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9 15: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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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Nujiang prefecture in Yunnan as a case， this paper discussed about which mode of tourism could directly br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even could preven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ragile natur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hich also could bring about the great traveling experience.
Key words：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travel mode；supporting the poor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8—0146—03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云南2011年上半年旅游总收入为565.9亿元，同比增长23.5%。但正是在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旅游大发展局面下，仍然有地区由于开发旅游时保护措施的不到位、不及时造成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双重破坏。尤其是当参与大众旅游的游客同时不断涌入特定的旅游区时，势必对自然和文化资源造成威胁及破坏，毫无节制的大众旅游开发使得两地都出现了大量问题，自然环境的恶劣、生物资源的减少甚至灭绝、淳朴民风的破坏和民族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因此，中国旅游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不是单纯的看重旅游经济收益，而是在如何在利用旅游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物种的多样性、文化的原真性与传承性。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生态旅游、负责任旅游、扶贫旅游以及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志愿者旅游符合国内大众旅游逐步向个性化旅游的过渡、参与型向体验型旅游模式过渡的需求，既能防止脆弱的自然及人文资源的破坏，又可以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为旅游者带来深切的体会，符合我国贫困地区旅游的发展。
位于我国滇西北西南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世代居住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藏族、彝族、回族等14个少数民族。边疆、民族、高山峡谷、偏远和贫困“五体一体”是其基本州情[1]。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怒江旅游”，从2000年至2012年共有13篇文章，除4篇为新闻简讯。余下文章主要研究视角为旅游产品的创新[1]以及怒江州的旅游资源评价[2]，尚无从分区域选择旅游模式研究。怒江州为世界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区，为南北狭长分布，资源分布零散为典型的“单轴串点”[1]，高山峡谷中复杂的地质地貌使得生态资源及人文资源极其脆弱，承受不了大众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该区的旅游发展应“量体裁衣”，怒江州的四县基本与其旅游开发的顺序及可进入性吻合，故本文按本州的行政区划将其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旅游接待地，并依照其自身资源特点及当地的社会现状选择适合的旅游模式，以期该地区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及自然人文资源保护的双赢局面。
2 备选旅游模式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1990年加拿大温哥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旅游组行动策划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行动战略》草案，构建了基本理论框架，并阐述了主要目标。1995年4月24日至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及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75个国家及地区6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
可持续旅游的核心概念就是最小化旅游的消极影响。联合国和其它组织的定义“旅游在确保促进当地经济同时，还应减少其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2.2 负责任旅游（responsible tourism） 国外研究已较为成熟，通过检索responsible tourism，共有相关论文100篇，以及专业负责任旅游网站。其核心目标就是旅游的同时必须对当地负责任，主张旅游者应该尝试在旅行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如济贫、文化教育、尊重保护当地文化、野生生物保育、以及改善当地的社区健康等。负责任旅游是小规模旅游；是制定旅游规划和政策的方法和理念；是符合生态和社会伦理准则的旅游；是游客的一种旅行方式。
负责任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理念很相似，但更强调社会影响和道德影响。该旅游也被称为伦理旅游（Ethical travel）。
2.3 生态旅游（Ecotourism） 生态旅游（Ecotourism）有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curain）于1987年首次定义 “出于研修，欣赏和享受风光及当地的野生动植物和古今文化等目的到相对未开发过或未被污染过的自然区域的旅游。”
关键词：社区参与 旅游发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旅游社区。《辞海》中“社区”的定义为：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由于以旅游资源禀赋的社区为研究背景，所以这里的“社区”是指旅游社区。当社区依托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时，“社区”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梨洁、赵西萍（2001）[1]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较近、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这个定义虽然打破了行政区划，但是经济因素、社区的动态发展仍没有考虑在内。蒋艳（2004）[2]认为，旅游社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社区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与区域旅游活动的变化有关。
结合以上定义分析，这里认同的旅游社区是一种虚拟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同体，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说法不一，王瑞红、陶梨（2004）[3] 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物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这里参与的主体除了社区居民外，还包括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孙九霞（2005）[4] 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
1．经济学。梨洁、赵西萍（20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吴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新目标观、新组织观、新系统观等新理念，并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施提供了参考。杨桂红（2001）[6]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云南碧塔海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2．社会交换理论。唐玲萍（2009）[7]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理性选择，是超越经济语境的多语境下的“利益驱动”。
3．可持续发展理论。胡志毅、张兆干（2002）[8]提出了社区参与近“S”发展曲线，并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阐述了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毛彦斌（2008）[9] 通过分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等旅游非持续现象，指出了社区参与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保障机制，大多是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参与的作用。
（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两个热点社区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丁焕峰（2006）[10]通过对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中参与的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进行分析，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开发扶贫的制度创新过程。陈丽华、董恒年（2008）[11]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并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刘景慧（2009）[12]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分析其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卢丽（2009）[13]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甘肃省青城镇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和谐旅游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为青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的扶贫作用，即乡村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发展，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2．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整个社区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参与模式的研究。兰海（2009）[14]从参与形式上提出了资源参与模式、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四种模式。罗丽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对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赁经营模式更加优化的结论。谭舒月（2009）[16]分别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2）社区参与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陈飚、钟洁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结构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还存在着产业失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陈志永、况志国（2009）[18]分析了贵州上郎德苗寨个体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漠视的原因，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的建议，以期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民族地区社区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普遍问题外，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发展限制性因素。（3）实证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调查，王颖、张敏（2009）[20] 通过分析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总结出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对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宏观层面。
（四）中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比研究
国外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朋、王波（2003）[21]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分析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保继刚、孙九霞（2006）[22]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总结出了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曾艳（2007）[23]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国外模式优势尝试构建符合中国旅游发展的模式。
中外社区参与产生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上，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结论和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观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但随着学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越来越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参考文献：
[1]梨洁,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4):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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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瑞红,陶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阜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4]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西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89-92.
[5]吴雅玲.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的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1).
[6]杨桂红.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1,(11):124-126.
[7]唐玲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能性的理论分析:社会交换理论[J].思想战线(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09,(35):145-148.
[8]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2):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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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丁焕峰.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旅游扶贫[J].农村经济,2006,(9):49-52.
[11]陈丽华,董恒年.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6-79.
[12]王文才,刘景慧.怀化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09,(4):20-22.
[13]卢丽.社会资本视阈下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以甘肃省青城镇为例[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56-57.
[14]兰海.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2009,(16):124.
[15]罗丽珊,王陵黎.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4):71-73.
[16]谭舒月.西江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学术探讨,2009,(11):217.
[17]陈飚,钟洁，等.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165-169.
[18]陈志永,况志国.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J].学术探讨,2009，(3):72-79.
