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9 13:22:06
导语：在政治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从资本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迁入手，詹姆逊辨识了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上的三种空间形式:古典的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空间、从市场资本向垄断资本过渡或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空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空间。由于资本运作手段和资本扩张范围的不同及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三种空间形式也有不同的特点。在第一种空间中，主体能够直接感知空间的存在并且对自身的空间经验和空间位置了然于胸。但是，在第二种空间中，主体对空间的感知已经不再是直接感知的，主体空间经验的真实性与真实的空间存在已经不能完全符合。詹姆逊举例说，比如在印度或香港，决定主体生活经验和性质的东西不在印度或香港，而是大英帝国的整个殖民体系。到了第三种空间中，由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异常发达，现实的空间只是在极为脆弱的层面上存在，它被更为强大的抽象空间如通讯网络所淹没，空间经验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与这种经验得以发生的场所相匹配。对后现代空间的这一特性，詹姆逊非常担忧，他用“无方位性”这一术语来概括。认为它不仅造成了主体空间经验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而且也使主体很难获得对空间的总体性把握。詹姆逊说，正如鲍德里亚的“超空间”概念所表明的，“超”意味着它比真实的还要真实，因为当真实不再单纯是既定的而是人为地根据模型再生产出来的，它就不是变得不真，而是比真还真，是一种超真实。我们不用再长途跋涉去某个异国的风景点，因为这个风景点可以被仿真、复制出来，因而我们可以在一个不是热带气候的地方拥有热带性，却没有热带的不便;我们以杂志中的居室装潢和广告中的时尚为原型或模型来装扮房子和我们自己，结果却是让符号编码的效果、媒介的想象和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娱乐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甚至可以通过高超的蜡像技术将人自己复制出来，当真实的人环绕流连在蜡像馆里那些形象逼真的蜡像间时，竟然会一时间弄不清楚人和蜡像之间哪一个存在是真的，所谓亦真亦幻。詹姆逊说:“至此，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③在后现代空间这种威力的胁迫之下，恐怕任谁也不免生出无能为力的感慨。詹姆逊也有这样的感慨和担忧。不过，相比于各种后现代主义和后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或盲目的乐观主义，詹姆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客观冷静和积极探索的乐观主义态度。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的种种表征，詹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他认为，认知图绘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对于图绘晚期资本主义的超空间以及使主体重新获得认知世界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不管后现代空间多么地不可把握，它依然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存经验，也应该构成我们政治行动的发源地。
二、认知图绘与乌托邦想象
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思想来源于凯文·林奇(KevinLynch)的《城市意象》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认为，在林奇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研究的主体经验问题与阿尔都塞(及拉康)对意识形态的新定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一致点:“林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构想城市经验的方式———此时此地的直接感知与把城市作为一个缺场的总体性的想象感知的辩证法———提出了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著名表述相似的一种空间类比。”④作为一位城市规划家，从城市的形态对人格的完整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一认识出发，林奇指出，在道路复杂、方向混乱又容易使人迷失的城市中，人们难以为自己和城市的总体定位，但人们又可以根据此前的经验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一个近似于现场图的东西，以此为自己和周围环境定位，从而摆脱被动的处境。詹姆逊认为，林奇对城市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促使我们在更高的、更复杂的层次上对再现问题重新分析。这个更高、更复杂的层次就是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因为正是由于我们置身于无法辨识的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里，并且已经失去了替自己定位和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才需要发展出新的再现能力，勉力再现那些无可再现的事物。空间的再现一方面为主体的认同奠定基础，同时也描画改变世界的蓝图。因此，在激进的改变社会的政治行动中，空间的再现就成为核心的议题。对于这种空间的再现与乌托邦之投射的必要性，詹姆逊正是通过“认知图绘”这个概念来表述的。可以看出来，在詹姆逊这里，再现的问题构成认知图绘的中心问题。正如詹姆逊自己所言，关于认知图绘，简单地说，就是再现的另一种说法。那么，对于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要如何图绘、如何再现呢?早在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就曾区分了认知图绘的两种意义:“首先，它旨在强调再现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再现不可能成为被模仿的事物……于是，作为第二种特征，认知一词的意思不是因为它强调这种再现观的作用，而把这个过程从美学拉进认识论:它在世界内部改变我们的方向，它是一种必要的行动框架和指导。”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我们需要结合詹姆逊在其他地方对认知图绘的论述:“如何考虑它，如何想象它，如何从政治上意识到它，如何再现它———这些也许是任何认知图绘的四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概念，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种正在提高或正变得明确的对现象的政治意识，并最后在可能存在或必须创造的情境中寻求再现的方式。”