场合，必须优先保护法益，而不是优先维护规则本身。”相对而言，规则功利主义及其代表的行为无价值论也有一定的缺陷。笔者认为，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其对规则即行为规范的态度可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对规则本身及其制定过程的不信任“，例外”对于任何规范而言都是存在的，规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笔者认为在“例外”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对规则的适用，无论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还是从刑法学理论出发，对于既定规则、规范的遵守都是具有强制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功利主义视角下看待结果无价值与二元论更能充分地暴露出结果无价值的缺陷和不足，二元论从规则本身出发则更能充分体现其对规范的提倡和维护，也充分地肯定了规范的价值和意义。
二、二元论与中国刑法的衔接
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法学界推崇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结果无价值和二元论的探讨也并不激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通说采用何种方式来判断违法性，二元论中蕴含的法治理念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一）二元论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当前正处于法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依法治国被尊崇为治国之策，但是此处的法依然是昂格斯所谓的官僚法，而不是法治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因此中国法治道路还困难重重。在刑法领域中，法治理念是必须坚持的理念，在此之下对规范的遵守尤其显得至关重要。对刑法所调整的公共秩序的维护必须重视规则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当前所缺乏的。法治有两方面的向度：一是国家向度。由国家制定规范且规范被信赖，通过规范发出命令，以此来实现法治，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是行为规范；二是市民向度。法治意味着用规范限制公权力，凡是法律没有特别限制的，公民都可以实施，并不受违法评价，对市民行为的评价，必须以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为准。两种向度分别代表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理论精神，因此在中国，不能简单地选择行为无价值或是结果无价值，必须兼采两种立场的长处，因此二元论最适合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二）二元论符合刑法学的思维基础和发展方向
法治有两方面的向度：一是国家向度。由国家制定规范且规范被信赖，通过规范发出命令，以此来实现法治，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是行为规范；二是市民向度。法治意味着用规范限制公权力，凡是法律没有特别限制的，公民都可以实施，并不受违法评价，对市民行为的评价，必须以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为准。两种向度分别代表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理论精神，因此在中国，不能简单地选择行为无价值或是结果无价值，必须兼采两种立场的长处，因此二元论最适合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三）二元论能够弥补理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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