[19]邱云美,封建林,等.景宁畲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5,(6):125-127.
[20]王颖,张敏.民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J].四川林勘设计,2009,(3):47-50.
[21]张朋,王波.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J].福建地理,2003,(4):37-45.
[22]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4):401-413.
[23]曾艳.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6,China）
南盟的一体化进程浅谈
一、南盟成员国内的联系
在2007年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四届南盟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们鉴于南亚各国人民利益至上的考虑，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和平平台”，并致力于促进经济合作，地区繁荣，在一体化进程中实现利益和机会的公平分配。
联系成为了南盟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得到了区域内部（还有区域之外）包括政界、企业界、智库学界、民间社团和媒体的广泛讨论。地区联系不仅是指道路、铁路和运输连接，还包括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对于南盟来说，现在有必要制定一个清晰切实的战略落实相关政策、方案和项目。连接必须是建设性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因为南盟从2006年6月开始运作南亚自由贸易区，旨在通过不同的阶段逐步过渡到关税同盟，共同货币，而受第九届首脑会议（马累举行）委任的知名人士小组预计在2020年南盟将实现经济联盟，其报告和建议打算在科伦坡举行的第十届首脑会议上公布。
二、南盟与区域外组织的联系
南盟与联合国一些机构，地区组织和国家在经济以及其他商定的合作领域有一些联系。尤其是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亚太区）。
它和欧洲委员会在1996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彼此在信息交流，技术援助和其他商定领域的互助，帮助南盟产品进入欧洲市场。1997年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方经济交流，尤其对南盟在加德满都的结核病中心提供技术和其他帮助。南盟-日本特别基金于1993年建立，在南盟各成员国和日本商定的领域内提供财政帮助和支持。此外南盟和东盟还定期就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磋商。
三、以项目为基础的合作
首先表现在扶贫问题上，消除贫困问题不仅深深困扰着南盟各国，同时还包括中国，但是每个国家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不尽相同。在新德里首脑会议的结束语中，现任南盟主席曼莫汉辛格博士阁下说，扶贫是振兴南盟的试金石，我们要努力帮助穷人中的穷人，弱者中的弱者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最高要求。”
首脑会议决定在每个成员国中划定一个村作为南盟示范村，用以证明本土化的举措在改变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将这种实际的创新举措如果合适的话复制到其他地区。 中国坦率地承认其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农村地区生活水准的不平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指出中国使3亿人摆脱赤贫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鉴于斯里兰卡在扶贫上的实际经验，虽然中斯之间在扶贫规模和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相互交换经验和知识对彼此有利。尤其是中国的“回到农村”和斯里兰卡的“振兴乡村”方案都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推动力。
在2007年新德里的首脑会议上，中国的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表示中国有兴趣在国内和南盟建立一个扶贫合作机制，并进行扶贫模式的比较研究。联合国发展署或许能够帮助南盟各成员国和中国促进彼此经验的交流和研究，这些研究以后可能被南盟审定，在政治层面落实。
其次在旅游交流上，南亚继承了延续千年的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尽管本地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其文化的共性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各种政治恩怨，南亚和中国还有大量的文化联系，比如佛教。
随着亚洲范围内逐渐增多的联系和交通工具的便捷，中国和南盟的关系在将来一定会得到加强。旅游业对社会不同层次的人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他们在企业部门外提供服务支持。同时还促进人与人间的接触和相互了解。中国出境游客量现在明显增加，中国屡获殊荣的女演员、导演徐静蕾慷慨应予担任私立里兰卡荣誉旅游大使。
和南亚其他国家尤其是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同样从旅游业中获益匪浅。事实上，有很多特殊的文化和宗教遗迹的旅游线路，将斯里兰卡和南盟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深受中国游客的欢迎。包括中国国家旅游局和南盟工商联下属的旅游理事会的磋商将对发展中国南亚的旅游客流量极为有用。
再次，在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通过发展空、海、陆、水多模式联运能够促进南亚（之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经济和商业关系，这同样适用于日渐发展的南盟和中国联系。在落实南盟区域多式联运研究与部长级会议同时，政府和专家可以进行南盟-中国交通及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磋商。
以斯里兰卡为例，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地区与中国合作后，港口设施，油库，炼油能力正在提升。这个港口位于中国和中东，非洲之间，这也是600年前航海家郑和曾穿越过的古老海上丝绸之路。在2007年斯里兰卡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广州与汉班托塔签订了友好城市协定，这不仅能促进彼此的经贸联系，还能有助于汉班托塔农村地区的发展，因为此地区属于斯里兰卡上文提及的“农村振兴”计划的一部分。
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新德里首脑会议上表示愿意加强与南盟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在南盟成员国内投资并采取后续行动。
四、结论
SWOT分析方法是市场营销中被广泛应用的系统规划方法,SW是指某行业或部门的内部优势和弱点,OT是指某行业或部门外部环境带来的机会和威胁。通过综合分析SWOT的4个要素,系统评价发展战略,能达到选出一种适宜战略的目的[1]。本文通过SWOT分析方法对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的内部优势和弱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威胁进行深入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供了相应的战略选择,旨在为湘西州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湘西州体育旅游业发展的SWOT模型分析
1.1优势(Strengths)1.1.1体育自然旅游资源优势湘西州体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许多旅游资源都具有地方特色和垄断性地位。其中,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全州总面积15.462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63.59万公顷,占总面积的60.50%[3]。境内高山峻岭、谷荫溪湍,洞幽道静,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00多座,大山溪河1000余条,这种独特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了体育旅游独特的绝佳场所。湘西州的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分为陆地体育旅游资源和水上体育旅游资源。陆地体育旅游资源可被开发许多旅游产品,如攀岩旅游、登山旅游、森林旅游、自行车旅游、森林狩猎旅游、洞穴探险旅游、徒步旅游、穿越峡谷、蹦极、滑翔、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越野等。水上体育旅游资源可进行漂流、游泳、划船、划艇、垂钓、龙舟竞渡、温泉浴和山地跳水等旅游产品的开发。1.1.2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湘西州体育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垄断性的另一突出点体现在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上。州内总人口265.55万,少数民族人口198.07万,占总人口的74.58%,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3]。他们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缔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据有关资料显示,州内拥有八人秋、荡秋千、踩高脚、茅古斯舞等120多种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这些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集娱乐、健身导引术、、民风民俗、舞蹈艺术、神话传说等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参与、观赏、医疗健身、休闲娱乐等社会价值。它们以鲜论文格式明的民族品格、独特的文化内涵、浓郁的原始气味、浑厚的历史氛围、显著的地域特色、欢快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国内外游客将产生巨大的诱惑力。1.1.3区位优势明显湘西州全称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西部,旅游交通便利。北有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南有贵州铜仁机场,南邻湘黔铁路和302国道。枝柳铁路穿行永顺、古丈、凤凰、吉首四个县市,209、319国道(如今改建成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99%的乡镇和65.5%的村寨通了公路,州内各景区及州外各景区之间的联系便利[4]。目前,正实施着凤凰至大兴二级公路、常德至吉首、重庆至吉首、张家界至吉首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这就使景区的可进入性较好。湘西州与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毗邻,同武陵源、五强溪凤凰山、怀化、重庆、焚净山旅游区紧邻,并且有较强的互补性,有利于资源的整合。