⑥换句话讲，在詹姆逊这里，首先，认知图绘的再现并不是像绘制地图那样，明确地再现和标明高山大河或者贸易航线。即使认知图绘有这个方面的要求，那也不像绘制地图那样可以完成。全球化充满了矛盾、变化和不确定性，而图绘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需要将这些矛盾、变化和不确定性等复杂情况包括进去，所以类似于地图之类的确定且简单的图绘是无法满足认知图绘的需求的。其次，由于后现代空间的无方位性，我们容易迷失其中，但认知图绘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障碍，为个人或集体重新定位，以重新获得行动和斗争的能力，所以在詹姆逊这里，认知图绘与其说是一种现实实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探索或者说政治想象，其价值在于其政治意义。詹姆逊自己也更多地是从这个层面谈认知图绘的。认知图绘的政治意义又具体表现在哪里呢?这要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说起。阿尔都塞认为，人生来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研究笔记中，他从生产条件(笔记中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出发，在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并重新定义了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在此研究笔记中，虽然阿尔都塞不再继续从科学认识论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但他对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度还是批判的。在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义中，所谓想象的，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不符合现实的”，虚假的，歪曲的。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虚假的关系。以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例，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阐述。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呢?学校的教育教会孩子们读、写、算之类的“本领”以及其他方面的教养，以使他们将来在生产中从事不同的工作，并学习良好的行为“规范”，即每个当事人在分工中根据他们“被指定”要从事的工作所应遵守的姿态:道德规范、公民良知和职业良知，实际上就是关于尊重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本质上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更科学的说法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也能‘用词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准备。”⑦换言之，学校(还有像教会这样的其他国家机构，像军队这样的其他机器)给人传授“本领”，无非是以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为目的。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主体也不过是意识形态传唤的结果。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态度。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上，詹姆逊认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但詹姆逊既不认同阿尔都塞对主体的取消，也不满于对意识形态的一味批判。既然不管怎样，人们实际上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传唤，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从意识形态中去发现抵抗和解放的途径呢?关于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詹姆逊认为，除了虚假性，我们还可以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这个肯定的方面，就是乌托邦想象。在后现代主义日益严密的包围中，在文化多样性日益遭到威胁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乌托邦被普遍抛弃的后现代语境中，在的乌托邦前景日益变得模糊的情况下，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具有巨大的解放潜力，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资本同一性逻辑的另一种逻辑，促使我们想象资本主义以外的更加合理、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詹姆逊说:“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唯有进行一种新的乌托邦式的思考，在历史时间的另一个终点，在超越了阶级组织、商品商场、异化劳动以及那种非人性所能支配的历史逻辑决定论的社会秩序中对主体的位置进行一种新的创造性思辨。”⑧“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意识形态，那么显然它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秩序中都具备其功能，而不仅仅在马克思所谓的‘前历史’或阶级社会中起作用: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表象理解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想象和叙事的地图，个人主体用它创造出同集体系统之间的‘被经验过的’关系，否则他或她便会被种种界限排斥在外，因为他或她生来进入的是一种早已预先存在的社会形式及其预先存在的语言中。”⑨宏观的世界及其整体性的确是无法再现的，不仅在经验上如此，在知识上也是如此，但詹姆逊强调，无法再现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并不意味着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就是不可知的。他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就发挥了特别的功能，它利用全新的方法把经验和知识两个范畴联结在一起，既让我们以否定的态度面对现实，同时也肯定不完美的现实中包含着未来的种子。虽然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的确是无法再现的，但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依然是可以被图绘的，通过图绘人们可以得到有关现实世界的各种知识。一旦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有成效的图绘，人们就可以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因而能够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构成，从而制定相应的、有效的行动策略。
三、文化政治的辩证前景
一、培养学生能力必须以学科知识为基础。
学科能力是运用学科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现实的具体的学科能力总是与一定的学科知识结构相联系，所有学科问题的理解、推理、分析、综合等一系列思维过程的展开必须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离开了学科知识，就会成"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知识的积累，不应理解为知识的简单叠加，它所追求的是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当一个个单项知识经过积累和发展，升华为能力的前提条件便具有了。因此，掌握政治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极为重要，培养学生能力必须以掌握学科知识为基础才能得以进行。
二、重视概括能力的培养
所谓概括，是指在思维上将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事物或将某种已分出来的一般的共同特性结合起来。一切学科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以概括为基础，学生的学科能力正是在获得学科知识的基上通过概括化而形成的。可见，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是发展学生学科能力的重要环节。在政治课教学中，我们必须引导学生灵活迁移知识，做到举一反三，同时，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他们以大量感性材料中提炼中心内容的归纳综合能力，并逐步提高其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抽象思维能力。
三、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思维就其品质来说，包括思维的清晰性、缜密性、广阔性、深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等。它们体现了思维的水平和智力、能力的个性差异。我们说要发展学生的理解、分析和运用等思维能力，就是要提高他们的思维品质。在教学中，我们必须把培养学生良好思维品质作为发展学生学科能力的突破口，需要教师耐心地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研究反复实践，大量质疑和释疑。例如，可以选择概括性和逻辑性强的教学内容或材料设置问题，培养学生思维的清晰性，缜密性和深刻性；选择能进行发散、逆向和迁移的内容设置问题，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广阔性和独立性等等。
四、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20世纪60年代的环保主义和民权运动催生了当代动物伦理学。核心理论是：与人类一样，动物具有感知疼痛和移情能力（感受同类情感的能力），因此他们具有同样的“人格”和法律地位，值得尊重和保护。理论奠基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具有共同的祖先；人与动物之间具有亲缘关系。经过3代动物伦理学者的普及，动物伦理学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广为人知，相对于这种状况，国内学者对动物伦理学还比较陌生和难于接受。
本书共有3部分20章。导论：开发利用或相互尊重地共存。第1部分 超越物种歧视，含第1-6章：1.孰生、孰死、孰为？物种歧视对同情式保护和社会正义的瓦解；2.有感知力的物种：超越旧的和新的物种歧视；3.对人的索引：为什么作为人类比作为水的存在感强？4.猿类主义和种族主义：缘起和应对；5.人种、物种与二战后联合国人权议程；6.解决动物-工业复合体。第2部分 感受和，含第7-13章：7.人类、海豚和道德包容；8.猴类、猿类和其它动物悲伤的表达；9.类人猿的读心能力：利害是什么？10.无心智理论的主体间性：跨物种比较；11.非自然行为：物种接触的障碍和洞察？12.苏门答腊岛的人权化动物；13.跨越物种的爱：刺猛蚁E.ruidum的种内合作和种间互惠。第3部分 走向和谐共存，含第14-20章：14.社会性心智和社会化自我：人类――灵长类关系的再定义；15.印尼苏拉威西岛人类与猕猴的关系；16.生命经纬线：连结保护和福利；17.家养鸟类：去工业化的养鸡场之旅；18.纠结的移情：动物伦理的可选策略；19.扩展涉人科研伦理到非人动物；20.非人动物的法律化“人格”和法律权利的可实现性。
第1作者Raymond Corbey是一位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蒂尔堡大学副教授，兼有莱顿大学终身教职。他的研究兴趣是动物行为和人-动物关系，如类人猿的演化、采猎部落人及经济全球化。 他的另一本专著《猿类的形而上学：议定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很有影响力。第2作者Annette Lanjouw是Arcus基金会副主席，此基金会管理着世界最大的猿类私立保护基金。她曾在野外研究过倭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2007年加入Arcus基金会之前，她在非洲从事了20余年的猿类动物保护工作。她在动物行为生态、保护战略、组织管理、保护体制发展、政策制定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本书适合动物伦理学、动物行为学、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学者和硕博研究生。
魏玉保，博士生
一、损益两卦释义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中载有孔子对“损”、“益”两卦的精辟论述：“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在《淮南子•人间训》中也有记载孔子的论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不可不察也”。孔子是极其看重损益二卦的，将其称之为吉凶之门、祸福之门、君者之事，掌握损益之义，便能明天地之变，趋利而避害，无往而不利。损益与泰否的之间卦变关系理解《周易》，应将其象数和义理结合起来，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卦象上来看，《损》《益》两卦与《泰》《否》两卦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损’，减省也。为卦损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损兑泽之深，益艮山之高。损下益上，损内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为损也。”《彖》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2]损卦是由泰卦通过九三与上六调换位置，损下卦之阳，益上卦之阴，损下益上，因而卦名为“损”。可见，损的“损下益上”正是以泰卦为参照得出的。“‘益’，增益也。