1.2劣势(Weaknesses)1.2.1开发资金短缺湘西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8个贫困片之一,永顺、保靖、花垣属国家级扶贫县,吉首、泸溪、凤凰、古丈、龙山属省级扶贫县,全州经济实力在全省各市州中居于末位。因此资金紧缺一直影响和制约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1.2.2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没有得到统筹开发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是湘西州一座丰富的宝塔,州内德夯国内外景区、凤凰古城、王村等旅游景点都已经把目光放到了这座宝塔上,相继开发了摆手舞、咚咚舞、苗鼓舞、接龙舞、椎牛舞、铜铃舞等旅游产品。从理论上来讲,每个景点开设的项目应有所侧重,不应出现简单的重叠。而从目前来看,各个旅游景点在项目开发时忽视了周边兄弟省市和地区也拥有可替代的资源,出现了简单的低水平的重复和雷同。另外,有一些很有开发价值的民族体育资源还没开发整理出来,它们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传统体育活动上,其经济价值没有得到体现,缺乏统一规划。1.2.3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匮乏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匮乏是制约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的最大瓶颈。体育旅游产业部门缺乏高素质的体育旅游经营管理专业人才,经营方式陈旧,经营内容单一,营销理念落后,创新意识薄弱。体育旅游项目策划单一,档次不高,体育旅游产品没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1.3机会(Opportunities)1.3.1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机遇,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向第三阶段战略目标迈进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大力发展旅游业”已明确纳入了西部大开发的五大工作重点之中。在西北五省党建工作和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要加快发展步伐”。2000年,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两批旅游国债,共12亿元,其中已落实的8亿元西部地区占了70%。2000年6月9日,湘西被国务院划进西部大开发范畴之内,西部大开发一系列优惠政策给湘西州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机遇。1.3.2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世界旅游组织和国际奥委会2001年2月22~23日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市联合召开了“世界体育与旅游大会”,这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也为旅游业提供了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发展动力。体育旅游从此得到空前的发展,体育旅游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同年,中国体育局和国家旅游局把2001年的旅游主题定为“中国体育旅游年”,并推出了新疆、内蒙古那达慕大会,黑龙江冰雪旅游,郑州太极拳团体表演,大同国际滑翔节,塔克拉玛干徒步探险,泰山、华山登山游等60项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体育旅游活动和11大类80个专项体育健身旅游产品和线路。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各种消费群体对体育旅游消费的热潮。湘西州人民在这种大好的社会环境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其体育旅游的发展,如“猛洞河国际漂流节”、“德夯国际攀岩比赛”、“神秘湘西之旅”、“吉首德夯苗鼓节”、“永顺土家族社巴节”、“穿越飞虎洞”等,2002年湘西州总接待旅游者253110人次,旅游收入达26868多万元,创汇2
2.85万美元。2003年旅游者达2757003人次,旅游收入达36401多万元,增长了35%。1.3.3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群体增多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人们会追求更高更深层次的体育旅游消费。特别是2003年的一场令人恐怖的SARS让人越来越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健康的可贵性,这就使得体育旅游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1.3.4入世的正效应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无疑,中国入世也给湘西州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加入WTO,有利于优化旅游环境、有利于与世界接轨、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旅游开发与管理经验、有利于扩大国外旅游市场,增加国际客源。
1.4威胁(Threats)1.4.1国内体育旅游产业竞争越演越烈体育旅游是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朝阳产业,它可以增收创汇,平衡国际收支;回笼货币,平衡国内供求;提供就业岗位,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因此,各省、市、地区都纷纷注意到了这块硕大的蛋糕。湘西州体育旅游业还刚刚起步,其竞争力还很薄弱。云南、四川、青海和广西等旅游大省以及旅游发达的张家界势必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1.4.2论文格式入世的负效应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潜在的旅游市场巨大。加入WTO后,国外旅游公司会对我们国内旅游市场虎视眈眈。目前,美国运通、日本交通公社、德国基比克等国际旅行社已经进入我国旅游市场开展相关业务,并对我国国情和旅游市场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这些国际知名旅行社将利用雄厚的资金、先进的信息技术、完善的管理机制和优质的服务,抢占市场分额、树立品牌、吸引优秀人才,这无疑会对湘西体育旅游的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超级秘书网
2湘西州体育旅游业发展战略的SWOT矩阵构建
综合湘西州的内外环境分析,明确了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和机遇、威胁,在此基础上,构建其发展战略选择的SWOT战略分析矩阵,旨为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制定合理的战略而提供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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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经验和理论认识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参与的方法，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管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6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管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设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管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管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单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管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管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管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如果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协调、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育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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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化同步” 河北 县域经济 转型升级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延伸、细化、发展，县域是实施统筹城乡“三化同步”大战略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三化同步”战略背景下，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审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
河北下辖140个县级行政区，位居全国第二位，是典型的辖县大省，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0年，全省县域生产总值达15170.6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4.4%。近年来，伴随发展阶段的深入，全省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一是产业聚集度低，特色不突出。我省县均国内生产总值108亿元，大大低于江苏的363亿元、浙江的209亿元；县域产业集群年营业收入比山东少10000亿元，百亿元规模的集群数量少三分之二；进入全国百强的县由7家减少到3家。二是经营层次低，发展方式粗放。一产特色不强、二产不优、三产不大，县域服务业比重不足31%，比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低5-12个百分点，而且多为传统业态，近20%的县没有外资注入，涉农商标不足浙江、山东的一半。三是均衡协调发展能力差。全省仍有52个贫困县，22个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不足亿元。环首都14县（市、区）只有三河、涿州、霸州3县（市）地方一般预算财收过10亿元，而北京规模相当的通州、大兴、房山都超了2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四是制约因素多。客观地看，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水、土地等资源制约，融资难、资金外流等资金制约，市场制约等等。从主观发展看，主要是来自于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思想制约，体制机制制约。