为卦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为‘益’。”《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同损卦与泰卦的关系类似，益卦是由否卦通过初六和九四爻的位置调换，损上卦之阳，益下卦之阴，损上益下，故得名为“益”卦，同样的，益的“损上益下”是以否卦参照得来的。仅仅从象数上来看，与泰否两者之间的关系相类似，损卦（艮上兑下）与益卦（巽上震下）是覆卦的关系，即将其中一卦完全颠倒能转化为另一卦。覆卦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爻位完全相反，却又联系密切，相互转化。综上，泰、否、损、益四卦联系密切，从卦象来看，蓝色箭头表示互为覆卦，红色箭头是从卦变的观点表示损益两卦卦象的由来及“损下益上与”“损上益下”的特点。而从卦名上来看，泰否、损益、泰损、否益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谓否极泰来、“损而不已必益”，正是这个道理，这正体现了《周易》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损益卦爻辞释义正如上文所言，理解《周易》必须将象数和义理结合，在分析完损益两卦卦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义理分析，以便更深刻理解损益两卦的深刻内涵。首先，在注《周易》损、益两卦卦辞时，彖传有一个共同点，强调损与益的“时”，损：“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周易中，时与中的观念非常重要，“时”是与时偕行，“中”是中和中庸，时中即为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场合做出恰当的行为。孔子曾发出感慨“：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之无忌惮也”如乾卦每一爻就是为了解决处在不同的阶段君子如何才能做到“时中”，潜龙、现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再比如蒙卦发蒙、包蒙、困蒙、童梦、击蒙的不同阶段的时中问题。在损益二卦中，“时”的观念也是强调审时度势，当损则损，当益则益，当小损则小损，当大益则大益，把握时机，把握分寸，这应该是损益的基本原则。从基本原则出发分析损益六爻，更能够发现其中的内在关系和变化过程。
损卦乃损下益上、损民益君之卦，因而，下三爻讲损，上三爻谈益。《损•初九》云：“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初九刚刚起步，力量较弱，这时应当努力修行，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再去“自损其身助益君主”，这样才能无咎。因而此时应该反复斟酌，量力而行。《损•九二》云“：利贞，征凶。弗损，益之”。此爻讲求守持中道，不必减损即能增益于上，九二阳居阴位，刚柔适中，它所对应的六五阴居阳位，也是刚柔适中，二者都得中道，若再去损下益上只会打破平衡，产生不利局面。《损•六三》云：“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这一爻主要是反映由泰卦到损卦的过程，泰卦九三爻上行与上六对换，阴阳专情和合，得其友朋，体现“损益之道。”《损•》云“：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以阴居上卦，为虚己谦下只想，又能自我减损不善，因而能使初九迅速以其阳刚上益自身。这一爻充分体现了上文提到的损益两卦包涵的扬弃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点，否定自身落后的部分，发扬先进的部分，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损•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此爻以阴柔之体居于尊位，有虚己而自损、顺从在下之贤的美德，因而更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忠诚报效。《损•上九》云：“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已到卦终，接受下面的增益已到极点，，于是只能自损而益人，而且是“惠而不费”的状态。这一爻因已处于最上端，其增益的对象只能是下，因而“损下益上”的损卦向“损上益下”的益卦转化。
由于损卦与益卦互为覆卦，卦象上下颠倒，卦象上的上下对应也就导致了在爻辞上的上下对应。益卦乃损上益下、损君益民之卦。《益•初九》云：“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这一爻与损卦上九相对应，受上面增益最多，只有“兴作大事”，广益他人，才能常保其益，免除咎害。《益•六二》云：“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此爻依然与损卦的六五爻相对，六二中正居臣位，受上之增益，但与损之六五不同，六五居君位，因而元吉，益之六二则是“永贞吉”，只有长久持守正道方能获得吉祥。《益•六三》云“：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三处于下卦之上，受益最深，因而应将所受益处广施于人，积极投身拯救危难的“凶事”。六三为多凶之地，居位不正而受益过多，因而还要守正持中。《益•》云：“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是柔正当位的近君大臣，但本质柔顺，因而也应中道慎行，依附阳刚之君，呈上而益下。《益•九五》云：“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九五中正，居君位，推行“损上益下”的惠民政策，百姓也必将衷心爱戴拥护，增加自己的威望，正是“益人者人益之”。《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本爻意为求益不已之人必将遭到人们的唾弃，，最终只能自损于他人。本爻也是在强调“中”，要把握分寸，否则只会从“益”向“损”进行转化。总之，损益两卦卦爻辞一方面体现出《周易》“时”与“中”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与卦象所表现的相一致，损益二卦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反映了《周易》朴素辩证法思想。
二、民本思想与共同体概念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解读损益两卦，通过对比，很容易发现民本思想的渊源。《彖传》中解释损卦成名时指出：损下益上，损内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为损也；而解释益卦时则指出：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为“益”。损下益上为损，损上益下为益，很显然，判定损益的依据是“损下”还是“益下”，而两者都是以“下”为标准的，是以下为本的。上下卦可以理解为君民关系，上卦为君，下卦为民，因而以此可以推出周易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存在：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存在一直约束着专制统治、君本官本的横行。但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民本思想是与官本对应而存在的，但两者地位并不均等，民本思想并意味着“民”在政治秩序中处于中心、决定地位，而只是维护君、官统治秩序稳定的一个基础，因而，民本思想作为维护统治者统治的一种策略而存在，归根到底确是为了官本思想的稳固地位。可见，中国的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企图过于标榜传统思想，认为中国自身既具有民主思想的源头的说法值得商榷。与“损上益下”思考民本思想方向不同，我们从“损下益上”中则可以思考现代政治中有关政治共同体的问题。
一、历史上完全“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是不存在的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 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三)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
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三、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
一、内容丰赡，结构严整，观点新颖
第一，系统性梳理和研究了美德政治的历史类型。经研究表明美德政治有三大历史类型，即美德定向的政治学，权力定向的政治学和权利定向的政治学。美德定向的政治学以中国古代儒家、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的以卢梭为代表。权力定向的政治学，以中国古代的韩非子和西方的马基雅维里为代表。权利定向的政治学以近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各个派别为代表，其中霍布斯、洛克、康德、密尔等人是近代的代表，而罗尔斯、德沃金等则是当代代表。作者从历时性角度以严密的逻辑性系统地梳理了美德政治学的三种历史发展类型，理清其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在作者看来，政治道德的历史类型的探究要考察政治人伦关系结构。古代政治的基础是统治阶级独占政治权力，所以，古代政治学的主流是通过使政治结构、政治行为道德化的美德定向的政治学；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则可以采取所需要的一切品质和手段，而不介意于是否符合流俗的道德标准的权力定向的政治学。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政治学的这两重路向需要变革。西方近代政治必须立于平等自由的人伦关系的基础之上，需要确立以个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来为政治奠定道德基础，即转向权利定向的政治学。
第二，权利概念是理解美德政治学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该著研究表明，权利是在近代政治结构中楔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性要素。正是由于近代以来权利概念的确立，一方面使之成为基准性的政治美德的纲维，同时也将对在政治中执着要求人们具备高阶美德的狂热起到一种缓冲作用。针对西方一部分思想家或者认为权利是一种不适当的抽象，是一种虚构（如A・麦金太尔等），或者认为保障权利会损害宝贵的美德（如M・桑德尔等），该著充分论证了权利的存在及其道德基础，从而从学理上成功反驳了那些否定权利的观念，同时也反对从义务推出权利，而主张权利对义务有着优先性。权利与美德是可以协调的，当代的基准政治美德应该是以尊重权利为前提的。
第三，辩证地探讨了国家在鼓励和促进美德方面的作用及其限度。美德政治学认为政治学中应该包含美德理论，主张国家应该提倡和促进美德的培养。在当代政治领域中，我们应该如何鼓励和促进美德，其限度在哪里？作者通过对古典政治学的美德观念、美德的结构以及权利与政治美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析，对美德政治学的现实功能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建构。作者J为政治美德可分为基准的政治美德和高阶的政治美德两种。当代的基准政治美德应该是以尊重权利为前提的。国家应该鼓励和促进人们获得这种基于权利的基准政治美德，并且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进行结构性的引导。国家不能直接地从事人们的高阶美德的培养工作，但应该为人们发展各种高阶美德如热心公益、服务大众、追求真理的热忱、对美的观照等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制度环境和文化养料，来促进人们的美德培养。
第四，最后一章重点研究了正义观与当代美德政治学。理论思维的本质就是哲学思维，这一思维的基本原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该著所展示的美德政治的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一致，是基于权利概念的出现。重视培养基于权利的政治美德，以促进人们某种程度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目的，以促进人们的品质完善作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和善政目标。政治价值立场，把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其程度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道德价值的尺度，从而揭示了“真正人的道德”的具体特征。该著认为只有以正义观为指导，既能非常明确地指出西方自由主义的正义观的形式性特点，又能对社群主义忽视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提出中肯批评。把自我实现作为好生活观念的内容，把历史性地获得促进人们的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作为正义原则，才使正义与好生活观念产生了实质性的关联。
二、视角独特，方法严密，特色鲜明
一是视角独特，研究深入。美德政治学是美德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与道德确实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相异的行动逻辑。美德与政治何以能够相容？作者认为，政治必须秉承某种道德精神，只有出自一定的政治美德的政治行为才能创造公共利益，才能作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公共决策。作者通过考察权利和美德的本质和内在结构，认为权利并不从根本上敌视美德，二者是相容的。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在政治哲学特别正义理论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础的转型过程。这些观点无疑是新颖的、深刻的，为人们正确理解美德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二是论证严密、方法多样。通观全书，论证逻辑非常严密，方法多样。例如论证康德的权利政治学时，既考察了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近代权利定向的政治哲学，康德对他们思想的批判性的吸收，并诉诸先验主义方法来论证美德和权利的存在，以及正义的制度化实现问题。接着，论述了密尔对康德政治伦理思想的回应以及罗尔斯对康德美德政治理论进行了公共伦理学的改造和发展。可以说，逻辑自洽，层层推进，观点呼应，新见迭出。不仅如此，作者通晓中西伦理思想，在论证古代美德定向的政治哲学时，既详细考察了中国儒家孔子“为政以德”的美德政治学的内在逻辑理路，同时也考察了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要引导公民美德的成长的观点。权力定向的政治哲学则选取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在呈现其思想的合理性时，也揭示其内在的缺陷。中西贯通，相得益彰。该成果虽然以哲学研究为主，又不限于哲学研究，而是穿梭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从政治学、伦理学、文献学、社会学、哲学等维度，对美德政治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系统性研究。