二、促进河北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举措
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发展实际，当前推进河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应重点实施如下政策举措：
1.壮大县域工业规模实力，强化对县域经济的主导作用
加快工业聚集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推动项目向聚集区投放、企业向聚集区集中、生产要素向聚集区汇聚。促进聚集区建设与县域主导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加快培育产业关联度大、企业依存度高、市场竞争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支持企业申报驰名商标、名牌产品和地理标识，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名片和品牌。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市）要以增强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层次为重点，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工业基础薄弱的县（市）要以壮大规模和优化结构为重点，突出抓好工业项目建设，做大做强工业聚集区，培育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努力实现由工业弱县向工业强县跨越。
2.强化县（市）城区和重点镇建设，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把城镇化做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和重要依托，推动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聚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构筑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支撑的新型县域城镇体系。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县域镇村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机制，开展城乡建设规划全覆盖试点。城镇建设要与市场建设、产业集群发展相结合，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3.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特色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建设。以优势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发展壮大一批经营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实现规模扩张。加快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到主产区建立专业化的原料生产基地，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打造一批农产品知名品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4.提升服务业规模档次，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强化要素供给和引导资金投入，壮大生产业，拓展生活业。围绕农业和县域工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加快发展以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科技、信息等为主体的农村生产业。大力发展农村生活业，加强村民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农村现代商贸流通网络和服务体系，重点抓好县城商圈和商贸重镇建设，积极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扶持建设一批集观光休闲、生活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示范村、示范区，逐步改变县域服务业规模小、档次低的状况。
5.壮大特色产业，推进特色县建设
发展县域经济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坚持走特色之路，着力构建“一城一品”、“一县一业”特色主导产业格局，真正使特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资源型县（市）要制定替代产业和经济转型规划，加大接替产业的培育发展力度，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原有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延长老工业的生命周期。积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要立足当地实际，集中有限资源，明确发展重点，规划新兴产业园区，实施重点突破。非资源型县（市）要加快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实现规模扩张，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引导县域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接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工业聚集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作用，集中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要增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围绕主导产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产业信息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城郊型县（市）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城市配套工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都市农业建设步伐。努力在装备配件、新型材料、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配套工业和建设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老保健、康复休疗、现代物流等新型服务业基地上实现新突破。要发挥城郊区位优势，率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要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拓展绿色空间，为吸引城市要素集聚提供优良环境。
6.加快推进扶贫攻坚，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以燕山-太行山和黑龙港两大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特别是环首都9个贫困县为重点，采取倾斜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增加扶贫开发投入，着力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积极推进产业扶贫，重点发展以设施蔬菜、设施养殖和高效林果为主的家庭增收项目。推进移民扶贫，对山区、坝上地区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就地难以脱贫的特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现易地脱贫。加大以工代赈扶贫工作力度，改善贫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增加贫困人口劳务收入。推动对口扶贫，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帮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重点村及革命老区，广泛动员民营企业、扶贫志愿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
7.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形成长效支持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激励性财政体制，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财政困难县、民族自治县乡的支持力度。发展“飞地工业”，支持两地政府间就产业转移项目协商建立指标统计、财税分成等共享机制。二是加强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建立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考核机制。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加快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鼓励各金融机构扩大县级机构的信贷审批权限，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县域涉农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县域贷款。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支持县级联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发展大型农用生产设备及林权抵押、合作社担保及其成员互保、农业龙头企业担保等担保贷款。探索水域滩涂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设施农业以及宅基地等抵质押贷款，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等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8.推进改革开放，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切实改进政府服务，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建立完善县（市）政务服务中心，推行“阳光审批”，完善“一站式”服务，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选择一批县（市）开展项目代办制试点，为投资者全程免费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事项。积极推进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实行网上审批、网上公开、网上监管。积极探索对县（市）经济发展、综合农业、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职能相近部门进行整合，提高执行力，形成精简高效的大部门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创新招商理念和方式，依托县域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集团）的战略合作，吸引技术水平高、发展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建立生产加工基地。支持县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参考文献：
摘要：本文以武陵山片区吉首大学为例，对地方高校广告专业人才培养如何服务于区域社会人才需求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了广告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基础，分享了广告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社会需求的实践与经验，最后提出了广告专业人才培养重新定位与创新思路。
关键词：地方高校 广告专业 人才培养 社会需求
2011年国家启动武陵山片区作为“十二五”国内率先启动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区，2012年吉首大学提出了建设服务武陵山片区的特色专业群建设，广告专业依靠多年服务区域社会的基础与积淀成为首批建设专业，并进一步开展了专业人才培养与区域社会需求对接的新探索。
一、广告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基础
1.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学管理与人才培养质量。相对地方高校而言，目前吉首大学广告专业建设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专业任课教师中，“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入选者2人，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1人，湖南省教学名师1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2人。由于注重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建设，近年来广告专业取得了诸多成果，如积极带领本专业团队与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共同协作，创造优秀的教学管理环境，使得本专业所在学院连续四年被评为吉首大学教学管理先进单位；学生专业素质过硬，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各种大赛中获得好成绩，学生就业率接近95%，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获得社会的良好认可；组织建设的佛山广告学实践教学基地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学实习基地；组织参与建设的湖南省精品课程《传播学概论》顺利通过教育厅专家验收。
2.注重专业学术研究和实践能力的良性结合。近年来，广告专业团队承担了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以及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奖3项。同时，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广泛参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旅游公司等部门的CI设计、项目规划及传播营销设计，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广告专业师生创作拍摄的电视艺术作品与广告作品先后获得80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20多部电视、广告艺术作品在各级电视媒体播出，现已公开发行了电视纪录片和专题片20多部。其中专业团队教师创作的《凤凰城印象》、《张家界土家风情》被列为中国驻外使领馆对外宣传广告片，译制有1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供对外宣传使用。
3.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抓好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现建设有民族影像传播研究所和现代传媒实验中心。2010年，现代传媒实验中心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该实验中心拥有平面广告设计制作室、苹果电脑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线性编辑实验室、广告摄影教学实验室、摄像教学实验室、演播室等7个教学实验室。其中苹果电脑实验室和非线性编辑室居全省同类专业实验室前列。在湘西州、长沙、深圳等地设有10多个实践教学基地和实习基地，其中，广东佛山广告学实习基地为湖南省优秀实践教学基地。聘请中南传媒集团、红网、佛山广告协会、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等各单位业界人士为实践指导老师。
4.整合资源提高效益，形成协办学同机制。一是与学院内部的汉语言文学、新闻学专业进行积极合作，在课程上、资源上形成良好共享机制。其次是积极与学院以外的美术学院、商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进行积极合作。如在艺术设计课程、市场营销课程、文化创意产业等课程方面，广告学专业与美术学院、商学院等学院积极合作，形成师资共享良好局面。同时，在历届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织中，都是广告学专业牵头组织，积极发动和组织全校各学院特别是商学院、美术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参赛，形成良好的参赛信息共享机制与组织架构。
二、广告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社会需求实践与经验
1.整体经验。吉首大学广告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社会需求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注重专业发展的普适性与地方性相结合，强调专业办学路子的地方性特色。第二，注重师资团队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强调师资能力的实践性品格。第三，注重教学资源的集成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强调专业内外的开放性互动。第四，注重学生能力的技能性与创意型相结合，强调培养学生思维的创意能力。广告专业秉承学校开放性办学的基本理念，顺应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专业师资力量和优秀学生团队为核心，积极与大湘西地区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广泛开展广告制作与广告策划业务活动，在重大节日、重要活动的方案策划、形象宣传、品牌推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2.为地方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参考或承担具体工作。充分利用专业优势，将科研、教学成果转化成服务地方民族文化发展的资源，为地方民族发展提供了各种有效智力支持。如本专业团队成员担任了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专业团队成员挂职吉首市市长助理等职务，着重协助管理吉首市文化、旅游发展事务；团队还参与承担了《吉首市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规划（2012—2020）》、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的编制等工作。
3.为地方政府各种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积极参加区域政府部门的各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建设策划与实施工作，如积极承担湘西州政府“特色村寨、古村落保护调查研究”的具体项目；承担湘西州政府做CI系统标识；承担湘西州政府“导游员民族文化培训”的教学指导工作；承担吉首市“旅游标识牌”的设计与制作；参与湘西州委、州政府“十二五文化强州战略方案”的制定；参与湘西州“旅游广告语”的最终评选；参与吉首市“市树、市花、市鸟”的最终评选；参与吉首市“城市品牌标志”的最终评选。专业团队创作的《凤凰城印象》、《张家界土家风情》被列为中国驻外使领馆对外宣传广告片，译制有1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供对外宣传使用，为武陵山民族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4.为区域文化企业、旅游公司提供决策参考或智力支持。积极参与旅游开发的各项项目，且发挥了实际作用，取得良好效果。本专业的教师团队带领学生在芙蓉镇景点圈、德夯景点圈、乾州古城景点圈、里耶景点圈等景区的开发与创意中，都承担具体工作内容。如组织策划了吉首市吉凤工业园开工典礼、韶山领墅广告大赛、芙蓉镇形象设计大赛、边城醋业广告设计大赛、州气象局的园林规划等项目。团队教师带领学生承担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情韵桃花源”、“烟雨张家界”两台节目演出的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三、广告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社会需求的重新定位与创新思路
1.根据区域社会需求为导向，重新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紧贴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现实需要，围绕武陵山区域旅游、民族文化产业等地方产业群发展实际开展教学和科研服务工作，积极探索专业群建设的机制与体制；加强专业与专业、专业与地方政府、专业与区域企业间协作，发展以“项目教学”为核心的广告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校企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长效合作机制。