摘 要：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来源于教学内容的特殊性、教学形式的特殊性和职业前经验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教学方面的观念、知识和能力中，也体现在个人素质和管理、合作、研究等方面，分为必备、应有、可能三个层次。其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非教学工作和生活都有明显影响，应在此基础上制定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教育方案和专业发展方案。
关键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 特殊素质 来源 影响
裴云，男，忻州师范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王子虎，男，山西省太原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中学高级教师；王鹃，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为什么要研究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
在研制《思想政治学科教师专业标准》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提出哪些特殊的要求。这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及其培养者、管理者、研究者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素质的大量研究都主要关注一般素质，很少关注特质。关注特质的文献大多认为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人素质方面应该有较强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是在教学知识方面应该有特殊的学科专业知识。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出“更强的德育能力”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①，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有“更强的德育为先的育人观”②。
总体而言，目前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研究很不够，在认识上存在着忽视、窄化、泛化等很多问题。对教师特质认识不清楚，必然导致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的盲目性，影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整体素质。因此，我们从概念、来源、内容、影响等方面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进行了探讨，希望增进相关教师和管理者在这方面的认识。
二、什么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
“特质”一词在不同场合使用时有不同的含义。在本文中用于中小学教师素质的研究，是指某个学科（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师的、积极性的特殊素质。
学科教师的特质是必然存在的。每个学科（课程）的目标、内容不同，教学方式也有不同之处，对教师素质的要求自然不同。但是学科教师的特质也是有限的，因为所有学科（课程）的教学方式都有很多相同之处，在目标和内容上也有相同之处，不能因为强调特质而泛化特质。而且学科教师的特质是多层次的，因为学科的特殊性在教育工作的不同方面有不同表现。为了避免忽视、窄化、泛化等错误倾向，更好地确定学科教师的特质，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
A．必备特质：其他学科教师没有，但是这个学科教师必须具有的素质。这些素质的形成与学科有紧密、直接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教学领域。
B．应有特质：其他学科教师也有，但是这个学科教师应该更强的素质。这些素质的形成与学科有直接联系，但是不紧密，主要体现在非教学领域的观念和知识维度。
C．可能特质：其他学科教师也有，但是这个学科教师可能较强的素质。这些素质的形成与学科没有直接联系，或只有少量间接联系，主要体现在非教学领域的能力维度。
三、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从何而来
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是由哪些要素决定的？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哪些主要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教学内容的特殊性、教学形式的特殊性、职前经验的特殊性。
（一）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教学内容的特殊性
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教学内容就是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下面我们从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三个方面对它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德育①和社会科学教育。多数人把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简单认定为德育课程，但是实际上一直存在其他认识，如规范性文件中就出现过“理论教育”、“社会科学教育”等表述，学术界也有“德育为主，德智交织”、“智育为主，德育为次”、“政治教育为主，社会科学教育为辅”等观点。本研究认为，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应该是“德育和社会科学教育并列”②。所以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既具有德育的素质，又具有社会科学教育的素质，而不只是两者之一。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目标：提升思想品德，认识、适应和改造社会。作为德育课程，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因为很多教师和文件认为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只是德育课程，所以没有把认识、适应和改造社会作为核心目标。