2.积极探索共享创新机制，加强专业群建设的机制与体制建设。积极促进广告专业与汉语言文学、市场营销学、文化产业管理、艺术设计、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沟通与协作，探索建立该专业群在教学、科研、实验等方面资源共享机制，提升专业的整体办学水平。将广告专业示范性建设与改革中的先进教改理念、校企合作的经验和做法等通过学习交流，影响到专业群中各专业、各位老师，推动专业群的整体改革，带动专业群建设，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3.做好区域人才需求调研，提升专业人才培养针对性与规格。做好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对广告人才需求调研工作，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及职业资格标准，组织企业相关岗位管理人员进行共同研究分析，明确培养岗位、工作任务、任务领域及能力需求，再根据能力要求进行归类，形成满足于武陵山区经济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体系，加强教学手段与方法革新，培养具有系统的广告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在武陵山片区文化传媒业、旅游业、信息咨询行业、文化产业等部门从事广告经营管理、广告设计、广告创意、广告营销策划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创新性专门人才。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方面，在专业课程和部分专业基础课程中，按照武陵山区对广告专业人才的能力和规格要求，实施课程体系的改造，使每一个教学内容都能培养一种职业能力。
4.推动区域协作，抓好专业综合实践教学平台和“产学研”建设。产学研合作可以通过学校的优势学科服务地方，培养锻炼一批掌握前沿、具有解决科研与工程实际问题能力、可以进行创新性教学的人才梯队。广告专业在原有系列实践教学实践基地基础上，积极与湘西州电视台广告部、德夯旅游公司、芙蓉镇景点圈旅游有限公司、一鸣广告公司等单位合作，建立3个专业综合实践教学平台，积极探索实践教学体系新模式。针对武陵山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申报一批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和科研课题，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并积极促进研究成果的社会服务转化。同时积极推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展选题研究。
5.抓好专业改造工作，推出系列特色课程与特色教材。重点结合武陵山片区传媒产业、民族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需求，加强广告专业改造。在加强已有的主干课程的基础上，针对性设置《旅游广告策划》、《文化产业广告营销》、《民族文化广告创意》等特色课程与教材体系，调整与充实教学内容。在遵循广告人才培养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根据武陵山片区广告人才的特殊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建设期内出版与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特色教材3部以上。
参考文献：
[1]姜正国，盛正发.以产学研合作促进新建本科院校学科建设[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1）：141-144
关键词：西北农村回族妇女；反贫困；平等性别意识缺失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081-04
贫困是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之一，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共管辖七县一市）为例，该州所属的七县（包括临夏县）自1987年后一直到目前被国家列为贫困县，截至2007年，全州有87.78万农村贫困人口（其中绝对贫困人口23.81万人、低收入人口63.97万人）被确定为扶贫对象，农村贫困面达52.52％。贫困的大面积存在及其消极影响是阻碍西北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反贫困已经成为西北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首要关注的问题。而在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以及学术界往往从地理空间、阶层或民族上对贫困进行划分和考察，对贫困现象寄予性别视角的关注和探讨力度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除贫困的步伐，降低了减贫的效率。事实上，与处于共同贫困背景下的当地回族男性相比，西北农村回族女性的贫困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本研究通过抽取了50位临夏县麻尼寺沟乡回族妇女个人和她们的家庭做了相关问卷和深度访谈，来具体探讨分析该乡回族妇女反贫困问题中的致贫因素，为她们和与她们境况相似的西北农村回族妇女的进一步反贫困提供具体的依据。
1.西北农村回族妇女反贫困中的致贫因素分析
此次调查研究为国家项目《西北农村回族妇女反贫困问题及对策研究》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在临夏县麻尼寺沟乡选取了唐尕村和麻尼寺沟村的50位已婚穆斯林（包括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妇女（包括离异和丧偶），对她们的基本情况，24小时社会性别活动量及活动范围情况，当地男女对宗教活动、社交活动、家庭事务的参与状况，当地青壮年回族妇女文化素质和相关反贫困的问题进行了问卷和深度访谈。通过调查，研究者认为临夏县麻尼寺沟乡回族妇女贫困的致贫因素大致为以下几类：
1.1 反贫困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生态条件差
临夏县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总人口37.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79万人，占总人口的96.6％，总面积1 212.4平方公里，总耕地37.62万亩，其中水浇地18.33万亩，山旱地19．29万亩，人均耕地1.05亩。全县海拔在1 735~4 636米之间，年降雨量501.7毫米，年均气温6.3℃，无霜期152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蚕豆、洋芋等,油菜籽、胡麻、蕨菜在经济作物中占重要比例。该地区地势较高，无霜期短，积温不足，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单一，经济基础薄弱，目前，尚有8.24万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是国列、省列贫困县之一。麻尼寺沟乡位于临夏县最西端，乡自然生态条件在临夏县处中下之列。
在调查中，许多的妇女也谈到：“前几年其他的地方搞蔬菜大棚的时候，我们县上的干部到我们乡上，要我们盖大棚，种反季节菜，我们按照乡上的干部说的盖了蔬菜大棚，种上了要求的菜，菜也长出来了，最后还是也罢了。我们地方凉，等到我们的大棚菜长好了能卖的时候，热地方上的菜全上市了，便宜得很，我们的大棚菜就贵得没人买，大棚种蔬菜在我们这个地方做不成。”从这个个案就反映出自然生态条件差的不足，就直接导致许多的反贫困措施的失败。
临夏县作为国列、省列少数民族贫困县，自然生态条件不佳，是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调查地麻尼寺沟乡全乡耕地总面积20 187亩，其中山地15 083亩，占耕地面积74.7%，人均耕地1.01亩，并且由于人口变动，有些贫困户人均只有半亩地，甚至更少（在调查中有一家8口人只有3亩地），人多地少。而且县境内矿产资源匮乏，调查地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水电厂和砖瓦厂可以为一些妇女提供打零工的就业机会外，基本没有工业产业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在调查中一些妇女认为她们贫困的原因有：“我们地方人多地少，地方上没有厂子，下面有些砖瓦厂，媳妇们可以出去干些活，我们这儿没有出活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媳妇们除了干些体力活外，什么活也干不了”，“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出产，除了河里的沙子可以卖，再没东西；我们这儿也没有企业，人们就种些庄稼，地少得很。我们媳妇们出不去，男人们夏天挖些冬虫夏草，冬天就坐在家里；政府什么帮助也没有；我们这儿的人思想封闭，不开放。所以就是受穷。”。所以，这种自然生态的缺陷，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低下，县穷民贫是基本县情。
1.2 反贫困和发展的主体――人口（劳动力）结构不平衡
临夏县麻尼寺沟乡人口结构不平衡。人口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结构［1］。在此，研究者对甘肃省全省和临夏县麻尼寺沟乡人口结构中的年龄结构（自然结构）、文化教育结构（社会结构）的数据做个比较。
从（表1）可以分析出，临夏县麻尼寺沟乡人口结构和全省的人口结构比较有以下的特点：该地区人口再生产类型还处于转变过程之中，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未来一个时期人口增长的势头仍然强劲。劳动力增长快对贫困问题发生的影响主要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土地严重超载,提供出来的食品分配到每个村民手中越来越少,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低下。在调查中，研究者深切地感受到，调查地区代际年龄差小，一般女孩子在十七八，甚至十五六就出嫁，在二十岁几就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当大城市一些三十五六岁的女性为自己的学业、事业积极努力的时候，这些农村早婚的回族妇女却扮演着奶奶或者外婆的角色。在访谈中，研究者问一位三十五岁的妇女是否愿意参加扫盲班学习文化或参加培训外出打工时，她则回答：“我都是当奶奶的人，我已经老了，学文化个人（自己）学了，学了也没有用。我也不参加培训，我出去打工，丈夫和儿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同意，放着他们男人们不出去，我一个老奶奶出去，人们笑话死呢！”
调查地区群众文化构成水平低，群众的文化素质制约着地区的发展。麻尼寺沟乡总户数总人口18 845人中，六周岁以上人口数为17 284人，其中识字人数为6 356，占总人数的37%，不识字人数为10 928人，占总人数的63%，其中15岁以上不识字人数为9 200人；六周岁以上人口中没有上过学的有10 909人，占总人口的63%，扫盲班82人，小学文化程度5 252人，占总人口的30%，初中814人，占总人口的5%，高中和中专218人，占人口总数的1%，大专以上的只有9人；在我们调查的50位样本中，只有1个高中生（还是从甘肃静宁嫁过来的媳妇），一个初中生，五个小学三四年级文化，其余的都是文盲。这样的文化教育状况，真是让研究者痛心，也让我们对她们反贫困前景堪忧！许多妇女认为贫困原因：“我们这里的人书念的少，给公家干事的人少，我们体力劳动的多，脑力劳动的少。”对女性教育问题，调查地区的人们普遍的观念和行为：“尕妮哈（姑娘）迟早是人家的人，让姑娘念几年书，睁睁眼睛就行了。”能把姑娘送进学校的大门已经是有责任的家长了。义务教育法在这儿形同虚设，这儿的女性重蹈着出生、被抚养（养活）、出嫁、为人母的单线生活。她们走不出大沟，即使走出去大沟，她们也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世界。
由于没有基本的文化，调查地区的相关文化素质很低。在调查样本中，没有一位妇女参与过乡上举办的技能培训（地膜种植技术、裁缝技术等）。有一位妇女曾经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养鸡场，但最终由于不懂技术等原因，养鸡场也中途夭折。妇女们目前壮胆能做的事就是家庭育肥牛、羊，她们认为这个项目自己有能力作好。有一位家庭条件较好的妇女想利用当地丰富的妇女劳动力办个地毯加工作坊，后来她只能对谋划望而却步了。一是自己没有文化，担心没能力联络销售门路，二是地毯加工也是个技术活，当地丰富的妇女劳动力没有文化，拿不下这样的活。所以，文化素质低这个根本的原因，不仅让当地妇女走不出大沟，甚至制约着妇女们在本地的发展。
1.3 反贫困和发展的保障――国家发展和职能的失衡
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家，中国以为标志，启动了现代化，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过程，并一步步走向现代化。我国已故现代化理论大家罗荣渠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3］。反贫困理论中的资源贫乏说认为国家片面采取以工业化发展为重点的模式是贫困的根源。认为国家普遍把资本、资源集中于城市工业,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造成农业资源贫乏,加剧了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农村持续贫困的直接原因。我国就是走了这样的道路，所以，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尤其突出。所以，地处西北一隅的临夏县也逃脱不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由于东西部自然地理环境和位置的差异，原有经济基础的不同，国家预算内投资的地区倾斜差异和给予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大量优惠政策等因素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东西部地区在制度演进上的差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西部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制度结构也不能持续演进［4］。所以，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东西部差距不断拉大问题也使西部反贫困问题进入了一个不良循环之中。而处于这个体制之中的西部农村（包括临夏县麻尼寺沟乡）的发展不可避免体现着西部后进的发展轨迹。
中国的扶贫运动是由政府直接主导的，尤其是中央政府更是承担了最主要的责任，它通过巨额的资金投入、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广泛的社会动员等来实施着扶贫计划。例如：对口支援，先进扶助落后等。在扶贫的内容方面，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种养业生产，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到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卫生扶贫、生活救助，等等，扶贫运动几乎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人口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扶贫中强调开发式扶贫等。中国的扶贫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但扶贫的局限性致使无法根本解决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例如：西部贫困人口基数巨大，政府的投入是杯水车薪而已。而且在中国的扶贫实践中，程序的官僚化、工作人员能力的局限性及相关机制的不健全，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造成了损害。许多的扶贫是输血性扶贫，而不是造血性扶贫，这样的结果就是根本无法根治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通过一些措施扶贫了的贫困人口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返贫。
1.4 反贫困和发展的环境――平等性别意识的缺失
自然生态条件差、人口（劳动力）结构不平衡、国家发展和职能的失衡是造成西部农村男女贫困现状的共同原因，而平等性别意识的缺失则是西部回族妇女反贫困和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研究者在调研过程中深切感受到“文化贫困”、“观念贫困”、“生活方式贫困”等现象在当地回族妇女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对走出去就业，许多的当地妇女谈到：“外面，媳妇们出不去，媳妇们要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要做庄稼，就是媳妇们要出去，家里的也不允许媳妇们一个人出去，教门上也不合适。除非男人出去时媳妇跟上，做个饭。要是个人自己出去，男人们腿子打断地哩，家里还不要，娘家也回不去。” 当地妇女被动沿袭着早婚早育的习俗，承担着传宗接代任务，没有自我意识地过着制造贫困的生活方式。
在整体贫困的大背景下，当地回族妇女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由于歧视性的性别观念、性别分工、性别关系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和制约，她们的家务劳动不仅得不到承认和肯定，而且也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生产劳动所得。当地回族妇女对家庭里仅有的一点儿财产的拥有权、支配权和继承权的丧失，在家庭和社区决策与管理中的低参与程度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回族妇女参与家庭建设及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且进一步强化了其自抑、自卑、自我封闭、依附被动等消极性格特征。这从她们的自称与他称中可见一斑：当地农村回族妇女一般婚前自称“某某的女子”或“某某的妹妹”，婚后一般自称“某某家里的”或“某某屋里的”，年岁大了以后又自称“某某（儿子姓名）的妈”；别人一般也这样称呼她们。她们甚至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的身份不能确认，当有人在门外问话“家里有人吗？”她们普遍的回答是“没人”。事实上，当地回族社区现行的充满歧视与偏见的性别原则早已深深内化为回族女性自身思想观念的一部分，构成她们自我觉醒，积极进取的内在障碍。而认识与克服这种阻力的难度，不亚于来自男性社会的压力，甚至超过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与歧视，因而更具限制性。
2.对策建议
2.1 因地制宜地发展反贫困经济项目，将西北农村回族妇女的反贫困要求纳入到具体的项目规划和实施中
以临夏县麻尼寺沟乡为例，虽然该地地势较高，无霜期短，积温不足，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不适宜大棚蔬菜的种植。但该地植被较好，境内有三岔坪、石门滩等自然旅游景点，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空气清新，风景怡人。有远近闻名的五山池，海拔4250米，大旱不减，大涝不溢，为当地一大奇观，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老鸦关河流经该乡，水能资源丰富，而且山泉处处可见，有发展高寒阴湿地区冷水鱼养殖项目的基础条件。所以，我们在具体的地区反贫困的思路上，避开发展的不良因素，挖掘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具体的发展项目中，把妇女的反贫困要求考虑进去。例如，在临夏县麻尼寺沟乡发展农家乐、旅游业、养殖业等项目时，妇女就可以避免和传统文化进行激烈冲突，就地发挥女性的特长，积极参与反贫困的发展项目。
2.2 确保完成义务教育，开展多种技能培训，加强西北农村回族妇女反贫困的自身能力素质提升
针对反贫困和发展的主体――人口（劳动力）结构不平衡，尤其是妇女文化素质低下的问题，研究者认为大力普及和发展教育是唯一的出路。对西北农村回族妇女教育，首先真正要普及义务教育。在普及义务教育中要加强《义务教育法》的法律神圣性和执行严肃性，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严格贯彻到教育部门、基层政府和村民的认识和行动中去，保证西北农村回族妇女义务教育的有效完成；其次，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加大对西北农村回族妇女的实用技艺的培训，而这种实用技艺应该和当地的发展项目相联系。如当地发展农家乐，就应该培训一些餐饮、服务方面的实用技术，使她们能够通过技艺进行反贫困；还有，研究者认为应该通过修改民族地区自治法相关条例，提高男女初婚的年龄，这样就可以减少早婚、早育，增加代际年龄差，使西北农村回族妇女更多地投入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中，而不是过早地承担母亲和奶奶的角色。
2.3 进一步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改善国家扶贫工作的水平和效率
我国逐步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对“三农”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逐步在缩小国家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差距。而且国家把目前中国东西部差距不断拉大问题也置于影响中国整体发展的战略问题，所以，国家社会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是促进西北农村发展的基础。
而在国家的具体的扶贫工作中，在加大政府的投入的同时，应开拓其他的投入渠道，如：国内外的民间组织、企业等。精简目前的扶贫机构和工作程序，提高扶贫工作人员能力和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把扶贫资金最大化地使用在扶贫事业中。在扶贫性质上提倡造血性扶贫。
2.4 培育西北农村回族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和自主、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
因此西北农村回族社区妇女反贫困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让该社区回族妇女的人格与精神“站立”起来。具体作好社会性别培训工作，让当地回族群众真正认识到现存的性别意识、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并不是男女生理特点所决定的，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基础上，让当地回族群众，尤其回族妇女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回族传统文化赋予她们的神圣权利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权利。逐步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和自主、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
基金项目：论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农村回族妇女反贫困问题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资料来源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甘肃公报和临夏回族自治州手工汇总主要数据。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宋志国，肖岳峰.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J］，经济师，2004，（06）.