这是多年来对思想政治课程目标认识的重大偏差，导致了思想政治课程功能发挥的不足，也导致了社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滞后。“人们……对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则一向容忍它的守成性，……政治教育也存在鼓励创造思维和更新知识的课题”。③毫无疑问，社会和社会科学也需要创新；对于社会来说，创新就是改造社会；思想品德课程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是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所以我们认为，改造社会也是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目标之一①，特别是在当今“创新驱动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这个目标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具有引导学生提升思想品德并认识、适应和改造社会的素质。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内容：初中包括心理、道德、法律、国情；高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实际上所有的教育活动（包括课程教学）都包含着德育，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也要进行社会科学教育，但是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有着特殊的内容。从德育方面看，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要进行专门、集中、系统的心理教育、道德教育、法律教育、国情教育。虽然语文、历史课程中也包含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的内容，历史、地理课程中也包含着国情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但都是隐性、零散的。而心理教育、法律教育、哲学教育，只有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才有，其他课程几乎没有。所以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具有进行这些方面专门教育的特殊素质。
（二）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教学形式的特殊性
每一门课程都会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其中既有大多数课程都常用的形式，也有其他课程少用而该课程常用的形式，还可能有其他课程不用而只有该课程使用的形式，后两者就构成了该课程教学形式的特殊性。当然这里的教学形式是指基本的教学样式，而不是具体的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方面。德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在课堂教学中常用体验式教学，以培养情感和理解能力为核心目标；社会科学教育则常用情景模拟教学，如模拟政府、模拟法庭、模拟公司、模拟家庭、模拟学校、模拟社区等，以培养发现和应用能力为核心目标；社会科学教育和德育都常用辩论教学，以培养思维能力为核心目标。而这些教学方式都是其他课程比较少用的，例如，多数课程都不把培养情感作为核心目标，理科课程常用实验教学的方式培养发现和应用能力，常用变式训练的方式培养思维能力。
课外教学方面。由于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社会能力，需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进行体验和探究，所以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应该是常用的课外教学方式，例如社会调查活动、社区参与活动、德育体验活动，而其他课程就很少使用这些教学方式。
学习评价方面。社会科学教育的学习评价方式与其他智育为主的课程基本相似，都是以专门的纸笔测试和操作观察为主。但是德育就有很大差异，因为德育效果是很难通过纸笔测试和操作观察来评价的，而要以日常的行为观察作为主要评价方式。
（三）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职前经验的特殊性
职前经验是指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承担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工作以前的经历和体验。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就是上学时的经历。因为基础教育是不分专业的，所有人的经验都相似，而且大学阶段不同专业的学习经验很难统一考虑，所以我们这里只讨论大多数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共有的经验——大学阶段学习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经验。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造成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职前经验特殊性的因素主要是教育专业特殊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育专业特殊实践、学科专业实践等四个方面的经验。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未来师范教育改革之后的状态，而不是现在的状态。当前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存在很多问题，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有的职前经验还有较大距离。
四、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有哪些
按照思想政治学科教师专业标准的结构①确定了其特质的结构，即按照工作领域分为个人素质、教学、管理、合作、研究等五个方面，每个领域按照素质形态分为观念、知识、能力等三个维度。特质的内容主要是依据前述决定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因素分析得出的，并按照前述学科教师特质的三个层次进行标记。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不同发展层次的教师来说，同一方面的特质也可能表现出水平的差异，但是如果再按照合格、熟练、优秀、卓越等四个层次进行划分，工作量非常大，现在还不能完成，所以我们在这里权且以“熟练”层次为例来进行分析，列表如下。
五、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有什么影响
从上面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分析可以看出，特质在教师素质的不同方面有不同体现，所以也有不同的影响。