［作者简介］马东平（1973-），女，回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关键词:本土就业;少数民族妇女;海南
中图分类号:F24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089-02
就业是我们透视女性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女性就业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引发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就业问题既是各个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的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妇女就业是研究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就业问题研究可谓少之又少。海南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岛的中南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包括三亚、通什、东方三个市和琼中、保亭、白沙、陵水、乐东、昌江六个自治县[1]。人口以黎族、苗族、回族为最多。由于就业的范围广泛,海南又是一个海上岛国,无法对任何少数民族妇女的就业做出全面的调查,因此,我们选取了她们的本土就业作为我们研究的就业范围。所谓本土就业是指以本省为就业范围,以在本省从事生产劳动,与任何雇佣一方合作,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法定的劳动年龄内(年满16周岁),依法从事某种有报酬或劳动收入的社会职业称为本土就业。在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些少数民族妇女的就业方式,生活状况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
从诸多就业单位,像制造业、电力、商业、教育等部门来看,据当地统计局资料显示,使用农村妇女劳动力的从业人员琼中地区只有334人,五指山市仅为169人,保亭地区则为0。其中农村少数民族妇女只占到大约30%[2]。农村妇女的就业一般集中在哪里呢?餐饮业、旅店业、家政服务业、环卫工作等服务部门是当前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主要就业渠道。尽管如此,他们的收入却是比较低的。五指山市就业局局长卓振鸿告诉我们,在五指山地区的这类部门劳动力的工资待遇每人每月大约从300元~500元不等,而且食宿自己解决。三亚市为海南省的主要旅游景点区,这些部门的妇女就业收入也仅为700元~800元左右,而在保亭地区,其收入在400元~600元之间徘徊,且都不包吃住,必须自己负责。保亭市就业局局长李晓峰告诉我们,保亭地区的农村少数民族妇女在当地的环卫工作上找到了自己的就业路子,但是她们的工资也在700元~800元左右,除去个人吃饭、住宿等开支,能到妇女手上的剩余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在农村少数民族妇女中还有另外一种提高收入的途径,就是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织锦是最主要的通过手工制造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她们以合作的形式,以政府的扶持为基础,集中起来,统一分工。这部分收入可以获取到800元~2 000元不等。其他的就是发展新型农业,像种植橡胶、养殖蜜蜂等,既是农村妇女的主要劳动依据,也是她们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
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大力度扶助农村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其速度和质量的水平都有限,与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所应当具备的硬件设施还有相当的距离。虽然不能以农村妇女的就业来说明一个地区是否发达,最起码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发达省市所应考虑的参考标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加快,整体的工资待遇水平在上升,而在她们中还存在300元左右的薪资待遇,这与社会发展的步伐格格不入。
1.地方经济财力不足,妇女就业渠道贫乏。据各地方统计局资料显示:如五指山市2004年GDP为6.9亿元,而2007年GDP为7.4亿元,三年的时间仅上升了大约7%。2007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6 054万元,其中乡镇一般预算收入635万元,仅占到全部可用财力的11%。琼中地区相对而言产业更加单一,2007年GDP仅为6.26亿元,不足全省的1%。三亚地区相对较发达,产业多,人流量大,其2007年GDP达到了108.9亿元,全市地方财政收入100 947万元,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一般预算收入97 338万元。保亭虽与三亚隔得很近,但是其发展却不及三亚的一半,2007年GDP为7.9亿元,全县地方财政收入为5 211万元,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一般预算收入为3 434万元。
2.受教育程度低,妇女就业能力有限。依海南省统计局资料表明:如五指山市,小学当年招生1 773人,当年毕业2 109人,当年初中招生人数2 303人;而琼中地区,小学在校学生15 156人,初中在校学生7 801人,高中在校学生则仅为1 154人。三亚市,小学在校学生7.91万人,初中在校学生32 724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10 328人,全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7 978人。保亭地区,普通小学在校生10 505人,全县初中在校生6 800人,高中在校生1 457人。小学、初中本来入学人数就少,到了高中竟然不及初中的一半,可见其受教育的普遍性和升学率的低下。这些数据还是针对整个市镇的,而对于农村的孩子上学率更低,妇女占有的分量更是微乎其微。
当今的农村妇女生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要发展于21世纪,这几代的落差,时代的巨变,何以为她们缔造一个受教育的平台,接受的能力,实践的方式,教育的普及程度,农村扫盲教育等的不切实际,就直接造成了海南农村妇女这个人群的落后,就业的难度可想而知就更加艰难了。
3.就业扶贫工作力度不够,妇女从农业中获取的劳动就业收入有限。据各地方统计局资料说明:如五指山地区,2007年,利用各种扶贫资金,硬化乡村道路13条,长9.5公里,受益农户1 283户、5 416人;琼中地区,年末从业人员9 066人(不含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比上年末下降0.61%。年末全县在岗职工人数达8 672人,比上年下降1.02%。2007年,三亚市用于三农方面的财政性投入达1.6亿元。而提高农业收入的扶贫资金为无。农民依靠的是土地,土地变不出钱就只能贫穷。地方大力加大扶贫的范围,可是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扶贫又有何意义呢?
从以上数据看出,就业扶贫项目大都集中在城镇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拓展农村就业的扶贫渠道可以说非常之少,因而,农民从农业中就业获取劳动就业报酬的渠道就归于无。扶贫是政府要加大的力度,特别是农村的就业扶贫更是应该重点关注。有了良好的环境没有提高收入的途径,那么一切都只是空谈。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如何带动农村妇女的就业,对地方政府的工作来说任重而道远。
4.传统的固守思想文化,成为阻碍农村少数民族妇女转移就业最主要的意识关卡。在海南各民族中,黎族是最早的居民,其先人创造的新时期时代中晚期文化遍布全岛各地。然而,由于海南地处边陲,中原文明辐射到这里很晚。生产上,黎族在旧石器时代一直以“火耕水耨“为主,兼营纺织、制陶等家庭手工业和狩猎、采集,已经封建化的地区风化为个体生产,“合苗制”地区则实行“共耕”[3]。古老的黎族并无文字,其文化都是通过风俗习惯反映出来,是一种典型的习俗文化。黎族文化在人们心理积淀上,表现为平均主义思想和习于封闭、安于守成、因循守旧的怠惰心态,与世无争,满足于自给自足,轻视商品生产的意识。
苗族从明代嘉靖年间算起,落籍海南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自来到海南,他们就过着以烧垦为主、兼营狩猎和采集以及纺织蜡染家庭手工业的经济生活[4]。生产斗争中,苗族人民也创造了许多技术和文学艺术,诸如蜡染及民间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等。从苗族文化的形成和其内核表现来看,这是一种习俗文化与泛神论文化的结合体。由于生产方式的决定和文化的折射,人们形成了一种“住山靠山”的安于守成的依赖心理,观念中有很大的封闭性,无商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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