教学工作。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最主要影响是满足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工作的需要，促使教师深刻理解课程性质，真正把握课程内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实现应有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形成应有的学科素养。
其他工作。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对于教师在教学之外的其他工作方面（管理、合作、研究）也有一定影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可以利用自身特质从事与学科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如德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党团活动的组织，做出比其他学科教师更大的成就。也可以在与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有一定间接联系的工作中，如学生管理、教师管理、校外合作、专业组织建设等方面，利用学科优势，打造工作特色。
生活方面。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对教师的生活也有一定影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利用自身的学科知识从三个方面促进自己的生活。首先是提高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素质，如利用心理知识塑造健康心理、利用伦理知识树立高尚品德、利用文化知识发展兴趣爱好等等；其次是积极参与社会，如利用经济知识投资理财、利用法律知识维护权益、利用政治知识参政议政等等；从而呈现出与其他学科教师不同的生活特色。
一、存在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他们写作业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中心词”“他们了解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词句将之表达出来！”……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一个问题即――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言要求的课，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对政治课来说，要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就必须注意对学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表达水平越高，其思维的逻辑性就越强。因此，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表达要清楚、流利、严谨，政治术语要准确。而政治学科强理论性、强抽象性的特点，使很多学生望文生疑，难理解，失信心，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政治术语。
第二、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学生容易处理不当，使概念产生歧义，以至学生在实际答题中隐患无穷。
第三、农村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留在农村中学的学生尤其是初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农村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三、解决方案
第一，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政治教师在政治术语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为了把课讲“活”，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政治老师们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话、故事、比喻、歌曲、影象资料等手段来激活课堂，这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们所称颂的。但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切忌顾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质。政治课学术语言的积累首先应该从课堂入手。
第二，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学生去积极思考、观察和研究。学生兴趣的提高，就能导致其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就不断得到锻炼、完善。教师对学生的讲议给予真诚的肯定，热情的鼓励，给他们成功的体验，让他们在教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取得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的滋养，提高讲话的信心和勇气。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第三，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政治课新教材时代感强，贴近生活，比如广告语言、宣传语言、新闻语言等，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不少语言本身就是政治术语。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掌握。教师应该创造环境或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去学习这些新鲜活泼的语言。
第四，加强训练，熟练掌握，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俗话说：“熟能生巧”。要把政治专业术语变为学习的工具，变为灵活的答题语言，平时要求学生对语言进行反复练习是必要的。例如，可以通过提问、辩论和讨论、讲演、竞赛、写小论文等形式逐步培养锻炼学生的政治术语表达能力。这种训练，内容多样，形式不拘一格，只要教师有意识地加强训练，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对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题的信心自然也会增强。
总之，作为一名农村高中政治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堂效率的提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以及学术语言的运用能力，是每个政治教师应该做到的也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 《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 2005年9月
[2]哈蒙德著《教师应该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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